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南京大学化学系戴安邦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戴先生有几个助手作为副导师协助指导，其中游效曾老师1991年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的副导师是陈荣三老师。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学生运动骨干分子、浙江四明山游击队队员、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奖人、81岁高龄入党…..
投身革命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
陈老师是浙江德清人。他父亲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和戴安邦先生是同学。我看过陈老师小学时候，梳着小分分头，穿着西装皮鞋的照片。
1946年他进入了当时还在上海的暨南大学, 并在大二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雷社”不久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沈崇案。在上海地下党乔S、吴XQ领导下，陈老师参加了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并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学籍也被校方开除, 遂化名陈微芒，先在嘉兴一家化工厂做练习生待命，经上海地下党安排进入四明山区加入浙东三五支队，后又至姚虞县虞东区参加游击战争。回忆这一段历史时，陈老师说，“我一到游击队就定为连级，直接领导人是后来担任浙江省省长的薛J。当时给我发了一把手枪。第一次打仗时，我的眼镜就掉了。那时候也没法配。后来每次参加战斗，我就拿起枪，凭着感觉’呯呯’放枪，也不知道有没有打到敌人，幸好我没有受过伤”。
1949年，浙江解放后，陈荣三老师担任了浙江省上虞县教育科科长。他心里想的还是继续他的大学生涯。当时暨南大学已被并入复旦、交大等校。他到交通大学化学系继续他的学业，然后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当时正在对四明山游击队的人员进行审查，他被关起来进行审查，查了半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党也没有入成，交大化学系也被调整到复旦去了。他在复旦继续读书，直到1956年毕业。这样一来他的大学总共花了10年时间，读了三所大学。
戴安邦先生的 “嫡系”
1956年，陈荣三老师从复旦毕业。在顾翼东先生推荐下，到南京大学攻读戴安邦先生的研究生，1960年毕业。当时和他一起从复旦过来读研的还有后来担任南大化学系主任的杨昌正老师、我的博士生副导师章蕙珠老师。她的导师是当时南大唯一的学部委员李方训先生。
在戴安邦先生悉心指导下，陈老师老师多年从事硅酸聚合理论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
1964年匡亚明校长在南大进行了文革前唯一的一次规模性的中级职称评定。陈荣三老师和我的本科论文导师陈懿老师(后来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起晋升为讲师。戴安邦先生后来的另一个重要助手、1991年当选为学部委员的游效曾老师是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晋升为讲师的。在1978年南大研究生招生简章上，他的职称还是助教。他也创造了13年内从助教晋升为学部委员的奇迹。
陈荣三老师和戴先生一起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讲和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南大历史上， 这项二等奖是在2006年闵乃本先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以前获得的最高等级国家自然科学奖。三名获奖人，陈老师位于戴先生之后名列第二, 名列第三的获奖人后来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79年，新加坡出版了一本书“中国科学30年”，介绍了新中国的主要科技成果，”硅酸聚合理论”也被收录其中。陈老师后来继续在这方面和其它领域进行研究，又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曾获国家奖3项，省、部级奖7项，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其中40余篇于离休后发表），并翻译、编著书籍15本，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在浙江四明山的那段经历，陈老师和匡亚明校长关进了同一个牛棚。他后来自嘲说这是他生涯中得到的最高级别待遇。所不同的是陈老师的家人可以来看望他，而匡校长是不让与外界接触的。不幸的是陈老师的爱人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自杀去世了。
1975年，陈老师被派到生物系讲授无机化学，张树成老师讲授分析化学。南大医学院首任院长张祖暄老师那时候是陈老师的助教。陈老师和张树成老师合作编写了“无机及分析化学”讲义。 后经补充修订，陈荣三教授主编、黄孟健教授等人参编，在1978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我国第一次把无机化学四大平衡和分析化学四大滴定融合的创新教材，后也成为全国高等学校生物系及农医等院校相近专业通用教材。1998年《无机及分析化学》第三版问世，该书的总累计加印数已超百万册。此书还是“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这部80万字的教材已更新至第五版。由于生物及相关学科发展的需要，以及全国读者对这本书的厚爱，在教育部有关部门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全国许多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西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数十所高校任课教师成立了“全国高校‘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建设与教学研讨会”。研讨会先后举办过五次。 从第三版起，陈老师在主编一栏隐去了自己的名字，改为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的字样，只在序言中明确了自己策划、统稿的责任。
1978年，文革结束后， 南大成立了络合物研究所，后来又更名为配位化学研究所。戴先生带着他的几位得力助手，在配位化学的几个主要领域进行研究，兵强马壮。1985年，评正教授的时候，无机化学专业有7个人申报。单独拎出来，每个人教学科研都很厉害，分量都很足。戴先生和陈老师说，你既然是我的嫡系，就先让一下吧。下一轮把你放在第一个。最终，那一年无机化学专业一次上了5个正教授，这差不多也是南大历史上创纪录的多了。
第二年陈老师和我太太的研究生导师罗勤慧晋升为正教授。到1990年陈老师申报博士生导师的时候，已经超过60岁了。这也是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最后一次全国性遴选博导。在南大校内投票时陈老师得了全票。罗勤慧老师也以超过半数通过。南大要去开会的研究生院副院长来征求陈老师的意见，说已收到文件，一般情况下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只能报一个人。你是超龄破格，罗老师虽然也够格，但是排在你后面。你的意见，要不要一起报上去？陈老师说，“罗老师今年59了。这次赶不上，下次也超过60了。一起报上去吧。”结果到了北戴河开会时, 凡是一个专业报两名的先把超龄的砍掉。这样，陈老师失去了他最后一次遴选博士生导师的机会。作为戴先生的副导师，他一共协助指导了得名博士生。其中我的师兄毛延曾经获得”中国化学会优秀青年化学家奖”。
关心学生的好老师
我是1986年到戴先生和陈老师这儿读博士的。戴先生经常到组里来召集我们开会讨论课题进展情况。戴先生有时会问一些很尖锐的问题。1987年，第25届国际配位化学会议在南京举行，戴先生是大会主席。有一天，戴先生将我们召集在一起，让我们演读将要在会议上宣读的论文。陈老师先来。他讲完后，戴先生马上严肃起来：“你父亲当年和我在金陵大学同学时，英文比我强多了。你的英文发音怎么这么不准呢？”“我大学念了一年就上山打游击去了”。他刚委屈地申辩了一句，就被戴先生打断了：“不管什么理由，你是教授，要给学生做出表率。”戴先生走后，陈老师朝我们两手一摊说；“戴先生就是这样，一点情面也不给。”
陈老师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从学习生活各方面关心他们。他把我们每个学生的个人情况都了解得很清楚。我们有什么事情也都愿意跟他讲。
我们组有三位老师。有一年，组里招了两名硕士研究生。组里的课题都是大家一起讨论的。三年之后，这两位的硕士论文写出来了，都写着导师陈荣三。陈老师对其中一位说，你的导师不是我，是组里另一位老师。
陈老师喜欢吃零食。他的抽屉里经常有一些小吃。晚上我们习惯到实验室去。肚子饿了，就打开陈老师的抽屉找吃的。陈老师好像从来都不知道他抽屉里的零食少掉了，一次也没有提过。
我父亲当时经常到南京来出差。他知道陈老师非常关心我们学生，就去拜访了陈老师。他后来回忆起这次拜访时说,“我感觉陈老师就是我的一个兄长。”后来他来南京，差不多每次都要去拜访陈老师。有两次，是他到陈老师家打电话到我宿舍楼传呼电话，告诉我到南京了。
我另一个师弟的父亲是江苏省大丰市教育局局长。他以教育局的名义邀请陈老师去大丰指导高中生化学竞赛。当时我已经毕业工作，陈老师就带着我一起去了。吃饭的时候，我看见一盆像粉皮一样的东西。我和陈老师都不认识。我问旁边接待的老师这是什么，那个老师告诉我是鱼翅。我就转头告诉陈老师，这是鱼翅。陈老师才吃了一口，这盆鱼翅就被撤掉了。晚上，我师弟的父亲问陈老师吃得怎么样啊？陈老师说，都挺好的，就是鱼翅撤得太快了。
80年代中后期，陈老师担任江苏省化学化工学会教育委员会主任，负责指导江苏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89年，江苏省海安中学有一位叫王庆根的学生在江苏省竞赛时，卷面成绩很好，但是实验不行。竞赛委员会好几位老师不同意他参加全国决赛。陈老师力排众议，认为这个学生基础知识很扎实，实验不好是因为缺乏训练。他建议给王庆根单独指导，进行实验训练。后来王庆根填补了江苏化学奥赛金牌的空白。王庆根感谢南大对他的帮助，谢绝了清华北大的保送机会，选择了在南大就读，后来在斯坦福获得博士学位。可惜的是2012年王庆根在美国弃世而去。
81岁高龄入党
自参加革命已经六十年了，陈老师仍不忘初心，在2007年5月写入党申请书，终于在81岁时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的一位计算机系的校友，父亲和陈老师是高中同学。他知道，陈老师的光荣历史。当我告诉他陈老师，是八十多岁时的新党员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在他的心目中，陈老师才是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她的导师是当时南大唯一的学部委员李方训先生”，这话恐怕不准确。
李在1955年入选学部委员。他是“当时南大唯一的学部委员”吗？
南大应该还有其他的学部委员。比如，当时的校长潘菽。
56年心理系不存在了。但是，潘仍在校长位子上，直至郭影秋调来。
郭大概在反右以后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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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南京大学化学系戴安邦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戴先生有几个助手作为副导师协助指导，其中游效曾老师1991年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的副导师是陈荣三老师。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学生运动骨干分子、浙江四明山游击队队员、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奖人、81岁高龄入党…..
投身革命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
陈老师是浙江德清人。他父亲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和戴安邦先生是同学。我看过陈老师小学时候，梳着小分分头，穿着西装皮鞋的照片。
1946年他进入了当时还在上海的暨南大学, 并在大二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雷社”不久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沈崇案。在上海地下党乔S、吴XQ领导下，陈老师参加了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并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学籍也被校方开除, 遂化名陈微芒，先在嘉兴一家化工厂做练习生待命，经上海地下党安排进入四明山区加入浙东三五支队，后又至姚虞县虞东区参加游击战争。回忆这一段历史时，陈老师说，“我一到游击队就定为连级，直接领导人是后来担任浙江省省长的薛J。当时给我发了一把手枪。第一次打仗时，我的眼镜就掉了。那时候也没法配。后来每次参加战斗，我就拿起枪，凭着感觉’呯呯’放枪，也不知道有没有打到敌人，幸好我没有受过伤”。
1949年，浙江解放后，陈荣三老师担任了浙江省上虞县教育科科长。他心里想的还是继续他的大学生涯。当时暨南大学已被并入复旦、交大等校。他到交通大学化学系继续他的学业，然后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当时正在对四明山游击队的人员进行审查，他被关起来进行审查，查了半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党也没有入成，交大化学系也被调整到复旦去了。他在复旦继续读书，直到1956年毕业。这样一来他的大学总共花了10年时间，读了三所大学。
戴安邦先生的 “嫡系”
1956年，陈荣三老师从复旦毕业。在顾翼东先生推荐下，到南京大学攻读戴安邦先生的研究生，1960年毕业。当时和他一起从复旦过来读研的还有后来担任南大化学系主任的杨昌正老师、我的博士生副导师章蕙珠老师。她的导师是当时南大唯一的学部委员李方训先生。
在戴安邦先生悉心指导下，陈老师老师多年从事硅酸聚合理论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
1964年匡亚明校长在南大进行了文革前唯一的一次规模性的中级职称评定。陈荣三老师和我的本科论文导师陈懿老师(后来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起晋升为讲师。戴安邦先生后来的另一个重要助手、1991年当选为学部委员的游效曾老师是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晋升为讲师的。在1978年南大研究生招生简章上，他的职称还是助教。他也创造了13年内从助教晋升为学部委员的奇迹。
陈荣三老师和戴先生一起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讲和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南大历史上， 这项二等奖是在2006年闵乃本先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以前获得的最高等级国家自然科学奖。三名获奖人，陈老师位于戴先生之后名列第二, 名列第三的获奖人后来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79年，新加坡出版了一本书“中国科学30年”，介绍了新中国的主要科技成果，”硅酸聚合理论”也被收录其中。陈老师后来继续在这方面和其它领域进行研究，又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曾获国家奖3项，省、部级奖7项，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其中40余篇于离休后发表），并翻译、编著书籍15本，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在浙江四明山的那段经历，陈老师和匡亚明校长关进了同一个牛棚。他后来自嘲说这是他生涯中得到的最高级别待遇。所不同的是陈老师的家人可以来看望他，而匡校长是不让与外界接触的。不幸的是陈老师的爱人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自杀去世了。
1975年，陈老师被派到生物系讲授无机化学，张树成老师讲授分析化学。南大医学院首任院长张祖暄老师那时候是陈老师的助教。陈老师和张树成老师合作编写了“无机及分析化学”讲义。 后经补充修订，陈荣三教授主编、黄孟健教授等人参编，在1978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我国第一次把无机化学四大平衡和分析化学四大滴定融合的创新教材，后也成为全国高等学校生物系及农医等院校相近专业通用教材。1998年《无机及分析化学》第三版问世，该书的总累计加印数已超百万册。此书还是“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这部80万字的教材已更新至第五版。由于生物及相关学科发展的需要，以及全国读者对这本书的厚爱，在教育部有关部门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全国许多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西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数十所高校任课教师成立了“全国高校‘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建设与教学研讨会”。研讨会先后举办过五次。 从第三版起，陈老师在主编一栏隐去了自己的名字，改为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的字样，只在序言中明确了自己策划、统稿的责任。
1978年，文革结束后， 南大成立了络合物研究所，后来又更名为配位化学研究所。戴先生带着他的几位得力助手，在配位化学的几个主要领域进行研究，兵强马壮。1985年，评正教授的时候，无机化学专业有7个人申报。单独拎出来，每个人教学科研都很厉害，分量都很足。戴先生和陈老师说，你既然是我的嫡系，就先让一下吧。下一轮把你放在第一个。最终，那一年无机化学专业一次上了5个正教授，这差不多也是南大历史上创纪录的多了。
第二年陈老师和我太太的研究生导师罗勤慧晋升为正教授。到1990年陈老师申报博士生导师的时候，已经超过60岁了。这也是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最后一次全国性遴选博导。在南大校内投票时陈老师得了全票。罗勤慧老师也以超过半数通过。南大要去开会的研究生院副院长来征求陈老师的意见，说已收到文件，一般情况下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只能报一个人。你是超龄破格，罗老师虽然也够格，但是排在你后面。你的意见，要不要一起报上去？陈老师说，“罗老师今年59了。这次赶不上，下次也超过60了。一起报上去吧。”结果到了北戴河开会时, 凡是一个专业报两名的先把超龄的砍掉。这样，陈老师失去了他最后一次遴选博士生导师的机会。作为戴先生的副导师，他一共协助指导了得名博士生。其中我的师兄毛延曾经获得”中国化学会优秀青年化学家奖”。
关心学生的好老师
我是1986年到戴先生和陈老师这儿读博士的。戴先生经常到组里来召集我们开会讨论课题进展情况。戴先生有时会问一些很尖锐的问题。1987年，第25届国际配位化学会议在南京举行，戴先生是大会主席。有一天，戴先生将我们召集在一起，让我们演读将要在会议上宣读的论文。陈老师先来。他讲完后，戴先生马上严肃起来：“你父亲当年和我在金陵大学同学时，英文比我强多了。你的英文发音怎么这么不准呢？”“我大学念了一年就上山打游击去了”。他刚委屈地申辩了一句，就被戴先生打断了：“不管什么理由，你是教授，要给学生做出表率。”戴先生走后，陈老师朝我们两手一摊说；“戴先生就是这样，一点情面也不给。”
陈老师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从学习生活各方面关心他们。他把我们每个学生的个人情况都了解得很清楚。我们有什么事情也都愿意跟他讲。
我们组有三位老师。有一年，组里招了两名硕士研究生。组里的课题都是大家一起讨论的。三年之后，这两位的硕士论文写出来了，都写着导师陈荣三。陈老师对其中一位说，你的导师不是我，是组里另一位老师。
陈老师喜欢吃零食。他的抽屉里经常有一些小吃。晚上我们习惯到实验室去。肚子饿了，就打开陈老师的抽屉找吃的。陈老师好像从来都不知道他抽屉里的零食少掉了，一次也没有提过。
我父亲当时经常到南京来出差。他知道陈老师非常关心我们学生，就去拜访了陈老师。他后来回忆起这次拜访时说,“我感觉陈老师就是我的一个兄长。”后来他来南京，差不多每次都要去拜访陈老师。有两次，是他到陈老师家打电话到我宿舍楼传呼电话，告诉我到南京了。
我另一个师弟的父亲是江苏省大丰市教育局局长。他以教育局的名义邀请陈老师去大丰指导高中生化学竞赛。当时我已经毕业工作，陈老师就带着我一起去了。吃饭的时候，我看见一盆像粉皮一样的东西。我和陈老师都不认识。我问旁边接待的老师这是什么，那个老师告诉我是鱼翅。我就转头告诉陈老师，这是鱼翅。陈老师才吃了一口，这盆鱼翅就被撤掉了。晚上，我师弟的父亲问陈老师吃得怎么样啊？陈老师说，都挺好的，就是鱼翅撤得太快了。
80年代中后期，陈老师担任江苏省化学化工学会教育委员会主任，负责指导江苏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89年，江苏省海安中学有一位叫王庆根的学生在江苏省竞赛时，卷面成绩很好，但是实验不行。竞赛委员会好几位老师不同意他参加全国决赛。陈老师力排众议，认为这个学生基础知识很扎实，实验不好是因为缺乏训练。他建议给王庆根单独指导，进行实验训练。后来王庆根填补了江苏化学奥赛金牌的空白。王庆根感谢南大对他的帮助，谢绝了清华北大的保送机会，选择了在南大就读，后来在斯坦福获得博士学位。可惜的是2012年王庆根在美国弃世而去。
81岁高龄入党
自参加革命已经六十年了，陈老师仍不忘初心，在2007年5月写入党申请书，终于在81岁时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的一位计算机系的校友，父亲和陈老师是高中同学。他知道，陈老师的光荣历史。当我告诉他陈老师，是八十多岁时的新党员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在他的心目中，陈老师才是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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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导师是当时南大唯一的学部委员李方训先生”，这话恐怕不准确。
李在1955年入选学部委员。他是“当时南大唯一的学部委员”吗？
南大应该还有其他的学部委员。比如，当时的校长潘菽。
56年心理系不存在了。但是，潘仍在校长位子上，直至郭影秋调来。
郭大概在反右以后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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