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潮：说父亲吴法宪是林彪“死党”一点不冤

原题 我的父亲吴法宪

作者：吴新潮

 

1940年代，任新四军三师政治部主任时的吴法宪

  开场白   我的父亲吴法宪是一个历史人物，一般来说，历史人物的子女，很难客观地公正地评价父亲。因为在子女的眼中，父亲往往都是完美的。但实际上，大多父亲都并不完美。我的父亲也是如此。不过，因为世间对他有了太多的误解，反而给了我们一些比较容易澄清的机会。  

1969年，吴新潮为父母拍的照片

长征中的著名战斗，父亲参加过多次   父亲是开国将领，但与其他开国将领不同的是，父亲头上多了两顶帽子，一个是“林彪反党集团”，但这不属于我所能够评价的范畴。我想说的是他的第二顶帽子，也就是公众所传说的“草包司令”，甚至有人把父亲比做《沙家浜》里的胡传魁。草包司令是一个政治概念，把历史上的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用简单的道德观念去评价历史人物，其实是很苍白的。“坏人”一切都坏，包括长相、吃饭的模样，一举一动，都是反面的；好人一切都好，一身都是光环，阳光普照。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标准。   父亲究竟是不是草包？张正隆所著的《雪白血红》里有这样一句话：“林彪用人，用过好人也用过坏人，但是从来没有用过草包。”父亲的老搭档、原东野2纵（现39集团军）司令员刘震上将也说过：“吴法宪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政委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抹黑吗？”   所谓“草包”，一是说父亲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政委不会打仗。这不是事实。中共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军政分工不分家，所有的政委都参与军事指挥，有很多政委军政一担挑。以政治元帅罗荣桓和一直从事政治工作的肖华将军为代表的政委们，难道都不会打仗吗？  

 

吴法宪与时任新四军三师参谋长的彭雄。彭雄在照片背面题道：“胖子，我们两个人出洋相吧，送老弟一张，我也有一张……”

  1935年3月，四渡赤水前夕，父亲被调往红1师3团担任总支书记，团长是黄永胜。父亲报到的当天下午4点，红3团突然接到师部的紧急命令，火速向乌江前进，准备强渡乌江。晚上8、9点钟，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来到红3团，代表红1军团命令红3团今晚必须强渡乌江，占领渡口，为全体红军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在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年轻的政委在雨中训话，那就是父亲。他亲自带领部队一举夺取渡口，消灭敌人两个连，确保了红军得以突破乌江天险。战斗胜利后，红1军团政治部油印的《战士报》表扬了红3团的功绩，第一个名字就是吴法宪，那一年父亲只有二十岁。建国后，肖华把这次战斗的经过写成文章，发表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丛书上。   还有一件事情也说明了父亲的能力。1938年冬，685团奉命东进，深入敌后，到达山东湖西（微山湖西）地区。组建了苏鲁豫支队，父亲是军政委员会书记，一把手。到山东的时候只有两千人，部队扩编很快，仅一年多的时间，到1939年苏鲁豫支队就发展到一万三千人，共设四个大队，也就是团的编制，每个大队设四个营。此时的苏鲁豫支队，其实就是一个整编师的规模了。而同一时期，和115师师部一起来到鲁西北和沂蒙山区的686团，还是三千多人。

抢仓库发了洋财   辽沈战役中，2纵最先进沈阳，沈阳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后勤补给基地，储备有大量的战略物资。这些“洋财”基本都被2纵“划拉”走了。父亲坐着美国吉普，到处巡视，口口声声说“要给兄弟部队留一点”。可2纵七万多人，全都换了美式装备，一身的皮靴皮帽，人人发睡袋，“上顿吃烙饼，下顿吃饺子”。我有一件风衣和一件美国毛衣都是那时缴获的，一直用到“文革”时期，那么多年，扣子都拽不掉，质量真好。   父亲也知道“发洋财”的事儿，迟早会被追究。1949年1月，2纵内部开会时，曾专门就此事商讨对策。会上，纵队领导一致认为，早认错早主动。东总司令部在九王庙开会强调部队纪律，父亲就把沈阳抢仓库的事抖了出来，并作了自我批评。这下子，其他纵队的司令员政委们开了锅，羡慕的有，嫉妒的也有，说：“你这个吴胖子，怎么能这样啊？”还有的说：“吴法宪既当*****又立牌坊！”林彪在会上什么也没说，最后给了父亲一个处分。父亲也发了狠：“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当时部队进城后，确实有点兴奋，体现了军队骄横的一面。一个叫刘银夏的团政委，因为抢医院，把1纵的人打死了，被押解“东总”军事法庭的路上遇到了父亲。父亲问：“什么事情啊？”听了事情原委之后，父亲发话：“我们2纵的人，我们自己处理，不用东总费心了。我宣布撤销政委，变为马夫。”这种处罚也是暂时的，一个月之后刘官复原职。这位刘政委后来当了宁夏政法委书记，上世纪90年代，父亲受人之托，打电话找他办一件事。这时的刘银夏已经病重，听说是吴法宪来的电话，硬撑着站起来，左手拿着电话，右手敬军礼：“报告，刘银夏听候吴政委指示！”父亲说：“我已经不是政委了……”他马上改口：“听候老妈妈指示！”“老妈妈”是父亲在2纵的别称，当时的2纵官兵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困难找老妈妈，没饭吃找老妈妈。”

1950年代初，吴法宪在香山小憩

说父亲是林彪“死党”一点不冤枉   父亲是林彪的人，这是肯定的，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属于林彪“山头”，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井冈山时期。第一次反“围剿”，父亲就在红一军团，受林彪直接领导，如果说一方面军是M的“中央军”，红一军团就是他的“黄埔军校”。解放军的很多高级将领，都是从红一军团走出来的，例如：刘亚楼、杨成武、黄永胜、李天佑、李聚奎、肖劲光、杨得志……   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有十二个纵队，父亲指挥的2纵是林彪最得意的一支部队。谁都知道林彪喜欢钟伟，钟伟是2纵主力师5师（即后来的39军116师）的师长。2纵司令刘震对吴法宪有意见，说父亲纵容钟伟，是钟伟的后台。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一些故事就是以钟伟为原型的。比如，“挖沟”战法（通过土工作业接近敌方阵地，减少攻击部队伤亡）就是钟伟搞起来的。打锦州时，1纵是总预备队，由2、3纵攻坚。林彪当时拿着望远镜，看着战士们往前冲，2纵的战士们前赴后继，伤亡非常大，久经战阵的林彪都为之动容，把望远镜掉到了地上，连说了三句：“好部队……”

还有一件事，更能体现父亲和林彪的关系。林彪的两个子女，都安排在了空军，豆豆是刘亚楼安排的，老虎（林立果）是父亲安排的。1965年春刘亚楼病重期间，特意把父亲叫到上海，交代把豆豆安排到空军报社，叫父亲给予照顾。林立果则是叶群直接找父亲安排在空军党办的。不仅如此，林彪身边的很多人，都是从空军调去的。   林立果到空军之后，父亲曾经说过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话确实说得不妥，但要分清，这个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林立果找父亲汇报，要在空军成立一个调研小组，父亲说：“多了解空军的情况，多向林总汇报，你代表林总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是私下里说的话，这话当然不对，说过了头，父亲肯定是有私心，但充其量就是吹捧。其实，别说是林立果，即使是父亲这个空军司令和“副统帅”林彪，也不能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不过，说父亲是林彪“死党”真不冤枉。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父亲作了检讨。主席想要撤换父亲，征求林彪的意见：“用空军的曹里怀成不成？”林彪回答“还是得用吴法宪”，把主席顶了回去。  

 

吴法宪陪同毛泽东视察空军

  恩师和兄长刘亚楼   在空军工作的时候，父亲和刘亚楼，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司令。从红军时期开始，刘亚楼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父亲的老上级，为人又比较强硬，所以外界老觉得刘亚楼在空军一言九鼎，两个人不太和睦，父亲就是个受气包的角色。其实不然，刘亚楼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融洽的。父亲一直把刘亚楼当作恩师、兄长。   组建空军的时候，刘亚楼亲自挑父亲当副政委。刘亚楼脾气比较暴躁，没有一个人能给他当政委，他才点名把我父亲调过来坐镇。在空军，父亲是刘亚楼的副手。空军曾流传“刘司令，无政委”的笑话，这笑话怎么来的呢？原先的空军政委是肖华，但他不久就到了总政，刘亚楼就把我父亲调过来，虽然是副政委，但党内是空军党委第二书记，是实际上的二把手。肖华走后，刘亚楼给总政打报告，要求把我父亲“转正”，肖华说了一句：这回在空军是“无政委”了。   父亲在空军，跟刘亚楼配合得比较好，他不跟刘亚楼闹矛盾。空军干部被刘亚楼骂了，就来找吴政委，吴政委就劝说一下。谁对司令不满意，政委帮忙转达转达。到了1965年刘亚楼去世，父亲就接替了司令，挑了余立金当政委。又有人说空军现在“余政委”了——多余的政委。当然这些都是部队里的笑话。   其实，父亲和刘亚楼的私交很好，每次父亲外出休养，都是刘亚楼亲自安排，我母亲陈绥圻在民航局工作，刘亚楼亲自给民航局领导打电话，为我母亲请假。刘亚楼无论到哪里休养，如果父亲不去，他都会都带上我，把我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刘亚楼出国访问，带回的玩具，只要他的孩子有的，肯定也有我一份。父亲不好酒，刘亚楼喝得厉害。家里有了好酒，父亲总叫我给刘伯伯送去，我经常抱着酒瓶子去刘亚楼家。不过，我们这些小孩子还是很害怕刘伯伯的，他的那种威严，叫我们见了他就躲着走。

1963年冬，吴法宪陪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下部队检查工作

“九一三”那天   “九一三”当天，父亲确实什么都不知道。9月12日晚上，按照父亲的工作计划，是接见空政文工团的六个指导员、解决13航校校长和政委的矛盾问题。晚上11点，父亲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问是不是“有一架飞机飞到了山海关”，父亲回答：“没调过飞机。”不久周恩来就接到了林豆豆的电话，第二次打电话，严厉地问父亲：“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父亲也知道了问题很严重，回答：“说不清楚，需要查。”调查的结果是，确有一架飞机到了山海关。这架三叉戟，是林立果直接打电话给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调的，没有经过父亲。父亲打电话找胡萍，胡萍回答：“飞机是训练。”父亲问：“为什么去山海关？”此时父亲已经知道，这架飞机和林彪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坚持到西郊机场核查，周恩来派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一直跟着父亲。   在西郊机场，父亲打电话给三叉戟驾驶员潘景寅，命令飞机立刻飞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胡萍和潘景寅之间通气，说飞机的发动机有问题，要修好之后才能回北京。父亲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潘景寅，说：“这架飞机绝对不能起飞！”还说：“你要忠于M主席，忠于党，听周总理的命令！”三叉戟起飞前，父亲曾提出在跑道上放置障碍物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在那种紧张的时候，父亲和周恩来之间的电话几乎没有挂断过。飞机起飞的第一时间，父亲就知道了，他也在第一时间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三叉戟上天了，父亲很清楚地知道，他完了……不过，父亲当时的想法实在过于乐观：无非是政治上的淘汰，离开政治局到地方上工作。他没有想到后来的下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

林彪和黄吴李邱

母亲陈绥圻   1923年，母亲陈绥圻出生在上海，她的曾祖父是宁波商人，家境殷实，在上海拥有多家商号和产业。祖父是个富二代、啃老族，年纪轻轻吸鸦片赌博搞坏了身体，过早离世。外婆独自带着母亲和舅舅，生活陷入困境。   1941年，母亲在上海的一家教会学校读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因为暴露了身份，母亲和舅舅被组织上紧急转移到了苏北新四军。外婆突然间失去了一双儿女，不知他们的去向和生死，哭瞎了双眼。在苏北的舅舅听到音讯，擅自离队回了上海，从此成了他的历史问题。参加新四军后的母亲，先后在抗大五分校、新四军三师政治部保卫科任干事。经锄奸股长赵炳安（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的介绍，母亲与父亲相识。按照母亲的说法，当时在新四军的知识女性中流行一句话，说老干部是“可敬不可爱”，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母亲与父亲相恋结婚，并相守了一生。我的一位朋友和母亲很熟，常来陪母亲聊天，听母亲讲故事。有一次他问母亲：“陈阿姨，吴老得势的时候，你对他好我理解；现在他倒霉了，你对他为什么还是这么好？”母亲想了想，很认真地答道：“他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也不能对不起他。”   作为母亲的儿女，我们亲眼见到在父亲一生最艰难的岁月，母亲对父亲的不离不弃、关爱有加。刘亚楼曾说过：“吴法宪找了一个好老婆。”

辽沈战役结束后，吴法宪、陈绥圻夫妇在沈阳合影

1942年，日军对苏北的新四军发动“扫荡”，新四军三师党委决定，将一些领导同志的家属转移到上海。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张爱萍的夫人李友兰、曹荻秋的夫人汪云，和母亲一起到了上海，住在舅舅家里。突然增加了这许多人，舅舅卖掉家私，千方百计地保证她们的安全。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舅舅掩护了一批中共高级干部的家属，舅舅是立了功的。解放后，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张爱萍任副总参谋长，曹荻秋任上海市长，父亲任空军政委。而舅舅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在天山中学教书，仍然住在抗日时期的棚户区里，生活很清贫；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子女问题，没有对父亲提出过任何要求。1971年父亲出事后，舅舅受到株连，舅妈身患癌症不治身亡。   抗战胜利后，母亲随部队到了东北。1948年，母亲在齐齐哈尔生下了我，父亲打完辽沈战役，南下时负伤到了武汉。母亲当时在天津留守，从刘震夫人那里得到父亲负伤的消息，独自一人爬上火车，冒着敌机轰炸、敌特出没的危险去找父亲。由于无法渡过长江，只好返回。母亲对我说，那是她最危险的一次经历。   军队授衔前夕的1954年，母亲转业到民航总局任计划处处长。作为首长夫人，她早出晚归，天天挤公共汽车，从来没有坐过父亲的车。母亲跟我说，挤公共汽车就像跳芭蕾舞，脚尖着地。那时，我们整天见不到她的身影，工作紧张时，母亲就搬个铺盖住在办公室里。   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叶群找到父亲，说为了看家，把母亲调来空军任吴办主任。母亲就这样又穿上了军装。作为吴办主任，母亲列席空军常委办公会议。父亲对她有规定：大大小小的事情，只准听，不准说。因此，母亲在空军期间，甚少讲话和发言。

1950年代，吴法宪、陈绥圻夫妇与儿子吴新潮

凡事都有例外，大概是1970年夏天某日，空军党办通知林立果，要他在司令部二级部长会议上作学习毛著的讲用报告，母亲带我去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很新鲜，讲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党办主任王飞要母亲讲讲话，母亲说：不讲话了我喊个口号吧，向林立果学习！活学活用M主席著作！林彪出事以后，这件事成了母亲的主要罪行。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父亲被抓，母亲被隔离，此后的九年时间，母亲没有见过父亲，既不知道父亲的任何音讯，也不知道我的任何音讯。1978年，空军党委召开大会，把母亲押上会场，扒掉领章帽徽，空军领导亲自宣布母亲是林彪死党、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母亲被押送到浙江绍兴龙虎山茶木场劳改，三年里，风吹日晒雨淋，蚊虫叮咬。每月只有五十元生活费。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省吃俭用，还一点一点攒下钱买了毛线，给父亲和我们每人织了一件毛衣。接到母亲的毛衣时，我们不禁泪流满面。  

1980年父亲保外就医，母亲也经胡耀邦批示，重新作了结论。经空军王海司令员批准，母亲按副师职离休，陪伴父亲在济南度过了二十余年的晚年生活。看到他们相搀相扶的身影。我知道了什么叫相濡以沫，什么是相伴终生。

  经历了大起大落、大苦大难的父亲和母亲，晚年的心态相当平和。2004年春，母亲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我们应该高高兴兴过日子，安安心心当好老百姓。”   2000年，父亲因脑梗塞住院治疗，至2004年10月过世。长达四年的时间，母亲几乎天天到医院照料父亲的医疗与生活。母亲的辛苦和劳累，我们历历在目。   从落户济南开始，父亲和母亲就开始筹划撰写回忆录，录下了将近二百盘磁带。后由母亲一字一句整理成文。十年以后，由父亲亲自修改定稿。父亲和母亲晚年，为回忆录倾注了全部心血。2006年，父亲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   2011年4月9日，母亲因突发大面积心梗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八岁。2011年5月，我们把母亲的骨灰送回父亲的家乡江西永丰县君埠乡与父亲合墓。愿他们在天国依然相伴。  

晚年的吴法宪学会了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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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为是上下级关系把人家整成这样，邓比毛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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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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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复出后，对黄吴李邱的事情，处理的很不公正。

黄吴李邱，还有马天水，解学恭，包括于会泳，庄则栋，得势的时候可都没少整人。

不能大度点？毛泽东30年代初被整，掌权以后也没有把任弼时等人怎么样

任弼时的夫人可不是这么看。

我

认识马天水的秘书，我问他听说你是马天水的秘书，他极其不高兴：别说那些事。他们来美国40年了。

不管她怎么看，任弼时到死都是五大书记之一

吴文玉对战友们及子女是非常好的；打四方面军陈再道耳光也是不留情的。

毛对王明，张国焘，刘少奇，彭德怀。。。都给出路，政治上判死刑死缓无期改有期，并没有枪毙他们。

毛还特意送老蒋出海，后来老蒋回心转意没投美国而去了台湾。。。给党国大佬1个退休养老之地。

另1个最年轻的上将，当场将1个少将给铐起来押出会场，因为钟伟不服毛爷对彭爷的批判。

39岁

当上将，肖华，从总政主任给贬到新疆军区政委。

没听说马天水个人整过人，马从文革前到文革一直主抓生产，

政治上的事大都由徐景贤和王秀珍管。

再大的事还有春桥和文元。

我

家与马老文革前的秘书很熟悉，没听他说过马老负面的话，只说马老与他在文革前常常下基层单位，一边劳动，一边了解工作情况。

+

解学恭整过谁？就是在天津接待江青去小靳庄。

邓把这批干部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是啊。邓总师乃无毒不丈夫也。-：）

这位

秘书是上海外语学院英语毕业的，应该是文革时期的秘书，极其精明，对马天水一句也不提。

听上去人品应该还不错。不过这么有名的将军，长征，国共内战都战功赫赫，怎么没有抗日的业绩？？？？？？？

是你孤陋寡闻。

就像日军在南京屠杀30万人，文革时后我就知道，不过几种版本：25万人，35万人，30万人。

可是就是有不少人说从来们听说过。

 

 

 

吴法宪的回忆录 《岁月艰难》，第五章第六章是关于抗战的回忆。

一

吴法宪所在部队（吴部），抗战初期是八路军115师685团。38年初，兵力近4000人。1938年底改名为八路军苏鲁支队，从山西出发，东进到山东、江苏交界处的微山湖西。到达后几个月，兵力发展到12000多人。1939年5月，改名为苏鲁豫支队，南下皖北。1940年8月左右，苏鲁豫支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第五纵队20000人，向东进入苏北淮海区。1941年1月，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原第一、二、三支队依次改编为第七、八、九（十旅？）旅。吴法宪先后任第一支队，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及其他职务。

从首战平型关（1937年9月25日），到两淮战役（1945年8月下旬—9月初），8年抗战，吴法宪记录了吴部22场战斗，其中反扫荡包括多次小战斗。

22场战斗，对伪军作战5场，对顽军（照老吴的说法）6场，对地主武装1场。与日军作战10场。其中两场发生在第二次反扫荡中，与第二次反扫荡一起，算三场战斗。

对伪军（没有和日军混在一起的伪军）的5场战斗，都是主动进攻。4次是进攻伪军所占领的县城或据点。其中两淮（淮阴淮安）战役发生在抗战末期，消灭伪军14,000人。共消灭伪军 18,700多人。

与顽军作战6场，3场主动进攻顽军占领的县城或据点，1场进攻顽军占领的地区，2场反击顽军进攻。最多一次消灭顽军2个师，15，000—20，000人（？）。

与日军作战10场，3场主动进攻：平型关之战（37年9月），山西隰县午城镇之战（38年2月），第二次反扫荡中的陈集战斗（43年3月）。日军袭击3场，两次吴部突围，一次死战，全连82人战死。5次日军扫荡。一次性战斗，日军死亡最多的是“平型关大捷”， 1000多人。2次大反扫荡 （第一次第二次反“扫荡”），每次日伪军伤亡1，800—1，900人。

8年抗战，吴部共打死打伤日军1，470多人，日伪军（日伪军共同作战时）3，700多人。如果加上反扫荡中没有记载的零星作战，日军、日伪军伤亡人数可能增加1000多人。日军总伤亡人数，不会超过3000人。吴部在抗战爆发后一年内，两场战斗消灭的日军，接近或超过8年抗战日军伤亡人数的一半。如果只算敌后7年，日军伤亡总人数，只有1，700左右。吴部在敌后的兵力，都在万人以上。

吴部没有一次进攻日军占据的城镇。午城镇之战是遭遇战。日军扫荡时占领的据点包括陈集，扫荡后期或结束后部分被吴部夺回。1941年7月日军扫荡，占领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阜宁。直到1945年4月底日军撤退后，才把阜宁从伪军手中夺回。

二

吴部经历了5次日军扫荡：1939年4月底微山湖西扫荡，1939年6月淮北日军扫荡，1941年7—8月苏北第一次扫荡，1942年11—12月淮海区扫荡，1943年1月 至4月苏北第二次扫荡。苏北两次扫荡是大扫荡，每次日伪军兵力2万左右。每次扫荡，吴部兵力超过日伪军。

吴部反扫荡的战术是：避开日军锋芒。保存主力，提前转移隐蔽。保存干部，第二次苏北大扫荡，把几个师旅团级军官送到延安，以保护他们的安全。化整为零，骚扰敌军和敌据点，破坏交通。扫荡晚期或结束后，攻占日伪军薄弱的据点，争取恢复扫荡前的地区。

反扫荡方法之一是 “孤立日军，重点打击伪军，歼灭伪军。只要伪军一出来，就这里几十人、那里几十个地歼灭他，使伪军不敢嚣张。”

半夜吃柿子，按倒软的捏。共军顽军伪军，彼此彼此。

第二次苏北大扫荡前，为了防止日伪军设据点，拆毁了几个大城镇，居民都搬到农村。如东坎，原有六里路长的一条街道，统统拆掉。一些小镇子里的高楼、炮楼、坚固的庙宇祠堂，也统统拆掉。

反扫荡中的战斗，吴法宪的记载笼统： “小战斗5-6次”，“大小战斗一百三十余次”。具体的战斗记录了两次，都发生在苏北第二次大扫荡期间。一是扫荡晚期收复陈集的战斗。二是刘老庄战斗，一个连队的战士，为了附近村庄的领导机关撤退而死战。

1941年8月底，第一次大扫荡结束后，苏北根据地相对稳定。新四军三师召开干部会议，总结 “对顽军的作战和反“扫荡”对日作战的经验与教训”。加强和开展军队地方组织政权建设，发展经济。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吴法宪写道：

“ 一九四三年秋，我们曾开过一次三师直属队的生产展览会，著名作家诗人白桦参加展览会后，写了一篇《记师直生产展览会》。现将这篇文章照录如下：
……
特务一连的一棵黄芽芽十五斤，它和四个五十斤以上的大冬瓜摆在一起，活像一窝净的肥猪。
……
东面是家畜场，猪、羊、鸡、鸭，闹闹嚷嚷一大片。政治部的小马驹，看见人就乱蹦乱跳。老母猪的大肚皮着地，爬下哼哼的懒得动。供给部的那些“九斤黄”的雄鸡，长到七斤半，今天在人面前，不敢喔喔高喊了。”

日军不来进攻，吴部绝对不去招惹他们，只是料理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种出的冬瓜像肥猪，养出的肥猪像哼哼哼的冬瓜。

三

吴法宪说：“我军挺进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也牵制了大量的日军。”
我看不出他们对日军有什么威胁, 牵制了多少日军。日军对吴部的5次扫荡，最大的苏北第二次扫荡（1943年1月 —4月），日伪军兵力24，000 多人。第一次苏北扫荡（1941年7月—8月），17，000人。其余3次，1，000 到5，000 人。

第六章末，吴法宪写道：
“新四军第三师自一九四一年初成立至抗战胜利的五年中，共作战五千余次，歼敌六万余人，自己伤亡一万余人，部队由二万余人发展到七万余人（包括主力和地方部队），开辟了拥有四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八百多万人口的解放区。”

“歼敌六万余人”，其中有多少是日军？

吴部在抗日战争中，为什么能够在敌后发展壮大？

1. 国民党及地方军阀的统治机器日本人被打烂，打散了框架，没有能力阻止共产党的发展。日本人大部分时候，听任共产党发展。抗战以前，这些地方共产党根本插不进脚。
2. 国民党败军在这一带丢下大量枪支弹药。
3. 以抗日为旗号，吸引民众参加八路军、新四军。这些地方，抗战前无法煽动民众打土豪、分田地，参加红军。
4. 不惹日军，美其名日：“孤立”日军。既不敢进攻日军据点，也不敢破坏铁路。日军扫荡，以躲为主，搔扰为辅。

附录：抗战中吴部作战简介

数据以吴法宪回忆录为准。若吴没有列出数据，则在数据后标问号。

1. 日军
• 时间：1937年9月25日。
• 地点：平型关。
• 战斗起因：伏击日军。
• 吴部及兵力：八路军一一五师。
• 敌军及兵力：日军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
• 吴部伤亡：
• 敌军伤亡：消灭1000 多。

2. 日军
• 时间：1938年2月底。
• 地点：山西隰县午城镇。
• 战斗起因：进攻占领午城镇的日军。
• 吴部及兵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近4000 人。
• 敌军及兵力：日军二十师团一个中队。300 人?
• 吴部伤亡：100 多人。
• 敌军伤亡：全歼300 人。

3. 伪军
• 时间：1938年12月28日（到达湖西的第二天）。
• 地点：微山湖以西地区。
• 战斗起因：主动进攻。
• 吴部及兵力：苏鲁支队, 2,000 多人进攻。（苏鲁支队3个大队4,000人，2个大队进攻，1大队阻击可能由丰县出来增援的日军。）
• 敌军及兵力：伪军王献臣部，4，000 多人。
• 吴部伤亡：
• 敌军伤亡：基本被消灭。

湖西地区有日军1000多 （丰县300-400 人，沛县 600-700 人），吴部从来没有去进攻。

4. 伪军
• 时间：1939年4月初。
• 地点：安徽灵壁时村镇。
• 战斗起因：主动进攻。
• 吴部及兵力：苏鲁支队三大队，2000 多人。
• 敌军及兵力：伪军的收税大卡，300 多人。
• 吴部伤亡：
• 敌军伤亡：全歼。

5. 日军
• 时间：1939年4月底。
• 地点：微山湖西。
• 战斗起因：日军扫荡。
• 吴部及兵力：苏鲁支队12000 多人。
• 敌军及兵力：湖西地区日军，1000 多人。
• 吴部伤亡：
• 敌军伤亡：？“每进行一次伏击，都能杀伤一些日军。我们打了五六次这样的小仗。”
吴部战术：在公路旁边的各个村子里，分散伏击坐汽车出来扫荡的日军。

是伏击还是远远对着汽车放几枪？

6. 日军
• 时间：1939年6月初。
• 地点：安徽铜山县张山集和褚兰集。
• 战斗起因：日军扫荡，包围吴部。
• 吴部及兵力：苏鲁豫支队，10，000多人？
• 敌军及兵力：：徐州、夹沟、宿县、灵壁、睢宁、时村日军，近6000 人。
• 吴部伤亡：600多。
• 敌军伤亡：
吴部夜间突围。

战后，“一九三九年六月底，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来访：
陈光指示：“强调主要是发展根据地，压缩敌占区，消灭伪军、孤立日军、建立和扩大自己的队伍。在战术上，要尽快打小仗、打胜仗，以牵制敌人兵力。他还告诉我们，对津浦路、平汉路、陇海路，暂时都不要去破坏它，破也破不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力量去控制敌人的交通线，所以任何的破坏都只能是暂时的。相反，如果我们那样做了，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从而促使敌人发动大“扫荡”，增加我们活动的困难。”

一句话，躲开日军，不要吸引日军注意力。

7. 日军
• 时间：1939年7月初。一九三九年七月初，出发的第三个晚上。
• 地点：安徽宿县以南杨屯集。
• 战斗起因：日军扫荡，宿县、固镇、灵壁日军三路来袭击。
• 吴部及兵力：苏鲁豫支队一大队及七大队一部，3500 人左右。
• 敌军及兵力：2100-2400 人。
• 吴部伤亡：
• 敌军伤亡：
吴部夜晚突围。

8. 地主武装
• 时间：1939年8月。
• 地点：安徽灵壁北高家地主武装。
• 战斗起因：吴部要粮，对方不给，派人出土围子进攻。
• 吴部及兵力：苏鲁豫支队，出战兵力？。
• 敌军及兵力：1000 多人。
• 吴部伤亡：
• 敌军伤亡：俘虏400-500 人。

9. 顽军
• 时间：1940 年9月30日以后几天。
• 地点：苏北阜宁地区。阜宁县城、盐城县城及下属的大部分地区。
• 战斗起因：支援新四军黄桥作战。
• 吴部及兵力：第五纵队一支队，6000-7000 人。
• 敌军及兵力：国民党韩德勤部保二旅第八旅各一部分。
• 吴部伤亡：
• 敌军伤亡：消灭2000 左右。
吴部占领阜宁县城、盐城县城及下属的大部分地区。

10. 顽军
• 时间：1940年11月下旬。
• 地点：盐城到淮安之间的曹甸镇。
• 战斗起因：韩德勤还没有完全消灭。
• 吴部及兵力：五纵队一支队、五纵队二支队的四团、新四军在苏北的主力部队，20，000 多人。
• 敌军及兵力：韩德勤部3000 左右。
• 吴部伤亡：伤亡不小，具体数字？
• 敌军伤亡：
没有攻下曹甸。

11. 日军
• 时间：1941年7月20日-8月底
• 地点：苏北盐城、阜宁一带。
• 战斗起因：日军扫荡。
• 吴部及兵力：新四军第三师，第一师部分部队，20，000 —25，000人？
• 敌军及兵力：日伪军一万七千多人。到七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第十二军一部及伪军李长江残部，17，000多人。
• 吴部伤亡：1000多。
• 敌军伤亡：伤亡1，900人，俘虏1，000多人。
过程：日军扫荡，占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以后又占领阜宁，并在四周清剿。新四军分散转移和隐蔽集结，尾随袭击，正面迎战，破坏交通，围困攻袭苏中日伪各个据点。大小战斗一百三十余次。日军最后停止扫荡，撤退。盐城、阜宁一直被日军占领，直到45年4月。

12. 顽军
• 时间：1941年10月中下旬
• 地点：江苏泗阳西北陈道口。
• 战斗起因：顽军于1941年7月侵占了新四军淮海根据地的泗阳至陈道口一带，构筑了据点。
• 吴部及兵力：新四军二师四旅、五旅，三师七旅、十旅，四师九旅，五个旅协同进攻包括打援，六个团主攻 （6000-12000人？）
• 敌军及兵力：韩德勤部下王光夏所部三个团，3000多人。
• 吴部伤亡：
• 敌军伤亡：消灭了3000多人。

13. 日军
• 时间：1942年11月15日至12月15日左右。
• 地点：淮海区党委、行政公署、军分区和十旅旅部的所在地小糊庄、陈圩、张圩等地。
• 战斗起因：日军伪军扫荡。
• 吴部及兵力：新四军三师十旅，6，000—7，000多人？
• 敌军及兵力：日军第十七师团一部及伪军第三十六师，共5，000 多人。
• 吴部伤亡：？
• 敌军伤亡：？
十旅主力及党政机关跳出合围圈。日伪军建立据点，分割根据地，分区清剿。吴法宪部打游击战骚扰。孤立日军，重点打击伪军，歼灭伪军。一个月后，日军停止扫荡，据点仍然存在，根据地仍然被割成几块。

14 . 日军
• 时间：1943年1月 至4月14日。
• 地点：盐阜根据地。
• 战斗起因：日军扫荡
• 吴部及兵力：新四军三师，一师四师配合，30，000人？
• 敌军及兵力：2万4000多人，日伪军。
• 吴部伤亡：？
• 敌军伤亡：1800多人。
新四军避敌锋芒，和日军兜圈子。后期在日军要撤退时，集中兵力，适时反击。日军撤退后，新四军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根据地。

15 . 日军
• 时间：1943年3月下旬。
• 地点：盐阜根据地陈集。
• 战斗起因：上述反扫荡晚期的一场战斗。
• 吴部及兵力：新四军三师八旅，6，000？
• 敌军及兵力：日军一个中队加伪军，500多人。
• 吴部伤亡：200-300 人。
• 敌军伤亡：全部消灭500 多人。

16. 日军
• 时间：1943年3月中旬。
• 地点：淮海根据地六塘河刘老庄。
• 战斗起因：日军扫荡晚期，发现刘老庄有淮海区领导机关。
• 吴部及兵力：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一营四连，82人。
• 敌军及兵力：1，000多人。
• 吴部死亡：82人。
• 敌军伤亡：170多。

17. 顽军
• 时间：1943年3月17日。
• 地点：淮北青阳镇山子头地区。
• 战斗起因：韩德勤率部占领山子头地区，准备接应东进的国民党军王仲廉部。
• 吴部及兵力：新四军四师、二师和三师各一部，以四师为主，20，000人？
• 敌军及兵力：6，000多人？
• 吴部伤亡：
• 敌军伤亡：消灭6000 多人。

18. 伪军
• 时间：1943年农历8月15.
• 地点：陇海路沿线的邳县之东马圩。
• 战斗起因：奔袭汉奸马坤的据点。
• 吴部及兵力：新四军三师七旅二十团。
• 敌军及兵力：？
• 吴部伤亡：
• 敌军伤亡：
攻下马圩。

19. 顽军
• 时间：1944年10月。
• 地点：？保安山
• 战斗起因：顽军袭击新四军四师。
• 吴部及兵力：新四军三师七旅，四师九旅和山东部队王秉璋旅的五十二团，15，000人？
• 敌军及兵力：国民党顽军王毓文，陈梦洲部近40，000人。
• 吴部伤亡：
• 敌军伤亡：消灭两个师。

20. 顽军
• 时间：1945年4月。
• 地点：安徽省的怀远、蚌埠、凤阳、定远一带。
• 战斗起因：顽军进攻。
• 吴部及兵力：新四军二师四旅、五旅和三师七旅，20，000多人？
• 敌军及兵力：桂系一七二师、一七一师，人数？
• 吴部伤亡：
• 敌军伤亡：

21. 伪军
• 时间：1945年4月24日-26日。
• 地点：苏北阜宁。
• 战斗起因：日军调走，只剩下伪军。
• 吴部及兵力：新四军三师八旅、十旅主力师特务团5个地方独立团，共十一个团的兵力。
• 敌军及兵力：伪军王清翰军的五个团，3400多人。
• 吴部伤亡：
• 敌军伤亡：毙伤400人左右，俘2200多人。
• 攻克阜宁县城。苏北地区第一座打下的县城。

（1941年7月日军扫荡占领盐城阜宁，直到现在日军撤退后，才把阜宁夺回。）

22. 伪军
• 时间：1945年8月22日—23日（淮安），8月28日—9月2日（淮阴）。
• 地点：淮阴、淮安。
• 战斗起因：收复失地。
• 吴部及兵力：新四军三师加另外两个地方独立团，20，000 多人？
• 敌军及兵力：？
• 吴部伤亡：
• 敌军伤亡：共歼灭伪军近14，000人。

也没关押判刑，生活待遇基本不变，厨师，医生，警卫，护士都有。

钟伟大闹会场，按律当扣。

无论如何，毛泽东始终不会将这些曾经战争年代的战友，往死里整。然而，毛走后，邓倒是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而更为强硬对待这些老干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