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初建时，军部成员有叶挺的老部下，南方游击队成员，还有延安派来支援的干部，人员阵容豪华。
军长叶挺，广东名将，孙中山的爱将，北伐名将，我军第一任总司令。1928年后，留洋德国，成为素食主义者。1931年，他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回到澳门，开始参与抗日有关工作。抗战后，他满怀热情，投入工作： 1、利用自己影响，在编制、经费、防区等方面，与国民党有关当局进行了许多交涉和斗争。 2、向爱国人士、海外华侨、国际友人和国民党内的朋友等进行抗战宣传，募集物资、枪支、款项。 3、妻子李秀文从家里拿出了父母的养老金，又筹集到一些钱，从广东、香港一带买了3600支手枪，亲自押送这批货物，供给新四军抗日。 4、动员一批学者、故旧、亲属参加新四军，壮大抗日力量。 从游击队编为正规军，新成立时，装备极其落后。部队在岩寺集合整编的时候，战士们手里拿的，还大多是梭镖和套筒枪，汉阳造的“中正式”都很少，机关枪就更不用说了。叶挺费了很多心血，从国民党一些老部属中要来了好几百支全新的匣子枪，以后，又从日军手中缴获了不少新式的武器。 1938年10月，广东沦陷后，在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配合下，说服广东军阀余汉谋同意，他在东江一带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在他的号召下，香港及海外的华侨青年积极报名，此外又收容了1000多名国军溃兵，以曾生、王作尧两支我党武装力量为核心，组建了游击部队，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后来，发展为东江纵队。
政委项英是一个老革命。1922年到1926年，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参与领导1923年平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成为党内重要负责人。 1931年1月起，他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3年5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他在纠正苏区肃反扩大化、发展根据地、完善根据地制度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确定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之日，为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主持制定《中国工农红军誓词》，建立红军中的奖励制度。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筹措给养，保证前线供应。 红军时期，他与毛泽东、朱德并称为“中华苏维埃的三巨头”。三年游击战，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评价：“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游击战异常艰难，他坚持了三年，保存了革命火种。后来又与陈毅奔赴各地，将分布于8个省14个地区的星星之火汇集起来，编组成一支抗战铁军。
为了打造一支精锐部队，延安派来了很多干部，在军部中充当骨干： 参谋长，张云逸（大将），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 副参谋长，周子昆（牺牲），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局）局长。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主任。 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根据地财政部部长。 参谋处处长，赖传珠（上将），陕甘宁省委军事部代部长。 政治部顾问，朱克靖（1947年牺牲），南昌起义后失去联系，抗战后重返党组织。 组织部部长，李子芳（牺牲），红1军团组织部部长。 宣传部部长，朱镜我（牺牲），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抗战时营救出狱。 宣传部秘书长，黄诚（牺牲），组织过学生运动。 供给部部长，宋裕和（食品工业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局长。 教导大队大队长，赵希仲（被俘叛变），红25军教导队军事教官。 军需处处长，叶辅平（叶挺之弟，1939年牺牲），1928年入党。
军长战功赫赫，政委身经百战，主要干部也都是我军精英，然而这支部队的发展却有些曲折。1941年终于遭受了重大挫折，军部被消灭，大部分干部牺牲，令人惋惜
1）叶挺与项英不和
2）新四军的势力和地盘，超出了起初的国共合作协议，造成了”皖南事变”的口实
那时在苏北和湖北、河南等地，国民政府尚有些管辖能力；如果不是黄桥率先攻打国民江苏省政府辖区，皖南事变就不可能发生。而且攻打黄桥时，新四军军部有意或者无意并不知晓，起码知道的不是很及时。等到皖南之后，江北支队只有几千人了，所以黄克成部的第五纵队才由八路南下转为新四军第三师。而所谓四师、五师的发展壮大都是因为国军势力在同一地区衰退，汪伪实力不逮而造成的。江南地区则因为汪伪的“精心梳理”抗日队伍除了戴笠的一点点“忠义救国军”就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第一，叶与项不和。似乎无法解决。从组织上讲，叶不在党内，很多会议无法参加。当初中共同意蒋介石任命叶当军长，也看好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有利于争取更多军费。而叶的工作方法和军事指挥来源于十多年前的北伐，而新四军骨干则长期创立和保卫根据地，还有三年的孤军南方游击战，比长征还艰苦。双方都要相互磨合，才能适应。而项的资格很老，领导工运要早于刘少奇，刚到苏区，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朱和毛都只是副手和下级。项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时候，毛还没有入局。新四军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倒过来了，各种矛盾很多，不仅仅是叶与项。
第二，新四军的势力和地盘，不仅与起初的国共合作协议冲突，而且这些地盘在国民政府的老巢江浙一带，也是汪伪首都所在地，日军实力强大。新四军发展十分不易。
黄桥战役中，韩德勤主动攻击新四军，依仗人势众，在黄克诚的八路军部赶到之前，想吃掉新四军。结果韩军全线溃败，新四军也适可而止，没有继续追击韩德勤的兴化县城，时为民国江苏省政府驻地，本人当年下放此县。因此，新四军在政治上也占上风。在韩德勤之前，黄桥一带是共产党员陈玉生游击队的活动地。
10月份的黄桥战役胜利之后，刘少奇要打宝应县的曹甸，紧邻兴化县，想彻底解决驻扎的韩德勤主力部队。黄克诚提出反对意见，但是被否决。陈毅指挥战役，黄克城部和新四军协同作战，从11月底一直打到12月中旬，曹甸久攻不下，最后放弃。这次是新四军主动出击，尽管没有攻兴化，却造成欲置韩德勤于死地的印象。对1月初的皖南事变造成直接影响。
黄桥战役胜利，名气大。草甸战役失利，鲜为人知。事后，刘少奇和陈毅都为此做过自我检讨。
都是自己想的
中央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
谢谢指正。
后来毛出中央局，28年项却入局。
总之，毛与项的关系不融洽。
时间对的，曹甸战役在皖南事变爆发前夕。
事变之后，新四军重建军部。
东南西部都是国军部队，北面是长江。
新四军初建时，军部成员有叶挺的老部下，南方游击队成员，还有延安派来支援的干部，人员阵容豪华。
军长叶挺，广东名将，孙中山的爱将，北伐名将，我军第一任总司令。1928年后，留洋德国，成为素食主义者。1931年，他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回到澳门，开始参与抗日有关工作。抗战后，他满怀热情，投入工作：
1、利用自己影响，在编制、经费、防区等方面，与国民党有关当局进行了许多交涉和斗争。
2、向爱国人士、海外华侨、国际友人和国民党内的朋友等进行抗战宣传，募集物资、枪支、款项。
3、妻子李秀文从家里拿出了父母的养老金，又筹集到一些钱，从广东、香港一带买了3600支手枪，亲自押送这批货物，供给新四军抗日。
4、动员一批学者、故旧、亲属参加新四军，壮大抗日力量。
从游击队编为正规军，新成立时，装备极其落后。部队在岩寺集合整编的时候，战士们手里拿的，还大多是梭镖和套筒枪，汉阳造的“中正式”都很少，机关枪就更不用说了。叶挺费了很多心血，从国民党一些老部属中要来了好几百支全新的匣子枪，以后，又从日军手中缴获了不少新式的武器。
1938年10月，广东沦陷后，在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配合下，说服广东军阀余汉谋同意，他在东江一带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在他的号召下，香港及海外的华侨青年积极报名，此外又收容了1000多名国军溃兵，以曾生、王作尧两支我党武装力量为核心，组建了游击部队，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后来，发展为东江纵队。
政委项英是一个老革命。1922年到1926年，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参与领导1923年平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成为党内重要负责人。
1931年1月起，他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3年5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他在纠正苏区肃反扩大化、发展根据地、完善根据地制度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确定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之日，为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主持制定《中国工农红军誓词》，建立红军中的奖励制度。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筹措给养，保证前线供应。
红军时期，他与毛泽东、朱德并称为“中华苏维埃的三巨头”。三年游击战，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评价：“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游击战异常艰难，他坚持了三年，保存了革命火种。后来又与陈毅奔赴各地，将分布于8个省14个地区的星星之火汇集起来，编组成一支抗战铁军。
为了打造一支精锐部队，延安派来了很多干部，在军部中充当骨干：
参谋长，张云逸（大将），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
副参谋长，周子昆（牺牲），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局）局长。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主任。
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根据地财政部部长。
参谋处处长，赖传珠（上将），陕甘宁省委军事部代部长。
政治部顾问，朱克靖（1947年牺牲），南昌起义后失去联系，抗战后重返党组织。
组织部部长，李子芳（牺牲），红1军团组织部部长。
宣传部部长，朱镜我（牺牲），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抗战时营救出狱。
宣传部秘书长，黄诚（牺牲），组织过学生运动。
供给部部长，宋裕和（食品工业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局长。
教导大队大队长，赵希仲（被俘叛变），红25军教导队军事教官。
军需处处长，叶辅平（叶挺之弟，1939年牺牲），1928年入党。
军长战功赫赫，政委身经百战，主要干部也都是我军精英，然而这支部队的发展却有些曲折。1941年终于遭受了重大挫折，军部被消灭，大部分干部牺牲，令人惋惜
1）叶挺与项英不和
2）新四军的势力和地盘，超出了起初的国共合作协议，造成了”皖南事变”的口实
那时在苏北和湖北、河南等地，国民政府尚有些管辖能力；如果不是黄桥率先攻打国民江苏省政府辖区，皖南事变就不可能发生。而且攻打黄桥时，新四军军部有意或者无意并不知晓，起码知道的不是很及时。等到皖南之后，江北支队只有几千人了，所以黄克成部的第五纵队才由八路南下转为新四军第三师。而所谓四师、五师的发展壮大都是因为国军势力在同一地区衰退，汪伪实力不逮而造成的。江南地区则因为汪伪的“精心梳理”抗日队伍除了戴笠的一点点“忠义救国军”就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第一，叶与项不和。似乎无法解决。从组织上讲，叶不在党内，很多会议无法参加。当初中共同意蒋介石任命叶当军长，也看好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有利于争取更多军费。而叶的工作方法和军事指挥来源于十多年前的北伐，而新四军骨干则长期创立和保卫根据地，还有三年的孤军南方游击战，比长征还艰苦。双方都要相互磨合，才能适应。而项的资格很老，领导工运要早于刘少奇，刚到苏区，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朱和毛都只是副手和下级。项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时候，毛还没有入局。新四军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倒过来了，各种矛盾很多，不仅仅是叶与项。
第二，新四军的势力和地盘，不仅与起初的国共合作协议冲突，而且这些地盘在国民政府的老巢江浙一带，也是汪伪首都所在地，日军实力强大。新四军发展十分不易。
黄桥战役中，韩德勤主动攻击新四军，依仗人势众，在黄克诚的八路军部赶到之前，想吃掉新四军。结果韩军全线溃败，新四军也适可而止，没有继续追击韩德勤的兴化县城，时为民国江苏省政府驻地，本人当年下放此县。因此，新四军在政治上也占上风。在韩德勤之前，黄桥一带是共产党员陈玉生游击队的活动地。
10月份的黄桥战役胜利之后，刘少奇要打宝应县的曹甸，紧邻兴化县，想彻底解决驻扎的韩德勤主力部队。黄克诚提出反对意见，但是被否决。陈毅指挥战役，黄克城部和新四军协同作战，从11月底一直打到12月中旬，曹甸久攻不下，最后放弃。这次是新四军主动出击，尽管没有攻兴化，却造成欲置韩德勤于死地的印象。对1月初的皖南事变造成直接影响。
黄桥战役胜利，名气大。草甸战役失利，鲜为人知。事后，刘少奇和陈毅都为此做过自我检讨。
都是自己想的
所以，蒋一翻脸，所有共运力量立马灰飞烟灭，周项才挟中央名义，鸠占鹊巢，跑到苏区当钦差大人，并开始了周项们领导的极左，教条政策，又招致苏区大溃败。项虽然政治上克服了极左后，即苏区失败，去南方打游击，政治上很坚强，领导能力不错，但其军事谋略似乎泛善可陈，打天下，没有军事谋略，只能作配角。毕竟，打胜仗，谋生存是第一位。政治相当于战争的后勤，只能是第二位。毛的一统中共并问鼎天下决定于，他既有高超军事谋略，又有超凡的政治战略。靠军事谋略(政治策略，走武装割的果实已被留苏派窃取，即被周项们夺权)，在中共狂热书生们中脱颖而出，再靠政治战略奠定战胜日寇和老蒋的政治基础，政治战略即三大法宝，大力发展根据地，发动广大的群众，以扩大共党的力量。当然有了政治基础，还必须有决胜的军事策略，如三大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等等的规划与布置。
中央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
谢谢指正。
后来毛出中央局，28年项却入局。
总之，毛与项的关系不融洽。
时间对的，曹甸战役在皖南事变爆发前夕。
事变之后，新四军重建军部。
东南西部都是国军部队，北面是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