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学良因为发动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与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也帮助了延安红色政权的稳定与安全。因此在很长时间内，国人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比较高的，甚至被称赞为“伟大的爱国将领”。对张学良的这种过高的评价，相信他自己都会感到脸红。这也许他在晚年没有回大陆的主要原因。
综合分析张学良在主持治理东北，丢掉东北的过程，张学良其实就是一个抽大烟的花花公子，一无是处的窝囊废，无论从那方面，都比他爹大帅张作霖差远了。
假如大帅张作霖活着，东北不会丢，甚至不会有十四年抗日战争。
假如张学良多少的有点大帅张作霖血气，哪怕死亡几万士兵，真正和日本人干上一场，就算是东北丢了，日本人也不会有胆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我们遇到了花花公子，窝囊废张学良治理东北。于是东北丢了，七年后，日本人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张学良不无耻吗？他晚年还有脸回大陆吗？
【1】虎父犬子
人们常说，“虎父无犬子”，但事实往往是：虎父出犬子。例如纸上谈兵葬送赵国精锐40余万的赵括；例如乐不思蜀拱手出降的刘禅；再例如，一枪不发丢弃乃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拥有百万雄兵、千万百姓、无数兵工厂军火库乃至飞机野炮装甲车之东三省的张学良。
虎父出犬子的原因，在于虎父忙于征战，疏于教导犬子，犬子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骄娇为气酒色为友，空有虎父营就的舞台，并无腾挪舒展的功夫，自然变成败家子。“少帅”流连于北平的酒场舞会中，正所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于温柔乡中乐不思东北，兼之“少帅”是个吸毒鬼，每日“鸦片枪在手、快活似神仙”，欲这样的人抗日爱国，不亦难乎！
张作霖在民族气节上是铁了心的，对苏俄毛子毫不退让，对日本人的手段也是软硬不吃。日本军部曾经研判：若与张作霖的剽悍善战之东北军开战，以张作霖的智谋军术，日军没有必胜速胜之把握，而一旦战事胶着，东北军得到全国支持，则日军就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也一直想解决张作霖。但是最终，却由更恨张作霖的苏俄，派出红色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而该红色特工，由此而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
昏君上台，总要先杀几个先王忠臣以“树威”，但那还是江山稳固之际。张学良一接班，即面对日本关东军（驻朝鲜）的随时入侵，面对苏俄长期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竟擅杀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老臣，以巩固权力，这不仅失掉了自己最重要的军政支撑，更令东北军将士寒心。
杨宇霆出身日本士官军校，雄才伟略，爱国之心强烈，不仅是张作霖最信任的托孤之臣，长期担任东北军军师（总参议），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最高，为张作霖打江山乃至入关执政立下汗马功劳，更是张作霖被炸死后迅速稳定局势，扶持张学良继位、并促成南北统一东北易帜的最关键人物，而杨事后为免张学良忌恨，已经辞去一切职务，清廉自守。而常荫槐，被东北人看做是“最能干的人才”，作为黑龙江省长、交通总长，常荫槐主持修造了打通、奉海、北宁铁路，维护了东北的路权，瓦解了苏俄中东日本满铁的垄断，更设立10万山林警察，配置进口武器，遏制了苏俄日本的侵略渗透！
在被杀害当天，杨宇霆常荫槐是找张学良汇报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收回路权、维护民族利益！两人均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大功臣，最为日本和苏俄忌恨！张学良却无耻地将他们杀害！在被命令捏造杨常罪状时，帅府秘书长郑谦愤怒质问张学良：“咋干这种事呢？！”张学良无言以对，三天后又把郑谦秘密杀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张学良如此自毁长城，东北不待日本苏俄侵略，已不可守！张作霖虽然出身土匪，但归顺朝廷后尚无滥杀恶行，对兄弟同甘共苦，张学良如此大逆不道，张作霖在天有灵，必当痛心。
张学良上台时，关内的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曾按照杨宇霆等老臣的意见，由杨宇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使北伐军师出无名，也顺应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借此将自己的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介石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局，有所顾忌。
但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军阀派系，没有哪个能真正服从中央调度指挥的，北洋政府时期如此，国民政府时期也不例外。盘踞广西一隅的李宗仁、白崇禧尚且跟蒋介石的“中央”内耗了近三十年之久，何况拥兵自重的新“东北王”张学良与刚刚组建内忧外患的南京国民政府。新军阀对中央的态度，一是拼命“索取”，从官职到地盘到金钱到军火；二是拼命“自保”，拒绝缩编拒绝改组拒绝作战拒绝支援；三是拼命“欺骗”，以少报多冒领军饷，以多报少力图扩张，口号动听拒绝实行，争功踊跃遇过推诿。张学良便是这样一个新军阀。
【2】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9.18”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进口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兵工厂一座、弹药被服粮草均堆积如山），屠杀我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9.18不抵抗的耻辱。故贼势益张，贼胆益壮，日本军少壮派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如果不是在随后入侵上海的战争中，国军拼死抵抗，让日本军方四易其帅，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大戏就早就上演了。
然而，张学良却乘机对百废待兴的国民政府用了第一种态度——“索取”，索要天文数字的巨额军火粮食，完全暴露了丑恶的军阀嘴脸。此后，张用了第二种态度——“自保”。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表示：“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无耻地说：“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事！”汪精卫要求张学良辞职谢罪，张学良拒绝；汪精卫伤心至极，飞回南京后，立即宣布引咎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出国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共同谢罪国人！
但蒋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张学良走投无路投靠日本人，于是在免去张学良军职之后，又给了张学良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中，他开始用第三种态度了——“欺骗”，张学良装出委屈状，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张学良拒绝执行。其实，如果蒋介石此时能实行守土问责，逮捕法办张学良，处以极刑，不仅可严明军纪国法，避免之后汤玉麟、韩复渠之类的大小军阀避战失地，更能唤起广大国民抗日勇气和决心，不至于后来造成那么多令人遗憾的灾难。
1932年，民国最好的军阀、以“四不”（不发财不纳妾不做督军不住租界）出名的吴佩孚，也专程赶到北平，责问张学良为何9.18不抵抗，为何不出兵关外收复失地？吴佩孚怒斥：“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
一个鲜明的对比，便是9.18事变后，张大军阀手下的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曾多次向张学良请战：“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横行东北的小鬼子！”张不允，马占山仍然喊出：“日军欲占黑龙江，就让它以血来换！”马占山领导几百官兵组织了江桥血战，坚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头痛击，后一直在东北游击抗战达14年之久，坚忍到了抗战胜利，至今日本关东军老兵，提起他的名字就怕。
无独有偶，还有坚守山海关对日反击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旅；还有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反击七万日本海陆军精锐，坚守数月，迫其四易主帅；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宋哲元三十九军；一些小小的地方军阀，尚且有如此的民族气节，堂堂正正的被某些人称为“爱国将领”的张“东北王”，居然就一枪不发屁滚尿流地窜回关内。守土者皆有责，掌军者皆须保家卫国，别说中央没有“绝对不抵抗”的电文，即便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也许是当时纵情声色酗酒吸毒的少帅毒瘾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瘾君子为讨一时毒欲之满足，连灵魂肉体父母妻女都可出卖，遑论其它。
【3】西安兵变
从结果上看，1936年的西安事变的确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从动机上讲，张学良逮捕蒋介石，枪杀多名军政人员，绝对不是为了“抗日”。
事实上，在军变之前，张学良的真实想法是联合杨虎城，与延安结盟，从而得到苏俄的大力支持，以西北割据为第一步，再进而控制全中国。1936年12月，自任西北剿匪总指挥的蒋介石在张学良蓄谋已久的力邀下飞抵西安，决定在全面抗日前，彻底安定国内。这个消息，对于同任副总指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来说，是个好消息，把蒋介石抓捕杀掉。
早在张学良动手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之前，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纨绔子弟无情谊，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
1990年代，报刊上曾经公开揭露：张学良要联合杨虎城以及延安红军，组建“西北联合军团”，建立以张学良为首、以西安为“西京”的“西北联合政府”，并非为了抗日。苏俄考虑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利益。张学良、杨虎城和延安建立“西北联军”和“西北联合政府”，可以帮助苏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国的利益。可是，一旦捉蒋杀蒋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一旦失去公认的领袖，必将四分五裂，无力抵抗日军，不是迅速被击败，就是建立亲日的政府。这样日本必将开始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之久的征服苏俄之旅，日本残忍的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有相当分量的冻伤实验，就是为进军远东做准备的。
西安军变之后，全国舆论一片谴责，民众到处游行抗议，而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协。而最让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苏俄的坚决反对。苏俄担心一旦中国分裂，日本侵略中国成功，几百万日军必将扑向苏俄远东。所以斯大林立即亲自拟电命令毛泽东：绝不容许杀蒋。并且斯大林明确指示：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西安军事暴乱仅仅一天后，12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社论，将“西安事变”直接定性为“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苏俄政府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直接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所以，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西安事变得到解决。张学良不得不采取到南京请罪的方式，试图避免追究，保存东北军的势力。
【4】汉奸群生
尽管张学良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宽大，东北军没有被裁撤，然而东北军因西安事变而发生了裂变，张学良的全部6个军，纷纷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投诚，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从此，世上再无东北军这个耻辱的名字。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是一样，其最信任的部下冯钦哉带一个师2万人投靠中央，之后西安警戒旅又有两个团投靠中央，西北军也就此消失。
而当年积极支持搞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头号智囊、东北军总参议鲍文樾，抗战刚刚开始，就可耻地直接投降日寇，担任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河南省省长等高官，是著名的大汉奸之一。亲自抓捕蒋介石的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久以及应德田、苗剑秋等号称“东北军最支持联共抗日的人”，也是“对张学良最忠心的人”，却是东北军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汉奸的人，孙“因功”升任伪政权山东保安副司令，应担任伪政权河南教育厅长，而苗这个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人，直接移民日本。伪军中最高层的孙良诚、吴化文、白凤翔、李守信等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敌。
蒋介石的中央军，却从无大规模投敌的记录，甚至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主动投敌，相反有两百多名将军血洒抗日战场。
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曾经多次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为此他在基督教中寻求灵魂的救赎，也一直拒绝回到中国大陆，尽管他在大陆被吹颂成“伟大的爱国将领”。在蒋经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1980年代的张学良——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呀，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
无可厚非
张作霖雖然沒有完全向日本交出東北、但是与当時的国民政府為敵、結果是走投無路、很可能走向日本以外的某個外国勢力懐抱、従而影響到日本在東北的利益。因此、日本軍干掉了张作霖。這在日本的現代史中都是確認无疑問的。該文却写成是紅色特工的所作所為、可見其歪曲性
此文夹杂了很多错误的史实，估计是作者为了得到果粉结论而故意为之。列举几处：
1. 关东军是驻扎在东北的。在朝鲜的是朝鲜驻屯军。这是两只互不隶属的部队。
2. 东北军从来没有百万之重，当时大约有30万。
3. 杨宇霆是反对易秩的。
譲日本在法理上奪取東北站不住脚。換句話来説、開啓日本帝国崩壊的第１歩
這大概也是張学良総被某些人罵的一個原因
張学良発動了西安事変、又被叧外些人罵。総的来説被這２派人罵
土共念张公子的好，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张公子不随老蒋飞南京，而是跑到延安入伙，只怕他活不到那个岁数，混到文革，就得挂廖。
看过另一篇讲这段历史的。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不占上风，主和派一直主导地位。日军进攻张学良大本营的100人多人,因为着急，根本没带武器，张为了造成受害者形象严禁官兵抵抗，让这100多人长驱直入，在他办公室发现了他和日本主和派大臣的通信，而且是他想贿赂人家的信。这信被日军当成证据，引起日本国内对主和大臣的抗议，从而占据上风，得以进攻东北。当时东北王是真正意义上的富可敌国，比蒋政府有钱多了，张学良从东北逃出来时丢弃了东北百姓－－－－他父亲经营一生的子民和土地，还有一整火车的金银财富。如果不是他这样把东北要隘一再拱手让出，日本 绝不会那么容易进关。
坐这个位置没担当就是混蛋。
对中国的损害比汪精卫还大。
当時、張学良已是国民政府首脳之一。不抵抗這様大的事、張学良一口咬定是自己決定的、自己背鍋
但是最终，却由更恨张作霖的苏俄，派出红色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而该红色特工，由此而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
是呀，哪来的这个结论啊，笑死人了
借钱滴。其余部队，用高岗的话说，破衣烂衫形容枯蒿和叫花子木有两样，是他的陕北红军救了中央。
据说，就是这些话，给他埋下了杀身之祸。
就全局而言老蒋当时正在调动中央军在内四十万军队，准备最后一战。这就是俺说的“以一敌十”，算是很给２万多红军面子滴。
说实在滴，土共不能因为今天发了，阔了，就篡改历史，忘了老本。西安事变，周恩来带人从瓦窑堡赶赴西安，惹不起当地的土围子，绕道２０多里溜边，就是红军已经极其困难，能不惹事就不惹事，连党内副主席出门，也要悄悄滴绕路廖。
话说回来，真滴老蒋四十万对红军２万多，哪怕十个打一个，掐脖子摔跤抱着股拐啃筋，红军个个誓死不降，也是剩不下滴。
高调宣传，精神原子弹，当然有效。但是，真在战场上相见，老毛也要至少三倍兵力，才敢开打。
实事求是，曾经是土共的制胜法宝，现在阔廖，法宝也就丢到姥姥家去廖。
当然，这个“法宝”，今天已经不灵廖。
而且，当时的红军，在国军中的情报内线，几乎彻底完蛋，根本无法指望熊向辉们传递军情。
中央红军往陕北跑，还是借着教堂里的过期报纸，发现陕北有红军滴。
酱紫闭着眼睛打仗，那可是兵家大忌，是要全军覆灭滴。
所以，老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整编成国军抗日，实在是土共能屈能伸，绝处逢生的旷世奇谋。
要不然，西安事变，不会被土共始终供奉，不似其他历史事变，被土共在运动中扭来扭曲滴。
到了陕北还剩不足６０００人。
带兵打仗，一种打法是聚歼，还有一种是消耗，越打越少，最后打光。
要不，老毛何等人物，也不会屈尊叫红军将士把帽子上的红五星摘下来，换成国军的“青天白日”徽。
实事求是，不辱祖宗名声，文过饰非，才是大忌。
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混吃混喝的街痞流氓，因为做了皇上，后人就鼓捣个芒砀山斩白蛇起义，到后来自己都信廖，令人笑掉大牙，真不如不编那个马屁典故的好。
编者按：张学良因为发动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与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也帮助了延安红色政权的稳定与安全。因此在很长时间内，国人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比较高的，甚至被称赞为“伟大的爱国将领”。对张学良的这种过高的评价，相信他自己都会感到脸红。这也许他在晚年没有回大陆的主要原因。
综合分析张学良在主持治理东北，丢掉东北的过程，张学良其实就是一个抽大烟的花花公子，一无是处的窝囊废，无论从那方面，都比他爹大帅张作霖差远了。
假如大帅张作霖活着，东北不会丢，甚至不会有十四年抗日战争。
假如张学良多少的有点大帅张作霖血气，哪怕死亡几万士兵，真正和日本人干上一场，就算是东北丢了，日本人也不会有胆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我们遇到了花花公子，窝囊废张学良治理东北。于是东北丢了，七年后，日本人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张学良不无耻吗？他晚年还有脸回大陆吗？
【1】虎父犬子
人们常说，“虎父无犬子”，但事实往往是：虎父出犬子。例如纸上谈兵葬送赵国精锐40余万的赵括；例如乐不思蜀拱手出降的刘禅；再例如，一枪不发丢弃乃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拥有百万雄兵、千万百姓、无数兵工厂军火库乃至飞机野炮装甲车之东三省的张学良。
虎父出犬子的原因，在于虎父忙于征战，疏于教导犬子，犬子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骄娇为气酒色为友，空有虎父营就的舞台，并无腾挪舒展的功夫，自然变成败家子。“少帅”流连于北平的酒场舞会中，正所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于温柔乡中乐不思东北，兼之“少帅”是个吸毒鬼，每日“鸦片枪在手、快活似神仙”，欲这样的人抗日爱国，不亦难乎！
张作霖在民族气节上是铁了心的，对苏俄毛子毫不退让，对日本人的手段也是软硬不吃。日本军部曾经研判：若与张作霖的剽悍善战之东北军开战，以张作霖的智谋军术，日军没有必胜速胜之把握，而一旦战事胶着，东北军得到全国支持，则日军就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也一直想解决张作霖。但是最终，却由更恨张作霖的苏俄，派出红色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而该红色特工，由此而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
昏君上台，总要先杀几个先王忠臣以“树威”，但那还是江山稳固之际。张学良一接班，即面对日本关东军（驻朝鲜）的随时入侵，面对苏俄长期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竟擅杀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老臣，以巩固权力，这不仅失掉了自己最重要的军政支撑，更令东北军将士寒心。
杨宇霆出身日本士官军校，雄才伟略，爱国之心强烈，不仅是张作霖最信任的托孤之臣，长期担任东北军军师（总参议），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最高，为张作霖打江山乃至入关执政立下汗马功劳，更是张作霖被炸死后迅速稳定局势，扶持张学良继位、并促成南北统一东北易帜的最关键人物，而杨事后为免张学良忌恨，已经辞去一切职务，清廉自守。而常荫槐，被东北人看做是“最能干的人才”，作为黑龙江省长、交通总长，常荫槐主持修造了打通、奉海、北宁铁路，维护了东北的路权，瓦解了苏俄中东日本满铁的垄断，更设立10万山林警察，配置进口武器，遏制了苏俄日本的侵略渗透！
在被杀害当天，杨宇霆常荫槐是找张学良汇报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收回路权、维护民族利益！两人均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大功臣，最为日本和苏俄忌恨！张学良却无耻地将他们杀害！在被命令捏造杨常罪状时，帅府秘书长郑谦愤怒质问张学良：“咋干这种事呢？！”张学良无言以对，三天后又把郑谦秘密杀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张学良如此自毁长城，东北不待日本苏俄侵略，已不可守！张作霖虽然出身土匪，但归顺朝廷后尚无滥杀恶行，对兄弟同甘共苦，张学良如此大逆不道，张作霖在天有灵，必当痛心。
张学良上台时，关内的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曾按照杨宇霆等老臣的意见，由杨宇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使北伐军师出无名，也顺应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借此将自己的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介石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局，有所顾忌。
但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军阀派系，没有哪个能真正服从中央调度指挥的，北洋政府时期如此，国民政府时期也不例外。盘踞广西一隅的李宗仁、白崇禧尚且跟蒋介石的“中央”内耗了近三十年之久，何况拥兵自重的新“东北王”张学良与刚刚组建内忧外患的南京国民政府。新军阀对中央的态度，一是拼命“索取”，从官职到地盘到金钱到军火；二是拼命“自保”，拒绝缩编拒绝改组拒绝作战拒绝支援；三是拼命“欺骗”，以少报多冒领军饷，以多报少力图扩张，口号动听拒绝实行，争功踊跃遇过推诿。张学良便是这样一个新军阀。
【2】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9.18”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进口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兵工厂一座、弹药被服粮草均堆积如山），屠杀我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9.18不抵抗的耻辱。故贼势益张，贼胆益壮，日本军少壮派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如果不是在随后入侵上海的战争中，国军拼死抵抗，让日本军方四易其帅，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大戏就早就上演了。
然而，张学良却乘机对百废待兴的国民政府用了第一种态度——“索取”，索要天文数字的巨额军火粮食，完全暴露了丑恶的军阀嘴脸。此后，张用了第二种态度——“自保”。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表示：“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无耻地说：“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事！”汪精卫要求张学良辞职谢罪，张学良拒绝；汪精卫伤心至极，飞回南京后，立即宣布引咎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出国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共同谢罪国人！
但蒋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张学良走投无路投靠日本人，于是在免去张学良军职之后，又给了张学良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中，他开始用第三种态度了——“欺骗”，张学良装出委屈状，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张学良拒绝执行。其实，如果蒋介石此时能实行守土问责，逮捕法办张学良，处以极刑，不仅可严明军纪国法，避免之后汤玉麟、韩复渠之类的大小军阀避战失地，更能唤起广大国民抗日勇气和决心，不至于后来造成那么多令人遗憾的灾难。
1932年，民国最好的军阀、以“四不”（不发财不纳妾不做督军不住租界）出名的吴佩孚，也专程赶到北平，责问张学良为何9.18不抵抗，为何不出兵关外收复失地？吴佩孚怒斥：“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
一个鲜明的对比，便是9.18事变后，张大军阀手下的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曾多次向张学良请战：“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横行东北的小鬼子！”张不允，马占山仍然喊出：“日军欲占黑龙江，就让它以血来换！”马占山领导几百官兵组织了江桥血战，坚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头痛击，后一直在东北游击抗战达14年之久，坚忍到了抗战胜利，至今日本关东军老兵，提起他的名字就怕。
无独有偶，还有坚守山海关对日反击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旅；还有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反击七万日本海陆军精锐，坚守数月，迫其四易主帅；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宋哲元三十九军；一些小小的地方军阀，尚且有如此的民族气节，堂堂正正的被某些人称为“爱国将领”的张“东北王”，居然就一枪不发屁滚尿流地窜回关内。守土者皆有责，掌军者皆须保家卫国，别说中央没有“绝对不抵抗”的电文，即便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也许是当时纵情声色酗酒吸毒的少帅毒瘾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瘾君子为讨一时毒欲之满足，连灵魂肉体父母妻女都可出卖，遑论其它。
【3】西安兵变
从结果上看，1936年的西安事变的确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从动机上讲，张学良逮捕蒋介石，枪杀多名军政人员，绝对不是为了“抗日”。
事实上，在军变之前，张学良的真实想法是联合杨虎城，与延安结盟，从而得到苏俄的大力支持，以西北割据为第一步，再进而控制全中国。1936年12月，自任西北剿匪总指挥的蒋介石在张学良蓄谋已久的力邀下飞抵西安，决定在全面抗日前，彻底安定国内。这个消息，对于同任副总指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来说，是个好消息，把蒋介石抓捕杀掉。
早在张学良动手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之前，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纨绔子弟无情谊，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
1990年代，报刊上曾经公开揭露：张学良要联合杨虎城以及延安红军，组建“西北联合军团”，建立以张学良为首、以西安为“西京”的“西北联合政府”，并非为了抗日。苏俄考虑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利益。张学良、杨虎城和延安建立“西北联军”和“西北联合政府”，可以帮助苏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国的利益。可是，一旦捉蒋杀蒋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一旦失去公认的领袖，必将四分五裂，无力抵抗日军，不是迅速被击败，就是建立亲日的政府。这样日本必将开始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之久的征服苏俄之旅，日本残忍的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有相当分量的冻伤实验，就是为进军远东做准备的。
西安军变之后，全国舆论一片谴责，民众到处游行抗议，而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协。而最让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苏俄的坚决反对。苏俄担心一旦中国分裂，日本侵略中国成功，几百万日军必将扑向苏俄远东。所以斯大林立即亲自拟电命令毛泽东：绝不容许杀蒋。并且斯大林明确指示：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西安军事暴乱仅仅一天后，12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社论，将“西安事变”直接定性为“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苏俄政府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直接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所以，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西安事变得到解决。张学良不得不采取到南京请罪的方式，试图避免追究，保存东北军的势力。
【4】汉奸群生
尽管张学良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宽大，东北军没有被裁撤，然而东北军因西安事变而发生了裂变，张学良的全部6个军，纷纷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投诚，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从此，世上再无东北军这个耻辱的名字。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是一样，其最信任的部下冯钦哉带一个师2万人投靠中央，之后西安警戒旅又有两个团投靠中央，西北军也就此消失。
而当年积极支持搞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头号智囊、东北军总参议鲍文樾，抗战刚刚开始，就可耻地直接投降日寇，担任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河南省省长等高官，是著名的大汉奸之一。亲自抓捕蒋介石的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久以及应德田、苗剑秋等号称“东北军最支持联共抗日的人”，也是“对张学良最忠心的人”，却是东北军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汉奸的人，孙“因功”升任伪政权山东保安副司令，应担任伪政权河南教育厅长，而苗这个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人，直接移民日本。伪军中最高层的孙良诚、吴化文、白凤翔、李守信等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敌。
蒋介石的中央军，却从无大规模投敌的记录，甚至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主动投敌，相反有两百多名将军血洒抗日战场。
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曾经多次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为此他在基督教中寻求灵魂的救赎，也一直拒绝回到中国大陆，尽管他在大陆被吹颂成“伟大的爱国将领”。在蒋经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1980年代的张学良——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呀，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
无可厚非
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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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雖然沒有完全向日本交出東北、但是与当時的国民政府為敵、結果是走投無路、很可能走向日本以外的某個外国勢力懐抱、従而影響到日本在東北的利益。因此、日本軍干掉了张作霖。這在日本的現代史中都是確認无疑問的。該文却写成是紅色特工的所作所為、可見其歪曲性
此文夹杂了很多错误的史实，估计是作者为了得到果粉结论而故意为之。列举几处：
1. 关东军是驻扎在东北的。在朝鲜的是朝鲜驻屯军。这是两只互不隶属的部队。
2. 东北军从来没有百万之重，当时大约有30万。
3. 杨宇霆是反对易秩的。
譲日本在法理上奪取東北站不住脚。換句話来説、開啓日本帝国崩壊的第１歩
這大概也是張学良総被某些人罵的一個原因
張学良発動了西安事変、又被叧外些人罵。総的来説被這２派人罵
土共念张公子的好，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张公子不随老蒋飞南京，而是跑到延安入伙，只怕他活不到那个岁数，混到文革，就得挂廖。
看过另一篇讲这段历史的。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不占上风，主和派一直主导地位。日军进攻张学良大本营的100人多人,因为着急，根本没带武器，张为了造成受害者形象严禁官兵抵抗，让这100多人长驱直入，在他办公室发现了他和日本主和派大臣的通信，而且是他想贿赂人家的信。这信被日军当成证据，引起日本国内对主和大臣的抗议，从而占据上风，得以进攻东北。当时东北王是真正意义上的富可敌国，比蒋政府有钱多了，张学良从东北逃出来时丢弃了东北百姓－－－－他父亲经营一生的子民和土地，还有一整火车的金银财富。如果不是他这样把东北要隘一再拱手让出，日本 绝不会那么容易进关。
坐这个位置没担当就是混蛋。
对中国的损害比汪精卫还大。
当時、張学良已是国民政府首脳之一。不抵抗這様大的事、張学良一口咬定是自己決定的、自己背鍋
但是最终，却由更恨张作霖的苏俄，派出红色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而该红色特工，由此而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
是呀，哪来的这个结论啊，笑死人了
借钱滴。其余部队，用高岗的话说，破衣烂衫形容枯蒿和叫花子木有两样，是他的陕北红军救了中央。
据说，就是这些话，给他埋下了杀身之祸。
就全局而言老蒋当时正在调动中央军在内四十万军队，准备最后一战。这就是俺说的“以一敌十”，算是很给２万多红军面子滴。
说实在滴，土共不能因为今天发了，阔了，就篡改历史，忘了老本。西安事变，周恩来带人从瓦窑堡赶赴西安，惹不起当地的土围子，绕道２０多里溜边，就是红军已经极其困难，能不惹事就不惹事，连党内副主席出门，也要悄悄滴绕路廖。
话说回来，真滴老蒋四十万对红军２万多，哪怕十个打一个，掐脖子摔跤抱着股拐啃筋，红军个个誓死不降，也是剩不下滴。
高调宣传，精神原子弹，当然有效。但是，真在战场上相见，老毛也要至少三倍兵力，才敢开打。
实事求是，曾经是土共的制胜法宝，现在阔廖，法宝也就丢到姥姥家去廖。
当然，这个“法宝”，今天已经不灵廖。
而且，当时的红军，在国军中的情报内线，几乎彻底完蛋，根本无法指望熊向辉们传递军情。
中央红军往陕北跑，还是借着教堂里的过期报纸，发现陕北有红军滴。
酱紫闭着眼睛打仗，那可是兵家大忌，是要全军覆灭滴。
所以，老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整编成国军抗日，实在是土共能屈能伸，绝处逢生的旷世奇谋。
要不然，西安事变，不会被土共始终供奉，不似其他历史事变，被土共在运动中扭来扭曲滴。
到了陕北还剩不足６０００人。
带兵打仗，一种打法是聚歼，还有一种是消耗，越打越少，最后打光。
要不，老毛何等人物，也不会屈尊叫红军将士把帽子上的红五星摘下来，换成国军的“青天白日”徽。
实事求是，不辱祖宗名声，文过饰非，才是大忌。
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混吃混喝的街痞流氓，因为做了皇上，后人就鼓捣个芒砀山斩白蛇起义，到后来自己都信廖，令人笑掉大牙，真不如不编那个马屁典故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