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李文普的枪伤是林立果打的还是自伤？如果是自伤，他为什么要自伤？
九一三事件当晚，李文普在北戴河8341部队大队部门口跳车、受伤，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他的枪伤是被林立果打的还是自伤，一直以来都有争议。按照李文普自己的说法：听到林彪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李文普大喊停车，”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但事实上，李文普不论是关于林彪的问话和自己的枪伤都是在撒谎，而且不难证明。首先林彪作为中国国防部长，长期领导对苏联入侵的防卫，对苏联远东主要城市的位置、兵力部署等信息都应该烂熟于心，他本人又去过伊尔库茨克，怎么可能问出”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这种低级问题？另外，林彪出发前还一直说去大连，陈占照等内勤都可以证明，怎么过了短短十几分钟就变成了伊尔库茨克？在李文普开始被审查的时候，他本人也没有说过这件事，但后来随着审查的深入，李文普才以保留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三项条件，换取交待林彪这句话，为”林彪集团叛国投敌、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提供了”铁证”。
对于李文普枪伤的说法，很多林办工作人员都认为是自伤。秘书宋德金说：”事实早已证明，李文普是出于制造‘与叛国外逃分子划清界限’的假象而开枪自伤，这一点林办工作人员都是十分清楚的，是毋庸置疑的，‘林立果开枪打伤李文普’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在”亚疗”审查期间，大家都叫李文普是”王连举”（京剧《红灯记》里的叛徒，自己打了自己一枪）。张清林也一直认为李文普是自伤。他后来回忆说：当晚，他看了李文普的伤口，说了一句：李主任，你自己打的啊。李文普低着头，不再吭声。1982年，张清林去看李文普，说我当时给你包扎，我看了伤口，你是自伤。李文普坐在沙发里，埋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舒云，1998年5月10日张清林谈话）但是，李文普在公开场合不承认张清林看过他的伤口并给他包扎，他说是8341部队卫生员小陆给他包扎的。后来，李文普公开发表文章说：”我已经从林彪车上跳下来，干吗还要自己打自己一枪？我在几年监护审查期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一枪不是林立果打的。”（《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舒云访问了给李文普做手术的281医院的医生、护士。李文普中弹的入口是在左胸乳头下2厘米，子弹从胸壁里穿到左上臂，出口在左上臂外侧。手术主刀的李太和医生当场问李文普：你的左臂是扬着的？这是自伤啊。李文普没有否认，因为只有这个姿势才能产生这样的弹道。（《新史记》2012年1月25日，第5期45页）
更关键的证据来自8341部队大队长姜作寿的回忆，九一三事件后他亲自检查了林彪座驾红旗车的弹道，并找到了开枪的弹壳和弹头。以下是姜作寿回忆的原文：
1971年9月13日上午8点。我安排人员配合查封96楼，并集中相关人员后，我和张宏副团长、司机小宁对大红旗保险车进行了详细检查。我离开北戴河时，交代司机宁永志把大红旗保险车开回北戴河55楼的车库。大红旗保险车内有一个塑料小手提包，里面放的是一些药棉，以及化妆品，这显然是叶群的。还有刘沛丰的一个钱包，有40多元钱及几斤粮票。在大红旗保险车右前门处，我拾到一个子弹壳和一个破碎弹头，弹壳和弹头的型号一致，是同一支手枪射出的同一颗子弹。
大红旗保险车里里外外共打了四枪，我们围绕这四枪的弹着点，进行了查找。并将大红旗保险车开到枪击现场，专门进行了复原，并初步鉴定。最后将车内物品逐一登记，由我写成书面报告。汪东兴同志接到报告后，及时向周总理、毛主席作了汇报。
根据我们现场勘查的结果，前两枪的先后顺序并不确定。但由于第一枪响时李文普没有叫，第二枪响时李文普嗷嗷叫了，我判断第一枪是车内打的，第二枪是车外打的。
大红旗保险车上共有六个人，从左往右，第一排开车的林彪司机杨振刚和警卫参谋李文普，第二排是刘沛丰和林立果，第三排是叶群和林彪。也就是说坐在右座的依次是李文普、林立果和林彪。现场的四枪都发生在右边，而第一排右座的李文普又是从右前车门下的车。
我和张宏同志分析，第一枪有可能是坐在右座的林立果打的。从弹道看，这颗子弹射向车外，弹着点在车的前进方向，即右前车门玻璃摇把的上半部位。大红旗保险车的防弹玻璃非常厚，也很沉，必须靠千斤顶的摇把才能升降车门玻璃。当时我以为两枪都是车里的林立果打的。但我从大红旗保险车内只找到一个弹壳，与林立果的枪型号一致。同时我在车门内还找到了林立果打出的手枪弹丸，已经破碎了。这说明林立果只打了一枪，弹洞即弹着点也在车上。林立果的一枪既有弹壳、弹头，也有弹洞，说明林立果唯一的一枪没有击中李文普。
几乎与第一枪同时，大红旗保险车的车外也响了一枪。从李文普站的位置，车里的人打枪有可能击中李文普的右肩膀，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击中李文普的左肩膀，除非子弹会拐弯。林立果的弹壳和弹头都遗留在车内，弹洞又在车门摇把上，林立果不可能一枪打出两个弹着点，既打中右车门的摇把，又打中李文普左肩膀。林立果这一枪既然击中了大红旗保险车的右车门摇把，就不可能再击中李文普的左肩膀。
经过比对和鉴别，在车外捡到的弹壳与车内的弹壳不是出自同一支枪。也就是说，三个人用三支不同型号的枪打出四发子弹。事后我们查验了李文普同志的手枪。我用手一摸，他的手枪后面有灰，枪管有明显射过实弹的痕迹。我们在车外拾到的弹壳，与李文普的枪型号比对一致。可以肯定，李文普打了一枪。
现场一共打了四枪，四颗子弹壳都找到了，而我们却只找到三个弹洞。第一枪的弹着点打在车门摇把上，第三枪、第四枪的弹洞在右后车门的防弹玻璃上，只有李文普的第二枪弹洞找不到，而李文普的左肩部有枪伤。
我们二大队的军医陆正武告诉我，李文普这一枪很奇怪，像是他自己打的，枪很近，擦胸部而过，子弹显然没有力气，连李文普的衣服也没有穿透。我和张宏、于仁堂分析是李文普可能不好交代，才自己打了自己一枪。（《姜作寿回忆在林彪身边的五年》，姜作寿口述，舒云整理）
姜作寿是九一三事件重要的当事人，时任北戴河8341部队负责林彪警卫的大队长，又是事后检查红旗车的负责人。他的回忆，确凿无疑地说明李文普是自伤。那么李文普为什么要自伤呢？袁策祥在《”9.13事件”中的李文普及其他》一文中认为，九一三事件自始至终其实中央都了如指掌，林彪一家的宿命早已注定，李文普被中央安排上飞机，但他本人从种种迹象判断此去凶多吉少，要跳车又没有过硬的理由，不得不以自残的方式有所交待。笔者认为袁的说法后半部分是可能的，即李文普作为最早知情的林办工作人员，结合林立衡密告的情报、叶群林立果等人的异常表现、8341部队的奇怪反应等各种综合信息，直觉判断绝对不能跟着上飞机，否则将死无葬身之地，因而开枪自伤。只有这样，他才能显示自己“和叛党叛国分子划清界限、誓死斗争“，从而对自己擅离警卫岗位，临阵脱逃的严重渎职行为有所交待。凭借自伤的这一枪，李文普捡回了一条命。虽然因此左臂落下终身残疾，结束审查后复员，被发配到山西吕梁的石棉矿上做了六年苦工，这是他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比起葬身大漠、身败名裂的那些人，已经算是幸运了。
为啥是半夜起飞？
飞机起飞后山海关机场关闭，一片漆黑，飞机盘旋后朝南飞。
然后才往北飞。为啥？飞机无法和北京地勤联系，北京机场也关闭。
这时林彪彻底明白了
没必要自伤划清界限
早说过了，最关键是他为啥跳车？怎么敢跳车？
谁开的枪根本不是关键。
哈
提问：李文普的枪伤是林立果打的还是自伤？如果是自伤，他为什么要自伤？
九一三事件当晚，李文普在北戴河8341部队大队部门口跳车、受伤，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他的枪伤是被林立果打的还是自伤，一直以来都有争议。按照李文普自己的说法：听到林彪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李文普大喊停车，”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但事实上，李文普不论是关于林彪的问话和自己的枪伤都是在撒谎，而且不难证明。首先林彪作为中国国防部长，长期领导对苏联入侵的防卫，对苏联远东主要城市的位置、兵力部署等信息都应该烂熟于心，他本人又去过伊尔库茨克，怎么可能问出”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这种低级问题？另外，林彪出发前还一直说去大连，陈占照等内勤都可以证明，怎么过了短短十几分钟就变成了伊尔库茨克？在李文普开始被审查的时候，他本人也没有说过这件事，但后来随着审查的深入，李文普才以保留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三项条件，换取交待林彪这句话，为”林彪集团叛国投敌、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提供了”铁证”。
对于李文普枪伤的说法，很多林办工作人员都认为是自伤。秘书宋德金说：”事实早已证明，李文普是出于制造‘与叛国外逃分子划清界限’的假象而开枪自伤，这一点林办工作人员都是十分清楚的，是毋庸置疑的，‘林立果开枪打伤李文普’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在”亚疗”审查期间，大家都叫李文普是”王连举”（京剧《红灯记》里的叛徒，自己打了自己一枪）。张清林也一直认为李文普是自伤。他后来回忆说：当晚，他看了李文普的伤口，说了一句：李主任，你自己打的啊。李文普低着头，不再吭声。1982年，张清林去看李文普，说我当时给你包扎，我看了伤口，你是自伤。李文普坐在沙发里，埋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舒云，1998年5月10日张清林谈话）但是，李文普在公开场合不承认张清林看过他的伤口并给他包扎，他说是8341部队卫生员小陆给他包扎的。后来，李文普公开发表文章说：”我已经从林彪车上跳下来，干吗还要自己打自己一枪？我在几年监护审查期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一枪不是林立果打的。”（《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舒云访问了给李文普做手术的281医院的医生、护士。李文普中弹的入口是在左胸乳头下2厘米，子弹从胸壁里穿到左上臂，出口在左上臂外侧。手术主刀的李太和医生当场问李文普：你的左臂是扬着的？这是自伤啊。李文普没有否认，因为只有这个姿势才能产生这样的弹道。（《新史记》2012年1月25日，第5期45页）
更关键的证据来自8341部队大队长姜作寿的回忆，九一三事件后他亲自检查了林彪座驾红旗车的弹道，并找到了开枪的弹壳和弹头。以下是姜作寿回忆的原文：
1971年9月13日上午8点。我安排人员配合查封96楼，并集中相关人员后，我和张宏副团长、司机小宁对大红旗保险车进行了详细检查。我离开北戴河时，交代司机宁永志把大红旗保险车开回北戴河55楼的车库。大红旗保险车内有一个塑料小手提包，里面放的是一些药棉，以及化妆品，这显然是叶群的。还有刘沛丰的一个钱包，有40多元钱及几斤粮票。在大红旗保险车右前门处，我拾到一个子弹壳和一个破碎弹头，弹壳和弹头的型号一致，是同一支手枪射出的同一颗子弹。
大红旗保险车里里外外共打了四枪，我们围绕这四枪的弹着点，进行了查找。并将大红旗保险车开到枪击现场，专门进行了复原，并初步鉴定。最后将车内物品逐一登记，由我写成书面报告。汪东兴同志接到报告后，及时向周总理、毛主席作了汇报。
根据我们现场勘查的结果，前两枪的先后顺序并不确定。但由于第一枪响时李文普没有叫，第二枪响时李文普嗷嗷叫了，我判断第一枪是车内打的，第二枪是车外打的。
大红旗保险车上共有六个人，从左往右，第一排开车的林彪司机杨振刚和警卫参谋李文普，第二排是刘沛丰和林立果，第三排是叶群和林彪。也就是说坐在右座的依次是李文普、林立果和林彪。现场的四枪都发生在右边，而第一排右座的李文普又是从右前车门下的车。
我和张宏同志分析，第一枪有可能是坐在右座的林立果打的。从弹道看，这颗子弹射向车外，弹着点在车的前进方向，即右前车门玻璃摇把的上半部位。大红旗保险车的防弹玻璃非常厚，也很沉，必须靠千斤顶的摇把才能升降车门玻璃。当时我以为两枪都是车里的林立果打的。但我从大红旗保险车内只找到一个弹壳，与林立果的枪型号一致。同时我在车门内还找到了林立果打出的手枪弹丸，已经破碎了。这说明林立果只打了一枪，弹洞即弹着点也在车上。林立果的一枪既有弹壳、弹头，也有弹洞，说明林立果唯一的一枪没有击中李文普。
几乎与第一枪同时，大红旗保险车的车外也响了一枪。从李文普站的位置，车里的人打枪有可能击中李文普的右肩膀，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击中李文普的左肩膀，除非子弹会拐弯。林立果的弹壳和弹头都遗留在车内，弹洞又在车门摇把上，林立果不可能一枪打出两个弹着点，既打中右车门的摇把，又打中李文普左肩膀。林立果这一枪既然击中了大红旗保险车的右车门摇把，就不可能再击中李文普的左肩膀。
经过比对和鉴别，在车外捡到的弹壳与车内的弹壳不是出自同一支枪。也就是说，三个人用三支不同型号的枪打出四发子弹。事后我们查验了李文普同志的手枪。我用手一摸，他的手枪后面有灰，枪管有明显射过实弹的痕迹。我们在车外拾到的弹壳，与李文普的枪型号比对一致。可以肯定，李文普打了一枪。
现场一共打了四枪，四颗子弹壳都找到了，而我们却只找到三个弹洞。第一枪的弹着点打在车门摇把上，第三枪、第四枪的弹洞在右后车门的防弹玻璃上，只有李文普的第二枪弹洞找不到，而李文普的左肩部有枪伤。
我们二大队的军医陆正武告诉我，李文普这一枪很奇怪，像是他自己打的，枪很近，擦胸部而过，子弹显然没有力气，连李文普的衣服也没有穿透。我和张宏、于仁堂分析是李文普可能不好交代，才自己打了自己一枪。（《姜作寿回忆在林彪身边的五年》，姜作寿口述，舒云整理）
姜作寿是九一三事件重要的当事人，时任北戴河8341部队负责林彪警卫的大队长，又是事后检查红旗车的负责人。他的回忆，确凿无疑地说明李文普是自伤。那么李文普为什么要自伤呢？袁策祥在《”9.13事件”中的李文普及其他》一文中认为，九一三事件自始至终其实中央都了如指掌，林彪一家的宿命早已注定，李文普被中央安排上飞机，但他本人从种种迹象判断此去凶多吉少，要跳车又没有过硬的理由，不得不以自残的方式有所交待。笔者认为袁的说法后半部分是可能的，即李文普作为最早知情的林办工作人员，结合林立衡密告的情报、叶群林立果等人的异常表现、8341部队的奇怪反应等各种综合信息，直觉判断绝对不能跟着上飞机，否则将死无葬身之地，因而开枪自伤。只有这样，他才能显示自己“和叛党叛国分子划清界限、誓死斗争“，从而对自己擅离警卫岗位，临阵脱逃的严重渎职行为有所交待。凭借自伤的这一枪，李文普捡回了一条命。虽然因此左臂落下终身残疾，结束审查后复员，被发配到山西吕梁的石棉矿上做了六年苦工，这是他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比起葬身大漠、身败名裂的那些人，已经算是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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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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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是半夜起飞？
飞机起飞后山海关机场关闭，一片漆黑，飞机盘旋后朝南飞。
然后才往北飞。为啥？飞机无法和北京地勤联系，北京机场也关闭。
这时林彪彻底明白了
没必要自伤划清界限
早说过了，最关键是他为啥跳车？怎么敢跳车？
谁开的枪根本不是关键。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