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 一个美国智库学者首先说的这句话，被中国学者纷纷引用。后来基辛格又说了一遍，于是，这句话现在几乎成了人们说到中美关系时的口头禅。 且慢！过去的中美关系是怎么样的？说这句话的人都搞清楚了吗？ 基辛格说完这一句，又加了半句：“要重新定位。” 这话出自基辛格之口，可谓是经验之谈，一语中的。 毛泽东说过，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是个首要问题。分清敌我就是个定位问题。而要准确定位，则需要知己知彼。 既然美国要对中国重新定位，那就不妨看看美国对中国定位的几个先例。 1949年新中国甫一建立，杜鲁门政府就以意识形态画线，把新中国定位为敌人。这一定位主要基于如下判断：中共将是服从莫斯科旨意的仆从。虽然美国住延安的外交使团曾经给出了不同意见，更有西欧国家的学者和领导人指出毛泽东的独立性，甚至有人预言毛泽东将会是第二个铁托，但是杜鲁门固执己见，坚持把新中国定位为敌人，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封锁禁运围堵的政策。不得不说这一定位含有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因素：在美国领导人的眼里，当时的中国就是个叫花子国家。他们在骨子里相信，没有美国和西方的援助施舍，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庞大人口。而新中国想要依靠的苏联自顾不暇——苏联农业的产量长期低于沙俄时期。所以中国充其量是个虚弱的敌人。即便在朝鲜战场上感受到志愿军的强悍，已能明显感觉到新中国领导人的卓越领导力，杜鲁门政府仍然未能放下自己的傲慢和偏见，寄望用封锁孤立政策摧垮新中国。 这种种族主义傲慢在肯尼迪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居然选择与苏联联手阻止中国获得核武器。对有色人种拥有核武器的恐惧超过了对最大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手的恐惧。正是因为延续把中国视为主要敌人的这一定位，肯尼迪以及继任的约翰逊在遏制中国的冲动下，把美国带进了越战泥淖。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新中国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不但养活了建国时继承的已有人口，还实现了人口总数的大幅度增长，结束了从满清晚期开始、包括整个民国时代的人口总数徘徊不增的局面，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经济不仅没有在美国和西方的封锁禁运下崩溃，反而一跃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大国之一，并且有能力支持援助北越反抗美国的霸权，直接导致美国陷入二次大战后最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危机。美国的国力遭受重创，在与苏联的争霸中退据守势。美国为轻率将中国定位敌人的错误付出沉痛代价。 尼克松是靠反共起家的极右翼政治人物，他曾以副总统身份访问台湾，与蒋介石成为朋友。据他自己说，他曾经深信蒋介石的判断，即大陆共产党政权会很快垮台，所以长期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立场。尼克松以副总统身份参与了美中对抗的大部分年月，包括两次台海危机。新中国不但没有在美国的禁运封锁下垮掉，反而在与美国的对峙中成长为掌握核武器的大国。切身经历迫使尼克松改变了先前对新中国的看法。他曾为此写到，虽然他仍然愿意相信蒋介石的判断，但是他自己所作的现实分析告诉他，蒋介石是错的。中苏分裂证明了之前对中国定位所依据的认知错误，尼克松体认到需要对中国进行重新定位。由于中国仍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为避免让人感觉仅仅是为了中国而作的重新定位，尼克松搞了个障眼法，公开提出世界上现实存在着五大力量：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明眼人一看便知，西欧和日本并非独立的力量。这是尼克松对中国是一支独立的、不可忽视的力量的承认，是他重新审视中国之后的一个基本认知。从此以后，世人对冷战的叙述从美苏两极变成了美苏中三角。 尼克松是打着结束越战的旗号当选美国总统的。他深知要结束越战，绕不开中国。这是为什么呢？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北越发起了统一祖国的动员。随着美国的介入，衍变发展为抗美救国战争。中国从一开始就全力支持北越，而苏联则是在1964年美国升级越南战争之后的第二年，也即1965年才加入援越行列。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北越的主要援助国。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一天也撑不下去。如果美国没有获胜就从越南撤军，无疑等同于被中国击败，美国的国际信用将会遭受重创。第二个方面是第一个方面的延长。1954年，美国挑头组建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把南越、老挝和柬埔寨纳入军事保护范围。美国干预越南统一依据的就是这一条约。美国公开宣称，该条约针对的就是中国。副总统尼克松当年为条约的签订跑了不少腿。美国为了结束越战而从越南撤军，就是把南越和老挝柬埔寨丢给了红色政权。这还没完。毛泽东在援助印支三国的时候，还同时在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和缅甸组织起共产党游击队，开始了小规模的武装斗争。如果美国单方面从越南撤军，失去美国保护的这三个国家就像利刀砍瓜切菜一般落入由红色中国支持的各国共产党之手。那样的话，美国跟输掉底裤的赌徒也没什么区别了。在东南亚输给中国之后，还将面临士气大振的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挑战。 美国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孤注一掷，出兵攻占北越，从根子上断绝北越统一南越的能力。但是这必定与中国直接冲突。毛泽东早就公开声明，如果美军越过17度线进攻北越，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好与美国再来一场朝鲜战争式的交战。“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毛泽东对北越领导人做出了出兵的承诺。为预防美国孤注一掷，毛泽东在美国升级越战之后，于1964年着手推动三线建设，为一旦与美国开战，在美国大规模轰炸中国的大工业城市时，能够依靠转移的军事工业保持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毛泽东对越战志在必胜。然而，美国已然没有意愿，更没有斗志与中国开战了。所以，美国只剩下另一个选择：与中国和解。越战是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也是针对中国的，如果能够与中国达成和解，理论上越战就没必要打了，撤军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东南亚条约也没用了，就让条约自行作废吧。美国能因此保全一点面子，进而保全一点信用。这是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动机。尼克松必须在第一任期内为结束越战做点什么，否则他的连任就要落空。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上任总统的第二个月就告诉他的助手，他打算在总统任期结束前访问中国。 想要访问中国的美国政治人物不止尼克松一个人。1969年6月底，美国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通过西哈努克亲王给周恩来带信，希望中国能接受他访华。这表明，美国各派政治势力已经共同意识到中国是美国结束越战的关键。周恩来置之不理。道理很简单：曼斯菲尔德除了用共同对抗苏联威胁换取与中国和解之外，并不能代表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做出承诺。 长期身为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尼克松深知，与中国和解的关键是台湾问题。由于是美国为结束越战而有求于中国，势必要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做出让步，这是要改变美国长期坚持的国策，是另一个事关美国信用和面子的大事。但是，美国士兵正在越南流血，台湾和越南孰轻孰重，尼克松心里自然清楚。 对于中美和解，世人最大的误解就是毛泽东出于对苏联的害怕，才急于与美国改善关系， 意图与美国建立对抗苏联威胁的国际态势，以此 增强自己的安全。中苏珍宝岛冲突之后，尼克松、曼斯菲尔德等都是这么想的，于是觉得美国的机会来了：利用中国害怕苏联、急于依靠美国的心理而迫使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1971年7月，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并特别叮嘱： “不到迫不得已，不要表达我们放弃支持台湾的意愿。” 基辛格于7月9日秘密到达北京，当天下午与周恩来会谈伊始便亮出自己来北京的两个目的： 首要的是议定尼克松访华事宜，其次还将讨论中美间共同关心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亚洲和国际问题。 同尼克松一样，基辛格认为中方最关切的是苏联威胁，所以周恩来会先谈国际问题。这样的话，台湾问题就会在双方讨论国际问题时淡化，退居次要地位。然而，周恩来一上来就给出中方对解决两国关系问题的原则：中方认为“只有 首先解决根本性问题，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接着周恩来单刀直入，谈起了台湾问题。摆明了中方的立场：台湾问题才是根本性问题，国际问题只是次要问题。周恩来提出的中美之间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是：美国从台湾撤出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美台防御协定；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就是后来简称的撤军、废约、断交。 这完全出乎基辛格的预料。他试图转移谈话方向，对周恩来说：中方的陈述超出了双方此前的交流范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施加压力的方法：如果中方的确害怕苏联、想要依靠美国，那么此前的表述不过是色厉内荏，在基辛格此话的压力下就会顺风转舵。但是，周恩来顶了回去，对基辛格说：要交换意见就要把全部想法说出来。至此，基辛格才确信中方仍旧视台湾问题为中美之间的首要问题，并没有因为苏联因素而改变。尼克松叮嘱的”迫不得已“时刻在谈判一开始就被周恩来推到了基辛格面前。于是基辛格不得不交出了底线，向周恩来保证：美国不支持把台湾从中国永久分离，可以预测的是（台湾的）未来将会沿着周总理刚才向我指出的方向而行。 基辛格间接承认了此前美方做法的实质是分离台湾。 周恩来回应说：看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和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是有希望的。谈判时坐在基辛格身旁的美方代表霍德里奇事后认为，如果不是基辛格对周总理的这一席话，谈判就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基辛格的使命将在那一刻归于失败。 会谈继续进行。双方也具体谈了一些国际问题。基辛格和周恩来的第一次会谈持续了七个多小时。当天深夜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不要跟基辛格多谈具体的国际问题，就告诉他我们准备好天下大乱，哪怕苏联从北边打进来，美国从南边打进来，日本从东边打进来，我们将会用人民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周恩来便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对基辛格如此这般说了一大通。这话在基辛格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传出的信号其实极其简洁明了，基辛格是听懂了：如果美国不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美之间就不可能和解。中国会继续把美国当成与苏联一样的敌人。毛泽东对尼克松基辛格的心理了如指掌，跟他们就国际问题谈得太多，他们难免会再次幻想中国在安全上有求于美国。只有彻底打掉他们的幻想，他们才会爽快地在台湾问题上让步。毛泽东在此显示了不畏美苏的巨大魄力。尼克松和基辛格总算理解了中国的立场，但是他们的下属还没能理解。譬如基辛格的助手黑格在次年一月到达北京，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期间向中方人员表示，美国将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毛泽东立刻责成中方人员回击，告诉黑格中国自己能够维护独立和生存能力，不需要美国的保护，不给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留下任何幻想的余地。 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谈判给基辛格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过去整整四十年之后，基辛格仍孜孜不倦地在《论中国》一书中探索、总结： ” “毛泽东为强权政治添加了一个据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新层面。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他该寻求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但他却特立独行，利用苏美彼此的戒惧来同时反抗它们两国。” 基辛格终于彻底相信毛泽东对美苏两个超级霸权都不惧怕，而且承认当他第一次去中国时以为中国在期待美国的保护，结果毛泽东的战略处于一个他当时尚无从认知的“ 前所未有的新层面”。 接下来的谈判沿着中方设定的轨道进行，即如何在尼克松的访华之行中表明美国承认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基辛格非常紧张，他问周恩来，中方是不是把美方承认中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当作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前提条件？虽然此前基辛格对台湾问题做了顺应周恩来的模糊回答，但他仍没准备好在尼克松访华时明确地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依然在拖，想让台湾问题在与周恩来具体会谈苏联威胁的时候退居次要地位。 周恩来不失风度地回答： “当然，我们并不将此作为总统访华的前提，但是……如果这些问题被搁置，那么存在于我们双方的紧张关系将会持续下去。” 周恩来表现出高超的外交技巧，给对方留足面子，但是意思也是明确无误。如果美国不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作出让步，尼克松来也是白来。他不用指望通过访问一次中国而给予世人与中国和解的假象。中国将继续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不但把美国从印支三国赶出去，还将继续把《东南亚条约》扯碎。这是一个急于与美国和解、联合美国对抗苏联威胁的人会对美国说的话吗？任何思维能力正常的人都不会做此想。这是在威胁美国。周恩来底气何来？周恩来的这句话是整个谈判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一句话，促成基辛格代表尼克松总统承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不支持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不支持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尼克松将在大选后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基于这些承诺与中国建交。 正是在这一谈判结果的基础上，尼克松实现了访华。尼克松到访第一天，毛泽东与他举行了会谈。看似随意的交谈中包含了最重要的一句话： ”你们想撤一些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从越南撤军，我们也不出兵与你们打仗了。毛泽东一言九鼎，为中美敌对划上句号。 毛泽东接着潇洒地说，具体问题你们与周总理接着去谈，我就不参与了。 跟周总理谈什么呢？中国要与美国谈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台湾未来的地位。周恩来与基辛格已经谈好了，就等着尼克松前来签字。尼克松访华最后一天，借美国国务院有人反对为名，美方想对已经成稿的《中美上海公报》做修改。周恩来拿不定主意，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一锤定音：关于台湾部分，一个字也不能改，其它部分可以商量。毛泽东宽慰周恩来：尼克松来都来了，他还能空着手回去？果然，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话传给美方之后，美方仅仅在不涉及台湾的部分做了几个象征性的改动，上海公报得以定稿，中美实现和解。 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翻遍美中所有的会谈记录，发现根本就没有双方商讨如何对付苏联的谈话。基辛格后来在总结尼克松访华成果时写到： “美国打开中国大门的动机是为了走出越南战争的阵痛和冷战的不祥阴影，给美国人民展现一幅和平前景。” 没有与中国联手对抗苏联的协议、对话或任何其它形式的成果。很值得玩味，是吗？是美国不愿意吗？显然不是。本文对此已做了部分叙述。全部奥秘笔者将另文撰述。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利用封网的时间充了一下电，看了不少资料，把许多以前不甚明了的问题想通了。
这一次会写的很从容。
谢阅读支持。
俗话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见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现在美国政府又开始玩台湾牌了，若以史为镜，将来的结果已明朗
“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 一个美国智库学者首先说的这句话，被中国学者纷纷引用。后来基辛格又说了一遍，于是，这句话现在几乎成了人们说到中美关系时的口头禅。
且慢！过去的中美关系是怎么样的？说这句话的人都搞清楚了吗？
基辛格说完这一句，又加了半句：“要重新定位。” 这话出自基辛格之口，可谓是经验之谈，一语中的。
毛泽东说过，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是个首要问题。分清敌我就是个定位问题。而要准确定位，则需要知己知彼。
既然美国要对中国重新定位，那就不妨看看美国对中国定位的几个先例。
1949年新中国甫一建立，杜鲁门政府就以意识形态画线，把新中国定位为敌人。这一定位主要基于如下判断：中共将是服从莫斯科旨意的仆从。虽然美国住延安的外交使团曾经给出了不同意见，更有西欧国家的学者和领导人指出毛泽东的独立性，甚至有人预言毛泽东将会是第二个铁托，但是杜鲁门固执己见，坚持把新中国定位为敌人，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封锁禁运围堵的政策。不得不说这一定位含有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因素：在美国领导人的眼里，当时的中国就是个叫花子国家。他们在骨子里相信，没有美国和西方的援助施舍，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庞大人口。而新中国想要依靠的苏联自顾不暇——苏联农业的产量长期低于沙俄时期。所以中国充其量是个虚弱的敌人。即便在朝鲜战场上感受到志愿军的强悍，已能明显感觉到新中国领导人的卓越领导力，杜鲁门政府仍然未能放下自己的傲慢和偏见，寄望用封锁孤立政策摧垮新中国。
这种种族主义傲慢在肯尼迪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居然选择与苏联联手阻止中国获得核武器。对有色人种拥有核武器的恐惧超过了对最大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手的恐惧。正是因为延续把中国视为主要敌人的这一定位，肯尼迪以及继任的约翰逊在遏制中国的冲动下，把美国带进了越战泥淖。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新中国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不但养活了建国时继承的已有人口，还实现了人口总数的大幅度增长，结束了从满清晚期开始、包括整个民国时代的人口总数徘徊不增的局面，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经济不仅没有在美国和西方的封锁禁运下崩溃，反而一跃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大国之一，并且有能力支持援助北越反抗美国的霸权，直接导致美国陷入二次大战后最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危机。美国的国力遭受重创，在与苏联的争霸中退据守势。美国为轻率将中国定位敌人的错误付出沉痛代价。
尼克松是靠反共起家的极右翼政治人物，他曾以副总统身份访问台湾，与蒋介石成为朋友。据他自己说，他曾经深信蒋介石的判断，即大陆共产党政权会很快垮台，所以长期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立场。尼克松以副总统身份参与了美中对抗的大部分年月，包括两次台海危机。新中国不但没有在美国的禁运封锁下垮掉，反而在与美国的对峙中成长为掌握核武器的大国。切身经历迫使尼克松改变了先前对新中国的看法。他曾为此写到，虽然他仍然愿意相信蒋介石的判断，但是他自己所作的现实分析告诉他，蒋介石是错的。中苏分裂证明了之前对中国定位所依据的认知错误，尼克松体认到需要对中国进行重新定位。由于中国仍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为避免让人感觉仅仅是为了中国而作的重新定位，尼克松搞了个障眼法，公开提出世界上现实存在着五大力量：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明眼人一看便知，西欧和日本并非独立的力量。这是尼克松对中国是一支独立的、不可忽视的力量的承认，是他重新审视中国之后的一个基本认知。从此以后，世人对冷战的叙述从美苏两极变成了美苏中三角。
尼克松是打着结束越战的旗号当选美国总统的。他深知要结束越战，绕不开中国。这是为什么呢？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北越发起了统一祖国的动员。随着美国的介入，衍变发展为抗美救国战争。中国从一开始就全力支持北越，而苏联则是在1964年美国升级越南战争之后的第二年，也即1965年才加入援越行列。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北越的主要援助国。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一天也撑不下去。如果美国没有获胜就从越南撤军，无疑等同于被中国击败，美国的国际信用将会遭受重创。第二个方面是第一个方面的延长。1954年，美国挑头组建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把南越、老挝和柬埔寨纳入军事保护范围。美国干预越南统一依据的就是这一条约。美国公开宣称，该条约针对的就是中国。副总统尼克松当年为条约的签订跑了不少腿。美国为了结束越战而从越南撤军，就是把南越和老挝柬埔寨丢给了红色政权。这还没完。毛泽东在援助印支三国的时候，还同时在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和缅甸组织起共产党游击队，开始了小规模的武装斗争。如果美国单方面从越南撤军，失去美国保护的这三个国家就像利刀砍瓜切菜一般落入由红色中国支持的各国共产党之手。那样的话，美国跟输掉底裤的赌徒也没什么区别了。在东南亚输给中国之后，还将面临士气大振的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挑战。
美国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孤注一掷，出兵攻占北越，从根子上断绝北越统一南越的能力。但是这必定与中国直接冲突。毛泽东早就公开声明，如果美军越过17度线进攻北越，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好与美国再来一场朝鲜战争式的交战。“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毛泽东对北越领导人做出了出兵的承诺。为预防美国孤注一掷，毛泽东在美国升级越战之后，于1964年着手推动三线建设，为一旦与美国开战，在美国大规模轰炸中国的大工业城市时，能够依靠转移的军事工业保持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毛泽东对越战志在必胜。然而，美国已然没有意愿，更没有斗志与中国开战了。所以，美国只剩下另一个选择：与中国和解。越战是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也是针对中国的，如果能够与中国达成和解，理论上越战就没必要打了，撤军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东南亚条约也没用了，就让条约自行作废吧。美国能因此保全一点面子，进而保全一点信用。这是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动机。尼克松必须在第一任期内为结束越战做点什么，否则他的连任就要落空。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上任总统的第二个月就告诉他的助手，他打算在总统任期结束前访问中国。
想要访问中国的美国政治人物不止尼克松一个人。1969年6月底，美国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通过西哈努克亲王给周恩来带信，希望中国能接受他访华。这表明，美国各派政治势力已经共同意识到中国是美国结束越战的关键。周恩来置之不理。道理很简单：曼斯菲尔德除了用共同对抗苏联威胁换取与中国和解之外，并不能代表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做出承诺。
长期身为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尼克松深知，与中国和解的关键是台湾问题。由于是美国为结束越战而有求于中国，势必要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做出让步，这是要改变美国长期坚持的国策，是另一个事关美国信用和面子的大事。但是，美国士兵正在越南流血，台湾和越南孰轻孰重，尼克松心里自然清楚。
对于中美和解，世人最大的误解就是毛泽东出于对苏联的害怕，才急于与美国改善关系，
意图与美国建立对抗苏联威胁的国际态势，以此
增强自己的安全。中苏珍宝岛冲突之后，尼克松、曼斯菲尔德等都是这么想的，于是觉得美国的机会来了：利用中国害怕苏联、急于依靠美国的心理而迫使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1971年7月，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并特别叮嘱：
“不到迫不得已，不要表达我们放弃支持台湾的意愿。”
基辛格于7月9日秘密到达北京，当天下午与周恩来会谈伊始便亮出自己来北京的两个目的：
首要的是议定尼克松访华事宜，其次还将讨论中美间共同关心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亚洲和国际问题。
同尼克松一样，基辛格认为中方最关切的是苏联威胁，所以周恩来会先谈国际问题。这样的话，台湾问题就会在双方讨论国际问题时淡化，退居次要地位。然而，周恩来一上来就给出中方对解决两国关系问题的原则：中方认为“只有
首先解决根本性问题，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接着周恩来单刀直入，谈起了台湾问题。摆明了中方的立场：台湾问题才是根本性问题，国际问题只是次要问题。周恩来提出的中美之间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是：美国从台湾撤出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美台防御协定；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就是后来简称的撤军、废约、断交。
这完全出乎基辛格的预料。他试图转移谈话方向，对周恩来说：中方的陈述超出了双方此前的交流范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施加压力的方法：如果中方的确害怕苏联、想要依靠美国，那么此前的表述不过是色厉内荏，在基辛格此话的压力下就会顺风转舵。但是，周恩来顶了回去，对基辛格说：要交换意见就要把全部想法说出来。至此，基辛格才确信中方仍旧视台湾问题为中美之间的首要问题，并没有因为苏联因素而改变。尼克松叮嘱的”迫不得已“时刻在谈判一开始就被周恩来推到了基辛格面前。于是基辛格不得不交出了底线，向周恩来保证：美国不支持把台湾从中国永久分离，可以预测的是（台湾的）未来将会沿着周总理刚才向我指出的方向而行。
基辛格间接承认了此前美方做法的实质是分离台湾。
周恩来回应说：看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和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是有希望的。谈判时坐在基辛格身旁的美方代表霍德里奇事后认为，如果不是基辛格对周总理的这一席话，谈判就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基辛格的使命将在那一刻归于失败。
会谈继续进行。双方也具体谈了一些国际问题。基辛格和周恩来的第一次会谈持续了七个多小时。当天深夜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不要跟基辛格多谈具体的国际问题，就告诉他我们准备好天下大乱，哪怕苏联从北边打进来，美国从南边打进来，日本从东边打进来，我们将会用人民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周恩来便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对基辛格如此这般说了一大通。这话在基辛格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传出的信号其实极其简洁明了，基辛格是听懂了：如果美国不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美之间就不可能和解。中国会继续把美国当成与苏联一样的敌人。毛泽东对尼克松基辛格的心理了如指掌，跟他们就国际问题谈得太多，他们难免会再次幻想中国在安全上有求于美国。只有彻底打掉他们的幻想，他们才会爽快地在台湾问题上让步。毛泽东在此显示了不畏美苏的巨大魄力。尼克松和基辛格总算理解了中国的立场，但是他们的下属还没能理解。譬如基辛格的助手黑格在次年一月到达北京，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期间向中方人员表示，美国将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毛泽东立刻责成中方人员回击，告诉黑格中国自己能够维护独立和生存能力，不需要美国的保护，不给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留下任何幻想的余地。
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谈判给基辛格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过去整整四十年之后，基辛格仍孜孜不倦地在《论中国》一书中探索、总结：
”
“毛泽东为强权政治添加了一个据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新层面。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他该寻求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但他却特立独行，利用苏美彼此的戒惧来同时反抗它们两国。”
基辛格终于彻底相信毛泽东对美苏两个超级霸权都不惧怕，而且承认当他第一次去中国时以为中国在期待美国的保护，结果毛泽东的战略处于一个他当时尚无从认知的“
前所未有的新层面”。
接下来的谈判沿着中方设定的轨道进行，即如何在尼克松的访华之行中表明美国承认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基辛格非常紧张，他问周恩来，中方是不是把美方承认中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当作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前提条件？虽然此前基辛格对台湾问题做了顺应周恩来的模糊回答，但他仍没准备好在尼克松访华时明确地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依然在拖，想让台湾问题在与周恩来具体会谈苏联威胁的时候退居次要地位。
周恩来不失风度地回答：
“当然，我们并不将此作为总统访华的前提，但是……如果这些问题被搁置，那么存在于我们双方的紧张关系将会持续下去。”
周恩来表现出高超的外交技巧，给对方留足面子，但是意思也是明确无误。如果美国不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作出让步，尼克松来也是白来。他不用指望通过访问一次中国而给予世人与中国和解的假象。中国将继续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不但把美国从印支三国赶出去，还将继续把《东南亚条约》扯碎。这是一个急于与美国和解、联合美国对抗苏联威胁的人会对美国说的话吗？任何思维能力正常的人都不会做此想。这是在威胁美国。周恩来底气何来？周恩来的这句话是整个谈判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一句话，促成基辛格代表尼克松总统承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不支持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不支持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尼克松将在大选后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基于这些承诺与中国建交。
正是在这一谈判结果的基础上，尼克松实现了访华。尼克松到访第一天，毛泽东与他举行了会谈。看似随意的交谈中包含了最重要的一句话：
”你们想撤一些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从越南撤军，我们也不出兵与你们打仗了。毛泽东一言九鼎，为中美敌对划上句号。
毛泽东接着潇洒地说，具体问题你们与周总理接着去谈，我就不参与了。
跟周总理谈什么呢？中国要与美国谈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台湾未来的地位。周恩来与基辛格已经谈好了，就等着尼克松前来签字。尼克松访华最后一天，借美国国务院有人反对为名，美方想对已经成稿的《中美上海公报》做修改。周恩来拿不定主意，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一锤定音：关于台湾部分，一个字也不能改，其它部分可以商量。毛泽东宽慰周恩来：尼克松来都来了，他还能空着手回去？果然，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话传给美方之后，美方仅仅在不涉及台湾的部分做了几个象征性的改动，上海公报得以定稿，中美实现和解。
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翻遍美中所有的会谈记录，发现根本就没有双方商讨如何对付苏联的谈话。基辛格后来在总结尼克松访华成果时写到：
“美国打开中国大门的动机是为了走出越南战争的阵痛和冷战的不祥阴影，给美国人民展现一幅和平前景。”
没有与中国联手对抗苏联的协议、对话或任何其它形式的成果。很值得玩味，是吗？是美国不愿意吗？显然不是。本文对此已做了部分叙述。全部奥秘笔者将另文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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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被录音带穿帮的尼克辛格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以战备训练姿态进入西半球 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有多大？转一张照片 被录音带穿帮的尼克辛格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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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封网的时间充了一下电，看了不少资料，把许多以前不甚明了的问题想通了。
这一次会写的很从容。
谢阅读支持。
习说太平洋足够大，可惜世界已进入地球村时代，经济是全球化体系，此涨一定造成彼消，不是简单的能以地理位置圈定势力范围的世纪，各分一块蛋糕了事，5G，北斗，一带一路，那一项能让中美做到所谓互赢？战略上，中国力挺伊朗，俄罗斯，小金，这能与美国共处吗？中美全面竞争，冲突是历史的必然。意识形态之争只是争夺世界霸主的一个量化表现，即争夺能主宰他人意识形态的大权在握的霸主。一旦成了霸主，它可以根据需要，让沙特，土尔其等搞它的王权，独裁，让伊朗，小金，中国搞有利于它控制的所谓民主。
俗话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见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现在美国政府又开始玩台湾牌了，若以史为镜，将来的结果已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