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孟子》
《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阐述，令人心悦诚服。论述深入浅出，层层推进，有理有节，结论自然。
有一个奉行神农氏学说的人叫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登门谒见滕文公，说：“我这个远方来的人，听说您施行仁政，愿能得到一处住所，做您的百姓。”
文公给了他一处住所。他的门徒有几十个人，都穿粗麻布衣，靠编草鞋织席子为生。
陈良的弟子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背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对滕文公说：“听说您施行圣人的政治，这样，您也就是圣人了，我愿做圣人的百姓。”
陈相见到许行后大为高兴，就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来所学的东西，改向许行学习。
陈相见到了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滕文公倒确实是贤明的君主；虽然如此，他还不懂得贤君治国的道理。贤君与人民一起耕作养活自己，一面烧火做饭，一面治理天下。现在，滕国有堆满粮食钱财的仓库，这是侵害百姓来供养自己，哪能称得上贤明呢？”
孟子问：“许子一定是自己种了粮食才吃饭的吗？”
陈相说：“是的。”
孟子问：“许子一定是自己织了布才穿衣的吗？”
答道：“不是，许子穿粗麻编织的衣服。”
孟子问：“许子戴帽子吗？”
答道：“戴的。”
孟子问：“戴什么样的帽子？”
答道：“戴生丝织的帽子。”
孟子问：“自己织的吗？”
答道：“不，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问：“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答道：“会妨碍农活。”
孟子又问：“许子用锅、甑烧饭，用铁农具耕田吗？”
答道：“是的。”
孟子问：“自己造的吗？”
答道：“不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说：“农夫拿粮食交换生活、生产所需的器具，不算是侵害陶工冶匠；陶工冶匠也拿他们的器具交换粮食，难道就是侵害了农夫利益了吗？再说，许子为什么不自己制陶冶铁，停止交换，样样东西都从自家屋里取来用？为什么要忙忙碌碌同各种工匠交换呢？为什么许子这样不怕麻烦呢？”
陈相答道：“各种工匠的活计本来就不可能边耕作边干的。”
孟子说：“既然是这样的道理，那么治理天下的事偏能边耕作边干的吗？有官吏们的事，有小民们的事。再说一个人身上所需的用品要靠各种工匠来替他制备，如果一定要自己制作而后使用，这是导致天下的人疲于奔走。所以说：有些人动用心思，有些人动用体力。动用心思的人治理别人，动用体力的人被人治理；被人治理的人养活别人，治理人的人靠别人养活。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原文节选：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 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这里又分出两种阐述：一种研究个人，发现个人的心难以控制；一种研究民，民愚而神，你以为自己很伟大，收天下之兵，就可以做万世皇帝，太乐观了。
孟子说，可以拿木棍打败坚甲利兵，当时的人大概都觉得这老头有毛病：逻辑在哪儿呢？结果秦国14年颠覆，大概有人这会儿才琢磨出来点味儿。
林肯认为，你能永久欺骗部分民，也能欺骗所有民一时，但不可能永久欺骗所有民。
但戈培尔一类认为，用谎言欺骗所有民一时，就已经有机会了，赢面挺大。也就是说，这里有操作空间和时间——世界不信，德国人信呀。普京说乌克兰脏弹，同理。哲学家也很给面子，弄出一套语言限制思维的理论。那么，戈培尔造出欺骗性语言氛围，来限制民的思维，就是有科学根据的伟大实践了。
中国人更胜一筹，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以教育人民，改造国民性为目的：永久欺骗部分民——假扮真理，假扮德赛先生；和欺骗所有民一时——大力宣传；左右互搏。真理这个东西，是发展的，也就是说，拿过来给你看的，明天就准儿变卦，翻脸如翻书。比如鸡蛋能不能囫囵吃，这种事都是能变卦的。宣传，雷锋也就有了。破四旧是必然的，教育人民和改造国民性的贼心，与旧不兼容，老庄孔孟管皆反动。所以现在造成了，一部分国人精英永久追求不知哪里来的破真理；一部分愚民宣传啥信啥，以当天的宣传为准。
你心术正了，一不正确，不是真理粉尸；二不合群，不是好粉尸。出头？先问该不该被淘汰？心术不正未必出头，但出头必然心术不正——邦无道，谷，耻也。呵呵，这个夫子也照顾到了。
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要在现代社会指望某个君子能干啥大好事啦
我认为，诸子时代的传统文化，还会回归。这回归来，将大不同。“冬日之闭冻也不固，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所以，hopefully，人性也会回转来。批判现在的人性，目的也在于此。没有传统，无枝可依；邯郸学步，永无宁日。西方的科学学不来，比科学更加复杂、微妙百倍的文化，怎会学得来？聪明人学个二三十年，可以立于西方科学家之中；文化学个二三十年，能吗？不能，那是百年事业。整个社会都去学，又将多久？这一点，连中国的人文学者，都浑浑噩噩，岂不堪忧。
不创新是儒家理论的缘故。如果中国人的文化框架从战国诸子百家时期开始平等分化，那么今日创新的底子绝对会有的。
文化不一定要学，先学会彼此欣赏就自然学得来了
城镇文化积淀动辄几百年，怎么学？江湖怎么学？山林呢？美国社会的江湖和山林影响有多大？西化，得不到这些部分，西个啥？学到个城市的邯郸学步而已。日本的乡镇、江湖和山林是本来的，中国的，现在在哪里？
“不创新是儒家理论的缘故”，不是的，是“人”不给力。民国时代学科学的人，因为有文化，比现在学科学的，在成就上要更胜一筹。没看见因为读了儒家，就没成就；相反，因为他们能收拾起自我，更能专心。文化没有了，生活中什么都要去模仿，职业上也会影响创新。从西方哲学来说，没有创新这回事，结构决定功能，所谓新的，已经寓居于逻辑中，等待有人发现。人好奇，或者追求理解、金钱和名誉，而偶然发现新的东西，不是有志于创新而发现新的东西。创新是个副产品。
这就要一个人的人生之路，有天时地利，加上不受干扰，然后或者能作出发现。现在的所谓知识精英，包括海外的这些教授、博士，对社会指手画脚，认为别人的路不对；普通人今天听这个的，明天听那个的，人生之路就是乱的，打结的，中断的。所有人都走不远，互相妨碍。前些日子新闻，某个天才出家又还俗，这样跳来跳去，即便是天才，他能走多远？
所以从民国至今，问题的症结，在知识精英。“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学术”因此影响到一切。传统学术是有的，知识精英却反对，这些人是真正的绊脚石。无路可走。
作出发现和做出发现，有差别。前者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后者是西方哲学的，如迈克尔·波兰尼所讲。
中国只要有了自由思想，创新就不会是问题。我不相信想象力是基因里的，而且尤其是人口基数大的时候，按概率需要发生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的。山海经，多么瑰丽和华美的想象。
但是退一万步来说，和古希腊罗马同期的中国思想里，确实没有众民分权的理论。换言之，如果历史可以倒退，很可能中国也只能发展高度权利集中和平衡的极端模式,永远也没有自由思想的机会-----就是几个人的专政，但也总比一个人的专政要好，因为有平衡。这样的统治下，学习新的体系是没有问题的，过好日子，不创新也没有关系，咱们可以学的很快，山寨的很强。
有无开化之民，关键在于已开化和没开化的占有多少比例。我相信人类的城市化是必然趋势，能源密集型经济发展的尽头，就是低端人口被忽略，没有平等可言。这一点，中国很容易做到。
民主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但是一定不是最坏的制度。我完全同意你，中国学不来完全的民主，但是只要精确的把握了权力的平衡，泱泱大国必然生生不息（中国人的民族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在这点上，美国和中国哪个先消失，都还说不定呢.
创新过头，人类提前毁灭。
读《孟子》
《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阐述，令人心悦诚服。论述深入浅出，层层推进，有理有节，结论自然。
有一个奉行神农氏学说的人叫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登门谒见滕文公，说：“我这个远方来的人，听说您施行仁政，愿能得到一处住所，做您的百姓。”
文公给了他一处住所。他的门徒有几十个人，都穿粗麻布衣，靠编草鞋织席子为生。
陈良的弟子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背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对滕文公说：“听说您施行圣人的政治，这样，您也就是圣人了，我愿做圣人的百姓。”
陈相见到许行后大为高兴，就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来所学的东西，改向许行学习。
陈相见到了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滕文公倒确实是贤明的君主；虽然如此，他还不懂得贤君治国的道理。贤君与人民一起耕作养活自己，一面烧火做饭，一面治理天下。现在，滕国有堆满粮食钱财的仓库，这是侵害百姓来供养自己，哪能称得上贤明呢？”
孟子问：“许子一定是自己种了粮食才吃饭的吗？”
陈相说：“是的。”
孟子问：“许子一定是自己织了布才穿衣的吗？”
答道：“不是，许子穿粗麻编织的衣服。”
孟子问：“许子戴帽子吗？”
答道：“戴的。”
孟子问：“戴什么样的帽子？”
答道：“戴生丝织的帽子。”
孟子问：“自己织的吗？”
答道：“不，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问：“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答道：“会妨碍农活。”
孟子又问：“许子用锅、甑烧饭，用铁农具耕田吗？”
答道：“是的。”
孟子问：“自己造的吗？”
答道：“不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说：“农夫拿粮食交换生活、生产所需的器具，不算是侵害陶工冶匠；陶工冶匠也拿他们的器具交换粮食，难道就是侵害了农夫利益了吗？再说，许子为什么不自己制陶冶铁，停止交换，样样东西都从自家屋里取来用？为什么要忙忙碌碌同各种工匠交换呢？为什么许子这样不怕麻烦呢？”
陈相答道：“各种工匠的活计本来就不可能边耕作边干的。”
孟子说：“既然是这样的道理，那么治理天下的事偏能边耕作边干的吗？有官吏们的事，有小民们的事。再说一个人身上所需的用品要靠各种工匠来替他制备，如果一定要自己制作而后使用，这是导致天下的人疲于奔走。所以说：有些人动用心思，有些人动用体力。动用心思的人治理别人，动用体力的人被人治理；被人治理的人养活别人，治理人的人靠别人养活。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原文节选：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 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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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可以拿木棍打败坚甲利兵，当时的人大概都觉得这老头有毛病：逻辑在哪儿呢？结果秦国14年颠覆，大概有人这会儿才琢磨出来点味儿。
林肯认为，你能永久欺骗部分民，也能欺骗所有民一时，但不可能永久欺骗所有民。
但戈培尔一类认为，用谎言欺骗所有民一时，就已经有机会了，赢面挺大。也就是说，这里有操作空间和时间——世界不信，德国人信呀。普京说乌克兰脏弹，同理。哲学家也很给面子，弄出一套语言限制思维的理论。那么，戈培尔造出欺骗性语言氛围，来限制民的思维，就是有科学根据的伟大实践了。
中国人更胜一筹，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以教育人民，改造国民性为目的：永久欺骗部分民——假扮真理，假扮德赛先生；和欺骗所有民一时——大力宣传；左右互搏。真理这个东西，是发展的，也就是说，拿过来给你看的，明天就准儿变卦，翻脸如翻书。比如鸡蛋能不能囫囵吃，这种事都是能变卦的。宣传，雷锋也就有了。破四旧是必然的，教育人民和改造国民性的贼心，与旧不兼容，老庄孔孟管皆反动。所以现在造成了，一部分国人精英永久追求不知哪里来的破真理；一部分愚民宣传啥信啥，以当天的宣传为准。
你心术正了，一不正确，不是真理粉尸；二不合群，不是好粉尸。出头？先问该不该被淘汰？心术不正未必出头，但出头必然心术不正——邦无道，谷，耻也。呵呵，这个夫子也照顾到了。
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要在现代社会指望某个君子能干啥大好事啦
我认为，诸子时代的传统文化，还会回归。这回归来，将大不同。“冬日之闭冻也不固，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所以，hopefully，人性也会回转来。批判现在的人性，目的也在于此。没有传统，无枝可依；邯郸学步，永无宁日。西方的科学学不来，比科学更加复杂、微妙百倍的文化，怎会学得来？聪明人学个二三十年，可以立于西方科学家之中；文化学个二三十年，能吗？不能，那是百年事业。整个社会都去学，又将多久？这一点，连中国的人文学者，都浑浑噩噩，岂不堪忧。
不创新是儒家理论的缘故。如果中国人的文化框架从战国诸子百家时期开始平等分化，那么今日创新的底子绝对会有的。
文化不一定要学，先学会彼此欣赏就自然学得来了
城镇文化积淀动辄几百年，怎么学？江湖怎么学？山林呢？美国社会的江湖和山林影响有多大？西化，得不到这些部分，西个啥？学到个城市的邯郸学步而已。日本的乡镇、江湖和山林是本来的，中国的，现在在哪里？
“不创新是儒家理论的缘故”，不是的，是“人”不给力。民国时代学科学的人，因为有文化，比现在学科学的，在成就上要更胜一筹。没看见因为读了儒家，就没成就；相反，因为他们能收拾起自我，更能专心。文化没有了，生活中什么都要去模仿，职业上也会影响创新。从西方哲学来说，没有创新这回事，结构决定功能，所谓新的，已经寓居于逻辑中，等待有人发现。人好奇，或者追求理解、金钱和名誉，而偶然发现新的东西，不是有志于创新而发现新的东西。创新是个副产品。
这就要一个人的人生之路，有天时地利，加上不受干扰，然后或者能作出发现。现在的所谓知识精英，包括海外的这些教授、博士，对社会指手画脚，认为别人的路不对；普通人今天听这个的，明天听那个的，人生之路就是乱的，打结的，中断的。所有人都走不远，互相妨碍。前些日子新闻，某个天才出家又还俗，这样跳来跳去，即便是天才，他能走多远？
所以从民国至今，问题的症结，在知识精英。“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学术”因此影响到一切。传统学术是有的，知识精英却反对，这些人是真正的绊脚石。无路可走。
作出发现和做出发现，有差别。前者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后者是西方哲学的，如迈克尔·波兰尼所讲。
中国只要有了自由思想，创新就不会是问题。我不相信想象力是基因里的，而且尤其是人口基数大的时候，按概率需要发生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的。山海经，多么瑰丽和华美的想象。
但是退一万步来说，和古希腊罗马同期的中国思想里，确实没有众民分权的理论。换言之，如果历史可以倒退，很可能中国也只能发展高度权利集中和平衡的极端模式,永远也没有自由思想的机会-----就是几个人的专政，但也总比一个人的专政要好，因为有平衡。这样的统治下，学习新的体系是没有问题的，过好日子，不创新也没有关系，咱们可以学的很快，山寨的很强。
有无开化之民，关键在于已开化和没开化的占有多少比例。我相信人类的城市化是必然趋势，能源密集型经济发展的尽头，就是低端人口被忽略，没有平等可言。这一点，中国很容易做到。
民主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但是一定不是最坏的制度。我完全同意你，中国学不来完全的民主，但是只要精确的把握了权力的平衡，泱泱大国必然生生不息（中国人的民族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在这点上，美国和中国哪个先消失，都还说不定呢.
创新过头，人类提前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