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分配志愿书
1974年暑假一过完，我升上了‘中四’，也就是当时中学的毕业班了。到明年五月，我们就要离开校园，走上社会，去祖国的天涯海角了。
说是去祖国的天涯海角，未免有点夸张。 69届与70届的中学毕业生那时是‘上山下乡一片红’。只要不缺胳膊少腿的，到分配时统统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无一例外地去了农村。天南海北，数百万‘知识青年’一下子涌到了以前城里人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农村乡镇和山区海岛。从中国最南边的海南岛，到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到处都看到一群群操著各地口音的知青，背著行李，箱子，锅碗瓢盆，坐著火车，汽车，牛车马车，从大大小小的城市，迁移到农村农场去当‘新一代有知识的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奉献青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概要算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了。老实说，管这一代青年叫‘知识青年’像是在嘲讽。 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中长大的人，没学到多少课本知识。 简称为‘知青’也好，一个不具内涵的符号，易讲中听，特指我们这一代并无书本知识的青年。
早期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年轻人中不乏热血澎湃的志愿者。许多人划破了食指写血书，闹著要去最边远最艰苦最贫困的地方。这其中不但包括了红五类，更有大批文革初期的黑五类，这时根据领袖的指示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谓皇恩浩荡。这些年轻人在城市里背了父母的黑锅，抬不起头来，只盼到农村去从零做起，用自己的汗水或鲜血来谱写自己的历史。
从我还在小学起，每到春夏之交，我们都被学校组织著，参加过不知多少次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活动。 几十万上海人在市里的主要交通干道边，夹道欢送一卡车一卡车带著红花的知青缓缓的驶向北火车站。卡车有时一过就是几百辆，我们的腿都站酸了。车上的男女青年，有笑有哭。有人兴奋得歇斯底里，唱‘语录歌’，高呼口号，嗓子都叫哑了。相比之下，女孩子眼里的泪花和惆怅毕竟要多一些。知青中最神气的要数去黑龙江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了。他们穿著统一发放的绿军装，就差没戴解放军的红帽徽红领章了。听说去云南的知青还有不少游过河去了战火纷飞的越南和缅甸，参加了人民军或游击队，打仗英勇的还当上了将校军官。
到我毕业时，上山下乡一片红的政策已经成了历史，即使下乡的上海知青也不用去天涯海角了。从1972年起，中学毕业生开始根据家庭具体情况分配工作，有的留城，有的下乡。这以后的几年裡，每年的政策大同小异。家中的老大一律下乡，没二话，叫作‘死档’。这时他们已经不用去边远省份了，但还是可能去安徽江苏的一些穷乡僻壤。独生子女，或者家裡哥哥姐姐都已下乡的最小子女，可以留在上海父母身边，叫作 ‘硬档’或‘硬工矿’。 属于硬工矿的毕业生会分配在市内的国家企业和工厂，享受全民所有制，待遇最好。夹在中间的孩子，上有哥哥姐姐已经下放农村，下有弟弟妹妹将来可以留在上海。他们叫作‘活络档’或‘软档’，地位不定，命运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年头好时，政策宽松，留上海的名额多，活络档里的人可以留城，但会被分到街道里弄的‘集体所有制’的单位里。不但工资低一些，也没有好的待遇和奖金。集体企业的工人好像属于二流领导阶级，比全民企业工人的社会地位要低不少，找对象也更困难，但比起下乡当农民还是强。遇到年头不好时，活络档也要下乡，不过都可以留在市郊的国营农场。国营农场工人拿的是国家标准工资，每月回上海休上四天假，做一两小时汽车即可，比当地地道道的农民还是神气。活络档里运气好的，可以争取去上海的技工学校，两年毕业后，大多数留在上海市内。但是在那年头里，大家都想一次到位。上技工学校两年后还面临一次分配，谁知道会不会去大西北支援内地三线建设。另外，进技校毕业后又成了小知识分子，接近‘臭老九’的地位。这种种因素让技校并不受中学毕业生的欢迎。这年头政治形势多变，政策也多变，谁知道两年后党和国家的想法如何？
大概是二月份的一天下午， 沈老师和谭老师双双走进教室，每人手上捧著一摞厚厚的的纸张。沈老师笑容满面，谭老师也亢奋得很。不用他俩说，全班学生马上知道他们手上捧著的是什么东西了。这是我们等了许久的‘毕业分配志愿书’。
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同学们一直向老师打听什么时候发毕业分配志愿书。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是今年分配留上海的名额多不多。死档和硬档反正前途已定，倒也潇洒，活络档则是最紧张的。每次问时，两个老师都说快了快了。大家都知道，一发志愿书，就意味著学校里已经从区里拿到留上海和去农场的名额了。
这时，沈老师和谭老师一人一边，顺著教室两侧的通道一步一停地走过来。每经过一张课桌，他们就从捧在手上的志愿书里抽出一份， 放在桌上，然后对那个学生露出一个微笑，连对对那些平常最捣蛋的同学也不例外。
他们不久就要失去我们这些教了四年的学生了。
沈老师经过我的课桌后，我拿起了放在桌上的表格掂量了一下。厚厚的雪白铅版纸，印刷质量一流，拿在手上重重的。这份志愿书的纸张的排版和林彪集团倒台时传达的中央文件不相上下，不由让人感到庄重得很。
当大家还在兴奋地叽叽喳喳时，教室后侧传来一声大吼：
“啥人要格种开国际玩笑的东西！侬留著吧！”
说这话的大个子周明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是班上的‘坏学生’之一。 周明是中学里和我打过架的几个同学之一。他说完这话就把志愿书扔在了地上。
周明是家里的老大，非下农村不可。对他来说，填写这份表格和死刑犯在判决书上签名没多大区别。
全班学生的视线都转向沈老师和周明身上。即使是在文革中师道尊严打得粉碎的年代，班上也没人敢对沈老师用这种口气说话。
沈老师的脸板了起来，对周明说：“把表格捡起来。”
沈老师这时的语气，还偏于缓和。
周明一言不发，站起来离开了教室。
沈老师走到周明的课桌前，弯下腰，把地上的志愿书捡了起来，然后走回了教室的前面。
她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对全班同学说：
“大家现在什么也不要填。把表格带回家，和爸爸妈妈好好商量，反复商量几次再填。”
班上没人说一句话。大家都心照不宣，也都知道周明说的一点不错。毕业时，填表格只是走个过场。班上大多数人的命运早已决定好了，爹娘生你下来那一刻就决定了。是老大老二或是老小，这谁也改变不了。说志愿吗，笑话，我想搞军工，周明想和他爸爸一样进机具厂当钳工。没人奢望我们的理想会因我们在志愿书上填写的内容而实现。
一纸志愿书，实际上是一张家庭情况调查表。在志愿书上让你填写父母兄弟姐妹的详细情况，以便老师们逐门逐户地到街道里弄委员会去调查核实。 其中一项个人志愿栏，学校会不会去看都难说。
在班上我是最受羡慕的学生之一。我家兄弟俩人，哥哥当兵，我是‘独留’，准留上海。哥哥将来退伍时，按政策是复员军人哪来哪去，也能回到上海。这种情形是最理想的，两个孩子都会留在父母身边。
羡慕也罢，妒忌也罢，政策就是政策。照规章办事，没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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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哥哥既然能当兵，说明你家成分不错。有些事情可能没经过。
在老师眼里我的家庭出身不错。其实，我的家庭成分经过大起大落（第三四章“红与黑”里写了这段经历）。我当过“走资派子女”，后来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过，中学毕业时我父母都“解放”了，不过在社会上我们还是属于“可疑族群”。这点直到我毕业后才理解到。
的新一代身上，早就找不到了。
都向往好日子，安定团结，优越的物质生活，然而什么不是有得必有失呢？
好几个跑到缅甸参加游击队了。我一个表哥和同学到了越南要参加游击队打美帝。他说后天被人抓住，送到一个城市又被送回来了。我的中学同学去了北大荒，参加了珍宝島担架队。他的手指受伤，砸掉一节。他回京后还给我看那个残指。他说再也无法弹琴了。他很喜欢音乐，其父曾是军艺音乐系的第一任主任。我那时收到的同学来信，尽是豪言壮语，什么“主席说现在是娃娃们上战场的时候了。”
经过疯狂的畸形的年代，经过反思，才更认清现在厉害国走的回头路是什么。
写血书呢，太狂热了。有趣：））
毕业分配志愿书
1974年暑假一过完，我升上了‘中四’，也就是当时中学的毕业班了。到明年五月，我们就要离开校园，走上社会，去祖国的天涯海角了。
说是去祖国的天涯海角，未免有点夸张。 69届与70届的中学毕业生那时是‘上山下乡一片红’。只要不缺胳膊少腿的，到分配时统统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无一例外地去了农村。天南海北，数百万‘知识青年’一下子涌到了以前城里人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农村乡镇和山区海岛。从中国最南边的海南岛，到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到处都看到一群群操著各地口音的知青，背著行李，箱子，锅碗瓢盆，坐著火车，汽车，牛车马车，从大大小小的城市，迁移到农村农场去当‘新一代有知识的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奉献青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概要算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了。老实说，管这一代青年叫‘知识青年’像是在嘲讽。 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中长大的人，没学到多少课本知识。 简称为‘知青’也好，一个不具内涵的符号，易讲中听，特指我们这一代并无书本知识的青年。
早期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年轻人中不乏热血澎湃的志愿者。许多人划破了食指写血书，闹著要去最边远最艰苦最贫困的地方。这其中不但包括了红五类，更有大批文革初期的黑五类，这时根据领袖的指示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谓皇恩浩荡。这些年轻人在城市里背了父母的黑锅，抬不起头来，只盼到农村去从零做起，用自己的汗水或鲜血来谱写自己的历史。
从我还在小学起，每到春夏之交，我们都被学校组织著，参加过不知多少次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活动。 几十万上海人在市里的主要交通干道边，夹道欢送一卡车一卡车带著红花的知青缓缓的驶向北火车站。卡车有时一过就是几百辆，我们的腿都站酸了。车上的男女青年，有笑有哭。有人兴奋得歇斯底里，唱‘语录歌’，高呼口号，嗓子都叫哑了。相比之下，女孩子眼里的泪花和惆怅毕竟要多一些。知青中最神气的要数去黑龙江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了。他们穿著统一发放的绿军装，就差没戴解放军的红帽徽红领章了。听说去云南的知青还有不少游过河去了战火纷飞的越南和缅甸，参加了人民军或游击队，打仗英勇的还当上了将校军官。
到我毕业时，上山下乡一片红的政策已经成了历史，即使下乡的上海知青也不用去天涯海角了。从1972年起，中学毕业生开始根据家庭具体情况分配工作，有的留城，有的下乡。这以后的几年裡，每年的政策大同小异。家中的老大一律下乡，没二话，叫作‘死档’。这时他们已经不用去边远省份了，但还是可能去安徽江苏的一些穷乡僻壤。独生子女，或者家裡哥哥姐姐都已下乡的最小子女，可以留在上海父母身边，叫作 ‘硬档’或‘硬工矿’。 属于硬工矿的毕业生会分配在市内的国家企业和工厂，享受全民所有制，待遇最好。夹在中间的孩子，上有哥哥姐姐已经下放农村，下有弟弟妹妹将来可以留在上海。他们叫作‘活络档’或‘软档’，地位不定，命运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年头好时，政策宽松，留上海的名额多，活络档里的人可以留城，但会被分到街道里弄的‘集体所有制’的单位里。不但工资低一些，也没有好的待遇和奖金。集体企业的工人好像属于二流领导阶级，比全民企业工人的社会地位要低不少，找对象也更困难，但比起下乡当农民还是强。遇到年头不好时，活络档也要下乡，不过都可以留在市郊的国营农场。国营农场工人拿的是国家标准工资，每月回上海休上四天假，做一两小时汽车即可，比当地地道道的农民还是神气。活络档里运气好的，可以争取去上海的技工学校，两年毕业后，大多数留在上海市内。但是在那年头里，大家都想一次到位。上技工学校两年后还面临一次分配，谁知道会不会去大西北支援内地三线建设。另外，进技校毕业后又成了小知识分子，接近‘臭老九’的地位。这种种因素让技校并不受中学毕业生的欢迎。这年头政治形势多变，政策也多变，谁知道两年后党和国家的想法如何？
大概是二月份的一天下午， 沈老师和谭老师双双走进教室，每人手上捧著一摞厚厚的的纸张。沈老师笑容满面，谭老师也亢奋得很。不用他俩说，全班学生马上知道他们手上捧著的是什么东西了。这是我们等了许久的‘毕业分配志愿书’。
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同学们一直向老师打听什么时候发毕业分配志愿书。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是今年分配留上海的名额多不多。死档和硬档反正前途已定，倒也潇洒，活络档则是最紧张的。每次问时，两个老师都说快了快了。大家都知道，一发志愿书，就意味著学校里已经从区里拿到留上海和去农场的名额了。
这时，沈老师和谭老师一人一边，顺著教室两侧的通道一步一停地走过来。每经过一张课桌，他们就从捧在手上的志愿书里抽出一份， 放在桌上，然后对那个学生露出一个微笑，连对对那些平常最捣蛋的同学也不例外。
他们不久就要失去我们这些教了四年的学生了。
沈老师经过我的课桌后，我拿起了放在桌上的表格掂量了一下。厚厚的雪白铅版纸，印刷质量一流，拿在手上重重的。这份志愿书的纸张的排版和林彪集团倒台时传达的中央文件不相上下，不由让人感到庄重得很。
当大家还在兴奋地叽叽喳喳时，教室后侧传来一声大吼：
“啥人要格种开国际玩笑的东西！侬留著吧！”
说这话的大个子周明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是班上的‘坏学生’之一。 周明是中学里和我打过架的几个同学之一。他说完这话就把志愿书扔在了地上。
周明是家里的老大，非下农村不可。对他来说，填写这份表格和死刑犯在判决书上签名没多大区别。
全班学生的视线都转向沈老师和周明身上。即使是在文革中师道尊严打得粉碎的年代，班上也没人敢对沈老师用这种口气说话。
沈老师的脸板了起来，对周明说：“把表格捡起来。”
沈老师这时的语气，还偏于缓和。
周明一言不发，站起来离开了教室。
沈老师走到周明的课桌前，弯下腰，把地上的志愿书捡了起来，然后走回了教室的前面。
她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对全班同学说：
“大家现在什么也不要填。把表格带回家，和爸爸妈妈好好商量，反复商量几次再填。”
班上没人说一句话。大家都心照不宣，也都知道周明说的一点不错。毕业时，填表格只是走个过场。班上大多数人的命运早已决定好了，爹娘生你下来那一刻就决定了。是老大老二或是老小，这谁也改变不了。说志愿吗，笑话，我想搞军工，周明想和他爸爸一样进机具厂当钳工。没人奢望我们的理想会因我们在志愿书上填写的内容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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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上我是最受羡慕的学生之一。我家兄弟俩人，哥哥当兵，我是‘独留’，准留上海。哥哥将来退伍时，按政策是复员军人哪来哪去，也能回到上海。这种情形是最理想的，两个孩子都会留在父母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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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一代身上，早就找不到了。
都向往好日子，安定团结，优越的物质生活，然而什么不是有得必有失呢？
好几个跑到缅甸参加游击队了。我一个表哥和同学到了越南要参加游击队打美帝。他说后天被人抓住，送到一个城市又被送回来了。我的中学同学去了北大荒，参加了珍宝島担架队。他的手指受伤，砸掉一节。他回京后还给我看那个残指。他说再也无法弹琴了。他很喜欢音乐，其父曾是军艺音乐系的第一任主任。我那时收到的同学来信，尽是豪言壮语，什么“主席说现在是娃娃们上战场的时候了。”
经过疯狂的畸形的年代，经过反思，才更认清现在厉害国走的回头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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