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到网上讨论国内外医疗的好坏，都能举出现实的例子，短视频更多了；有在加拿大拼命抱怨看病等半天、检查等半年的，也有国内抱怨医生草菅人命的。医疗资源的匮乏、医术医德的不足，的确会让正经受病痛的患者雪上加霜。
说说自己亲身经历的事，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2023年前后不辞劳苦、着急回国的人，无疑都是冲着家有老人回去的，我也不例外。
由于对疫情的心有余悸，担心在旅途中受感染，到家后几天都单独居住，只和老人通话，不敢着急见面。
三天后，得知老人腿脚肿得厉害，只能出门。见到老人，脸上带着笑容，心里却是在流泪，又难过又庆幸：这场三年的疫情，让不少家庭失去了老人；担惊受怕、受尽煎熬过来的老人，都是那么的不容易。
老人的脚以前也肿过，脚背上一按一个坑；看过医生，做了各种检查，说原因有多种可能，心脏机能下降，营养不良等等，开了好些药回家吃。这次明显严重，脚背肿得发亮，两个膝盖也肿起来。
拍下图片给当医生的朋友，朋友回复说，应该是心脏的问题，赶紧住院检查治疗；于是打车去了医院。
医院是市里一所三甲医院的附属医院，老人多年前在这里做过髋关节置换，对医院的印象还不错，坚持舍近求远，不肯在家附近的中医院就医。
到了急诊室，躺上了轮式病床，连上了各种检测仪；急诊室里人满为患，医生护士都忙得不可开交；医生陆陆续续开了多种检查，我们子女分工，一个照顾老人的吃喝拉撒，协助护士抽血验尿；一个负责各种排队缴费、拿药。
一系列检查下来，初步判断是心源性水肿，又找了住院部的医生来会诊，也是相同看法。时间来到了晚上，急诊室的病人几乎已经轮了一遍；期间五六个小时，老人早已疲惫不堪；这时，医生又开了一个大检查，估计排队缴费、排队检查下来最少一个小时；我请求先给老人住院，这样老人有地方休息，检查可以明天按部就班地做。
医生看我没同意，不太高兴，转身就走了。不一会，有年轻医生拿一张表格过来，上面写家属拒绝检查、后果自负，要我签字。想和医生再沟通，年轻医生说已经换班了。
接下来就是等，换班医生说要等住院部的消息。一小时后，终于说可以住院，但是是重症监护室，就是平时说的ICU。
很出乎意料，进了ICU就意味着和老人不能见面，而且老人的主要症状只是水肿，意识呼吸心跳及其他检查都在安全范围内。于是问医生能不能住普通病房，因为老人行动不方便，不能自己下床，大小便也需要人帮忙，我们自己照顾的话老人会比较安心？
又等了一阵，问医生也没有结果，只说普通病房没有空位，安排不了。
无奈，只好办住院手续，进了ICU。
第二天下午，ICU医生通知家属来谈医疗方案，一个女医生，说已经补做了昨天的检查和另外一些检测，判断是心脏功能出了问题；给了两个方案：一是做一个预带手术检查，就是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直接做心脏搭桥；二是单纯心脏检查，注入一种带颜色的药水，能检查出具体的问题和位置，如果有问题另外安排手术。前者费用大几千，后者小几千。
医生解释：这两种检查过程类似小手术，需要麻醉，有一定的危险性，需要家属签字才能做。
有些慌乱，匆忙地考虑了一下，问能不能尽量保守治疗？
女医生明白我的意思，对我接着的问题很不耐烦，说你们自己决定，你们的决定也是需要签字的。
读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到了医院，为什么不听医生的？不做检查，是不是和费用有关？
这里说一下发生在2017年的事，一是说说老人体质的特殊性，容易理解我后续的决定，同时也和2023年住院的方方面面做一个比较，或许能揭示一些可能的潜在原因。
2017年年初，老人因为摔跤骨折，需要置换髋关节，我从多伦多赶了回去。
对于身体健康的老人来说，髋关节置换术不算是危险的手术，危险率在百分之二到三；不过我家老人三高已经很多年，高血压糖尿病对身体造成了一些损伤，感染和血栓等并发症可能性比较大，属于手术的高危人群；医生说我家老人手术危险率大概会在百分之十左右。
当时家里人有建议保守治疗，因为身边的确有成功的例子。主治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简单说了一下情况，问我打算怎么办。
我说，到了医院当然是听医生的，主要是听你们医生的方案。
这时，主治医生有人找，旁边一位文质彬彬的医生接话了，把这个手术的好处和风险，以及保守治疗的好处和风险都详细的说了一遍，也给出了他的意见：手术治疗更合适老人，老人长时间卧床的风险很大。
这个医生表现出来的专业，不偏不倚的态度，让我多了不少信任。他所叙述的内容和自己提前了解的大致吻合，于是决定尽快手术。
髋关节假体有不同类型，从价格上分三种，一是国产，几千块；二是合资，一万多；三是进口，两万多。医生说，好的假体适应性好，使用期长；建议老人可以考虑合资的，综合来说比较好。
家里老人是有事业单位医保的（后来并入了全民社保），国产假体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十，合资和进口的不在报销范围内，差价部分是自费。估算下来，合资的自己要出一万，进口的自己要出两万。最后，选了进口的假体。（老人自己有退休金和存款，不需要我们子女负担医药费）。
由于手术风险比较大，考虑再三，还是找了在医院总院里当科室主任的高中同学，让他帮找主刀的医生。手术按部就班安排上，当天的第一台，是科室主任做的；手术很成功，第三天就下地走动了（也是这个手术的术后要求）。
这次住院，是我对国内医院信任度最高的一次。病人入院时，家属就要签订不送红包的保证书，出院时有对医院各方面的考核评分表；没有送任何红包，也没有任何医生暗示；事后请同学吃了一餐家常饭。
此次住院，和当时介绍手术情况的医生有了交往，大家性格比较相近，话题也投机；后来知道，他是国内的医学博士，准备去美国做两年的交换医生。再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现在说说为什么不愿意让老人做有一定风险的检查。原因很简单：三年疫情后，能和老人见面说说话就是最大的愿望，老人和我都是如此想法，其他的都可以延后。
签完各种风险提示及免责书（全在平板电脑上操作，包括签名），被告知这几天不用来医院，医院有事情会通 知；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老人，但想想ICU是全天监控，安全是有保障的，心里便安慰些。
出了医生办公室，我往心脏科住院部走去。入院当晚，等老人进ICU后，我留心过住院部里的情况，当时只是匆匆一瞥；这次看得仔细，心里也计算着，结果是：急诊医生说没有普通病房不是事实，两次看的情况很接近，约有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病床是空的。
住院部这栋大楼是崭新的，刚刚使用三个月；大楼有二十几层，科室配备得非常齐全，有一千五百多个病床，让医院整体形象和能力大大提高。
从墙上的楼层指示板上知道，有大概三分之二的科室设立了自己的ICU，名字改成了CCU。
记得2017年时，老人手术前住在一个八人病房里，病房的设施比较陈旧，也没有现在科室的CCU，只是在护士站旁有两间重症观察室。护士会定期检查，家属可以陪在床边。
第四天中午，医院突然打来电话，说病人早上情绪很激动，让家属来医院安抚病人。
到了医院，护士说老人早上哭了很久，要求见子女，并希望住到普通病房。了解后知道，老人三天没下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平时老人是可以自行使用助步器走路的，我只能设想医院担心下床会让病人有风险；因为不下床，便给老人用纸尿裤。要知道第一次使用纸尿裤是不太舒服，特别是大便，老人根本拉不出；老人听力很差，和护士护工的交流非常困难；几天下来，情绪上就崩溃了。
一边和老人说话（其实是听老人说，点头摇头做手势或很慢地说话，老人可以看嘴唇、表情能知道大概意思），一边检查老人的手脚，脚上和膝盖的水肿全消了，然后看挂在床边的医疗记录：医生诊断是心衰引起的水肿，吃两种利尿消肿的药，两种缓解心衰的药。
这个过程中，那天的女医生过来，主动说明天可以给老人转到普通病房，让等通知。我们很高兴，连声感谢；老人过后悄悄地说，应该是自己早上的哭诉，让医生感动了。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等到了中午，想着可以提醒一下，给CCU打电话，护士接的电话，说今天没有普通病房，不能转病房了；问能不能和女医生通话，护士说她已经下班。
很惊讶也很难受，想象老人盼望破灭时的难过。于是只能给医生朋友打电话；朋友是另外一个科室的主任医师，答应帮和心脏科的主任求情，给一个方便。
一个小时后，CCU的护士来电话，说现在可以来转病房。
当初出国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喜欢国内凡事都找人的风气，虽然自己也经常卷入其中。我在这个城市居住了很长时间，几十年交情的医生有五六个，只有为老人小孩才肯找医生朋友，自己住院没找过他们。
当时想，如果我一开始就找朋友帮忙，后来的一切会不会顺利得多？老人会不会少受许多罪呢？想得又难过又自责。
转到普通病房后，老人精神状态好了许多，白天晚上都是我们子女照顾（以后有机会讲讲请医院护工的利弊），我每天陪着老人说话，推轮椅到走廊窗边晒太阳；每天吊一两瓶药水，吃利尿消肿和心脏护理的药，身上带着一个24小时监控的仪器（不能离开楼层），如有异常护士站会马上有警报；七天后出院。
老人住的是三人病房，七天里大都是两个病人；出院那天，病房里来了两个新病人（原来的另外一个同室病友前一天出院），都在抱怨被非自愿住在CCU，一个做了预备手术的心脏检查，另一个做了单纯的心脏检查；结果是都没问题。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能感受我心里的想法。至于为什么会这样？病人会不会怨恨医生？加拿大的医疗又是如何？
下一篇再聊。
必须急救的那种。我的母亲脑淤血，不省人事，立即送进ICU，再也没有活着出来。她已经88岁，我们作子女的都有心理准备。
经常看到网上讨论国内外医疗的好坏，都能举出现实的例子，短视频更多了；有在加拿大拼命抱怨看病等半天、检查等半年的，也有国内抱怨医生草菅人命的。医疗资源的匮乏、医术医德的不足，的确会让正经受病痛的患者雪上加霜。
说说自己亲身经历的事，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2023年前后不辞劳苦、着急回国的人，无疑都是冲着家有老人回去的，我也不例外。
由于对疫情的心有余悸，担心在旅途中受感染，到家后几天都单独居住，只和老人通话，不敢着急见面。
三天后，得知老人腿脚肿得厉害，只能出门。见到老人，脸上带着笑容，心里却是在流泪，又难过又庆幸：这场三年的疫情，让不少家庭失去了老人；担惊受怕、受尽煎熬过来的老人，都是那么的不容易。
老人的脚以前也肿过，脚背上一按一个坑；看过医生，做了各种检查，说原因有多种可能，心脏机能下降，营养不良等等，开了好些药回家吃。这次明显严重，脚背肿得发亮，两个膝盖也肿起来。
拍下图片给当医生的朋友，朋友回复说，应该是心脏的问题，赶紧住院检查治疗；于是打车去了医院。
医院是市里一所三甲医院的附属医院，老人多年前在这里做过髋关节置换，对医院的印象还不错，坚持舍近求远，不肯在家附近的中医院就医。
到了急诊室，躺上了轮式病床，连上了各种检测仪；急诊室里人满为患，医生护士都忙得不可开交；医生陆陆续续开了多种检查，我们子女分工，一个照顾老人的吃喝拉撒，协助护士抽血验尿；一个负责各种排队缴费、拿药。
一系列检查下来，初步判断是心源性水肿，又找了住院部的医生来会诊，也是相同看法。时间来到了晚上，急诊室的病人几乎已经轮了一遍；期间五六个小时，老人早已疲惫不堪；这时，医生又开了一个大检查，估计排队缴费、排队检查下来最少一个小时；我请求先给老人住院，这样老人有地方休息，检查可以明天按部就班地做。
医生看我没同意，不太高兴，转身就走了。不一会，有年轻医生拿一张表格过来，上面写家属拒绝检查、后果自负，要我签字。想和医生再沟通，年轻医生说已经换班了。
接下来就是等，换班医生说要等住院部的消息。一小时后，终于说可以住院，但是是重症监护室，就是平时说的ICU。
很出乎意料，进了ICU就意味着和老人不能见面，而且老人的主要症状只是水肿，意识呼吸心跳及其他检查都在安全范围内。于是问医生能不能住普通病房，因为老人行动不方便，不能自己下床，大小便也需要人帮忙，我们自己照顾的话老人会比较安心？
又等了一阵，问医生也没有结果，只说普通病房没有空位，安排不了。
无奈，只好办住院手续，进了ICU。
第二天下午，ICU医生通知家属来谈医疗方案，一个女医生，说已经补做了昨天的检查和另外一些检测，判断是心脏功能出了问题；给了两个方案：一是做一个预带手术检查，就是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直接做心脏搭桥；二是单纯心脏检查，注入一种带颜色的药水，能检查出具体的问题和位置，如果有问题另外安排手术。前者费用大几千，后者小几千。
医生解释：这两种检查过程类似小手术，需要麻醉，有一定的危险性，需要家属签字才能做。
有些慌乱，匆忙地考虑了一下，问能不能尽量保守治疗？
女医生明白我的意思，对我接着的问题很不耐烦，说你们自己决定，你们的决定也是需要签字的。
读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到了医院，为什么不听医生的？不做检查，是不是和费用有关？
这里说一下发生在2017年的事，一是说说老人体质的特殊性，容易理解我后续的决定，同时也和2023年住院的方方面面做一个比较，或许能揭示一些可能的潜在原因。
2017年年初，老人因为摔跤骨折，需要置换髋关节，我从多伦多赶了回去。
对于身体健康的老人来说，髋关节置换术不算是危险的手术，危险率在百分之二到三；不过我家老人三高已经很多年，高血压糖尿病对身体造成了一些损伤，感染和血栓等并发症可能性比较大，属于手术的高危人群；医生说我家老人手术危险率大概会在百分之十左右。
当时家里人有建议保守治疗，因为身边的确有成功的例子。主治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简单说了一下情况，问我打算怎么办。
我说，到了医院当然是听医生的，主要是听你们医生的方案。
这时，主治医生有人找，旁边一位文质彬彬的医生接话了，把这个手术的好处和风险，以及保守治疗的好处和风险都详细的说了一遍，也给出了他的意见：手术治疗更合适老人，老人长时间卧床的风险很大。
这个医生表现出来的专业，不偏不倚的态度，让我多了不少信任。他所叙述的内容和自己提前了解的大致吻合，于是决定尽快手术。
髋关节假体有不同类型，从价格上分三种，一是国产，几千块；二是合资，一万多；三是进口，两万多。医生说，好的假体适应性好，使用期长；建议老人可以考虑合资的，综合来说比较好。
家里老人是有事业单位医保的（后来并入了全民社保），国产假体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十，合资和进口的不在报销范围内，差价部分是自费。估算下来，合资的自己要出一万，进口的自己要出两万。最后，选了进口的假体。（老人自己有退休金和存款，不需要我们子女负担医药费）。
由于手术风险比较大，考虑再三，还是找了在医院总院里当科室主任的高中同学，让他帮找主刀的医生。手术按部就班安排上，当天的第一台，是科室主任做的；手术很成功，第三天就下地走动了（也是这个手术的术后要求）。
这次住院，是我对国内医院信任度最高的一次。病人入院时，家属就要签订不送红包的保证书，出院时有对医院各方面的考核评分表；没有送任何红包，也没有任何医生暗示；事后请同学吃了一餐家常饭。
此次住院，和当时介绍手术情况的医生有了交往，大家性格比较相近，话题也投机；后来知道，他是国内的医学博士，准备去美国做两年的交换医生。再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现在说说为什么不愿意让老人做有一定风险的检查。原因很简单：三年疫情后，能和老人见面说说话就是最大的愿望，老人和我都是如此想法，其他的都可以延后。
签完各种风险提示及免责书（全在平板电脑上操作，包括签名），被告知这几天不用来医院，医院有事情会通 知；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老人，但想想ICU是全天监控，安全是有保障的，心里便安慰些。
出了医生办公室，我往心脏科住院部走去。入院当晚，等老人进ICU后，我留心过住院部里的情况，当时只是匆匆一瞥；这次看得仔细，心里也计算着，结果是：急诊医生说没有普通病房不是事实，两次看的情况很接近，约有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病床是空的。
住院部这栋大楼是崭新的，刚刚使用三个月；大楼有二十几层，科室配备得非常齐全，有一千五百多个病床，让医院整体形象和能力大大提高。
从墙上的楼层指示板上知道，有大概三分之二的科室设立了自己的ICU，名字改成了CCU。
记得2017年时，老人手术前住在一个八人病房里，病房的设施比较陈旧，也没有现在科室的CCU，只是在护士站旁有两间重症观察室。护士会定期检查，家属可以陪在床边。
第四天中午，医院突然打来电话，说病人早上情绪很激动，让家属来医院安抚病人。
到了医院，护士说老人早上哭了很久，要求见子女，并希望住到普通病房。了解后知道，老人三天没下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平时老人是可以自行使用助步器走路的，我只能设想医院担心下床会让病人有风险；因为不下床，便给老人用纸尿裤。要知道第一次使用纸尿裤是不太舒服，特别是大便，老人根本拉不出；老人听力很差，和护士护工的交流非常困难；几天下来，情绪上就崩溃了。
一边和老人说话（其实是听老人说，点头摇头做手势或很慢地说话，老人可以看嘴唇、表情能知道大概意思），一边检查老人的手脚，脚上和膝盖的水肿全消了，然后看挂在床边的医疗记录：医生诊断是心衰引起的水肿，吃两种利尿消肿的药，两种缓解心衰的药。
这个过程中，那天的女医生过来，主动说明天可以给老人转到普通病房，让等通知。我们很高兴，连声感谢；老人过后悄悄地说，应该是自己早上的哭诉，让医生感动了。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等到了中午，想着可以提醒一下，给CCU打电话，护士接的电话，说今天没有普通病房，不能转病房了；问能不能和女医生通话，护士说她已经下班。
很惊讶也很难受，想象老人盼望破灭时的难过。于是只能给医生朋友打电话；朋友是另外一个科室的主任医师，答应帮和心脏科的主任求情，给一个方便。
一个小时后，CCU的护士来电话，说现在可以来转病房。
当初出国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喜欢国内凡事都找人的风气，虽然自己也经常卷入其中。我在这个城市居住了很长时间，几十年交情的医生有五六个，只有为老人小孩才肯找医生朋友，自己住院没找过他们。
当时想，如果我一开始就找朋友帮忙，后来的一切会不会顺利得多？老人会不会少受许多罪呢？想得又难过又自责。
转到普通病房后，老人精神状态好了许多，白天晚上都是我们子女照顾（以后有机会讲讲请医院护工的利弊），我每天陪着老人说话，推轮椅到走廊窗边晒太阳；每天吊一两瓶药水，吃利尿消肿和心脏护理的药，身上带着一个24小时监控的仪器（不能离开楼层），如有异常护士站会马上有警报；七天后出院。
老人住的是三人病房，七天里大都是两个病人；出院那天，病房里来了两个新病人（原来的另外一个同室病友前一天出院），都在抱怨被非自愿住在CCU，一个做了预备手术的心脏检查，另一个做了单纯的心脏检查；结果是都没问题。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能感受我心里的想法。至于为什么会这样？病人会不会怨恨医生？加拿大的医疗又是如何？
下一篇再聊。
必须急救的那种。我的母亲脑淤血，不省人事，立即送进ICU，再也没有活着出来。她已经88岁，我们作子女的都有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