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分配到伐木班。去班长那儿报到的时候，我见他的眉头皱了一下，不情愿地递给我一把斧头。他让我回家打个招呼，拿点在外宿营的衣物，准备进山。
赶回班里的时候，伐木的工具已分摊完毕，由其他十几个男人背着扛着，我只需要负责自己的那把斧头和牵着班长的一条大花狗“雪豹”。班里是一色的不修边幅的男人，有退伍军人，有知青，还有一个零时工，个个身强力壮，生就伐木的汉子。大多数人我都认识。最熟的是班长，四十来岁的退伍兵，有个儿子小我几岁，喜欢喝点小酒，醉酒时叫几声河南梆子。还有大曹，北京知青，高个子，跟他在篮球场上玩过，他一个人对付我们四个大男孩。
我们沿着一条小河往上游走，直到小路在丛林里消失了，就下到河边，高一脚低一脚的在鹅卵石、泥沙和水草里前行。
班长走在队伍的前面，身上的负荷最重，不管是旱地还是湿地，他每跨一步，腿总是往地上一沉，像压不跨的木墩子。我明白了他为什么对我皱眉头，我像个女人，嫩胳膊嫩腿，需要他照顾。在爬一段危险的山道时，我脚下打滑，要不是抓着雪豹的链子被树桩绊住，就见不到明日的太阳了。大曹捡起我扔在地上的斧头，一路帮我拿着。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在半山腰上的伐木场。其实那里只有一个简易工棚，周围全是绿油油的苍天树木。工棚附近有一个湖，确切的说，是一个百米大的天然蓄水池，湖边堆放着上百颗砍好待运的木头。
大家在工棚里卸下身上的重负，把自己的小背包扔在干草堆里，占据一个睡觉的位置，然后纷纷脱掉身上的衣服，直到一丝不挂，个个拿着毛巾往外走，小玩意在晚霞里自由晃荡。班长见我没动静，就回头叫我：“脱掉，到湖里泡泡！” 我加入了他们，在清凉的湖水里游了几个来回，一天的疲惫一扫而空。
从水里出来，四眼看见我仍穿着短裤，过来拍着我的肩膀：“小峰，看得出，你是读书人，不要跟他们学。” 他是上海知青，自称是资本家的儿子，戴着深度眼镜。整个班里，他的气质和我最接近。
我工作的第一天就这么结束了。大家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倒在草堆里睡了。
我们天天盼着下大雨，等湖水外溢时，把木头推进湖里，让它们跟着水流漂下山。没雨的日子，白天砍树，晚上聚在工棚里讲故事和聊天。
我喜欢四眼讲的故事，有深度，多是来自我没读过的国外名著。什么表妹爱上了表哥，表妹不幸沦为妓女；什么红军女战士爱上绅士般的白匪军官，最终又把他打死。这些奇妙的故事让我忘了白天的辛苦和危险，对森林里漫长的黑夜有了亟盼。我问四眼哪儿读到这么多书，他悄悄地告诉我，他有一箱子的收藏，下山后可以借我看，不能让我父母知道。
除了班长，大家都是单身，晚上的话题常常是女人，就是某连某班的女知青多么迷人，那圆圆的屁股，那白净的脖子，那冲冲的重庆口音，然而又感叹这么好的女人不会永远守在山沟里，迟早要走的，哪怕跟她生了个娃，她也会带走，回到自己的城市。
有时他们拿我开心，问我，“你的美人在哪，是不是朵娜，不然她干嘛玩命地救你？” 我说我的志向天南海北，没想过这事，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我的人生轨迹还没有女人。“那小女孩是个美人胚子，就是太野，不适合你，” 班长以过来人的口吻提醒我。
他们又会问四眼， “你常去方医生家，你是看上了朵娜还是她妈”。老赖也会打趣地补充道，“朵娜小你十岁，方医生大你十岁，都不合适啊。” 四眼就辩解：“我是诗人，喜欢民族风情，我在收集民俗。” 听说过四眼与方医生家走得很近，他父母常给他寄钱，他比较宽裕，常买些东西给方医生，接济她家的经济窘境，有时还买些罐头带去她家一起吃饭。
差不多一个星期了，还没下雨，我们快断炊了。夕阳的余晖里，大家还是光溜溜地下水搓一把，脸上的毛对照下面的毛，一天比一天像野人。只有四眼带着剃须刀，脸上干净得黑里放青。
班长抬木头的时候，跟别人的节拍错了位，把腰闪了，当时说不出话，老赖抱起他抖了好几下，他才缓过气。一早起床，班长问大家：“我早上的一泡尿白花花的，你们说我怎么了？”
谁也没听说过。他带着我们到树林里去看，地上一大片白，像倒过石灰浆。大家建议他赶快下山，去看方医生。他说任务没完成，对不起领导，先喝点酒压压，再等一天看看。
半夜里，我们被雷电惊醒，外面下起了等待已久的暴雨，工棚里也下起了小雨。我们用木棍撑着被单，躲在下面，兴奋地听到洪水冲进湖里的声音，像野兽在咆哮。雪豹躲在角落里嗷嗷叫，听到不一样的声音。我把它拉过来，跟我一起蹲着听雨。
天一亮，大家光着屁股下湖，像水獭锚在水里忙了一天，身上被太阳烤成了红薯。雪豹在附近的林子里追野兔子，和我们一样忙。
收工的时候，四眼问我：“你的短裤呢？” 我看看自己，看看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它脱了。
雪豹丢了，晚上没有回来，第二天也不见踪影。班长把没喝完的酒撒在地上，算是跟它告别。他说：“它要么跟熊瞎子打架光荣牺牲，要么遇见了同类相好，跟着走了。”
我被分配到伐木班。去班长那儿报到的时候，我见他的眉头皱了一下，不情愿地递给我一把斧头。他让我回家打个招呼，拿点在外宿营的衣物，准备进山。
赶回班里的时候，伐木的工具已分摊完毕，由其他十几个男人背着扛着，我只需要负责自己的那把斧头和牵着班长的一条大花狗“雪豹”。班里是一色的不修边幅的男人，有退伍军人，有知青，还有一个零时工，个个身强力壮，生就伐木的汉子。大多数人我都认识。最熟的是班长，四十来岁的退伍兵，有个儿子小我几岁，喜欢喝点小酒，醉酒时叫几声河南梆子。还有大曹，北京知青，高个子，跟他在篮球场上玩过，他一个人对付我们四个大男孩。
我们沿着一条小河往上游走，直到小路在丛林里消失了，就下到河边，高一脚低一脚的在鹅卵石、泥沙和水草里前行。
班长走在队伍的前面，身上的负荷最重，不管是旱地还是湿地，他每跨一步，腿总是往地上一沉，像压不跨的木墩子。我明白了他为什么对我皱眉头，我像个女人，嫩胳膊嫩腿，需要他照顾。在爬一段危险的山道时，我脚下打滑，要不是抓着雪豹的链子被树桩绊住，就见不到明日的太阳了。大曹捡起我扔在地上的斧头，一路帮我拿着。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在半山腰上的伐木场。其实那里只有一个简易工棚，周围全是绿油油的苍天树木。工棚附近有一个湖，确切的说，是一个百米大的天然蓄水池，湖边堆放着上百颗砍好待运的木头。
大家在工棚里卸下身上的重负，把自己的小背包扔在干草堆里，占据一个睡觉的位置，然后纷纷脱掉身上的衣服，直到一丝不挂，个个拿着毛巾往外走，小玩意在晚霞里自由晃荡。班长见我没动静，就回头叫我：“脱掉，到湖里泡泡！” 我加入了他们，在清凉的湖水里游了几个来回，一天的疲惫一扫而空。
从水里出来，四眼看见我仍穿着短裤，过来拍着我的肩膀：“小峰，看得出，你是读书人，不要跟他们学。” 他是上海知青，自称是资本家的儿子，戴着深度眼镜。整个班里，他的气质和我最接近。
我工作的第一天就这么结束了。大家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倒在草堆里睡了。
我们天天盼着下大雨，等湖水外溢时，把木头推进湖里，让它们跟着水流漂下山。没雨的日子，白天砍树，晚上聚在工棚里讲故事和聊天。
我喜欢四眼讲的故事，有深度，多是来自我没读过的国外名著。什么表妹爱上了表哥，表妹不幸沦为妓女；什么红军女战士爱上绅士般的白匪军官，最终又把他打死。这些奇妙的故事让我忘了白天的辛苦和危险，对森林里漫长的黑夜有了亟盼。我问四眼哪儿读到这么多书，他悄悄地告诉我，他有一箱子的收藏，下山后可以借我看，不能让我父母知道。
除了班长，大家都是单身，晚上的话题常常是女人，就是某连某班的女知青多么迷人，那圆圆的屁股，那白净的脖子，那冲冲的重庆口音，然而又感叹这么好的女人不会永远守在山沟里，迟早要走的，哪怕跟她生了个娃，她也会带走，回到自己的城市。
有时他们拿我开心，问我，“你的美人在哪，是不是朵娜，不然她干嘛玩命地救你？” 我说我的志向天南海北，没想过这事，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我的人生轨迹还没有女人。“那小女孩是个美人胚子，就是太野，不适合你，” 班长以过来人的口吻提醒我。
他们又会问四眼， “你常去方医生家，你是看上了朵娜还是她妈”。老赖也会打趣地补充道，“朵娜小你十岁，方医生大你十岁，都不合适啊。” 四眼就辩解：“我是诗人，喜欢民族风情，我在收集民俗。” 听说过四眼与方医生家走得很近，他父母常给他寄钱，他比较宽裕，常买些东西给方医生，接济她家的经济窘境，有时还买些罐头带去她家一起吃饭。
差不多一个星期了，还没下雨，我们快断炊了。夕阳的余晖里，大家还是光溜溜地下水搓一把，脸上的毛对照下面的毛，一天比一天像野人。只有四眼带着剃须刀，脸上干净得黑里放青。
班长抬木头的时候，跟别人的节拍错了位，把腰闪了，当时说不出话，老赖抱起他抖了好几下，他才缓过气。一早起床，班长问大家：“我早上的一泡尿白花花的，你们说我怎么了？”
谁也没听说过。他带着我们到树林里去看，地上一大片白，像倒过石灰浆。大家建议他赶快下山，去看方医生。他说任务没完成，对不起领导，先喝点酒压压，再等一天看看。
半夜里，我们被雷电惊醒，外面下起了等待已久的暴雨，工棚里也下起了小雨。我们用木棍撑着被单，躲在下面，兴奋地听到洪水冲进湖里的声音，像野兽在咆哮。雪豹躲在角落里嗷嗷叫，听到不一样的声音。我把它拉过来，跟我一起蹲着听雨。
天一亮，大家光着屁股下湖，像水獭锚在水里忙了一天，身上被太阳烤成了红薯。雪豹在附近的林子里追野兔子，和我们一样忙。
收工的时候，四眼问我：“你的短裤呢？” 我看看自己，看看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它脱了。
雪豹丢了，晚上没有回来，第二天也不见踪影。班长把没喝完的酒撒在地上，算是跟它告别。他说：“它要么跟熊瞎子打架光荣牺牲，要么遇见了同类相好，跟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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