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这个政府没有信任而言，所以不会接种疫苗

罗伯特·斯蒂德在南布朗克斯区生活了大半辈子，知道新冠肺炎对当地造成了多大的灾难。在他长大的圣玛丽公园住宅区，有救护车停在红砖公寓楼前，有一些老邻居就死于新冠肺炎。电梯附近就贴有海报，敦促居民接种疫苗。

但他还是不愿意接种疫苗。他对朋友们说：“我才不会听政府的。”在南布朗克斯的一家餐厅“华夫饼屋”工作时，他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但他决定自己扛过去；毕竟，他只有41岁，身体瘦得像竹竿一样，没有长期疾病。

但是，10月份，他的女友在好几天都没有收到他的消息时，斯蒂德的朋友告诉她说，当局已经强行进入他的公寓，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死大大震撼了他的朋友和圣玛丽公园住宅区的邻居们，但即使这些人为斯蒂德哀悼，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坚持不接种疫苗。

疫苗阴谋论大流行

大约70%的美国成年人现在已经接受了全面的免疫接种，但是在全国许多地方，比如南
方农村、大城市中以黑人和棕色人种为主的社区，对是否接种疫苗的犹豫不决仍然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顽固障碍。而且，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美国。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苗犹豫”是对全球公共卫生的十大威胁之一。由于部分民众一直不接种疫苗，而且不同群体获得疫苗的机会不平等，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很有可能成为病毒肆虐之处，使奥密克戎这样的新变种得以传播。

世界需要重视造成“疫苗犹豫”现象的根本原因。仅仅向对疫苗持怀疑态度的社区发布公益广告，或敦促人们“相信科学”，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

两位笔者中的一位是拥有公共卫生学位的初级护理医生，在布朗克斯区工作，另一位是社会学家，协助国际机构推动不发达国家的小儿麻痹症疫苗和新冠疫苗接种，同时也是一名战地记者。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在国外进行了调查和小组访谈，还采访了布朗克斯区的居民，以更好地了解人们不愿意接种疫苗的情况。我们发现，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并不一定比不接种疫苗的人科学素养低或掌握知识少。实际上，这种犹豫不决反映了我们对公共事务的核心信念的转变。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政府逐步削减预算，并将医疗等基本服务私有化。这对公共卫生有两个影响深远的后果：首先，人们不太可能信任那些对他们没什么用的机构。其次，公共卫生已经不再被视为一种基于社会团结和人们的相互义务原则的集体努力。人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只能靠自己，只对自己负责。这意味着“疫苗犹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共利益”的观念受到侵蚀。

这种转变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美国。一些美国民众的反疫苗态度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评论家们将对疫苗的不信任归结为许多原因：网络谣言的广泛传播，美国的部落政治文化，对注射的恐惧等等。很多人尤其强调种族因素，在疫苗推广的最初几个月里，美国白人接种疫苗的人数是黑人的两倍。福奇博士指出，种族主义在美国的医疗机构中留下了长久的阴影，比如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以提供治疗为名，以美国黑人为试验品秘密进行梅毒感染人类试验，美国政府长期隐瞒真相，导致大批黑人受害。）还有很多人强调非裔和拉美裔在医院检查室里的糟糕体验。这些观点并没有错，与美国白人相比，有色人种群体对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体验确实不同。但如果仔细观察数据，我们就会发现更复杂的情况。

自今年春天大多数美国成年人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以来，黑人和白人在疫苗接种率方面的种族差距已经减半。今年9月，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美国黑人和白人的疫苗接种率
几乎相同。其他调查已经确定，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大学教育：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更可能不接种疫苗。

教育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可靠预测因素，其他研究也同样发现了收入和疫苗接种之间的联系。例如，今年6月对密歇根州人口普查区数据的一项分析显示，萨吉诺县黑人聚居区
的疫苗接种率低于35%，而附近贫穷的白人聚居区的疫苗接种率也没有太大差别。自认
为是民主党人的选民比自认为是共和党人的选民更有可能接种疫苗，但根据密歇根的数据，在计入收入和教育后，这一差距也消失了。事实证明，接种疫苗的真正区别在于阶级。

民众不信任政府了

这一点在斯蒂德长大的圣玛丽公园住宅区尤其明显。在这里，在剥落的墙壁和破碎的前门之间，居民们说，长期缺乏资金的纽约市住房管理局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当我们最近去询问有关疫苗的情况时，尽管11月天气寒冷，供暖系统还是关闭了，屋顶也年久失修。一些居民别无选择，只能住在不适合居住的单元里。煤气管道中断，房客不得不使用电热板。无家可归的人在楼梯井和走廊里避难。

斯蒂德的朋友、租户协会主席达纳·埃尔登说，她觉得自己被纽约市的公共住房管理局忽视了。她说，当疫情来袭时，居民们被迫动用本用于物业维护的资金来购买口罩、手套和洗手液。他们依靠当地的慈善机构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甚至为饥饿的租户提供食物。埃尔登说，“人们在想，‘如果政府不能为我们做任何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接种疫苗?’”

美国人直到最近才开始以这种方式考虑有关医疗保健的决定。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脊髓灰质炎运动中，大多数人将接种疫苗视为一项公民义务。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公共财政的缩水，政客们坚持认为政府的工作不再是确保人民的福祉；相反，美国人只需要照顾自己、为自己的身体负责。自助和健康食品等整个行业都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涌现出来的：健康的关键在于个人做出正确的选择。

圣玛丽公园的房客阿曼达·圣地亚哥告诉我们，“我不一定反对疫苗。”但她决定不接种，她解释说这是出于“个人选择”。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她的观点反映了美国社会一个更广泛的跨越了阶级和种族的转变。没有了公共利益的概念，人们常常用“选择”这种话语来讨论健康问题。最近在布鲁克林举行的反对强制接种疫苗示威活动中，一些抗议者穿着印有“黑命贵”的T恤，高呼“我的身体，我的选择！”布鲁克林篮网队因
为他们的明星后卫凯里·欧文拒绝接种疫苗而将其禁赛，但篮网队总经理肖恩·马克斯表示：“凯里做出了个人选择，我们尊重他个人选择的权利。”

当然，将医疗保健的决定视为个人选择有很多好处，毕竟没有人愿意接受违背自己意愿的程序。但是，将公共卫生仅当作一种个人选择是有问题的。它给人的印象是，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全部责任。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健康深受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的影响。公共卫生专家现在谈论的是“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即个人健康从来不只是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的反映，还反映了人们出生的阶级、成长的社区和所属的种族。

贫穷和环境条件与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病密切相关。南布朗克斯是全国哮喘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一部分是因为破旧的公共住房，而且这里是美国食品安全最差的地区之一。但食物缺乏和安全问题当然不是个人或慈善机构容易解决的，而是需要政府采取实质性行动。如果没有这样的改革，初级保健医生只能从个人责任的角度来对待他们的病人。许多医学院教“动机性谈话技术”，以便医生指导患者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这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它无法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保持健康并不便宜。研究表明，营养价值较低的高能量食物更实惠，而低成本饮食会影响肥胖症和胰岛素耐受性。

将幸福归结于个人选择这种做法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这是将健康视为一种商品。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购买医生服务和保险计划的方式与购买所有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方式是一样的。

最近也有研究阐明了这个问题。丹佛科罗拉多大学的社会学家詹妮弗·赖克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拒绝为孩子接种麻疹等疾病的疫苗的家庭。她发现母亲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疫苗、阅读父母建议书和询问医生。换句话说，他们就像精明的消费者。在赖克的研究中，母亲们坚持认为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她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孩子的需求，因此只有她们才有专业知识来决定给孩子用什么药。当作为消费者思考时，人们倾向于淡化社会义务，而狭隘地追求自身利益。正如一位家长告诉赖克的那样，“我不会为了拯救另一个孩子而让我的孩子处于危险之中。”

这种疫苗的风险-收益评估在父母作为消费者的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像
麻疹这样的疾病，直到最近，爆发都非常罕见，以至于不难相信疫苗的危害大于疾病的危害。然而，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对于新冠，这种风险分析可能会发生逆转：富人的疫苗接种率如此之高，因为新冠是他们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之一。例如，在曼哈顿的一些富裕社区，疫苗接种率高于90%。

然而，对于较贫穷的工人阶级来说，计算方法是不同的：新冠只是多种严重威胁之一。在南布朗克斯，一名从事两份工作的男子无奈地说，他在毒贩、凶恶警察和枪击事件中疲于应付。他说：“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看到我所看到的。”另一名男子在大流行期间失去了工作，重新陷入毒瘾。他说：“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死了或在监狱里。”他们都没有计划接种疫苗。他们的犹豫并非不合理：当考虑到他们面临的其他威胁时，新冠似乎不再特别可怕。

我们在布朗克斯采访的大多数人都表示，他们对声称为穷人服务但实际上已经放弃他们的机构持怀疑态度。一位为亚马逊开卡车谋生的男子说：“当你的收入处于要交高额税的范围时，政府会保护你，那你怎么可能不相信一个保护你的政府呢？”另一方面，他和他的朋友们有理由怀疑政府突然想要给他们送温暖。当说到纽约市提议向市政工作人员支付500美元奖金以接种疫苗，一位女士告诉我们，“他们在这里向我们大肆砸钱，
那我想问，为什么不给我们钱买别的东西呢？”这些观点印证了社会科学家的研究，他们发现缺乏信任和不平等之间存在联系。没有信任，就没有相互义务，就没有共同利益。

正如奥密克戎变种的出现所示，美国的疫苗强制令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对接种疫苗的犹豫是一种全球现象。虽然各国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根本原因是一样的：在世界各国政府削减社会服务的背景下，人们对地方和国际机构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

公共服务私有化摧毁社会团结

研究表明，私营系统不仅往往产生比公共系统更糟糕的健康结果，而且还制造出了公共卫生专家所谓的“区别对待”，破坏了社会的凝聚力，而社会凝聚力对推进疫苗接种来说至关重要。例如，在叙利亚的一个城市，现在医疗系统由一家公立医院组成，由于资金不足，该医院因医疗条件差而臭名昭著。一些私人医院虽然能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但是大多数人都负担不起。还有许多没有营业执照和正规管理的私人诊所——有些甚至连医生都没有——则专门提供误导性的健康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阴谋论会大行其道。该市许多居民就认为，新冠疫苗是外国的阴谋。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际援助组织正在介入以提供疫苗。这些机构有时比政府更公平，但它们往往着眼于满足捐助者的优先需要，而非社区的需要。在阿富汗，村民无法获得最基本的保健服务；有些人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到最近的诊所。儿童营养不良的情况很普遍，而且还在增加。尽管该国每年只有几十例小儿麻痹症病例，但是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机构也要花费大量资金来推广和落实小儿麻痹症的疫苗接种。坎大哈人谈论脊髓灰质炎就像纽约市的布朗克斯区居民谈论新冠一样类似。一位部落长者告诉我们：“我们这里有人饿死，还有妇女死于分娩。为什么他们这么关心小儿麻痹症？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情绪在世界各地的贫困和边缘化社区都很普遍。尽管问题的规模很大，但专家们在哪些干预措施最有效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可能具有一些启发性。在美国，反疫苗运动和疫苗本身一样历史悠久；在上个世纪末，接种天花疫苗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对浪潮。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反对意见就消失了：在20世纪50年代，小儿麻痹症的疫苗往往供不应求；到20世纪70年代末，几乎每个州都有法律规定学校要接种疫苗，几乎没有任何公众反对。

是什么变化了呢？那是一个庞大的、雄心勃勃的政府计划的时代，比如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就是政府的项目。在60年代中期，政府资助的针对穷人和有色人种社区的社会项目数量急剧增加。例如，抗麻疹政策就是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和“向贫困宣战”倡议的产物。政府发起了“领先”（Head Start）计划（美国针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学前项目），其工作人员协助开展了疫苗接种运动。在部分城市，政府支持建立由社区成员组成的卫生委员会，作为卫生中心与公众之间的中介机构。这些委员会体现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只有社区成员共同参与决策，公共卫生才会得到有效解决。

20世纪60年代的经验表明，当人们感觉到社会项目的支持时，他们更有可能信任机构，并相信他们与社会的健康息息相关。只有到那时，社会团结和相互义务的观念才开始变得有意义。

最能促进这种思维方式的社会方案是提供普遍的保障，如社会保障和全民保健。普遍的保障计划会灌输一种共同利益的意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政治团体。在国际背景下，当政府提供的普遍保障能覆盖到边缘社区，并提供像饮用纯净水和初级卫生护理这样的基本服务的时候，人们更容易在紧急情况下相信政府的行动——比如要求他们打疫苗。

如果世界要战胜新冠疫情，各国需要推行政策来强调一种基本但日益被遗忘的意识：我们的个人发展与集体福祉紧密相连。

阿妮塔·斯雷达尔（Anita Sreedhar）是蒙特菲奥尔医疗中心的一名住院医生，专门从事初级护理和社会医学方面的工作。她对阿富汗、印度和其他地方进行过报道。阿南德·戈帕尔（Anand Gopal）是一位社会学家，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教授。他们是佐米
亚中心（Zomia Center）的联合创始人，该中心对冲突地区给予公共卫生活动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