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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谈汉文帝霸陵只谈谈汉文帝

日前，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聚焦甘肃、河南、陕西三个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会上公布，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此次发现纠正了一个流传近千年的关于西汉帝陵的错误认识。自元代以来的相关记载和考证，普遍认为汉文帝霸陵在江村大墓以北两公里的凤凰嘴。

这个重大考古发现让汉文帝刘恒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这好像是一个没有取得过什么声名赫赫的大功业的皇帝，但是他的杰出之处，又恰恰在于无所作为。在传统社会，无所作为有的时候反而是国之大幸，民之大幸。汉文帝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用自己的“无所作为”予国予民带来福祉的皇帝。

汉朝之前的秦朝“二世而亡”，根源就在于秦始皇大兴兵戈，大兴土木，严刑峻法，过度使用民力，导致民不聊生而天下沸腾，民众揭竿而起，一举而推倒暴秦。汉初统治者显然吸取了秦亡的教训，采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而汉文帝继位之后，把汉朝初年的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发挥到了极致。他“恶烦苦百姓”，大政方针以不打扰百姓为宗旨。他的这一理念，在经济生活中，颇有些“现代性”的味道，竟与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多有暗合之处，并使得汉朝的社会经济迅速从秦末汉初的凋敝状态当中得到恢复。搞经济就是要不折腾、少折腾，看起来古今的道理是一样的。

文帝在位时，似乎深得儒家仁政之真谛。“仁”，应该是汉文帝执政理念的底层逻辑。“仁者爱人”，作为最高统治者来说，那就是要“爱民”，爱惜民力，体恤百姓疾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仁政”也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标榜。但真正把仁政的理念体现在统治当中的，却没有几个。而汉文帝，即便不是把仁政理念贯彻得最好的，也肯定是最好的之一。

孔夫子又说，“克己复礼为仁”。在克己这件事情上，汉文帝毫无疑问在古代皇帝当中，也是做得最好的之一。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作为皇帝，一般来说，就是要克制享乐的欲望。中国传统社会大大小小几百个皇帝，能够克制享乐欲望的，真的说不出来几个。而皇帝个人的败亡，王朝的败亡，多与穷奢极欲有关。而汉文帝在这方面真的做得很好，正如他去世之后，汉景帝在追悼会悼词所说，“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纵观文帝一生，“减嗜欲”，绝非儿子对老子的溢美之词。在克己方面，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汉文帝克制住了好大喜功的欲望。这一切，都是以不“烦苦百姓”为出发点。

说到这里，我们终于要讲一些跟霸陵相关的话题了，汉文帝甚至克制了身后哀荣的欲望。“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在他的遗诏当中，还絮絮叨叨不厌其烦地讲了半天为什么要薄葬，而不能厚葬的道理。由此看来，大家不要对霸陵的发掘有太高的期望，里面可能没有多少华美的礼器，这对考古学家来说可能是坏事，但若能通过发掘，证明汉文帝真正践行了“治霸陵皆以瓦器”，何尝又不是一件好事呢？

（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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