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出生率，已经跌过了日本

年轻人不愿意生了。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这个数字跌破了
警戒线1.5，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生育率的担忧。有声音认为，中国也跌入了低生育率陷
阱。

目前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是2.41，而我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不仅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60）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90），甚至比“高龄少子化”的日本（1.34）还低。

不愿意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拒绝过渡到父母的身份。其背后的障碍，也许事关经济压力，也许出于个人价值判断，也许是一些更细碎的个人顾虑，听上去似乎无解。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吊诡现象。为什么社会经济越发展，育龄的年轻男女，越不愿意生养小孩了？站在人口转型的宏观角度，也许就能发现藏匿其中的惊人逻辑。

两种个案

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验孕棒上出现两条线，都很清晰，加之两个月不来的生理期，忐忑多日的念头得到了应验—“我怀孕了”。

尽管沈梦婷已经做足了心理建设，但那一刻，一阵恐慌还是瞬间淹没了她。脑海浮现一些从未曾想过的画面：变形的身体、半夜哄睡婴儿的苦恼、与丈夫在育儿方面发生日复一日的争吵。还有最重要的，她也从未想过：她可以做出怎样的牺牲。

沈梦婷今年30岁，所谓的生育黄金年龄，“按理来说，我应该坦然甚至欣然面对。但恐慌是实实在在的。”

她在上海有一份设计相关的工作，今年已经把朋友和同学的婚礼、满月酒参加个遍，每到这种场合里，人们会调转枪口，对她发出一句句灵魂拷问：“什么时候才轮到你？”还有贴心的忠告“再不要个小孩就晚了”。母亲见她如此“不思进取”，更是大骂不孝。

沈梦婷此前换过三任男友，都不是奔着结婚去的。婚姻因生活方式和三观的迥异，不了了之。现在，她要审视的是，肚子里的胚胎和眼前这个男人，值得吗？

男友思想简单，只道，“我喜欢孩子，生下来吧。”但对她来说，事情并非如此，她在上海买不起房，孩子教育怎么办？每个月所剩无几的工资怎么养得好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如果去另一个城市，是否意味着她必须放弃她热爱的职业？

更重要的是，眼前这个人，能做好一个合格的父亲吗？是她理想的人生伴侣吗？这些都没有答案。

“我不想为了一枚胚胎将就自己的人生。”

一个星期后，她下定了堕胎的决心。

与沈梦婷不同，长沙的赵新竹作出了她最激烈的反抗。婆婆和母亲双管齐下，给她下最后通牒，她喊出了离婚予以还击。

今年春节期间，婆婆和母亲一如往常，开始试探赵新竹丈夫，问他喜欢不喜欢孩子。大年初二，俩亲家还去求了送子观音。

大年初四，趁着一家人围桌聚餐，她站起来，用响亮的声音说，我今天就明说了，我是不会要小孩的，你们别费劲了。母亲骂她自私，从不为家庭考虑，并放了狠话，如果今年再不生，他们死了遗产一分钱不留给她。赵新竹无所畏惧，当场说出离婚来还击。

赵新竹31岁，丈夫32岁，两人是硕士研究生同学，毕业两年后才谈起了恋爱。4年前两
人结婚时，他们就约定，不要小孩，一起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但丈夫很快倒戈，他不能理解：“大家都生了小孩，你为什么不生。”最近，他又戒起了烟。

越是如此，她越抗拒。婚后她才发现，丈夫并不是那种能跟她感同身受的人，而且经常不着家。“如果生了小孩，我注定是孤军奋战。”

赵新竹恐惧分娩的痛苦，她自认为不是一个母爱泛滥的人，做不到一个贤妻良母的本分。她知道，人的心境可能会变，也许40岁她会想要一个小孩，但她眼下没法克服自己。在母亲看来，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简直有病”。

对沈梦婷和赵新竹来说，生育意味着什么，似乎并不为旁人所理解。而对生育率持续低迷甚至跌破警戒线的中国社会来说，作为个案的沈梦婷和赵新竹，似乎又成了一种综合样本。

那些抗拒生育的男男女女，他们真正恐慌的是什么？这需要被听见。

社会宿命

从任何层面来看，“不愿意生小孩”，都成了一种既定的现实，而且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趋势。

今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育龄妇女
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这是中国生育率首次跌破1.5的警戒线。这一度引起学界和公众的担忧，中国是否落入了“低生育陷阱”？

这并非一个新的现象。事实上，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走势持续下滑。直到2016年，二孩政策开放，效应是显著的，当年出生人口数猛然回升，为1786万人。

但二孩政策并没有带来长期效应，短暂的刺激后，从2018年开始，迅猛的下跌势态便出现了，出生人口和出生率一度跌破历史水平。最不容乐观的，便是2020年的数据。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要知道，低生育陷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需要持续一段时间
。至于是否会持续低于1.5，还需要持续的观察。

不可小觑的是，低生育率如今已经成为全球趋势，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包括大部分欧洲国家、美国、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应了那句话——“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超低生育率，似乎成了社会发展的终极宿命。

需要阐述一个概念，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它反映女性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由于婴儿夭折、疾病等因素，一般而言，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
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否则，后果便是人口快速的老龄化，劳动力规模下降，总人口规模减少。

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引起了人类对自身物种存亡的担忧。牛津大学人口学家曾对韩国做出预警：称其或将成为“全球首个消失国家”。2018年，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只有0.98，属全球最低，意味着平均每位育龄女性生了不到1个孩子。

2018年，《柳叶刀》刊发一份研究报告称，全世界近半数国家现在都面临”婴儿荒”，没有足够的儿童人数来维持其人口规模。学界认为，这是一个分水岭，我们很快将“过渡到各个社会努力应对人口下降产生问题的地步”。

不要小看了人口这件事，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驱动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房屋，交通，消费，经济。一个白发人远多于黑发人的社会，更是难以想象的。

只是大部分国家还没有正面迎接它的冲击。

静悄悄的革命

“不愿生”，是一个看似简单，又极其微妙、复杂的问题，它意味着青年男女过渡到父母身份的一切障碍。

不仅关乎社会经济，也受婚姻、家庭和社会文化的潜在影响，更直接关系到女性的生育环境是否友好。这种整体性的生育率趋势变化，被人口学理论称作人口转变。

前现代社会的特征是高死亡率、高生育率。战争、疾病等因素带来的超高死亡率，如果不是高生育率填补空缺，人类的灭亡就成了必然。现代化过程消解了这种特征，伴随着弱家庭社会和个人主义的兴起，城市工业社会带来了第一次人口转型，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低生育率、低死亡率。

人口学家乐观地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路径，等到生育率降到更低水平，社会的人口规模将会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

但到了1980年代，事实超出了研究者的认知，生育率不仅没有稳住，反而一跌再跌，有的国家甚至直线跌破1.5的敏感红线。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人口的第二次转变，以试图解
释这种趋势的内在奥秘。

这一次，人口学家发现了全然不同的驱动力。

1977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提到，当社会变得富裕之后，人们的需求从生理和安全提升到自我实现层面。年轻一代对权威和传统的社会规则提出了挑战，性解放运动使得性行为不再局限在婚姻以内，婚前性行为得到了认可。

这种现象带来的变化是，教育普及和广泛的就业参与，带来了初婚年龄的推迟，以及结婚率的下降、同居率和离婚率的上升。所以，生育率持续降低，成了一种必然的结果。

人口学家谢宇在研究中表示：第一次人口转变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婚姻的期待。但眼下的转变，冲击甚至瓦解着传统的婚姻、家庭的制度构建和组织形式，家庭的古老功能，也得到了更新。

传统的社会里，婚姻和家庭的存在，是培养子女，使其向社会上层流动，以谋取家庭福利。但现代社会的价值诉求里，夫妻关系才是家庭的中心，某种程度上，自我实现凌驾于传宗接代，女性走出了私人空间，公共价值凌驾于私域价值。

总而言之，这种观念变化的背后，正如谢宇所言：“是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认可、性观念与家庭观念的转变以及对自我实现的重视。”这是一个喜闻乐见的趋势：女性开始掌握更多的自主生育权利。

那问题是否在于，性别平等带来了低生育率？女性觉醒是否跟母职天然冲突？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若真把生育率降低的因素，归结为女性教育的提升和就业参与，那就谬之千里了。

东亚顽疾

青年学者黄微子身为人母后，曾在《读书》撰文称：“嘲笑为生育付出大代价的失败母亲，主张‘女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靠自己的’道德进步主义，跟那种歧视‘大龄剩女’、谴责不育女性的道德保守主义，至此殊途同归，造成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敌意和倾轧。”

我们很容易走进一个二元对立的死胡同。

一时间，我们似乎难以解释性别革命是否、以及如何阻碍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新世纪后，人口学家开始留意到就业参与和生育率之间的异常关联。研究者发现，生育率和女性就业率的关系，最初是负相关的，但是如今在一些欧洲国家中，这种关系发生了逆转。因此，研究者提出了人口转型的阶段性：事实上，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生育率降低，是这次人口转型的初始阶段。

在第二阶段里，男性开始回归私人空间，转变了家庭分工角色和定位，分摊更多家务和育儿。这才是一场完整的性别革命，也唯其如此，生育率才会出现随之上升。

如果说，早期的人口转型是经济发展所驱动的，那么如今人口转型的出路，恐怕集中于婚姻、家庭内部的性别文化的革命。

在北欧、法国、美国等国家，更高水平的性别平等带来了生育率和更替水平的平衡：女性承担了较少的养育孩子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单从养育时间来看，女性之于男性的比例是低于2的，表明了男女家庭分工上也接近了平衡。

法国是这方面的楷模，半个世纪以来，该国始终维持着接近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根据
2005年一项统计，法国妈妈一胎后重返职场的比例是84%，即便三胎妈妈，仍有63%会重回劳动市场。另一项数据更为关键。2016年，法国国家统计数据表明，其非婚子女比例高达60%，这些婴儿来自稳定的同居关系，且受法律保护。

高比例非婚生子的背后，是一个性别更开放的社会，社会规范没有对女性的生育和发展形成钳制，也无需花费生命中的更多时间来择偶（那会导致晚婚或者不婚，降低生育率），也无需在生育问题上手足无措。

而在更具有父权特征的国家，诸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生育率下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无法维持正常的人口更替。

东亚社会有一些直观的例证。日本记者小林美希曾撰写一本探讨日本女性困境的著作《不让生育的社会》。书中，她跟踪采访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如何面对生育困境，让人们看到了被人忽略的日常现实—育儿的责任被强加于女性。

结婚变得困难。结了婚的，不想要小孩，要了小孩的，也有放弃养育的案例。近7成的
女性在初次生育后面临失业。与此同时，社会托育制度也是一片空白。不是不能生育，是整个社会环境不让她们生育。

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便开始了工业化，一百多年来，生育率下降比东亚邻国都早，进程也缓慢渐进。但充裕的时间并未带来足够的自我纠正机会，僵固的家庭制度和性别关系，注定使其落入低生育率的陷阱。

韩国同样是一种典型：女性的薪资水平为男性的65%，很多女性而立之年便走进家庭，
这种从公共空间回流的现象，并未带来生育率的提高，反而加速了其崩盘。

“全球老龄化学会” 的执行长理查德·杰克森(Richard Jackson)曾表示，1990年代之后，女性意识抬头，全职妈妈不再是主流价值，反倒是一个社会无法提供妇女得以兼顾工作与家庭的环境，势必会降低生育的意愿。所以，可以得出更为清晰的结论：性别观念越保守的文化，人们越不愿意生养孩子。

事关就业参与，又不完全如此。东亚诸国的顽疾在于，男男女女仍受传统婚姻家庭规范的束缚，女性择偶、生育变得更谨慎，以致婚育停滞，男性承担的家庭分工过于刻板僵固，从而造就了责任撕裂，阻滞了生育率。

低生育陷阱的出路，不仅在于如何完善社会制度，更在于社会文化的规范该如何变革，以回应观念的变迁、性别角色的新定位。

未富先老。

未强先衰。

为地球做贡献了

【 在 YogSothoth (YogSothoth) 的大作中提到: 】
: 年轻人不愿意生了。
: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这个数字跌破了
: 警戒线1.5，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生育率的担忧。有声音认为，中国也跌入了低生育率陷
: 阱。
: 目前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是2.41，而我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不仅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
: 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60）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90），
: 甚至比“高龄少子化”的日本（1.34）还低。
: 不愿意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拒绝过渡到父母的身份。其背后的障碍，也许事关
: 经济压力，也许出于个人价值判断，也许是一些更细碎的个人顾虑，听上去似乎无解。
: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吊诡现象。为什么社会经济越发展，育龄的年轻男女，越不愿意生养
: ...................

的确，独生子女政策祸害的不是一代，而是很多代，最少一百年都难于消除影响

腾笼换鸟，强行限制汉族生育，给各少数民族和亚非拉广大地区人民腾出生存空间，党的政策亚克西，国际友人纷纷挑大拇指说中国very ok

【 在 magnetosome (magnetosome) 的大作中提到: 】
: 为地球做贡献了

早就低于日本了

计生委还有一批专家，头脑僵化，这些人不退休不死掉，问题总是在

不是头脑僵化，承认错误等于是自扇大耳光，还有就是有部门利益在里面。再说恶果已经种下，这些人哪怕现在滚蛋也已经晚了。

【 在 molen (molen) 的大作中提到: 】
: 早就低于日本了
: 计生委还有一批专家，头脑僵化，这些人不退休不死掉，问题总是在

不一定全是坏事，中国人囗就算减一半也有7亿、也是一个庞然大物。
人口平均所占资源大幅增加，生活质量会更好。

再加上寿命增加、机器人、智能产业化，可以填补很多人力。

孩子太惨了，头条上说高一学生作业做到凌晨，早上6点上课
【 在 qtqmake (qtqmake) 的大作中提到: 】
: 未富先老。
: 未强先衰。

美国高中生也经常，不过不是文化课而是乐队之类活动占用时间。

【 在 swjtuer(码农的小船说翻就翻) 的大作中提到: 】

: 孩子太惨了，头条上说高一学生作业做到凌晨，早上6点上课

但美国高中也没有早上6点早自习啊，俺们这都是9点才开始的

虽然作业也熬鼓捣到半夜，但作业量根本不是中国那种
【 在 aaddoo (nothing) 的大作中提到: 】
: 美国高中生也经常，不过不是文化课而是乐队之类活动占用时间。
:
: 孩子太惨了，头条上说高一学生作业做到凌晨，早上6点上课
:

男的不愿意结婚，因为结婚需要房子，需要养孩子，看看口袋中的钱，也就勉强养养自己吧。

生育率下降的根源在于贫富悬殊，贫富悬殊的根源在于中共的无官不贪，把P民朝死里
压榨，P民自己都活得如此艰难了，难道再生个孩子受苦，成为官商勾结的红利？现在
是18个P民就要养一个公务员，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低，P民负担沉重，那里有精力养个孩子啊！

房产税还没开始收，就要急着给公务员涨薪了，到时候只怕是一个P民就要那个养一个
公务员了。朱棺材当年像效仿新加坡高薪养廉，结果养出的贪官不仅数量庞大，贪腐金额也是高出天际。

就是，中国面积和美国相等人口是3-4倍，人口不会是问题。
政府可以给老人一个选择，住进政府提供的养老院，养老院以减少痛苦为目的，不以延长寿命为目的，临终医疗费用会大大减少。集中抚养比各家庭自己抚养要优化高效多了。

【 在 tmbb2012 (tmbb2012) 的大作中提到: 】
: 不一定全是坏事，中国人囗就算减一半也有7亿、也是一个庞然大物。
: 人口平均所占资源大幅增加，生活质量会更好。
: 再加上寿命增加、机器人、智能产业化，可以填补很多人力。

就是，中国面积和美国相等人口是3-4倍，人口不会是问题。
政府可以给老人一个选择，住进政府提供的养老院，养老院以减少痛苦为目的，不以延长寿命为目的，临终医疗费用会大大减少。集中抚养比各家庭自己抚养要优化高效多了。

【 在 tmbb2012 (tmbb2012) 的大作中提到: 】
: 不一定全是坏事，中国人囗就算减一半也有7亿、也是一个庞然大物。
: 人口平均所占资源大幅增加，生活质量会更好。
: 再加上寿命增加、机器人、智能产业化，可以填补很多人力。

日本新加坡清廉吧，韩国台湾没有官商勾结吧，还不是生育率低的可怕
【 在 piggybank (没钱的小猪猪) 的大作中提到: 】
: 男的不愿意结婚，因为结婚需要房子，需要养孩子，看看口袋中的钱，也就勉强养养自
: 己吧。
: 生育率下降的根源在于贫富悬殊，贫富悬殊的根源在于中共的无官不贪，把P民朝死里
: 压榨，P民自己都活得如此艰难了，难道再生个孩子受苦，成为官商勾结的红利？现在
: 是18个P民就要养一个公务员，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低，P民负担沉重，那里有精力养个
: 孩子啊！
: 房产税还没开始收，就要急着给公务员涨薪了，到时候只怕是一个P民就要那个养一个
: 公务员了。朱棺材当年像效仿新加坡高薪养廉，结果养出的贪官不仅数量庞大，贪腐金
: 额也是高出天际。

亚洲价值观念：从善如流、万众一心。使得东亚做啥事都快。

【 在 Dazuihou(Dan) 的大作中提到: 】

: 日本新加坡清廉吧，韩国台湾没有官商勾结吧，还不是生育率低的可怕

这么惨还不是因为中国人太多

要是只有５亿，根本不需要这么卷

少生点挺好的，以后机器人养老，比儿女孝顺
【 在 swjtuer (码农的小船说翻就翻) 的大作中提到: 】
: 孩子太惨了，头条上说高一学生作业做到凌晨，早上6点上课

我记得大陆港台还有韩国出生率很久以来都是低于日本的？？

日本大量乡村废弃了，还不都集中到东京去卷，韩国更是天下第一卷。东亚人不卷不舒服。

【 在 narcotics07(爱谁谁)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么惨还不是因为中国人太多

: 要是只有５亿，根本不需要这么卷

: 少生点挺好的，以后机器人养老，比儿女孝顺

不信，中国有 无户口的，日本没有

【 在 YogSothoth (YogSothoth) 的大作中提到: 】
: 年轻人不愿意生了。
:
: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这个数字跌破了
: 警戒线1.5，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生育率的担忧。有声音认为，中国也跌入了低生育率陷
: 阱。
:
: 目前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是2.41，而我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不仅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
: 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60）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90），
: 甚至比“高龄少子化”的日本（1.34）还低。
:
: 不愿意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拒绝过渡到父母的身份。其背后的障碍，也许事关
: 经济压力，也许出于个人价值判断，也许是一些更细碎的个人顾虑，听上去似乎无解。
:
: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吊诡现象。为什么社会经济越发展，育龄的年轻男女，越不愿意生养
: 小孩了？站在人口转型的宏观角度，也许就能发现藏匿其中的惊人逻辑。
:
: 两种个案
:
: 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
: 验孕棒上出现两条线，都很清晰，加之两个月不来的生理期，忐忑多日的念头得到了应
: 验—“我怀孕了”。
:
: 尽管沈梦婷已经做足了心理建设，但那一刻，一阵恐慌还是瞬间淹没了她。脑海浮现一
: 些从未曾想过的画面：变形的身体、半夜哄睡婴儿的苦恼、与丈夫在育儿方面发生日复
: 一日的争吵。还有最重要的，她也从未想过：她可以做出怎样的牺牲。
:
: 沈梦婷今年30岁，所谓的生育黄金年龄，“按理来说，我应该坦然甚至欣然面对。但恐
: 慌是实实在在的。”
:
: 她在上海有一份设计相关的工作，今年已经把朋友和同学的婚礼、满月酒参加个遍，每
: 到这种场合里，人们会调转枪口，对她发出一句句灵魂拷问：“什么时候才轮到你？”
: 还有贴心的忠告“再不要个小孩就晚了”。母亲见她如此“不思进取”，更是大骂不孝。
:
: 沈梦婷此前换过三任男友，都不是奔着结婚去的。婚姻因生活方式和三观的迥异，不了
: 了之。现在，她要审视的是，肚子里的胚胎和眼前这个男人，值得吗？
:
: 男友思想简单，只道，“我喜欢孩子，生下来吧。”但对她来说，事情并非如此，她在
: 上海买不起房，孩子教育怎么办？每个月所剩无几的工资怎么养得好一个活生生的孩子
: ？如果去另一个城市，是否意味着她必须放弃她热爱的职业？
:
: 更重要的是，眼前这个人，能做好一个合格的父亲吗？是她理想的人生伴侣吗？这些都
: 没有答案。
:
: “我不想为了一枚胚胎将就自己的人生。”
:
: 一个星期后，她下定了堕胎的决心。
:
: 与沈梦婷不同，长沙的赵新竹作出了她最激烈的反抗。婆婆和母亲双管齐下，给她下最
: 后通牒，她喊出了离婚予以还击。
:
: 今年春节期间，婆婆和母亲一如往常，开始试探赵新竹丈夫，问他喜欢不喜欢孩子。大
: 年初二，俩亲家还去求了送子观音。
:
: 大年初四，趁着一家人围桌聚餐，她站起来，用响亮的声音说，我今天就明说了，我是
: 不会要小孩的，你们别费劲了。母亲骂她自私，从不为家庭考虑，并放了狠话，如果今
: 年再不生，他们死了遗产一分钱不留给她。赵新竹无所畏惧，当场说出离婚来还击。:
: 赵新竹31岁，丈夫32岁，两人是硕士研究生同学，毕业两年后才谈起了恋爱。4年前两
: 人结婚时，他们就约定，不要小孩，一起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但丈夫很快倒戈，他不能
: 理解：“大家都生了小孩，你为什么不生。”最近，他又戒起了烟。
:
: 越是如此，她越抗拒。婚后她才发现，丈夫并不是那种能跟她感同身受的人，而且经常
: 不着家。“如果生了小孩，我注定是孤军奋战。”
:
: 赵新竹恐惧分娩的痛苦，她自认为不是一个母爱泛滥的人，做不到一个贤妻良母的本分
: 。她知道，人的心境可能会变，也许40岁她会想要一个小孩，但她眼下没法克服自己。
: 在母亲看来，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简直有病”。
:
: 对沈梦婷和赵新竹来说，生育意味着什么，似乎并不为旁人所理解。而对生育率持续低
: 迷甚至跌破警戒线的中国社会来说，作为个案的沈梦婷和赵新竹，似乎又成了一种综合
: 样本。
:
: 那些抗拒生育的男男女女，他们真正恐慌的是什么？这需要被听见。
:
: 社会宿命
:
: 从任何层面来看，“不愿意生小孩”，都成了一种既定的现实，而且是一个越来越严峻
: 的趋势。
:
: 今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育龄妇女
: 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这是中国生育率首次跌破1.5的警戒线。这一度
: 引起学界和公众的担忧，中国是否落入了“低生育陷阱”？
:
: 这并非一个新的现象。事实上，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
: 走势持续下滑。直到2016年，二孩政策开放，效应是显著的，当年出生人口数猛然回升
: ，为1786万人。
:
: 但二孩政策并没有带来长期效应，短暂的刺激后，从2018年开始，迅猛的下跌势态便出
: 现了，出生人口和出生率一度跌破历史水平。最不容乐观的，便是2020年的数据。
:
: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逐步减
: 弱的影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
: 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
: 要知道，低生育陷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需要持续一段时间
: 。至于是否会持续低于1.5，还需要持续的观察。
:
: 不可小觑的是，低生育率如今已经成为全球趋势，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包括大部
: 分欧洲国家、美国、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应了那句话——“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 ”。
:
: 超低生育率，似乎成了社会发展的终极宿命。
:
: 需要阐述一个概念，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它反映女性一生中生育子
: 女的总数。由于婴儿夭折、疾病等因素，一般而言，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
: 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否则，后果便是人口快速的老龄化，劳动力规模下降，总人口规模
: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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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引起了人类对自身物种存亡的担忧。牛津大学人口学家曾对韩
: 国做出预警：称其或将成为“全球首个消失国家”。2018年，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只有0.
: 98，属全球最低，意味着平均每位育龄女性生了不到1个孩子。
:
: 2018年，《柳叶刀》刊发一份研究报告称，全世界近半数国家现在都面临”婴儿荒”，
: 没有足够的儿童人数来维持其人口规模。学界认为，这是一个分水岭，我们很快将“过
: 渡到各个社会努力应对人口下降产生问题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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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小看了人口这件事，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驱动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房屋，交通，消
: 费，经济。一个白发人远多于黑发人的社会，更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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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大部分国家还没有正面迎接它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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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悄悄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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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生”，是一个看似简单，又极其微妙、复杂的问题，它意味着青年男女过渡到父
: 母身份的一切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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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关乎社会经济，也受婚姻、家庭和社会文化的潜在影响，更直接关系到女性的生育
: 环境是否友好。这种整体性的生育率趋势变化，被人口学理论称作人口转变。
:
: 前现代社会的特征是高死亡率、高生育率。战争、疾病等因素带来的超高死亡率，如果
: 不是高生育率填补空缺，人类的灭亡就成了必然。现代化过程消解了这种特征，伴随着
: 弱家庭社会和个人主义的兴起，城市工业社会带来了第一次人口转型，现代社会的特征
: 是低生育率、低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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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学家乐观地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路径，等到生育率降到更低水平，社会的人
: 口规模将会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
:
: 但到了1980年代，事实超出了研究者的认知，生育率不仅没有稳住，反而一跌再跌，有
: 的国家甚至直线跌破1.5的敏感红线。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人口的第二次转变，以试图解
: 释这种趋势的内在奥秘。
:
: 这一次，人口学家发现了全然不同的驱动力。
:
: 1977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静悄悄的革
: 命》一书中提到，当社会变得富裕之后，人们的需求从生理和安全提升到自我实现层面
: 。年轻一代对权威和传统的社会规则提出了挑战，性解放运动使得性行为不再局限在婚
: 姻以内，婚前性行为得到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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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现象带来的变化是，教育普及和广泛的就业参与，带来了初婚年龄的推迟，以及结
: 婚率的下降、同居率和离婚率的上升。所以，生育率持续降低，成了一种必然的结果。
:
: 人口学家谢宇在研究中表示：第一次人口转变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但是并没有从根
: 本上改变人们对婚姻的期待。但眼下的转变，冲击甚至瓦解着传统的婚姻、家庭的制度
: 构建和组织形式，家庭的古老功能，也得到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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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社会里，婚姻和家庭的存在，是培养子女，使其向社会上层流动，以谋取家庭福
: 利。但现代社会的价值诉求里，夫妻关系才是家庭的中心，某种程度上，自我实现凌驾
: 于传宗接代，女性走出了私人空间，公共价值凌驾于私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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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这种观念变化的背后，正如谢宇所言：“是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认可、性观念
: 与家庭观念的转变以及对自我实现的重视。”这是一个喜闻乐见的趋势：女性开始掌握
: 更多的自主生育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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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问题是否在于，性别平等带来了低生育率？女性觉醒是否跟母职天然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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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若真把生育率降低的因素，归结为女性教育的提升和就业参与，那
: 就谬之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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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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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学者黄微子身为人母后，曾在《读书》撰文称：“嘲笑为生育付出大代价的失败母
: 亲，主张‘女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靠自己的’道德进步主义，跟那种歧视‘大龄剩女’
: 、谴责不育女性的道德保守主义，至此殊途同归，造成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敌意和倾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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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容易走进一个二元对立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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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我们似乎难以解释性别革命是否、以及如何阻碍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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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后，人口学家开始留意到就业参与和生育率之间的异常关联。研究者发现，生育
: 率和女性就业率的关系，最初是负相关的，但是如今在一些欧洲国家中，这种关系发生
: 了逆转。因此，研究者提出了人口转型的阶段性：事实上，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生育率
: 降低，是这次人口转型的初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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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阶段里，男性开始回归私人空间，转变了家庭分工角色和定位，分摊更多家务和
: 育儿。这才是一场完整的性别革命，也唯其如此，生育率才会出现随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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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早期的人口转型是经济发展所驱动的，那么如今人口转型的出路，恐怕集中于
: 婚姻、家庭内部的性别文化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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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欧、法国、美国等国家，更高水平的性别平等带来了生育率和更替水平的平衡：女
: 性承担了较少的养育孩子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单从养育时间来看，女性之于男性
: 的比例是低于2的，表明了男女家庭分工上也接近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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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是这方面的楷模，半个世纪以来，该国始终维持着接近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根据: 2005年一项统计，法国妈妈一胎后重返职场的比例是84%，即便三胎妈妈，仍有63%会重
: 回劳动市场。另一项数据更为关键。2016年，法国国家统计数据表明，其非婚子女比例
: 高达60%，这些婴儿来自稳定的同居关系，且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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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比例非婚生子的背后，是一个性别更开放的社会，社会规范没有对女性的生育和发展
: 形成钳制，也无需花费生命中的更多时间来择偶（那会导致晚婚或者不婚，降低生育率
: ），也无需在生育问题上手足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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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更具有父权特征的国家，诸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生育率下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
: ，无法维持正常的人口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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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社会有一些直观的例证。日本记者小林美希曾撰写一本探讨日本女性困境的著作《
: 不让生育的社会》。书中，她跟踪采访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如何面对生育困境，让人们看
: 到了被人忽略的日常现实—育儿的责任被强加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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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变得困难。结了婚的，不想要小孩，要了小孩的，也有放弃养育的案例。近7成的
: 女性在初次生育后面临失业。与此同时，社会托育制度也是一片空白。不是不能生育，
: 是整个社会环境不让她们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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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便开始了工业化，一百多年来，生育率下降比东亚邻国都早，进
: 程也缓慢渐进。但充裕的时间并未带来足够的自我纠正机会，僵固的家庭制度和性别关
: 系，注定使其落入低生育率的陷阱。
:
: 韩国同样是一种典型：女性的薪资水平为男性的65%，很多女性而立之年便走进家庭，
: 这种从公共空间回流的现象，并未带来生育率的提高，反而加速了其崩盘。
:
: “全球老龄化学会” 的执行长理查德·杰克森(Richard Jackson)曾表示，1990年代之
: 后，女性意识抬头，全职妈妈不再是主流价值，反倒是一个社会无法提供妇女得以兼顾
: 工作与家庭的环境，势必会降低生育的意愿。所以，可以得出更为清晰的结论：性别观
: 念越保守的文化，人们越不愿意生养孩子。
:
: 事关就业参与，又不完全如此。东亚诸国的顽疾在于，男男女女仍受传统婚姻家庭规范
: 的束缚，女性择偶、生育变得更谨慎，以致婚育停滞，男性承担的家庭分工过于刻板僵
: 固，从而造就了责任撕裂，阻滞了生育率。
:
: 低生育陷阱的出路，不仅在于如何完善社会制度，更在于社会文化的规范该如何变革，
: 以回应观念的变迁、性别角色的新定位。

美华不是随便可以躺平吃福利过得舒舒服服的嘛，为什么也不生，下个世纪美华人口降到200万
怎么办

美国高中课外活动占时间太长。早晨5点多起床参加Marching乐队训练，唱歌得也一样
，还要游泳去训练得。

【 在 aaddoo (nothing) 的大作中提到: 】
: 美国高中生也经常，不过不是文化课而是乐队之类活动占用时间。
:
: 孩子太惨了，头条上说高一学生作业做到凌晨，早上6点上课
:

日本，韩国人根本不少好不好？

【 在 wwwhu (fc) 的大作中提到: 】
: 日本大量乡村废弃了，还不都集中到东京去卷，韩国更是天下第一卷。东亚人不卷不舒
: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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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惨还不是因为中国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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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只有５亿，根本不需要这么卷
:
: 少生点挺好的，以后机器人养老，比儿女孝顺
:

中国开放二胎才多长时间，就指望大家都纷纷生二胎了？生育这事，不愿意生的，怎么都不会多生，只有愿意生的才会生一堆，要靠多生的来平均。党国让每个家庭最多只生二胎三胎，低不是显然的吗。而且国内男的都觉得结婚就是做工具人，国女结婚就是找饭票，找物质利益，把男的往死里压榨，男的都不愿意结婚，国内又没有非婚生孩子的风气。

加税 + 生育养育补贴，加大力度。补贴房子、补贴教育，每个孩子按人头补贴。需要
的资金就加税。

既然不愿意生，老的时候就得别人的孩子来服务你们，那么现在就多交税帮忙养孩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