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些男女孩的口头禅脏话 在”痞子文学”中都有很多的描述

痞子文学也号称是流氓文学，讲述社会底层的人的思想行为和为人处事的态度，描写的都是底层人们最普遍和典型的生活状态，和感情矛盾纠葛。

在20世纪90年代，“流氓”一词重新出现在文学批评中。这首先与王朔反崇高的痞子文学的流行有关。在王朔90年代前期的部分小说，如《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和《顽主》中，王朔通过游戏调侃的话语方式对自己和生活进行戏谑与嘲弄，企图藉此打破传统的社会道德观与价值观。这显然具有亚文化的反叛性，他也因此被称为“90年代流氓话语的最初言说者”。王朔热引发了关于“痞子文学”的热烈讨论。一些人肯定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所包含的文化反叛精神，认为王朔“使用流氓武器”目的是“打翻深植于传统中的流氓基因”，肯定其使用的“流氓战术”。[7] 而更多论者如王元化、何满子、王彬彬、朱学勤、林贤治、邓晓芒、单正平、刘烨园，则对痞子文学持否定态度。人们试图挖掘王朔“流氓文化”背后深层的政治、历史与文化根源。王彬彬的《流氓的变迁》袭用了当年鲁迅的题目，其意显然在于否定王朔的痞子/流氓话语，他从王朔
的话语中嗅到“大院文化”的气息，认为王朔对“大院文化”的叛逆只是一种假面，骨子里仍然是“大院子弟”，他的痞子文学和流氓话语恰恰体现了“典型的官场准则”[8]；朱学勤则指出王朔的痞子文学是对平民文化的冒充，是“痞子习气的隔代遗传”、
“流氓的第二次成功”，而王朔流氓话语的流行则反映了90年代知识界精神的虚脱、虚无和失败。这种虚无的高雅版是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粗俗版正是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9]；刘烨园则指出王朔“粗痞文化的新根系”源自历次“政治运
动”/“思想运动”/“痞子运动”的总根系，[10]。也有人辨析王朔与儒佛道文化传统的关系，认为他的作品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一种文化堕落、人格崩溃的象征。但由于它揭了中国文化的老底，它就具有一个时代转型的代表性，让人反省。”[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