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讲讲中国经济增速为什么不断下滑，问题都在哪里？

摘要“在要素市场保持垄断的情况下，处于上游要素市场的企业具有垄断实力，可以享受垄断加价，坐享丰厚的“利润”，而那些处于下游的企业，则由于竞争太过惨烈而利润非常稀薄。这就是为什么在500强企业名单中，绝大部分都是上游要素市场的相关企
业，而很少有下游产品市场的制造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企业的原因。在利润两极分化的情形下，处于下游的实体经济企业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退出“下游”市场转向“上游”或“虚拟”市场，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

~~
对一国经济增长来说，地理、制度、文化三因子总是隐藏在背后，而技术、全球化和经济政策则是增长的三个直接原因。

一国总的年GDP增长率可以细分为3个部分，投资增长、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国现在储蓄率投资增长率依然极高，年投资率大于40%，劳动力增长基本停滞，
可以认为是0。在这样一分解后，就清楚的看出来，2012年后中国GDP增速不断下降，绝大部分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引起的。

可是，2013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9.4%、22.7%和26.3%。在备受关注的制造业方面，2013年我国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6.5%。还有很大的
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产业不断升级的潜力。可是，从2013年后，在人均GDP只有7500美
元的情况下，中国却出现了经济增速不断下降的所谓新常态，而同等收入时期的日本（日本的1950-1960年代）和韩国（韩国的1980-1990年代），它们却实现了年GDP增速却
依然在10%左右。

中国是出了什么问题？

首先，要讲清楚1978-2008年中国为什么能年平均10%增长高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双轨制”或渐进式改革办法，一方面要继续维持原有国有经济部门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市场，鼓励包括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国有经济发展。由于国企历史包袱重、承担的社会责任多、效率相对低下，自生能力弱，国家往往通过干预要素市场，为国有企业提供必要的补贴，维持国企运行。同时，支持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加快发展。到1993年，我国产品市场基本放开，但要素市场化相对缓慢，政府各种干预仍然较多。表现为要素产权不清晰，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普遍存在二元结构双轨运行现象、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

　　要素市场扭曲对国家主导的快速工业化起了助推作用，1978年至2012年的30多年，我国经济增长年均保持10%左右，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被称为“中
国经济奇迹”。中国经济成功可以从很多角度解读，从发展战略角度看有以下几点：
1)当市场经济机制不完备的时候，政府适当干预要素市场，降低了生产
要素成本，提高了我国的储蓄率，增加了企业利润和企业投资，投资驱动推动我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2)我国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抓住了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战略机遇期，充分发挥了国内劳动力、土地、环境等低生产要素成本优势，利用了国外资源、技术和市场，发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加工产业，较快地融入了“国际经济大循环”，逐步形成了“资源出口国提供能源、原材料—中国生产—美国等国消费”的模式，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大缓和，使我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维持了30多年，一直到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这一时期，我国投资驱动形成的生产能力得以通过出口得到释放，保持了我国经济供求关系的基本平衡和循环。3)此期间，一旦世界经济因各种原因出现周期下行，国际贸易短期受阻，我国往往借机采取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拉动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扩大内需，对冲出口下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我国都是这么应对的，在熨平经济周期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其次，要讲清楚为什么2008年后我国经济增长受阻。
1)2008年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杠杆、高泡沫、高收入差距现象，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战略不再工作。2）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结构发生变化，我
国劳动人口开始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储蓄率降低。科技水平总体上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引进技术难度不断加大。3）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
，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而产业结构调整跟不上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旦出口持续受阻，传统产业产能开始严重过剩。4）在技术进步基本停滞的情况下，不断通过
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应对经济回落，导致了杠杆率上升、政府隐性债务扩张和房地产价格上涨，金融风险不断积累，我国经济出现了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的三大失衡问题。这些变化显示了我国过去经济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也凸显了我国要素市场存在行政干预过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经济循环不畅的矛盾和问题。

最后，要讲清楚在约束条件已经变化的情况下，中国该怎么调整。
在出口导向快速工业化战略下，长期以来的要素市场扭曲，在出口不畅的新情况下，引发了如下问题。
1）部分产品和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垄断市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产
品和服务的质量及效率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在金融市场上，存在严重的金融垄断和金融抑制，过于集中的四大行等金融机构没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为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切实有效的融资服务；在劳动市场上，户籍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降低了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在土地市场上，土地出让制度导致了土地配置效率的扭曲和房地产泡沫；在技术市场上，产权界定不明晰、交易中介不充分、需求引导不充足导致技术无法被有效创新和转化。
2）企业利润两极分化，引发“脱实向虚”。在要素市场保持垄断的情况下，处于上游
要素市场的自然资源、能源、电力、银行金融等企业具有垄断实力，可以享受垄断加价，坐享丰厚的“垄断利润”，而那些处于下游的企业，则由于竞争太过惨烈而利润非常稀薄。这就是为什么在500强企业名单中，绝大部分都是上游要素市场的相关企业，而
很少有下游产品市场的制造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企业的原因。在利润两极分化的情形下，处于下游的实体经济企业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退出“下游”市场转向“上游”或“虚拟”市场，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
3）收入分配难题凸显，内需不能有效扩张。要素市场扭曲导致没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
集型产业过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不充分，就业空间和工资水平无法得到有效的扩张，消费受到抑制。一旦外需面临较大的负面冲击，将引发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的巨大矛盾，进而引发经济的剧烈波动。
4）房地产市场泡沫化。在土地垄断且决策者具有增长压力的情况下，决策者的理性方
式是，施行“配给歧视”，向流动性较强的企业多供给土地，而向流动性较差的居民少供给土地，房价大涨却无法引起住房供应量的大涨，导致了供应稀缺和房价的畸高不下，并诱发了住房“金融化”，加重财富两极分化和阶层分化。

总之，1978-2008年期间对中国工业化帮助极大的必要要素市场扭曲，在新的内外部条
件下成为了阻碍经济发展、急需改革的对象。中国必须高度重视“要素市场改革（土地、劳动力、市场准入、资本金融等）”，否则，将会使得既有弊端不断凸显，多重风险累积，降低潜在经济增长率，并危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来看看2008年前后中国GDP增速各个组成部分情况，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下降是中国增速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找出来主要的contributer后，进一步的问题就成了找出全要素生产率之前为什么高
，而现在又为什么大幅度降低，看看能不能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子也break down成几个部分。

数量分析表明，五大因素提升了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1）通过改革释放经济要素的活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效率更高的
工业、服务业部门转移，提高了经济增长率；
2）通过外向型发展战略，大规模利用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干中学”提高了我国的
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速度；
3）教育水平改善带来了人力资本提高；
4）加大科技创新，增加研发投入提高了我国的科技水平；
5）其他因素如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改善、规模经济效应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定量分析显示，1978年至2019年40多年间，人力资本提高影响年GDP增长0.6个百分点，“干中学”和科技进步影响年GDP增长约1.4个百分点，包括劳动力流动等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等影响年GDP增长1.2个百分点左右。

每年涨百分之十，连续五十年涨到天上去了。还是研究一下现实的经济学比较有意义。

【 在 ice2000 (得过且过) 的大作中提到: 】
: 对一国经济增长来说，地理、制度、文化三因子总是隐藏在背后，而技术、全球化和经
: 济政策则是增长的三个直接原因。
: 一国总的年GDP增长率可以细分为3个部分，投资增长、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 长。中国现在储蓄率投资增长率依然极高，年投资率大于40%，劳动力增长基本停滞，
: 可以认为是0。在这样一分解后，就清楚的看出来，2012年后中国GDP增速不断下降，绝
: 大部分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引起的。
: 可是，2013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9.4%、22.7%和26.3%。
: 在备受关注的制造业方面，2013年我国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6.5%。还有很大的
: 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产业不断升级的潜力。可是，从2013年后，在人均GDP只有7500美
: 元的情况下，中国却出现了经济增速不断下降的所谓新常态，而同等收入时期的日本（
: ...................

各国都是如此，城市化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高增长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
城市化基本完成后增速必然下降

您知道2020年中国农村人口还有多少吗？ 40%
城市人口多少？ 60%，其中没有城市户口的流动人口占15%，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化率只
有45%！这就是中国消费也起不来的原因。

中国远没有到经济该减速的时候，它是生病了。日本、韩国等都是人均收入1.7万美元
左右的时候开始制造业比例下降，而中国在7500美元人均GDP的时候就开始了去工业化
，这绝对不正常。

“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开始下降，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06年
至2011年，中国制造业比重从32.5%降至32.1%，缓慢下降；至2016年，制造业比重降至28.1%，快速下降；至2019年，比重继续降至27.2%。”

【 在 enjoynet ()()() 的大作中提到: 】
: 各国都是如此，城市化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
: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高增长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
: 城市化基本完成后增速必然下降

这篇文章写的很不错，切中要害。支持

太搞笑了，45%已经两倍美国全部人口了

【 在 ice2000 (得过且过) 的大作中提到: 】
: 您知道2020年中国农村人口还有多少吗？ 40%
: 城市人口多少？ 60%，其中没有城市户口的15%，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45！
:
: 远没有到经济该减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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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enjoynet ()()() 的大作中提到: 】
: : 各国都是如此，城市化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
: :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高增长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
: : 城市化基本完成后增速必然下降

你如果支持继续城市化，那是对的。

【 在 ice2000 (得过且过) 的大作中提到: 】
: 您知道2020年中国农村人口还有多少吗？ 40%
: 城市人口多少？ 60%，其中没有城市户口的流动人口占15%，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化率只
: 有45%！这就是中国消费也起不来的原因。
: 中国远没有到经济该减速的时候，它是生病了。日本、韩国等都是人均收入1.7万美元
: 左右的时候开始制造业比例下降，而中国在7500美元人均GDP的时候就开始了去工业化
: ，这绝对不正常。

摘要“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开始下降，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06年
至2011年，中国制造业比重从32.5%降至32.1%，缓慢下降；至2016年，制造业比重降至28.1%，快速下降；至2019年，比重继续降至27.2%。”

“在要素市场保持垄断的情况下，处于上游要素市场的企业具有垄断实力，可以享
受垄断加价，坐享丰厚的“利润”，而那些处于下游的企业，则由于竞争太过惨烈而利润非常稀薄。这就是为什么在500强企业名单中，绝大部分都是上游要素市场的相关企
业，而很少有下游产品市场的制造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企业的原因。在利润两极分化的情形下，处于下游的实体经济企业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退出“下游”市场转向“上游”或“虚拟”市场，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

"2008年至2018年，中国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平均年增长率为-2.84％，更多年轻人转而投向外卖、打车、快递、直播等新兴的(低收入)服务行业。"

~~
《年轻人不愿进工厂，制造业比重下滑过快，中国将失去“世界工厂”地位？》

对比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得过早、过快。中国今年通过的“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并首提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中国年轻人对制造业的热情正在下降。

董生是广州仁义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老板。2006年，他刚进入劳务中介行业，彼时企业来挑工人，“要多少人，有多少人”。但从前年开始，招工变得一年比一年难。去年，一天还能招200多人，今年4月末，这个数字下降到70人左右。

4月3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农民工
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这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27.3%，比重继
续保持下滑态势。

2008年至2018年，中国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平均年增长率为-2.84％，更多年轻人
转而投向外卖、打车、快递、直播等新兴的服务行业。辽宁人陈淳（化名）20岁出头，刚来深圳成为一名快车司机。在他看来，开车的工作自由、灵活，要比进工厂做学徒轻松不少。

中国制造走到了变革的关键节点，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历史已经翻篇。当下，深度老龄化迫近、人口红利窗口关闭，土地、原材料、海运物流等成本齐刷刷上涨，正将中国制造企业推向新的境况中。

国际环境也颇为复杂。逆全球化思潮与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重新审视产业链的全球布局，纷纷出台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将制造业回迁。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愈发受到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乃至以墨西哥为首的南美诸国的挑战。

3月底，工信部前部长李毅中等人发言提醒，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6年的32.5%下降至2019年的27%左右，严峻的状况要引起重视。多位专家表示，制造业比重下降不仅会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日本大和证券曾作出预测，中国最迟将在2022年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今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并首提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如何稳住中国制造？

一、“很多人口输出大省，现在都输不出去了”
4月29日，日经新闻报道，松下公司将关闭位于上海市的干电池工厂，把面向北美市场
的部分产能转移至中美洲工厂，原因是面临激烈竞争、无法实现增长。

此前几年，索尼已经将北京的智能手机厂搬到了泰国；苹果公司将8个代工厂从中国迁
往印度；三星在中国关闭了生产手机、电脑、电视的多个工厂，转战越南。更早些，鞋服行业的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无印良品等国际品牌先行一步，将代工厂转向了柬埔寨、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等地。

中国为什么留不住这些劳动密集型工厂？
核心因素是人力成本的上涨。国家统计局4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从事制造
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096元，比上年增加138元，增长3.5%，是增速最快的行业。2006
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966元，15年间农民工的收入大约增了3倍。这意味着，制造企业的用人成本也增加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认为，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过剩，工业部门
工资比农业部门稍高一点，即可吸引来自农村的无限劳动力供给。但随着工业部门日益扩张，劳动力供给变得短缺，只有提高工资才能继续吸纳劳动力进入工业。

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工资陡然上升的拐点就是“刘易斯拐点”。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在何时出现、是否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经济学界对此作过诸多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曾披露，2004年至2011年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6岁~65岁
）的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这一变化直接导致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普通劳动
者工资上涨成为必然。

2012年至2019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8年出现双降，支撑中国制造业
发展的劳动人口变得越来越少。2020年，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又比上年减少466万人。浙江、江苏、广东等制造业大省，曾一度是外来人口流入大省，现在也面临着“招工难”、“用工荒”的问题。

今年春节后，浙江俊郞电气有限公司下属的一家子公司，一个普工都没招到。为了赶货，行政人员不得不跑到车间加班，仅3月份就加了29天班。董事长李志雄对《财经》记
者感叹：“原来很多人口输出大省，现在都输不出去了。现在温州的外地人比重越来越少。人家出来上班十年二十年，等到小孩开始读高中、读大学，就不再出来了。”

务工人员不断回流，可供社会支配的整体工时也越来越少。李志雄观察到，以前很多人读完初中、16岁就出来上班，现在的年轻人多拥有大专以上学历，20岁以后才开始工作，工作时间普遍缩短了6年左右；此外，70后、80后家庭生育多个子女，现在的新生儿
太少，社会又出现老龄化，上班的人确实也少了。

很多时候，并不是雇主愿意提高工资，就能招到员工。在江苏启东，赵晓（化名）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小规模的大理石加工厂。赵晓在网上发帖招工，将目标年龄定在30岁至50岁间，月薪给出7500元，有经验，工资还可以再涨。但招了半年多，合适者寥寥。

工厂过度提高工资将面临无利可图的窘境，同时，年轻人的择业观念也在转变。这些年，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农村孩子不愿再像父辈那样，从事高强度加班、低福利保障、工作环境简陋以及流水线、螺丝钉式的普通制造工作。制造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董生对《财经》记者说，年轻人进工厂，多是“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先逛来逛去，没人肯留下来做事”。

长虹集团副总工程师阳丹对《财经》记者分析，现在的年轻人有住房、结婚、教育小孩的压力，更愿意做一些能挣快钱的事，尽早实现财富自由。就业选择与价值观多样化后，大家愿意在抖音上发表观点，而不是踏踏实实做事情。但制造业本身是“垒出来、码出来”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充满激情，更多表现为一种按部就班。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前年，李志雄考察过乌兹别克斯坦的制造业投资环境：中国一家企业在当地投资，享有土地、厂房、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派驻20多个工程师，大量雇佣当地员工，每人月薪在1000元左右，一年的净利润能达到两三亿元人民币。

“人家也很能干，天天加班，没问题的。”李志雄说，现在温州的普工工资不提到6000元，已经很难招到愿意干活的人。而在印度，每人每月的工资仅600元~800元，中国已
经没办法和越南、印度等国家拼“人口红利”了。

二、如何看待“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
今年3月以来，工信部原部长苗圩、工信部原副部长李毅中、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
专家蔡昉等人纷纷发言表示，对比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得过
早、过快。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认为，从发达国家的增长规律看，在人均GDP从
8000美元向1.2万美元迈进的过程中，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是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重要保障。近年来，中国不仅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现象，而且“去工业化”还呈现全面、快速的特征。

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开始下降，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06年至2011
年，中国制造业比重从32.5%降至32.1%，缓慢下降；至2016年，制造业比重降至28.1%
，快速下降；至2019年，比重继续降至27.2%。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所工程师张亚丽曾对此做过系统性研究。她告诉《财经》记者，对比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美国制造业比重27年下降8.1个百分点，韩国6年下降1.7个百分点，日本8年下降2.6个百分点，而中国13年下降5.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明显过快。

下降的时间也提前了。张亚丽说，中国在2006年人均GDP为3069美元时，制造业比重就
出现下降，而美、日、德等国的制造业比重分别在人均GDP为1.7万美元、1.9万美元、2万美元时，才开始出现下降。中国制造业比重应在人均GDP为1.9万美元左右，预估即
2040年左右出现下降，才较为合理。

15%的流到人口大都是农民工，孩子留老家，常年在城市工作，在城市待的时间比在家
还多，应该算到城市人口中
而且还有很多人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其实已经算是地方小城市的城市居民了

城市化是重大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你的分析也是有道理的

【 在 ice2000 (得过且过) 的大作中提到: 】
: 您知道2020年中国农村人口还有多少吗？ 40%
: 城市人口多少？ 60%，其中没有城市户口的流动人口占15%，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化率只
: 有45%！这就是中国消费也起不来的原因。
: 中国远没有到经济该减速的时候，它是生病了。日本、韩国等都是人均收入1.7万美元
: 左右的时候开始制造业比例下降，而中国在7500美元人均GDP的时候就开始了去工业化
: ，这绝对不正常。

当然。

【 在 enjoynet ()()() 的大作中提到: 】
: 15%的流到人口大都是农民工，孩子留老家，常年在城市工作，在城市待的时间比在家
: 还多，应该算到城市人口中
: 而且还有很多人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其实已经算是地方小城市的城市居民了

楼主经济学功底不错。

分析的很好

中国过去30-40年发展就是靠卖资源，卖血汗。如今，这两样都没法持续了，而挣的钱
大部分都让贪官污吏富豪精英转到国外去了。结果自然就是油被榨干，未富先老，发展后劲不足。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 在 dlc (dalaocu) 的大作中提到: 】
: 楼主经济学功底不错。
: 分析的很好

是吗？转移到哪国？

如果过去三四十年的发展成果都转移到了国外，那这个国外肯定应该比中国发展的更好呀。

请问是哪国呢？

【 在 hankers (dazhi) 的大作中提到: 】
: 中国过去30-40年发展就是靠卖资源，卖血汗。如今，这两样都没法持续了，而挣的钱
: 大部分都让贪官污吏富豪精英转到国外去了。结果自然就是油被榨干，未富先老，发展
: 后劲不足。

城市化速度下降地飞快，毕竟不可能这么一直高速城市化下去

哪怕用6%地速度增长，涨上十年也会非常可怕了

客观经济规律而已。越发达的国家制造业比重越低。

ps：
我非常喜欢林毅夫的讲经济学方法论的书《本体和常无》。

在书中，林毅夫指出，经济学的本体是理性人，可以定义为“一个人（决策者）在作决策的时候，在他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总是会作出他所认为是最佳的选择”。

在了解这个定义时，有必要对“最佳选择”前的几个关键限定词给予特别的说明：第一，“一个人”说明理性与否是从作出选择的当事人的角度来衡量的，而非从他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而且，即使所作的选择是关系到群体的公共事务，是否理性也是就决策者自己而非群体的角度来作判断的。

第二，“决策的时候”说明理性是就决策当时的情况而言的，情况变了，最佳的选择也可能改变，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当时的决策是理性的。当然，一个决策者考虑的不只是即期的利益，也会根据当时的各种条件、状况、过去的经验等，对未来有所预期，从而把对未来的可能影响也放在当时的考虑之中。

第三，“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说明理性与否是就决策者当时的认知而定的，而且，仅就当事人可以选择的各种可能方案的比较而言，选择范围以外的方案不是决策者可以有的选择，所以，并不在考虑或比较的范围之内。每个决策者的选择范围会受他自己的认知的影响，认知一方面取决于决策者所拥有的信息，一方面取决于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选择的范围还会因决策者的预算、时间、能力，以及外在的相关群体、制度的条件、政府的政策、社会的价值标准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差异。第四，“所认为”说明理性是根据当事人自己对各个可选方案的长、短期相对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而言的，这个比较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知识、信息、经验的积累不同，或是内、外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约束条件变了，对应的经济政策也需要对应调整，不断改革，来适应新的约束条件实现经济增长，而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可以去和类似情况下的日本以及亚洲4小龙同期对比，也就说按照经济史方法来揣测中国的合适应
对方法。

林毅夫的问题是心术不正，只会空谈，毫无实际经济管理能力。

前几年给东北经济支招，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 在 ice2000 (得过且过) 的大作中提到: 】
: ps：
: 我非常喜欢林毅夫的讲经济学方法论的书《本体和常无》。
: 在书中，林毅夫指出，经济学的本体是理性人，可以定义为“一个人（决策者）在作决
: 策的时候，在他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总是会作出他所认为是最佳的选择”。
: 在了解这个定义时，有必要对“最佳选择”前的几个关键限定词给予特别的说明：第一
: ，“一个人”说明理性与否是从作出选择的当事人的角度来衡量的，而非从他人或社会
: 的角度来看的，而且，即使所作的选择是关系到群体的公共事务，是否理性也是就决策
: 者自己而非群体的角度来作判断的。
: 第二，“决策的时候”说明理性是就决策当时的情况而言的，情况变了，最佳的选择也
: 可能改变，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当时的决策是理性的。当然，一个决策者考虑的不只是
: ...................

有点意思。

增速本来就该逐渐下降才合理，
不然人类早成天顶星了

和日本、韩国同等收入时期相比，中国的增速下降明显过早：

1）极大量农村人口还没有足够转移出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
2）一、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都还和发达国家有极大差距，正是该快速增长，减少差
距的时候，就迅速减速。

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和韩国94年差不多，而韩国此后10来年还是在以10%左右的增速高速
增长期，可见中国是病了，而不是说人均收入高到了本来就到了该慢的时候。

韩国历年GDP年度增长率
年份 韩国GDP年度增长率
2000 9.06%
1999 11.47%

【 在 goFan (够范) 的大作中提到: 】
: 增速本来就该逐渐下降才合理，
: 不然人类早成天顶星了

韩国的工业化产能比中国大，一个省的人口，有好几家半导体、电器、汽车大公司。中国没有哪个省可以比

不能这么比。韩台甚至日本和中美欧的体量是差着数量级的。小经济体找对产业方向和一个寄生大市场就能高速发展，中美欧这样的就不行，要靠自己的内循环。好处是发展依赖外界少，上限极高，美国人均6万还是比人均两三万的韩台的增速高，中国也有这
个潜力，可以把4%到5%的增速保持很长很长时间

【 在 ice2000(得过且过) 的大作中提到: 】

: 和日本、韩国同等收入时期相比，中国的增速下降明显过早：

: 1）极大量农村人口还没有足够转移出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

: 2）一、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都还和发达国家有极大差距，正是该快速增长，
减少差

: 距的时候，就迅速减速。

: 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和韩国95年差不多，而韩国此后10来年期间还是在以10%左右
的增速

: 高速增长期，可见中国是病了，而不是说人均收入高到了本来就到了该慢的时候。

: 韩国历年GDP年度增长率

: 年份 韩国GDP年度增长率

: 2000 9.06%

: 1999 11.47%

哪用得解释这么一大坨。
经济增速下滑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

体量这么大如果还不断增速违背自然律，不仅世界人民会吓死，外星人都不得不现身

和日韩相比，中国人口老化比工业化进程更快，虽然东亚国家都一球个内卷德行，但中国的人口拐点只比韩台晚到两三年确实太令人吃惊。中国农村已经没多少输出劳动力的能力了，太老了，别看城镇化数据。实际上中国已经开始走上了日韩的都市化道路，内陆大省诸如四川湖北湖南陕西等等都把人口集中去了省会。

你只拿东三省和日本比，人口差不多，居然也出现了巨大的工业制造业衰退。

【 在 zibao (友谊花开万里香) 的大作中提到: 】
: 不能这么比。韩台甚至日本和中美欧的体量是差着数量级的。小经济体找对产业方向和
: 一个寄生大市场就能高速发展，中美欧这样的就不行，要靠自己的内循环。好处是发展
: 依赖外界少，上限极高，美国人均6万还是比人均两三万的韩台的增速高，中国也有这
: 个潜力，可以把4%到5%的增速保持很长很长时间
:
: 和日本、韩国同等收入时期相比，中国的增速下降明显过早：
:
: 1）极大量农村人口还没有足够转移出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
:
: 2）一、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都还和发达国家有极大差距，正是该快速增长，
: 减少差
:
: 距的时候，就迅速减速。
:
: 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和韩国95年差不多，而韩国此后10来年期间还是在以10%左右
: ...................

整天和韩国比的是脑袋缺根筋。韩国就一个浙江人口，人口素质提高了能进入高收入行业，因为韩国人口不到高收入国家人口的1/10。中国人口超过人均GDP比中国高的国家
的总人口，中国要跻身高收入国家，等于高收入国家人口翻倍都不止，供求关系，人力资源翻倍，自然收入下降，本来的高薪收入随人口翻倍收入也要下降啊，除非中国走出自己的路。

关于中国的城市化率，其实还处于国际上同等平均收入国家中很低的水平，2020年只有40%左右，这是为什么中国消费起不来的重大限制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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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不等于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率不到40%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938155.html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责任教授蔡继明指出，英文Urbanization一词既可以翻译为城市化，也可以翻译成城镇化，这对于发达国家没有差别，因为发达国家的市与镇只有规模大小的差别。但在中国，县级以上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通常远高于镇。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责任教授蔡继明日前指出，长期以来大家忽视了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区别，而在中国，城市化率远低于城镇化率。

4月11日，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举办的直播活动上表示，按现行口径
统计，我国8.5亿城镇常住人口中，既包括5亿多居住在684个县级以上城市的市民，又
包括3亿多居住在2万多个建制镇中的镇民。所以，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不到40%，远
低于60.6%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英文Urbanization一词在中文中既可以翻译为城市化，也可以翻译成城镇化，这对于发达国家没有差别，因为发达国家的市与镇只有规模大小的差别。而在中国，不仅县级以上城市的行政级别高于镇，而且一般而言，县级以上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也高于镇。”蔡继明说。

不仅如此，他指出，城市化不仅强调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化，更强调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市居民的转化；而城镇化则包括农村居民镇民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城镇化”乃至“返乡创业”，并安于“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半城市化生活。

“考虑到我国县级以上城市与建制镇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都还存在很大差距，居住在镇区的镇民的生活环境、就业环境和发展空间，与城市中的市民相比也还存在很大差别。”蔡继明表示。

除了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巨大差异，他认为，在城镇化发展中还存在两个突出问题：速度慢和质量差。

蔡继明提到，根据“十四五”（2021年-2025年）规划，到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要达到65%，但这一目标仅仅是接近5年前中高收入国家就已经达到的平均水平。

他解释称，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一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世界平均水平为54.8%，而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在66%。

蔡继明进一步指出，虽然“十四五”规划没有设定具体的GDP增长目标，但如果未来五
年GDP能按年均5.5%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24年，我国就可以踏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当前，高收入国家城镇化率约为81%。如果从这个角度看，65%的目标可以说是相当低。

除了速度慢，蔡继明认为，当前中国城镇化的另一个问题是质量差，主要表现在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82年至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1.1%上升至
60.6%，上升超过39个百分点；同期，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从17.6%上升至44.4%，上升
不到27个百分点。

蔡继明指出，“十四五”规划并未设定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标，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家发改委的解释是常住人口城镇化指标是国际通行指标，有利于客观反映城镇化发展进程。形式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发达国家通常不存在户籍差别，而我国还存在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相同的城镇化率指标代表着不同的城镇化质量。

“2019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38%，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6.22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8.48亿城镇常住人口中有2.27亿农业转移人口并没有城镇户籍，他们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保障以及失业和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并不能真正享受城镇户籍人口的待遇，由此产生数以千万计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以及每年高达30亿人次的春运等社会问题。”他说。

国家发改委在《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提到，除个别超大城市外，超大特大城市要完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蔡继明指出，根据上述政策，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广州等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其他城市都没有任何理由用积分落户来控制人口规模。

现在较多的看法都指向了中国经济减速是因为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阶段，需要改革要素市场，让要素流动起来，减少准入管制，加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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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为什么减速？
https://www.guancha.cn/ZhangJun/2012_06_21_80240.shtml

现在的问题是过去几年我个人的看法，由于在竞争性行业工资水平在持续上升，开始挤压非国有和中小企业。非竞争行业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国有企业大部分都退出了，留出生存空间给中小企业。即使有1997年、1998年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跟现在完全不同的结果，刺激内需中国突然出现通货紧缩。今天的局面是工资在下降，竞争在加剧。今天的局面是导致总供给在下降的主要原因，总供给下降是减速的主要原因，刺激需求没有用，刺激需求通货膨胀会上去，供给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对大量的竞争性行业来讲，大量的企业一方面成本在持续上升，是不能控制的；另一方面，向高生产率行业移动或者流动的障碍越来越高，它进不去了。过去没问题，十年以前、十五年以前，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非国有企业大量进入，活得很好。但是由于扩张比较好，中国经济在1998年保持了平均9.7的增长率。现在的情况就非常非常糟糕，因为一方面成本在上
升，竞争性行业工资上涨非常快。另外一方面，它的要素流动收走了。什么原因？国有经济退出以后，大部分集中到了高附加值的垄断行业，财大气粗。竞争性行业越夸张越发达，利润越转移到上游，被国有企业垄断掉。国有企业进行托拉斯化的战略，不仅做主业还做辅业，什么都去做了，就不再留下任何可以让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进入的这种空间。这个现象过去从1999年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战略重组以后，这种格局就已经埋下了。

经过过去十年的发展，非竞争性行业越来越挣钱，它的钱是竞争性行业的资金转移上来的，是垄断之外。非竞争性行业之所以挣钱是因为竞争性行业在亏钱，这种情况下要素在行业之间——低生产率跟高生产率行业之间的流动，这一渠道基本没有了。也就是现在说的，这些行业大部分被国有资本垄断了。这一现象是导致中国经济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即使我们不断刺激需求，为什么经济还在减速，为什么会产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怎么产生的？因为你不断地刺激需求，货币投放越来越大，但实体经济不能吸纳，因为实体经济在微缩。这些钱最后都进入了国有行业，他们拿这个钱可以做房地产，做金融，所以资产泡沫就越来越严重。这一现象提醒我们，特别是04年以后，大量的竞争性行业工资在持续上升的时候，又不能够很容易地在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进行跨行业的流动，生产率只能是减速不可能增长。这是今天我认为经济减速的一个主要原因。

你要减速的话，首先要想明白这是一个成本现象，是一个总供给减速的现象，是一个劳动生产率的现象，背后是国有跟非国有通道被关闭、受阻的现象。中国完全有很好的增长空间，要纠正减速的话要打破垄断，要撤销管制，撤销对垄断性行业的保护，要加大国内金融的自由化和供给，让更多的银行改变风险管理模式。现在的银行没有风险，零风险管理，世界上没有过的。因为它没有竞争压力，不需要改变回报与风险之间的风险组合。要把治理的政策架构从总需求的管理调整到供给方面的管理。大家知道美国总统里根在上世纪80年代接管美国政府以后，美国经济通货膨胀严重，经济萧条很严重，没有用总需求管理的政策，换了一个思路，有人帮他建议用别的政策。这个政策后来被发现创造了美国的经济奇迹、里根的奇迹。总结为工业学派的革命，更多地把政策放在供给。这一政策对我们有启发，鼓励资源流动、资本在行业之间流动，鼓励打破垄断，鼓励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释放出更多空间给那些在工资上涨情况下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那样的企业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具体展开，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目前中国政府需要在防止经济持续减速重要时刻要改换的一种思路。中国经济未来
增长的前景我还是非常看好，现在人均资本存量只有美国的1/10，要达到美国一半的人均资本存量，中国高速增长8%十年二十年没有问题。关键是要把生产率提高，进一步增长的结构性障碍彻底打破，中国经济未来就会进入到继续高速增长的空间。

其实，总结来看，就是中国经过40年的强投资驱动工业化后，发展阶段进入了类似于美国70年代工业化快结束的时期，成本上升，要素流动不畅，需要供给侧改革和金融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