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吸烟率仅下降1.5%

Zinus
楼主 (未名空间)

李华曾经是资深烟民。2010年前后,他在常规体检中查出肺部有异常,花大半年时间戒了烟。2016年,他成为一名控烟劝导员。

在担任控烟劝导员的五年时间里,李华常遇到躲在楼道里抽烟的年轻人,或是在餐厅里吸烟的顾客,除了上前尽力劝导,别无他法。“有人听劝,但也有人狡辩。”李华颇有些无奈。

2021年5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与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了《中国吸烟危害健
康报告2020》。报告显示,中国有超过3亿烟民,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6.6%。

《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至20%。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崔小波长期关注中国的控烟事业,他告诉《中国慈善家》,在过去近20年,中国的吸烟率仅下降1.5%。“要想完成这个目标,需要在戒烟和青少年控烟方面做出巨大努力。”

吸烟是一种群体行为

李华所在的北京朝阳控烟分队大约有80多名志愿者。每周,李华和队员都会利用业余时间到人群密集的商户、大厦进行控烟巡查。他发现,夏天炎热时和雨天,室内吸烟情况最常发生。吸烟者通常躲在楼道、卫生间等密闭场所,即使在贴有禁烟标识的地方,吸烟情况也常有发生。作为志愿劝导员,李华和队员只能劝导,而没有执法权,更不能处罚吸烟者或所在公司,劝烟效果寥寥。

近两年,李华发现抽电子烟的人普遍增多。电子烟体积小,易便携,一些吸烟者看到控烟劝导员出现,就辩称自己没有抽烟,或抽的只是电子烟。“我们很为难,因为控烟条例里没有写明禁止在公共场所抽电子烟。劝导没有依据。”李华告诉《中国慈善家》。

在中国,电子烟的使用人群有1035万人,多数为年轻人。李华在协助处理室内吸烟投诉时发现,近两年,有关电子烟的投诉越来越多。《中国慈善家》梳理发现,有些品牌宣传电子烟危害小、甚至能够帮忙戒烟。然而,电子烟所产生的气体对周围环境影响大,其中加入的调味剂也会增加对吸烟者的健康危害。

北京朝阳控烟分队志愿者李华(左一)每周都会走上街头宣传控烟。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卫生组织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主任王辰表示,青少年使用电子烟之后,更容易使用卷烟。崔小波告诉《中国慈善家》,商家不负责任的宣传方式反而给烟民带来很大的伤害。“一些重视自身健康的烟民误认为电子烟危害低,转而使用电子烟,给控烟增加了新的难度。”

这一问题也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在刚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中,第一次新增了“电子烟的健康危害”章节。

2003年,中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至今已有18年时间。然而,吸烟人群数量仍居高不下。从2007年至今,中国人群吸烟率仅从28.1%下降至26.6%。在崔小波看来,吸烟是一种群体的行为,降低吸烟率同样需要群体的努力。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副主任、研究员肖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2014年,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开始支持全国各地开设戒烟门诊。但过程中发现,戒烟门诊就诊人数很少,几乎无人问津。一些控烟专家认为,吸烟成瘾者很难靠自身意志力戒烟,通常需要药物治疗。但很多吸烟者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因此也不会寻求医生的帮助。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的疾病名录中早已明确了“烟草依赖疾病”。目前,戒烟相关药物并未纳入国家医保范围,烟草依赖疾病也没有进入门诊慢特病管理范围中。

崔小波指出,戒烟失败会不断打击戒烟者的信心,也就形成了“想戒烟的人很多,戒烟率却很低”的情况。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大环境的压力,戒烟率很难提高,控烟的目标难以完成。“无烟环境立法、提高烟草税、禁止烟草广告等因素都会促使戒烟者下决心戒烟,但目前这些措施都没能得到很好地实施。”崔小波告诉《中国慈善家》。

2015年北京控烟立法后,“禁止吸烟”标识成为室内餐饮场所的标配。图/受访者提供
投入少 税收高 立法难

世卫组织报告显示,每3个吸烟者中就有1个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而控烟则是目前控制疾病的唯一有效途径。

2017年,崔小波曾提出“一人一元控烟”的说法。在他看来,国家需要加入对控烟的投入力度,现在的财政支持不充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测算,建议中等收入国家应该投入每人每年10美分,这样可以达到较好的控烟效果。

目前,国家每年在中国控烟办公室的投入为150万元左右,离世卫组织的建议尚有很大
差距。与之相对的是,2020年,中国烟草行业工商税利总额达到12803亿元。“烟草对
于民众健康的危害,在国家层面并未得到重视。”崔小波说。

据崔小波介绍,控烟及烟草病学是专门学科,但在学科发展上并未得到重视,只有少量控烟专家开展活动。少量的学科人才要面对3亿烟民的控烟需求,任务繁重。唯有加大
控烟立法,才能形成一定约束。

控烟劝导员只有劝导、宣传之责,并无执法权力。摄影/本刊记者 吴可言
截至2021年,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在内的二十余个城市实现了地方性的控烟立法。以北京为例,2015年颁布了《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要求在公共室内场所要实现100%全面禁烟。但是,在一线参与控烟的劝导员仅有劝导职责,不能执法。卫生部门虽有执法权,但力度低,通常也是针对商户或物业管理者进行处罚,对个人吸烟行为难以管控。

在多个城市的控烟规定中可以看出,禁烟主要针对公众场所,以劝导为主,处罚为辅。也有一些地方立法以鼓励作为手段推动公共场所的控烟工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卫生法研究室执行主任解志勇认为,这是符合现代立法精神的。但他同时指出,地方立法有局限性,唯有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才更有强制执行力。

为何迟迟不见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解志勇告诉《中国慈善家》,是否推动立法主要在于主管控烟的卫生行政部门,目前来看他们的立法意愿不强烈。此外,烟草行业对立法的抵制也使得控烟立法难以推进。“近年来吸烟人数有所下降,有关部门会认为不立法也同样能达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