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的探春就是山涛，大观园女儿是中国文人转世

才自精明志自高“，”玫瑰好看，只是扎手”，在大观园里一向以聪敏锐利、敢出头肯担当的三小姐探春，也必然有一个来自中国历史文化的原型了，而这个原型又是谁呢？

其实在“芦雪广联诗“一回，《红楼梦》里的少年男女们齐聚芦雪广，烤肉争着吃、诗句抢着联之后，就到了作灯谜和猜灯谜的环节。而《红楼梦》里第一次新春猜灯谜，不仅给出了各人所制灯谜的谜底；也指出，每个人所做灯谜的谜底就是对他将来命运的暗示。而《红楼梦》第二次在芦雪广猜谜时，宝黛钗三人的灯谜又和前面对应，比喻印证了自己的人生命运。在这三主角制作灯谜之前，还有个各人自由创作灯谜，大家互相竞猜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谁猜到哪个灯谜，这个灯谜的谜底就揭示了她的原型。如黛玉解释了一个谜底“花”，因为萤火虫传说是“草化的”，而她自己就是“绛珠仙草“所化的。

而探春在这里猜中了一个谜：石向溪边流出冷。这个谜的谜底是“山涛”。而山涛，正好又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位著名的代表人物。

山涛出生于公元205年，去世于公元283年农历3月3日，字巨源；是三国至西晋时期的名士、政治家，也是“竹林七贤”之一。

山涛出身寒门，而且年轻时家境贫寒，父母早丧。就像探春是贾府的家生奴才赵姨娘所生，在荣国府的众多势利之人中间本也是无权无势出身低微，甚至在婚姻上也很有可能被庶出身份连累一样。因为家里经济困难，山涛少年时生活也很节俭。这不禁让人想起探春一个月攒几百钱托宝玉买点小东西，还要自己做鞋子补贴上的尴尬。

虽面临如此困顿的早年生活，从山涛后来的卓越学识和出众品格看来，他定然在艰苦环境中依然矢志不渝坚持学习，方有了后来的成就。在芍药圃的生日宴上，探春射覆时射了一个“人“字和一个”窗“字，出自”鸡人“，”鸡窗“ 二典。 鸡在古代文化意象中是勤奋、守时、机警的象征。在东晋，有两位胸怀天下的年轻人祖逖与刘琨同宿，半夜听到鸡叫就一同起来舞剑锻炼，最终都成了文武双全的人才，在后来的八王之乱中各自独当一面，力挽狂澜。所以这二个典故也对应探春机警勤奋，自省负责的特点。《周礼·春官》中记载，有司掌鸡牲的人负责凌晨时呼唤百官被称为“鸡人”。王安石也有诗云：“宫楼唱罢鸡人远，门阙朝归虎士闲。”不禁让人想起查抄大观园时，探春带着全房的丫鬟们无人休息，虎视眈眈严阵以待的警觉状态。古人认为鸡是有德行的家禽，《韩诗外传》里介绍了鸡的五种优良品质：戴着冠子而颇有文人风范、后距突出可见其武运强盛、面对敌手敢上前搏斗说明勇敢、找到好吃的就呼唤同伴来吃是仁义的表现，每天都准时报晓证明守信。《幽明录》里记载，晋人宋处宗在他的窗户前养了一只公鸡，鸡竟然开口和他谈论，而且言谈之中极富智慧。后遂有“鸡窗”代指书斋的典故。而探春不仅是贾府三千金里诗才最好最有慷慨洒脱的魏晋文人气质的一位，也对文献典故颇为熟悉，知道宝玉所说的《历代人物通考》是杜撰，而迅速打向王善保家的一巴掌也展现了她的勇武敏捷，对母亲、弟弟、主母和大观园诸姐妹的保护也是仁道体现；探春更是聪颖敏锐，既能在事态紧急时迅速反应，也可以从家人奴仆的言语行动中立即体察到背后潜藏着的种种异动；探春也善于辩才，既成功说服过贾母为王夫人解围，也曾援引老例大义凛然把婆子们驳得点头称是，赵姨娘驳得气急败坏又无话可说。《红楼梦》作者也在目录里称探春为“敏探春”。

成年后的山涛从人生事迹上，看更是一个道家为体，儒家为用的人。他身上既有儒家经世致用的才能，兼济天下的豪情，以及为了公务战战兢兢求全妥帖的责任感；同时也有道家的闲情逸致和洒脱风骨，喜好老庄学说，并与嵇康、阮籍等狂放不羁的风流名士交游甚欢。就像探春，一方面渴望成为男人，希望能够闯荡天下，“到时自有我的一番道理“；也希望能帮忙理家，推动新政，在众人前面争口脸面；另一方面又喜欢有自然野趣之风格的制品，还向往三五好友聚于山林吟诗赏月的高雅快意，沉醉于在朗阔的秋爽斋里挥笔疾书的豪迈，和烟霞泉石之间的山野闲趣生活。而她的外貌气质“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也正是对玄学名士的写照。山涛的形象亦见于古代描绘竹林七贤的绘画中，《红楼梦》作者想必也曾经见过这些名画，所以他对探春的描写应当也取材其中。

唐 孙位《高逸图》中山涛像

探春在大观园的住所秋爽斋里，种着梧桐和芭蕉。而无论是秋日的爽朗高远，还是梧桐芭蕉的清淡高雅，都无不代表了文人名士的洒脱高雅之风。芭蕉那婆娑摇曳的身影，让人想起文人的俊美风骨；青翠碧绿的颜色，令人联想起“芳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中脱俗的文人气质，更有芭蕉芳心半卷之姿态中流露出的含蓄淡雅，以及嫩绿欲滴中蕴含着的新鲜朝气，都让它成为了古代诗人心中的士人形象之代表。芭蕉有着质朴朗润的质地，而秋夜雨声打在叶片上，发出湿漉空寂的声音，听起来又颇能体悟秋夜凄凉，以及个人之心神独存天地间的悠远孤旷。

夜静忽疑身是梦，更闻寒雨滴芭蕉。

《全唐诗》 《句》

所以秋夜卧听雨打芭蕉亦是中国士大夫乐于为之的风雅韵事一桩，

当然，黛玉的潇湘馆里也有着“大株梨花，阔叶芭蕉“。 宝玉的怡红院外面的众多花
园中也有一处名为”芭蕉坞“的，院子里更是有芭蕉有海棠。宝玉遂根据芭蕉海棠将怡红院命名为“红香绿玉“，那芭蕉就是这绿玉了。宝玉也有写诗这芭蕉海棠之可爱美好。

在大观园诗社中，探春亦说自己独爱着这芭蕉，故给自己命名为“蕉下客”。芭蕉既然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文雅爱好和形象与作品之象征，那么“蕉下客”自然也就符合探春山涛的名士地位了。

竹林七贤虽然有“竹林”一说，但古代画家却很少把他们画在竹林里的（也有说法是竹林其实是梵语音译），反而是把他们身边画上梧桐芭蕉这样象征文人高贵潇洒气质的树木。

古代名画《高士传》中的山涛在宴游时的形象，果然他身后有几株芭蕉，怪不得探春在《红楼梦》诗社里的号为“蕉下客”了。

”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罢。”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雅，又累赘。这里梧桐芭蕉尽有，或指桐蕉起个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却爱这芭蕉，就称‘蕉下客’罢。”众人都道：“别致！有趣！”。

黛玉笑道：“你们快牵了他来炖了肉脯子来吃酒！”众人不解。黛玉笑道：“庄子说的：‘蕉叶覆鹿。’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只鹿么？快做了鹿脯来！”

在诗社里，不但探春自命为“蕉下客”，黛玉更是在一旁打趣，提出“蕉叶覆鹿”的典故，笑话探春原来是一只鹿。那么探春真是一只鹿么？联系到探春的原型即山涛，这个比喻还真的不是凭空而来，确实有人曾经把山涛比为一头鹿，那就是他的好友嵇康。山涛的诗文绝大部分都在后世流失。流传到今天，和山涛相关而最为有名的书信之一，就是嵇康因为拒绝山涛的推荐不肯出仕为官，为了表明心志而特地写的一封千古流传的绝交信《与山巨源绝交书》。

在这封绝交信里，嵇康先引用了许多著名的典故，以证明圣人为了从事自己所决定的事业，是不惜俯身做哪怕是赶车这样卑下的事情的，所以本来出来做官这事如果是出于自己的本心，就算是要忍辱负重也没什么不对。但接着，他又话锋一转，提到无论从事什么事情，君子的目的，本质上都是完成自己本来的志向罢了。我嵇康当然深知，你山涛也是和我一样的君子，你进入庙堂，完成自己的志向，当然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我嵇康一向乐在山林之中，也是我作为君子的志之所在，就像笔直的木头不能做车轮一样，官场也不是适合我这样一个闲散慵懒的人的地方。所以我们虽然志向不同，但都值得尊重，你山巨源大人也就不要强行改变我的志趣了吧。

嵇康又拿林中自由自在的鹿做比喻，说我嵇康啊，就是一只从小生长在山林中无拘无束的鹿，而长大以后要是有一天我突然被栓起来，就会在气恼之下发狂，甚至把栓我的绳子都弄断了；而你山涛呢，大约就是一只小时候被驯化得很听话的鹿，那么长大以后也会理所当然的服从命令吧。

所以，山涛也曾经被他当年竹林七贤时代的好友嵇康，比成过一只鹿；就像黛玉也曾经开玩笑，把探春比喻成了一只鹿。

而说起与《山巨源绝交书》，就不得不顺势提到《红楼梦》中另一处和这封信有关的故事了，那就是探春在主导大观园改革时，和宝钗发生了一段”学术讨论“。

宝钗笑道：“真真膏粱纨袴之谈！你们虽是千金，原不知道这些事，但只你们也都念过书，识过字的，竟没看见过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的文么？”探春笑道：“虽也看过，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真是有的？”宝钗道：“朱子都行了虚比浮词了？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事，就利欲薰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连孔子也都看虚了呢！”探春笑道：“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姬子书？当日姬子有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穷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宝钗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断章取义；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骂我自己不成？”宝钗道：“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难为你是个聪明人，这大节目正事竟没经历。”李纨笑道：“叫人家来了，又不说正事，你们且对讲学问！”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学问提著，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探春在讨论大观园改革时，提到自己最近才知道，原来一花一木都是可以卖钱的。此话一出，就引出了宝钗的长篇大论，特别提到了朱熹的一篇文章《不自弃》。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说，一花一草，一瓦片砖头，都是可以对社会有用的，引申到人身上，就号召大家不管自己的志趣如何，都不应该归隐起来放弃自己，而是要努力为国家社会做事。所以这篇文章后来又被康熙作为鼓励当时隐逸民间的知识分子出来做官的檄文。朱熹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在说，政权大过天，所有的人都应该把能给朝廷做官当成最高价值。这种思想和宝钗热衷于进宫，甚至把自己的两个丫头都命名为莺儿文杏（莺儿文杏同出一典，即古代皇家的园林上林苑中的景物，也见于宝钗于元春省亲时作的诗：高柳喜迁莺出谷。）是一致的，但是和以山涛为原型的探春本来就具有的魏晋名士崇尚老庄，道法自然的思想，显然是矛盾的。

其实，从中国上古的先秦儒家道家，到后世的心学等哲学思想，无不在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强调个体的身心灵中蕴藏着宇宙的全部信息和奥秘，从而每一个个人本身的志趣就可以是价值的终极标杆。即使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中，也有“君子不器”，即君子的个人价值追求不应该拘泥于具体器用的观念。老子指出无为有之用，强调那些被灼热的人类社会集体欲望和追求忽略的，包括阳光空气等还没有被人类赋予经济价值的事物，虽然人类社会还无法通过它们牟利，然而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的用处却极大。庄子也认为，与其在庙堂之上被烟火缭绕，还不如在大自然的淤泥里面摇头摆尾享受阳光。所以君子可以独立追求暂时不被世俗社会承认的价值这个观念，既来自中华民族早年在大自然里的和谐生活中被赋予的自然主义的禀赋，也符合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天人合一思想。孔子更说过：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在孔子看来，如果社会黑暗，个人还要去同流合污就是耻辱，还不如泛舟海上游览天下。国家政权和功名利禄说穿了只是附加物，大自然之美妙和人之聪明灵秀才是中国文化中一切神韵华彩的来源；就像自然界中的万物生长、相互依存才是人之存在的本源。所以，深愔中国上古哲学精华的山涛探春对宝钗所提到的《不自弃》一文中把一切生物的价值都归为可以为社会所利用部分的偏颇旁微的思想，当然是不屑的；因此她自然会反击说《不自弃》的说法无非是”虚比浮词“罢了。

而宝钗自然也是不甘被反驳的，她马上抬出了孔子，说探春你既然看不上朱熹朱子的文章，那下一步是不是连孔圣人都要看不起了呢？这时候探春的反击就很有趣了，她提出了“姬子书”里的几句话“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姬子书？当日姬子有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穷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这个”姬子书“是古往今来读《红楼梦》的人所不解的一处，因为古代并没有一个被称为”姬子“的哲学家。直到最近，红学研究者至真斋主的发现，才给了这个问题一个合理的解答：姬子即”嵇子“也就是嵇康，而”姬子书“就是指嵇康写给山涛的这篇绝交书《与山巨源绝交书》。【1】”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穷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确实也是山涛探春从
这篇绝交信里的摘取转述的片段，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嵇康在后面又列举了几条自己不合适做官的理由。嵇康在这封信里说，自己一旦被官家事务纠缠，世俗杂务劳心，也就是“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就会因为不耐烦这些汲汲营营的琐碎事务而感到完全无法忍受；而一旦按照以往和友人私下交谈的习惯，还在官场上非议商汤周武这些古代圣贤或是孔子这些大家哲人，那就更会引来无休止的麻烦，会被世俗礼教所不容，所以断然是当不成官的。所以”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穷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确实是山涛探春对嵇康写给他自己的绝交信的“断章取义”。

而在《红楼梦》里，探春摘出这句话的用意呢，却是在和宝钗把话说明白：“你不用把孔子拉出来压人一头，我内心深处本来就是和嵇康”姬子“一模一样的人。我虽然也能登名利场运筹帷幄，但我其实是和嵇康一样，不会拘泥于什么”孔孟之道“等陈词滥调的！”而宝钗既然也知道这段典故，那就同样清楚山涛探春的断章取义之处，所以她觉得好笑。好笑之处在于，嵇康的原文“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是说公开发表反对孔孟之道的人，当然是不合适在官场混的，所以，宝钗就洋洋得意地要探春把下面一句，也就是像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适合混官场的话说出来。而探春当然拒绝，因为她的目的本来就是“断章取义”取自己赞同的嵇康鄙薄假道学式、盲目崇拜权威的儒家的真意，而不是把嵇康在信里自我菲薄的话加进来在宝钗面前露怯。进一步，嵇康此绝交信本来也可以说是在骂山涛的，比如信里形容山涛是“厨子不好意思自己一个人干割肉这种卑贱的事情，硬要拉祭司来帮助自己。”所以如果继续把这封信念下去的话，对于山涛探春来说，当然也是“自己骂自己”了。

而这封信本身，可以说是语言哀切而真诚，引经据典娓娓道来的千古佳作。嵇康读完之后我们又不得不产生疑惑：山涛为何明知至交好友嵇康的性子，却依然要举荐他？

《红楼梦》里对探春的评价是“才自精明智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而历史上生活在魏晋时期的山涛，也可以说是不幸生在了一个末世。末世，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周期律的晚期。末世的特质之一，就是顶层文化政治秩序已经开始悄然混乱乃至于崩溃。正如三国时期的华夏人民，在他们之前的中国历史之河可以说是在跌宕之中经历了两个低谷期。先是孕育了诸子百家辉煌的周朝礼乐体系，在战国末期的炽烈欲望和雄心勃勃下土崩瓦解，后又经历了秦统一天下又二世而亡被汉朝取代的大动荡。至此变法时期在野心抱负驱使下积极进取拼杀获得功名利禄的人生愿景，已经被战争和离难带来的大痛苦和大动荡浇灭，人心遂又倾向了对秩序和稳定的渴求。两汉建立的将政治秩序与天地宇宙秩序合一的新儒家政治神学体系也就应运而生。在这套思想体系下，人类存在于宇宙之中的意义与汉朝天子统治的合法性融为一体，皇权就像老天爷的存在一样不可置疑也无从抵抗，对汉室的信仰和忠诚一度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正统思想。然而，这一思想体系在汉朝统治在越演越烈的外戚宦官之权斗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的夹击下逐步凋亡之后，也在现实面前无可挽回地逐渐崩解朽坏了。皇帝被宦官军阀等各方势力劫持着四处逃窜，太守们要么做军阀互相杀戮，要么就等着被乱民和其它军阀杀死。人间的政治秩序已经分崩离析，然而太阳每天依然升起。之后更是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家神圣”“忠于汉朝”这些曾经巩固数百年洗脑了几代士大夫的思想，到此时已经彻底破产，而几百年来在皇权缝隙下默默生长的世家势力的逐步巩固，也让他们开始逐步有了独立的思想和见解。

不但文人们不再相信过去的政治信念，当曹丕大笑着说我终于知道禅让制怎么回事的时候，当司马昭冷酷无情，抛弃忠君理论干脆硬朗地灭掉曹丕的孙子魏明帝之时，当权者自己也亲手撕下了统治神学体系温情脉脉的面纱。在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因失去了价值体系而迷茫的魏晋时代的精英阶层的所作所为大概可以分为两类，要么沉迷于美食美色和五石散，空耗人生；而有智趣追求的知识分子们则从已经被证明虚妄的董仲舒回归先秦诸子百家,重新挖掘典籍，并在推崇大自然无穷之妙趣的老庄
道家那里找到了新的价值观念。

而要详细解释这里的关键环节，就要先弄清名教的含义。名教也就是以正名分、定尊卑，强调上下秩序，礼法规矩为主要内容的封建道德规范。名教之所以叫名教，就是因为它是以名压人的，比如说名教要求个人要“忠“要”孝“，而一旦有当权者、族长、或者舆论给你扣了”不忠“”不孝“的帽子，那么轻者被多人诽谤，重者就要被丧身沉塘，所以这”忠孝“就是”名“，可以用来控制压迫人，也可以用来杀人。

还有一个概念是自然，主要指符合生命运行的自然节奏与规律。从自然的角度看，天本质上是人类栖身其中的大自然和生态系统，所以自然规律的运转，万物的生化, 人之本性本能，都是自然而然产生并且也和整个自然界协调统一发展的。比如，人为父母所生，自然不需要名教约束就会自然有爱父母之心，人从属于某个社会团体，也就自然有维护此团体的本能。也就是说，名教用语言，用文化，用思想来控制人心以维护的社会秩序，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只要激发人天性中的同理心和向美向善的一面，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做到。如果人心败坏了或者社会失序导致向善之心没有了，那么不强调重新恢复人心和秩序，而只是一位地挥舞名教大棒压制，只能反过来让更多的无辜生命受到摧残。

名教和自然之分最早产生于先秦。孔子就主张正名，即以名教为本，曾经因有泉水名为盗而不肯在那里喝水；老子则主张道法自然，提倡把注意力从“有”即人类社会的特意建构和控制转移到“无”上，也就是去重视、探求当时利欲膨胀的封建社会从未注意过，却对生命乃至社会的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部分，比如空气、土壤、和对人的教化熏陶上去，去了解顺应自然原初的化育之力。然而后来居上的法家则把名教控制人，约束人，杀人于无形的特点用”刑名之学“发挥到了一个高峰。名教如何杀人呢，因为它配合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语言的传播和暗示效应，可以形成一面僵死的墙，如一个上位者公开斥责下位者不忠不孝，族中的长辈斥责某位女性犯了奸淫的话，那么无论是否真的有不孝或者奸淫之行，所有的下层人员都会由于社会上下尊卑秩序而接受这样的指控而认为被指控者该死；另外即使是来自于下层的流言蜚语，比如焦大骂可卿和公公有私情，通过公众传播和心理暗示带来的压力都足以杀人不见血了。受法家影响，整个汉朝的儒家也都热衷于名教和刑名之学，即使他们将其包括在儒家的社会道德秩序之下，名教对等级的维护和对弱者的压迫从未改变过。直到魏晋时期，由于"名教"所依赖的政治秩序已经破产，而旧名教体系被野心家用来构陷异己的危害也已经不能再明显，玄学家们遂又重新发掘起来"自然"之学。

不过玄学的不同派别，对名教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与地位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夏侯玄和王弼试图在自然的基础上重建名教的合法性，认为只要"圣人"按照自然的原则办事，使众人各安其位，名教便可复归于自然。这是正始派玄学对名教与自然的看法。

不过山涛探春以及和他交往的竹林七贤们，则彻底否定了正始玄学试图复兴名教的主张，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就像司马氏标榜名教而实际上篡权弑君一样，由于看到了太多挥舞着名教大棒欺世盗名，陷害忠良的小人，竹林玄学一派的文人们认为名教在当时已经沦为束缚人性的枷锁和小人构陷的手段，是导致天下人身心残缺、卑微低贱、思想混乱、文脉濒危、以至于走向灭亡的话术，已经成为了自然的对立面，从而形成了"越
名教而任自然"，也就是彻底放弃名教而全身心回归自然的竹林派玄学。

而后世的名教继续发展，又形成了以朱熹等人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同样是在把孔孟奉为经典的同时，用“失节事大“这样的名教来吃人不吐骨头的。所以山涛若化为大观园的探春，定然也会认为朱子是虚比浮词。在《红楼梦》里这次由管理家事衍生的学术纠纷之中，薛宝钗的观点就是典型的名教派，认为探春胆敢非议朱子作品是大逆不道，顺着这条邪路走下去早晚有一天要非议孔子，那还了得么？在主张名教的人心中，孔子朱子就是不能被质疑的圣人，不要说非议，就是讨论怀疑他们的观点，那也是想都不敢想的，一想就是道德败坏了。而在山涛探春和她竹林玄学派的朋友那里，一切都是从自然和生命的本原活力出发，这些“不能”“岂敢”对他们来说都是陈腐的，伤害生命和自由的条条框框。孔子思想中求智慧欣赏田园之乐的一面，想必山涛与嵇康也是赞同的，然而他们也不排斥基于自由思考的前提对孔子的部分思想进行讨论和质疑，而这种自由的探索和讨论却意味着对用名教控制的社会秩序的反抗，也就被崇尚名教的宝钗以及她代表的封建保守势力所不容了。

竹林派玄学家们都醉心于老庄之学，老庄思想相信大自然的丰富和奇妙，是远远超过人类认知和人性所熟悉的范围。所以无论是庄子还是竹林七贤，都把描绘自然之博大奥妙和与沉醉于自然之灵性的自在生活之美妙作为他们作品的主要内容。而进一步，在自然之道的无穷之大下，人间的种种是非名利名义教化就显出了它们的小来，所以庄子遂有齐物论之说，不但齐是非，连同齐万物、齐物我；形态之大小，寿命之几何，在宇宙之大的角度看来，都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都可以混同为一。而嵇康亦有参考《齐物论》所做的 “大人先生”传，也就是《庄子》书中若干“至人”、“神人”的共同点：大
人先生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然而一说起天地开始之时的事，讨论上古的神灵以及黄帝的故事，他都能讲得清清楚楚。没有人知道大人先生的岁数，他能养生延寿，和自然共存，说起尧舜当年的事迹就和自己身边的家常一样；他一步万里一日千年，只追求真正宏大的道而不在意去哪里，住在何处；大人先生会顺应世界的变化，以天地为自己的家，和造物的力量合而为一，和天地共同生长，于是可以在世间的变化中逍遥独步，即使在运道离背的时候也能一个人魁然而独存，可以随着天地造化的变化而变化外在，内在又包含了天地万象，所以无论是思想还是道德观念，都远非世俗人能够企及的，而大人先生热衷于去各个奇异的地方游玩观赏，并一直徘徊下去，除了苏门山留下作品以外，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然而无论老庄还是竹林七贤，他们对自然之道的极致推崇，也难免导致与世俗习惯的背离而多少有些落落寡合。如嵇康的作品《声无哀乐论》就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们听到某段音乐时高兴，又听到某段音乐时难过，那么究竟是音乐本身就有难过和高兴的区别，还是我们的听觉器官给予了它以意义？嵇康的答案是声音本身是来自自然之道的产物，无所谓喜怒哀乐，喜怒哀乐是人类的情感；既然自然之道的范畴，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情感范围，那么声音本身当然远远不是哀乐所能概括的。同理，天体的运行规律也和人类社会的政治秩序没有什么关系，地球稍微打个喷嚏，人类原有的社会结构就会土崩瓦解，什么皇权，什么秩序，届时就像是被顽童一盆水冲垮的一窝蚂蚁一样都成了笑话。所以从声无哀乐论，可以推出什么王道秩序也只不过是小小人类社会制定的狭隘规则。一定要把皇权统治和宇宙运行联系起来的儒家神学思想，就像是要证明半人马星云的轨道符合资本主义一样，可以说是荒诞不堪的。所以竹林玄学可以说是在号召大家放下世俗规则和庸俗欲望，利用人天赋的理解和洞察力，把心灵从教条、陈规陋俗，以及时尚风潮中释放出来，把感情从种种个人的欲望杂念中解脱出来，在没有所谓仁义是非观念和礼法刑律规定的自然境界中，去探索更为宏大深邃的自然之道。而也正是出于这种自由思考、探索自然之追求，人类才能发展出种种的哲学理论和自然科学，最终开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之花。不过，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玄学家这样追求天道的思考，难免让他们多少显得悖于世俗规则而让人感到古怪，比如阮籍听说一个美丽又有才但是素昧平生的少女死了，就因为对美好生命消逝的悲哀而去她的葬礼上大哭一场不顾周围人的眼光和议论；嵇康对世俗生活中要求的清洁不屑一顾，宁肯长期不洗澡而天天抓虱子。这方面，我们倒是没有听说山涛探春有过任何怪癖之行。这倒也不难解释，因为按照《世说新语》的记载，山涛是一个虽然才华出众，精通道家思想而同时又十分内敛含蓄，平易近人的人，虽然不怎么喜欢清谈，甚至说自己没读过老庄，然而看他的诗作，又与老庄思想十分契合。可以说从来不因为自己的才能和知识摆架子，表现出高人一等或趾高气昂的样子来。

其实，竹林七贤中名气最大的应该是嵇康，嵇康被世人公认为是举世难觅的奇才，境界旷达，推崇自然而淡泊名利，做学问不秉承师传，博览群籍无不精通，喜好《老子》《庄子》，且在音乐、音乐理论、养生和自然哲学上都有很深造诣，远高出世人。嵇康应该可以说是竹林七贤中的精神领袖。在嵇康心中，能和自己在品味上可以高度契合，有同样的精神寄托的人，也只有竹林七贤的其余六个人了。

然而竹林七贤中于学术上造诣最深的嵇康，最大的问题是曲高合寡，而又坚持自己的道理不去迎合世俗，甚至到了不会趋利避害的地步。就像嵇康明明身形高大又风度翩翩，却邋遢不修边幅，对外界对他的评价毫无兴趣，弃绝厌恶世俗的态度一至于此。嵇康生前曾经拜访过汲郡的隐者孙登，孙登对他的评价是：你很有才华，但是却缺少对这个社会的见识，在当今的世道下很难不遭难。不过孙登大约不明白，嵇康的问题不是缺少对这个社会的理解，而是他厌恶这个黑暗浑浊的社会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导致他身处于其中，就像是一只充满野性的鹿被关到了牢笼里，宁死也不肯驯服听话一样。所以嵇康最终因为不肯阿附而得罪了当时司马昭身边的红人，意气风发又小肚鸡肠的少年贵公子钟会这种可以说是千万不能得罪的人，又因为不愿意看到朋友被冤枉而卷入了他的案件之中，最终在钟会的怂恿下被司马昭杀害。[1]

而阮籍也和嵇康一样才气纵横，任性不羁，好酒、好弹琴，酷爱老庄。不过他和嵇康的区别在于，阮籍本有出仕报国之志向，然而看到了魏晋之时政治黑暗，许多才子名士被卷入曹魏及司马家的政治绞肉机中枉送了性命的情况后，阮籍决定明哲保身。所以虽然他在世俗看来依然狂放不羁，对口称礼仪道德的人都白眼相待，也经常口出一般人想不到的言论如“杀父等同于禽兽，杀母禽兽不如”，但在能掌控他生死的人前面和做是否出仕的决定时，阮籍却都是十分小心谨慎而没出过什么大差池的。也因此他得以过着这种在无关紧要的人和事上自由挥洒名士之狂傲的生活以享尽天年。根据《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容貌英杰，志气宏大豪放，为人有傲气而任性自若，但是在他人前面却往往表情平静看不出高兴或者生气来；热衷于读老庄的书，经常一读就是几个月不出门；还喜欢喝酒、长啸、弹琴、以及远足于山水之中而长久不归；一旦沉浸在其中就忘乎自我，被当时的人当做是呆子。

所以，在这末世的黑暗之中，嵇康选择的道路是决不与其中的恶势力妥协，也最终因之而死；阮籍选择的道路是不触统治者逆鳞去讨论什么敏感问题，安安稳稳地做个逍遥派，抽空就向世人展现一下自己不食烟火的怪癖好被彻底看做一个人畜无害的怪人疯子，最终安然度过了一生；那么山涛呢，他是什么样的人，又有什么样的抱负？

山涛的特点是出身寒门。不过对山涛而言，贫寒的出身既让他习惯了吃苦、耐得住艰难和枯燥，承受得了压力；又让他在读了书有了更高远的见识和追求之后，遂将其崇高志向与在贫寒的成长条件中磨练出的在艰苦环境下的忍耐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结合，产生他人难以相比的高远追求以及与之相配的行动力和执行力，使得山涛的为官生涯可以说是儒道结合的，一代名士既不同流合污，又直面现实的艰难琐碎，在能力范围内成人成己的典范。

例如山涛早年虽然艰难，但是其雄心壮志也早已经在和妻子的闲谈中显露出来。据说山涛的夫人韩氏是一位很有才华见识的女子，山涛还没有做官的时候，就有一次和夫人半开玩笑地说：亲爱的请你暂时忍耐下目前的贫寒生活，因为早晚有一天，我是要作三公的，不知道到时候你有没有能力做三公夫人呢？。而探春也说过，自己的心愿就是立足天下，干一番事业:“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
时自有一番道理！”

以寒族之出身想达到高位，其中自然有种种艰难险阻，和许多难以打通的关节，更何况山涛年轻时正是司马家与曹魏家明争暗斗刀光剑影之时，作为弱小寒门一旦牵涉其间，就难免不会成为两强相争的牺牲品。对于当时暗流涌动的政治格局下的隐藏的危险，聪明敏感又从小在艰难中成长的山涛，自然是一早就洞察于心的。年轻时山涛曾与同样出身寒门的优秀子弟石鉴共宿，山涛在夜里起来，用脚踢一下石鉴，对他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在睡！知道太傅司马懿称病卧床是何用意吗？”石鉴回答说：“宰相三次不上朝，给他个尺把长的诏书让他回家就是了，你何必操心呢！”山涛说：“咄！石生不要在马蹄间来往奔走啊！”于是丢掉官吏用的信符，罢官走了。[2]

用“在马蹄间来往奔走”形容魏晋时期士人们身处的政治形势并非夸张，须知连司马懿的大儿子都杀了自己的来自夏侯家和曹家藕断丝连的结发妻子。三儿子更是由于自己妻子全家因属于曹家势力被自己的二哥全部杀光，导致后半生心理扭曲，郁郁寡欢，几乎再也没有出过家门，甚至望着宠妾的尸体自渎；魏代汉时忠于汉室的名士本已经荡然无存，而在司马家和曹魏剑拔弩张之时，大家明明都和朝堂上以皇权名义端坐着的曹魏断不了干系，却又害怕过于忠于皇室而被司马家屠戮。一句“魏晋之时，名士少有全者”背后是多少士人家庭因为各种若有若无的派别站队之分而导致全家的柔弱生命在政治斗争中被名教这个强大的绞肉机吞噬。在这个是非不清人人自危的时代，尚无家累的年轻士人们遂有很多选择了远离政治中心，邀三五好友在大自然中游觅歌吟，讨论自然之道的美好和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时出现的种种悖谬荒唐之处。这也就是玄学开创并盛行的时代。

玄学早期特质为儒道合一，即挖掘儒家和道家在崇尚自然方面的共同点，又将其不同之处互为补充。实际上，早期的儒家和道家，都认可天道也即自然之道为人和社会追求的最高标准，只是儒家乐观地相信存在一个合乎天道的人间秩序，如上古的礼法秩序，是君子应该主动追求去实现的；而道家则在本质上不相信人类主动追求这样一个秩序的合理性，人类的各种秩序和建构，和自然比较起来，就和垃圾堆一样糟烂腐臭不堪，君子应该追求的不是去翻垃圾，而是小国寡民，纵情自然山水中，思考宇宙的真理。

而到了魏晋时代，这两种思潮又进一步成为正始玄学与竹林玄学的分野，正始玄学依然相信到汉代儒家就已经完整确立的封建礼教等级秩序是可以被调整好的，只要重新从自然和贵无的角度出发，以自然为基础就可以重建真正符合天道的名教秩序；而竹林玄学则明确意识到，名教本身就是贻害无穷而必须被彻底抛弃不可的。只是抛弃名教之后，应该如何做，或者说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又是一个尚未被回答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最早的回答可以追溯到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作为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生逢战国的大争之世，眼看着人民曾经田园牧歌式的平静生活要被上层日益炽热的争斗之欲望和越演越烈的战争席卷一空，作为个人也毫无办法，只能在留下一部道德经，指出来源于自然之道的无的力量虽然比背后是暴力和欲望的以人类主动作为为代表的有的力量要温和柔软，却是万物化生之源，天下真正的至宝之后，提出让大家重新重视无的力量，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之后退隐避世，不知所终。

庄子则身处荆楚的湖沼之间笑看战国风云；对世人眼光的狭小，追求的肤浅，他用汪洋恣睢的想象和鲜活生动的比喻进行了辛辣而不留余地的抨击，亦对一种自由地生活在自然之中和灵性世界的理想人生进行了完满的抒发展现。可以说，如果说老子给道家思想提供了从天道出发的至高框架，那么是庄子给此框架以血肉和性灵。只是无论老庄都可以说是发现了农业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扭曲和人性的异化这一事实，然而老子给出的背时而动的解决方案在所有人都被调动起来跃跃欲试的大时代背景下无法实现，庄子给出了个人救赎解脱之道却对整个社会之黑暗现状无能为力。

到了曹魏时代，曹操因为出身是宦官之孙，谈不上什么好名声，故而他的为人也爽朗直率，没什么架子伪饰，而用人更是看才能不大过问私德；而他的儿子魏武帝曹丕因为受父亲影响，同样是说话直爽，不拘小节的人，据说名士王粲去世时，曹丕带着一批王公贵族、名人雅士去祭拜。在墓前，曹丕说：“王粲生前最喜欢听驴叫，现在他不在了，我们就每人学一声驴叫送送他吧。”说完便率先学起驴叫，在场的其他人也只好学起来；一时，王粲的墓前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驴叫声。曹魏统治者离经叛道反礼教建构的行为，自然也为当时名士们或者说是自然，或者也可说是放荡的反名教言行起了表率领头的作用。魏晋的文人追求清新自然、不拘泥于陈套俗礼的风气也就普及开来了。

可到了司马懿父子当权后，司马家擅于伪装的阴暗和不留情面的狠毒也轮罩了整个政坛，凡忠于皇帝或被疑心忠于皇帝的文人士大夫们，无论是现任官员还是已经退休士绅或者在野的名士，都大批被杀。连第四任皇帝曹髦，因为对司马昭起了戒心而最终被司马家的武装一矛刺死，首都洛阳遂陷入恐怖氛围中。在这种情况下，玄学的清谈就远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雅趣癖好，更有很多文人为了自保而言谈完全脱离现实甚至到了无人可理解的地步，以免引起起当权派的猜忌和愤怒而导致灾难降临全家。这种清谈之风盛行后，带来的害处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开始逃避现实，不问政务实事甚至回避人民疾苦，要么沉浸于享乐炫富嗑药的胡闹里，要么致力于无边无际的幻想怪谈中，要么就陷入彻底的抑郁消沉中。如嵇康当时门都不愿出，厕所都懒得上，什么都不想做，从今天的医学角度看，这是典型的抑郁症状了；当然有时他还弹琴狂啸，抒发对世事的不满和愤怒，在今天看来又是十足的狂躁症。七贤中另一杰阮籍也同样是行为在旁人看起来放荡怪癖，不按常理出牌的狂人，常常一喝醉就大醉数日乃至数月，乃至终日昏昏沉沉不醒人事。这些怪癖之行也很可能是因为他对司马朝的黑暗表示不满，也不想和司马家合作，遂装疯卖傻以避祸。

虽说嵇康阮籍代表了竹林七贤的理论思想高度和行为艺术风格，可仅仅这两个有抑郁倾向，不讲究个人生活，还有酒精成瘾症状的文艺青年，竹林七贤恐怕连维持定期聚会都成问题。这就可见山涛在竹林七贤小团体里不可代替的重要性了。不仅他是七贤中的老大哥，同时也因为温润随和的个性，宽容豁达，知人善任的胸怀，以及严谨坚韧的办事态度，成为了竹林聚会的发起和组织者。正如探春，也是大观园诗社的发起人。在刘姥姥第二次游大观园之后，探春生病，宝玉遂送她鲜荔枝和名人墨宝；在高兴地收到礼物之后，探春就产生了缔结诗社的念头。

文人结社，是中国历史上颇有传统雅致的文化活动。结社活动往往发生在文人扎堆的各地政治文化中心，如山涛等人居住的洛阳，不但是竹林聚会的地点，在唐朝就有白居易九老会，在宋也有文彦博耆英会，自山涛等人之后就不断有一代代的文人雅客啸聚于此。文人结社的活动自然就以赏风吟月，饮酒题诗，以及其它能体现文人之诗才思想的风雅之事为主了。当然，结社的文人之间唱酬应答，彼此思想投契，也往往结为较密切的团体。而这种在大自然中结社作诗的活动，最早就可以追溯到这批魏晋玄学的名士们。毕竟，回归大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在灵气和生命力上的和谐统一和春日徜徉在郊外的乐趣是老庄哲学和孔子思想里共同的精神解脱之道。于是聚会于山林，在大自然中找寻人生的真正乐趣和意义，鄙薄那些官迷和伪道学以及浑浊的名利场，对这些崇尚自然厌恶名教的文人名士来说也就成了应有之义。加上届时他们又都是翩翩少年，杂事少时间多，也乐于交友结伴，游山玩水。竹林七贤在洛阳郊外的聚会来往，遂开风气之先，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文人结社活动，竹林七贤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文人之间平等来往而建立的团体，所以让竹林七贤的老大哥山涛探春来组织大观园女儿们的诗社，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而山涛作为竹林七贤聚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他的思想自然也与嵇康等人相仿了，就如前面所说，山涛对老庄之学亦十分精通。所以，山涛也好、探春也罢，都是以自然为尊而不同于俗众的人。就像探春小小年纪就偏爱柳枝儿编的小篮子儿，竹子根儿挖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子儿这样没有被人间工艺过度雕琢修饰，还保留着大自然的淳朴天然之风的物品。

此外，从探春的诗作中的两首咏菊花诗也可以看出，端的是名士风格：

瓶供篱栽日日忙，折来休认镜中妆。长安公子因花癖，彭泽先生是酒狂。
短鬓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
露凝霜重渐倾欹，宴赏才过小雪时。蒂有馀香金淡泊，枝无全叶翠离披。
半床落月蛩声切，万里寒云雁阵迟。明岁秋分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

这里，短鬓、葛巾都是男子的发式和饰品，可见探春的诗完全是从须眉男儿、风雅名士的角度出发而作的，“长安公子因花癖”[3]“彭泽先生是酒狂”[4]都是引用了古代的风流才子杜牧陶渊明等人酒后赏菊的事迹，而且山涛正好也是一个酒量极大的人，一次能喝八斗。相传山涛和晋武帝说过，自己虽然能饮酒，不过到八斗就会醉，武帝就想试他的酒量，准备了八斗酒让山涛喝，而暗地又多添了一些酒，想看看山涛是不是在故意谦虚。而在君臣彼此之间互相提防互不信任的晋国朝廷，山涛一言一行亦十分小心谨慎，所以山涛果然喝八斗就不再喝了。也只有如此，才能得到忌惮臣子，喜欢猜疑的司马家的信任。

另外，最后一句“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恰恰写出了名士在酒酣大醉之后，一路走，一路畅谈，抒发豪迈的情怀，即使被世人侧目讥笑也无所谓的风骨，正是竹林七贤们在聚会时可以大醉淋漓，抒发性情的写照。而第二首诗中，“宴赏才过小雪时”能聚众办宴会，而且宴会的主题还是赏菊这么高雅的事情的人，似乎也只能是古代名士了。“金淡泊”又可以引申为对金钱淡薄，而“离披”有一著名典故，即宋代邵雍诗中“赏花慎勿至离披。离披酩酊恶滋味”，又和名士赏花痛饮之后醉熏熏的样子联系起来了。

而在刘姥姥游大观园一回，我们可以一窥探春房间的布置，也真真是名士气派。首先，名士们对中国文化中的琴棋书画诸艺术应该非常擅长。探春不仅因为擅长书法而在房里设满笔墨纸砚和名人书法，更有米襄阳“烟雨图”这样的千古名画，和白玉比目磬这样象征了上古雅乐礼教和孔子击磬等圣人佳话的乐器，还有菊花这样被高人逸士陶渊明写诗称颂的花，和拔步床上悬着的，象征林间风景的葱绿双绣花卉草虫的纱帐。而黄花梨乃木中良品，大理石的纹路即象征了山水景致，又是石中奇才；所以花梨大理石大案，也确实配得上山涛。而整体朗阔的布局，和颜真卿“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的墨笔，更是点出了纵情山水里，闲适石林中的名士风范。

竹林七贤的思想虽然在本质上是道家的，认同自然之道的至美，反感人间政治的污浊；但是经过汉朝数百年来儒家思想在士大夫中间的推广，在实际人生中，他们的行为决策或者志向抉择也多少会带有儒家思想的印痕。在早年呼朋结伴，啸聚山林的青春时代过去之后，竹林七贤们也不免要踏上各自的光辉前程。作为才华横溢，远近闻名的文人士子们，他们实际上都曾经任过官职。只是激烈如嵇康等人，因为无法认同司马家的统治，而拒绝在司马朝出仕并参与了反对司马一族的政治力量而导致最后被杀；而山涛因为与司马懿夫人张春华的亲族关系而结识司马炎，四十岁时，任郡主簿。大将军司马师执政时，山涛被举荐为秀才，累迁尚书吏部郎。西晋建立后，山涛又历任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职，最终在司马一朝做官三十年至去世。

诚然，对于寒门出身的山涛而言，进入官场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出身低微无依无靠在权力斗争中难免处于劣势之外，还有早年的贫寒带来的匮乏感以及亲人们的攀附利用，也许会让他身居高位以后权欲膨胀或者难以规训家人而难免主动被动走上贪腐之路。这两口向所有试图登上高位的贫家子弟隐隐张开的陷阱，从古至今，不知吞没了多少千辛万苦跳过龙门的寒门才俊。然而山涛探春却在这条荆棘路上，走得稳稳当当，滴水不漏。

说到这里，不禁又想起了贾母带领刘姥姥游大观园时，贾母曾经绕到探春的屋子后面，还说了一句话：“这梧桐开得到好，只是细了些”。

这句话可有什么指代么？当然，《红楼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每一句话都是惜墨如金，只会压缩信息，而绝对不肯来半句虚笔的。如果继续查考和山涛有关的诗词的话，就会发现除了嵇康写过《与山巨源绝交书》以外，还有司马彪为山涛写过一首诗，就叫《赠山涛》。这首诗的大意是：有这样一株高而细的梧桐树，它将自己的弱小躯干寄生于南岳的山崖上；虽然它上可达到云霄之巅，然而身边却紧邻着千仞深渊。身处在这样的境地，真的是孤独而危险啊！它还能在哪里立足呢？然而这棵处身危险的高细梧桐，曾经也被种植在朝阳下，倾开枝叶等待着鸾鸟的光顾。然而今天却不被世俗所利用，在恍恍惚惚之间形势日益拘束。无论是木匠还是乐师都不来光顾。又怎么能有人来把我制作成琴瑟，演奏出美妙的乐曲呢。年年岁岁日夜飞驰，交替得多么快啊！半夜里我夜不能寐，起来抚摸着宝剑徘徊。不禁想起孔子对时光流逝的感叹，悲哀我生命的短促。太阳已经深潜进入幽冥之中，谁又能证明我们这样的人内在的可贵品质呢？

而司马彪也是司马家族一个好学而不被用之人，所以他写这首诗给山涛也是一诗双比，一方面类比自己有才能而不被用，志向高而处境孤独；另一方面也是把山涛比作这棵纤细的梧桐树，虽然志向高洁，又如璞玉浑金，但是出身寒微，夹在各个势力的夹缝中，在各种危险的边缘苟活。

从《诗经》到《庄子》等古代典籍中，梧桐树一直被视作高贵孤傲的象征，这也恰好与文人超脱世俗的心态是一致的。从傅毅到嵇康的作品，无论是写《琴赋》、《琴铭》，还是写《琴赞》，都离不开对梧桐的描写。尤其是嵇康，他的《琴赋》几乎有一半篇幅是在写梧桐，写梧桐外在的孤傲与内在的清高。所以司马彪这首诗才能既明自己心志，也能获得山涛的同感。

而探春屋后这颗梧桐，既然被贾母评为开的好，那定然也是和探春一样高标志远，风姿绰约了；然而，它也和探春一样，因为缺少根基，枝叶纤细而处境危险。可以想象，对于山涛来说，在他仕途上升的每一步里，如果一旦走错，面临的就是万丈深渊，然而他却稳稳地走下来了。

山涛做高官之后，仍正派节俭，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物欲和占有欲来。虽然山涛爵位很高，但是没有养一个姬妾，收到的所有俸禄赏赐，都散给亲戚故人。而山涛因为节俭加上无欲无求，晋武帝每次赏赐他金钱，也就习惯性地给得很少了。而我们记得探春在管理大观园时，也是一举一动十分谨慎，一切按照旧例，甚至不敢给自己的生母多一点银子。

在仕途上，山涛亦曾经和钟会、裴秀这两位都是才华外露，自视甚高的世家子弟一起共过事。钟会裴秀二人互相看不惯，彼此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山涛夹在其中，在权势上也不能和其中任何一方相提并论，所以他既不能得罪任何一方，更不能因为站在一方那边而被另一方怀恨在心，成为先被捏的软柿子。在这样危险而微妙的情形下，山涛竟然真的做到了不偏不倚，完全中立，既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导致另一方觉得不满，也使得二人都对山涛印象很好而对他没有意见。能做到这一点，怕是靠得远远不是讨好和伪装，而只有真正表里如一又心灵澄澈的人才能做到。

山涛能够在各个冲突的势力和权臣之间保得自己周全，不引起他们的一点对自己加害的念头，也是多亏了自己毫无私心私念，一切出于公心的作为。就像探春在贾母因为贾赦要强娶鸳鸯为妾的事情迁怒于王夫人时，主动审时度势，凭着公道之心向贾母为王夫人说情的行为。此举虽然未必能让王夫人把她看做自己人，却也因为也没有得咎，从而在管理大观园时得到了王夫人的任命。

所以，山涛虽然在司马朝出仕。但观山涛在任的言行，却万不能用投机分子或者禄贼来形容他，因为山涛的作为，也完全符合儒家认为君子当齐家治国，立言立功的规范。嵇康和山涛的不同人生选择，就像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说一样，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但都值得君子追求的道而已。

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具有儒家精神的一位，所以他固然有集合好友雅啸山林的一面，也有出仕，为天下苍生立一番事业的高大抱负。就像探春先主导了大观园诗社，号召大家赏花吟诗，又主导了大观园改革，为了改善大观园众人的生活而积极改变一样。

山涛在做官过程中，一直在从事人事工作，他最为人称道的事情是寻访没有被人发现的奇人逸士，提拔起来为朝廷所用。他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意旨，亲作评论介绍此人的优点特长，时人称之为“山公启事”。山涛对各个人才的优点和特长评价精当，让人心悦诚服。而探春引领的大观园改革，是将本来半野生的花草养起来卖掉挣钱，结合《不自弃文》的话，也可以看作是对发现人才、利用人才的一种抽象比喻。而探春亦对黛玉的诗才，迎春的懦弱，惜春的古怪脾气了若指掌，可见其洞察力。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墙砖上的竹林贤士形象

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又必须追溯到山涛在玄学上的深厚修为了。正如嵇康在《养生论》中所提到的符合天道的君子之品行一样：

那些称为君子的人，内心不拘泥于是非，行为却不会违背道义。为何这样说呢？那些元气沉静精神淡泊的人，内心就不会存在骄矜自大；形体豁亮内心通达的人，感情就不会让欲望束缚。内心不存在骄矜自大的想法，所以能超越名教的束缚而和自然之道合一；感情不为欲望所羁绊，所以才能区分高贵与下流之别，心态高尚而贯通天地万物之情。心中充满对天地万物的情感，感情畅通，自然就不会违背大的道义；超越了名教的浅薄层次而进入大自然之真理的世界中，所以就不用拘泥是非而行为理顺情达。因此，评价君子就要以不拘泥是非为主，以通晓万物为美；评论小人就要以隐匿真情为非，以违背大道为缺失。为什么呢？虚心而不拘泥是非，是君子淳厚的行为。因此《大道》中说：‘等到我忘却自身微贱的存在和狭隘的立场后，我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担心烦恼的呢？不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过于贵重的人，就比格外重视自己生命的人要贤良了。由此说来，那至道之人的用心，本来就不需要拘泥于教条而因为情感自然符合天地之道就可以自由发展了。所以说：‘君子在完成他的追求时，是忘记了自身立场的。’这话是多么正确啊！君子的行为自然就是贤良的，并不需要查到相关的规矩法度然后才去行动；随心去做就没有邪念，而不需要议论什么是善恶然后再纠正自己；能自然地表达感情而不拘泥于教条，而不用讨论正确与否再去做。因此君子虽然没有刻意要做好事，而做的事就既贤良又符合法度；逍遥自在随心而行，而内心思想与善就自然相符，潇洒还不拘泥于小节，而干的事情就自然正确。”

也就是说，真正的君子在通晓万物之情和通达天地之美以后，心就与自然之道合一而忘却了自身的存在，从而不会受自身利益和欲望的影响而凭着本心就可以做事而不违背道义。所以，山涛为官之道的成功之处，应该在于常年的老庄道家和玄学思想浸润使他的心态志向之高洁已经摆脱了个人早年的贫困经历给他内心留下的阴影和限制，贫寒的出身给他带来了更多磨砺和见识，却没有让他的心灵偏安于小我之中，而是如大鹏大鲲一样自由搏击在广阔天地之间。

正如王戎对山巨源人格的看法：山涛品格如未雕琢的金玉一样，人们都钦佩它的宝贵，但是没有人能勾勒出它的用途来；没有人能看透山涛极深远的思想境界，也就更不能预测，这样的思想品格能做出如何的贡献了，因为它的可能性是无边无际的。

同时，山涛又一直试图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帮助那些品德高尚的士人，提拔不为人所知但有才德的人，同时在皇帝司马炎询问他意见的时候，从符合正道的角度给出公允的回答。一有机会，山涛就会举荐当年竹林时期的好友和他们的子侄辈做官，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考虑。虽然因此收到了嵇康的绝交信，山涛也没有气馁，而是等数年后时机成熟，就继续推荐他的儿子。

又比如羊祜执政时，有人要陷害裴秀，山涛就厉言正色保护裴秀，因此不合一些权臣之意，受牵连被贬官。山涛也不以为意，而是继续在被贬之地寻访、提拔被埋没的人才。冀州因为发展落后，风俗粗鄙，本无推贤荐才之风。山涛就鉴别选拔隐逸之士，查访贤人，表彰或任命三十多位出众的人，后来都因为他们的出色才干和作为出了名。于是山涛受到百姓士人的仰慕推崇，当地风俗也为之改变。

就像《红楼梦》里，探春既在王夫人被无端迁怒时，允公劝谏贾母；在迎春被仆人欺负时，挺身而出帮迎春痛斥刁仆；在王夫人命令凤姐和王善保家的无故抄捡大观园的时候，对王善保家借势对她的欺辱，给予鲜明的回击。

儒家说，至仁者勇。贾家三小姐探春的厉害，也就是勇气，不是来自她自身的欲望，而是来自她的仁，来自她对贾家的感情；恰恰是因为对家人姐妹仆人的爱之深，才能在虽然熟知她们每个人弱点的同时，依然出于手足家人之情，受不了一点外界对她们无端的侮辱和压制，敢于出头抗争。就像山涛，无论是对和自己绝交甚至写信侮辱自己的好友，还是飞扬跋扈让自己小心翼翼与之共事的昔日同僚，甚至是伴君如伴虎的司马朝皇帝，他都能看到他们无礼傲慢甚至是残忍之下的人性、人心和正直优秀之处，而在关键时刻出来为其仗义执言，也就激发了每个人人性中善的一面。

同时，勇又来自于大智大慧和对国对民更大尺度的爱。在司马炎平定东吴，统一全国之后，就后下诏想收缴全国的兵器和取缔民兵制度，裁剪各州郡的常备军力。司马炎在宣武场上召集众臣讨论自己的计划。而山涛对这一作法极不赞同，就公开向各个大臣尚书谈论兵道的重要性并获得了朝野的一致认同，说“这真是天底下谈论兵道的至理名言呀！”然而，司马炎并没有听。直到八王之乱之后，因为民间没有战斗力，直接被胡人入侵，中华文明遂进入了第一个大乱世。这时候，大家想起来，才纷纷叹息山涛当年说的对，并不禁又感叹说 “山涛从来没有学过孙武和吴起的兵法，为什么他能一语就道破
真相呢？” 王夷甫也感叹到：山涛公真是个本质上就符合天道的人啊！[5]

所以，王夫人及其手下为了“绣春囊”而抄捡大观园的问题，也被敏锐智慧的探春看出了本质，她不仅让丫鬟们严阵以待搜查表示自己的警觉和抗议，并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这是贾府内斗，自杀自灭，最终一败涂地的先兆。虽然她也没有能力改变最后贾府败亡的走向，但其背后的智慧与感情可见一斑。

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说著，不觉流下泪来。

作为竹林玄学名士，年少时也曾有过山野间啸聚时光的山涛，他并不像当年的好友们一样流于放诞怪癖、狂狷抗世或者是消极避世，而是以出世之思想行入世之作为。在自己的身心修为已经远超世俗，对个人层面的得失荣辱完全可以放在一边的基础上，积极地进入官场提拔人才，小心翼翼地弥合人心，团结君臣，在黑暗的社会中努力行出自己的一番道理。实在是结合了道家的超逸高远与儒家兼济天下之壮志方有的不俗之行动。正确的道路往往是最困难的，探春山涛选择的虽然是一条极为艰险困难的荆棘路，但可能却是唯一有可能走出一片天地的路。在逐步走向凄风苦雨，事事惨淡的贾府中，探春一直在努力弥合人和人直接因为误会而产生的矛盾，为贾府开源节流，保护众姐妹们，是一朵在风雨下盛开的红玫瑰花。

而当年的竹林七贤中，能保全者又有几人呢，最典型的是嵇康，嵇康曾经说过山涛是真正懂得自己的人。在时人对嵇康的评价中，山涛这两句最为有名：“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松树既有挺拔之外形，亦有坚韧之意蕴；玉山高大华美又壮丽拔群。这两句虽短，却道出了嵇康遗世独立的高风亮节和孤傲宏伟的思想性格。[6] 然而，无论山涛再如何赏识了解嵇康，也无法改变二人的志趣逐步分道扬镳的命运。不过嵇康后来被治罪，临死前对才十岁的儿子嵇绍说：“有巨源在，你就不是少年丧父的孤儿了。”就像嵇康自己虽然狂放倨傲，但给儿子写的信里却完全是另一番语重心长的教导，让他待人诚恳谦逊，努力入世；嵇康最后对儿子的嘱托，恐怕才反应了他愤世嫉俗而浑身是刺的外表下同样情感奔涌的内心。

可见，尽管命运殊途导致当年彼此相知的挚友被迫绝交，还是有一缕深沉的感情存续在斯的。想来，能聚集起这诸位个性狂傲气质各异的人们在一起谈玄论道，也是非得有深情在其中不可的。而山涛能够成为竹林七贤的盟主和老大哥的原因，大约也源于此。

此后，山涛果然承担起了看顾故友独子嵇绍的重任。嵇绍长大后奉养母亲孝顺，又为人谨慎持重，只是因为父亲获罪，只能静居在家中。而当山涛掌管选举事时，就奏请晋武帝说：“《康诰》上说‘父子罪不相及。’嵇绍的贤能可以和郤缺相比，应当加以任命，请让他任秘书郎。”晋武帝对山涛说：“像您所说的，他能胜任秘书丞，何况秘书郎。”于是下诏征召嵇绍入朝为秘书丞。所以在山涛满含着情感的交流沟通下，杀父之恨给双方带来的疑虑和创伤就这样被皇帝臣子之间的互信之情化解了。

而后到了八王之乱时期，嵇绍随着各个亲王势力奔波流离之后，奉诏去保护晋惠帝。这时朝廷军队正战败于司马颖部队，晋惠帝脸部受伤，身上中了三箭。百官及侍卫纷纷溃逃，只有嵇绍庄重地端正冠带，挺身保卫天子。司马颖的军士赶来，把嵇绍按在马车前的直木上。晋惠帝说：“这是忠臣，不要杀他！” 军士回答道：“奉皇太弟（司马颖
）的命令，只是不伤害陛下一人而已！”于是就杀害了嵇绍。嵇绍的血斑斑点点溅到惠帝的衣服上，惠帝为他的死哀痛悲叹。等到战事平息回朝后，侍从要浣洗御衣，晋惠帝说：“这是嵇侍中的血，不要洗去“，遂穿着血衣上朝。于是，嵇绍对晋惠帝的忠诚之心也换来了晋惠帝的深情纪念。成为那个动荡时代不多的一抹暖色。

无论探春还是山涛，她们的行为都是从至大至公之情出发，试图以情感为基础而在无情残酷之世界里力挽狂澜而建立秩序的，明知其不可为而行之的壮举。而山涛的赤诚之心不但化解了司马炎对嵇康之子嵇绍的忌惮和顾虑，也让嵇绍化解了内心因父亲冤死的产生的痛苦和仇恨而成为忠心于朝廷社稷的臣子，最终在下一代的晋惠帝朝，这忠心升华成为了末世君臣无靠相依，性命相托之时，臣子为皇帝慨然牺牲的至忠之情。此情之深刻纯粹，也让生长于深宫之内不通事理人情而被认为是白痴的晋惠帝，感动哭泣而永不能忘怀，而此情究其来源，竟可追溯到贾家三小姐探春的原型山涛与好友嵇康不因表面意气而动摇的可托付后代命运之衷情和一言一行发乎为国家天下的中正之心的弘毅之情，谁能不说山涛是这个末世不多的至情之人，而《红楼梦》不是“大旨谈情”之作呢？

史书记载，山涛去世于农历三月三日，也就是古代的寒食节和清明节，而按照判词的提示，探春也将在清明节时如风筝一般远嫁，“游丝一断浑无力”，” 清明涕送江边望
，千里东风一梦遥”。再结合探春所作的柳絮诗：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来看，可知作者给山涛探春在此世安排的结局就如《赠山涛》诗里把他比作孤高纤细的梧桐树那样，将因庶出缺乏根基人脉的三小姐比作一根细丝系着的风筝，或者被一点点柳丝拉着的柳絮，只要无情东风稍微一吹，就得被迫放下与亲人的别离之情，飘向未知的远方。

不过《红楼梦》里诸女儿们在贾家衰落之前后的命运，大约也就象征了作者对中华文明中的优秀分子之英魂，在王朝末世时的反应和命运的判断。探春所代表的儒道合一的玄学精神，以及既出世又入世的哲学理念，应是作者心中所钟意的；所以他也一定会给探春一个留下希望的结局：正如探春抽到的花签是充满富贵繁荣之像的“日边红杏依云栽”一样，或许，探春远赴重洋之后，终将在异域文化和人民中间，有自己的一番作为，就和过去的王昭君和现在将来在世界各地奋斗的杰出华人一样。也许，就算是社会改天换地之后，如探春山涛一样积极进取，敢于适应环境并改造环境的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可以立下一番事业的。

言及于此，不由得想到探春在大观园初建起时的题诗《文采风流》，这首诗分明讲的就是那个山水明秀，歌舞鲜艳，人人都如神仙珠玉一般的，文采风流的华夏文明发展至一个灵秀韵致之顶峰的魏晋时代，而通过《红楼梦》这部小说，我们也终得窥其一斑。

秀水明山抱复回，风流文采胜蓬莱。绿裁歌扇迷芳草，红衬湘裙舞落梅。
珠玉自应传盛世，神仙何幸下瑶台。名园一自邀游赏，未许凡人到此来。

参考文献：

《贾探春说的“姬子”辨析》 至真斋主_新浪博客

《晋书》

《世说新语》

[1]（晋书 嵇康传）

[2] 晋书《山涛传》

[3]长安公子:按蔡义江<红诗曲赋评注>说:“疑指唐代诗人杜牧，他是长安人。其《九
日齐山登高》诗有‘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叹落晖’等句，与本诗中多以插菊、饮酒事并提相合。”

[4] 彭泽先生即陶渊明，爱菊花也嗜酒。

[5]参考世说新语识鉴第四。

[6]《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

印象中山涛的形象可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