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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长电报”遏制过苏联,但“更长的电报”解决不了中国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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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未名空间)
美媒:“长电报”遏制过苏联,但“更长的电报”解决不了中国挑战
1946年2月,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了一份数千字
的关于战后苏联理论、政策、行为动机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对策的报告。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长电报”。这封电报,以及他于1947年7月以“X先生”的笔名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观点,使凯南作为“遏制”苏联理论的提出者而闻名。
上周,“一位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试图通过匿名发表文章,来模仿凯南。该前官员据称拥有“与中国打交道的深厚专业知识和经验”。这份被媒体称为
“更长的电报”的报告警告称,中国对美国构成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华盛顿迫切需要一个全面的、两党支持的国家战略来应对这一挑战。但报告对问题的诊断并不像凯南那样准确,提出的对策也不像凯南的那样现实。
作者对北京的战略进行了广泛的总结,指出中国重视该国与美国的力量对比;强调邓小平在冷战结束时的方针,即“韬光养晦”,直到战略条件对中国有利;还强调过去10年来,北京如何根据其对中美力量差距缩小的评估,抓住机会超越这一阶段。
“更长的电报”概述了美国应采取对策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一份“重大国家安全关切”的清单——如军备控制、网络安全、“军事或经济上的咄咄逼人”和“反人类罪”——华盛顿将就这些问题对北京保持持续的压力。文章还详细介绍了许多“公开的战略竞争领域”。在这些领域,美国必须做好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争夺外交影响力、经济及军事优势的准备。
该报告对中国分析存在两个根本性缺陷。其一,作者夸大了中国的战略意图和雄心。中国确实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全球财富、权力和影响力——以及其治理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并始终不渝地追求这一目标。但中国并不是要“摧毁自由主义价值观”,“取代民主资本主义”,以及“成为全球新秩序的中心”。北京会满足于在世界秩序中充当一个而非唯一领导角色。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几乎可以肯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追求这种秩序不可持续且会适得其反。
报告对中国分析的第二个根本性错误是单一地关注中国领导人。作者认为,美国今天面临的来自中国的挑战,几乎完全是由其个人的领导和意识形态思维造成的。这些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当前所有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战略驱动因素早已存在,并限制了中国“与美国合作”的意愿。无论是现任还是以前的中国领导人,都没有按照中国的方式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
“更长的电报”中对美方的讨论也存在两个根本性缺陷。第一个缺陷出现在其对该战略的“首要政治目标”的描述中,即“使中国的精英领导层一致认定:继续在美国主导的现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活动,而不是建立一个对立的秩序,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如果中共希望继续在国内执政,那么不将中国的边界扩大或将其政治模式输出到国外,符合党的最大利益”。这存在很大问题,部分原因是它基于前文提出的无效前提,其中包括一个假设,即中国正在寻求“建立敌对秩序”。上述“首要政治目标”的关键问题在于,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夸大了中国的战略意图以及美国对中国行为和决策的影响力。
报告提出的美国战略的第二个根本性缺陷在于对美国根本重大利益的定义。报告明确称,“美国的核心目标必须是在今后保持美国的全球和区域战略主导地位”,因为“美国的领导地位仍然是维持、加强以及在必要时创造性地重塑自由国际秩序的唯一可靠基础”。问题是,这些目标很多客观上是不可持续、甚至是过时的。不幸的是,由于全球力量平衡的历史性转变,美国不再享有“全球和地区战略主导地位”,这种转变早于特朗普政府上台,而特朗普大大加速了这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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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长电报”遏制过苏联,但“更长的电报”解决不了中国挑战
1946年2月,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了一份数千字
的关于战后苏联理论、政策、行为动机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对策的报告。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长电报”。这封电报,以及他于1947年7月以“X先生”的笔名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观点,使凯南作为“遏制”苏联理论的提出者而闻名。
上周,“一位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试图通过匿名发表文章,来模仿凯南。该前官员据称拥有“与中国打交道的深厚专业知识和经验”。这份被媒体称为
“更长的电报”的报告警告称,中国对美国构成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华盛顿迫切需要一个全面的、两党支持的国家战略来应对这一挑战。但报告对问题的诊断并不像凯南那样准确,提出的对策也不像凯南的那样现实。
作者对北京的战略进行了广泛的总结,指出中国重视该国与美国的力量对比;强调邓小平在冷战结束时的方针,即“韬光养晦”,直到战略条件对中国有利;还强调过去10年来,北京如何根据其对中美力量差距缩小的评估,抓住机会超越这一阶段。
“更长的电报”概述了美国应采取对策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一份“重大国家安全关切”的清单——如军备控制、网络安全、“军事或经济上的咄咄逼人”和“反人类罪”——华盛顿将就这些问题对北京保持持续的压力。文章还详细介绍了许多“公开的战略竞争领域”。在这些领域,美国必须做好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争夺外交影响力、经济及军事优势的准备。
该报告对中国分析存在两个根本性缺陷。其一,作者夸大了中国的战略意图和雄心。中国确实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全球财富、权力和影响力——以及其治理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并始终不渝地追求这一目标。但中国并不是要“摧毁自由主义价值观”,“取代民主资本主义”,以及“成为全球新秩序的中心”。北京会满足于在世界秩序中充当一个而非唯一领导角色。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几乎可以肯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追求这种秩序不可持续且会适得其反。
报告对中国分析的第二个根本性错误是单一地关注中国领导人。作者认为,美国今天面临的来自中国的挑战,几乎完全是由其个人的领导和意识形态思维造成的。这些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当前所有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战略驱动因素早已存在,并限制了中国“与美国合作”的意愿。无论是现任还是以前的中国领导人,都没有按照中国的方式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
“更长的电报”中对美方的讨论也存在两个根本性缺陷。第一个缺陷出现在其对该战略的“首要政治目标”的描述中,即“使中国的精英领导层一致认定:继续在美国主导的现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活动,而不是建立一个对立的秩序,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如果中共希望继续在国内执政,那么不将中国的边界扩大或将其政治模式输出到国外,符合党的最大利益”。这存在很大问题,部分原因是它基于前文提出的无效前提,其中包括一个假设,即中国正在寻求“建立敌对秩序”。上述“首要政治目标”的关键问题在于,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夸大了中国的战略意图以及美国对中国行为和决策的影响力。
报告提出的美国战略的第二个根本性缺陷在于对美国根本重大利益的定义。报告明确称,“美国的核心目标必须是在今后保持美国的全球和区域战略主导地位”,因为“美国的领导地位仍然是维持、加强以及在必要时创造性地重塑自由国际秩序的唯一可靠基础”。问题是,这些目标很多客观上是不可持续、甚至是过时的。不幸的是,由于全球力量平衡的历史性转变,美国不再享有“全球和地区战略主导地位”,这种转变早于特朗普政府上台,而特朗普大大加速了这种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