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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益阳62岁老人投江背后:预售床位如何跳出“非法集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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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回复:2021年1月31日 13点3分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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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uagua1220
接近 4 年
楼主 (未名空间)
https://news.sina.com.cn/o/2021-01-29/doc-ikftpnny2601831.shtml
“一会儿给你看些资料,你看完也会心动的。”
话落,53岁的王琳发来一些链接和图片,有当地媒体的宣传报道、领导莅临指导的现场照片,也有参与者拍摄的庆典活动视频。而这所有资料的主角只有一个:湖南益阳纳诺老年公寓。
2018年,王琳从邻居那儿得知纳诺,说是3万块可以预订一个养老床位。“我只有
一个女儿,在我们那儿,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王琳告诉笔者,她和丈夫商量着,两人先在家相伴养老,一人去世之后,剩下的另一个人住进养老院,“起码不会死在家里没人知道”。
随后,3万,5万,11万,29万,在纳诺工作人员“钱存得越多,之后入住折扣越大”的说辞下,王琳把夫妻俩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
2020年7月17日,纳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半年后,2021年1月21日,一条视频在网上发酵。视频中,62岁的曹某林纵身从湖南益阳资江大桥跳下。据发视频的刘一木介绍,老人生前以做杂工为主,攒了一辈子的17万积蓄被纳诺骗光,维权无门,心生绝望。
在我国,养老行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割裂”现状:高端养老门槛高,公办养老床位少。而盘踞在中间的民办养老则难免面临“回本周期长”的难题。在此背景下,预售/预租养老床位成了低成本获取资金的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是否必然导致暴雷?当房地产等企业开始进入养老行业、谋求新的增长点时,养老产品“金融化衍变”的趋势意味着什么?养老难题下,我们又能为老年人做些什么?
风波
1月21日下午4点,刘一木发了一条微博。
视频里,62岁的曹某林脱下身上本就单薄的衣服,从益阳资江大桥纵身一跃,跳入30米下的江水中。
“当人没办法解决问题时,就只能解决自己。”有媒体人如是评论。而曹某林无法解决的,是“投了17万进养老机构,打了水漂”的维权无望,“被立案侦查定性为‘投资受损人’”的无奈,抑或“老伴病情恶化,家里拿不出医疗费”的绝境。
微博发出后,随即收获了8万多次转发、7千多条评论和十多万点赞。随后,《中国新闻周刊》跟进报道此事,“湖南益阳老人跳江事件调查”分别登上微博热搜、热议榜,以及知乎平台热榜首位。
而舆论的中心,除了曹某林,还有益阳市纳诺老年公寓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纳诺公司”)。天眼查显示,纳诺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
老年人养老服务、休闲垂钓等。
2017年1月,在纳诺公司的基础上,益阳光辉颐养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成立。公司开
业的场景还一度登上《益阳新闻联播》。随后,湖南省红十字协会、益阳红十字协会领导出席了开业庆典。
“怎么会是骗局呢?”2020年7月8日,王琳听说“纳诺公司出事了”,但她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当时,她只听闻有人把钱放进去了一年、两年,但到期后取不出来。还有人说,当年4月份就开始有人“在维权”,只是他们住在镇上的不知道而已。
9天后,王琳信了。当天,益阳市公安局资阳分局发布公告称,已对纳诺公司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已抓获包括该公司法人代表在内的多名犯罪嫌疑人。看到新闻的瞬间,王琳形容自己“想死的心都有了”。
笔者在湖南红网“百姓呼声”栏目以“纳诺”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有19条受害者投诉。其中一条投诉写到,“纳诺公司非法集资4亿元以上,欺骗近4000名益阳老年人
”。
当地维权志愿者刘一木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除纳诺外,夕阳红、胭脂湖、阁老、怡心苑、颐和寿康、衡福海等十余家预售型养老机构“全线暴雷”。
自《中国新闻周刊》后,全国各地媒体纷纷赶往益阳当地,从不同侧面试图还原跳桥者曹某林的绝望,以及“预售养老床位”模式的套路和暴雷点。
1月25日,刘一木退出了曾由他组建的受害者维权群。群里,有人无奈称“只留下
一地鸡毛”,也有人呼吁选出顶替者,带领大家继续推进维权事宜。
北京天平(长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京成告诉笔者,立案后,公安机关会通过银行流水、询问受害者、核对财务账本等方式进行侦查取证,再将案件移交至检察院审查起诉,由法院作出判决。
“如果对方资金链断裂,也就无法履行实际的民事判决。”在刘京成看来,公安机关能做的,是组织受害者做好债权登记,把能追到的财产“按剩余比例返还给受害者”。此外,刘京成还提醒,有承接集体诉讼维权案的律师,但非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受害者这边的少,“要注意防范不法分子利用起诉捞一笔”。
痛点
“信息不对称,加上恐慌,导致老人有时候做出一些外人看来很愚蠢的行为。但我们要进入到他们的状态,看到他们的恐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陈永杰告诉笔者,过去十年,来自房地产等行业的资本开始进入养老行业,并在过程中“不断在媒体上、在老年人的信息渠道里夸大养老危机”。
制造恐慌的结果便是,“用家底换一个养老床位”成为了普遍操作。2015年,“北大教授钱理群卖房住养老院”的新闻引发热议,该话题在知乎上获得76万余次浏览。而社会资本在进入养老行业的时候,显然还抓住了老人的另一个痛点:没人照顾,不想麻烦子女。
王琳只有一个女儿。在他们当地,“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没事儿尽量不麻烦。于是,王琳在听到可以预订养老床位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订了一个。她计划着,老两口先在家里相伴养老,其中一个人去世后,剩下的另一个人住进去,“起码不会死在家里没人知道”。
而在《南风窗》的报道里,跳桥身亡的曹某林性格里有些“缺爱”,却偏偏组建了一个复杂且结构不稳定的家庭。妻子带着一儿一女跟他再婚,子女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父子、夫妻关系不和。
抓住老年人的痛点后,针对性营销套路就开始了。
“百姓呼声”上的一则投诉里写到,受害者在公园闲逛时遇到一对和蔼可亲的年轻男女,“他们一口一个叔叔阿姨,说自己是益阳市办的最好的纳诺养老机构的业务员,要了我们的手机号,一有活动就会邀请我们参加”。
刘一木则将营销套路总结为:给老人小恩小惠,混熟后降低老人的风险意识。平时搞活动送礼物,让老人有便宜可占,“让老人觉得他们(工作人员)比亲人还亲”。更甚者,工作人员还会扮演苦情戏,说业绩压力大,完不成任务没工资,“让老人觉得有亏欠,不帮不行”。
起初,王琳投3万元预订了一个床位。随后,工作人员告诉她,交5万元可以签《至尊养老服务合同》,不仅到期后可以悉数拿回全部的钱,还能在合同有效期内享受单个床位价(1480元)七折的福利。
随后,在“投的越多,福利越多”说辞的引导下,王琳总共投了29万,签订了三个不同的合同,这是她老公在外打工20多年后“家里所有的积蓄”。
“群体性的不幸,不能依靠中奖似的舆论关注去解决问题。”这是知乎上“如何看待湖南益阳老人跳江事件”这个问题下某个答主的回答。事实上,在媒体将聚光灯对准湖南益阳之前,养老院暴雷事件就已经在不同的地方发生了。
2017年,湖南永州市老年公寓暴雷,老人家属在网上求助。2018年,上海大爱城项目暴雷,近2000名老人被卷走5.2亿元。同年,上海康乐福养老院通过所谓“预订养老
服务”合同向公众收取“会员费”性质的高额费用,承诺回报率达9%~12%,涉嫌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
MEDMET中国区CEO张胡斌从事养老行业十余年。他向笔者描述了养老机构暴雷的另
一个侧面。
在南京、天津、武汉、长沙等地及周边很多以轻工业为核心的小城市,聚集着大量的低收入退休人员。“50年代的婴儿潮导致这一代人刚好60~70岁,退休金不高,但还有一点积蓄。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主动把钱给养老机构”。张胡斌告诉笔者,这就是一种赌博心理,看能不能在养老院跑路前跑掉,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挣钱方法。更甚者,有些老人在被骗过后,还会追逐这些项目,“因为他们知道,至少在头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项目是安全的”。
养老产业化
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社会。随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快。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2.6%。
为了推动养老业发展,2015年2月,民政部、发改委等10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
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而随着民间资本的进入,养老行业开始出现“金融化”的苗头。其中,最为频繁出现的当属“预售/预租养老床位”模式。
宁娜2016年进入养老行业,她告诉笔者,这种预订模式在行业内近年来非常常见。比如,老人从55岁开始投资,提前预订床位,但不立刻住进去,租给其他老人。“其他老人在使用(床位)的时候会产生收益,行业内称为‘房间权益’类养老产品,是一种类金融产品。”
2016年,《中国民政》发表《广东“泰成逸园”被质疑预售炒“床” 不要让养老
事业变了味道》一文。文中,“泰成逸园”总经理周明萌曾对记者表示,市民购买的只是床位使用权,可以通过转租赚取一定的资金,是一种“以房养老”的方式。
对此,《中国青年报》发文表示,在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诸多民生行业中,商业运作模式已相当成熟。养老院床位可租可卖,如果搞好了,能对丰富和培育市场需求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陈永杰则对养老产业化的提法始终持保守观点。他告诉笔者,我国教育和医疗行业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在“已有的庞大公共部门”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市场化以前,我国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公办学校和公立医院。
养老行业则不然。“公办养老院规模小,服务能力份额低,市场力量好像越来越主导了养老服务行业”。在陈永杰看来,市场力量的形成,归因于“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志愿组织”。换句话说,当成规模的志愿组织背后站着资本时,十部委倡导的“社会力量”基本等同于市场力量,“逐利”成了首要目标。
宁娜告诉笔者,当以房养老相关的金融产品出现的时候,养老行业已经有了金融化的产品,和长租产品类似,是固定资产金融化的手段。理性而言,该模式不必然导致暴雷,不排除机构自身运营金融产品能力不足,或者自身想走灰色地带,想赚快钱的可能性。
张胡斌也告诉笔者,尤其对面临重资产投入在前收入在后、且“贷款难”的中小型民办养老机构而言,预售/预租养老床位是低成本获取资金的一种方式。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对养老机构为弥补设施建设资金不足,通过销售预付性质“会员卡”等形式进行营销的,按照包容审慎监管原则,明确限制性条件,采取商业银行第三方存管方式确保资金管理使用安全。
“关键就在于监管。”在陈永杰看来,养老行业当前“游走于不同监管领域的空隙之间”,如果是养老房地产,应该由房地产管理部门监管,如果包装成金融产品,则需要由金融部门来监管。
“现在的养老产品打着养老的名义,给原来的监管部门(民政)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而民政部恰好是整个政府体系里的‘弱势’部门。”陈永杰告诉笔者,原本只是监管小型社会组织、慈善团体的民政部门显然没有“专业上的能力、资本上的实力和社会上的影响力”来协调、抗衡大资本进入养老领域,需要包括银保监会、住建部在内的部门进行跨领域监管。
而对于养老产业终端的老人而言,陈永杰认为,短期来看,政府应该不断将“定心丸”给老人,破解恐慌,比如通过公益广告的形式对长护险改革进行宣传。长远来看,“用市场化的手段推动养老行业发展”或许应该得到某种改变或制约。
w
wwwhu
接近 4 年
2 楼
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
养老成为新的GDP增长发动机,规范了就好了。
M
MTWASH
接近 4 年
3 楼
本站五毛天天就知道航母飞机,哪会关心社会公义
【 在 guagua1220 (guagua) 的大作中提到: 】
: https://news.sina.com.cn/o/2021-01-29/doc-ikftpnny2601831.shtml
: “一会儿给你看些资料,你看完也会心动的。”
: 话落,53岁的王琳发来一些链接和图片,有当地媒体的宣传报道、领导莅临指导的
: 现场照片,也有参与者拍摄的庆典活动视频。而这所有资料的主角只有一个:湖南益阳
: 纳诺老年公寓。
: 2018年,王琳从邻居那儿得知纳诺,说是3万块可以预订一个养老床位。“我只有
: 一个女儿,在我们那儿,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王琳告诉笔者,她和丈夫商
: 量着,两人先在家相伴养老,一人去世之后,剩下的另一个人住进养老院,“起码不会
: 死在家里没人知道”。
: 随后,3万,5万,11万,29万,在纳诺工作人员“钱存得越多,之后入住折扣越大
: ...................
r
roygreat
接近 4 年
4 楼
17W也就是34W贴。2~3年的工作量。
【 在 MTWASH (83) 的大作中提到: 】
: 本站五毛天天就知道航母飞机,哪会关心社会公义
a
asshole
接近 4 年
5 楼
可惜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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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给你看些资料,你看完也会心动的。”
话落,53岁的王琳发来一些链接和图片,有当地媒体的宣传报道、领导莅临指导的现场照片,也有参与者拍摄的庆典活动视频。而这所有资料的主角只有一个:湖南益阳纳诺老年公寓。
2018年,王琳从邻居那儿得知纳诺,说是3万块可以预订一个养老床位。“我只有
一个女儿,在我们那儿,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王琳告诉笔者,她和丈夫商量着,两人先在家相伴养老,一人去世之后,剩下的另一个人住进养老院,“起码不会死在家里没人知道”。
随后,3万,5万,11万,29万,在纳诺工作人员“钱存得越多,之后入住折扣越大”的说辞下,王琳把夫妻俩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
2020年7月17日,纳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半年后,2021年1月21日,一条视频在网上发酵。视频中,62岁的曹某林纵身从湖南益阳资江大桥跳下。据发视频的刘一木介绍,老人生前以做杂工为主,攒了一辈子的17万积蓄被纳诺骗光,维权无门,心生绝望。
在我国,养老行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割裂”现状:高端养老门槛高,公办养老床位少。而盘踞在中间的民办养老则难免面临“回本周期长”的难题。在此背景下,预售/预租养老床位成了低成本获取资金的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是否必然导致暴雷?当房地产等企业开始进入养老行业、谋求新的增长点时,养老产品“金融化衍变”的趋势意味着什么?养老难题下,我们又能为老年人做些什么?
风波
1月21日下午4点,刘一木发了一条微博。
视频里,62岁的曹某林脱下身上本就单薄的衣服,从益阳资江大桥纵身一跃,跳入30米下的江水中。
“当人没办法解决问题时,就只能解决自己。”有媒体人如是评论。而曹某林无法解决的,是“投了17万进养老机构,打了水漂”的维权无望,“被立案侦查定性为‘投资受损人’”的无奈,抑或“老伴病情恶化,家里拿不出医疗费”的绝境。
微博发出后,随即收获了8万多次转发、7千多条评论和十多万点赞。随后,《中国新闻周刊》跟进报道此事,“湖南益阳老人跳江事件调查”分别登上微博热搜、热议榜,以及知乎平台热榜首位。
而舆论的中心,除了曹某林,还有益阳市纳诺老年公寓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纳诺公司”)。天眼查显示,纳诺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
老年人养老服务、休闲垂钓等。
2017年1月,在纳诺公司的基础上,益阳光辉颐养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成立。公司开
业的场景还一度登上《益阳新闻联播》。随后,湖南省红十字协会、益阳红十字协会领导出席了开业庆典。
“怎么会是骗局呢?”2020年7月8日,王琳听说“纳诺公司出事了”,但她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当时,她只听闻有人把钱放进去了一年、两年,但到期后取不出来。还有人说,当年4月份就开始有人“在维权”,只是他们住在镇上的不知道而已。
9天后,王琳信了。当天,益阳市公安局资阳分局发布公告称,已对纳诺公司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已抓获包括该公司法人代表在内的多名犯罪嫌疑人。看到新闻的瞬间,王琳形容自己“想死的心都有了”。
笔者在湖南红网“百姓呼声”栏目以“纳诺”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有19条受害者投诉。其中一条投诉写到,“纳诺公司非法集资4亿元以上,欺骗近4000名益阳老年人
”。
当地维权志愿者刘一木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除纳诺外,夕阳红、胭脂湖、阁老、怡心苑、颐和寿康、衡福海等十余家预售型养老机构“全线暴雷”。
自《中国新闻周刊》后,全国各地媒体纷纷赶往益阳当地,从不同侧面试图还原跳桥者曹某林的绝望,以及“预售养老床位”模式的套路和暴雷点。
1月25日,刘一木退出了曾由他组建的受害者维权群。群里,有人无奈称“只留下
一地鸡毛”,也有人呼吁选出顶替者,带领大家继续推进维权事宜。
北京天平(长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京成告诉笔者,立案后,公安机关会通过银行流水、询问受害者、核对财务账本等方式进行侦查取证,再将案件移交至检察院审查起诉,由法院作出判决。
“如果对方资金链断裂,也就无法履行实际的民事判决。”在刘京成看来,公安机关能做的,是组织受害者做好债权登记,把能追到的财产“按剩余比例返还给受害者”。此外,刘京成还提醒,有承接集体诉讼维权案的律师,但非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受害者这边的少,“要注意防范不法分子利用起诉捞一笔”。
痛点
“信息不对称,加上恐慌,导致老人有时候做出一些外人看来很愚蠢的行为。但我们要进入到他们的状态,看到他们的恐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陈永杰告诉笔者,过去十年,来自房地产等行业的资本开始进入养老行业,并在过程中“不断在媒体上、在老年人的信息渠道里夸大养老危机”。
制造恐慌的结果便是,“用家底换一个养老床位”成为了普遍操作。2015年,“北大教授钱理群卖房住养老院”的新闻引发热议,该话题在知乎上获得76万余次浏览。而社会资本在进入养老行业的时候,显然还抓住了老人的另一个痛点:没人照顾,不想麻烦子女。
王琳只有一个女儿。在他们当地,“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没事儿尽量不麻烦。于是,王琳在听到可以预订养老床位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订了一个。她计划着,老两口先在家里相伴养老,其中一个人去世后,剩下的另一个人住进去,“起码不会死在家里没人知道”。
而在《南风窗》的报道里,跳桥身亡的曹某林性格里有些“缺爱”,却偏偏组建了一个复杂且结构不稳定的家庭。妻子带着一儿一女跟他再婚,子女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父子、夫妻关系不和。
抓住老年人的痛点后,针对性营销套路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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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木则将营销套路总结为:给老人小恩小惠,混熟后降低老人的风险意识。平时搞活动送礼物,让老人有便宜可占,“让老人觉得他们(工作人员)比亲人还亲”。更甚者,工作人员还会扮演苦情戏,说业绩压力大,完不成任务没工资,“让老人觉得有亏欠,不帮不行”。
起初,王琳投3万元预订了一个床位。随后,工作人员告诉她,交5万元可以签《至尊养老服务合同》,不仅到期后可以悉数拿回全部的钱,还能在合同有效期内享受单个床位价(1480元)七折的福利。
随后,在“投的越多,福利越多”说辞的引导下,王琳总共投了29万,签订了三个不同的合同,这是她老公在外打工20多年后“家里所有的积蓄”。
“群体性的不幸,不能依靠中奖似的舆论关注去解决问题。”这是知乎上“如何看待湖南益阳老人跳江事件”这个问题下某个答主的回答。事实上,在媒体将聚光灯对准湖南益阳之前,养老院暴雷事件就已经在不同的地方发生了。
2017年,湖南永州市老年公寓暴雷,老人家属在网上求助。2018年,上海大爱城项目暴雷,近2000名老人被卷走5.2亿元。同年,上海康乐福养老院通过所谓“预订养老
服务”合同向公众收取“会员费”性质的高额费用,承诺回报率达9%~12%,涉嫌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
MEDMET中国区CEO张胡斌从事养老行业十余年。他向笔者描述了养老机构暴雷的另
一个侧面。
在南京、天津、武汉、长沙等地及周边很多以轻工业为核心的小城市,聚集着大量的低收入退休人员。“50年代的婴儿潮导致这一代人刚好60~70岁,退休金不高,但还有一点积蓄。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主动把钱给养老机构”。张胡斌告诉笔者,这就是一种赌博心理,看能不能在养老院跑路前跑掉,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挣钱方法。更甚者,有些老人在被骗过后,还会追逐这些项目,“因为他们知道,至少在头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项目是安全的”。
养老产业化
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社会。随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快。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2.6%。
为了推动养老业发展,2015年2月,民政部、发改委等10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
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而随着民间资本的进入,养老行业开始出现“金融化”的苗头。其中,最为频繁出现的当属“预售/预租养老床位”模式。
宁娜2016年进入养老行业,她告诉笔者,这种预订模式在行业内近年来非常常见。比如,老人从55岁开始投资,提前预订床位,但不立刻住进去,租给其他老人。“其他老人在使用(床位)的时候会产生收益,行业内称为‘房间权益’类养老产品,是一种类金融产品。”
2016年,《中国民政》发表《广东“泰成逸园”被质疑预售炒“床” 不要让养老
事业变了味道》一文。文中,“泰成逸园”总经理周明萌曾对记者表示,市民购买的只是床位使用权,可以通过转租赚取一定的资金,是一种“以房养老”的方式。
对此,《中国青年报》发文表示,在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诸多民生行业中,商业运作模式已相当成熟。养老院床位可租可卖,如果搞好了,能对丰富和培育市场需求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陈永杰则对养老产业化的提法始终持保守观点。他告诉笔者,我国教育和医疗行业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在“已有的庞大公共部门”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市场化以前,我国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公办学校和公立医院。
养老行业则不然。“公办养老院规模小,服务能力份额低,市场力量好像越来越主导了养老服务行业”。在陈永杰看来,市场力量的形成,归因于“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志愿组织”。换句话说,当成规模的志愿组织背后站着资本时,十部委倡导的“社会力量”基本等同于市场力量,“逐利”成了首要目标。
宁娜告诉笔者,当以房养老相关的金融产品出现的时候,养老行业已经有了金融化的产品,和长租产品类似,是固定资产金融化的手段。理性而言,该模式不必然导致暴雷,不排除机构自身运营金融产品能力不足,或者自身想走灰色地带,想赚快钱的可能性。
张胡斌也告诉笔者,尤其对面临重资产投入在前收入在后、且“贷款难”的中小型民办养老机构而言,预售/预租养老床位是低成本获取资金的一种方式。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对养老机构为弥补设施建设资金不足,通过销售预付性质“会员卡”等形式进行营销的,按照包容审慎监管原则,明确限制性条件,采取商业银行第三方存管方式确保资金管理使用安全。
“关键就在于监管。”在陈永杰看来,养老行业当前“游走于不同监管领域的空隙之间”,如果是养老房地产,应该由房地产管理部门监管,如果包装成金融产品,则需要由金融部门来监管。
“现在的养老产品打着养老的名义,给原来的监管部门(民政)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而民政部恰好是整个政府体系里的‘弱势’部门。”陈永杰告诉笔者,原本只是监管小型社会组织、慈善团体的民政部门显然没有“专业上的能力、资本上的实力和社会上的影响力”来协调、抗衡大资本进入养老领域,需要包括银保监会、住建部在内的部门进行跨领域监管。
而对于养老产业终端的老人而言,陈永杰认为,短期来看,政府应该不断将“定心丸”给老人,破解恐慌,比如通过公益广告的形式对长护险改革进行宣传。长远来看,“用市场化的手段推动养老行业发展”或许应该得到某种改变或制约。
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
养老成为新的GDP增长发动机,规范了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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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guagua1220 (guagua) 的大作中提到: 】
: https://news.sina.com.cn/o/2021-01-29/doc-ikftpnny2601831.shtml
: “一会儿给你看些资料,你看完也会心动的。”
: 话落,53岁的王琳发来一些链接和图片,有当地媒体的宣传报道、领导莅临指导的
: 现场照片,也有参与者拍摄的庆典活动视频。而这所有资料的主角只有一个:湖南益阳
: 纳诺老年公寓。
: 2018年,王琳从邻居那儿得知纳诺,说是3万块可以预订一个养老床位。“我只有
: 一个女儿,在我们那儿,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王琳告诉笔者,她和丈夫商
: 量着,两人先在家相伴养老,一人去世之后,剩下的另一个人住进养老院,“起码不会
: 死在家里没人知道”。
: 随后,3万,5万,11万,29万,在纳诺工作人员“钱存得越多,之后入住折扣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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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MTWASH (83) 的大作中提到: 】
: 本站五毛天天就知道航母飞机,哪会关心社会公义
可惜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