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UBI政策的失败

在2018年12月，举世闻名的芬兰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UBI）实验草草结束。结果蛮在
预料之中，早在八个月前，该试点计划就已被各家媒体广泛报道和评论。而且实际上，政府也很早宣布不会延长该计划继续下去。从2017年1月到2018年12月，芬兰社保署
Kela（Kansaneläkelaitos）每月向2000名失业人员发放560欧元（约640美元）的补助金——关键附加条件，唯一的要求是参与者必须在25岁到58岁之间，且他们必须接受最低水平的失业保险。假如他们整整两年也没有工作，或者在2017年1月2日之前找到了一份工作，每月也会继续收到支票补助金。实验时隔近一年，现在似乎是一个回顾和分析无疑是一次大胆的政策试验的好时机。（原文2019发布）芬兰开展的此项目是世界首个国家随机对照试验，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无条件将基本收入系统(尽管是部分的
，而不是普遍的，这在后面会继续提及原因)纳入其社会保障网络。而在发展中国家，
已经有许多关于基本收入的实验，将援助作为更具针对性和更高效的手段。在芬兰此实验的前面最接近的历史先例是20世纪后期北美加美两国。1968年至1982年期间，美国政府在4个州和地方开展负所得税实验(NIT)，加拿大马尼托巴省也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基本收入实验。在美国方面，其中一些实验取得很大成功，理论受到热烈欢迎，以至于尼克松总统通过他的家庭援助计划中提到了真正实际上的负所得税。（但后来因为触及美国南部和东部一些权势集团的利益遭到政治反弹，因而最后胎死腹中而放弃。）总体而言，北美实验与芬兰实验面临着类似的方案设计和意识形态问题。到1985年，所有实验都宣告结束，而盛行的政治和经济情绪急剧转向减少社会保障支出。这项为期两年的实验说是承诺将基本收入纳入政府社保主流。然而，结局就和它的前辈一样。2019年上半年，芬兰政府的社会科学家将开始分析这两年的数据价值，重要发现无疑会发布。（实际上已经发布了）尽管如此，过去一年对于芬兰和世界各地的基本收入倡导者来说是最为艰难的一年。活动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都希望从这个曾经充满未来的实验中捡起碎片，试图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时，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基本收入在芬兰失败了?简述芬兰基
本收入历史要理解基本收入为何失败，不妨从一些历史背景入手。基本收入如今被硅谷的科技大亨(以及总统候选人杨安泽)视为一个热门的新想法，但在芬兰，这几乎算不上什么新概念。40多年来，芬兰主流政党一直在讨论基本收入问题。在之前的迭代中，它被称为公民的工资或公民的收入。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芬兰四大政党中的两个——绿党和中间党，开始讨论此方案。因而之后成立一个由所有主要政党和利益相关方成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并起草一本关于在芬兰实现基本收入的可能性的书。名为《基本收入：公民工资》（Basic Income: Citizen’s Salary,）的书，于1992年出版。遗憾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芬兰陷入了上世纪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潮之一，所以那时不太是提出激进支出提案的恰当时机。与那时期的大多西方国家一样，芬兰放弃了凯恩斯主义，转而采取紧缩政策来解决衰退危机。早期工作组成员、芬兰长期倡导基本收入的人士之一扬·奥托·安德松（Jan Otto Andersson）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经历凸显了基本收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当经济形势好时，政府会说“我们不需要这种东西。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等等”。然后，当出现一场深刻危机时，就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危机，他们又会说“我们没有钱，负担不起这支出。”芬兰最终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中复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基本收入开始重新成为流行的政策理念，尤其是在绿党内部。在2007年议会选举前，绿党就委托社会科学家佩尔蒂·洪卡宁设计一项基本收入提案。一些人满怀希望地盼望这会成为芬兰的基本收入时代。但正如人们可能猜到那样，同样的故事再次上演，随着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一理念又再次空空了。八年后芬兰仍从这场金融灾难中艰难回血。又因为使用欧元、对俄罗斯(芬兰最
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的国际贸易制裁，以及诺基亚的破产，到2014年芬兰的失业率仍为8.7%。相同情况下，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6.7%，芬兰的邻国——挪威(3.5%)和丹麦(6.6%)都开始开始反弹了为了应对这种经济停滞的情绪。芬兰中间党在2015年的选举中
承诺尝试基本收入政策。而在2015年4月中间党在选举中获胜后，从2017年1月开始UBI
试点实验，但到2018年4月，政府已经决定不再继续。那么，对这项长期存在的理念的
政府支持是如何在短短三年内心灰意冷的呢？答案或许因人而异，但就目前而言，往往主要是那三个：党派政治、官僚制约和社会规范里对福利的“有条件性”。下面我们将围绕着三点深入探讨。政治层面要知道，芬兰政治最大的决定性特征便是那多党议会制，在同时存在四五个大党的情况下，一个政党想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几乎是痴心妄想。例如，当中间党在2015年“赢得”选举时，他们其实是赢得了略高于21%的选票。过去20
年的芬兰选举中，领先的政党也只是赢得了20%至25%的选票，这种模式在芬兰选举历史里中极为相同一致。结果，所有的议会选举都会导致联合政府的形成。有时这种组建联合政府的需要还会让左翼和右翼政党之间出现一些令人惊讶的合作关系。例如在1995年至2003年间，那时芬兰联合政府由中右翼民族联合党（NCP）、社会民主党（SDP）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等组成。一般来说，芬兰人就会说，他们的选举制度培养了政党之间的妥协宽容的政治文化。然而就算有这种妥协和建立政治联盟的政治文化，两党之间仍存在非常现实的意识形态分歧。中央党以前是农民联盟，代表了芬兰的许多农民和农村利益。鉴于农村地区的收入相对较低，且往往不稳定，中央党在社会福利计划方面的立场往往支持普遍的、统一税率的福利，而不是更多的以收入或增加就业为基础的福利计划。相比之下，与工会关系密切的社会民主党自由派和主张传统自由市场原则的右翼政党民族联合党，都宣称支持“工作文化”，寻求加强以就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障计划。设计芬兰基本收入实验的研究团队负责人奥利·坎加斯（Olli Kangas）向我们描述了这种
城乡鸿沟在养老金问题上的历史表现，它如何继续影响今天的政治的：“我们之所以拥有由工会和雇主联合会管理与收入相关的补助金，正是因为我们在1937年通过的第一部国家养补助金是完全基于缴税。其目的是让个人将收入的2%存入补助基金然后根据基金支付补助金，这是完全基于供款的，完全资金化的，完全固定缴款制度。”但在1956年，议会决定改革整个体制，将所有供款按统一利率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工会和城市工人或就业者的代表认为这将他们的收入从他们的口袋转移到农村，农村大部分是农民，他们几乎什么也没有供多少款。而工会也不会依赖农民。”正因为这段政治历史，全民统一福利和以就业为基础的社会政策之的分歧是芬兰体制的核心矛盾。它在许多政策辩论（例如，托儿津贴、失业保险、养老金等）中发挥作用。因此，这也被证明是围绕基本收入的政治辩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本质上讲，中间党就是将基本收入视为另一项全民、统一的福利政策，这会促进所有芬兰人的就业，而社民党则将其视为削弱以收入供款为基础的失业保险制度手段。正如社会保障被称为美国政坛的“第三轨”一样，在芬兰以收入为基础的失业救济制度有时也被视为不可触碰之策。这些福利由工会和雇主联合会收集和管理，关是工会就代表了近十分之七的芬兰工人，奥利·坎加斯认为，工会可能是芬兰政治中最有影响力的声音。公平地说，工会大多确实从经济考量表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工会联合会SAK首席经济学家伊尔卡·考科兰塔阐明了他们的观点：“个实
验的问题在于成本。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政府的预算赤字会增加到GDP的5%左右。
这个实验不涉及任何增税，只单纯引入了一项新福利，所当然会是高昂开销。一个现实的基本收入与为其提供资金的增税相结合，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了。我担心的是，这种成本中立、经济可行的基本收入模式实际上会降低人们对工作的积极性，因为这样做税率会高出很多，就会使其对工作的激励不如我们目前的制度，与许多基本收入人士的论点背道而驰。”让中间党雪上加霜的是，困扰基本收入的政治障碍不仅来自反对党，也来自联合政府自身内部的内讧。 2015年选举后，中央党与民族联合党和正统芬兰
人组成联盟。按照芬兰的惯例，由于民族联合党排名第二，被委任财政部长一职，财政部长在芬兰被认为是继总理之后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职位。在计划实验期间，民族联合党成员彼得里·奥尔波（Petteri Orpo）是财政部长，也是基本收入实验的强烈反对者，他一直利用自己在内阁的地位来破坏这项UBI实验。例如正如考科兰塔上面提到的，
对基本收入项目实验的一个主要批评就是它不包括任何税收。芬兰智囊团Tänk的
创始人，也是总理办公室的芬兰实验工作组资深专家马库斯·卡内尔瓦( Markus
Kanerva)推测:“我认为他们在实验中没有开展征税的原因是税务部门对这项基本收入
实验没有丝毫兴趣。也不清楚是否又是因为财政部长来自民族联合党，他们和基本收入的想法根本没有多大利害关系。在左右两边的攻击下，中间党最终意识到坚持这一有争议的实验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并最终放弃。官僚机构尽管上述政治层面叙事能够解释这项实验的成败缘由，但是这里也得说清楚官僚机构也成为失败的重大因素，从官僚设计和执行的角度来看，存在两大制约因素：时间不足和预算有限。Kela变更前的管理主任与基本收入实验的负责人马留卡·图鲁宁（Marjukka Turunen）解释规定给研究和实施组在时间表内完成任务几乎不可能：：“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因为基本收入实验的决定是在2016年5月作出的，这项试验又必须在2017年初开始。只有几个月的有限时间，
因为它必须要拿到议会，你知道那里的程序需要很长时间。在议会暑假结束后，该部才于10月将该法案提交给了议会并得以通过，之后12月总统通过。所以我们是在16年12月做出了决定。实验于2017年1月1日开始。而中间党执政的头18个月里，逐步失去了民心，在民意调查中也有所下降，所以情况使它转向了对基本收入的实验支持，将其作为获得政治胜利的机会。然而，就上述政党之间的互动以及来自关键官僚领导人的反对，使得即使是这小实验，开展起来也相当困难。赫尔辛基大学的社会科学家海基·希拉莫（Heikki Hiilamo）就曾申请过领导研究设计团队，但现在回顾事情的发展过程，他也庆幸自己没被选中：“实际上，我在最终写了一份很有竞争力的提案，但提案没有被选中。最后我还是蛮庆幸的，因为它涉及了太多的繁忙工作。又有公务员反对这项计划。显然这不是一个轻松活。”上面我们提到，财政部长（也是税务部门的负责人）彼得里·奥尔波是最为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利用自己强大的职权，阻止坎加斯与他的设计团队将任何税收纳入其实验因素，进而一些人认为整场实验是无用之功，因为不包括供款的税收结构来支撑这项基本收入实验很难运行与结果分析。但在官僚机构内部可不只是只有财政部长奥尔波一个人在反对。在2016年8月，规划开始后的四个月和实验开始前五
个月，社会事务和卫生部领导层发生了变动。汉娜·曼蒂拉（Hanna Mäntylä）辞去部长职务，由皮尔科·马蒂拉（Pirkko Mattila）接任。坎加斯解释说，即将
离任的部长曼蒂拉很是支持这项实验：“她对这个实验非常感兴趣，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我实验进展如何。我和她之间有着不错的工作关系。”然而，坎加斯补充道，“她遭到了解雇，取而代之的是对实验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人（皮尔科·马蒂拉）。缺少两位关键内阁成员的支持只会加剧坎加斯、图鲁宁和其他设计团队的时间紧张。尽管遭到了官僚机构的反对，坎加斯和图鲁宁还是与他们的团队一起奋战，还经常需要工作到深夜、周末和暑假——最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所有工作。坎加斯解释说：“法律审核程序在
2016年12月开始。在这之前我一直对宪法委员会能批准它并没有信心，因为这项实验太特殊了。好在最终还是批准了。在圣诞节后，总统在12月28日左右公布了实验计划，三四天后，一切就开始了。”当然，这计划因为太过仓促，导致后面带来了负面因素。他们大多认为如果有更多的时间，研究组可以探索出更多政策设计方案，总理办公室可能会被说服来扩大预算（下文讨论），与财政部长进一步谈判和妥协或许能得到税收支持，而一个更有力的政党合作本能可以建立起来支持这一实验。然而事实是，总理办公室规定的半个月准备期限里什么都没有改变，这也为什么各方都认为这项实验不够完美的原因，而这种普遍的失望情绪加剧了后面实验计划的破产。除了时间紧迫外，预算有限也是很大失败原因。坎加斯提到，总理办公室只给实验预算拨出的钱少得可怜。坎加斯原本希望样本可以是一万人左右，但有限的预算使得这想法不可能。最初的计划还包括进行多项实验，使用不同年龄、就业状况、教育水平和其他不同劳动力市场特征的对照组。更大的样本数量和不同的社会群体，是为了更好地全面把握让基本收入如何与芬兰经济和社会保障网络互相起作用。正如坎加斯所说的那样，总理办公室分配的有限预算是个重大的制约因素：“我们原计划将不同水平的基本收入，同不同税收进行挂钩，同时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样，并结合地方实验。但后来出现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财政限制。我们被这两千万欧元搞麻了，所以最后我们不得不减少抽样人数。”总理办公室也拒绝扩大预算支持实验，并要求在规定时间里完成它，迫使坎加斯和他的研究组只能设计一项不太理想的社科实验方案。同时研究组不得不将样本范围限制在两千人，而不是包括几个不同的人口和就业群体的一万人样本。研究团队选择对25岁到58岁之间的失业者进行基本收入实验，原因有几个。首先，社保署Kela已经掌握了关于失业者的行政信息，这使得收集和跟踪他们的信息情况更加方便。第二，选定的失业人员是失业总人口中的一个特定部分。特别是他们没有从工会那获得与收入相关的失业救济金，他们拿的是Kela发放的基本失业救济金，基本失业救济金是芬兰失业保险里的最低水平的救济金，平均数额与基本收入数额相当。除了提供的行政便利外，还做到了宪法关于对待不同个人关切的要求。第三，也许是最尖锐的一点，中央党试图通过失业群体这种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得到激励就业的关键群体之一。政府希望激励完成学业后陷入失业的年轻人以及长期失业者。这两类群体所获得的都是最低水平的失业救济金，因此，用基本收入取代基本失业救济金与总理的实验目标是相一致的。总理办公室提供的有限预算也大大限制了该计划可提供的补助金规模。虽然一些支持者还是希望实验能测试一下全额基本收入（每月超过1000欧元），但现实不得不缩减规模，将全额的补助金发给少部分人，样本数量太少了，以至于任何潜在的研究发现都产生不出统计学价值（甚至还有些人担心，这2000名参与者也无不足以得出有意义的结果。）为保障方法可行，研究组最后选择了部分基本收入（partial basic income）。马库斯·卡内尔瓦补充道:“
实际上选择部分基本收入相对更容易些。全额基本收入是不太行了，成本太高了，而我们从政府得到的2000万欧元要在两年内实现目标，在提高基本收入的话就还得缩减样本规模了。同时政府又要求我们不得因为预算问题让实验受影响，从这些方面上我们真的不得不缩减基本收入金额，在部分基本收入当中，这部分基本收入等于失业人员今天获得的最低失业救济金，所以不会再有人得到更少了。”不足的时间和不够的预算，这些官僚掣肘或许不像党派政治那样受更多关注，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足够大了。社会规范实验失败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因可能是最根本和最激进的：基本收入的基本公平理论。无论是以“人口津贴”或负所得税的形式，基本收入的核心主张是每个人都有权获得一定数额的金钱，而不论其生活状况、行为和特征如何。很多基本收入的支持者会说有能力确保“拒绝权利”。同样，一些提倡者也会说基本收入是“去商品化”的手段。这两句话都强调了基本收入的本质是为个人提供选择可不参加有偿就业的权利，同时保证他们获得经济收益。持有这种观点的，以及最终吸引人们支持基本收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学术界的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他或许就是最著
名的基本收入支持者，尤其在哲学领域方面。在他看来，实现真正自由的唯一途径，便是让政府为每个人提供生存所需资源，而不管个人是否选择工作。另一些人支持基本收入，因为它承认了经济中每天都在发生的无偿劳动。进步人士、女权主义者和其他人指出，市场经济未能承认（即补偿）所有形式的劳动；虽然市场通过雇佣劳动有效地补偿了许多类型的活动，但其他重要任务（如照料、育儿、社区志愿服务等）同样有价值，但均未有报酬。基本收入被设定为政府正式补偿人们日常劳动行为的一种手段。但也有其他人认为，由于自动化和全球化等力量的影响，让此合理性与越来越多的不稳定感紧密联系。一些书籍和智库报告指出，在不久的将来，有偿就业可能无法为大众提供充分的经济保障，基本收入可作为经济分配的新形式。上述三种观点主导了大部分全球讨论；然而，它们在芬兰的讨论氛围中几乎完全缺失。坦佩雷大学的博士生约翰娜·佩尔基厄（Johanna Perkiö）研究了在芬兰基本收入辩论中使用的不同修辞框架。她解
释道:“我认为我最新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之后，基本收
入的定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在90年代，芬兰政局出现了更大的转变，改变了基本收入争论的性质。用佩尔基厄话来说，“基本收入被重新定义，与就业激励理念产生关联——视为一种激活人们参加低薪或临时兼职手段。”90年以来，支持基本收入的议员们一直强调这项方案将让人真正的劳有所得，这一特殊的想法表达便是中间党论述2015年基本收入实验的动机：考验考验基本收入是否能克服官僚主义和激励不足的问题，从而推动失业者重拾工作。尽管官方对基本收入理论的说法是为了促进就业，但许多批评者这项抨击这项实验是一项鼓励人们懒惰在家里玩电子游戏。民族联合党国会议员尤哈纳·瓦尔蒂艾宁，一直是最坚决反对基本收入的人士之一，其中反对理由里最主要的原因是基本收入没有附加条件。他称这项实验“背离了我党和社会民主党对职业伦理重视的方向”。将基本收入领取者刻画为懒惰与不配拿到钱，是对UBI理念的有力攻击。在
这方面民族联合党与社会民主党都在修辞上强调区分哪些穷人配不配拿到钱，也正因这种攻击，让先前美国和加拿大基本收入实验遭到反对派的扼杀。马库斯·卡内尔瓦（
Markus Kanerva）虽不是基本收入实验批评者，但他也了解芬兰人为什么不能接受这项无偿补助政策。“全民基本收入自然是一项非常无条件的社保制度。但这也触犯一般人的道德观念。他们认为你必须为集体利益做出贡献才配享受福利，所以他们最近一直在讨论这些激活型失业模型，试图激活穷人为他们自己的福利做一些事情。所以比起先前用于更广泛的救助目的，基本收入更被重新看做一种激励模型，来鼓励穷人去干活来养活自己。”卡内尔瓦的说法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例如社会科学家何塞·诺格拉（Jose
Noguera ）和于尔根·维斯佩拉尔，两人在研究互惠原则在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后，更是对此持支持态度。他们指出，基本收入要克服的最困难的挑战之一是他们所说的“心理可行性”，实际上讲，现在大多社保措施都是基于互惠原则上运作实行的，就是说要让人民合理相信受到社会保障好处的群体在试图找工作，最终以纳税方式回馈社保体系。但全民基本收入是无条件的，这就违背了互惠原则，让一些人抵触。哪怕是在一个社会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里，价值与公平问题也一直围绕在社会福利讨论的中心，而北欧地区，这种问题吵得更是尤为激烈。大多北欧福利国家也是在充分就业计划下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关于救济金——尤其是失业保险和退休养老金，是要通过工作背景领取的原因。因而在经济低迷或遭遇经济危机时期，造成就业率下降和长期失业问题的越发严峻，只能实行有条件福利的传统政策来维持运作，这也是所谓北欧模式的一种特点。而工作，就是芬兰社会和政治的核心原则，因此我们现在来看，涉及到触碰互惠原则问题时，开展全民基本收入是如此的艰难。基本收入的反对者认为，要解决芬兰失业问题，需充分利用互惠原则的长处，救济需要朝着更多条件的方向上前进，瓦尔蒂艾宁则表示：“我们另种办法就是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标准，例如与北欧国家那样，有着更好救济金，它必须经过经济状况调查，并涉及很多条件限制和工作福利，而这就是丹麦的做法。”互惠原则精神在芬兰的强势存在，连同中间党支持率的下跌，导致政府对基本收入的看法最终180度反转。2017年12月，也是基本收入实验开展的十二个月后，同届政府
出台了失业救济制度改革，而这改革本身是基本收入实验想实现取代原先救济制度的目标，无疑给了实验方法本身的挑战外，也暗示政府要向有条件福利政策上转变，改革要求失业者们要更加卖力且尽快地找工作，否则就削减失业者的救济。如果基本收入被那些人视为一种劝诱失业者找工作的胡萝卜的话，那么这项改革无疑是棍棒。伊尔卡·考科兰塔虽然也反对激励模型，但是他也强调到对个人经济状况的调查与有条件福利在未来社会保障的重要性：“重点应该在确保高就业方面上，但也要设置条件来推动人们的发展，而这就需要既温柔又坚定。”至此我们认识到，要想推动芬兰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得以实现，有条件福利问题处理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地位。芬兰基本收入的今后2018年12月，芬兰基本收入试点实验正式结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来分析这些数据，找出一些关于此项目对参与者影响的结论。如今专家学者们正以合理的科学严谨方法收集与评估数据中，无疑需要时间。但一些早先出来的结果也足以让我们看到这项实验的影响。2019年2月，芬兰社保署kela举办基本收入实验结束后的首次公开论坛会。活动
的主要总结为：（1）基本收入实验开展的第一年对就业似乎没有产生影响。（2）参与者报告说他们总体幸福感明显提升。（例如参与者与拿着普通救济金补助者相比，对自己的健康情况更为乐观，压力方面更小）这里重要的是，就业结果分析滞后了一年，实验第二年的就业影响要到2020年才能有所了解。（实际上也是没有多大影响）在大概两个月后，kela又举办了后续论坛会，讨论更多发现。在二次公布中，kela表明基本收入参与者不太担心自身的财政状况，只有39％参与者感觉很难或非常难达到基本收入补助给的的收入水平（月收入低于那560欧元），而对照组数据为49％。同时实验结果表明
，参与者对他人和社会制度有这更高信任度。虽然实验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两方都试图用现结果来巩固各自观点，但Kela的研究人员很快就强调这些结果尚为初步性质。对该项目就业和福利影响的评估将持续到2019年，最终报告预计将于2020年春季发布。塑造社会保障体系尽管官方新的调查结果仍需一年时间才会公布，但并不意味基本收入实验话题将从芬兰关于社会保障改革讨论中消失。相反，许多专家期望它在社保讨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前中间党政客，现任芬兰央行行长奥利·雷恩（Olli Rehn）表示：“在我
看来，下届议会将把社保体系全面改革视为重中之重，而且事实上，基本收入实验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初步研究。而现在我们应重点研究分析经合组织与英国通用信贷制度，。”雷恩的评论很一针见血，因为大多芬兰学者们都将基本收入归纳到芬兰社保体系更大讨论框架上，而实验结果会有助于开展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最终，基本收入将会被忽视，取而代之受到关注的将会是新的社保模型（例如通用信贷）。通用信贷在英国等地广为人知，它提倡给个人高水平的福利金，但要通过将若干现有福利金（重要的是，这其中包括住房福利）结合起来来实现，并且有着一定条件。芬兰前财政部长奥尔波表示，他本人有兴趣尝试通用信贷模式。除奥尔波支持外，学者们也希望通用信贷将成为社保体系改革的下一步。海基·希拉莫推测：“我认为芬兰很有希望能够引入通用信贷体系。”还有另一种可能，芬兰或许也能尝试美国人在上世纪60年代开展的负所得税实验。在16年最初设计实验方案时，坎加斯和他的团队就将负所得税视为潜在模式。对此坎加斯是这样解释：“我们放弃负所得税是因为目前国家还尚无合理的收入登记体系。要想发挥这模式的作用，我们就需要每月或每周更新一次收入信息，但现在信息录取是一年一次更新，这种得出来的数据对于负所得税实验太过粗糙了。”尽管芬兰税务机关在开展实验时没有收集这些信息的技术，但他们将在之后推出国民收入登记册，提供未来几年所需的准确、最新的收入信息。一些基本收入支持者建议，这一发展可能为芬兰提供尝试负所得税的机会。以上这些社保新模式都有其可能性，而基本收入未来将很大程度取决新政府、该实验的最终报告，以及接下来芬兰国内社保体系的讨论。文章无法代表译者立场，翻译这文章的初衷是因为最近墨茶的悲剧，所以在我看来，虽然社保体系无法真正挽救资本体系下的“受苦受难之人”，但至少也能成为一条“最后的生命线”（既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庞大群体的最后生命线，也是......）翻译原文：Why Basic
Income Failed in Finland

太长， 也没有个段落。 最近这种长文格外多，基本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