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终于有人发出了和主流不一样的声音

很好，终于有人发出了和主流不一样的声音

聊一下两个关于中国经济由来已久的误读

偶然看到余永定教授的一篇“为什么这几年我都主张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文章，在该文里，余教授认为“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当前学界所争论的大部分宏观经济问题，在20多年前就已经争论过了。余教授认为，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同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中国完全可以在深化体制改革、加速结构调整的同时，执行更具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尽管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速较低阶段，但没人知道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到底是多少，在继续推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同时，中国应该以试错的方式，实行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争取实现尽可能高的增速。

他认为，如果执行扩张性更强一些的财政、货币政策，中国应该是可以把经济增速稳定在6%-7%的水平上的。

“现在需要更高的经济增速，当前通货膨胀还不是威胁，我们不应因将来有可能出现的某些未知后果，而不在当前执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他这样说道。

余教授的这篇文章不仅讲得有道理，而且还让人了解了二十多年来一些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和争论，在主流经济学统治的今天，能够读到不一样的声音，不容易，读了之后，有点感想，觉得很多争论其实和基本的经济统计和理解方式有关，不禁想聊一下两个关于中国经济由来已久的误读。

1、杠杆率高。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由来已久的误读，实际上和其他国家相比，其实
中国的杠杆率并不高，这主要是一个经济统计和理解方式的问题。判断杠杆率的高低，一般是看债务/GDP的比率，但是更重要的还要看债务/资产的比率。很多发达国家政府
开支基本都用于福利方面，所以对它们来说，看债务/GDP的比率就足够了，而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大部分政府开支是用在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投资方面，政府开支是增加了负债，但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了大量的资产和资本积累。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从债务/GDP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杠杆率固然是高的，但是从另外一个债务/资产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杠杆率其实并不高，而从更科学、更全面的角度出发，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更重要的还是看负债/资产的比率，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杠杆率其实并不高，而且绝大
部分都是内债，腾挪空间大、安全系数高。

2、消费率低。这也是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由来已久的误读，实际上和其他国家相比，其
实中国经济的消费率并不低。中国的消费率近年来一般在5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平均水平，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消费率太低了，要想办法刺激消费、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但这其实更多的也只是经济统计方式的问题，而不是消费率真的低，因为购房支出一般在统计的时候被计入投资部分而不是消费，可是吃的、穿的、用的都算消费，为什么住的偏偏不算消费而算投资呢？说穿了，这不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统计方式而已，反正都是老百姓花钱的一部分，就看人们怎么理解了。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中国，购房支出无疑是老百姓开支中的很大一部分，如果把这部分开支算为消费，比如2020年中国的消费率为53%，加上商品房销售额17万亿，那么2020年中国的消费率也就达到
了70%，也就稍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处于平均水平。

所以什么中国经济杠杆率高、消费率低的说法，不过是两个关于中国经济由来已久的误读而已，更多的是约定俗成的经济统计方式给人们造成的错误理解问题。但是这种流传已久的误读如果不加以澄清的话，久而久之成为人们固化的印象和判断依据，则很容易给中国的宏观经济决策带来误导。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杠杆率高、消费率低等问题，而是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经济增长趋缓的问题，在人均GDP1万美元的水平上，要想不仅吃的好、穿的好、行的方便，还要住的好，这可能吗？总共盘子就这么大，是不可能样样都满意的，否则只不过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按住了这个，浮起来那个。

但是这几年来，中国的经济界基本被主流经济学所统治，既少有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少见真正的、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体制改革措施。因此破解中国经济问题的主要办法，不是什么杠杆问题，也不是刺激消费，还是如何维持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如何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继续维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使得人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能够有一个大的提高，可以从人均1万美元提高到2万美元甚至3万美元，只有这样，人民群众
的生活水平才能在各个方面得到真正的提高。

而要想实现这个目的，一方面要推行真正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体制改革措施，另一方面也要持续实行更具扩张性的货币财政政策，杠杆率保持稳定或缓慢攀升就可以了，通过适当的扩大政府债务带来产出效应和财富效应，可以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