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结构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与重构

超结构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与重构

一、前言

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保持长期的经济高增长，而有些国家则陷入漫长的经济停滞呢？为什么有少数国家能在短期内经济出现突跃式的发展，如曾经的德国、日本、东亚奇迹呢？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拉美陷阱真的存在么，原因到底是什么？一个落后国家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才能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呢？

要想很好的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了解发展经济学这一学科，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的经济发展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国家纷纷取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这些国家都怀抱着一种迅速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强烈愿望，因此基于现实的需要，发展经济学也就成为了现代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自从学科成立以来，发展经济学一直在试图尽可能地理解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分析探讨国民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以及可以采取的有效措施。

当然我们的关注点不是集中在一些经济事件上，而是集中在经济学理念上面，集中在发展经济学本身理论的发展上面，而且还是以一种反思批判的角度出发来重新梳理发展经济学的思想脉络。诚然，发展经济学不可避免的要涉及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应该为长期的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控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减少贫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关键问题提供正确的答案，可显而易见的是目前发展经济学理论所给出有关问题的答案并不能让人满意。

二、发展经济学的早期阶段：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二战以后，为了顺应很多刚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强烈想要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实现工业化的时代要求，发展经济学逐渐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并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
发展经济学的早期流派实际上都强调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性，并把结构的差异看作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因此他们都主张政府干预的观点，认为应该通过进口替代和优先发展现代先进产业促进结构转变。在这一时期，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如进口配额和外汇管制等等都被大多数国家使用以管理国际收支差额。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经济学家号称为“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他们是最早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一批学者，包括罗丹(1902-1985)、纳克斯、刘易斯（1915年—1991年）、缪达尔（1898-1987）、辛格、劳尔•普雷维什、阿尔伯特•赫希曼和霍利斯•钱纳里等人。他们深受
凯恩斯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非均衡分析以及国家干预主义的政策主张的影响，尤其重视凯恩斯的市场失灵理论，主张应该从结构变革角度分析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不发达向发达状况转化的问题。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不发达的经济应该利用什么样的经济机制，使国内经济结构得以从以仅能维持生存的传统农业为主，转变为现代化、城市化的工业和服务业经济。

主要理论内容有以下几点：

1、始终关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过程的非均衡状态，强调其结构改造的重
要性。
他们认为，欠发达经济存在市场缺失和结构刚性的缺陷。在缺乏弹性条件下，价格的相对变动对资源重新配置的推动作用很小，供给与需求向均衡交叉点的运动不能自动进行，从而市场不能结清，缺口无法填平。

总之，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是自我均衡的体系，而是持续的不均衡状态。他们还强调部门间结构上的差异，认为尽管各个部门都会谋求利润的最大化和效用的最大化，但是对刺激的反应快慢和反应机制，各个部门是有所不同的。

因此，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一般倾向于把经济分解为几个构成部分，去剖析经济发展的进程，由此更能准确地理解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真实面目。例如刘易斯关于二元经济结构与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分析，缪尔达尔分析地区间结构差异形成与消除，普雷维什和辛格从结构差异关注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与出口制造业的发达国家之贸易条件问题等等。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改造问题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

2、发展了结构分析的方法论。

钱纳里在1975年撰文说：“在过去25年中，结构分析的方法论已从一套直觉的假设，发展成为具有不断增长的经验效力和分析严密的多种模式。”
结构分析的演进，可以归纳为三个价段：

（1）提出假设；
（2）经验测试；
（3）建立较为完整的模式。

这里有两个结构主义概念可以说明这种演进过程：一个是二元经济的概念，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利用什么样的经济机制才能使国民经济结构从以仅能糊口的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现代化、城市化的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另一个是作为平衡增长理论基础的需求互补性的概念，主张通过大规模投资来克服经济中存在的不可分性，认为应该对工业、农业、外贸、消费品生产、资本品生产、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摆脱贫困，使得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全面增长，从而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前一概念曾有多种表述方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一种。

刘易斯的经济结构假设

经济学家刘易斯曾就发展过程中经济的结构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

1、技术可分为使用资本的技术和不使用资本的技术
2、在常规工资下劳动供给是有弹性的。
3、储蓄基本上由非工资收入者提供

早先提出需求互补性和平衡增长概念的纳克斯和罗丹也提出了一套经济结构假设：

⑴、恩格尔法则可以推向一般化的形式
⑵、出口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是有限的
⑶、基础设施和基本工业的规模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3、着重强调了工业化、资本积累与计划化在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重要性。

第一，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即通过工业发展使发展中国家从一个以农业占统治地位的二元经济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基本都是农业，而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大多是工业，这也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的主要区别之一。因此发展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改变只生产初级产品的地位，则由于初级产品的收入弹性比制造品的收入弹性低，加上发达国家对国际市场控制力量强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必然日趋恶化，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只会处于不利地位。

而且另一面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基本都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通过工业化则可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助于解决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把工业化作为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根据传统的保护幼稚产业论、普雷维希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和“中心”剥削“外围”论，以及缪达尔的国际结构不平等理论，所以许多发展国家都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

第二，重视资本积累，即认为资本稀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资本积累则是加速经济发展和实现工业化的关键。

资本积累在这一时期受到经济学家们的特别重视，比如刘易斯、纳克斯、罗丹和罗斯托等经济学家都纷纷强调了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资本积累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地方。一是马歇尔计划以流入资本的方式帮助欧洲经济重建的成功，这种经验似乎可移植到发展中国家；二是哈罗德和多马二人把静态的凯恩斯投资理论推演成为动态的增长模式，这个模式把储蓄率和增长率直接联系起来，在生产系数固定的前提下，把资本视为增长的约束条件，增长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投资规模的大小，而其他生产要素只在吸收资本的过程中起着辅助作用。从这种理论出发，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的问题就是资本缺乏，只要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的资本积累，那么也能取得同样的经济发展。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和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所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必须经过的一系列发展阶段。罗斯托认为，根据各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需要经过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等六个阶段。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第三阶段即起飞阶段与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开始，在是所有阶段中最关键的阶段，是经济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分水岭，起飞就是突破经济的传统停滞状态，罗斯托对这一阶段的分析也最透彻，因此罗斯托的理论也被人们叫做起飞理论。根据罗斯托的理论，一个国家要想实现起飞需要几个条件，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资本积累率要占到国民收入的10%以
上，罗斯托特别强调了资本积累在国家经济起飞阶段的重要性，认为仍处于起飞准备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动员国内外储蓄产生足够的资本投资以加速经济增长，使经济起飞，然后顺利进入经济的自我持续的增长阶段。

大推进理论是英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罗丹提出来的，该理论的核心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以促进这些部门的平衡增长，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面发展。

罗丹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农业生产为主，缺少工业生产所需的基础条件，要实行工业化，首先必须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如果仅仅在个别部门进行小规模投资，是不可能走出困境的。大推进理论认为，资本的供给是不可分的，比如基础实施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在一切的，交通、通讯、供水、电力、学校、医院等都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而且配套才能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投资要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同时建成这些基础实施，工业也因缺少基础实施条件而难以实现。罗丹认为他的大推进理论是建立在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上，具有科学依据，当然理论界对此也存在一些争议。

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还从另外两方面得到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切纳里等逐渐认识到，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不只是投资规模的大小，还有必须用来购买进口的原料、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的外汇储备的多少。他们提出了两缺口模式，即国内储备的不足需用国外资本的流入来填补。另一方面，舒尔茨等人从智力开发作用的分析，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并非只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发展中国家需要重视教育、重视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可以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第三，十分强调计划化，并强调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作用。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同样也重视经济发展计划化的重要性，这种看法产生的主要依据是：①单纯的市场作用已不能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结构变化；
②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成就给了人们深刻的印象；
③市场之所以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贫困的恶性循环”，存在着“低水平均衡陷阱”。

要从这种循环或陷阱中解脱出来，必须有“关键性的最低限度努力”或“大推进”。
所以发展中国家大多认为依靠市场经济来实行工业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很小，为了寻求能更有效的促进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必须另辟蹊径，而计划正是同样可以进行资源配置的另一个手段，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都普遍实行了经济发展的计划化。

第四，主张平衡发展战略，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难以起作用，因此，迅速的经济发展必须通过计划安排，在不同部门或不同地区同时平衡发展。

此外，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还主张，应根据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结构的特点制定重视分配的政策，或通过社会经济制度结构改革以推进经济发展。在对外经济方面，这一派发展理论主张进口替代战略，以帮助实现国内生产结构的转变。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以凯恩斯主义作为研究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积极提倡政府干预主义，指出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并将一系列的政府干预管制措施作为他们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强调了工业化、资本积累和计划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他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赶上发达国家，就要在产业上赶上发达国家，拥有和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但是由于市场失灵的缘故，如果仅仅让市场来配置资源，那么这样的现代化产业是发展不起来的。于是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实行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通过直接动员资源、行政干预等方式来克服市场失灵，以寻求迅速建立起现代产业。为了能够帮助此目标的实现，他们还建议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遵循了这些政策建议，但是其结果却基本都是不尽如人意，推行的结果基本都是在一段时间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之后，经济就陷入了长期停滞了，这些国家依然与富裕、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差距甚远。

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的实践效果让人失望，于是就有了后来对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反思，从而产生了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

三、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

随着第一波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失败，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和政府干预论也受到了越来越的批评和质疑，早前被一度压制的自由市场理论又开始逐步占据上风并对后来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学领域里，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挑战。

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顺风顺水过了二十多年后，美国经济却出现了“滞胀”局面，即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并存，而这一现象却是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也无力解决的。按照传统凯恩斯理论，出现通货膨胀问题，说明经济过热，总需求过盛，总供给跟不上总需求水平，此时就不会出现经济衰退现象，更不会出现大量失业，而现实却是通货膨胀与大量失业并存。

而且更无奈的是，面对“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不仅理论上无法解释，而且实际上也根本无法开出有效的药方，因为要想抑制通货膨胀，那么政府就要实行打压需求的紧缩性经济政策，而这同时无疑将会加深经济衰退程度；而要想摆脱经济衰退状态，那么政府就要实行刺激需求的扩张性经济政策，但是这肯定又会让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更加难以遏制，因此陷入尴尬境地的凯恩斯主义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而这些批评者大多认为，正是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强化的凯恩斯式的干预政策，才是导致经济陷入“滞胀”的幕后黑手。他们认为政府作用的不断扩大，是美国经济绩效减退的主要原因。比如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处置失当，造成了总产出的不稳定和通货膨胀；政府的过多规章制度造成了生产力的低增长；低储蓄率和投资增长缓慢，也是税收制度、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反映。

在凯恩斯主义面临极大理论和实践困境的情况下，原先潜伏着的种种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派又开始逐渐走上前台，它们纷纷抨击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理论，新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论又开始逐渐复苏并占据上风。

在这种学术环境和国际发展大背景下，发展经济学当然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很多经济学家开始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济发展不理想，原因不是在于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与发达国家相比，它们的政府干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结果不但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反而严重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政府机构也变得越发腐败低效，从而导致了资产配置效率的下降和经济效率的降低，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也就因此自然而然的诞生了。

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核心内容就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

该共识包括以下十个方面内容：

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
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
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
④实施利率市场化；
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
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
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
⑨放松政府的管制；
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作为第二波发展经济学思潮提出的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政策组合，在拉美地区、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得到了广泛的推行。90年代初，在俄罗斯、东欧等转型国家中，尽管人们都承认，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转型的总体目标，但是对于用什么方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和截然不同的观点。向市场经济过渡办法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实行“市场原教旨主义”方面，很多人都认为，要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其分开几步改革才到位，还不如一步到位来得干脆利落，即应该实行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立即全面实行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建议，把政府干预和计划经济所造成的经济扭曲一次性的彻底消除掉，从而建立迅速建立一套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因此独联体和中东欧国家当时大都采取了类似休克疗法的转轨战略，这一转轨战略反映的是这些国家多数执政者当时的主导思想，它也得到很多专家学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在前苏联和中东欧等转型国家中，俄罗斯、捷克和爱沙尼亚是“休克转轨的典型”，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波兰前副总理巴尔采罗维奇、捷克前总理克劳斯等人都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追随者和推行者。

曾被称为捷克转型设计师和新自由主义代言人的克劳斯，在1990年上半年首先提出并在捷克实施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经济转轨政策。这一政策之所以在捷克得以实现，其中一个主导论点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和带来经济繁荣，就必须迅速实现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从而给企业以真实的价格信号，这样才能够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最大化的效率和快速经济增长的轨道，从而实现“能够建立在本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增长”。捷克前总理克劳斯制定的转型政策以及实施，在当时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计划轰动性的胜利，随后，在其他一些转型国家，也纷纷倡导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式的转型，采取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转轨战略与政策。

这样，新自由主义学说在一些转型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并受到普遍推崇，“休克疗法”作为激进转轨的重要政策工具组合也成为转型国家的主流观点，而被一些国家的政府用于经济转型的实践。科勒德克针对波兰转轨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末波兰改革的早期，深受“华盛顿共识”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普遍认为市场化首要的是企业的自由化与私有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并且要紧缩银根，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对税率及汇率加以合理管理调节，这样市场经济就可以获得成功。所以，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经济政策，被广泛运用于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曾对转型过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但是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这套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也没有达到预期的乐观效果，虽然在某些国家有些成效，但是却也让很多国家陷入经济危机、长期低迷的状态之中，尤其是俄罗斯、拉美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表现更是让人失望，俄罗斯曾一度陷入经济崩溃的境地，后来还长期陷入经济低迷状态，而很多拉美国家也都纷纷爆发了债务危机，经济也一蹶不振，不得不说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实际效果同样也是不甚理想。

四、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教授及其合作者提出并倡导的研究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理论，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以一个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给定、随着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切入点，来研究决定此经济体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以及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其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从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对于为什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原因，林教授是这样解释的： “我之所以提出新结构
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是希望有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个新的理论体系应该回答前面所讲的几个问题：成功的国家为什么都是出口导向的？成功的国家为什么是政府跟市场共同作用的？”

比起东欧和拉美一些国家，新结构经济学注意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上的耀眼成就，而这几个经济体共同的特色是采取“出口导向战略”而并非“进口替代战略”，从那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产业开始发展，靠出口产品赚取外汇，积累资本，从而一步步地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这种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普遍认为错误的政策，却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而且这些经济体在推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它们的政府也都发挥了积极有为的作用，而不是像早期发展经济学那样片面强调政府的作用忽视市场，或者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而忽视政府。

当然要想更好、更深刻的理解新结构经济学，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经济学里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

1817年，经济学家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理论，也称之为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比较优势原理，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也就说，即时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比起另一个国家均处于劣势，但仍可能有互利贸易，因为这个国家可以专门生产出口其绝对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同时进口其绝对劣势相对较大的产品，这样双方都可以获得贸易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好处。

李嘉图是这样来解释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1/5或20%，制鞋时则强1/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岂不是对双方都有利吗？”。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就算一个国家在产品生产上比起另外一个国家来说都处于绝对劣势地位，但只要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在不同产品生产上的劣势的程度不同，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在产品生产上优势的程度不同，则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在劣势较轻的产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处于优势的国家在优势较大的产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两个国家也可以进行贸易专业化分工，分别生产和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两国都能从贸易中获利。
比较优势理论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解释了贸易产生发展的基础，大大发展了国际贸易理论，说明了各个国家就算在经济发展、资源情况、生产成本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每个国家也能以处于比较优势的产品来参加国际贸易，虽然该理论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因为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两国比较优势差距越大，则贸易的发展也就越大，那么当前国际贸易应该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但现实情况是国际贸易主要是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不过尽管有些局限之处，比较优势理论仍是解释国际贸易活动的重要理论原则，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不可动摇的基础”。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20世纪3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伯尔蒂尔•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
一书，提出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用在相互依赖的生产结构中的多种生产要素理论，代替李嘉图的单一生产要素理论。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被视为现代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基石。由于俄林在其著作中采用了他的老师赫克歇尔1919年用瑞典文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的主要论点，因此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也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O模型）。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假定各国的劳动生产率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各个国家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的不同。所谓生产要素禀赋，指的是各国生产要素的拥有状况。一般说来，一个国家丰裕的生产要素，其价格就便宜，反之，比较稀缺的生产要素，其价格当然就高些。各国生产要素禀赋比率不同，是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各国都生产使用本国禀赋较多，价格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的商品以供出口，这样，双方都可获得利益。

另一个是生产各种商品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不同，亦即不同商品生产的要素密集度不同。根据商品所含有的密集程度大的生产要素的种类的不同，可以把商品大致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土地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不同类型。即使生产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生产要素的组合也不完全相同，例如同样生产大米，泰国主要靠劳动，而美国则主要靠资本和技术。不论是生产不同的商品，还是生产相同的商品，只要各国生产商品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或比例不同，就会产生比较成本差异，从而产生贸易分工的基础。很明显，一国如果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佳组合，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中多用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就能在该种商品上具有较低的比较成本。

俄林论证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逻辑思路是：商品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而商品价格的差异是由于商品生产的成本比率不同；商品生产成本比率不同，是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比率不同，而生产要素价格比率不同，则是由于各国的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的不同。因此，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的不同，是产生国际贸易的最重要的基础。一个国家出口的是它在生产上大量使用该国比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而进口的是它在生产上大量使用该国比较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

各国比较利益的地位是由各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相对充裕程度来决定的，用俄林的话来说，就是：“贸易的首要条件是某些商品在某一地区生产要比在别的地区便宜。在每一个地区，出口品中包含着该地区拥有的比其他地区较便宜的、相对大量的生产要素，而进口别的地区能较便宜地生产的商品。简言之，进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昂贵的商品，而出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便宜的商品。”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俄林因此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经济学术界对这一理论也一直存在一些争论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考虑到过去数十年中经济增长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动态发展过程，它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一国的要素禀赋在任意特定的时刻是给定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是可变的，它决定了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从而决定了该国的最优产业结构，一个特定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即由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裕的结构，升级到资本相对丰裕的结构和新技术的引进，同时基础设施也要相应改善以有利于经济运行。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 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为了让一国的私营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同时这些要素价格只能在运行良好的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决定。因此市场应该成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

对于新技术的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
然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需要协调投资行为，并对由先行者产生的无法被私营企业内部化的外部性予以补偿。没有这样的协调和对外部性的补偿，经济发展的进程将放缓，因此政府应主动设法缓和协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从而促进结构转变。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包涵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每一种产业结构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来促进它的运行和交易。

第二、经济发展阶段并非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工业化）这种两分的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的连续谱，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因此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的目标，未必就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状况。

第三、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上，市场都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然而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以产业升级以及硬件和软件（有形的和无形的）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这种升级和改善需要一个内在的协调机制，对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资本投资回报具有很大的外部性。这样，在市场机制外，政府就需要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其在那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处于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其要素禀赋的相对丰富量是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通常是资本比较稀缺，但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而发达国家一般资本相对丰富，但劳动力相对稀缺，要素禀赋的结构决定了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对多的要素，价格就相对便宜，相对少的要素，价格就相对昂贵，这样处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就不一样了，而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就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比如，在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经济体，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生产成本就会比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的经济体在这个产业上的成本低，这样就具有了竞争优势。因此，竞争优势的前提是比较优势，如果一个经济体所有的产业都是根据这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来发展，那么这个经济体一定是最有竞争力的。当然对于每个经济体而言，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每一个时点上是给定的，但它随着时间的变化是可以变化的。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除了市场之外，还需要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的过程，那么就必须在要素禀赋变化后，有先行者去采用新的符合要素禀赋特性的技术、进入新的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先行者实际上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对先行者而言，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好处是不对称的，不过他的成功或失败都会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就要给敢于创新的先行者提供一定的激励，补偿先行者所产生的信息外部性，这样一来才能更好的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另外，先行者是否能够成功还取决于新产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是否进行了相应的完善，这些都需要政府发挥了一个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的作用，才能顺利进行。

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和政策主张如下：

1、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
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2、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很难成功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是由其要素
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

3、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世界上，通过进行产业多样化并建立符
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从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并在开放的、全球化的世界上通过利用后发优势来实现经济收敛，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逆转不利的历史趋势。

4、新结构经济学抛弃了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认为该战略依靠在低收入、劳动或资源
密集的经济中运用财政政策或价格扭曲来发展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成本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它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必须与该国比较优势的变化相一致。而政府的作用应该被限制在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孵化鼓励投资来培育新产业以及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

5、在财政政策上，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比起发达国家，在反经济衰退的财政
刺激政策上有着更好的效果和更大的回旋余地，发展中国家可以对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事业进行投资，不仅增加了短期需求，而且也提高了长期经济增长率。

6、在货币政策上，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衰退和产能过剩时期，
以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消费经常是无效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利率政策完全有可能被用作反周期的政策调控工具，也完全有可能在经济衰退时被用作鼓励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升级投资的工具。

7、在金融发展上，新结构经济学认为金融系统的发展对于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但
强调在转轨过程中要同时实现经济稳定和快速增长，金融自由化的政策顺序就很重要，每个给定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可能取决于当时的主导产业结构、平均企业规模和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而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内生决定于当时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

8、在外国资本上，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跟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对
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因为它的目标投资方向往往就是与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而且外商直接投资一部都会带来技术、管理、市场渠道和社会网络，这些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也是其产业升级所必需的。

9、在贸易政策上，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进出口内生取决于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
比较优势，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后发优势，达到比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更快的技术进步速度和结构转型速度。开放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收敛至关重要，然而新结构经济学也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攀登产业阶梯的时候，往往面临着旧结构经济学进口替代战略所留下的诸多扭曲，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建议贸易自由化应该采用渐进法。

10、在人类发展上，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资源禀赋的组成部分，但是人力资本的提升必须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产业升级保持齐头并进，而一套精心设计的人力资本开放政策应该是一个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对经济发展成功国家的经验和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解，新结构经济学还提出了一个增长甄别和政府因势利导的六个步骤的基本框架。

第一步：发展中国家在使用产业政策以促进非资源型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时以找一个目前人均收入比自身高一倍、顶多两倍，并已维持了20～30年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作为参照与学习的样本为宜。

第二步：在找到一些可能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后，要看国内是否有一些企业已经自发地进入了。如果已有企业进入，不过因为基础设施不完善或是金融支持不够等原因造成交易费用高昂，政府此时就应该帮忙解决那些造成交易费用高的问题。

第三步：有些产业可能完全是新的，国内根本就没有企业进入那个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采取特定措施，鼓励高收入国家的企业来本国投资于这些产业，以利用本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政府还可以设立孵化计划，扶持国内的企业进入这些行业。

第四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应该密切关注本国成功实现自我发展的其他私人企业，并为这些产业扩大规模提供帮助，政府要做的就是帮助企业克服瓶颈限制，降低交易费用，使其进一步发展。

第五步：在发展中国家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普遍欠佳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等方式，改善园区内的软硬基础设施，以吸引可能愿意来投资的国内外企业。

第六步：政府应该给那些先行者提供一定的激励，以弥补它们的投资所创造的非竞争性公共知识。因为先行者实际上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不过他的成功或失败都会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就要给敢于创新的先行者提供一定的激励，补偿先行者所产生的信息外部性，这样一来才能更好的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发展中国家对摆脱贫困的现实需求无疑都呼唤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思考发展问题，而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说是丰富了人们对经济发展议题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这也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寻找到一条通向长期增长、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繁荣之路。
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议

自从林教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说以来，中国学术界就围绕新结构经济学、政府职能和产业政策展拉开了一场大辩论，关于该理论的讨论之声就一直不绝于耳，有支持赞同的，也有批评质疑的，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几个比较著名的质疑观点。

1、提倡自由市场理念，质疑政府干预论。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
取得这么好的经济增长成就，恰恰说明了自由市场理念的正确，总体而言政府管的越来越少，虽然中间有所反复，目前之所以还有很多问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他们认为市场才是能够有效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而并非政府干预，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发挥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市场的作用被否定，存在市场的时候，无须政府干预，每一个人都会想尽办法利用比较优势，比较优势自然而然就能发挥出来，他们认为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这包括基本人权、财产权和知识产权，而不是干预具体经济活动。

2、质疑有为政府概念，提倡有限政府。有些经济学家认为采用“有为政府”这样的名
称，大众就很容易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也可能会被政府部门误用、滥用，从而容易导致出现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甚至有可能演变成政府主导局面。因为有为政府概念并没有对政府的权力边界加以明确的界定。相反，更应该提倡的是有限政府概念，那就是：市场能做的，让市场做，市场不能做的，政府才需要去发挥作用，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才应该有为，简言之，有限政府就是起到维护和服务的作用。

3、对产业政策持谨慎甚至否定态度。有些经济学认为对一些具有巨大正外部性的行业
，需要发展的新兴行业，影响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如制定适度的产业政策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不应该轻易使用产业政策，反而应该是需要营造公平公正和有利于激发人们营商、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大力鼓励发展民营经济，这就需要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发挥好的、恰当的而不是多的作用。

还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人类的认知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技术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因此产业政策注定是失败的，而实际上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这些产业政策同样阻碍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产业政策还容易带来寻租和腐败行为，回顾历史，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4、提倡企业家精神，认为有为政府论会打压企业家精神。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社会进步
和人类富有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市场的主角，发现和创造市场交易机会是企业家的基本功能，正是因为企业家的创新，市场才能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并且由此推动了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而有为政府论会自然衍生出来赶超战略，则企业家精神就容易会受到打压，个人权利和市场活力也会受到压制。

5、质疑比较优势论，提倡技术赶超理论。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产业政策的基础应该是技
术赶超理论而并非比较优势理论，他们批评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产业发展政策有很多局限性，只会让发展中国家长期定格在跟随者的角色上，他们认为产业政策更应该以技术赶超理论为基础，主张技术赶超是中等收入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倡导中国应该从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入手实施技术经济赶超战略，而并非一味发展比较优势产业。

五、超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对发展经济学的重构

为了能够更好理解产业创新和经济发展，在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经济现象，将它称之为超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超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也即超结构经济学，是指以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和总量为切入点，通过研究建立更有效率的要素使用制度、产权制度、所有制经济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安排，改善基础设施环境，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下，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技术水平的创新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政府还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逆周期调节机制，维护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之所以提出超结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基于传统发展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解释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认为有必要提出一套新的理论框架加以完善，另外也希望能够增加对经济规律的了解程度，摆脱传统经济学的思想束缚，从而对人们更好的理解经济发展问题能够有所帮助。

超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来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决定因素和动态发展过程，它不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是完全内生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而是认为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在任意特定时刻固然是给定的，但它并不能完全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同样也不能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

因为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固然是给定的，短期内无法改变，但是要素禀赋的使用效率和使用制度是可以改变的，在这方面人不是完全受限于外在世界的，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也就是说，固然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原先不那么理想，但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却建立起了一套高效率的要素使用制度，大大提高了要素的使用效率，使得零散、稀缺的要素能够集中起来发挥集聚效应，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该国就可以克服要素禀赋的天然劣势，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发展比较优势产业，而且还可以发展先进的竞争优势产业，从而更有效的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技术水平的创新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也就意味着持续的经济发展，虽然一方面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不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政府和社会公众积极作为、共同推动的结果，同样也是建立更有效率的要素使用制度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制度，不断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的结果。

与传统发展经济学相比，超结构经济学的“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范围的扩大。传统发展经济学主要是以劳动力、资本积累、要素禀赋、产业结
构等经济因素为研究对象，而超结构经济学则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要素使用制度、产权制度、所有制经济制度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制度上。

2、研究观点的变化。传统发展经济学一般认为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
结构是给定的，它决定了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从而决定了该国的最优产业结构，认为一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据此也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

但是超结构经济学认为固然某个时点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给定的，但是由于国家规模的不同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要素总量也存在明显差异，而且要素禀赋的使用效率、使用制度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制度则是动态的、可变的，因此该国的比较优势、最优产业结构和发展轨道也不是给定的，而同样也是动态的、可变的。假如一个国家能够建立高效率的要素使用制度、产权制度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制度，提高要素使用效率，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克服固有要素禀赋的局限性，从而既可以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也能发展竞争优势产业，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同样也可以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对于大国来说，更是如此。

3、研究领域的深化。传统发展经济学一般是以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等资源配置方式和
产品概念为研究领域，但是超结构经济经济学则认为在产品概念和资源配置理论之外，有必要性提出一个独立的生产力概念和理论，这样才能加深人们对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理解程度，也有助于人们发现可以更好的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和途径。

4、研究主题的增加。传统发展经济学主要是关注如何实现工业化，如何实现资本积累
、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如何制定产业政策、发展比较优势产业等，而超结构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在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则进一步增加了，把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如何进行逆周期调节维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也纳入其中。因为现代国家经济基本都是以市场经济为主，而市场经济由于自身的不稳定，容易发生破坏力很大的顺周期波动，所以一个国家要想保持经济的长期繁荣稳定，那么研究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逆周期调节机制显然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应该如何建立起更有效率的要素使用制度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制度呢？这一方面取决于人们的理性认识程度，取决于人们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另外一方面则是政府和社会公众积极作为的结果，其中政府的行为尤为关键。因为政府是产权制度、要素使用制度、所有制经济制度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和绩效。

超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社会经济制度动态论。

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固然是给定的，但是要素禀赋的使用效率、使用制度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制度则是动态的、可变的。也就说，一个经济体面对短期内不可改变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不是无所作为、完全被动的，只能发展所谓的比较优势产业，这是因为某个时点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固然是给定不变的，但是要素禀赋的使用制度是可以改变的，要素禀赋的使用效率也是可以想办法提高的。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想办法建立一套高效率的要素使用制度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制度，大大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那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要素禀赋的原有限制，不仅可以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还可以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更好的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比如战后初期，日本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资本也是相对稀缺的，但是它通过邮政储蓄制度，这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将零散、稀缺的资本集聚起来，克服了资本禀赋的固有劣势，一方面为急需投资支持的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直接将部分资金委托政府部门运用管理，日本政府将资金投入了政府主导的“财政投资融资计划”，为高速公路、机场、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政府部门以及其他政策性项目提供资金，从而大大改善了日本的基础设施环境，也有力推动了日本的企业发展、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

由此可见，一国的发展动力不仅仅是来源于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等要素禀赋的投入，而且也是政府创造的良好的经营环境和社会经济制度，从而能够更有效的使用这些要素禀赋的结果。

2、多种所有制结构的混合经济

为了能够更有效率的使用要素禀赋和更好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个经济体应该建立起国有、集体、个人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一种由多种所有制经济形成、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体系，当然其中个人所有制在很大意义上也即个人产权制度是社会经济的基础。个人产权制度无疑是现代经济进步发展的主要基石，也是人类获取生存、安全与发展值得信赖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私有产权制度虽然充分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个经济体要想维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仅仅依靠个人积极性是不够的，还需要调动国家等其他经济角色的积极性。个人产权制度虽然有灵活、高效的长处，能够给个人以充分的经济激励，但难免也有抗市场风浪小、忽视整体利益、长期利益的局限，而国有制度固然有种种缺点，但也有持续经营时间长、抗市场风浪大和注重社会整体利益、长期利益的优点。

所以一个经济体要想更有效率的使用要素禀赋、更好的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技术水平的创新进步，促进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那么就有必要实行国有、集体、个人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国有、集体、个人以及其他所有制经济各自的长处与优点，有利于发挥混合经济的优越性，从而弥补个人产权制度的不足和市场理性的局限。

3、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应该以市场为主、计划为辅。

市场与计划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但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式中应该居于主要、基础性的地位，因为市场经济能够根据需求与供给相互作用、价格变动、竞争机制等方式从而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在经济生活中，市场能够及时、灵活的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传递市场供求的信息，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市场竞争机制，还能充分调动生产者、经营者的积极性，优胜劣汰，资源也由效率差的企业流向好的企业，从而不断推动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但是由于市场本身的不稳定性和市场理性的局限，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客观上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对基础设施等公共品投入的不足、忽视某些暂时无法盈利的战略性行业以及短期内盲目追求利润导致经济失衡，因此需要以政府的计划手段来加以补充，从而使得整个资源配置方式更为科学、更为合理、更为高效。所谓计划是指政府可以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总体目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安排部署重大经济发展项目，通过行政计划、政府干预等方式管理分配资源，有计划有规划地推动经济发展，在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上协调统筹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比起市场而言，计划手段充分体现了人类理性能力，有利于弥补市场理性的不足，在资源配置上也具有一些市场经济所不及的优点和长处，虽然人类理性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是可以通过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而有所作为的，比如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可以加大对基础设施、教育、科学技术等公共品的投入力度，从而能够给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支持。

二是可以建立发展某些重要、但短期内可能无法盈利的战略性行业，如航天航空行业、军工国防产业等。像探月登月、探火登火工程，谁都知道不仅对国家、对技术进步来说很重要，而且对全人类也有重大意义，但是因为短期内不能赚钱的缘故，除非国家加大投入，否则光靠私人投入肯定是远远不足的。

三是对一些短期内盲目追求利润造成的经济失衡，如地区失衡、产业失衡、收入差距失衡、市场垄断失衡等现象，政府就可以通过计划的方式进行有效的调节，促使资源的合理配置，保持社会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一个明显的例子，比如现在中国种植经济作物、兴办工厂、开发建设获得的收益无疑要远大于种植粮食，假如国家不进行某种经济计划调节控制，短期内出于追求利润的动机，人们肯定一窝蜂的抛弃种植粮食，将土地用于其他更加赚钱的项目，暂时来看这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一旦碰上天灾人祸、战争动乱什么的，从而酿成严重的粮食危机和社会危机，到时候就已经迟了。

4、生产力理论

超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要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重要目的，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由它所积累的物质财富多少决定的，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不论是综合国力的增强，经济总产出的增加，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切都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所以生产力也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和最根本的推动力，而一个国家要想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人民生活生活水平提高，那么就要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重要目的，始终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上保持对发展生产力的重点关注和清醒意识。

而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并不完全是固有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也不是由其先天的种种自然条件所决定的，而是与该国的社会经济制度、要素使用制度、企业创新以及政府行为等因素密切相关的。如果一个国家选择建立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法律和政策，那么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就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经济也能够更为发达，人民生活也能更为富裕；而假如这个国家存在着明显压制、破坏、摧残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法律、政策和政府行为，那么该国的生产力就不能得到较好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也就无法提高，社会经济也将变得贫穷落后。

著名学者波特就曾这样描述过国家生产力的重要性：“从国家层面来考虑时，竞争力的惟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为什么有些国家经济持续繁荣，而有些国家则长期低迷？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国际产业竞争中获得成功，而有些国家却失败了？他认为答案就在于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则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

波特这样写道：“生产率是人均国民收入的源泉，因此也是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生活水平的关键。国民的高生产率不仅带来高收入、更多的休闲时间，它也创造更多的政府税收、带动公共设施，进而提高生活水平。高生产率同样也使得企业有能力达到健康保险、社会福利、平等工作权和环境保护等严格的社会标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竞争力的惟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企业不断提升和创造符合时代需求的生产力。”

所以对超结构经济学来说，就政府角色而言，传统意义上将之区分为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割裂观点已经过时，政府的重要职责就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无疑需要努力去建立创造一个良好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也就意味着政府在某些方面，比如大多数的具体经济活动，应该是尽量不干预，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则要积极努力的有所作为，政府不应该在发展生产力和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等重大职能里缺席。

因此，作为研究发展问题的超结构经济学认为有必要把生产力纳入重点的研究范畴，除了产品概念和资源配置理论之外，还需要提出一个独立的生产力概念和理论，从而可以更好的研究生产力是如何构成的，研究生产力是如何兴起和发展的，又如何被压迫摧残的，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研究科技进步、资本积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也研究社会经济制度、要素使用制度、产权制度等是如何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又怎么样反过来推动国家社会改变的等等问题。

所以一个国家要想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富裕发达、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那么就需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持续创造适合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社会环境，保持对发展生产力的国家层面上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社会经济长期向前发展。

5、国际贸易的生产力优势理论。

基于生产力的概念和理论，超结构经济学认为传统的建立在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丰富多彩的现代经济贸易现象，需要一个建立在生产力概念基础上的生产力优势理论加以补充完善。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但是却成功建立出口导向的钢铁、造船、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且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个经验现象，其实全球大多数贸易活动是发生在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形成了国际贸易的主体。显然，基于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这些贸易现象，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理论答案。

超结构经济学认为由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没有很好的考虑经济规模与经济制度的不同，也忽视了技术、劳动力和生产方式的差异，比较优势理论更符合自然资源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初级产业的发展情况，而不符合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前沿的战略新兴产业等先进产业的发展情况，而这些先进产业正是构成现代国家生产力最为重要的部分。

这些先进产业对自然资源和普通劳动力的需求程度，远不如对技术和人才等因素来的更为强烈，也就是说要素禀赋在这些产业发展中不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因此先进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也就不再受限于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状况，而是各个经济体相互竞争、努力发展生产力优势产业的结果，国际产业竞争更关键的地方在于，经济体是否能够有效使用它的生产要素，是否具有生产力竞争优势，

生产力优势理论认为，除了初级产业之外，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力的竞争优势而非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各个国家都会生产出口其具有生产力竞争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生产力竞争劣势的产品，但是生产力竞争优势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动态可变的，各个经济体之间处于相互竞争状态，它与该国的社会制度、法律、技术水平、劳动力素质、政府行为、企业创新等因素密切相关。所以对一个国家的先进产业来说，它时刻要面对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必须始终追求和维持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生产力竞争优势，必须把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必须重视并积极发挥技术人才和企业家的重要作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赢得国际市场和产业发展空间，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相比，无疑生产力优势理论可以能够比较合理的解释大部分现代国际经济贸易现象。

一方面，国际贸易给一个国家带来了发展生产力和先进产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会给这个国家的先进产业发展带来国际竞争压力和挑战，使得这个国家不能有所懈怠，必须时刻关注维持自己先进产业的生产力竞争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国际贸易使得一个国家可以不必分散精力去发展所有产业，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是去专注发展自己具有生产力竞争优势的产业，不断进行创新活动，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出口具有生产力竞争优势的产品，进口那些自己生产力劣势的产品，从而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繁荣和全球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基于生产力优势而并非比较优势的贸易活动在整个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会成为国际贸易主体的原因所在。

著名学者波特这样写道：“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每个产业中所向无敌，或是只出口不进口，每个国家的人力与资源都有一定的限制，最理想的状况是把资源应用到最有生产力的领域。”

当然生产力比较优势理论也说明了为什么几十年来只有数量如此之少的发展中国家成功迈入了发达国家行列的原因，从另外一方面也对于所谓“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给出了很重要的理论解释。那就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是简单的建立先进产业就可以了，也不是建立关起门来低效率的先进产业，难的不是在于如何建立发展起先进产业，难的是在于要建立发展起具有生产力比较优势的先进产业，建立发展起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生产力竞争优势的先进产业，先进产业要能承受得起发达国家同样的先进产业狂风骤雨般的激烈竞争压力，这一门槛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真的很难跨过去，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难以真正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原因。

6、赶超论

基于社会经济制度动态论和生产力理论，超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也是可以成功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是由其要素禀赋总量和要素使用制度决定的，尤其是对人口数量众多、幅员广阔的大国而言。超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固然是给定的，但是由于经济体规模的不同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不同规模经济体的要素总量也会明显不同，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的要素使用效率也会有所差异，而传统发展经济学则忽视了不同规模经济体要素总量的差异以及要素使用效率、使用制度的不同。

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率的要素使用制度，克服要素禀赋方面的固有劣势，从而建立发展起符合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也就是说，不仅可以建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也可以建立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在开放的、全球化的世界上通过利用各种资源来推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从而实现落后国家的经济赶超，当然这并不容易做到，需要发展中国家付出很多的努力才能实现。

因此，超结构经济学同样也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不仅与该国比较优势的变化相关，而且更与要素禀赋的使用效率、使用制度的竞争优势联系密切。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建立起更有效率的要素使用制度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制度，那么这个国家就能更好的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能够建立发展更有竞争优势的先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可以顺利的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

比如对于中国来说，14亿人口的大国显然就不能与一两千万人口的小国来等量齐观，也许两个国家的发展程度、资本相对稀缺程度有些类似，但是两个国家的资本总量肯定是有着天壤之别，14亿人口的中国固然在要素禀赋上也属于资本相对稀缺的，但是资本要素的总量无疑是排在世界前列的，也就是说看起来人均资本低、资本相对稀缺的中国，其实资本总量是不稀缺的，还是居于世界前面几名的。根据这种实际情况，那么只要建立起有效率的资本要素使用制度，中国同样也就不仅可以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更是可以发展先进的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甚至还可以建立发展那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前沿产业。

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如果能够建立起有效率的要素使用制度和其他社会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大国要素总量和市场总量优势，在巨大的资本总量、人才总量和市场总量面前，那么所谓比较优势的实际意义就不大了，也不用过多考虑比较优势，而是完全可以同时发展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高端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更高端的战略性前沿新兴产业，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优势产业，积极推行赶超战略，推动国民经济的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共同发展，从而可以更好、更迅速、更平衡地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

7、逆周期调节机制

超结构经济学认为应该建立一套有效的逆周期调节机制。现代国家经济大多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容易发生市场顺周期波动，从而造成经济衰退，也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破坏。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结果，与新古典学派的市场自动均衡理论相反，产出水平、就业水平、工资水平、消费支出、投资支出、资产价格等因素都与总体经济运动的方向相一致，呈现出明显的顺周期波动特征。当经济趋于繁荣的时候，往往就业率和工资水平也较高，消费支出、投资支出、资产价格也同样也会上升；而当经济趋于衰退的时候，就业率、工资水平、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和资产价格都会下降，造成总需求下降和生产过剩，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而所谓的市场自动均衡调节机制则没有发生明显的作用。

因此针对明显的市场经济顺周期波动特征，一个国家应该建立起一整套的逆周期调节机制，采取协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刺激总需求和改善总供给两方面入手，实行有效的逆周期调节措施，从而维护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局面。

但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固然可以扩大投资，刺激需求，可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则会碰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商业银行出于谨慎性考虑，为了社会公众的存款安全，会更倾向于更保守的放贷，这是正常经济行为的必然结果，而企业由于经济不景气，同样会缩小投资支出，信贷意愿低。这样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面对市场的顺周期波动行为，仅仅依靠商业银行体系往往很难进行有效的货币信用扩张，

因此为了进一步完善逆周期调节机制，政府需要建立一套与商业金融系统不同的逆周期的货币信用扩张体系，可以考虑建立政策性金融系统，然后通过这个政策性金融系统来进行逆周期货币信用扩张，这样一来不但可以刺激总需求，而且还能改善总供给、发展新兴产业、制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使得经济能够短期内重新恢复繁荣。

如此一来，有了政策性金融系统的配合，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通过实行有效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针对市场顺周期波动特征，就可以比较顺利的进行逆周期调节，货币政策通过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共同实施，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支出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协同，从而可以及时有效地实行逆周期的经济调节政策，大大降低经济周期的破坏作用，从而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8、贸易与全球化

在贸易政策上，超结构经济学倡导全球化，认为全球化能够使得各个国家都有机会能够利用全球资源，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而更好的实现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国际贸易繁荣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目的。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现象，一般来讲，指的主要是世界各国之间在经济贸易、信息、资本、技术、文化交流等方面越来越紧密联系的过程，也就是说全球经济正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这也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

全球化，一方面可以让一个国家进口自己缺乏的自然资源和其他产品、引进国外优秀的经营管理经验、外国资本、先进的技术知识以及借鉴一些良好的社会经济制度，有利于增强该国企业的竞争力，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从而更好的推动该国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市场的巨大扩张，从而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与技术在全球的转移流动，有利于国际分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也有利于国际贸易的繁荣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当然全球化给每一个国家不仅带来了机遇，同样也会带来挑战，而且现有的全球化框架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还需要继续完善，但不管怎么说，这无疑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结果。

9、国家理论

在国家问题上，超结构经济学认为国家制度也非常重要，因为由于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国家最终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个人的财产权、权利和自由都需要国家的保护，而产权结构的效率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会导致经济的增长、停止或衰退。因此，国家理论不仅要为产生低效率产权制度的趋势提供解释，而且也必须说明高效率产权制度的原因所在。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国家提供服务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为统治者的所得租金最大化提供一个产权结构，另一个以促进社会产出最大化、减少交易费用而提供的产权结构。因此国家制度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权制度和长期经济绩效的差异。

诺斯研究发现，在历史上的许多阶段，“在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也就是说，正是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冲突导致相互矛盾乃至对抗行为的出现，是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诺斯强调指出国家在制度变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国家的介入，产权结构就无法得到有效的界定、保护和实施，从历史上看，一个好的国家往往能够促使制度变迁走入良好的轨道，从而引起经济增长，反之亦然。

学者波特同样也认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很是重要，“国家是企业最基本的竞争优势，因为它能创造并保持企业的竞争条件，国家不但能影响企业所做的战略，也是创造延续生产与技术发展的核心。”

10、金融发展与世界货币

在金融发展上，超结构经济学认为建立一套高效的资本要素使用制度、提高资本要素使用效率对于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尤其对于金融系统来说更是如此。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几乎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货币资金的作用，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在运作良好的金融系统之上。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一国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组成了金融结构，金融结构越发达，就越能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也越能有效地配置资金，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他们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各种功能能够影响到实际经济变量，也能够通过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资本要素配置效率来推动经济发展。

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要想更好的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那么建立一套高效率的金融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其中容易遭人忽视的是综合银行（除了不能从事证券及其衍生品交易）和政策性银行的重要作用，通过建立起一个运作良好、高效灵活的包括商业银行、综合银行、资本市场、保险机构、风险投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等在内的综合性金融体系，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和集聚效应，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未来发展的能力，才能更好的推动技术进步和实业发展。

对于所谓的金融自由化问题，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想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那么对于金融自由化就要采取谨慎稳健的态度，众所周知，从人类历史上来看，金融行业就是一个容易发生异常波动的部门，而且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果没有良好的监管措施，人性的贪婪、欺诈和恐惧，再加上短期投机的影响，往往很容易导致金融市场发生明显的顺周期波动乃至金融危机的发生。

因此，金融自由化如果指的是金融完全自由化，那么不论是渐进逐步的金融自由化，还是急剧激进的金融自由化，这个目标都不可取，也容易造成金融异常波动乃至金融危机，从而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所以超结构经济学认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都必须置于政府的监管措施之下，当然政府的监管措施也要良好、高效、便利，尽可能减少政策障碍、方便金融参与者。在促进金融发展、资本流动、提高金融要素的市场配置效率、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未来发展的同时，为了有效防止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和维护金融大局稳定，政府应该建立起一套包括行政干预、金融监管、逆周期调节和最后贷款人救济等在内的金融管理体系。

在国际货币金融问题上，由于现有的全球化框架特别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
的缺陷，自由市场论并不能掩盖住国际货币金融的混乱和无序，超结构经济学认为应该建立一套更好、更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主张建立以新的世界货币——交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来取代目前以美元为中心的现有货币体系，实行国际多边合作的清算体系，而不是美元单边霸权清算体系。

超结构经济学认为可以考虑成立世界清算银行，相当于世界中央银行，世界清算银行发行以交元为记账单位的世界货币，币值以黄金为基准，会员国可以用黄金自由换取交元，也可以用交元换取黄金但要受到严格限制；会员国中央银行在国际清算银行开立以交元为记账单位的往来账户，各国官方对外债务债权通过该账户用转账办法进行清算；各国货币均以交元标价，按照一定的比价与交元建立固定汇率，汇率可以根据该国贸易顺差逆差情况适当调整，但非经“世界清算银行”理事会批准不得随意变更；另外还要建立最后贷款人与最后担保人机制，以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超结构经济学认为这样一套新的以世界货币——交元为中心的国际多边清算体系，相比现有的美元单边国际清算体系更为合理、更为可取。它一方面可以为各国货币的相对汇率提供了一个稳定且具有适度弹性的框架，从而摆脱了某个主权国家货币的霸权地位和无序的汇率竞争性贬值局面；另一方面，交元虽然以黄金为货币信用的锚，但同时也可以根据全球经济贸易的实际需要而有一定的弹性空间，这样一来，可以有效防止出现通货紧缩现象，而且由于世界各国贸易顺差逆差总额是趋于零的，所以虽然交元以黄金为计价基准，不可能无限制增长，但也足以承担起国际贸易活动交易媒介的角色。因此，这样一套新的、更为合理有序的以世界货币——交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大大减少了国际货币金融的混乱与无序，摆脱某个主权国家货币霸权对世界经济贸易的搅扰，从而更加有利于国际金融和国际经贸的繁荣稳定发展。（将世界货币命名为交元，是为了纪念中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宋朝的交子）

11、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

在教育、人才与知识发展问题上，超结构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资源禀赋的组成部分，也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必须重视国民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于少而精的基础理论人才可以超前培养，而大多数实用技术人才的培养应该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产业升级相协调，还要尊重并积极发挥技术人才和企业家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套精心设计、合理规划的人力资本培训开发和教育发展政策应该是一个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国家必须积极塑造和形成重视教育、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社会氛围。

其中科技人才与企业家所起到的作用更是关键，技术创新、技术进步需要相应的科技人才，没有科技人才的支持，很难想象一个国家能在科技进步方面取得什么大的成就，而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正是因为企业家的不断创新活动，不断生产发展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式，才能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根据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的核心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也是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能，企业家通过开发新产品、新市场、新技术、新的生产方式等创新活动打破原有的经济稳态局面，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是动态的，是对现存均衡状况的改变，而企业家对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创新活动，打破了现有的均衡状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之一。

12、谨慎的产业政策

在产业政策上，超结构经济认为政府可以采用相关的经济政策来促进某些重要产业的发展，但是持谨慎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不应该轻易使用产业政策，而应该把重点放在建立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更加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以及改善基础设施上面。

产业政策是指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的用来引导产业发展方向、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协调产业结构平衡，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也是政府对产业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措施的总称。产业政策被认为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机制，有着弥补市场缺陷，保护幼稚产业，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议批评声音一直都存在，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对一些公共品、基础性行业、需要发展的新兴行业、战略性产业以及影响国家安全的行业，可以制定适度的产业政策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不应该使用产业政策，而应该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也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产业政策根本没有必要，对产业政策持否定态度，认为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太多，只会助长了寻租和腐败空间，应该予以废除。

当然从实际情况来看，产业政策是应该谨慎使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需要使用，不过对于某些重要产业的发展来说，产业政策还是有其必要性的，政府也确实有需要使用产业政策的地方。由于市场理性的局限，导致市场参与者会过多的关注追逐短期利润，而对于那些事关社会经济发展整体利益、长期利益但暂时无法获利的基础产业、新兴产业和战略产业可能会投入严重不足，比如像铁路产业、航天航空产业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完全有必要通过产业政策这种方式来进行干预，推动技术进步，平衡产业结构，协调局部与整体利益、短期与长期利益，从而实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简而言之，超结构经济学理论主要包涵以下几个要点：

1、有限政府。超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固然要在建立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改善基础设
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要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市场能做的，让市场做，政府无需干预，社会能做的，让社会来做，政府也不必样样都管，市场失灵、社会不能做的，政府在这些方面才需要去发挥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有限政府是建立在尊重市场、尊重社会的基础上的，市场能做的、社会能做的，让市场和社会去做，这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经济活力，政府要做的是市场失灵和社会不能做的事情，有限政府概念在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让政府的精力集中在自己可以有效发挥积极作用的领域内，从而使得政府能够更为有能高效。

2、混合经济。超结构经济学认为，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经
济体系相比，混合经济一样可取，这两者都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混合经济是指有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经济主体、多种分配方式混合而形成的，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以市场为主、以计划为辅的经济体系。超结构经济学认为很多经济因素都有其优点也有缺点，无论实行哪一种纯粹、单一、完全的经济形式，都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混合经济实行以市场为主、计划为辅的经济制度，这样既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又能积极发挥计划手段辅助性、补充性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在所有制经济上，混合经济实行国有、集体、个人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因为这样一来，既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活力，又能有效发挥国有、集体以及其他所有制经济的长处与优点，能够更加注重社会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从而弥补个人产权制度的不足和市场理性的局限，使得经济能够保持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3、生产力优势。超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不是由其所积累的物质财富
所决定的，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也就是说，生产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不论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的转型升级，还是综合国力的增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而国际贸易的发展繁荣更是建立在生产力的竞争优势之上，因此一个国家要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重要目的，在产业发展上也要以追求生产力优势为重要目标，始终在国家层面上保持对发展生产力的重点关注和清醒意识。同时该国政府也要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企业经营创新、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社会制度环境，大力改善基础设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更好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4、逆周期调节机制。超结构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容易发生破坏力
极大的顺周期波动，从而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问题，西方经济大萧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针对市场的顺周期波动特征，政府应该建立一套有效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建立政策性金融系统，这样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可以通过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相互协同，从刺激总需求和改善总供给两方面同时入手，进行及时有效的逆周期调节，熨平经济异常波动，从而维护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局面。

六、超结构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超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向固然受其在那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影响的，但并不完全由其决定，而是动态的、可变的，因此一个国家通过自己的努力，既可以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也可以发展先进的竞争优势产业，从而不断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同时针对市场的顺周期波动特征，该国应该建立一套有效的逆周期调节机制，维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所以就算是条件类似、起点大致相同的国家，它们的未来发展轨迹也未必相同。因为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固然是给定的，但它并不能完全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同样也不能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更不能决定该国未来的发展前景，这是由于更为关键的要素禀赋的使用效率、使用制度、创新活动、政府行为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制度是人为的、动态的和可变的。

也就是说，固然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原先相对稀缺、先天条件也不那么理想，但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却想办法建立起了一套高效率的要素使用制度，建立了一个适合企业经营发展、技术创新进步的社会环境，改善了基础设施环境，从而大大提高了要素的使用效率，使得零散、稀缺的要素能够集中起来发挥集聚效应，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该国就可以克服要素禀赋的原有劣势，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发展比较优势产业，而且还可以发展先进的生产力竞争优势产业，如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战略性前沿产业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可以更有效的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技术水平的创新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现代混合经济与中国经济改革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纷纷开启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过程，事实上整个经济学术界基本是不看好中国的经济改革，因为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计划经济存在着严重的政府干预，扭曲了正常的激励机制，经济效率低下，如果要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实行以“华盛顿共识”为理论基础的休克疗法，短时间内全面实行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一次性地把政府干预所造成的经济扭曲彻底消除掉，从而迅速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从低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迅速彻底的转为高效率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以后的经济发展繁荣打下良好的经济制度基础。

但是中国并没有推行这样激进的休克疗法，反而是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逐步地进行市场化改革，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改革方式很糟糕，因为既保持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扭曲又放开了市场，就会创造出许多寻租腐败的空间，也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导致不能及时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只会把更多的改革难点往后面推了，反而拖延了改革的时间，降低了经济效率，这也是中国崩溃论一度盛传的原因所在。

因此比起中国的渐进改革方案，经济学家普遍更看好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前景，因为前苏联东欧地区，不论是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程度，还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比当时的中国要高得多。80年代中国人家里一般没有电话，更不要说汽车了，人均收入水平和非洲差不多，但是前苏联、东欧那个时候电话和汽车也已经进入了日常生活里了，基本处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可以说，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基础要远比中国来的好，改革方案也比中国要来的更为干脆有效，所以他们基本认为如果前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都不成功的话，那中国的改革又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但是现实情况却是让人大跌眼镜，被普遍认为糟糕的渐进改革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反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而前苏联东欧地区在经济成效上反而是乏善可陈，特别是俄罗斯经济更是一度陷入崩溃状态，后来也是处于长期低迷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出乎意料的结果呢？为什么看似更符合理论逻辑的前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太符合主流理论逻辑的中国经济改革却大获成功呢？到底原因出在什么地方？

从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也让会人感觉困惑的问题，但是从超结构经济学来看，则可以比较合理的回答这个让很多人困惑的问题，因为经济转轨的方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转轨的目标，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固然是可取的、有效的、普世的，但是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另一种形式，现代混合经济同样也是可取的、有效的、普世的，更重要的是比起西方现代市场经济，这种现代混合经济比较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现代混合经济是存在一些寻租腐败、政府干预扭曲的地方，可也有注重社会经济发展整体利益、长期利益等优点，而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当然有灵活高效的优点，但市场形式过于单一，也存在着不注重长期利益、整体利益、过于注重追求短期利润等弊病，可以说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混合经济各有其优缺点，各有千秋，都是可取的、有效的、普世的。

也就是说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唯一的，而是丰富多彩的，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也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唯一标准，现代混合经济同样也是可取的，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混合经济都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一种，各有特色、各有其优缺点，至于两者如何取舍，那就要看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民众的需求。

前苏联东欧地区经济转轨的目标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变为西方现代市场经济，采用的是激进的休克疗法，而中国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虽然当初一开始的转轨目标同样也可能是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但是在渐进转轨改革的过程中，却在无意之中形成发展了现代混合经济。不过让人搞笑的是，很多经济学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不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中国经济转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认为这只是改革的中间过渡阶段，中国的经济改革依然要朝着建立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方向前进，这种理论上的误读也给21世纪初中国的进一步经济改革措施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中国经济改革的转轨过程和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已经从当初的计划经济体制转为现代混合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和硬骨头大多也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给克服了，剩下来的工作主要是在继续完善和发展现代混合经济制度上面，也即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给自己制造虚幻的目标和靶子自寻烦恼。

这也就合理的解释了为什么看起来很糟糕的中国渐进改革方案反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所在。因为中国经济转轨的实际目标根本就不是西方现代市场经济，而是现代混合经济，转轨的过程和目标基本上已经在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完成了，已经从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有效的现代混合经济体制，这也是中国在21世纪初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持续高增长、再创佳绩的关键原因，也是中国可以实现技术赶超和产业赶超的重要原因。

有些人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重工业赶超战略是错误的，因为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从资源禀赋以及结构出发，当时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因此那个时候的中国应该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而不应该盲目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正是错误的经济发展战略才导致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贫穷。

但是超结构经济学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这不是重工业赶超战略本身有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合理导致了严重的资本浪费和经济低效率，从而使得重工业赶超战略实际上根本不能有效执行的缘故。

在计划经济和全盘公有制这种低效、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下，除了部分国防军工产业之外，事实的真相是，改革开放前中国根本就没有实现真正的工业化，所谓的工业化大多数根本就是伪工业化，是一碰就倒的工业花架子，所谓的资本积累其实就大部分而言根本就不是资本积累，反而是资本浪费，是严重的、持续的资本浪费，因为我们既没有发展出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没有建立起具有生产力竞争优势的重工业等先进产业，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想要发展经济的结果却是节衣缩食本身，资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积累，产业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建立发展，没有实现有效的产出，也无法生产出合理价格的合格产品，大部分不是成为了供领导参观的花架子，无法做到合理成本下的大量生产，要不就是成为了臃肿低效的生产企业，基本生产不出什么符合消费者需求、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大炼钢铁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花了巨额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大部分炼出来的钢根本就不合格、不堪用，资本积累变成了资本浪费，所以当时的中国才会这么的穷。

因为假如是真正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话，那么随着资本积累数量的增加，国民产出也会随之增加，人民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当然也就会跟着提高，难道做衣服、做帽子劳动密集型的轻纺织业能赚钱，但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钢铁、汽车、机械、化工、机床等先进的重工业反而不能赚钱吗？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要是重工业赶超战略本身有问题，那么二战后的日本、韩国怎么就通过发展钢铁、汽车、机械、电子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先进产业迅速富裕起来的呢？

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觉得中国的经济改革很难再推动下去，因为剩下的基本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了，可是真正的事实却是与这种看法截然相反，不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很难推动下去了，而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目标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现代混合经济，所谓的改革硬骨头大部分只是自己误读的虚幻靶子而已，剩下来的着力点更多的应该是在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现代混合经济体制以及如何实现重工业、信息半导体、航天航空等先进产业的赶超上面。

虽然现代混合经济是一个新事物，但它也是可取的、有效的、普世的，同时也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因此，在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后，中国也就完全没有必要非要把好好的现代混合经济全盘往西方市场经济方向上生拉硬扯不可，而是应该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有益经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现代混合经济制度，充分发挥现代混合经济的优点和长处，从而更好的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