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留非洲的打工华人:不知是否感染,“淘金梦”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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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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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瑞琴还没从过去一周紧张的回国旅途中缓过来。她瘫坐在隔离酒店软绵绵的床上,连上不限网速的wifi,跟微博、朋友圈以及十几个华人微信群里的熟人和陌生人报平安,“终于到了”。

她从没想过,回家会变成这么难的一件事。

28岁的林瑞琴在尼日利亚卡诺州的一家纺织品私企工作了七年,经常往返于中非两地。今年农历新年过后,国内疫情爆发之际,她应公司要求去尼日利亚出差,计划两个月内完成工作就回国。但到三月,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作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确诊病例数攀升,各州陆续封锁,3月23日开始,国际机场关闭,解禁时间一次次地
延后,直到十月中旬。

为了买机票,她加了十几个微信群。刚通航时,航班少,机票价格涨到四五万一张。由于航班上查出确诊患者,或尼日利亚暴乱导致机场关闭,本就数量不多的航班屡遭取消。

除此之外,针对海外华人回国的政策也随疫情收紧。10月29日开始,中国驻外各个领馆纷纷发表公告,搭乘航班赴华的中、外籍乘客,须凭登机前48小时内在所在国采样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血清特异性IgM抗体检测阴性证明登机,如果在第三国中转
,也需要进行二次核酸和血清采样,并向中转国中国使领馆申请HS码或者健康证明书。

林瑞琴还是想回家。她加了好几个“票代”(机票代购中介)的微信,每天跟“票代”说早安、晚安,夜里焦虑到失眠,凌晨两点睁开眼睛的第一反应就是给“票代”发微信,“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最终,在滞留了近10个月之后,她抢到了一张机票。加上住宿和交通共花费近四万人民币,做了四次核酸检测和血清检测,冒着生命危险连夜辗转尼日利亚两个州、在中转国埃及等待四天,才终于回到中国。

在滞留尼日利亚的华人群体里,像林瑞琴这样成功回国的是少数。据她所知,有人曾感染新冠病毒,担心无法获得双阴性检测结果不敢回国;有人公司倒闭,赚的钱还不够买一张回国的机票;有人不会英语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公司身上,但公司不愿意承担昂贵的机票和潜在的风险。

她不知道,除此之外,在遥远宽广的非洲大陆,在更多看不见的地方,还有多少同胞正在忐忑地观望,期盼能早点回家。

穿越“死亡公路”

又是一个失眠夜。林瑞琴早上四点才睡,打了两个小时的盹,又醒了。她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突然被一连串消息和7个未接语音电话惊醒——是“票代”发来的。

“给你改到11月7日这班,就一张票,等你确认。”“你来得及吗?”“着急,速回。”

林瑞琴立刻从床上弹起来,打电话让“票代”赶紧把票定下来。激动的劲儿过去后,她才反应过来,只剩两天时间,她要找到合格的检测机构,拿到两份核酸检测和血清检测报告,上传大使馆审批获得HS码,再飞到首都阿布贾乘机……时间有限,砸进去的几万块很有可能就这样打了水漂。

但她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无数个寄希望于“票代”的华人中,她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33岁的 Ramon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州的一家做芝麻出口的贸易公司工作,在
非洲待了三年。正常情况下,他应该是今年六月休假,繁重的工作、孤独的生活以及疫情带来的压抑情绪让他喘不过气来,他盼着早点回国,跟朋友们喝喝酒聊一聊。国际航班的解禁从四月一步步推迟到十月,他联系了好几个“票代”,干脆把自己的护照信息直接发过去,“只要有票,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多少钱,都买。”但很长时间过去,他都没收到回应。

跟他们相比,55岁的汤建新显得更老实一些。他在阿南布拉州一家台湾公司做装修工人,到非洲务工五年,只会简单的英语。由于疫情,他的回国假期没了,公司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他也不敢问,只能继续工作。到十月,女儿的婚期临近,他才鼓起勇气问老板,能不能帮忙买票回国?老板以票价太贵、疫情还很严重拒绝,他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只能继续等。看到林瑞琴等人在网上发文章倾诉回国难,他也很激动,但抱怨两句又蔫儿了,“算了,还是等吧,不给公司添麻烦。”

林瑞琴非常珍视几经波折争取来的回国机会,一挂掉“票代”的电话,就赶紧安排行程。卡诺州飞往首都阿布贾的航班一天一班,当天的售罄,林瑞琴买了第二天的。她在网上找到了两家符合标准的检测机构。本来已通过电话成功预约,但直到下午四点,机构才告诉她,血清检测的服务到下周才能启动。情急之下,林瑞琴做了个大胆的决定,连夜开车去阿布贾做检测。

得知这个消息,尼日利亚同事震惊地问她,“Are you crazy?”在本地人眼中,夜晚
的卡杜纳—阿布贾公路,是一条类似“死亡公路”的存在。卡诺州位于尼日利亚北部,地处撒哈拉沙漠西南边缘,由南至北的公路从布满灌木丛的荒原中蜿蜒穿过。林瑞琴听说,极端组织发起恐怖袭击的时候,常常有恐怖分子从灌木丛里冲出来劫车杀人,连有上十年长途货运经验的本地人都不敢在夜里走这条路。

但林瑞琴当时没想那么多,匆忙收拾好行李,叫上司机,开始了疯狂的旅程。她看了眼手机,十几个在非洲久待的朋友发来消息,有的问她有没有带警察或大兵一起,有的让她发定位报平安,在阿布贾的合伙人一晚上没睡,攥着手机,隔一段时间发一条消息给她,到哪儿了?

尼日利亚的汽车很破,基本上是从中国或日本淘汰过来的二手、三手、甚至四五手旧车,常常会出问题。当天晚上,林瑞琴的车爆胎了两次。第一次,车胎在一个村口裂开一条缝,司机去村里找人帮忙,林瑞琴一个人留在黑漆漆的公路边上。一阵凉风吹过来,远处的灯光隐隐绰绰,她心里发慌。一个多小时后,司机回来,重新上路,结果夜里12点多,车胎又爆了,司机用力地打方向盘,汽车差一点滑进路边的灌木丛。这一次,车停在了一片黑暗中,长途货运经验丰富的司机都不敢在这种地方打开车门,“要是碰到坏人,我们会被杀死的。”他踩下油门,汽车靠破损的车胎,颤颤巍巍地颠了一段距离,最后看到一处有警察的加油站,才安心地停下。

十个小时后,林瑞琴终于抵达首都阿布贾,她打开快没电的手机,给朋友们报了个平安,疲惫地躺下了。两个小时后,她又强忍着睡意爬起来,在几个检测机构之间奔波。凌晨,她辗转拿到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私人联系方式催问进度,最终在第二天出发去机场之前申请到了HS码登上飞机。

从11月5日定下机票,到11月12日落地杭州,原本十几个小时的归程,她花了整整一周。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未知

林瑞琴和 Ramon 都习惯在支付宝的页面里查看尼日利亚当天的新增确诊病例数:11月6日,180例;11月9日,300例;11月13日,212例……数字居高不下,但在尼日利亚,没有人把这些当一回事。

“街上早就没有人戴口罩了,当地人都觉得病毒已经被消灭了,他们不相信数据,认为政府想以此来骗 WTO 的钱。”Ramon不能理解当地人的逻辑,但他也不相信政府公布的确诊数据,因为“真实的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一定比公布的多得多。”

尼日利亚经济落后,医疗资源和检测能力十分有限。据世卫组织称,在大部分非洲国家,每百万人配备的重症监护床位仅有约5个,而这一数字在欧洲是4000个。对大部分人
来说,连病毒检测的机会都没有,更无法被纳入统计数据。

更何况,在这片土地上,病毒和死亡是再常见不过的事了。今年新冠疫情期间,被发现了 70 年、尚未有疫苗攻克的拉沙热病毒同步在当地爆发,病死率达到 19.3 %,远高
于尼日利亚新冠肺炎的病死率。

本地人已经习以为常,华人却愈发恐惧。身体稍有异常,就会牵动他们全部的神经,因为一切都是未知的——不知道会不会被感染、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不知道能不能得到治疗、不知道会不会客死异乡。

最直观的表现是囤货。3月底,林瑞琴从当地朋友那里得到消息,卡诺州要“封城”,
她的第一反应是囤口罩。超市里没有,林瑞琴就去黑市买,原本十七八元人民币一盒(50个)被炒到 100 元,而且只能按箱卖。林瑞琴一咬牙拿出2000元,结果被告知这批
货已经被订购一空,得等下一批,要加钱。她加了2000元,到交货期时,卖家再次要她加钱。来回折腾三次,林瑞琴出了 6000 多元,仍然没买到口罩。

除了抢口罩,她还囤了两箱洗手液,数不清的面包和豆子罐头。担心感染无法得到医治,她花一万多元人民币买了一百盒莲花清瘟胶囊,分了一部分给公司同事之后还剩很多,塞了满满一冰箱,到现在还没吃完。

Ramon也加入到了囤货大军中。拉各斯州“封城”前,他开车出去,跟着市场里人一起
,把菜一筐一筐地往车上搬。他还留了中国超市的联系方式,封城之后,他通过电话订菜,再让超市员工送到楼下。他和同事住在四楼,疫情期间,他们给家里的司机保姆放假,不让任何人上楼进门。菜送到了,Ramon在水桶上系上绳子,从阳台把菜吊上来,
疯狂地喷洒消毒水之后,再晒两个小时,才敢用手去碰。

尽管处处小心,Ramon还是病了。

五月初,当地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和另一个同事相继出现咳嗽和发热的症状。两个人胡乱吞下一堆粉末或胶囊状的药物,仍没有好转。那几天,他们浑身无力,夜里几乎隔一个小时就会拉一次肚子,趴在马桶边,呕吐到没有力气站起来。

Ramon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一躺到床上就胡思乱想——会不会是新冠?没得治了怎么办
?如果死了公司能赔多少钱?恢复清醒后,他又自我安慰——这是疟疾,不是新冠。后来,司机开车带他们去30公里外的医院用试剂条做检测,Ramon的结果显示是一条杠,
没有感染新冠肺炎,同事的结果显示有两条杠,另一条不明显,医生没给出确切的诊断,现在也不知道是否感染过。

这种未知的恐惧也曾笼罩着林瑞琴和她的三个室友。卡诺州“封城”后没几天,林瑞琴突然觉得头晕,浑身无力,体温达到 38.5 度。第二天,另一个室友也开始发烧,整晚整晚地咳嗽。接下来几天,剩下两个室友开始发烧。一整个月的时间里,四个女生接连出现症状,咳嗽声、叹息声,混杂着焦虑与恐惧,在封闭的房间里弥漫开来。

白天,街上有警察值守,不让出门。林瑞琴让司机晚上开摩托车偷偷带高烧至 39 度的室友去医院打针。他们去了好几家医院,每个医生的说法都不一样,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感染了新冠,还是得了疟疾,或是其他什么疾病。林瑞琴记得,国内的新闻里说,得了新冠的人没有力气,连200米的路都走不了。因此,她隔一段时间就问室友,“
怎么样?能不能走200米?”

那段时间,林瑞琴不记得自己究竟吃了多少药、打了多少针,几天之后,她的症状消退了,另外两个室友也逐步恢复,他们都不知道究竟是哪种药起了作用。但那个烧到39度的室友一直没有好转,反复发烧,咳嗽不停,一个月瘦了 15 斤。夜里喘不过气来,室友找林瑞琴借了个垫子,躺在走廊里。林瑞琴后来得知,室友怕自己死在非洲,没机会再跟家人见面,甚至偷偷写好了遗书。

一个月后,这场说不清缘由的疾病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四个女生都恢复了健康,重新开始上班。城市解封,当地人相信病毒已经被消灭,官方的确诊数据还在增长,但街上没人戴口罩。林瑞琴有时候也感觉恍惚,“真的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

永远是意外先来

和很多在尼日利亚的华人一样,林瑞琴感觉真正紧张的就那么一个多月,但由疫情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通货膨胀、政府腐败、饥荒、失业、暴乱……接二连三地暴露出来。

来尼日利亚七年,林瑞琴从没感觉到情况如此糟糕。2014年5月,大学刚毕业的林瑞琴
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当时,她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要闯荡一番,要发展事业,要证明自己。

对一个初入社会的女孩来说,非洲的工作和生活初看像一个美好的梦——她获得了比国内高一倍的年薪、住进当地最顶级的富人区别墅、司机保姆一应俱全,生活中没有一丁点需要操心的地方,她只需要专心工作。

50岁的汤建新也是怀揣着对非洲的美好想象出来的。2015年,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他在杭州的一家装修公司工作,年薪八万。听老乡说,出国打工挣钱多,他也想去闯一闯。没有渠道,他给中介公司交了三万块钱,对接到一家台湾的装修公司。不太会英语,他就下载了个App,一句一句地跟读。

他跟着一群陌生人,飞到了地球的另一边。第一次,汤建新和老板签了17个月的合同,年薪十五万,包吃包住,还有额外奖金。他满怀期待,打算闯荡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却感觉这里连中国的农村都不如,“我们那边的公路都直接修到村里哩!”一次出门遭遇抢劫,这让汤建新对非洲更没了兴趣,他几乎不离开工厂区,每天宿舍、工地两点一线,一心想着攒钱回国。

林瑞琴对非洲的热情也在一点一点被消耗,她有时感慨,“早知道是这样,就没必要出来闯荡了。”七年间,她眼看着尼日利亚的恐怖分子暴乱越来越多,政府越来越腐败,普通人越来越穷。到今年,甚至“政府都没钱了”。

疫情后,林瑞琴明显感觉的到政府工作人员上门收税的次数都变多了。在尼日利亚,华人企业经常得应付政府以各种名目乱收费的问题,卡诺州解封后,政府工作人员就开始频繁地来办公室征税。“很多时候就是把税的名字变了个单词”,林瑞琴很生气,但对方不作解释,只说这是“something new”,要求她支持政府,否则就要把店铺锁起来
。原本不景气的生意,因此雪上加霜,林瑞琴也不知道该怎么熬下去。

经济下行让在非华人的“淘金梦”破灭,更直接的人身安全威胁,让他们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对Ramon来说,非洲的生活曾经是“刺激”的。2017年,在国内创业失败的他通过网络
找到一份在坦桑尼亚的安保工作。他当过两年兵,职位描述里“枪支保养、安全维护”等字眼让他感到兴奋,出国之后,他常常跟小偷和劫匪打交道,有一次还带着警察车队一路狂飙追赶小偷,“很爽”。

但今年,原本的“刺激”成了威胁生活的“危险”。据《每日邮报》报道,自尼日利亚采取封锁措施以来,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造成公民普遍工资低,失业人口增加,最终引起了全国性的饥荒。10月初,各地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将目标瞄准了政府的粮仓。据统计,尼日利亚全国36个州,有近三分之一都报告称粮仓遭到突袭。

与此同时,街头还接连不断地爆发抗议和暴乱。Ramon目前在尼日利亚的公司负责物流
,能及时了解到各州的道路安全情况,最近,他频繁在朋友圈提醒华人朋友:“APAPA 附近的油罐爆炸,道路封闭”、“路上到处是卖散装汽油的,分分钟就做成汽油弹了,注意安全”、“EndSARS游行在拉各斯州爆发了,同胞们不要出门”……

本地新闻里,几乎每天都会见到枪杀、镇压或死亡这些词。对于漂在异乡的华人来说,脚下似乎埋着数不清的“炸弹”,谁也不知道,哪一天,哪一颗,会突然爆炸。

Ramon盼着早点买到票,离开这里。“在国内,我们总说一句话——不知道明天和意外
,哪一个先来”,他苦笑着说,“但是在非洲,永远是意外先来,没有明天。”

孤独是漫长的

这一年漂泊在外的经历,让林瑞琴产生了一些改变。原来,跟爸爸打电话聊起工作的不顺时,爸爸劝她辞职,她总是很坚定地拒绝,说自己要“继续打拼,发展事业”。这次回国后,她躺在隔离酒店的床上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爸爸还是劝她回家,她没说什么,忍不住哭了。

按照原本的计划,她打算跟相恋三年多的男朋友讨论结婚的事。但长时间的异国,让两个人的感情变得冷淡。回国航班多次取消,林瑞琴一次次地哄着说,“再等等我,再等等我。”但他们之间的聊天越来越简短,到九月,几乎只剩一句“早安”和“晚安”。后来抢购机票、辗转做核酸、一路奔波的艰辛,林瑞琴都懒得跟男朋友说了。

最近,她决定分手。林瑞琴说,在这个男朋友身上看不到稳定和未来,经历了今年的动荡之后,这对她来说变得愈加重要。

Ramon之前也对安稳的生活或亲情友情没什么留恋。只身闯荡非洲,他自嘲说,像是“
把整个人卖到了这里”。公司统一安排食宿,工作区和生活区在一起,也就意味着没有自己的生活。Ramon不在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只要有活儿,随时都得干
”。忙的时候,Ramon 会工作到凌晨,从客厅移步到卧室,倒头就睡;闲的时候,他就自己一个人在楼下做运动。

华人社群在非洲相对独立。Ramon所在公司的拉各斯分部只有他和同住的那个同事。逢
年过节也是两个人一起过,多炒几个菜,加两瓶啤酒,聊了几句都没话说了,又低头各自玩手机。

相比之下,林瑞琴性格外向,又经常跟本地人做生意,所以除了同事之外,还有一些尼日利亚朋友。但今年的疫情,在两个社群之间建起了一堵高墙。疫情爆发初期,林瑞琴走在市场里,常常碰到本地人冲她喊,“Coronavirus!Coronavirus!”有些小孩不懂是什么意思,但也学着大人,跟在她后面喊。她只能减少跟本地人打交道的次数,到后来甚至完全不出门。

这样的隔绝,对汤建新以及年长一些的工人来说,是非洲生活的常态。

每个合同期,他们被飞机载到一万多公里外的陌生大陆,再由大巴车送进偏远的工程区,合同期结束,再循着相同的路径返回。尽管在尼日利亚待了五年,汤建新几乎没怎么离开工厂区。对他来说,在非洲还是南美洲,差别都不大,无非是换个地方施工罢了。

唯一的乐趣是跟家人打电话。尼日利亚和中国有七个小时的时差,汤建新习惯在每天早上七点多起床时,跟老婆或女儿视频聊聊天,那时候是国内的午休时间。晚上六点多下班,国内的家人睡了,他就自己在宿舍里看看电视,玩玩手机,十几个月的漂泊生活被切割成无数个重复的日子,一晃眼就过去了。

但今年,疫情把时间拉长了。

公司以疫情不稳定为理由,让Ramon把假期延到下一次,但他计划,等元旦一过,就写
邮件向公司申请回国,“这次说什么我都要回去”。他甚至考虑,回国之后就重新找份工作,或者自己创业,再也不去尼日利亚了。

天气凉了,新一波疫情似乎有爆发的风险。林瑞琴躺在酒店的床上,她不确定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混乱和隔绝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她知道,自己还得一个人面对接下来的事情。

她挂掉爸爸的电话,继续处理工作。14天的隔离一结束,她得遵照老板的要求,立刻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随时准备再回到尼日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