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的发展、演进和反思

经济思想的发展、演进和反思

前言

经济学思想史可谓是一部体系庞大、学派林立的理论发展史，回顾分析经济思想史虽然是一项比较烦难的工作，但是研究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还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因为经济思想，起源对经济问题的思考，而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经济学思想历史，从而可以清晰的了解经济学的过去以及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的，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这不仅对于我们深刻了解经济学整体发展状况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有助于加深对经济学这个学科本身的思考和理解程度。

但是如何写作这样一部经济思想史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如何才能比较鲜明地揭示出经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具体选取人物以及理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这不是一部面面俱到的经济思想史，而是一部有所筛选的经济思想史，主要以是否具有鲜明重大的经济理论内容，是否具有和主流经济学发展脉络比较连贯一致的理论观点等作为选择的基本依据，所以有些经济学派比如重农学派、奥地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等，就因为各种原因没有选入。当然由于经济学思想史本身源远流长，整体理论队伍又异常庞大，虽然已经一再努力，依然难免总有遗憾之感。

一、早期经济思想：重商主义——对财富的追求

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写道：“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的变成尊贵，。。。。。。”

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莎士比亚自己可能没有意思到，他已经在用文学的语言描述出重商主义的基本特征，即对黄金的巨大渴求。

重商主义一词是有米波拉在1763年创造的，用来描述一种支配着西方世界从16世纪到18世纪具有类似观点的经济思想松散体系，贵金属金银及其积累是该思想体系首要关心的问题。西方的大航海时代促进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又拓展了国际贸易的范围，使得国际贸易变得越来越繁荣，尽管在土地贵族的眼中，贸易商业和商人依然是可鄙的，但是在国家的商业活动中却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随着国际繁荣的日趋繁荣，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变得日益激烈，那么到底什么是财富、如何看待国际贸易、如何看待商业活动和商人、如何让经济政策为国家利益服务等等疑问，就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重商主义便由此产生了。

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如下：

1、金银是最佳的财富形式

重商主义者认为一国的财富等同于该国所拥有的金银数量，对黄金的巨大渴望和无限追求可以说是他们的最主要特征。早期的一些重商主义者甚至认为贵金属是唯一值得追求的财富形式，他们都把金银作为获取权力和财富的途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贸易顺差就是意味着可以获取更多的硬通货，国际贸易的目的就在于获得更多贵金属。

2、民族主义
在国际贸易中，不可能所有国家的出口都多于进口，因此，一个国家只有以其他国家为代价才能扩大出口和积累财富，而且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攫取和控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主导贸易规则，并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获得优势。从静态方面来看，整个世界的经济资源数量是有限的，一个国家只有在减少其他国家资源的前提下才能增加自身的资源。
重商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观念很自然导致国家重视军事实力，导致军国主义盛行，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和商业舰队来说，强大的海军是绝对必需的。
3、重视顺差，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
重商主义者认为要想在国际贸易中积累财富，那么就必须要保持贸易顺差，即让贸易出口超过贸易进口才行，贸易顺差意味着财富的积累，而贸易逆差则意味着财富的减少，所以重商主义普遍认为国家应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采取措施扶持和鼓励制造品出口，同时应该限制进口，少进口或者不进口，从而通过保持贸易顺差不断积累财富。
4、强大的中央政府
重商主义认为一国内存在的各种通行费、税收和其他各种限制，严重妨碍了商业活动的发展，而地方上的封建割据势力大大强化了这一局面，因此重商主义者普遍支持国王消除封建割据势力，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废除国内各种不合理的通行费、税收和其他限制，能够实行全国统一的经济政策，从而保证商人可以在国内市场上畅通无阻的从事商业活动。

5、强调人口众多和人们努力工作的重要性
重商主义者认为人口众多、勤奋努力工作的人民，不仅能够为国家提供大量的士兵和水手，而且还能为经济供应充足的劳动力并保持较低的工资水平。这样一来，就可以通过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扩大出口数量，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金银贸易盈余，而且也可以减少人们的懒惰，促使更多的人投入劳动大军。
6、殖民地政策
重商主义者普遍赞同殖民地政策，认为攫取更多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保持殖民地对宗主国的永久依赖，通过像殖民地出售制造品和从殖民地购买低价原材料的方式，可以源源不断从殖民地获取剥削利润，从而能够增加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

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1571--1641）是英国一位纺织品商人的儿子，也是英国重商主义最
主要的代表人物，他是英国重商主义的集大成者，其重商主义理论及税收思想集中表现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之中。该书不仅成为英国，而且成为很多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本准则。
托马斯•曼重商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国际贸易差额论，认为金银货币是财富的唯一
形态，而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外贸要“少买多卖”，使货币流入多于支出。为此，托马斯•曼认为，为了实现国家外贸出超，增加本国货币积累的目的，国家
要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他建议国家采取有效政策和措施，其中主要是保护性关税政策，以奖励输出，限制输入。他主张，当商品输出时，国家全部或部分地退还资本家原先已纳的税款，同时，对输入本国的外国商品课以高额关税或禁止性关税，保护本国工业发展，当进口商品经过加工重新输出时，国家则应退还这些商品在进口是所纳的关税。
托马斯•曼在所著《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详尽阐述了重商主义关
于保护性关税政策的基本原则、主张和意义。在这本书的第2章“使英国变得更加富有
和增加我们财富的手段”提出了关键问题：怎么样才能使英国变得更加富有？根据他的观点，问题既不在于生产也不在于资本品的积累，而在于获取出口盈余，也就是获取金银。他指出，尽管英国已经很富有了，但是如果我们使用荒地来种植大麻、亚麻、树木、烟草以及其他目前要从国外进口而使我们财富减少的产品，英国就可以变得更加富有。
但是强调贸易盈余是获取财富的唯一源泉就会导致一个奇怪的结论，那就是国内贸易不会增加国家财富。托马斯•曼这样写道：“我们既可以在国内，也可以与外国进
行贸易，如果在国内进行贸易，国家财富将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一个人所得到的同时就是另一个人说失去的。但是，如果我国与外国进行贸易，我国的获利将使我们的国家财富得到增加。”
由于托马斯•曼将国外贸易差额看作是一国财富的标准，就必然导致“财富是战
争的命脉”的“国防财政论”和“重税无害论”。
他认为：“由于国土的大小，贫富的程度和贸易差额多寡等因素存在差异，政府获得收入的方法也随国家宪法、政府、法律和民俗的不同而大有差别。国王想要改变这些制度是非常困难的、危险的。即使国王以重税发财致富，国民却会因此而贫穷。不过，由于各国情况特殊，征课重税不仅是不得已的，是正当的，还是有利于国家的。因为幅员不大的国家，靠经常性收入是不足以蓄积抵御外国侵略所需的财富的。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在平时课征重税，来积存现金和军火充当国防之用。非像一般所想象的那样，有害于人民的幸福。”
托马斯•曼从国防费用赋税负担，进一步阐述他的赋税论，认为：“虽然关税与
货物税导致服装与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但是劳动力的价格也与之成比例地提高。因此国防费用赋税的负担最终转嫁到作为雇主的生产者身上。……国民靠纳税使自身安全得以保证，所以这种纳税是既公正又有利的。但是，如果税收被国王挥霍于私人享受、属于滥用赋税，则是国家之损失。”他认为国王在临时征收赋税时，必须取得全体人民的认可，征课赋税必须取得议会的同意。
托马斯•曼正是从这种贸易差额理论出发，提出了他的 “财富是战争的命脉”的国防财政论和赋税思想。马克思指出，这部书“在一百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那么这就是托马斯•曼的
著作”。

科尔伯特

科尔伯特（1619--1683），出身于从事谷类买卖的商人家庭，他是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曾经担任过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在担任财政大臣期间，推行了一整套重商主义政策，被称为科尔伯特主义，曾经一度使得法国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从而使法国的重商主义也成为欧洲其他各国重商主义的典范。
科尔伯特认为，一国所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该国的财富和军事政治实力。由于流通于欧洲的货币总额是一定的，法国若想富强，必须设法从其他国家取得货币。同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科尔伯特也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主张通过关税政策限制外国商品进口，扶植本国的工业和手工业。为了扩大可供出口的商品，科尔伯特采取各种办法积极鼓励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如聘请外国工匠、给工厂手工业提供贷款和各种优惠条件等等。
科尔伯特的主要观点如下：
1、鼓励本国工业手工业发展，他采取许多措施发展工场手工业，如推行行会制度、发
放贷款、互助金及预付费用；压低农产品（特别是谷物）的价格来降低工业品成本等。2、大力促进国内贸易的发展，反对对流通中的商品征收通行费和设立各种内部税收比
例，主张取消国内关卡，统一税率，改革税制，将实物税改为货币税，改善交通，便利国内贸易。
3、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限制外国工业品输入，扩大本国商品的出口，但是鼓励原材
料进口，同时禁止本国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出口。
4、主张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认为要用军事实力来保障和促进贸易的发展。他认为一
个国家的海军是同它的贸易成正比例的，因此法国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来为国际贸易的发展保驾护航，并大力发展航运业，建立起庞大的商船舰队来从事国际贸易活动，建立印度与美洲的贸易公司，以发展海上贸易，尤其是远洋贸易。
5、推行殖民扩张和贸易争夺政策。他认为殖民地是购买法国货物以及向法国提供原材
料的最佳市场，因为一定时期内贸易量和商品量都是固定的，所以科尔伯特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变的更加富有就必须减少另一个国家的利益，因此贸易就是常年战争，就是国家之间为了争夺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一场持久、艰苦的战争，在他主政期间，法国也是竭力与英国、荷兰相互激烈争夺整个欧洲贸易。
威廉•配第
威廉•配第（1623--1687），出生于英国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是一个提出了一
些新观点的重商主义者，这些新观点后来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他在16岁之前就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数学、天文学和航海知识，他从事过许多职业，从海员、水手到医生、音乐教授、发明家等等，1658年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他头脑聪明，学习勤奋，敢于冒险，善于投机，晚年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大地主，还先后创办了渔场、冶铁和铝矿企业，获得了很多财富和声誉。
威廉•配第的重商主义观点
威廉•配第同样也认为应该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便使它们“如果被允许在进
口国内销售，也会比进口国内生长或生产的同类产品要略贵一些”，进口原材料则应该被征收较少的税，不过他比其他重商主义者更赞成自由的国际贸易，也反对禁止出口金银的法律，但是总体上还是没有脱离重商主义倾向于贸易盈余的观点。
像其他重商主义一样，威廉•配第也赞成国家应该拥有大量的人口，并且强调了
人们努力工作的重要性，因为人口众多可以增加政府收入，从而减少政府统治更多人口的单位成本，而人们努力工作就可以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对于那些失业的人群，他认为政府应该雇佣他们来修路、挖河道、种树、造桥、采矿和制造各种商品，从这意义上来说，威廉•配第也是提倡增加政府公共开支以减少失业的经济思想先驱。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
威廉•配第很多关于经济学的新观点，已经脱离的一般重商主义者的思想范畴，
已经从商品流通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也为后来的古典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1、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命题。威廉•配第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劳动和土地。
他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一些基本原理，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在《赋税论》一书中他写道：“如果收获一蒲式耳谷物与制造一盎司银所付出的劳动是相同的，那么它们的价值就应该是一致的。”，可以看出，配弟认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后来这些观点激发了古典经济学新的理论思考。
2、税收经济理论。
威廉•配第税收理论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⑴．认为税收应符合“公平”、“确定”、“简便”、“节省”四条标准。

　　⑵．从他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税收源泉是土地和劳动的收入。

　　⑶．在税负转嫁与归宿上，认为课于地主的地租税，可以转嫁给租地以及农产品消费者。

　　⑷．诸税各论，配第在《赋税论》中，详细阐述了对关税、人头税、什一税、国内消费税等税种的不同观点，。他认为，人头税是一种课于人身的税制，越穷的人，税负越重，危害性最大，对国内消费税倍加推崇，主张实行单一消费税制，并提出按实际消费或受益多寡课征。

　　⑸．认为征收关税的结果，应以进口货物不致冲击国内市场、有利于促进本国工业生产、出口货物的售价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为原则。

　　⑹．指出了赋税的经济效果。
威廉•配第在《赋税论》和《政治算术》中深刻分析了税收与国民财富、税收与
国家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减是赋税经济效果的主要标志。他说，如果对从事生产和贸易活动给社会增加物质财富的人征税，社会的财富就会减少。相反，如果对不生产任何一种物质财富或对社会有实际价值的物品的人征税，并将税收收入转移给前一类人，将资金用于生产领域，社会财富就会增加。他指出，政府可以运用税收指导人们去创办新的生产事业，增加社会财富。“如果一个国家迫使那些还没有得到完全就业的人民从事生产那些一向从国外进口的商品，或者通过对这些人征税的办法迫使这些人从事这些商品的生产，我认为，这种赋税同样会使公共财富增加” 。

3、经济统计学的思想贡献。
威廉•配第可以说是经济统计学的先驱，《政治算术》是一部用数量方法研究社
会问题的著作，在书中，威廉•配弟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对英、法、荷三国进
行了国情、国力的数量对比分析，以此为依据，为当时英国社会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在书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与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语以及理性的论证相反，我采用了这样的方法。。。。。。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

4、劳动分工的思想萌芽
虽然威廉•配第没有很详细的发展研究劳动分工这一观点，但是他已经认识到了
经济发展与劳动分工之间的关系，可以也有了关于劳动分工的初步思想萌芽。例如他这样写道：“当一个人梳毛、另一个纺纱、再一个人织布时说生产出来的布料，一定会比当以上所有操作都由一个人笨拙地工作是生产出来的布料要便宜”，我们将发现后来亚当•斯密更加深入地讨论和发展了这一观点。

5、认识到资本、技术发明的重要性
在1691年出版的《爱尔兰政治剖析》一书中，他这样写道：“我们必须在工艺与简单的劳动之间做出一个平衡。如果仅仅通过简单劳动，我可以在1000天内犁100英亩土地并
做好播种准备。然后为了达到以上目的，假设我花费头100天的时间来研究一种更加简
单的方法、发明犁地的工具，这100天里我们没有犁一英亩地。但是剩下的900天里我能犁200英亩的土地。也就是说，上面所说的花100天时间发明出来的工艺值一个人的劳动力，因为通过这一新工艺，一个人可以干以前没有这一工艺时需要两个人干的活。”
在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过程中，威廉•配第越来越重视资本、技术发明和生产的
重要性，虽然尚未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的影响，但已经发觉到了商品生产领域的重要性，从而给后来的古典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重商主义者曾经在欧洲各国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概而言之，重商主义在思想视野上最终摆脱了中世纪神学对经济思想的束缚，开始用现实的标准和原则来研究经济问题，它对经济学的长远影响主要表现在强调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商业活动和商人的重要地位以及提倡民族主义等思想观念上面，对于现代经济学依然还存在些影响余波。但是由于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仅仅来源于流通领域的观点，把学术研究的目光仅仅局限在商品流通领域内，无疑是狭隘错误的，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家们普遍认识到财富主要是来自劳动生产领域而并非金银的积累，而要想一个国家变得富有，除了国际贸易盈余之外，更重要的是更有效的使用劳动力、更多的资本积累、发现利用更多的自然资源以及更先进的技术水平等等。

二、亚当•斯密与古典经济学：财富来自劳动

亚当•斯密（1723--1790），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建者，也是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
表人物，代表作有《道德情操论》和经济学的开山之著《国富论》。
公元1723年他出生于苏格兰，1723～1740年间，亚当•斯密在家乡苏格兰求学，
在格拉斯哥大学时期亚当斯密完成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1740～1746年间，赴牛津大学求学。1751年后，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不仅担任过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还兼负责学校行政事务，一直到1764年离开为止。这期间中，亚当•
斯密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而后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1773年时认为《国富论》已基本完成，但亚当斯密多花三年时间润饰此书，1776年3月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
论并获得很高评价，其经济思想除了影响英国本地之外，还遍及欧洲大陆、美洲乃至全世界。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亚当•斯密是这样看的：“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
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亚当•斯密虽然并不是经济学说的最早开拓者，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许多也并非
新颖独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也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经济学诞生的起点。
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劳动财富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批驳了重商主义的金银财富论观点，
提出了劳动财富论，认为财富不是来源于金银，而是来源于国民的劳动，从而形成了古典经济学关于财富的新理论。那么如何才能增进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呢？他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加主要有两条途径：途径之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它主要依赖于分工的深化和市场交换过程的顺畅；二是增加劳动者人数，而这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适当的资本运用。
在《国富论》一书中他是这样写道的：“一国国民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都来源于国民的劳动。国民生活供给情况的好坏，取决于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与消费人数的比例大小。这一比例对任何一国国民来说，都受制于两个因素：第一，本国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和技巧、判断力。第二，本国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比例大小。”

二、劳动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充分认识到了劳动分工对于经济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劳动分工理论，“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他认为劳动分工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促进技术进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民众的普遍富裕，这是市场经济不同于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的重要特征。

他列举制针业来说明：“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能够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方才可能。

三：“看不见的手”与市场经济

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认为在是市场经济制度下，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也就是说，隐藏在经济混乱表现之中其实有一种自然秩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个人的自利行为，从而促进社会福利。
亚当斯密这样写道：“每个人都试图用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从“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理念出发，亚当斯密强烈批驳了重商主义者提倡的种种政府管制措施，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不必要的，而且还容易导致腐败、低效。

他这样写道：“每一个人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该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的、荒唐的自认为有资格行使它的人,是再危险不过了。”

当然“政府不干涉”对亚当斯密而言，是个普遍的原则，但也不是一条绝对的原则，他同时也认为除政府的三任务外：一、巩固国防，以防止外力的侵犯；二、建立司法组织，以维持社会治安与公道；三、创设公共工程制度，以补救私人企业之不足，他还赞成政府管理邮政、合法限制利率、国民义务教育，及一切自由业或信用业的执照考试等，也同意用公共规章以保障国民之安全，像是采取卫生措施以预防传染病的蔓延等。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这一观点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并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继承并发扬光大，最终演变发展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

　

　　四、价值与劳动价值论
　　
关于价值问题，亚当斯密指出，价值涵盖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前者表示特定财货之效用，后者表示拥有此一财货取另一财货的购买力，他进一步指出，有时候具有最大使用价值之财货，往往不具交换价值，水及钻石是其著名的例子。

“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来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来与水交换。反之，钻石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

亚当斯密自己没有解决水钻价值悖论问题，这个问题留给了后来的经济学家，19世纪的边际效用学派用物品总效用和边际效用之间的区别才比较圆满解决此水钻悖论问题。

另外一方面亚当斯密也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在一个劳动是惟一资源的社会中，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必要劳动的数量决定的。

他这样写道：“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早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惟一标准。例如，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一头海狸说需要的劳动，若2倍与捕杀1头鹿说需要的劳动，那么，1头海狸
当然换2头鹿。”

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在一个原始的经济中，劳动既是交换价值的源泉，也是交换价值的尺度，对于拥有一种商品的人而言，如果他想用这种商品去与其他商品相交换，那么这种商品的价值“等于这种商品使他能够购买到或可支配的劳动的数量。因此，劳动是所有商品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当然亚当斯密也意识到资本的增长将会使得简单的劳动成本价值理论失效，在他看来，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出现之后，一些商品可以以较高的数额和其他商品、货币或劳动相交换，但这个数额要足够高，包括工资、地租和利润。商品价值不再决定于简单的耗费劳动，而是决定于购得劳动，它们仍然可以以“它们每一件所购买和可支配的劳动的数量”来度量，是由几部分收入合并起来决定，这就是“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
　　
五、分配理论
　
　亚当斯密的分配论，是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及土地地租自然率之决定理论。

　亚当斯密指出，尽管雇主拥有压低工资的力量，工资仍有其最低水平，此一最低水平是劳动者必须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假定社会工人需求增加或工资基金提高，工资将高于最低水平。就另一角度言之，一国国富、资本或所得增加，将促使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则促进人口增加。亚当斯密反对重商主义的低工资观点，而是认为伴随着经济增长工资也理应上升，斯密认为高工资可以增强工人们的健康和体力，可以激励工人尽力工作，因为高工资可以给工人过上更好生活的希望。

　资本利润之高低如同劳动工资，决定于社会财富之增减，资本增加固可促使工资上涨，却使利润为之下降。亚当斯密指出，假定商人投资同一事业，因为彼此相互竞争，自然致使利润率降低。

　地租系指对土地使用所支付的价格，亚当斯密认为，地租高低与土地肥沃程度及市场远近有关。

　　六、资本积累理论
　　
亚当斯密将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看成是推动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基本因素，劳动专业化的提高和资本积累的扩大二者共同作用不断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过来又会增加整个国家的总产出，从而让国民消费水平和国民财富得到增加。

亚当斯密认为资本累积是大量进行分工必备的另一要素，分工的扩张与生产效率的提高跟资本的总额成正比。资本的累积必须在分工之前进行，因为分工需要使用许多特殊的设备与机械料，都需要以资本来购取。分工愈细，工具的需要愈多，资本愈显得重要。透过分工过程，可增加劳动生产量，提高国民所得，增强国民储蓄意愿与能力。

　　七、赋税理论
　　
亚当斯密提出四大赋税原则，即公平、确定、便利、经济。

　　公平：一国国民应尽可能按其能力以支持政府，亦即国民应按其在政府保护下所享有的利得比例纳税。

　　确定：各国民应当缴纳的赋税，须确定并不得随意变更，缴纳时期、缴纳方法、应付税额，都应对纳税人清楚宣示。

　　便利：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及完纳的办法，都应该给予纳税人以最大的便利。

　　经济：即最少征收费用的原则。在征税时要尽量节约征收费用，使纳税人付出的，应该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这一原则是针对当时税收制度致使征收费用过高的弊端提出的。

古典经济学其他代表人物的主要理论

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1766—1834），1766年出于英国的一个富有家庭，父亲丹尼尔是一位杰出的乡村绅士，也是当时著名哲学家休谟和卢梭的朋友。马尔萨斯年幼时在家接受教育，直到1784年被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录取。他在那里学习了许多课程，并且在辩论、拉丁文和希腊文课程中获奖。

1791年他获得硕士学位，并且在两年后当选为耶稣学院院士。1797年他被按立为圣公会的乡村牧师。马尔萨斯是英国著名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他的学术思想深刻而影响深远，尤其以马尔萨斯人口论最为出名。

马尔萨斯在其代表作《人口原则》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第一次明确地把人口问题同社会状况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他认为，人口是以几何级数比率增长，而粮食和其他生产却是以算术级数比率增长的，因而人口增长的速度永远超过粮食同其他生产增长的速度，由此推出，人类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否则，贫穷将是人类不可改变的命运。
　　
马尔萨斯人口论以两个假设为前提：

　　（1）人的性本能几乎无法限制；

　　（2）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须。

基于这两个假设，他论断人口是按几何级数，例如1，2，4，8……增加，而食物只是按算术级数，例如1，2，3，4……n增加，因而食物供应量的增加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加
。他认为，防止人口过快的方法在历史上有两种：

　　（1）积极性抑制，如饥荒、灾害、疾病、战争等；

　　（2）预防性抑制，如禁欲、晚婚、不结婚等。

　马尔萨斯断言，人口的繁殖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一种“自然规律”。

　在《人口原理》一书中，他这样写道：“因此，完全可以断言如果对人口的增长不加限制，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并且每过25年就会翻一番。对于英国、法国、意大利或德国这样人口增长速度还不算太快的国家，假设因为它们致力于农业生产而使农产品的产量在每25年的时间增长一倍而持续增长。那人口的增长率将不受任何现实问题的限制。。。。。。然而农产品的产量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无论如何，它的增长必然远远不能满足人口以几何级数自然增长的需求。”

当然，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虽然已经被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况所否定，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出生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了普遍的下降局面，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了很多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但不可否认马尔萨斯人口论也有其合理的因素，他所提出的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的关系问题和节育、晚婚等问题，值得人们注意和研究。如果对人口增长不加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加，无疑会造成社会的沉重负担。但是，它没有看到人口的增长不是纯生物的自然过程，而是同经济发展程度、医学科技的进步和社会观念的变化都是密切相关，离开一定的生产力状况、具体的生产方式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去研究人口增长的规律性，这正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在理论上的主要错误所在。

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1772年4月18日--1823年9月11日)，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李嘉图出生于一个英国犹太移民家庭，早期是交易所的证券经纪人，后受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的影响，激发了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其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货币和价格，对税收问题也有一定的研究。李嘉图的主要经济学代表作是1817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书中阐述了他的税收理论。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认为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减轻税收负担是增长经济的最好办法。

李嘉图是一位出色的善于推理的思想家，他一般从基础性的前提假设出发，用逻辑的方法推理出一般性的结果，李嘉图将他得出的一般性结论称之为经济规律，他认为这些规律在经济学方面的作用就如同物理学规律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作用一样正确有效，他的主要理论思想是劳动价值论和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劳动价值论

李嘉图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出发点，建立起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他继承了斯密理论中的某些思想观点，坚持商品价值由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并批评了斯密价值论中的错误地方。

李嘉图认为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是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长短，这一劳动时间不仅包括生产该商品本身所需要的劳动，还有包括生产该商品所使用的原材料以及生产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李嘉图认为这一方法的优势在于它可以被用来确定随着时间的变化交换价值变化的原因。比如，如果一头海狸与两头鹿的交换比率经过若干年上升为用五头海狸交换两头鹿，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捕捉海狸和鹿的劳动时间发生变化所致。

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理论
，后人把它称之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
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也就是说，在各个国家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产品上都是相等的。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双方均可节省劳动力，获得专业化分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好处。
李嘉图模仿同亚当•斯密斯关于个人劳动分工的理论来分析两个国家间贸易的好
处，他假定制一单位布，英国需要50个劳动日，葡萄牙需要25个劳动日；制一单位酒，英国需要200个劳动日，葡萄牙只需要25个。可以看出，葡国制酒、制布所需的成本都
比英国绝对低，即都处于绝对优势。不过，葡萄牙在酒的生产中表现出的优势更大，葡萄牙的制酒成本相对低，处于比较优势，制布成本相对高，处于比较劣势。而英国制布成本相对低，处于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放弃生产比较劣势的酒，专门生产比较优势的布。如此分工，两国合起来不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酒和布，英国还可以用布换到较多的酒，而葡萄牙用酒可以换到更多的布，这样一来两国同时获得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好处。

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在更普遍的基础上解释了国际贸易产生发展的原因，也为自由贸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李嘉图认为，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利益，只有在政府不干涉对外贸易，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在一个具有充分商业自由的体制下，每个国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置于对自己最有利的用途”，该理论至今仍然是指导解释国际贸易活动的重要思想原则。

萨伊

萨伊(1767～1832)，法国经济学家，他生于法国里昂的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即开始经商，曾在英国伦敦附近一所商业学校学习，在此期间了解到英国工业革命进程并接触到斯密的学说。1794～1799年任《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主编，于该刊发表经济文章，批评国民大会活动，后受拿破仑一世重视被委任为法官，又被派往财政委员会工作。1803年，他出版《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宣扬斯密的贸易自由放任思想，1816年起先后在法国阿森尼大学和工艺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他把讲稿整理为《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程》（共6卷），在1828～1829年间出版，1830年萨伊还担任过法兰西学院经济学教
授，萨伊以对斯密经济学说的解释、通俗化和系统化的面目出现，不过他对经济学最主要的贡献还是著名的萨伊定律。

萨伊否定生产全面过剩的存在，提出了著名的“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观点，这就是所谓的萨伊定律。萨伊认为产品买卖实质上是产品交换，货币只在一刹那间起媒介作用，每个生产者之所以愿意从事生产活动，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对该产品的消费欲望，就是为了将其生产的产品与他人换取产品，产品总是用产品来购买，买者同时也就是卖者，买卖是完全统一的。因此，产品的供给总会为自己创造出需求，总供给与总需求必定是相等的。

该定律包含三个理论要点：

1， 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
2， 由于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
产过剩，而只能在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现象，但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
3， 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产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

萨伊这样写道：“如果一个商人说，我不想要其他产品来交换我的毛织品，我只想要货币，。。。。。。他将被告知，。。。。。你说，你只想要货币，我说，你想要其他商品而不是货币。事实上，你要货币干什么呢？还不是用来购买你进行贸易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和储备，或者各种食物？因此，你需要的是产品，而不是货币。。。。。。。即时得到货币是为了将它储藏或埋藏起来，最终目的还是用它来购买某种产品。。。。。。。值得肯定的是，一种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它就立即以它的最大价值为其他产品提供了一个市场。”

也就是说，萨伊认为因为生产行为同时也提供了收入和购买能力，生产者的生产引起了对其他生产者的商品需求，某一数量商品的供给也就带动了对相同数量商品的需求，整个经济体系也就达到循环，所以就不可能出现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引发的生产全面过剩和经济衰退。
经济学家李嘉图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

“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话无疑就代表了萨伊定律的本质内涵，并成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李斯特的经济思想：主流经济学的质疑者

李斯特是19世纪德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之一，对于亚当斯密、萨伊等人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怀疑者和批判者，他的经济思想在西方经济学界里基本属于非主流学派，不过其中的国家经济理论、生产力理论以及资本理论都是非常独树一帜、具有洞见的观点。

一、生平经历和代表著作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出生于南德符腾堡州一个普通的鞋匠家庭，高中毕业后参加文官考试被录取，任职下级官员，后被提升为州会计监察官，曾任蒂宾根大学行政学教授。
1819年，由于组织鼓吹统一德国经济的全德工商联盟而受到迫害，被迫辞去大学教授职务，并同时被解除政府公职。
1820年，担任州议会议员，期间由于提出激进的民主改革主张，被以“煽动闹事，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10个月监禁。
1825年，李斯特移居美国，他开始经营农场，还担任过报社编辑，并开办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煤矿。
1832年，李斯特重新回到德国参加铁路建设，他希望建立全国性铁路系统推动德国经济的统一，但终究由于国内的封建割据地方势力强大而失败。
1837年，李斯特在美国的矿山在美国的银行危机中破产了，李斯特陷入生活困境中。其间，李斯特一直受到政府的监视，并受到再次被监禁的威胁。尽管他不断努力，仍然不能在他的德国找到一份固定职业。李斯特被迫流亡法国，法国梯也尔政府曾邀请他担任铁路建设和贸易政策方面的要职，但由于法国对德国的侵略性态度，李斯特拒绝了，主要靠给报社撰稿牟取微薄的收入。俄国财政部长曾经聘请他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以推行他的“国民体系”，李斯特因为俄国实行专制的沙皇制度而拒绝了。
1841年，李斯特出版了他的最主要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全面系统阐述了他独特深刻的经济学思想。
李斯特的经济著作主要有《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其中《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他最主要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他的学说在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上一般被归为历史学派，属于被主流经济学忽视的非主流学派，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李斯特的经济理论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思想魅力，很多观点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深刻体现出他关于现实经济的真知灼见，在经济学史上，可以说是一位不容忽视的重要经济学家。

二、李斯特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李斯特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很多观点，对之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他反对世界主义经济学，主张国家经济学；反对传统价值理论，主张生产力理论；反对重农主义，主张工业的重要性；反对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量的变动对经济具有实际上的重要影响。
李斯特经济思想的主要理论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国家经济学理论
李斯特认为西方古典经济学是一种世界经济学，“是从事研究如何使全人类获得发展的那种科学，它与政治经济学，即以研究如何某一指定国家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是对立的。”
这种经济学的缺点是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它们的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没有研究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更没有把这些方面同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观点统一起来，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因而，它对于德国的经济发展没有指导意义。
国家经济学的对象和研究目的，李斯特认为必须把国家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学划分开来，国家经济学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研究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特有的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是研究如何使得国家经济繁荣富强的经济学科。
李斯特这样写道：“我要说明一点，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
因此从国家经济学理论出发，李斯特提倡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观点，认为自由贸易固然可取，但那是在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在政治上大联合的前提下，才能有自由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否则只是把因果关系混淆了，“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
（二）、生产力理论
李斯特旗帜鲜明的主张生产力理论，并用它作为批判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武器。对生产力的研究构成了李斯特经济思想的中心内容，他的生产力概念不仅包括物质资本形成的生产力，也包括精神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即人类知识积累所创造的生产力，他认为，不仅体力劳动是生产力，而且脑力劳动、管理、组织都应该包括在生产力之内。李斯特认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生产力的重要性要远高过财富本身，他认为古典经济学是狭隘的，因为它只讨论价值，而不注意生产力，一个人可以拥有很大的财富，但是如果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其消费的价值，那么他将越过越穷。
“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李斯特这样写道。

由于生产力具有如此大的重要性，因此李斯特深入分析研究生产力的性质以及如何发展生产力等理论问题，他严厉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唯交换财富论和唯体力劳动论的狭隘观念，认为工人农民当然属于生产者，而教师、音乐家、医生、科学家、法官和行政官员也同样是生产者，不过前者生产的是交换价值，而后者生产的是生产力。推而广之，李斯特还认为包括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国家与社会制度的完善、教育制度、生产效能的发展，这些都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同样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斯特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由它所积累的物质财富多少决定的，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因此作为一名学科的经济学就必须重点研究生产力理论，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力问题，研究生产力是如何兴起和发展的，又是如何被压迫摧残的，李斯特因此认为：“要解释经济现象，除了价值理论之外，还必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
（三）、工业主义
从生产力理论出发，李斯特敏锐认识到了工业的重要性，异常重视工业，与重农主义相对立，工业主义可谓是李斯特经济思想的重要特色，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李斯特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分析工业的重要性，其中更是有9章的内容专门对此问
题加以阐释。
李斯特对重农主义可谓是大加讨伐，认为它用别有居心的诡辩推理方法故意忽视了工业的本质和重要性，完全不晓得工业从一个农业国发展起来之后，会给国家经济带来多么大的促进作用。
“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只经营农业，就等于一个人在物质生产中少了一只膀子。”
李斯特认为工业在推动生产力进步方面不知道比农业大多少倍，它更是民富国强的关键因素，所以一个国家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促进工业的发展。
“假如我们把工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就立即可以看出，这种工作能够唤起并发展多种多样、高度的智力和能力，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比农业不知要大多少倍。”
“由此可见，国家建立起工业以后，一切精神力量、政府收入、国防事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以及国家独立自主的保证这些方面，都会做等比例的增长。”
李斯特认为工业国比起农业国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因为工业国依靠机器的力量和现代运输设备能够拥有比农业国高的多的生产力，而且在国防实力上，工业的力量更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比起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值得重视。
他这样写道：“现在这个时代，在战争中工艺与机械科学占了极大势力，战事的进行与国家收入情况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国防力量的强弱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内民众的是贫还是富，是智还是愚，是充满活力还是意志消沉，。。。。。。当处于这样的时代，从政治观点来衡量，工业就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加值得重视了。”
（四）、批判劳动分工论，提出生产力联合理论
李斯特对亚当斯密鼎鼎大名的劳动分工理论持批判态度，认为它是对现实经济的误读，并相应提出了自己的生产力联合理论。李斯特认为亚当斯密所谓劳动分工提高生产效率的观点，是一种对事物本质的错误理解，因为它的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分工，而恰恰是在于生产力的联合，在于各种活动力、智力和力量为了共同生产而进行的联合或结合，这类活动之所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主要不是由于“劳动分工”，而是在于“生产联合”，没有看到向着一个共同目的生产联合，在制针业上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李斯特写道：“制针业要靠各个人生产力的联合才能发展，同样的道理，无论哪一种工业，都只有依靠了其他一切工业生产力的联合，才能获得发展。”
因此由于古典经济学过度重视劳动分工的作用，反而忽视作为事物本质的生产力联合因素，因此它对于整个国家实际经济也产生了极大误判，李斯特认为古典经济学极大忽视工业各个部门之间生产联合的作用，同样忽视了工农业之间生产联合作用，看不到工业农业之间的相互促进发展关系，更看不到国家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生产联合协作原则，这一点无疑是古典经济学重大理论漏洞。
“如果这样的演变能及时实现，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力就能相互增长，这种增长实际上是无止境的。…… 工业和农业彼此靠的越近，则工农业之间交流的量越大，在各种产品
交流过程中受到种种事故的阻碍也越少。”
“一个国家的整个社会状态，主要决定于工作种类与工作划分以及国家生产力协作的原则。”
（五）、反对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量的变化对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都有重要影响。
主流经济学认为货币只是交易媒介，是方便交易的一种手段，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与价格总水平呈同方向变化的关系，货币数量增加，物价水平上涨，货币数量减少，物价水平下降，但是它影响的只是名义变量如价格总水平，而不会影响到实际变量利息率、实际工资率和产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等。因此货币是中性的，对于实际经济来说，货币更像是一层面纱而已。
李斯特这样写道：“流行学派的理论认为，我们对于贵金属的准备如果与任何别的物品的情形一样，那么贵金属的流通量是大还是小，大体上是没有什么出入的，因为流通量的大小只决定于在交换中任何物品的价格比率，决定于是贵还是贱。”
但是李斯特反对这样货币中性论的观点，他认为货币量的改变不仅直接影响物价水平，而且对金融信用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他这样写道：“但是价格的是高是低，只有当这个价格长期地、无间断地处于同一水准时，才能说是一个无甚出入的问题。如果价格发生频繁的、剧烈的变动，就会发生危害，使每个人的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陷入混乱状态。任何人按高价购入原料，经过加工，以制成品按低价出售，就不再能收回他在原料上所支出的那个贵金属的量。任何人按高价购入一块地产，购入时将地产作了抵押，将押款作为买价的一部分，在价格低落以后，他就要丧失偿债能力，甚至失去他的地产。因为这个时候全部的地产价值或者还不能与押款的数额相抵。任何人在高价时租入地产，价格低落后就会使它陷于破产地位，或者至少使他无力履行租约。价格涨落的幅度越大，变动越频繁，对于国家的经济状态，尤其是对于信用关系所发生的破坏影响就越大。”

三、李斯特对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与批判
西方经济学滥觞于亚当斯密所开创的古典经济学，而李斯特对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反思批判行为，无疑代表了他对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强烈质疑态度。
李斯特之所以会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抱有这样不信任的态度看法，主要还是和他的实际境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李斯特看到了英国的强大发达，是个发达的工业国家，也看到了德国的贫穷落后，依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政策，使得德国能够迅速的发展经济、实行民富国强呢？
“要提高德国文化、生活和权力应当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能实现，我希望能把这个教给他们。”
对这个实际的大问题，李斯特一直苦苦思索着，但是他却根本无法在古典经济学中找到所需要的答案，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不用多管，古典经济学的回答虽很响亮，但却空洞抽象、不堪实用，这无疑慢慢使得李斯特开始对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极大的怀疑。“我对一般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真实性会有所怀疑，对于在我看来的错误以及发生这类错误的根本原因拟加探讨；自从怀有这一企图以来，直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十三年以上的时间。”
既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里找不到答案，李斯特只能自己思考摸索，在经过数十年的认真思考研究之后，李斯特发现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认识到了价值理论和生产力理论的根本区别，并提出了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
李斯特这样写道：“在势难避免的日常辩难的进行中，使我认识到价值理论与生产力理论之间的区别，认识到了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之间的差异。”
在美国漫长的居住生活岁月里，在亲身实际的投入企业经营活动中，更让李斯特对现实经济了解的更加具体、更加深刻，最终李斯特得以提出了一个建立在国家和生产力概念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体系，该理论重点研究如何通过发展生产力、发展工业，从而使得一个国家能够繁荣富强起来。
“我认真地、勤勤恳恳地学习了那个现实生活的书本，同我以前研究、经验和思考的结果做了比较。结果是提出了一个学说体系，这个学说体系，不管它可是还显得怎么地不够完整，却并不是建立在空洞的世界主义之上的，而是以事物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的。它提供了使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手段，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所理解。”
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李斯特认为古典经济学不过是店老板商人的经济理论，它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学说，理论视野狭隘，因为它所涉及的只是一国中的个人，这里面没有各自界限分明的国家，没有彼此分得清清楚楚的政治组织或者文化阶段，也没有战争或国家之间的仇恨，它也没有充分说明，为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福利、权力、存续与独立自主，怎么样使得该国的生产力能够得以产生、发展和维持，李斯特同样也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理论，认为它们不符合实际情况，太过简单空洞，是从一个极端冲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李斯特发出这样的质疑：“许多有学问的人和政府官员都成了斯密和萨伊的崇拜者，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一切不管，任其自由的原则的遵行，对于任何人并不需要大才大智，……假使把双手拱在胸前就可以治理国家，谁还不愿意、谁还不会感到有能力做一个大政治家呢？……这种理论冒冒失失地从一个极端，即政府样样都能管并应当管，冲向另一个极端，即政府什么也不能管并应当管，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政府是无足轻重的。”
当然李斯特这种注重现实情况和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为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所继承，德国历史学派著名经济学家施莫勒就强调了历史归纳分析方法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它要优于抽象演绎分析。
在《政治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中施莫勒这样写道：“历史科学提供了经验资料和数据，就知识或现实而言，它们将学者从一个纯粹的乞丐变成了一个富人。像所有有益的观察与描述一样，这种历史经验资料有助于解释和检验推理结论，有助于论证某些真理的有效性所受的局限，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通过归纳得到新的真理。这尤其可以运用到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学领域。”
不过对经济学来说，显然不论是历史归纳分析还是抽象演绎分析无疑都是重要的，两者都是需要的，而另一个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罗雪尔则没有贬低抽象演绎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通过历史分析方法所获得知识可以消除理论自负感，而且认为对当代事实与各种观点的研究也是抽象演绎分析方法的一个重要补充。
当然固然李斯特构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其中确实也充满了真知灼见，但是由于他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态度，加上他对于国家作用的积极肯定，鼓吹在经济发展过程充分发挥国家的重要作用，这些理念客观上都不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观，加上后来德国历史学派的衰微，因此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受到排挤忽视也就不足为怪了，但这丝毫不能漠视抹杀李斯特作为19世纪最为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的角色。

四、圣西门、约翰•穆勒和社会主义：对于社会制度的批判和思考

圣西门（1760－1825年），是19世纪初杰出的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也是社会主义重要思想家之一，1802年圣西门开始出版著作，宣扬他的社会主义理念，在他周围逐渐集合了一批学生和门徒，形成了一个圣西门主义的团体，他们积极宣传圣西门的思想和出版他的著作。

1760年圣西门生于巴黎一个贵族家庭，不过他出生时，早已家业衰落。由于经营地产入不敷出，他家不得不向朝廷领取补贴。年幼时受过良好的教育，是著名百科全书派学者让•勒朗•达朗贝尔的学生。1777年，圣西门到军中服役，1779年，19岁的圣西门上尉随法国军队参加了北美独立战争。从封建专制的法国来到革命战争如火如荼的美洲大陆，使年轻的圣西门的眼界大为开阔。北美独立战争后，圣西门回到法国。
1789年,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这场革命运动对于圣西门思想的形成起了重大
的影响。

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百出，极不合理，需要以一个"旨在改善占人口大多数的
穷苦阶级命运"的新社会取而代之。他决心编写一部新的百科全书，并把发明和论证这
种新社会的社会制度作为毕生的使命。从此,圣西门开始著书立说，由于具有敏锐的目
光和博学的头脑，他逐步形成发展了一个初步但重要、理念清晰、逻辑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并把研究目光从商品流通生产领域进一步深入到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所有制上面来。1802年，他发表第一篇重要著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以后，他
还发表了《人类科学概论》(1813)、《论欧洲社会的改造》(1814)、《论实业制度》(
1821)、《实业家问答》(1824)和《新基督教》(1825)等著作。

圣西门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偶然事件的联结，而是与整个宇宙发展过程一样按规律进行的，是一个连续的、上升的、进步的发展过程，认为社会发展是由人类理性的发展程度决定的。他认为，封建制度崩溃后，由资本主义取而代之;而资本主义也终
将走向衰亡，另一个更高级，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必然要出现，他预言，旧的社会制度必将为理想的实业制度所代替，这就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制度。

圣西门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内容：

1、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注重兼顾自由和生产，同时肯定自由和生产两者的价值，认
为只有在生产实业繁荣的基础上，人类才能享有与社会状况相适应更大程度的自由。

圣西门认为：“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也就是以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务秩序为目的的科学。”

他认为：“对自由的需要和热爱，是随着实业并通过实业而产生起来的，自由只能随着实业而扩大，通过实业而加强。”
圣西门这样写道：“依我看，一起思想和努力所应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最合理地组织实业，这指的是最广义的实业，它包括一切有益的工作，包括理论和应有，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2、社会主义主张服务于整个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

圣西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 “特别是满足人数最多最贫穷阶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的需要。”

他这样写道：“建立一个使社会的一切成员都能够得到最大幸福的政治社会，是人们面临的一项最重大的和最难于完成的事业。因此，尽管我们的先驱者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仍然处在直接着手建立以提高人数最多阶级福利为目的制度的大道上的出发点，这是不足为奇的。”

3、社会主义重视科学进步和知识的发展。

圣西门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业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并且要尽量传播、改进和丰富这些知识，并且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务秩序。”

4、社会主义提倡社会协作，反对阶级斗争。

圣西门反对阶级斗争，认为社会协作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对抗则导致了人类文明的退步，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协作的不断进步，由松散和有限的协作体向较强固和较广泛的协作体转变，表现为一种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努力的社会分工。

同时圣西门认为不仅农民、工人、手工业者，而且学者、艺术家、商人和企业家，包括一切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他们都是实业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应该为推动生产发展而联合协作。

5、在政治上，社会主义主张实行贤能政治，建立一党制的议会制国家。

圣西门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有威望的政党，能够代表广泛生产者的利益，包括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等一切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建立一党制的议会制国家，公共事业管理应当实行贤能政治，各级官员应该由有才能、有道德的人来担任，这样国家才能保证长期的繁荣、稳定和发展，才能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业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尽量传播、改进和丰富这些知识，并且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务秩序，从而使得科学体系、经济体系、法律体系、艺术体系和宗教体系都能联合起来，有益于人类的发展。

6、在经济和所有制问题上，社会主义主张保留私有制，否定全盘公有制，认为所有制
改革要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给绝大多数人带来益处，兼顾自由、生产和人民利益，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应该联合协作起来一起为人类发展服务。

圣西门认为：“因此我们认为，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如何规定所有制，使它既兼顾自由和财富，又要造福于整个社会。”

7、社会主义应当对社会需要完成的各种工作制定明确合理的经济计划，这也是社会主
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经济无政府状态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点。

圣西门虽然没有主张计划经济，但是他同样重视经济计划的重要性，认为实业体系的基本任务，就是对社会应当完成的各项工作制定明确的和合理的联合计划，制定总的经济计划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圣西门认为这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经济无政府状态，有利于科学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8、社会主义认为人类的发展是有规律，而这种规律就体现在人类协作的不断进步上，
从一个家庭到一个城市，再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最后发展到全球大协作。圣西门的这个观点和现在的全球化理论颇有相通之处。

圣西门学派这样写道：“这种经常发生的兴衰隆替通常称作人类命运的波折，实际上无非是人类为达到某种终极目的所作的正常的一系列的努力而已。这个目的就是世界协作，即一切地区的、人们相互关系一切领域中的所有人的协作。”

9、当然圣西门也认为社会主义应该重视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也主张保留宗
教，宣扬博爱平等思想，从而发扬人们的友爱合作精神。

圣西门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达到人类历史的新高度：“迄今为止，人类征服自然的努力，可以说是纯个人的和孤立的，而且人们的力量往往有很大一部分互相抵消了，……可见，如果任何一点力量都不被浪费，如果人类停止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发号施令，而是组织起来共同去征服自然，如果各国人民相互之间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那么人类将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约翰•穆勒

约翰•穆勒（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19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和经济学家，1806年他出生于英国伦敦，是著名哲学家詹姆士•穆勒的儿子，代表性著作
有《论自由》、《政治经济学原理》、《代议制政府》、《功利主义》等。

在父亲的教育下,穆勒3岁开始学希腊文,8岁开始学拉丁文,并开始接触几何与代数,9岁
开始阅读古希腊文学与历史作品,10岁读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德摩斯提尼的原著,12岁开始学习逻辑,熟读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尤其有重要意义的是,13岁时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开始阅读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接着又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自学过程中,经常同父亲在散步时就政治经济学的各种问题进行交谈,他将这些学习和谈话的内容写成笔记,父亲的教育成为穆勒接受当时最先进的经济学的
最初的来源。 　　

他还有幸受到李嘉图的直接教诲,这当然也是由于其父亲和李嘉图有着不寻常的交往,在李嘉图时常来家做客、谈论经济学和哲学问题时,穆勒不免也要插上几句,父辈的这种亲密关系和理论观点无疑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日益高涨的民主自由气氛,萨伊的自
由主义经济学,对年轻穆勒的经济思想的形成无疑都会有一定影响。边沁的功利主义对
穆勒的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边沁同穆勒之父是知交,穆勒从小就
常常拜访边沁,逐渐接受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这对穆勒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影响。在穆勒看来,边沁功利主义关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原理尤其具有重
要意义,因为它既表明了人类道德行为的动力不是个人的自私利益,而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表明道德伦理的是非标准应是效果,而不是动机,这效果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功利主义的这些原理成为穆勒观察问题的根本观念和哲学思想。

1823年5月,穆勒经父亲介绍到东印度公司通讯检查署当秘书,他在此公司一直任职到
1858年该公司解散,前后长达35年之久。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穆勒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而且很早就在著作与学术活动中崭露头角。1825年,时年19岁的穆勒开始发表讨论商业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论文。同年,他与边沁合编《司法证据的理论基础》,又发起组织了“思辨学会”,这是一个业余的读书会和哲学研究会,经济学和人口论等成为这些学会讨论的中心话题。穆勒说,李嘉图经济学、马尔萨斯人口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他们这些志
同道合者的旗帜和统一的基础。 　　

穆勒的政治信仰在他中年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1829到1830年间，穆勒先后读到圣西门
学派的几本著作，对他们的新颖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圣西门学派对穆勒思想发展的影响首先表现其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上。“当他们第一次向我提出人类进步自然秩序的那个与我有关的观点时，我感到大为惊讶，尤其是他们把全部历史划分为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更使我兴奋。”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理论揭示的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建制时期人们接受某种政治纲领或思想理念，随着实践和人类认识的发展，既有的纲领和理念失去对现实的解释和指导能力，于是进入批判时期。人类的认识就这样周期性螺旋推进。 “这一套理论与我的思想十分合拍，它使我的思想更具有科学性。”

在穆勒的一本著作中他曾引用了这样的资本主义批判文章：

“善意与反思的人谁会看不到，统筹性的缺乏——无序，缺乏合作，劳力毫无组织地被派发和完全留给个人，没有任何宏大的或全局的观点——怎样作为原因限制了生产的可能性，破坏或至少浪费了我们的劳动能力？难道不是无序产生了贫困，就像秩序与良好的管理产生了财富一样？难道合作的缺乏不是软弱的来源，就像合作是力量的来源一样？谁能说劳动，不管是农业的、家政的、制造业的、科学的、艺术的、还是商业的劳动，目前被国家或市政当局组织起来了吗？谁能说在任何这些部门从事的所有工作是根据全局观点，或从远见的、经济的和秩序的角度来完成的？或者，谁能说，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状态中，可以通过良好教育开发出自然所赋予它的每个成员的所有才能。
看到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土地被粗劣第耕耘，而且有时根本不被耕耘，人们居住恶劣，衣衫褴褛，全体大众一直在需要工作，却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被困于悲伤之中，这难道不是一道奇特的景象吗？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国家在受穷和挨饿，不是因为大自然拒绝给予我们生产财富的方法，而是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些方法时导致了无政府与混乱。
但是这并不是全部，除了所有这些榨干了财富与繁荣之源的罪恶外，还必须加上斗争、无序、战争，总之是这些在各种利益之间的根深蒂固的争斗与无序，否则，我们只能对罪恶有一种微弱的认识。”

在空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了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穆勒早年游历
法国时曾有幸见到过圣西门, 后来通过阅读圣西门的著作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深入研究了圣西门学派的思想和著作后，穆勒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下述观点:人类社会
的发展阶段和组织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他甚至认为对社会加以改革是必要的。他主张通过普及教育、启发民众觉悟来改革时弊。

1844年穆勒发表了他第一部经济学论文集《经济学上若干未决问题》,该书讨论的主要
问题包括:国际贸易、消费对生产的影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利润和工资的关系
等。全书的论述完全继承了李嘉图、他的父亲的学说,只在某些方面对前人的学说有所
引申或更明确的表述。1848年初版、后来多次再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则是他的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一书，则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

实际上，综观穆勒一生，他以主要精力献身于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对于人类的科学、文化和进步事业，无疑是有着巨大贡献的，如果说有哪一句话最能揭示穆勒的自由主义理念，那就是《自由论》一书中的这句话：“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穆勒不仅是一名著名的思想家，而且也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分为生产、分配、交换、社会进步对生产与分配的影响和论政府的影响等内容系统性、较为完整地阐述了古典经济学思想，而且穆勒由于受到圣西门学派的影响，也对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他不是专门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但穆勒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也起到一些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为社会主义具有可行性。穆勒相信人类具有改善自己生活处境的能力，为了实现
这一理想，人类需要改革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他也相信人类进步的不同阶段不仅有而且应该有不同的制度，而圣西门学派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可欲的、理性的”。

2、肯定私有产权制度的必要性，认为这是人类获得生存与安全值得信赖的基础，但不
反对进行适当的所有制改革。穆勒认为就算是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保留私有制经济，因为这是人类社会获取生存、安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他是这样写道：“即时在任一国家，一场群众运动使社会主义者成为革命政府的首领，无论他们采取何种方式干扰私有财产权，这种财产制度自身依然会幸存下来，或者被他们所接受，或者因为他们的被逐而复辟。将会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人们不会放弃当前他们唯一值得信赖的获得生存与安全的东西。”
但是穆勒也不反对为了整个社会利益而进行适当的所有制改革，他这样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反对当前的社会经济秩序，要求充分考虑所有的反对手段。通过这些手段，可以使制度按照更有利于社会上的大部分人的方式运作，而这些人现在只享有社会直接利益的最小份额。”

3、主张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穆勒认为靠一个中央权威政府管理国家所有生产经
营活动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可行的，他认为一些社会主义者对于市场竞争有一种非常不完善和片面的观念，社会主义可以对市场经济的某些缺点进行改良，如经济欺诈、分配不公等行为，但是穆勒认为社会主义依然需要实行市场经济制度。

穆斯对一些激进者希望以强制手段推行全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前景表达了悲观看法，他这样写道：“可以稍微提及一下，在现存社会状态下引入社会主义，不会有任何效果，只会有灾难性的失败。它的信徒可以获得的仅有安慰是，首先是现存的社会秩序毁灭，然后是所有从毁灭中获利的人也会遭遇这种共同的毁灭。”

4、主张社会主义逐渐改良论。穆勒反对推倒重来、毕其役于一功式的社会激进改革，
而是主张建设性的社会逐渐改良论。

他这样写道：“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是，在两种不同的社会体系之间进行冷静的比较，目的是决定哪一种体系可以克服不可避免的生活困难提供最大的资源。如果我们发现，不同于人们通常的看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更困难，更依靠理智与道德状况，那么，这样看问题会令人满意。我们前面还有时间，可以在实验层次上经过实际的检验使问题得以解决。我相信我们会发现，没有其他方式能够检验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但是我们也会发现，社会主义的理智与道德理由值得最认真的研究。”

5、重申了自由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穆勒认为自由对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都具有不
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自由的过度减少或者丧失将会减缓人类的发展速度，从而成为阻碍人类进步的重大障碍。

穆勒这样写道：“人类进步的障碍总是巨大的，需要各种有利条件的际会来克服这些障碍。但是克服这些障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无论是在思维中还是在实践中，人性应该自由地在各个方面自发地扩张。人们应该独立地思考，独立地进行试验，不应该把关于自我事务的考虑和关于确定自己如何行动这样的事务交到统治者手中，不管统治者是以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名义行动。”

当然穆勒也赞同社会主义者认为统筹计划和社会协作的缺乏给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伤害，正是基于这一点，穆勒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接近于圣西门主义，也同样认为社会主义需要保留私有制，但是不能过度限制个人自由，而是要兼顾自由、生产与财富分配。

最后穆勒对真理既有点悲观又相对乐观的看法不禁让人感慨，他这样写道：“须知人们之热心于真理并不胜于他们之热心于错误，而使用足够数量的法律惩罚或者社会惩罚，一般就可以成功地制止其传播。真理所拥有的真正优越之处乃在于：一个观点只要是真确的，尽管可以一次两次甚至多次被压灭下去，但在岁月流逝的过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至它崭露头角，能够抵住随后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

五、新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它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后，代替了古典经济学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学派认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理解经济现象的一个重要基础，利用这一规律可以解释市场参与者对价格的反应、各种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最佳配置等各种经济问题。

新古典经济的主要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八个主要内容：

1、边际分析方法。相对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方法，
即边际分析方法。所谓边际分析方法就是通过研究一种可变因素的数量变动会对其他可变因素的变动产生多大影响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微积分等数学工具研究经济运行中微增量的变化，用以分析各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变化过程，它广泛运用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变量的分析过程，如果效用、成本、产量、消费、投资、储蓄、利率等等。

2、效用价值论。新古典经济学者大多反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而是主张效用价值
论，认为物品的价值来自于满足人类欲望的能力，而不是生产物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即物品的价值源泉是效用而非劳动。一件物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类可以从它们中获得效用满足，而不是因为人们在生产物品上耗费劳动的缘故。

3、供给均衡价格理论。该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它认为一种商品的市场价
格，是由该商品的需求状况和供给状况决定的，而商品的均衡价格决定了商品的市场价格。所谓均衡价格，就是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和供给量相一致时的价格，需求价格是消费者对一定数量的商品所愿支付的价格，这是由该商品的边际效用所决定的，供给价格是由生产者为提供一定数量商品所愿接受的价格，这是由边际真实生产成本所决定的。需求价格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是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而递减的。供给价格由于边际生产成本递增规律起作用，是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而递增的。在市场上，由于供给和需求力量的相互作用，市场价格会趋向于均衡价格。如果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则市场上会出现超额供给，超额供给使市场价格趋于下降；反之，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均衡价格，则市场上则会出现超额需求，超额需求使市场价格趋于上升直至均衡价格。因此，市场竞争使市场稳定于均衡价格，在均衡价格水平下的相等的供求数量被称为均衡数量。

4、在产品市场上，供求价格的市场机制具有调节供给需求实现自动均衡的作用。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和需求都是价格的函数，价格越高，市场愿意的供给量也就越大，而需求量则会减少，因此假如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那么在供给压力的作用下，产品价格会下跌，供给减少，需求上升，这种调整会一直到实现供求均衡的状态为止，产品市场处于出清状态，反之亦然，。

5、经济中的总就业量决定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工资率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
，供求工资率的市场机制具有调节劳动力市场供求均衡的作用。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都是实际工资的函数，劳动供给随着实际工资的上升而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则随之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就有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工资率会自动下降，这种情况会一直调整到充分就业均衡状态为此，反之亦然。

6、利息率是储蓄的回报，也是投资的成本，它可以调节储蓄投资两者实现自动均衡。
新古典经济学把储蓄看作是借贷资金的供给，而把投资支出看作是借贷资金的需求，储蓄和投资两者都是利息率的函数，储蓄随着利息率的提高而增加，投资则随着利息率的提高而减少，反之亦然，因此在利息率的调节作用下，可以使得储蓄和投资实现自动均衡。

7、货币中性论，认为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数量只影响名义变量，而与实际变量无关。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货币只是交易媒介，是方便交易的一种手段，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与价格总水平有稳定、同方向变化的关系，货币数量增加，物价水平上涨，货币数量减少，物价水平下降，但是它影响的只是名义变量如价格总水平，而不会影响到实际变量利息率、实际工资率等。

因此货币数量的变化不会影响到产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不会改变储蓄和投资自己的均衡关系，也不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即货币是中性的，对于实际经济来说，货币更像是一层面纱而已。

8、自由市场论，新古典经济学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自由市场论，认为市场是完善的
，是能够自我调节、可以自动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状态。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都承认萨伊定律的作用，也都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能够自我调节、运行良好的系统，在供求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产品价格、工资率和利息率能够分布保证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出清，各类市场不会存在长期性的过剩或短缺，所有市场都能处于一般均衡状态，充分就业均衡是宏观经济的正常状态。

根据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会增进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的增进是出乎“经济人”个人意料之外的，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要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大。

既然市场经济具有自动趋于充分均衡的机制，那么政府就没有干预经济的必要了，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派都普遍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学，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主张政府的作用更多的是充当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角色，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古典经济学自然也不会认为有特别关注经济衰退、总需求不足问题的必要，当然也就不会提出另外一套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了。

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理论

杰文斯

杰文斯（1835年9月1日--1882年8月13日）,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边际效用
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数理经济学派早期代表人物，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被称为边际三杰。

杰文斯出生于英国利物浦一个铁器商人家庭，他15岁的时候，去伦敦大学学习。两年后，也就是1853年，他无意中收到了澳大利亚一家新建薄荷糖厂的分析员聘书。他不太愿意离开英格兰，但是由于1847年他父亲的企业倒闭了，薪金变得很重要，所以他接受了这份邀请。1854年6月他离开了伦敦，在悉尼待了五年，1859年的秋天，他按照自己的
安排，再次来到伦敦大学学院，继续他的农学学士和文学学士学位的学习。从那时起，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伦理学上，但是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丝毫不受影响，终其一生，他总是定期写一些科学方面的论文，而且他在物理学上的知识对他的逻辑学的著作《科学原理》的成功很有帮助。在他得到文学学士学位不久，他收到了曼彻斯特的欧文学院（即曼彻斯特大学）的助教聘书。1862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数学理论通论》，概括出了价值的边际效用理论。1863年发表了《黄金价值暴跌》。杰文斯认为，消费者从最后一单位产品得到的效用或者价值与他所拥有的产品数量有关，这个数量也许会有一个临界值。他在1865年的《煤炭问题》中提醒英国煤炭逐渐枯竭，受到了社会的赞誉。1866年，杰文斯成为欧文学院的逻辑学、精神和伦理哲学、和科布登（Cobden）政治经济学教授，1876年他担任了伦敦大学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

　杰文斯一生以极大的热情和勤奋投入他所选择的领域，他的日记和信件表明生活简朴，为人正直，杰文斯著作很多，代表作有1874年的《科学原理》、1871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1882年的《劳工问题介绍》等。

杰文斯最主要的经济思想就是他的效用价值理论和边际效用理论。

效用价值论

他反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主张效用价值论，认为物品的价值来自于满足人类欲望的能力，而不是生产物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即物品的价值源泉是效用而非劳动。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他是这样写道：“反复的思考与探究使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有点新奇的观点，即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流行的观点认为劳动而不是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更有甚者明确断言劳动是价值的起因。相反，我认为我们必须仔细地去寻求效用变化的自然规律，即效用的变化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数量，以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交换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珍珠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需要耗费劳动潜入水中将它们挖出来，但是杰文斯认为珍珠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类可以从它们中获得效用满足，而人们之所以潜入水中挖珍珠是因为它们具有这种价值。

边际效用理论

杰文斯认为一个人可以对某一产品的连续若干单位的效用进行比较，当人们消费某种商品的时候，随着消费商品数量的增加，给消费者带来的总效用也在增加，但是总效用是在以一个不断递减的比率上升，也就是说每一商品带给消费者的效用在不断减少，这也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杰文斯认为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了它的交换价值。
杰文斯这样认为：“我们几乎不需要考虑效用程度，我们只需考虑消费的最后一单位增加量的效用，或者相同的是，即将消费的最后一单位的效用。”

杰文斯的边际效用理论可以说比较好的解决了困扰很多古典经济学的水与钻石悖论，亚当斯密认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大小没有关系，因为水比钻石更有用而钻石比水更有价值，但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表明，尽管水的总效用比钻石的要大，但是钻石的“最后一单位的效用大小”即边际效用要比水的边际效用来的大，所以钻石的交换价值即价格要远远大于水。

门格尔

门格尔（1840年2月23日- 1921年2月26日），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生于加利西亚（时为奥地利领土，现属波兰），他先后在维也纳大学（
1859~1860）和布拉格大学（1860~1863）研修法律和政治科学，1867年在克拉科夫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成为一名撰写经济分析方面的记者，又过了几年，进入奥地利首相办公厅新闻部工作，工作期间，撰写了那部今天被视为奥地利学派不可动摇的基石的理论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1873年，门格尔被提升为维也纳大学法律系的“杰出教授”，这使得他毅然弃政入学。1876年，他担任奥地利王储的导师，并陪同这位18岁的王储游历欧洲各国。1879年回国后，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从此安心于平静的学术生活。

门格尔的主要理论贡献包括效用价值论、归算理论和货币起源理论。

效用价值论

和杰文斯一样，门格尔也将他的价值理论建立在效用概念的基础上，他认为，对价值的度量是完全主观的，因此，一件商品对一个人来说可能具有极高的价值，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具有极小的价值，而对第三个人来说可能完全没有价值，这取决于这三个人偏好的差异和每个人可得的收入数额。所以，不仅价值的本质是主观的，而且价值的度量也是主观的，价值与生产成本没有关系。
门格尔这样写道：“产品的价值与在生产中是否使用或使用了多少数量的劳动或其他更高阶的产品之间没有必然或直接的联系。一件非经济物品（比如原始森林中的一些原木）对人们来说并不具有价值，尽管它的生产过程应用了大量的劳动和其他经济物品。一颗钻石是被偶然发现还是经过上千天的劳动而从钻石矿中得到的与它的价值无关。通常，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在评价一件产品的价值时，不会关心这件产品的起源的历史，他仅仅会考虑这件产品为他提供的服务和如果不能占有支配这件商品，他将不得不放弃的东西。花费了很多劳动的产品和其他那些花费很少或者不花费劳动的产品对于一个经济人来说，经常具有相同的价值。因此，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劳动或其他生产手段的数量不能成为产品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门格尔认为交换价值的基础是不同个人对同一件产品不同的相对主观评价，他主张贸易是为了提高进行交换双方所能享受的满意程度而进行的，贸易提高了双方的总效用。门格尔认为从总体上看，引导人们进行交换的原理与在经济活动中引导人们的是同一个原理，这就是尽量使他们的需求得到最大的满足。

归算理论

门格尔的归算理论起源于对生产要素的定价，生产要素也被他称之为高级财货。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门格尔及定义了他所说的“财货”概念：“与人类欲望满足有因果关系的物，我们叫做有用物，我们认识了这个因果关系，并在事实上具有获得此物以满足我们欲望的力量时我们就称此物为财货。”
门格尔将能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财货定义为第一级财货，不能直接满足人类欲望、但可用于制造第一级财货的财货则为第二级财货，依此类推，逐级达至高级财货，而高级财货可以通过一定方式转化为低级财货以满足人类欲望。在财货分级的前提下，门格尔进一步认为消费者对高级财货的需求是派生的，高级财货的财货性质同时为低级财货以及其补足财货的财货性质所制约。高级财货的财货性质为低级财货所制约可以理解为门格尔的归算思想，即认为生产资料的边际效用由其制造的最终产品的边际效用支配。也就是说，门格尔认为这些高级财货对消费产生的满意程度，是由其帮助生产那些能够直接满足消费者东西的满意程度决定的，比如消费者对一块铁的边际效用是由铁所制成的最终产品比如一个顶针的边际效用说决定的，因此，门格尔的边际效用原理也就被扩展到整个生产与分配领域。
毫无疑问，归算理论也是对劳动价值理论的一种抨击，门格尔认为产品对我们具有价值是因为在它们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对我们有价值的产品，这样的一种主张具有根本性错误，他说，这个错误的理论不能解释土地服务的价值、劳动服务的价值和资本服务的价值。相反，生产中所使用的产品的价值必须毫无例外地由它们帮助生产的消费品的未来价值所决定。

货币起源理论
　　
门格尔著名的货币起源理论就经常被当作是自发秩序理论的典范，该理论认为那些想进行交易而没有货币的人，首先会想到以物易物，但是，就像一般教科书中所讲的，由于双方需求正好对应的情况几乎没有，所以，很难进行实物交换。终于，有的交易者就意识到，如果他们能获得其他人也都需要的某种物品，他们就可以完成交易。于是一个经济互动的过程就开始了，大家都在努力推测别人的主观偏好。那些拥有符合别人较多主观价值的物品的人，就能更轻松地完成更多交易，从而变富了。别人当然也会注意到这种情况，并效法他们，这些人也开始使用那些物品作为交换中介物，随着中介物种类越来越少和每个人的需求越来越大，就能比较出哪种物品比较适合作为交换中介，最后，这一过程就集中到一种（或两种）物品上，它是大家主观上最想得到的，也能满足作为货币所必须具备的物理上最小的要求(相对稀有、易储存、便于携带、容易分割等)。到这一过程时，就会有一种物品保留下来成为普遍接受的交换中介，也就是货币。

也就是说门格尔认为货币是人类行为的自然结果而非设计的产物，虽然参与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有意思的创造货币，事实上，他们无意识的逐渐互动过程却创造出了货币这一事物，因此，货币的起源就是人们经济行为一个无意识的结果，门格尔的这一理论可以说有助于人们加深对货币起源的理解程度。

瓦尔拉斯

里昂•瓦尔拉斯（1834年12月16日- 1910年1月5日） 是一位法国经济学家，他开创了一般均衡理论，也是一位数理经济学家，边际革命领导人之一。1834年，瓦尔拉斯出生在法国，他的父亲奥古斯特•瓦尔拉斯是法国颇有名气的学者，他曾在法国
卡因皇家学院任哲学教授，1831年出版《财富本质和价值起源》后，又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对瓦尔拉斯有一定的影响。
瓦尔拉斯青年时期喜欢文学，1851年获文学士学位。1858年他出版了小说《弗兰昔司、沙维尔》。1859年在《法兰西评论》上发表短篇小说《信》。瓦尔拉斯很快发现，自己在文学上不会有所成就，转而从事经济学研究。1865年瓦尔拉斯和里昂•赛伊共
同办了一家生产合作银行，开始对法国合作运动进行研究。瓦尔拉斯于1860年到瑞士洛桑参加国际赋税会议，认识了瑞士著名律师和政治家路易•罗松奈。10年后，即
1870年12月，瓦尔拉斯在他的推荐下，以特别教授的身份在洛桑学院作第一次讲学。
1871年，瓦尔拉斯被洛桑学院聘为教授，1874年瓦尔拉《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瓦尔拉斯用代数公式和几何图形对“纯粹经济学”理论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论证，并提出了边际效用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

瓦尔拉斯的价格理论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他认为价格或价值达成均衡的过程是一致的，因此价格决定和价值决定是一回事，瓦尔拉斯用“稀少性”说明价格决定的最终原因﹐认为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供求数量和价格是相互联系的，一种商品价格和数量的变化可引起其它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的变化。所以瓦尔拉斯认为不能仅研究一种商品﹑一个市场上的供求变化，而必须同时研究全部商品﹑全部市场供求的变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瓦尔拉斯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认为各种经济现象均可表现为数量关系，这些数量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两大市场即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上，一切商品及生产要素的价格与供求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的，一种商品或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不仅受它自身供求的影响，还要受到其他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与价格的影响，在竞争的市场上，生产要素的供给函数，消费者需求函数和生产函数一经给定，所有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及供求就能够自行调节，从而达到一个特定的、彼此相适应的稳定状态。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价格决定思想，是通过数学公式阐述的。他假定社会上有n种资源
生产m种商品，社会上每个人都持有一定数量的资源或生产要素，即他的分析以既定的
收入分配方式为前提，在这样的经济社会中，消费者力图取得最大效用，企业家力图获得最大利润，资源所有者力图获取最多的报酬。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路线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他首先撇开生产、资本积累和货币流通等复杂因素，集中考察所谓交换的一般均衡。在解决了交换的一般均衡之后，他加入更现实一些假定——商品是生产出来的，从而讨论了生产以及交换的一般均衡。但是，生产的一般均衡仍然不够“一般”，它只考虑了消费品的生产而忽略了资该品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瓦尔拉斯进一步提出其关于“资本积累”的第三个一般均衡。他的最后一个模型是“货币和流通理论”，考虑了货币交换和货币窖藏的作用，从而把一般均衡理论从实物经济推广到了货币经济。

通过对方程求解，瓦尔拉斯证明了在市场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数量，这些价格和数量即为均衡价格和数量，能使每个消费者﹑企业家和资源所有者达到各自的目的，从而社会可以和谐而稳定地存在下去。

瓦尔拉斯还认为，方程所决定的均衡是稳定的均衡，即一旦经济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市场的力量会自动地使经济制度调整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

帕累托

帕累托（1848年7月15日—1923年8月19日），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出生于巴黎，1850年前后，帕累托一家返意大利，曾就读于意大利都灵大学，1891年帕累托读了马费奥.潘塔莱奥尼的《纯粹经济学原理》，开始对经济学产生兴趣，1893年帕累托被
任命为洛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讲义》、《政治经济学提要》、《普通社会学》、《社会主义体系》等。

帕累托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法则。

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如果一个经济制度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一些人可以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情形，因此帕累托最优是评价一个经济制度和政治方针的非常重要的标准。

帕累托法则

帕累托法则，又称80/20法则，帕累托法则是指在任何大系统中，约80%的结果是由该系统中约20%的变量产生的，最初只限定于经济学领域，后来这一法则也被推广到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且深为人们所认同。例如，在企业中，通常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项目或重要客户；经济学家认为，20%的人掌握着80%的财富；心理学家认为，20%的人身上
集中了80%的智慧等等

费雪

欧文•费雪(1867—1947)，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数学家、经济计量学的先驱者
之一，1867年2月27日生于美国纽约州，之后在耶鲁大学学习科学与哲学，先后出版了
诗歌，天文学、力学、几何学的书籍，但他最热爱研究数学和经济学。1890年开始在耶鲁大学任数学教师，189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转任经济学教授直到1935年。1929年，与熊彼特、丁伯根等发起并成立计量经济学会，1931～1933年任该学会会长。

费雪的主要理论有货币数量论和货币经济周期理论。

货币数量论

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可以说是他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货币购买力》一书中，费雪系统阐释了物价水平同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

费雪认为假设以M为一定时期内流通货币数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物价水平；T为各类商品的交易总量，则有：

MV = PT或P = MV / T

这个方程式是一个恒等式，其中P的值取决于M、V、T这三个变量的相互作用。费雪分析认为，在这三个经济变量中，M是一个由模型之外的因素所决定的外生变量；V由于制度性因素在短期内不变，因而可视为常数；交易量T对应产出水平往往保持固定的比例，
也是大体稳定的。因此，只有P和M的关系最重要，该方程式说明在V、T比较稳定时，P
的值主要是取决于M数量的变化，费雪方程式表明了物价水平的变动与货币供给量之间
的直接关系，也就是说货币数量的增加将会导致物价水平相应的上涨。

货币经济周期理论

费雪认为引发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就是货币因素，他相信是价格波动引起了经济波动而不是经济波动引起价格波动，因此通过控制货币数量来稳定价格的方法就可以消除经济周期。

费雪这样写道：“如果让我选择一个物理现象来进行类比，它将不是钟摆的来回摆动而是树林或树枝的摇摆。在树林中，如果我们拉住一个小树枝并且让它迅速弹回，我们将导致一个前后的摇摆动作。这是一个实际周期，但是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干扰，这种摇摆很快将会停止而小树枝也将再次恢复静止状态。”

在西方经济大萧条期间，费雪认为，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后，通货紧缩问题最值得关注，因为如果其后并没有引发一般物价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也就是没有出现通货紧缩现象，那么此后的经济衰退也就不会过于严重，同时费雪提出“债务——通货紧缩效应”是造成经济螺旋式下降的主要原因，认为“债务——通货紧缩效应”之所以会具有如此之的破坏力、会造成经济螺旋式下降的原因在于它所导致的两个后果：一个是“实际债务放大现象”，另一个则是“物价-工资螺旋式下降现象”。

所谓“实际债务放大现象”是指在经济衰退期间，通货紧缩效应会造成负债者的实际债务的加重现象。负债人在经济繁荣时期，不论是通过买入地产、股票，还是投资实业、购买机器原材料，抑或是向银行贷款等方式导致的债务，在经济衰退之后，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偿还债务已经是变的相当困难了，而通货紧缩效应无疑会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下降，消费需求低迷，企业利润急剧减少，人们更愿意增持货币的行为也就是意味着货币相当于其他东西的价值上升了，因此负债者的债务负担实际上加重了。在不断加重的债务压力和经济不景气下的双重压力下，很多负债率高、流动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可能不得不最终选择破产倒闭的命运。

在《繁荣与萧条》一书中，费雪这样写道：“当负债多得超过一定的限度以至于其所导致的大规模清偿行为会引发一场危机时，我们得到了一个看似矛盾但却可能正确的观点，我认为它可以解释萧条——至少是某些萧条的所谓神秘之处。用货币价值的提高会增加每个债务人的负担来表达这个观点稍显不足，更准确的表述方式是，货币价值的提高可能（有时确实如此）不仅会让未清偿的实际债务增加，而且其增加速度会快于债务数量减少的速度。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清偿行为并没有真正实现清偿，因此萧条会持续。”

另外一个“物价——工资螺旋式下降现象”是指在经济衰退周期内，严重的通货紧缩效应会导致出现“物价——工资螺旋式下降现象”，而这毫无疑问一方面会大大减少企业的利润总额，降低企业投资支出，另一方面又会压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使得消费需求萎靡不振，甚至出现下降局面，从而大大加深经济衰退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在严重的通货紧缩效应下，由于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的减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感觉到货币价值相对于其他产品价值的上升，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更愿意持有货币而减少支出，人人争相减少开支的结果会造成社会总需求的下降和一般物价水平的下跌。由于一般物价水平的下跌，消费需求低迷，企业为了在经济冬天里生存下来，不得不选择裁员和降低工资的办法来缩减生产成本，而失业率的上升和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降低，这将进一步降低劳动者的收入，严重打击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促使他们更加愿意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支出，从而又进一步压低社会总需求。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经济活动水平不断降低，在这样一波又一波的“物价——工资螺旋式下降”的压力下，导致出现了“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现象，经济萧条程度进一步恶化，经济前景变的更加黑暗和令人绝望。

费雪这样写道：“作为对所谓的经济周期的解释，当如下这些事实确实都很严重时，我怀疑对它们解释的合理性：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生产能力过剩、价格混乱、农业价格与工业价格的不当调节、过于自信、过度投资、过度储蓄和过度开支。我大胆提出这样的观点，它需要将来的证据来加以修正，即：在过去的确实非常巨大的繁荣与萧条中，以上所说的每个因素与以下两个主导因素相比都只起一种从属的作用，这两个主导因素是：（1）以过多的债务（特别是以银行贷款的方式）开始；（2）通货紧缩紧随其后，亦即，当任何其他因素变得非常显著时，它们通常仅是这两个因素的结果或征兆。尽管随时准备改变我的观点，但是现在我确信这两种结局弊病，它们可以被称之为“债务弊病”和“美元弊病”，在巨大的繁荣与萧条中是比其他所有因素加在一起更重要的原因。”

因此费雪并不认为经济周期、经济萧条是经济所固有的，而是主要与货币供给量、债务和价格水平相关，认为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给量、稳定价格水平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周期问题。

费雪认为经济萧条主要源于货币弊病，而货币弊病和经济萧条都是可以避免的，他这样写道：“同样，我们也应当清楚，通货紧缩或货币升值并不是一种带有特别指示要给人类制造困难的上帝的行为。我们无须等待一场愉快的偶然事件来化解紧缩。我们自己可以通过精心的策划来打败它。人类拥有或者说本来就应该拥有对自己货币的控制能力。”

马歇尔

马歇尔（1842—1924），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新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努力下，剑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学系。马歇尔1842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普通家庭，虽然家境一般，父母却努力让他受到很好的教育。青年的马歇尔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尽管他对哲学饶有兴趣，但最后还是选定经济学为专业。做出这个决定的重要原因是马歇尔曾走访英国的贫民区，无法忘却他所见到的贫穷和饥饿。毕业后，马歇尔在剑桥大学任教9年，然后到了牛津大学，1885
年他回到剑桥大学任教直到1905年退休。《经济学原理》是他的主要代表作，该书曾经统治西方经济学界长达数十年之久。
马歇尔是一位伟大的理论综合者，他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的理论内容很好的结合起来，从而创建了一个庞大系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要像其他科学家一样，要收集、整理和分析事实，并寻找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因果关系。马歇尔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就是通过供求均衡价格理论建立起了整个系统化的新古典经济学。

供求均衡价格理论

对于是什么决定了市场价格这一问题，古典经济学认为是生产成本，即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与节欲的牺牲，而边际主义者则认为是需求，即效用，指的是物品对人类欲望的满足程度，但是马歇尔将这两者巧妙的结合了起来，建立了供求均衡价格理论。

他认为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由该商品的需求状况和供给状况决定的，而商品的均衡价格决定了商品的市场价格。所谓均衡价格，就是一种商品的需求数量和供给数量相一致时的价格，需求价格是消费者对一定数量的商品所愿支付的价格，这是由该商品的边际效用所决定的，供给价格是由生产者为提供一定数量商品所愿接受的价格，这是由边际真实生产成本所决定的。需求价格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是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而递减的，这就构成需求表，在坐标图上形成了需求曲线D。供给价格由于边际生产成本递增规律起作用，是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而递增的，
这就构成供给表，在坐标图上形成供给曲线S。供求两曲线相交于A点，即均衡点，此即均衡价格水平也就是市场价格时的成交量。

马歇尔是这样写道：“我们可能合理的讨论一把剪刀是刀面还是刀背剪开了一张纸的问题，价值是由效用还是由生产成本绝对的问题也是一样。确实在剪刀的一面保持不动时，随着剪刀的另一面的移动，纸被剪开了，由此我们可能很快得出草率的结论，即剪纸是由另一面来起作用的。但是这种说法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准确的，它仅仅是事情发生原因的一个流行的借口，而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理由。”

同样在生产要素市场和分配理论方面，马歇尔也把均衡价格理论应用到每一个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上，认为市场价格同样也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形成了生产要素均衡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这样，马歇尔通过他的供求均衡价格原理，融合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的理论内容，从而构建了他经济学说的庞大体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歇尔无疑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创建者和集大成者。

六、熊彼特的经济思想：重要的是创新

熊彼特（1883-1950），是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
学家之一，他的创新论被认为是开创性地解释经济周期与经济发展独树一帜的经济理论。

一、生平经历与代表著作

熊彼特1883年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特利希镇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1901-1906年间
，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学习，当时的法律系要求学生学习政治和经济学，经过六年学习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熊彼特是奥地利经济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学生，深受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的熏陶。在大学期间，他又结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和鲍威尔，并由此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对熊彼特以后的经济思想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1909年，由庞巴维克推荐，熊彼特任奥匈帝国布科文纳省捷尔诺维茨大学教授，1911年改任葛拉兹大学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奥地利成立了由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组成的联合内阁，经当时的外交部长鲍威尔的推荐，熊彼特以经济学家身份出任财政部长，1920年，熊彼特由于反对与德国结盟以及工业国有化政策而被迫离职。1925年，熊彼特应德国政府教育部的邀请赴波恩大学任教，任教期间，他两次赴美到哈佛大学讲学。1932年，熊彼特移居美国任哈佛大学教授，直至1950年去世。
对于熊彼特在哈佛大学的任教经历，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回忆道：“不是通过讲笑话，也不让学生们掉进事先挖好的陷阱，但他总有办法把上课弄得趣味十足，而且丝毫不影响其思想深度。他带来学生从呆板且平铺直叙的课本中跳出来，进入真实的经济世界，认识活生生的经济学家们，讲需求替代弹性这些概念的时候，他所散发出的热情是真挚的，这种真挚的热情能传递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熊彼特一生著作有15本书200多篇文章，其主要经济理论著作有：《理论经济学的本质
与主要内容》，《经济发展理论》，《经济理论与方法史上的阶段》、《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经济分析史》等。除了著书立说之外，熊彼特还参与了众多的学术活动，1930年，他与其他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共同倡导成立计量经济学会，，并于1937-1941年间担任协
会主席。1948-1949年，熊彼特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虽然熊彼特直接师承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庞巴维克，但由于他在经济学术上涉猎之广泛、贡献之独特，使之无法划入“奥地利学派”的范围，事实上，熊彼特是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重要经济学分支的奠基人，他的创新理论、经济周期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等，在西方学术界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被人们视为可与凯恩斯相媲美的伟大经济学家。
二、熊彼特经济理论体系的主要特征
熊彼特经济理论体系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一般均衡为出发点，将经济体系内在因素的发展作为推动体系本身发展变化的动源，以“创新”概念为中心，把历史的、统计的和理论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
1、 熊彼特虽然直接师承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但他最为推崇的经济学家还是洛桑学派的创始人瓦尔拉，认为瓦尔拉的经济均衡体系，把革命的创造性和古典学派的传统优点统一起来，这是唯一可与理论物理学成就相媲美的经济学理论，但同时熊彼特又认为瓦尔拉的经济均衡理论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
熊彼特谈道：“然而，当我着手研究瓦尔拉的理论以及他的分析技术时，我发现这个理论以及分析技术，不仅在性质上纯系静态性质，而且只适用于一个不变的过程。……所谓静态理论，不外乎阐明均衡的条件以及在均衡受到任何微小的扰乱之后如何再趋于均衡的道理，此外无他。……所谓不变的过程，是指实际上不以它自己的起动力而变化的过程，也就是指是与时间相伴随的循环流中再生产出实质收入的过程。纵使这个过程有变化，那也是在诸如自然灾害、战争等与过程本身无关的外在事物的现象影响下发生变化的。……我痛感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深信在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一种动源，正是这个东西本身使得将要达到的均衡遭到破坏。假如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一种理论，一种能够阐明并非由于经济体系以外的因素而使经济体系发生从一个均衡向另一个均衡的变化的经济理论，我打算创立的就是这样的理论。”
2、熊彼特虽然极为推崇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但是从以上的言论可知，他发现了其
中的不足之处，并决心跨越静态的一般均衡理论，建立一套从经济体系内部因素来说明经济动态现象的新经济理论，因为熊彼特深信在经济体系内部必然存在着一种打破自我均衡的动源，而一般均衡理论不足以阐明这一点。
熊彼特重视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他的创新理论，便是从经济体系内部寻找发展动力源的结果。熊彼特认为经济体系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的发展，其根源在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他不仅用创新活动来说明经济的周期性活动和经济发展，而且还用来论证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和社会主义的自动实现。
“创新”，按照熊彼特的理解，就是指“企业家实现对生产要素新的结合。”，而进行创新活动的企业家并不等同于一般的经理，他们必须具有创新的思想、冒险的精神以及有先见之明。熊彼特认为，研究静态经济需要假设经济人作为经济主体，而研究动态经济则需要假设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作为经济主体。
3、把历史分析、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紧密结合是熊彼特经济理论的又一重要特征。熊
彼特的两大卷关于经济周期著作的副标题，就是“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这无疑正是熊彼特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鲜明体现。
熊彼特的理论分析，大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创造和使用概念与原理、并且用它们去理解事实的艺术。”；二、是强调在经济研究中采用数学方法。1946年，熊彼特与他人合写了《经济学者和统计学者需用的数学初步》一书，以期在经济学界推广使用数学。熊彼特之所以推崇数学方法，是因为他认为经济科学中存在大量分歧意见的原因，就是由于它的精密程度还不够，而数学化正是提高精密程度的可靠途径。
在经济理论中采用历史分析方法，这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一贯传统，与一般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不同，熊彼特对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施穆勒，“所采用的方法的程序及成果，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熊彼特认为，单纯运用理论分析，必然要排除掉许多对经济现象起着重要作用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因素，这就不免使经济学在反映现实时受到损害，补救的方法就是德国历史学派所采用的历史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不忘记忽略社会、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因素。
熊彼特还十分注重统计分析，注意用统计资料来验证或者矫正理论分析的结果，这与他推崇数学方法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三、 创新与经济周期理论
在20世纪初期，熊彼特就已经注意到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影响，并开始着手研究这一问题，在《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一书中，形成了关于经济危机比较完成的论述。在该书序言中，熊彼特强调，这本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从理论分析、历史过程和统计资料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进行分析；第二，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经济周期的起因和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第三，不给出任何有关对策的建议。
对于经济周期，熊彼特写到：“从统计上来说，周期这个术语包含两个意思：第一，历史时间上的（与理论时间相区别）经济数量价值的连续并不表现为单调的增或减，而是表现为这些价值本身或者其一阶或二阶导数重复出现（不规则）；第二，在每一个这种时间序列中，这些波动都不是独立发生的，而相互间总是表现出有着短暂的或较长的联系。”
现实世界里，引起经济数据变化的因素是众多的，有的引起波动，有的则单纯地引起单调的变化，熊彼特把引起经济数据变动的因素分为三类，：外部因素，增长因素和创新因素。其中增长因素是指人口增加这类变化，其特点是不会引起经济生活的波动或周期。因此熊彼特强调在分析周期问题时，应当把这类非周期的增长因素排除掉。
外部因素是指战争、革命、自然灾害、制度变化、经济政策变化及银行货币管理等等诸如此类的因素，熊彼特认为外部因素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一个明显的重要根源，但他强调，仅仅从外部因素去探索经济周期的原因是远远不够的，问题是“是否从根本上存在着任何产生与商业社会行为本身，并在制度的和自然的社会结构保持绝对不变的情况下，也能观察得到的波动。”，熊彼特认为即使把外部因素排除掉，资本主义经济仍将呈现出周期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着创新活动。
同时熊彼特也对用货币信用因素，用信贷的扩张或收缩来说明经济周期现象的观点，表示了强烈的不同意见。首先，熊彼特认为银行和货币管理是导致经济变化的外部因素，用来解释经济周期现象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其次熊彼特认为信贷论无法解释经济周期的本质，反而会导致错误的认识，“如果我们停在对投资过程的分析，并假设投资本身有自己的机制之上，我们不仅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而且还会发现在做结论上难以避免做出如下极端的推理，即由于投资的增长和信贷扩张与繁荣阶段相联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扩大信贷来造成繁荣。”
熊彼特用创新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把创新作为社会前进的动力，由此出发，他也用创新来解释经济周期，认为经济中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在于创新。熊彼特把创新当作研究和解释经济危机波动的基石，在创新的基础上把各种经济周期波动有机统一起来，以创新活动去加以阐释，开创了研究经济周期的一大流派。
熊彼特把创新一词定义为“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它包括以下五种情况：
（1）引入一种新产品或提供一种新产品之新的质量；
（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或新的技术；
（3）开辟一个新市场；
（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
（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所以，创新与技术上的新发明不是一回事，一般的企业经理不是企业家，因为他们只是遵循常规按习惯和传统的方式方法来管理企业，只有那些富有冒险精神，勇于率先把创新活动付诸实践的创新者，才是在竞争市场中赚得利润的企业家。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创新是经济体系内生的。熊彼特指出：“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尽管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能够导致经济生活的变化，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经济变化，还有另一种经济变化，它是不能用从外部加于数据的影响来说明的，它是从体系内部发生的。这种变化是那么多重要经济现象的原因，所以，为它建立一种理论似乎是值得的，这种经济变化就是创新。”
第二，创新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而不是投入的简单增加。熊彼特曾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不管你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者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可能得到一条铁路。“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的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非常狭窄和正式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问题。”
第三，创新的同时意味着毁灭。熊彼特认为，就如铁路的修建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否定，新产品、新技术的诞生就意味着对旧产品、旧技术的否定，每一个大规模的创新活动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的同时，都会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创新就是不断在体系内部破坏旧的结构，构建新的结构，这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现象。
第四，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熊彼特把实现生产函数新组合的人称之为企业家，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并不是经营或管理，而是看其是否能够执行这种生产函数新组合的创新过程。这个核心职能将企业家与一般的企业管理者区别开来，这就使得“充当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来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所以企业家并不形成一个专门意义上的社会阶级。”熊彼特对企业家概念的独特界定，其目的在于突出创新活动的关键性，说明创新才是企业家的本质所在。
在用创新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现象时，熊彼特提出了一个包括经济上升期和下降期的周期模型。在一个沿着固定轨道循环流动的均衡体系里，企业家为了追求利润，引入创新。
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首先借助银行扩大信用贷款的帮助，增雇工人，新建厂房增添设备，建立新工厂，推动国民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促进消费品生产的增加。企业家的创新利润，刺激其他企业经理也在银行信贷的帮助下群起模仿，由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引发的一系列反应，打破了经济均衡状态，将经济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这就是经济周期的复苏和高涨。
在经济高涨阶段，厂商在乐观情绪的支配下，投资盛行，借助银行贷款扩大的投资高估了社会对产品的需求。此外，消费者的乐观情绪高估了可能的收入，常以抵押贷款的方式购买耐用消费品，消费者负债购买反过来刺激企业的过度投资，新产品的供给越来越多，使得利润率下降，经济也就由繁荣转向衰退。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活动使得企业家获得利润，并为其他投资者开辟了道路，创新引起模仿，创新浪潮的出现引起经济繁荣，而当创新扩展至更多企业的时候，赢利机会就会趋于消失，经济由此面临衰退乃至萧条的局面。
熊彼特认为经济周期的衰退与萧条，意味着新产品、新技术对旧的厂商和部门的冲击，那些在经济高涨期间过度扩大了的投资在萧条阶段的毁灭，是社会经济从失衡走向新的均衡之必然的和有益的过程，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看，一旦萧条到达谷底，新的创新引致的复苏和高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在更高的水平上向前发展，均衡-失衡-在更高的水平上均衡，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熊彼特认为繁荣和衰退是经济周期两个主要阶段，但是由于存在创新所诱发的各种从属现象，如创新者的投资活动所引发的各种连锁反应，以及随着繁荣逐渐到来而造成的投机心理和投机活动，熊彼特将这种被诱发出来的各种从属现象称之为“从属波”，无疑这种从属波现象会大大加强经济周期的振幅。
考虑到从属波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熊彼特建立关于经济周期的四阶段模型，该模型将经济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熊彼特认为，由于从属波的作用，由创新活动所引发的经济扩张，会导致经济在繁荣阶段出现大量的投机活动，这会造成经济超越正常繁荣的均衡点，以致形成虚假繁荣或者过度繁荣，而一旦推动经济扩张的创新活动消退时，虚假繁荣的破灭对经济会造成严重打击，经济的下降过程也会越过单纯因为创新活动消退而产生的衰退均衡点，经济将会进入更严重的萧条阶段。
在这个萧条阶段，不仅投机活动消失了，而且许多正常的经济活动也受到破坏，生产过剩，企业利润急剧减少，一些企业倒闭破产，失业增加，人民收入减少，但是经验证明这个阶段决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新的创新活动将会又一次将经济引向复苏阶段。
熊彼特还指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循环往复上下波动的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而且不同的创新活动所需要的时间是不同的，有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引进经济之中。同时创新活动的进行也不是连续平稳推进的，而是有时密集，有时稀疏的，对经济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不同，它们有的带来较短的波动，有的则导致较长的波动，因此这就导致经济周期，显然不会以一种非常有规律的面目出现。总之，创新的大小、所需时间及其重要性不同，决定了经济周期时间的不同。
对于熊彼特的四阶段周期模型，西方经济学家斯托尔曾有一个相当精炼的评价，“熊彼特相信每一个周期包括四个阶段，他把复苏阶段和衰退阶段看出是适应的过程，而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则表现为离开均衡位置的一种运动。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分别由创新和诸如投机、恐慌、经济政策不当之类的外生的、非实质性的现象所引起。繁荣阶段和衰退阶段对于资本主义过程来说是本质的，而萧条和复苏阶段则不是本质的。由于尖锐的社会和个人障碍发生于非本质阶段内，所以政策能够消除它们。”
对于用货币信用因素，或者信贷的扩张收缩来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熊彼特表示了不同的意见。首先，熊彼特认为银行和货币因素是导致经济变化的外部因素，并不足以用来解释经济周期现象。其次，熊彼特认为单纯用投资和信贷的变动来解释经济周期，无疑是相当牵强、非本质的理论，将会导致对经济周期现象的错误认识。“如果我们停在对投资过程的分析，并假设投资本身有自己的机制之上，我们不仅不能抓住事情的本质，而且还会发现在做结论上难以避免做出如下极端的推理，即由于投资的增长和信贷扩张与繁荣阶段相联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扩大信贷来造成繁荣。”第三，熊彼特并不否认投资和信贷在经济周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倾向于把它们放到“从属波”的地位，强调起关键、本质作用的还是创新活动。
熊彼特希望最终能够建立一种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兼顾货币因素的能够充分阐明经济周期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周期理论的目标是：“确立创新图式的有效性和说明创新，是如何与货币的补充作用一起导致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内部产生一种特殊形式的波，而且这种波是与人类活动其他领域的类似现象并行发生的。”
为了更具体地阐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周期现象，熊彼特指出：“把三个周期图式提出来作为一个很有用的解决问题的假设。”，熊彼特认为这三种经济周期假设有助于人们分析复杂的周期现象，也是对四阶段经济周期模型的一个理论补充。
第一种经济周期是长达50多年的经济长周期，或称长波，因它首先由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故又称为“康德拉捷夫周期”。熊彼特沿袭康德拉捷夫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长波大约是从1783年到1842年，即第一次产业革命。第二个长波大约从1842年到1897年，即蒸汽机和钢铁时代，或者可称之为世界铁路化时代。第三个长波大约从1897年到1920年末，被称为电气、化学和汽车的时代。
第二种经济周期是平均九到十年的中周期，又称为中波，因它由法国经济学家尤格拉于1860年首先提出来，故又称为“尤格拉周期”。该周期主要是厂房和生产设备的投资更新造成的。由于厂商希望扩张更新自己的固定资产，扩张将持续4-5年，但是当厂商完
成以后，在接下来的4-5年，在厂房与设备方面的支出将减少，从而形成了这种经济波
动。
第三种周期是平均40个月（三到四年）的短周期，又称为短波，因它由美国经济学家基钦于1932年首先提出，故又称为“基钦周期”。该周期是由于商业存货的变化而造成的，厂商为使存货的增长超前于销售的增长，将扩张存货1-2年，但是当销售增长缓慢时
，存货将在仓库中积压，厂商将在一年左右的时候内削减产量以减少存货积压，当存货最终恢复到更适当的水平时，销售额回升，厂商将再次寻求扩张存货。
上述三种周期并存且相互交织的情况，在熊彼特看来，正好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熊彼特认为，三种经济周期中的任何一种都与一定的创新活动相互联系，尤其是长周期，与重大创新集群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创新活动所起的作用。这样，经济周期现象，就不像他以前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罪恶的表现，而是经济进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然表现。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强调创新活动关键作用的同时，熊彼特并没有否认其他外部因素对经济周期现象的重要影响作用，实际上他指出了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振动的两个振源，一个是内生振源——创新活动，以主体波的形式影响着经济周期，一个是外生振源——各种外部因素，包括信贷等因素，以从属波的形式影响着经济周期，这两个振源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复杂多变的经济周期现象。
虽然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周期论极具独特性和深刻性，但是创新周期理论也蕴含着某些理论缺陷，因为创新理论固然可以比较容易解释经济繁荣现象，但是很难解释经济大规模衰退现象，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经济大萧条显然是创新周期理论所不能满意解释的，就算是创新动力衰退了，那最多会使得经济陷入熊彼特所说的增长停滞的稳态状态之中，根本不会让经济陷入国民生产减少一半的地步，况且那时候的西方世界丝毫没有创新活动大规模衰退的迹象。
四、创新与经济发展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发展的变化过程，他写道：“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它继续工作的基本推动力，来自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者运输方法、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产业组织的新形式。”。他反对把技术发明看作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秩序以外的外生因素，而认为它是“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一种功能，而这种功能才是产生发明的精神习惯的原因。”，他强调创新活动所导致的“这种产业上的突变过程……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这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
由此可知，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看作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是不断毁灭老的产业结构，又不断创造新的产业结构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基本动源就是创新活动。
为了更好地说明创新活动发生的原因及其具体机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提出了“循环流转”的概念，所谓循环流转就是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的现象。这样的经济循环流转状态其实是笔者所称之的经济稳态现象，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创新”的观点分析了“经济发展现象”。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创造性破坏的理论。

在此书中，熊彼特非常直观地描绘了循环流转的经济稳态现象
“
……屠户出售的肉是多少，这要由他的顾客，比如裁缝，将要购买多少肉并按什么价格购买来决定。可是这又依存于后者的营业收入，这种收入又依存于后者的顾客比如制鞋匠的需要和购买力，而制鞋匠的购买力又依存于他所为之生产的人们的需要和购买力；如此等等，直到最后我们遇到那些收入来自将自己的货物售与屠夫的人。这一经济天地所由组成的数量上的相互连锁和相互依存关系是随处可以见到的，不论人们选择什么方向去走动。不论你从什么地方进入这一点，不论你从什么地方离开这一点，你或许走了许许多多然而又是一定数量的步子以后，到头来还是必须回到这个起点。这种分析既不会自然而然地完全停止，也不会由于一种原因——即能更多地决定其他的因素而不是由其他的因素所决定的那一种因素——而走入歧途。
如果我们不用习惯的方式来表示消费的行为，那么我们的图画就会更加全面。例如，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面包的消费者，而不是土地、服务、铁等等的消费者。可是如果我们把人们看作也是这些其他东西的消费者，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各种货物在循环流转中所采取的途径。现在很明显，每一种商品的每一个单位并不总是像它的先行者在前一个经济时期内所经历的生产进程那样，经过同一的道路走向同一个消费者。但是我们可以认为，这种事情确实会发生，而不致改变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想象，年复一年地，生产力的永久泉源的每一次重新使用，目的均在于达到同一个消费者。过程的结果不论怎样总归相同，就像这种事情发生了一样。因此，可以说，在经济制度的某一处，一项需求可以说是正在等待每一项供给，在这个制度中没有一个地方是有商品而没有它的补充物，即为人们所持有的其他商品，这些人会根据从经验上确定的条件，用它来交换上面所说的货物。再根据所有商品都能找到市场这一事实，可以说：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就结束了；换言之，所有商品的卖主又以买主的身份出现，足够地去购买这些货物，用来在下一个经济时期按照已经达到的水平维持他们的消费和他们的生产设备，反之亦然。
可见，各个家庭或厂商的行为，都是按照经验给定的数据和同样由经验确定的方式来做出的。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不可能发生变化。数据可能改变，每一个人一旦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之后，就会立即按照它来行动。但是每一个人都会尽可能地紧紧墨守习惯的经济方法，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屈从于环境的压力。这样，经济制度就不会自行随意地发生变化，而是在所有的时候都和以前存在的状态联系着。这可以称为“威泽尔的继续性原则”。
倘若经济制度实际上并不“自行”改变，那么，如果我们只是假定它保持原状，我们并没有忽视任何对于我们现在的目的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这样作，也只是用理想的精确性来表达一个事实而已。如果我们描述一个彻底没有变化的制度，我们确实是在做出一种抽象，然而其目的只是为了表达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本质。暂时我们将要这样作。这同正统的理论并不相悖，至多也只是同习惯的说法有些不符，而后者却不能清楚地表述我们的论点。
通过另一个途径，可以得出相同的结果。一个社会在一个经济时期内生产和销售的一切商品的总和，可以称为社会产品。为了我们的目的，不必更加深入地去钻研这个概念的意义。社会产品本身并不是作为社会产品而存在的。它并不是系统活动的自觉向往的结果，就像经济制度本身也不是一种按照统一计划运行的“经济”一样。然而这是一种有用的抽象。我们可以想象：在经济时期的终了时，所有个人的产品在某个地方凑成了一大堆，然后根据某种原则将其分配。因为这个假设不包含对事实的重大改变，它至今为止是完全可以容许的。然后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对这个巨大的社会库藏作了一种贡献，后来又从它得到一些东西。对每一种贡献，在制度的某一处有着与之相应的另一个人的请求权；每一个人的份额都在某个地方随时准备着。由于所有的人均从经验得知，为了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就必须贡献多少（考虑到每一份额包含一定贡献这个条件）；这个制度的循环流转就结束了，所有的贡献和份额必须互相抵消，不论根据什么原则去进行分配。至此为止所作的假设是：所有的相关数量都是由经验给定的……”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活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看到，通过创新活动打破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能够给他带来额外的盈利机会，熊彼特认为除了利润动机之外，企业家精神在推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创新活动引发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可以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的毁灭过程”这一概念来阐述。带来额外利润的创新活动，将导致为分享这种利润而开始的“模仿”，并进一步引起那些采用旧方式的企业为保卫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适应”。
这是一个激烈竞争的过程，这种因为创新而引发的竞争，“所打击的不是现存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是在打击这些企业的基础，危机它们的生命。这种竞争和其他竞争在效率上的差别，犹如炮击和徒手进攻的差别，因此按其通常意义来考虑竞争能否更敏捷地发挥作用，就变得比较不重要了；长时期内扩大产量降低价格的强有力杠杆，无论如何总是用通常竞争以外的其他材料制成的。”
在这种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大量新的资本得到投入，那些“适应”能力差的企业被淘汰了、毁灭了，创新所掀起的风暴，通过创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推进了经济增长，促成了新资本、新产业的发展壮大，同时造成了对旧资本、旧产业的毁灭，这就是创造性毁灭过程的具体表现。
熊彼特认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波动是密切相关的，经济增长是通过经济周期来实现的，可以是周期性的波动正好体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那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创新和模仿促成了经济繁荣，但由于创新活动的不连续性，繁荣终将结束，随之而来的衰退和萧条将会毁灭那些适应性差的企业，这样，一个经济周期就构成了一次创造性毁灭的过程。
五、对完全竞争和垄断关系的新认识
以创新理论为依据，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现象出发，熊彼特对完全竞争和垄断做出了与前人迥然不同的评价。
熊彼特认为，首先完全竞争的假设是一个不现实的假设；其次，只有在生产方法既定，产品既定，产业结构既定，除了新增的人力、新增的储蓄联合起来以便设立现存类型的新企业以外，什么也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也就是在静态均衡的条件下，完全竞争才能被视为一种最有效的配置资源的机制，才有其理论和实践上的合理性。
但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完全竞争不利于刺激创新活动，因为任何由创新所引起的新企业将立即被过多的企业所模仿，新行业立即被过多的企业所涌入，以至于创新者得不到应有的利益，严重挫伤创新的动力；再次，一般来讲，由于规模效应，完全竞争状态下企业的内部生产效率要低于垄断状态下的企业；最后，完全竞争状态下的行业比垄断状态下的行业，更容易受到经济萧条的打击。因此完全竞争状态并不是创造性毁灭过程所依存的理想环境，熊彼特认为，从某个时期来看，完全竞争可能比其他市场组织更有效率，但是长期来看，它在效率上明显不如垄断，因为它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
熊彼特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垄断不如完全竞争有效率，是以“既定的需求状态和成本状态，在竞争条件下和垄断条件下是一致的”这一不现实的假设为前提的，“可是现代大实业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它产出数量的巨大，它的需求状态和成本状态，比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同一产业部门的需求状态和成本状态远为有利，并且这是不可避免的。”熊彼特认为，人们之所以对垄断深恶痛绝，是由历史所形成的一种习惯，“即他们实际上把自己不喜欢的商业上的任何东西都归于垄断这种恶势力。”
熊彼特一方面否认个别企业可以不依靠政府而长期保持垄断地位以致影响社会总产量，另一方面也承认个别企业会在短期内处于垄断地位。而这种短期的垄断地位，在他看来，不仅不是社会的祸害，反而是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熊彼特指出，统计资料表明，现代生产的发展，群众性消费的出现，是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垄断即大规模生产和大企业的出现是并行的，因此，武断认为垄断不利于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没有根据的。熊彼特认为，各种垄断行为，诸如专利权、长期合同、限制产量、刚性价格等等，在静态经济条件下，确实会造成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但在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中，它们都是经济进步的推进剂。
熊彼特认为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设立的一种保险机制，没有这种保险机制，创新活动是会大受阻碍的。他特别分析了人们经常所指责的刚性价格和技术垄断，从创造性毁灭过程看，刚性价格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坏。因为首先新产品的出现、新质量的提升，是无法从衡量价格刚性的指标上反映出来；其次刚性价格通常是短期的，旧产品终究要为新产品所代替；最后刚性价格措施，有助于保护企业免受季节性、不规则的价格波动之伤害，而且需求的价格弹性往往是小于1的，因此刚性的价
格其实更有助于扩张总产量。
至于技术垄断，熊彼特认为，人们对大企业阻碍技术进步的认识忽视了一点，就是大企业通常有能力，也极其愿意建立研究机构，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而这一点是很多小企业无法做到的。而且，熊彼特还指出，新产品的独家生产者是不能称之为垄断者的，因为它面临着旧产品生产者的激烈竞争，没有自己既定的市场需求，需要创造自己的市场需求。它们垄断的性质，是为创新活动争取到发展所需的时间和空间，这些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实际上资本主义颁发给创新者的奖金，是对创新活动的一种激励。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垄断带来的经济激励，那么创新行为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创新活动也就无法形成。也就是说，垄断利润并不是通常人们所想象的是一种压榨消费者得来的利润，而是一种保护创新的激励报酬。
熊彼特指出，就短期而言，寡头垄断的限制产量和维持刚性价格等做法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但以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为背景来看，却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熊彼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汽车工业和人造丝工业中的寡头实例来说明这一点，这两个行业如果不是出现寡头而是存在完全竞争的话，那么就不会给消费者带来那么多的利益。
在熊彼特眼里，垄断与创新的关系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除非借助政府的帮助，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将使任何厂商都无法长期保持垄断地位，寡头垄断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突破了传统教科书所说的单一价格竞争，出现了产品质量竞争、功能竞争等更高形式的竞争方式。这些非价格竞争方式比单纯的价格竞争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短期的垄断行为，虽然看来是不利于消费者利益，但却是创新活动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是以创新者的短期垄断地位为基础的，而这个过程又使任何人无法使自己的垄断地位长期保持下去。
在熊彼特看来，单纯的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并不能打破循环流转的“静态均衡”，不能造成经济发展，唯有创新活动，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才是打破静态均衡、促成生产要素重新优化组合、形成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而这种创新性毁灭的过程形成了经济波动现象。凭借着创新理论，熊彼特被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认为他阐释了经济增长的真正根源——创新，西方管理学大师德鲁克也称熊彼特具备“永垂不朽的大智慧”。
以创新活动为理论核心，强调它与经济发展、经济周期的密切关系，并指出垄断有利于创新活动的一面，这些可以说构成了熊彼特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对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做出了重大的、独树一帜的贡献。时至今日，创造性毁灭、企业家精神等概念仍然脍炙人口，不断被人们引用，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熊彼特经济思想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正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所评价道：“在熊彼特生命
的最后旅程中，伴随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的始终是一种悲情与孤寂，他的理论在其去世之后才为世人所接受与推崇，其“经济财富守护神”的盛名与匆忙的一生相比，也显得姗姗来迟、步履蹒跚。”，这番评价对熊彼特而言，可谓是非常恰当，诚哉斯言。

七、凯恩斯主义革命：市场失灵与有效需求不足论

凯恩斯（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史上最有影响
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被认为是经济学历史上的“凯恩斯主义革命”，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不仅是凯恩斯的代表作，同时也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凯恩斯1883年出生于英格兰的剑桥，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母亲也是一位有名的社会活动家，曾担任过剑桥的市长，他14岁以奖学金入伊顿公学主修数学，毕业后，以数学及古典文学奖学金入学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05年毕业，获剑桥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又滞留剑桥一年，师从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以准备英国文官考试。1906年以第二名成绩通过文官考试，入选印度事务部。1908年辞去印度事务部职务，回剑桥任经济学讲师至1915年，其间1909年以一篇概率论论文入选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另以一篇关于指数的论文获亚当斯密奖。概率论论文后稍经补充，于1921年以《概率论》为书名出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即应征入英国财政部，主管外汇管制、美国贷款等对外财务工作，1919年初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同年6月，因对赔偿委员会有
关德国战败赔偿及其疆界方面的建议愤然不平，辞去和会代表职务，复归剑桥大学任教。不久表明其对德国赔偿问题所持看法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出版，引起欧洲、英国及美国各界人士的大争论，使其一时成为欧洲经济复兴问题的核心人物。因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凯恩斯曾长期担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1929年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29~1933年，他主持英国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1936年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
货币通论》一书出版。1940年凯恩斯出任财政部顾问，参与战时各项财政金融问题的决策，并在他倡议下，英国政府开始编制国民收入统计，使国家经济政策拟订有了必要的工具，1942年凯恩斯被晋封为勋爵。
1926年凯恩斯出版了一本名为《自由放任的总结》的书，在这本书中他指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不幸是风险、不确定和无知的结果。
他这样写道：“我认为，治疗这些弊病部分地应该通过一个中央机构对通货和信贷的深思熟虑的调控加以寻求，部分地应该通过大规模地收集和传播与经济形势相关的数据加以寻求。。。。。。。资本主义的信徒通常是过于保守的，并且拒绝对其技术方面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实际上可能会加强与保护资本主义，只是因为害怕这些改革可能会证明是偏离资本主义本身的最初的步骤。。。。。。。就我的角色来说，我认为资本主义如果加以明智地管理，在实际经济目标方面可以比看得见的其他任何制度都更加富有效率，但是就其本身而言，它在许多方面是极度令人反感的。我们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组织，它应该是尽可能地富有效率而又不会触犯我们对满意的生活方式的概念。”

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通论》一书其实很好地反映了凯恩斯的这种观点。

凯恩斯革命的主要理论内容

在20世纪前面的三十年中，新古典经济学可谓是一路凯歌前进，市场自由主义成为了经济思想的主流，“看不见的手”和“萨伊定律”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普遍推崇，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接下来爆发的西方经济大萧条却基本摧毁了人们对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任。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的残酷现实几乎使得萨伊定律破产了，认为市场会自动趋于均衡的新古典主义，在生产过剩和大量失业的现实面前也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西方大萧条是美国人民的一场噩梦，它给美国人民留下了异常深刻、痛苦的记忆，从此之后，每次当经济衰退发生的时候，美国人就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个可怕、黑暗的大萧条时代。
在美国著名记者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是如此描述身处大萧条肆虐的美国人民生活的惨状的。
“因为觉得人穷丢脸，所以大家总是遮遮掩掩，不让邻居知道，而且常常也能瞒得过去。对门人家的底细，谁也识不透。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时出门的青年律师，说不定是拣个偏僻地方去挨户兜售杂志、便宜领带、真空吸尘器、高压锅、“二合一”牌鞋油之类的东西的。他甚至可能干脆换一套破衣服，在另一个市区向路人行乞。他也可能像千人万人那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找不到工作，眼看孩子日渐消瘦，只有彻夜同绝望交战的份儿。当然，人在街头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窍门。譬如，花五分钱要一杯咖啡，然后白要一杯开水，把柜台上的番茄酱倒一些同开水一搅和，就算是番茄汤了。冬天，报纸塞在衬衣里边是可以御寒的；如果料到在职业介绍所外面要排上几个钟头的队，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扎起来就是了。鞋可是个特殊问题。硬纸板可以衬鞋底，有些人还喜欢在鞋后跟垫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脚。但是如果一只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么办法也不中用了。最先磨破的是纸板，接着是袜子补丁，于是雪水渗进鞋里，糊满了脚丫子，加之鞋钉直扎脚跟，结果只好用一种特殊的姿势走路。

穷人家为了省钱度日想出的种种妙法，说来真了不起。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钱一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这样在邻居太太面前就不显得寒碜了——其实邻居手头一样紧，恐怕采取的办法也是一样。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有时，某人一连几个星期不露面，街坊上只听说他“有事出门”了。如果这人体贴妻子，他是不会对她透露此行实情的，因为其中的辛酸她万万想不到。
……
虽然纽约本市已经有100万人失业了，仍有无数人从邻近各州到纽约来找工作，这些异
乡人中有少数加入了在曼哈顿街上擦一次鞋得五分钱的7000“鞋童”的队伍，又有少数插手走私运煤的勾当(纽约市10%的煤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矿工偷运进来的)；但
是大多数只是混迹在市内那82条长龙里领面包度日。如果身边还有一角钱，还可以在充满汗臭和消毒药水气味的小客栈里睡他一宿；如果身无分文，就在街上捡些报纸当做铺盖，到中央公园、地下铁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场去过夜了。冬夜苦寒，焚化场的余温吸引成百成千人到那里去，睡在大堆大堆的垃圾上。
……
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

经济崩溃、大量失业、人民怨声载道，大萧条不仅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而且美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也显的摇摇欲坠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在西方经济大萧条这场灾难席卷全球的时候，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却基本无话可说、一筹莫展，似乎除了鼓励人民坐等经济自动改善之外，就再也开不出什么救治的药方了，著名经济学家费雪主张对这种情况应该听之任之，必须听任经济萧条按照自身的轨迹推进，唯有时间能够医治市场的失衡，经济学家熊彼特更是认为经济复苏会自动来临，而且只有当经济复苏确实是自己来临的时候，这种复苏才是实实在在的复苏。
而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通论》一书中则强烈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观点，在批判萨伊定律和自由市场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他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资本主义经济也会有经济危机，其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包括投资需求不足和消费需求不足，不能迅速恢复到充分就业均衡状态，从而造成总产出下降和经济衰退，而如果想要维持一个让人满意的总产出和就业水平，就必须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调节总需求，从而使得经济重新趋于充分就业状态，现代宏观经济学也由此诞生了。
一、明确区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在通过对西方经济大萧条深刻反思，为了挣脱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凯恩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思想挣扎过程，作为这种思想挣扎的最终成果，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此书中着重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并且还明确把经济学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被称之为经济学历史上的凯恩斯革命，他写道：
“我认为，把经济学的内容区分为作为其价值论、分配论的一个部分和作为其价格论的另一个部分是错误的方法。我所建议的正确的二分法应该区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单个行业或厂商的理论以及关于既定数量的资源在不同使用上的报酬和分配；另一方面为整个社会的产量和就业量。”凯恩斯所说的前一方面就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后一方面就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二、通过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模型来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
凯恩斯把国民收入、总就业量、总需求这些宏观经济变量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而这些因素都成为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决定总产量和总就业量，又用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来说明有效需求的决定。在此基础上，他说明了如何将整个经济的均衡用一组方程式表达出来，如何能通过检验方程组参数的变动对解方程组的影响来说明比较静态的结果。这样一来，凯恩斯通过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关系来说明国民收入的决定和其他宏观经济问题。
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由基于三个假设条件：
1、实际工资等于现行的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2、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并不存在。
3、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其意义为：在产量和就业的任何水平，总需求的价格都等于
总供给的价格。
但是凯恩斯认为这三个假设条件很难符合宏观经济的现实情况，而只是经济在充分就业水平运行的理想状态。他这样写道：“我认为，这种状态可以被归之于他们忽视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所造成的对经济繁荣的障碍。因为，在符合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的社会总，显然会存在着趋于最优就业量的自然倾向。古典理论很可能代表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制度应该运行的方式。但是，把现实世界假设为这样就等于把我们的困难给假设掉了。”

三、建立以总需求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学体系
凯恩斯认为总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量，失业就是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由于总需求不足，商品滞销，存货过多，投资下降，引起生产缩减，解雇工人，造成失业大量增加。而所谓有效需求，是指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从而处于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它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由于边际消费递减倾向造成消费需求不足，资本效率递减倾向造成投资需求不足，因此有效需求容易发生不足现象，从而导致社会总就业量的不足和经济萧条的产生。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由于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决定的。
1，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凯恩斯认为因为人们有天生喜好储蓄的习惯，在人们收入
增加的时候，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但是消费额增加的比例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从而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发生递减，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越来越大，这毫无疑问必然会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
凯恩斯写道：“无论从先验的人性看，或从经验中之具体事实看，有一个基本的心理法则，我们可以确信不移。一般而论，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消费，但消费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甚。”
2，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所谓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是指人们预期从投资中获得的利润
率（即预期利润率）将因增添的资产设备成本提高和生产出来的资本数量的扩大而趋于下降。
凯恩斯在用边际消费倾向规律说明消费不足之后，接着用资本边际效率崩溃去说明投资不足。凯恩斯认为随着资本的不断增加，资本边际收入同样会出现下降趋势，因此资本边际效率的递减会极大地抑制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会造成投资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详细描述了对资本边际效率，即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是如何引致了经济周期的。
凯恩斯写道：“繁荣期之特征，乃一般人对资本之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故即使资本品逐渐增多，其生产成本逐渐增大，或利率上涨，俱不足阻碍投资增加。但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上，大部分购买者都茫然不知所购为何物，投机者所注意的，亦不在对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作合理的估计，而在推测市场情绪在最近未来有什么变动，故在乐观过度，购买过多之市场，当失望来临时，来势骤而奇烈。不仅如此，资本之边际效率宣布崩溃时，人们对未来之看法，亦随之黯淡，不放心，于是灵活偏好大增，利率仍上涨，这一点可以使得投资量减退得非常厉害：但是事态之重心，仍在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前崩溃——尤其是以前被人非常垂青的资本品。至于灵活偏好，则除了由于业务增加或投机增加所引起的以外，须在资本之边际效率崩溃以后才增加”。
3，流动性偏好，又称灵活偏好，灵活偏好规律是指人们愿意保持更多的货币，而不愿意保持其他的资本形态的心理法规。凯恩斯认为，灵活偏好是对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的反映，具体而言是由以下的动机决定的：
①交易动机，指为了日常生活的方便所产生的持有货币的愿望；
②谨慎动机，指应付各种不测所产生的持有现金的愿望；
③投机动机，指由于利息率的前途不确定，人们愿意持有现金寻找更好的获利机会。这三种动机，尤其是谨慎动机，说明面对诸多不确定性时，人们通常不敢轻易使用自己的存款。
总之，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上述三大基本规律，从而既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又引起投资需求不足，使得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失业，这是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调节的。他进一步否定了通过利率的自动调节必然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的理论，认为利率并不是取决于储蓄与投资，而是取决于流动偏好（货币的需求）和货币数量（货币的供给），储蓄与投资只能通过总收入的变化来达到平衡。不仅如此，他还否定了传统经济学认为可以保证充分就业的工资理论，认为传统理论忽视了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的区别，货币工资具有刚性，仅靠伸缩性的工资政策是不可能维持充分就业的。他承认除了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外，还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所以经济经常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均衡。
四、批判自由放任主义，主张政府干预
凯恩斯以他内在逻辑一致的三大心理规律，对于经济危机作了全新的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摆脱危机、走出萧条的全新思路。既然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是在于有效需求不足，那么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提出自己的药方：政府干预，扩大投资，降低利率，增加消费，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
凯恩斯在《通论》一书中这样写道：“对于消费倾向，国家将要部分通过赋税制度，部分通过利息率的涨落，和部分通过其他手段来施加引导的作用。还有，单靠银行政策对利息率的影响似乎不大可能决定投资的最优数量。因此，我感觉到，某种程度的全面的投资社会化将要成为大致取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当然，这并不排除一切形式的折衷方案，而通过这种方案，国家当局可以和私人的主动性结合起来。”

面对经济危机和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观点，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论，认为市场并不完善，主张政府干预刺激总需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通常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要使经济走向充分就业状态，消除总需求不足带来的经济衰退和大量非自愿失业，那么就需要采取政府干预的办法来扩大总需求，比如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投资的方法来刺激总需求，降低利率，实行扩张性的货币财政政策，从而让经济重新恢复充分就业状态。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之间，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长达二十几年的高就业、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繁荣时期，凯恩斯刺激有效需求的反经济危机政策，确实带来相当明显的实践效果的，战后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和破坏性，都因此大大降低了，经济周期的表现也更加缓和了很多西方经济学家把这种长期经济繁荣归因于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著名经济学家托宾就这样认为：“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成功可以从一个事实中得到坚强的支持，在二战之后，实际上所有发达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直到1973年的这一时期在繁荣、增长、世界贸易的扩张和稳定方面是其他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失业率较低，而经济周期也比较缓和了。”

但是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也带来了不少负面作用，主要就是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政府债务和赤字的不断上升以及通货膨胀问题，当然后来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发生的“滞胀危机”却对凯恩斯主义形成新的巨大挑战，但是这些都丝毫不能抹杀凯恩斯革命给经济学发展所带来的巨大贡献。

八、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糅合

新古典综合派，是产生于美国一个重要的现代经济学派，该学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理论基础上，结合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分析理论，来构造一个和谐统一的经济理论大厦。尽管从现在来看，这种努力并不十分成功，但是在二战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理论二者所做的综合，使西方经济学渡过了一段相对平静和意见较为一致的时期。

二战以后，在西方世界享受长时期经济繁荣的环境下，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由对立逐渐转向了共存和相互融合，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新古典综合派”，该名词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首创的，在1961年出版的《经济学》第五版一书中，他把自己的力量体系命名为“新古典综合”，以说明该理论体系特色和理论渊源，因此“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理论也就以最完整、最严密的方式体现在萨缪尔森的那本异常畅销的《经济学》一书中。
虽然新古典综合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但是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实际上在战前就开始了。美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1937年发表的《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经济家》一文中，以三个方程式和IS-LM模型概括了凯恩斯的理论。希克斯撰写
此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通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他当时的结论是，凯恩斯的三个方程式不过是“向马歇尔的正统经济学跨回了一大步，以致他的理论很难与经过修订和限定范围内的马歇尔理论相区别。”所以，希克斯的这篇重要文献可谓是新古典综合派的开始，它把凯恩斯主义综合为宏观一般均衡理论，并将它开始与新古典经济学联系在一起。
汉森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IS曲线可以根据新古典学派的可贷资金学说推导出来。根据可贷资金学说，利息率决定于可贷资金需求表和供给表的交点，可贷资金表是由个人和企业储蓄、因货币增加而增加的可贷资金部分及退出窖藏状态的那部分货币余额组成。由于储蓄水平随收入水平而变，因而可贷资金的供应表也随收入水平而变。这样，就会得到不同收入水平的一系列可贷资金表，它们可以可贷资金需求表中投资需求表相结合，就形成了IS曲线。
经济学家帕廷金根据希克斯的一般均衡论，更深入地进行了结合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工作，他于1956年出版了《货币、利息和价格》一书，在书中，他在保留新古典货币数量学说的同时，运用了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法分析经济。
萨缪尔森可谓是新古典综合派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他首创“新古典综合派”一词，用以表示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结合的理论体系。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学》第一版，以教科书的形式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的综合，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综合派的正式形成。
所谓“新古典综合派”实质上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两者糅合在一起，把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的价值论、均衡论、分配论同凯恩斯宏观的国民收入决定论综合为一体，从而组成一个集这两者之大成的经济理论体系。其核心思想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市场经济活动，使得现代社会经济能够避免过度的繁荣或萧条的损害，趋于稳定的增长，并实现充分就业，则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将再度适用。在1964年出版的《经济学》第六版中，萨缪尔森认为，新古典综合就是总收入决定论与微观经济学经典理论的结合，因为“在管理完善的体系中，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得古典理论所提出的充分就业的假定得到实现时，经典理论就恢复了原有的地位。”
萨缪尔森提出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广泛地流行于二战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界，在20实际60年代中期以前，新古典综合派事实上成为了二战后西方的正统经济学，并成为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托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既是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的结合，又是两者在政策上的融合。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一般强调财政政策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缓和危机、减少失业的有力工具。而主张市场调节的新古典学派，则一贯强调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托宾强调指出，新古典综合派，就是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按照不同比例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
正当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自鸣得意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出现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现象，给了新古典综合派以沉重的打击。按照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当失业存在，货币数量增长的情况下，价格水平应当保持不变或小幅度上涨，只有在失业消除，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之后，价格才会真正大幅度的上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即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失业与通胀是不能并存的，是不可能在存在失业的情况下爆发通货膨胀的，但是这种观点无疑是直接违背“滞胀”事实的。
新古典综合派不仅在理论无法解释经济滞胀现象，同时也不能提出有效的治理对策，因为按照它的理论，在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况下，会产生自相矛盾的后果。如果扩大赤字，刺激消费和投资来解决失业，那么有效需求的增加将会抬高物价，从而恶化通货膨胀；反之，要是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和收紧货币政策，试图以此控制通货膨胀，那么有效需求的降低将会使得失业率上升，从而恶化失业问题。简而言之，新古典宗派的政策选择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之中。
理论上的无力和政策上的两难，这极大地动摇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统治地位，新剑桥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等新的经济流派对它争相展开批判，并发表自己独有的经济理论，力争推翻新古典综合派的统治地位。
在这种经济背景和理论环境下，新古典综合派无法再保持自己对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不得不对新的经济学派做出让步，部分地吸收新学派的理论观点。1972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8版中，悄悄收起了“新古典综合派”的旗帜，以“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
一词代替了“新古典综合派”，借以突出其理论的凯恩斯色彩，以及它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中的主流地位。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2版中，在原有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基础上，萨缪尔森对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三个学派的理论内容加以新的综合，形成了所谓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
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和主要著作
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汉森、希克斯、萨缪尔森、托宾、索洛、莫迪利安尼、奥肯等。
1，阿尔文•汉森（1887-1975年）
新古典综合派的先驱，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被誉为美国凯恩斯主义的建筑设计师。汉森1887年生于美国的南达科他州，1916年获美股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随后曾任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的教授。1937年起任哈佛大学教授，直到1956年退休。汉森教授在哈佛大学培养了不少优秀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即为其弟子之一。1938年，汉森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还担任过罗斯福政府的经济顾问、美国国务院经济专家、美国联邦储备局经济顾问等职。
汉森原来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奉者，对凯恩斯主义曾持有强烈的异议。但自1937年起，在他到哈佛大学任教后便转向信奉凯恩斯主义，并在美国积极鼓吹和传播凯恩斯主义理论，还写了一系列著作使得凯恩斯理论“通俗化”、“美国化”。汉森的代表作主要有《充分复苏，还是停滞》（1938年）、《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1941年），《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1947年），《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1953年），《凯恩斯学说指南》（1953年），《美国的经济》（1957年），《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1960年）等。
2，约翰•希克斯（1904年-1989年）
约翰.希克斯1904年生于英格兰的瓦尔维克郡，17岁获得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数学
，1923年，希克斯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数学学位的考试后，转入对“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习，192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1935年，希克斯到伦敦经济学院任助教，后来又任讲师，期间于1932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此后希克斯任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直到1946年。从1946起到1952年，希克斯任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高级研究员，直到1965年退休，并于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希克斯一生发表的论著甚多，所涉及的理论范围也较为广泛，他在价值、资本、工资、货币、利息、经济周期、福利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等理论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洞见，这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中是较为罕见的。希克斯引进一般均衡和序数效用分析构成其价值理论，从而使西方正统经济学大为完善。他在评论凯恩斯《通论》时所提出的IS-LM模型
，在现代经济学中广泛运用。希克斯的代表作有：《价值与资本》（1939年），《消费者剩余理论的重建》（1941年），《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1950年），《需求理论的修正》（1956年），《资本与成长》（1965年）等等。
3，保罗•萨缪尔森（1915——2009年）
萨缪尔森是当代新古典综合派的集大成者，他于1915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波兰裔犹太移民家庭，1923年，其家搬到芝加哥居住，1935年他获芝加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36年获芝加哥文学硕士学位，194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就读期间，师从熊彼特、列昂惕夫、哈勃勒和汉森研究经济学。1940年即受聘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以后提升为副教授，1947年起任教授。1960年，他被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为总统调查咨询顾问和美国国家计划局经济顾问。1970年，因发展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提高了经济科学的定量分析水平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美国人。
萨缪尔森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的诸多领域，几乎在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方面均有自己的改正、补充、精练或发展，被誉为经济学界的最后一个通才，而且他还运用数学工具对各种经济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贡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不仅融合了宏观微观分析，而且理论内容涉及面之广泛也多为以往同类著作所不及，该书以四十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四百万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观念。萨缪尔森的主要著作有《经济分析的基础》（1947年）、《经济学》（1948），《线性规划和经济分析》（与索洛、多夫曼合著，1958年）。主要论文有：《乘数分析和加速原理的联合作用》（1939年）、《国际贸易和生产价格的均衡》（1948年）、《资本理论的寓言和现实性：代用的生产函数》（1962年），《处于困境的自由主义者》（1972年）等等。
4、詹姆士•托宾（1918-2002年）
詹姆士.托宾，1918年出生于美国的伊利诺斯州，1935年，托宾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四
年后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40年又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的六年时间里，托宾受到熊彼特、张伯伦、列昂惕夫等著名经济学家的指导。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托宾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政府任职，后应征入美国海军服役。1946年，托宾离开海军返回哈佛大学经济系，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47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任耶鲁大学副教授，1955年任教授。1961年托宾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1971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81年，因为在经济学方法、风险理论等方面均卓有建树，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托宾最为主要的贡献就是资产组合理论，它建立在以各个家庭和企业怎样确定他们的资产构成的基础上，主要讨论如何进行金融资产的组合以分散投资风险，并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托宾的代表作有：《国民经济政策》（1963年），《经济学论文集：宏观经济学》（1947年）、《十年来的新经济学》（1974年）、《计量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和经济计量学（1975年）等
5，罗伯特•索洛
罗伯特.索洛，美国经济学家，192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1947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学
士学位，1949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51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4-1958年
任麻省理工学院统计学副教授，1958-1973年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1973年起任
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1961年被美国经济学会授予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克拉克奖”，1980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87年因在研究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理论方面所做出的特殊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索洛的经济学贡献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他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该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理论内容。
索洛的代表作有：《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年）、《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1957年）、《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与多夫曼、萨缪尔森合著，1958年）、《增长理论：一个说明》（1969年）、《资本理论与收益率》（1963年）、《美国失业的性质与原因》（1964年）、《增长理论评注》（1969年）。
6，弗兰科•莫迪利安尼（1918-2003年）
莫迪利安尼出生于1918年意大利的罗马，1939年在罗马大学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39年，莫迪利安尼移居美国，194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巴德学院统计学讲师。1944年获纽约社会研究学院社会学博士学位。1949年任伊利诺斯大学副教授，而后任伊利诺斯大学、卡内基理工学院、西北大学教授。196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67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6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81年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198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莫迪利安尼在经济理论上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公司资本成本定理，即“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基础，提出
人的消费是为了一生的效用最大化，公司资本成本定理提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分析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新见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投资决策理论。
莫迪利安尼的代表作有：《国民收入和国际贸易》（1953年）《宏观经济学论》（1980年）、《储蓄的生命周期假定》（1980年）、《财政理论及其他论文集》（1980年）等。
7，阿瑟•奥肯（1928-1980年）
奥肯1928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194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56年获该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61年任耶鲁大学副教授，1963年起任耶鲁大学教授。1961年，奥肯被邀请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64年，他又被邀任为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68年被任命为该委员的主席，1969年任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奥肯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分析了平等与效率的替换关系，提出了估算潜在产出的“奥肯定理”，所谓潜在产出是指一国经济产出的最大值，即充分就业状态下的产出。奥肯发现了经济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约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1%。
奥肯的代表作有：《繁荣政治经济学》（1971年）、《平等与效率》（1975年）、《不公平的市场：如何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1983年）等
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理论内容
下面逐一介绍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理论内容
（一）、国民收入决定论
国民收入决定论是新古典综合派宏观理论的核心内容，该学派把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和新古典的均衡论综合为一体，建立了一个新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体系，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主张。
新古典综合派根据凯恩斯的总收入-总支出的理论，建立了相关的NI-AE的宏观经济模型。NI是指总收入，从供给角度看，它等于消费C与储蓄S之和；AE是指总支出，从需求角度看，它等于消费支出C与投资支出I之和。
如果社会经济中的总收入等于总支出，即：
NI=AE,C+S=C+I
也就是说，当S=I，储蓄等于投资时，则总需求与总供给将达到均衡。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国民收入的决定主要取决于总支出AE的水平，总支出水平AE，特别是投资支出I的数额如何，直接决定了国民收入的水平。
社会经济并非永远处于总供求均衡的状态，因为总支出水平不总是等于总收入水平的。当C+I>C+S时，这意味着社会有效需求增加，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产出和就业量都会趋
于上升，失业减少，国民收入增加，在总需求超过充分就业状态下的总供给时，过度需求将会引发通货膨胀；当C+I量都会趋于下降，失业增加，国民收入减少。
为了避免经济生活中的有效需求不足与过度需求问题，新古典综合派引入了政府干预因素。在NI-AE模型中，引入了政府支出G与政府税收T，这样总供求均衡的条件就改变为：
C+S+T=C+I+G
由于在NI-AE模型中引入了政府因素，因此就可以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来调节社会经济
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当总供求不一致时，政府就可以通过改变收支使得总供求趋于均衡状态。
当C+S+T>C+I+G时，出现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即有效需求不足局面，这时，政府应当通
过扩大开支，或减少税收，刺激需求，增加C、I和G，使总供求趋向于充分就业均衡状
态。
当C+S+T采取紧缩开支，或者增加税收，降低总需求，减少C、I和G，使总需求下降与总供给相
等的地步，抑制过度需求，使总供求趋于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均衡。
正如萨缪尔森所指出的：“在分析政府开支和财政政策时，C+I法具有极大的优点，它
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变为完全相似的C+I+G的方法。”

新古典综合派的国民收入决定论是对凯恩斯“有效需求原理”的进一步拓展，该理论表明，只要政府通过运用相关的经济政策，适当地扩大或减少政府的开支，就能通过需求管理政策，有效应对经济衰退或者经济过度繁荣问题，以熨平经济波动，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保持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二）、IS-LM模型
IS-LM模型又被称为希克斯-汉森模型，1937年，希克斯第一次提出了IS-LL模型，当时
他提出此一模型，并未考虑创立一个独立的理论，而只是借此模型说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的就业理论一样，仅是一种“特例”而不是说明“通论”。十几年后，汉森重新提出了这一分析工具，并将LL曲线改称为LM曲线，并于1953年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一书中予以宣扬，于是IS-LM模型开始成为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内容，并被用来作为产品市
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性分析工具，从而得到了普遍接受和广泛流传，尽管这个模型存在不少的缺点，但至今经济学家们仍然在使用它。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率是联系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纽带，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描述的是产品市场，而货币利息理论描述的是货币市场，实际上这两个市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产品市场中，总产量决定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由消费和投资组成，而投资作为利率的函数，当利率变动的时候，投资显然也会相应变动，从而对有效需求造成影响。当有效需求变动的时候，毫无疑问就会影响均衡的总产量，即实际国民收入，而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化又会影响交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货币市场的均衡状态造成新的影响。由此可见，利率与国民收入水平之间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IS-LM模型正是对这种
关系的一种具体描述。
然而，凯恩斯有关利息率的理论有两个缺陷：
一是利率的不确定性，汉森首先指出凯恩斯的利息论中的利率是不确定的，他认为凯恩斯所提及的与货币需求有关的三个因素中，只有满足投机动机所需要的货币量与收入水平无关。而满足交易和谨慎动机的货币需求，却与收入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应于每一个收入水平，都有一特定的货币总需求量，不同的收入水平对应着不同的货币需求曲线。当货币供给既定时，货币市场上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均衡利息率。不同的收入水平有不同的均衡利息率，但是除非知道收入水平，不然无法确定均衡利息率。所以，凯恩斯的利息率具有不确定性。
二是货币市场均衡无法保证产品市场也达到均衡，而两个市场相互作用，同时达到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实现均衡的必要条件。在货币供给既定的情况下，利息率决定于货币总需求，货币总需求有取决于收入水平。在消费已定的情况下，投资水平决定了收入水平，但是，如果不知道利息率的话，也就无法确定投资水平。所有这些变量都是相互联系的，必须按照一般均衡的概念，同时确定均衡收入与均衡利率，而凯恩斯未同时考虑两个市场，而是避开上述问题，在讨论产品市场均衡时，假定货币市场已经达到均衡，在分析货币市场均衡时，假定产品市场已经处于均衡状态。
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修补凯恩斯理论中这一缺陷，把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和货币
理论结合了起来，并建立起了一般的两市场均衡模型。
在产品市场中，投资I是利率r的函数，I随r的递增而减少；储蓄S是收入Y的函数，S随
收入Y的递增而递增。希克斯认为，将I=I(r)和S=S(Y)合在一起，就得到了收入与利息
率的另一种关系，形成了IS曲线，下列等式决定了均衡收入：
I（r）=S(Y)
在产品市场上，由投资与储蓄相等的点构成的轨迹形成了IS曲线，这条曲线描述了在产品市场上处于均衡状态时所对应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种组合，IS曲线的斜率为负，即高利息率和低收入水平相对应，低利息率和高收入水平相配对。因此，IS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位于IS曲线右方的收入和利率的组合都是投资小于储蓄的非均衡组合，位于IS曲线左方的收入和利息率组合，都是投资大于储蓄的非均衡组合。
在货币市场上，名义货币供给量为M，货币需求量为L=L(r,Y),货币供给由政府决定，是个既定的量，货币的需求量是利息率和收入的函数，当下式成立时，货币市场达到均衡：
M=L(r,Y)
货币供求相等点的轨迹形成了LM曲线。它表示在货币供给既定时，货币市场处于各种均衡时所对应的收入和利息率的组合，LM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高利息率和高收入水平相对应，低利息率和低收入水平相对应。这是因为货币需求量和收入水平呈同方向变动，和利息率成反方向变动。在低收入水平时，交易所需要货币量较小，而满足投机所需的货币量增加，利息率趋于下降。在高收入时，交易中所需的货币量增加，满足投机所需的货币量减少，利息率就会提高。
在利息率非常低的时候，LM曲线变为水平线，即当利息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货币的投机性需求就会变得无限大，此时，所有人都预期利息率不会再下降，从而都愿意抛出债券而持有货币，这种情况被称为“流动偏好陷阱”或“凯恩斯陷阱”。一般来说，在LM曲线右方的收入和利率组合，都是货币需求大于货币供给的非均衡组合，处于LM曲线左方的收入和利率组合，都是货币需求小于货币供给的非均衡组合。
将下列方程式联立：
I(r)=S(Y)
M=L(r,Y)
可求得未知数（r,Y）的解，这解就是IS曲线和LM曲线的交点E，这个交点就代表了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时的利息率和收入的组合，当利息率和收入水平处于此点位置时候，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达到供求相等的状态，经济体系也就因此达到一般的均衡稳定状态，因此我们就可得到一个关于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双重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IS-LM模型”。

现在我们来分析IS-LM模型的稳定性问题，即当利息率和收入水平的组合不在E点时，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双重均衡不能同时实现，经济体系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它会在产品市场的供求压力或货币市场的供求压力等内生变量的调整作用下，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运动，最后达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双重均衡状态。
比如在IS-LM模型投资大于储蓄的A点为例，我们来看一下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过渡的调整过程。在A点，在产品市场上，由于投资大于储蓄，将使收入水平上升，在货币市
场上，此时的货币需求大于货币供给，将会使利息率上升，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A
点将会逐步右上方调整，显然这个过程会趋于唯一的均衡点E，只有在这一点上，产品
市场和货币市场才能保持其稳定的均衡状态。
在IS-LM模型中，IS曲线表示可以使产品市场达到均衡的利息率和收入水平的组合点，
LM曲线则表示可以使得货币市场均衡的利息率和收入水平的组合点，而IS-LM曲线的交
点所确定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均衡组合，会随着两条曲线中的任一条曲线形的变动而变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某些外生变量来使得IS或LM曲线发生移动，从而得到一个新的双重市场均衡组合，即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经济政策来影响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状态，从而让经济可以趋向于更合乎人类愿望的状态。
IS曲线的移动源于总需求的变动，特别是投资需求的改变。当投资增加时，IS曲线会向右移动，在LM曲线不变的情况下，向右移动的IS曲线同它会相交于，一个较高的收入和较高的利息率的均衡点上，也就是投资需求的增加会导致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利息率的提高；反之当投资需求减少时候，IS曲线会左移动，情况正好会相反。
LM曲线的移动主要来源于货币供给的变动。当货币供给增加时，LM曲线向右移动，在IS曲线不变的情况下，向右移动的LM曲线会同它相交于，一个较高的收入和较低利率的均衡点上，也就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导致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利息率的降低；而当货币供给减少时，情况正好相反，在IS曲线不变的情况下，显然IS-LM曲线会相交于更低的
收入和更高的利息率的均衡点上。
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经济外生变量很少单独起作用，它们总是相互结合在一起共同对经济起作用，为了在IS-LM模型中考察这些外生变量相互影响、共同起作用的机制，所
以接下来我们分析，IS曲线和LM曲线同时移动对市场均衡的影响。
当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导致IS曲线的右移，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会导致LM曲线的右移，结果IS曲线和LM曲线会相交于一个新的均衡点，在这点上，收入有着较高的水平，利息率有较小的变动，也就是说当一个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时，结果会导致国民收入的提高和较小变动的利息率；当政府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候，情况正好相反，IS和LM曲线的同时左移，会导致出现收入水平的下降和较小变动的利息率。
当一个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导致IS曲线的右移，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让LM曲线向左移动，IS曲线的右移和LM曲线的左移，结果利息率会上升，但收入水平不确定。那么当政府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情况正好相反，会导致IS曲线的左移和LM曲线的右移，结果出现了利息率的下降，但收入水平不确定。
在LM曲线成为水平的部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显然既不能提高收入水平也不能降低利息率，因此在这称之为“凯恩斯陷阱”或“流动偏好陷阱”的区域内，货币政策是无效的。但是在这个区域内，扩张性的财政依然会起作用，使得IS曲线右移，结果会提高收入水平，而利息率却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在“凯恩斯陷阱”的这个区域 ，货币政策是失
效的，发生作用的只是财政政策。凯恩斯认为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经济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情况之中。
IS-LM模型反映了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条件下，国民收入和利息率之间的关系
，描述了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构成了一个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相互作用如何共同决定国民收入与利息率的理论框架，因此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工具。根据IS-LM模型，我们可以分析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改变，对
经济体国民收入和利息率所起的作用，也可以了解包括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内的一般均衡经济状态是如何变化的。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分析正是依据IS-LM模型而展开
的，因此，它毫无疑问地被普遍认为是新古典综合派宏观经济学中一个核心内容。

（三）、经济增长理论
这里我们介绍其中最有理论代表的两种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增长模型，即哈罗德-多马
模型和索洛的新古典模型。
1、 哈罗德-多马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在20世纪40年代分别由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
提出来的，因为他们分别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基本相似，故经济学界称之为哈罗德-多
马模型。
该模型假设生产中只用资本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而且这两种生产要素的配合比率是基本不变的，此外该模型还假设技术是不变的，即不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增长公式是：
G=S/C
在上式中，G代表的是国民所入增长率，S代表的储蓄率，即储蓄量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C代表的是资本-产出比率。根据该模型的假设条件，资本与劳动的配合比例是基本不变的，这样资本-产出比率也就保持不变，因此根据该增长方程式，经济增长率实
际上就是取决于储蓄率了。
例如，我们假定一国的资本-产出C比率为4，储蓄率S为12%，则根据哈罗德-多马增长公式，可得经济增长率G=12%4=3%，而要是该国的储蓄率为20%的话，那么该国的经济增长率则为G=20%/4=5%。因此，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一国的经济增
长率直接取决于储蓄率，储蓄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储蓄率越低，则经济增长率也就越低。
哈罗德-多马模型还用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这三个概念来分析经
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和增长波动的原因。所谓实际增长率是指实际上所发生的增长率，它由实际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所决定，即
G=S/C
而有保证的增长率G（w),又称之谓合意的增长率，是指长期中理想的增长率，它由合意的储蓄率S(d)和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C（r)决定，即
G（w）=S（d）/C（r ）
最后所谓的自然增长率（G（n））是指长期中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率，它由最适宜的储蓄率S（O）和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C（r)决定，即
G(n)=S(o)/C(r)
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在长期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
长率和自然增长率这三者相一致，即
G=G(w)=G(o)
如果这三种增长率不一致，则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具体来说，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增长率的背离，会引起经济中的短期波动，当实际增长率大于有保证的增长率时，就会引起累积性的经济扩张，这是因为实际的资本-产出比率小于合意的资本-产出所致，企业就会增加投资，使得这两者趋于一致，从而就刺激了经济的扩张。相反，在实际的增长率小于合意的增长率时， 会引起经济的收缩，因为这个时候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大于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企业就会减少投资，使得这两者趋于一致，从而就引发了经济的
收缩现象。
而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的背离也会引起经济波动，当有保证的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的时候，由于有保证的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能允许的增长率，因此经济将会出现长期收缩，反之当有保证的增长率小于自然增长率的时候，由于有保证的增长率没有超过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的程度，那么经济就会出现长期繁荣。所以因为减少经济波动，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应该使这三种增长率相一致。
哈罗德-多马模型是西方经济理论中最早的经济增长模型，它虽然比较简单，也有着很
多的缺陷，但是该模型的建立却大大刺激了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兴趣，以后的西方经济增长模型大多是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是对该经济增长模型的继承、发展和改进。
2、 新古典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来的，该模型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
所指出的经济增长途径是很难实现的，这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这三者很难达到一致，索洛把哈罗德-
多马模型所指出的经济增长途径称之为“刀锋”，意指该经济增长途径的非现实性。而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则通过假定可变的资本-劳动比率和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来使得增长模型更能符合实际经济的情况。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方程式是：
G=a(⊿K/K)+b(⊿L/L)+⊿A/A
在上式中，G代表的是产出的增长率，⊿K/K代表的是资本的增长率，⊿L/L代表的是劳
动的增长率，⊿A/A代表的是技术进步率，a代表的是经济增长中资本所作的贡献份额,b代表的经济增长中劳动所作的贡献份额， a与b的比率就是资本-劳动比率。
新古典模型从一个简化的假设开始，首先该模型假定没有技术进步，这意味经济最终会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产出水平和资本水平，这种状态被称之为稳态均衡，因此所谓的经济稳态均衡也就是指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达到静止状态之处，即⊿y=0且⊿k=0。新古典模型先从经济如何从当时的状态向稳定均衡状态的转变研究开始，然后作为最后一步再将技术进步加入模型中来。
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函数关系来表示
y=f(k)
其中y代表的是人均产出,k代表的人均资本，也即资本-劳动比率，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业也会逐渐增长，但是由于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每一单位资本增加所带来的产出的增加额将会越来越小，因此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最终将会趋于一个稳定数值，此时经济就处于了前面所说的稳定均衡状态了。我们分别用y*和k*来代表稳定均衡状态中的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的数值。
很明显，要保持给定的人均资本水平k所必需的投资，它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和资本折旧
率这两个因素。首先假定人口增长率n是恒定的，n=⊿N/N，因此经济体就需要为投资nk来为新工人提供资本，其次假定资本折旧率是资本存量的一个固定比率d，这就使得经
济每年对新资本的需求量增加了dk。因此，根据以上的假定条件，要想保持给定的人均资本水平所需要的投资则是（n+d）k。
接下来新古典模型又考察了储蓄和资本增长之间的关系。再假定没有政府部门、对外贸易、国际资本流动，也假定储蓄是国民所入的一个固定比率s，因此人均储蓄率便是sy
，即可得
sy=sf(k)
人均资本的净变化⊿k是储蓄超过必需的投资部分
即
⊿k=sy-(n+d)k
因为稳定均衡状态定义为⊿k=0,并且在y*,k*满足
sy*=sf(k*)=(n+d)k* 时才会出现。
新古典增长模型研究经济从某种初始的资本-劳动比率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转变到稳态
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储蓄率、投资、折旧率和人口增长率等。新古典模型认为，当储蓄sy超过必需的投资水平时，人均资本k就会出现增长，人
均产出也会出现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状态一直会持续到实际投资和必需的投资恰好一致的时候，此时 ⊿k=0，资本-产出比率处于即不会上升也不会下降的稳定状态之中。
因此新古典模型的一个重要含义在于，在有着相同的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的国家中，最终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会趋于一致，达到同样的稳定均衡状态。在该稳态中，k和y都是固定不变的，由于人均收入固定不变，那么总收入便以相同于人口增长率的速度而增长，即增值率为n,由此可见，稳态增长率不受储蓄率的影响，这是新古典模型的一个关键结论。
为什么长期经济增长率会独立于储蓄率呢？不是有很多人一直认为日本比美国经济增长更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的储蓄率大大高于美国吗？一个将收入的20%储蓄起来用
来增加资本投资的国家，其产出增长难道不会比一个只把收入的5%储蓄起来的国家要更快一些吗？但是根据新古典模型，这些结论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储蓄率并不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
前面新古典模型的分析，忽视了技术进步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现在来考虑容纳了技术进步后的新古典模型，在考虑了技术进步之后，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显然等于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这二者之和，即⊿Y=n+⊿A/A。西方经济学家通常把技术进步的代表字母
放在函数的开头，即Y=AF(K,N),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所有的生产要素的，此时的A又被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索洛得出了g=(⊿y/y-Θ*⊿k/k)的关系式，以
这种方式表示的g则被称为索洛剩余，它意指全要素生产率实际度量的是，不能为投入
要素变化所解释的全部产出增长。
最后西方的新古典模型得出了几个关键性的结论
（1）、决定经济增长的是劳动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和技术进步
（2）、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是外生的，它独立于储蓄率s ，等于人口增长率n
（3）、虽然储蓄率并不影响长期增长率，但是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率可以提高稳态收入水平。
（4）、若允许技术进步，那么可得出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依然是外生的，长期的人均收
入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率决定，总经济增长率则是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二者之和。
（5）、资本-劳动比率是可变的，从而资本-产量比率也是可变的，这是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重要修正。
（6）、人口增长率，虽然增加了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但是却降低了人均资本和人均收
入的稳态水平，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对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降低人口的增长率。
（7）、人均收入趋同是新古典模型的最后判断。如果两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储蓄率
和生产函数相同，那么它们最终将会达到相同的收入水平。根据新古典模型的解释，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资本的缺少，但如果它们与富国的储蓄率一样，并有机会获得与富国一样的技术，那么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它们最终会赶上富国。而且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储蓄率不同的话，那么根据新古典模型，它们在稳态中将达到不同的收入水平，但如果它们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相同，它们的稳态经济增长率也就相同。
（四）经济周期理论——乘数-加速原理
乘数-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理论：是把投资水平和国民收入变化率联系起来解释国民收入
周期波动的一种理论，是最具影响的内生经济周期理论。乘数原理说明了投资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投资变动给国民收入带来的影响，要比投资变动更大，这种变动往往是投资的变动的倍数。由于经济各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某一个部门的一笔投资不仅会使本部门的产出增加，而且还会对其他部门产生连锁反应，引起这些部门投资与产出的增加。而加速原理要说明国民收入变动对投资变动的影响，国民收入的变动能够引起更大数额投资的变动。萨缪尔森便用这种乘数-加速原理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
动。
乘数理论
乘数理论原来是英国经济学家卡恩于1931年6月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国内投资
与失业的关系”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主要目的是阐述国家用于公共工程的支出和总就业量之间的关系，凯恩斯在《通论》一书中沿袭了卡恩的这一观点，并通过引入边际消费倾向这一概念，系统地阐述了乘数理论。
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论，则有下列等式：
Y=C+I
因而可得ΔY=ΔC+ΔI
经整理可得
ΔY=ΔI*1/[1-(ΔC/ΔY)]
其中ΔC/ΔY即是边际消费倾向，1-ΔC/ΔY即是边际储蓄倾向，其倒数1/[1-(ΔC/ΔY)]即是乘数，如果以K表示乘数，则可得下式
ΔY=K*ΔI
以上分析表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投资乘数也就越大，投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也就越剧烈，反之亦然。假如边际消费倾向为0.8，则乘数K=1/0.2=5，也就是说，政府增加一亿美元的投资额，国民总收入将会增加五亿美元。
加速理论
加速理论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阿夫塔里昂在1913年发表的《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一书中提出来的。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1917年发表的《商业的加速和需求规律》一文中提出同样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国民收入的变动或消费需求的变动，将会引起数倍的投资变动。例如假设生产某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消费品，需要投资价值三百万美元的机器设备，即资本产出比率为3:1,。在这样的情况下，若消费支出增加一百万美元，则需要相应增加三百万美元的投资支出。
经济学家阿夫坦利翁的经济周期观点也是建立此原理基础上的，他认为繁荣之所以会走向崩溃，并不是资本不足，而是由于在消费品产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需求不足所造成的。因为经济繁荣促进了对消费品的需求，由此带来了资本品生产的增长，但是现代资本品从投资到完成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并不能立即向社会提供相应的消费品。因此在消费品需求无法被充分满足的时间内，消费品价格会持续坚挺，利润率会长时间保持在一个丰厚的水平上，这就给相应的资本品生产部门不断发出刺激的信号，大量的资本蜂拥而入，投资额可能因此会远超正常的社会需求水平。
“正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是这种在消费品产量获得增长以前，必须经过一个漫长时期的情况，使得繁荣时期得以延长，也使得资本品的创建受到了过度刺激，终于打乱了经济平衡。”
当漫长的资本品生产程序终于完成，可以向社会提供消费品的时候，当该种消费品大量涌入市场，水漫金山一样淹没社会需求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该种产品已经供过于求，生产严重过剩，再也无法以原先的价格出清手中的产品了，大家争先恐后地低价出售产品，价格下跌，利润急剧减少，企业开始亏损，破产倒闭现象增多，经济崩溃局面由此产生了。
阿夫坦利翁对此过程做了非常形象的说明：“如果有人想把屋子烘得暖和些，他在壁炉里生起火，但是肯定得等上一会儿，他才能获得所需要的温度。当处于这一时间间隔内，屋里仍然觉得寒冷，温度计上的记录仍然没有动，如果他没有经验，就会再添加些煤，尽管炉子里的已经有了足够的燃料，等到全部烧着的时候，将会使他热得难以忍受，可是他还在不断地加煤。他以当时感觉到的寒冷和温度计上的记录为依据，结果就必然要使他获得超过他所需要的温度。”

经济周期中繁荣阶段的持续时间长短，取决于建立新的生产程度时期的长短。这一见解得到了不少经济学家的赞同，经济学家庇古和罗伯逊也认为资本创建时期在决定经济高涨时期的长短方面，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熊彼特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当新的生产程序完成，新的产品开始在市场上大量出现时，经济繁荣也就走到了尽头。

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所要说明的问题各不相同，乘数原理说明的是投资的变动何以会导致出现收入的巨大变动，而加速原理说明的是收入或消费的变动何以会导致投资发生巨大的变动。但这两者所说明的经济运动又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新古典综合派宏观经济学正是利用“乘数——加速数模型”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乘数——加速数模型
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只是说明了一定的投资变动如何引起收入和就业的变动，而没有说明收入的变动又如何反过来引起投资的变动。此外，凯恩斯的理论运用的是比较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没有考虑到从原先的均衡状态到新的均衡状态的动态调整过程。他认为只有将加速数原理和乘数原理结合起来，才能解释经济周期的累积性扩张或者收缩的过程。在1939年发表的《乘数分析与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一文中，萨缪尔森提出了“乘数——加速数模型”，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这一模型的表述为这样一个公式：
　　Yt = Ct + It + Gt　公式(1)
上式中Yt为现期收入，Ct为现期消费，It为现期投资，Gt为现期政府支出。这个公式说明了，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现期收入等于现期消费、现期投资与现期政府支出之和（不考虑开放经济中的净出口）。
　　现期消费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c和前期收入Yt − 1；
　　Ct = cYt − 1　公式(2)
　　现期投资取决于加速系数（a）和消费的变动（Ct − Ct − 1）；
　　It = a(Ct − Ct − 1) = a(cYt − 1 − cYt − 2) = ac(Yt − 1 − Yt − 2) 公式(3)
（3）式说明了在考虑消费时，投资最终仍取决于收入的变动，即加速原理说明的关系
。
设现期政府支出为即定的，即：Ct = Gt 公式(4)
　　把（2）、（3）、（4）式代入（1）式则得出：
　　Yt = cYt − 1 + ac(Yt − 1 − Yt − 2) + Gt 公式(5) 可以通过对c，a,Gt,进行设值计算 ，就可以得到一个周期性波动的动态经济模型。
据此可得到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模型的完整含义
（1）在经济中投资、国民收入、消费相互影响，相互调节。如果政府支出为既定，只
靠经济本身的力量自发调节，那么就会形成经济周期。周期中各阶段的出现，正是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这种自发调节中，投资是关键的，经济周期主要是投资引起的。
（2）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引起经济周期的具体过程是：投资增加引起产量的更大
增加，产量的更大增加又引起投资的更大增加，这样，经济就会出现繁荣。然而，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社会需求与资源的限制无法再增加，这时就会由于加速原理的作用使投资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由于乘数的作用使产量继续减少，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又会使经济进入萧条。萧条持续一定时期后由于产量回升又使投资增加、产量再增加，从而经济进入另一次繁荣。正是由于乘数与加速原理的共同作用，经济中就形成了由繁荣到萧条，又由萧条到繁荣的周期性运动过程。
（3） 乘数－加速原理表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会通过加速数对投资产生加速作用，而投资的变化又会通过投资乘数使国内生产总值成倍变化，加速数和投资乘数的这种交织作用，便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周而复始的上下波动。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干预经济的政策来影响经济周期的波动。即利用政府的干预（比如政府投资变动）就可以影响减轻经济周期的破坏性，甚至消除周期，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五）、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

凯恩斯主义认为，失业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通货膨胀则是过度需求产生的。如果一个社会中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存在着闲置的生产资源和劳动力，则为了刺激有效需求所采用的增加财政支出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其效果会使得价格保持不变或小幅上涨的情况下，失业减少，生产扩大，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只有有效需求增加到了使得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时候，生产资源和劳动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此时继续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造成需求过度才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大幅度的上涨，从而出现真正的通货膨胀问题。按照这一理论，凯恩斯主义者普遍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会同时发生的，只要调节好总需求就可以消除失业和通货膨胀，新古典综合派也是毫无疑义、全盘接受凯恩斯主义的这种看法。
但是20世纪60年后期，美国社会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经济滞胀”现象，这让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无力解释，于是新古典综合在反思传统凯恩斯主义对失业和通货膨胀解释的基础上，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论做出了一些修正，同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理论，在新古典综合派中出现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新解释，并把经济滞胀解释成菲利普斯曲线的右移。
菲利普斯曲线
1958年，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经济学报》上发表了《1861-1957年英国的失业和
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指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关系。最初菲利普斯曲线并不是反映通货膨胀与失业关系的曲线，但是新古典综合派很快将它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中，由于单位工资成本占单位生产成本的比例较大，所以工资的上升可以转化为价格的上升。因此，新古典综合派将菲利普斯曲线转化为反映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图形，认为这两者之间同样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想降低通货膨胀率，那么失业率就会提高；而要想降低失业率，那么通货膨胀率也会上升。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综合派对菲利普斯曲线所描绘的这种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都是深信不疑的。根据这一理论，新古典综合派建议政府可以采取相关经济政策，在一定范围内选择社会可以接受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组合。但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的滞胀现象，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局面，打破了菲利普斯曲线所描绘的这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美妙预言，也极大的动摇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原本对它所持有的坚定信念，连萨缪尔森也不得不改变腔调，对当时的总统福特建议：“不要听顾问说的那些话，说什么失业率提高到6%，并保持这样的失业率两年，就能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1970年代余下的年份中不超过3%或4%。”
但是新古典综合派并为完全抛弃菲利普斯曲线，而是开始另辟巧径，开始用菲利普斯曲线的右上移动来解释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以此来作为对经济滞胀的解释。新古典综合派认为不完全的市场结构和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导致菲利普斯曲线的右上移动，使得社会只能选择更高水平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组合。

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指物价的普遍上涨现象，萨缪尔森认为通货膨胀意味着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往往用物价指数来表示，即成千上万种产品的加权平均价格来计算通货膨胀率。萨缪尔森将通货膨胀区分为三种类型：　　
　　1， 温和的通货膨胀，价格上涨缓慢且可以预测，人们对货币比较信任　　
　　2， 急剧的通货膨胀，总价格水平每年以平均几十个百分点或上百个点上涨，货币币值贬值迅速，经济出现严重扭曲　　
　　3， 恶性通货膨胀，总价格水平每年以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上涨，货币急剧贬值，人们疯狂抛出，经济严重混乱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由需求拉动引起的，而萨缪尔森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并非只有一个，认为通货膨胀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有些通货膨胀是由于需求方面的原因引起的，而另一些则由供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是萨缪尔森也认为现代社会的通货膨胀，都有一个重要特征，它们都需要在内部积累能量，一旦爆发，便很难平息下去。萨缪尔森将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区分为两大类型，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萨缪尔森认为总需求是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之一，只要总需求的增长速度超出了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那么就会发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以使物价上升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总需求的增长通常是没有限制的，它可以年增长10%，或者20%，但是总产量的增长却是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因此只要总需求的增长超过了总产量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就会发生。这是由于需求方的过量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供给，从而将价格拉起，由于失业率降低，劳动力变得更加稀缺，工资也被相应抬高，所以通货膨胀会加速到来。这一点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传统凯恩斯主义认为只有在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下，而总需求却继续扩大，才会引发“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但在经济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之前，刺激有效需求，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新古典综合派显然对这个传统观点进行了一些修正和拓展。
同时新古典综合派也汲取了货币主义对通货膨胀的一些认识，比如萨缪尔森认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货币供给的快速增加，长期的总需求过度，主要原因就在于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了总产量的增长率。货币供给的快速增加使得名义需求快速增长，而后者又使得名义价格水平快速上涨。德国中央银行在1922-1923年曾
印刷数十亿的马克纸币，这些纸币疯狂涌入市场寻求面包和住房，从而造成德国当时的物价水平数万倍的上涨。
因此，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经济衰退时期需求增长过快，使得产量无法跟上造成的，他们指出美国在1965-1969，1971-1974年，1975-1979年期间，都曾经历了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固然可以解释经济从衰退状态转向繁荣状态过程中的某些通货膨胀现象，但是却无法解释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长期的经济滞胀问题。在经典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之中，通货膨胀必然发生在充分就业状态，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情况下，可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滞胀现象，却对这个理论给与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时的美国经济中，在有20%的生产能力闲置，10%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的情况下，物价水平还是处于继续上涨之中。对于这一点，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是无法解释的，后来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也包括萨缪尔森，创造性提出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来解释传统凯恩斯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经济滞胀”现象。

萨缪尔森认为通货膨胀除了需求拉动型之外还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他将之定义为，在失业率很高而资源利用不足时，由于成本上升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类型。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导致滞胀的最根本原因是总供给水平的下降，也就是总供给曲线的向左上移动，这会导致更低的总产量水平和更高的价格水平。而引起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生产成本的提高和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减少，在过快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的供给量会越来越少，这使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增大，从而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使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从而引发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只要生产要素的供给跟不上经济增长的要求，使得生产要素的稀缺水平大为提高，就会引发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的两次石油禁运和提价行为，就是这种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典型例子。石油的紧缺和油价的大幅度上涨，造成了总供给曲线往左上方向移动，导致总产量的减少和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从而引发了经济滞胀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全造成的，提出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概念。他们认为，经济滞胀在很大程度上市由于个别市场的结构不完全造成的，这种市场结构的不完全造成了工资刚性和产品价格刚性，它们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在经济衰退时期，适度的总需求提高本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但是局部市场的价格刚性使得市场机制遭到破坏，市场结构不再是完全的。当市场需求下降时候，工资和产品价格的刚性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左上移动，使得总产量减少，价格进一步上涨，从而出现了滞胀。　　　　　　　　

通货膨胀的危害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通货膨胀的危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通货膨胀对收入和财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人们所持有的资产和负债的种类差别造成的。假如你是个债务人，那么通货膨胀对你来说会比较有益些，因为你要偿还给别人债务的实际价值要比你原先借来的要少，但如果你是个债权人，那么情况会相反，通货膨胀使得你的债权相对贬值了。一般来说通货膨胀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而且也不利于那些依靠固定退休年金者，但更多的时候，新古典综合认为通货膨胀只是将众多的收入和财富搅合在一起，并随机地在全体居民中进行分配，而不会只单单冲击某些群体，从而让整个社会都变得怒气冲冲。
　　
　　（二）、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新古典综合派认为通货膨胀之所以损害经济效率，是因为它会扭曲价格信号，在一个高通货膨胀的社会里，人们很难区分相对的价格变化与整体的价格变化，以至于价格体系变得混乱无序，令人无所适从。通货膨胀还会扭曲货币的正常使用，人们为了避免手中的货币贬值，总是试图更愿意持有实际资源，而减少货币拥有量，使得整个货币体系关系混乱。
　　
　　（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综合派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并不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反而存在一些负相关的研究数据，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低通货膨胀率国家的经济增长最为强劲，而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的增长则较为缓慢。　　

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总是处于两难的困境之中，因为一个国家要想降低通货膨胀率，主要通过采取减少产出、控制需求、紧缩货币和信用的政策来实现。萨缪尔森曾严肃认真地考虑，降低通货膨胀政策要付出多大代价的问题，即降低一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会使GDP减少几个百分点及会使失业率上升几个百分点。萨缪尔森认
为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恰恰是造成二战后美国最大程度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20世纪90年代西欧经济大滑坡的主要原因。　　
因此萨缪尔森试图找到一种代价较低的反通货膨胀的政策，他认为用损失产出和提高失业率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国家和社会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往往会产生经济衰退、大量劳动者失业等等负面作用。萨缪尔森还认真考虑其他形式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其中包括收入和工资管制政策、物价直接控制政策、鼓励更加自由的市场政策和新的税收政策等等。最后萨缪尔森认为，如何找到一种可以避免以高失业率、产出损失为代价来遏制通货膨胀摆脱两难困境的办法，仍是现代宏观经济学最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之一。　　
失业理论与奥肯定理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就业水平是有总供求关系决定的，失业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总需求不足造成总供给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下的生产量，从而造成失业。
总供给基本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潜在产出，所谓潜在产出是指不会引发或增大通货膨胀压力条件下的一个经济体所能持续生产的最大产量，它取决于一个经济体中可利用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等投入的数量，以及使用这些生产因素的技术水平和效率水平。二是投入成本，比如工资水平、能源、原材料价格等等，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总供给曲线不仅受到潜在产出的影响，而且也受生产成本变动的影响。生产成本上升时，只有在较高的价格水平上，企业才愿意提供一定数量的产出。
新古典学派认为，价格和工资是有弹性的，任何偏离均衡的供给或需求都能很快得到纠正，并且在总供给或总需求受到冲击之后，能够重新回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但是新古典综合认为，短期内，由于存在像劳资协议这类刚性合同，因此价格和工资都是粘性的。在这种经济中，由于总供给曲线相对平坦，当总需求水平上升时，产出也会随着上升，特别是当产出处于较低的水平时更是如此。长期内，由于工资和价格有充分的时间来对市场的冲击做出充分的调整，总供给曲线被认为是垂直的，因此长期产出是由一国的潜在产出决定的，总需求水平变化更多影响的是价格而不是产量。

经验表明，在经济生活中，失业率通常会伴随着产出的变动而变动，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奥肯首先发现了产出变动与失业变动之间在数量上存在着显著的密切联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约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
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约下降1%，这就是著名的奥肯定理，也是新古典派失业理论
中的重要内容。

奥肯定理揭示了产出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之间极为重要的联系，描述了实际GDP变动与失
业率变动之间的经验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为防止失业率的上升，实际GDP增长必须保持与潜在GPD同样速度的增长率，而如果想要使失业率下降，那么就必须使实际GDP的增长率快于潜在GDP的增长率。

九、新兴经济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反击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顺风顺水过了二十多年后，美国经济却出现了“滞胀”局面，即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并存，而这一现象却是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也无力解决的。按照传统凯恩斯理论，出现通货膨胀问题，说明经济过热，总需求过盛，总供给跟不上总需求水平，此时就不会出现经济衰退现象，更不会出现大量失业，而现实却是通货膨胀与大量失业并存。

而且更无奈的是，面对“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不仅理论上无法解释，而且实际上也根本无法开出有效的药方，因为要想抑制通货膨胀，那么政府就要实行打压需求的紧缩性经济政策，而这同时无疑将会加深经济衰退程度；而要想摆脱经济衰退状态，那么政府就要实行刺激需求的扩张性经济政策，但是这肯定又会让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更加难以遏制。
在凯恩斯主义面临极大理论和实践困境的情况下，原先潜伏着的种种反对不满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派又开始逐渐走上前台，它们纷纷抨击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内容，其中尤其以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真实经济周期学派为主要代表。
1、货币学派
货币学派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派，其创始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该学派主张，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性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货币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哈伯格，布伦纳，安德森等，布伦纳于1968年使用“货币学派”一词来表达这一流派的基本特点，此后便被西方经济学家广泛引用，以此得名。
货币学派的兴起与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实践的形势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方面起到了很多的正面作用，但是也引发了持续的通货膨胀问题。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的通货膨胀急剧发展，如脱缰之马一样，到了70年代初期，更是出现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遭遇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质疑声不断。
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学派在美英等国异军突起，迅速扩大理论影响力，他们举起“现代货币数量论”的旗帜，积极鼓吹货币问题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经济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

货币学派强烈批判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以现代货币数量论来对抗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并自称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英国经济学家布莱恩.摩根曾对此进行了说明，
“财政政策的失败和便宜货币的灾难性后果，加重了某些经济学家关于货币理论说法的分量，结果出现了另一种替代的学派，他们对当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的基本概念比作为凯恩斯学派体系基础的货币概念更为广泛，它以货币数量的变化为中心，这一学派被称为货币学派或者现代货币数量学派。”
货币学派的一大思想渊源是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货币数量论的核心论点是物价水平的高低和货币价值的大小，是由一国的货币数量所决定的，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成正比变化，货币价值与货币数量成反比变化。
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费雪教授是传统货币数量理论的代表人物，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他提出了以“交易方程式”为代表的著名现金交易数量说，自此，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开始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为：
P=MV/T 或者 MV=PT
其中，P为社会平均物价水平，M为货币供给数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T为社会总交易量。
费雪认为，货币和银行存款的流通速度是由社会的制度和习惯等因素决定的，在长期内相当稳定，同时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社会的产品和劳务的总产量乃至社会总产量也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因素。费雪由此断言，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社会产品和劳务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是随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变动而成正比变动的。因为费雪的理论所强调的是在产品和劳务的交易中，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作用，所以它又被称为“现金交易数量说”，费雪的货币理论是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理论的直接来源之一。

而货币学派的另一个直接理论来源是20世纪30年代左右形成的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其主要成员有纳特、西蒙斯、明茨等人。弗里德曼曾经讲过，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之后，凯恩斯的《通论》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黯然无光的时候，芝加哥大学依然坚持讲授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西蒙斯和明茨等教授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其内容已经开始摆脱机械式的货币数量理论，形成了一种能够解释经济活动现象并提供政策建议的分析工具。这些理论散见于西蒙斯和明茨的各种论著中，形成了芝加哥大学的口述传统。
芝加哥学派的主要特点是：
1，继承货币数量说的传统，重视货币理论的研究。芝加哥学派虽然不像传统的货币数
量论那样，单纯地用货币数量解释物价的波动，但是都坚持“货币至关重要”这一理论研究方法，并承认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

2，主张经济自由主义，鼓吹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芝加哥学派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
主义，坚持自由放任的传统，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可以使得市场经济取向均衡。
20世纪6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学日益陷入困境，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在弗里德曼手里再一次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数量理论的重新崛起与凯恩斯主义的被抛弃，都是对这一时期经济滞胀现象的一种反映。
弗里德曼说：“从长期来看，现代货币主义几乎全盘接受早期货币数量论。它对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主要贡献，就是它对短期后果作了更详细、更深入的分析，并对这些后果作了更详细的整理概括。”
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现代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1，货币数量的增长率同名义收入的增长率保持着一致的关系，如果货币数量增长很快
，名义收入也会增长很快，反之亦然。
2，货币数量的变化对收入发生的影响和作用，需要一段时间，即有一个时间的滞后过
程。
3，货币数量变化只在短期内影响产量，在长期内，货币数量的增长率只影响价格，产
量则是又一系列实际因素决定的。
4，不论在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也就是说，如果货币数量的增长快
于产量的增加，就会发生通货膨胀。
5，货币数量的变化并不会直接影响收入，它最新影响的是人们的资产选择行为。
6，货币数量增长加速时，起初会降低利率，但是由于它使人们增加开支，刺激价格上
涨，引起借贷需求的增加，又会促使利率的上升。货币数量和利率之间这种步调不一致的变化关系表明，利率并非制定货币政策的好向导。
7，货币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重要的是控制货币数量，避免货币
数量的变化率大幅度地摇摆，明智的政策是让货币数量在一定时期内按某种规则稳定地增加。
那么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是通过何种途径传导给经济体系的呢？或者说，货币供给量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是什么呢？
按照传统货币数量理论的观点，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只不过是一层面纱，货币与商品交换的本质还是商品与商品相互交换，新古典经济学家就认为，货币的变动除了对价格产生影响之外，并不会引起诸如储蓄、投资、消费、经济增长等实际经济活动的变化。
比如根据庇古的M=KPY的现金余额理论，假定货币供应量增加一倍，那么人们手中的货
币也将增加一倍，由于K是固定不变的，因而人们将减少手中的货币量，用以购买产品
，这就将导致物价上涨，直至物价上涨一倍，从而使M/P重新均衡于KY为止。
因此，传统货币理论的传导机制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化，通过人们的现金余额效应，导致物价和名义收入成同比例变化。
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传导机制则与传统货币理论不同，凯恩斯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导致利率的相应变化，最终影响到储蓄、投资、消费、国民收入等实际生产部门。
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供求关系决定利率，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利率将趋于下降，随着利率的下降，那么投资将增加，进而有效需求和国民收入也将增加；反之，当货币供应量减少是，利率将会上升，随着利率的上升，进而有效需求和国民收入也将相应减少。因此凯恩斯的货币传导机制是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通过利率的变化，引发投资的波动，最终影响有效需求和国民收入。
但是货币学派不同意凯恩斯的货币传导机制理论，弗里德曼本人就不重视利率在货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根据现代货币需求函数模型，货币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社会支出和资产价格，从而对国民收入和物价水平产生影响。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应量对实际经济的影响，其传导机制是通过较广泛范围内的资产选择，引发各种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债务和耐久性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变化而起作用的。按照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货币需求在短期内是稳定的，当货币数量增加时，人们会发现手头的现金相对于其他资产增加了，他就会用货币去购买其他资产以优化调整资产结构，于是引起资产价格上涨，利息率下降。但在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时，伴随人们的购买资产行为，利率最初是下降的，但随着物价的上涨和企业贷款需求的提高，又会促使利率上升。随着价格水平的上涨，货币需求将会增加，因为人们希望持有更多的货币来购买更高价格的产品，最终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之间会重新恢复均衡，但是在一个更高的价格水平上。根据弗里德曼的观察，巴西、智利等国曾因为货币数量增加过多，引起物价急剧上涨，从而造成利率也大幅度攀升。
货币学派认为，从长期看，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不会降低利率，反而会使利率上升，而为降低利率再次增加货币供应量，则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货币学派正是根据这一理论分析来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认为依据利率来制定货币政策，必然会导致货币政策的失误。
通货膨胀理论
通货膨胀理论是货币学派的核心内容之一，弗里德曼从现代货币数量说出发，在通货膨胀理论中，把货币推到极端重要的地位，认为当代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货币信用形式，一切经济政策和调节手段都要借助货币量的变动（扩张或收缩）来发挥作用。因此，一切经济变量的变动都与货币有关。货币推动力是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而货币推动力最可靠的测量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取决于货币当局的行为，因此，货币当局就能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节整个经济。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而且也只能是由于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快于产出的增长速度造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永远只是一种货币现象。
　弗里德曼将通货膨胀定义为：“通货膨胀是引起物价长期普遍上涨的一种货币现象。”弗里德曼的这个定义坚持了两点：（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而非一般的经济现
象，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发生总是与货币量的多少直接相关；（2）通货膨胀所表现
出来的物价上涨是长期的和普遍的。
因此，探讨通货膨胀问题，离不开对货币因素的分析；如果不是货币量出了问题，是不会出现物价长期普遍上涨情况的。基于这个定义，货币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判定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时，需要注意区分两个界限：
1、相对价格变动和平均物价水平变动的界限。相对价格变动是指由于某些原因造成某
些商品的价格上涨、某些商品价格下跌的状况。相对价格的变动属于物价体系内部的调整，只要货币量不发生变化，相对价格此涨彼跌的变动一般不会影响总体物价水平。而平均物价水平的变动是指所有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或下跌状况，这种状况的出现通常是由于货币量过多造成的，因为所有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或普遍下跌导致的是物价水平的变动，而根据货币数量说的原理，MV=PQ，即P=MV/Q，由于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周转率V保持相对稳定，那么物价水平的上下变动与货币量的增减变化之间存在同比例变动关系。因此，相对价格的变动，不能算作通货膨胀；只有平均物价水平的上升，才能看作是通货膨胀。　　
2、一次性物价上涨和持续性物价上涨的界限。一次性物价上涨通常由某种因素造成，
具有临时性和偶然性的特点；而持续性物价上涨是指物价持续不断地上涨，带有长期性和经常性的特点。根据货币学派的观点，一次性的物价上涨通常是由某种特殊原因造成的，与货币量无关，因此不能算作通货膨胀；而持续性的物价上涨只有在货币量发生变动后才可能出现，通常是由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长造成的，因此，只有持续性物价上才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从上述分析可见，货币学派的通货膨胀定义特别注重货币因素，他们认为，个别商品的价格变动和一次性的物价波动可以由多种原因造成，但只要货币量不增加，平均物价水平是不会发生长期、普遍上涨的，因此，通货膨胀首先是一个货币问题，出现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就是货币量过多。没有货币因素导致的价格变化就没有通货膨胀性，只有因货币量过多造成的物价水平普遍地和持续地上涨才是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认为，特定的物价和总的物价水平的短期变动，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是长期的、持续的通货膨胀却“不论何时何地都总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于货币数量的增长超过总产量的增长所引起的。他强调指出，承认并正视通货膨胀是货币量过多所引起的货币现象这个命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指导我们去寻找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和确定治疗方案，因此它是正确认识通货膨胀和有效防治通货膨胀的开端。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量过多的直接原因有三个：

　　第一，是政府开支增加。当政府的收入相对稳定，但同时因各种原因日益增加名目繁多的开支时，必然需要筹措新的资金来源用于应付日益扩大的开支。弥补支出扩大的资金来源有三种方式：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向公众借债；三是增加货币供应。前两种方式取得的资金来源，虽然因政府支出增加被私人消费和投资减少所抵消而不会产生通货膨胀，但却在政治上不得民心，因此被绝大多数政府舍弃而采用第三种方式，即增加货币数量。其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　　
第二，是政府推行充分就业的政策。30年代大危机以后，人们对失业比对通货膨胀怀有更大的戒心，因此，只要政府许诺执行充分就业政策就能拉拢民心，争取选票。为了讨好公众，政府一方面制定不恰当的过高的充分就业目标，另一方面采取增加货币数量，扩大政府支出的办法来提高就业水平。于是一旦出现经济衰退的迹象时，政府就立即实行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当制止通货膨胀的措施在短期内不能增加就业时，政府又立即放弃制止手段而采用更高的通货膨胀来换取就业的微量增加，以致形成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　　
第三，是中央银行实行错误的货币政策。其错误首先是货币政策的目标偏移。例如美国的中央银行把维持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在要求增加就业的压力下，联邦储备系统的货币政策也有着与政府财政政策同样的通货膨胀倾向。而中央银行扩大就业的唯一手段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使商业银行有能力进行更大规模的贷款；但这样做的结果无法保持长期真正的充分就业，却带来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另一错误是把中介指标定在它不能控制的利率上。弗里德曼认为，中央银行应该控制而且有能力控制的是货币供应量，而不是利率。　　
综上所述，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在于货币供应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而货币量过多的原因都是出自于政府的错误政策和行为。是他们一手造成了通货膨胀，却还要嫁祸于人。通货膨胀所表现出来的普遍、持续物价上涨，就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所致，垄断了货币发行权的政府无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对政府存在着强大的诱惑力，这种诱惑力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1、来自通货膨胀给政府带来的收入。弗里德曼认为，政府来自通货膨胀的收入途径有
三条：
　　
（1）扩大货币供应量直接增加政府的收入。无论采用什么方式增加货币供应量，都能
直接使政府增加货币购买力，政府可以用这部分增加的购买力作为收入去进行支付、弥补赤字或偿还债务。
　　
（2）增加税收收入。通货膨胀能够在现行税率下，自动提高政府的税收收入。这是因
为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在名义上将得到增加，尽管他们的实际收入不变甚至下降，但在普遍实行累进所得税的情况下，名义收入的增加，使他们进入更高等级的税率组，也就得按较高等级的税率纳税，从而增加了政府从个人和企业那里收取的所得税收入。　　

（3）减少尚未偿还的国家债务的实际数值。在通货膨胀过程中，由于货币购买力不断
下降，政府偿还债务时的货币购买力必然小于借入时的货币购买力，这种通货贬值的差额，等于减少了国家实际负债的偿还额。

2、来自其货币传导过程中的初始效果。货币学派对传导机制的分析表明，在货币供应
量增加的初期，即通货膨胀刚刚开始时，由于整个过程中的时滞效应，货币量增加不是直接表现为物价上涨，而是使利率下降，生产扩大，失业减少，收入增加，政府可以多花费而无需让公众少消费，大家都可以多花钱，成皆大欢喜之状。　　

通货膨胀这两方面诱惑力使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持续推行这一政策。但是从长期看，这一政策却是危险的。因为通货膨胀带来的繁荣是极为短暂的，它只是货币冲击传导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当传导继续进行下去后，人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手中的货币虽然数量多了一些，但可购买的东西却少了；工商业企业主发现销售收入虽然扩大了，但成本上升了，这就迫使他们把工资和物价抬得更高，否则，将遭受通货膨胀的损失。于是，恶果开始呈现：被抬高的物价、有效需求的衰退、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连在一起。如果不是采取强硬措施有效地制止通货膨胀，这种恶果将越演越烈，不仅破坏市场活动的正常进行，导致经济混乱和危机，而且将带来政治动荡。因此，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是一种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疾病。如果不及时医治，它可毁掉一个社会。　　
无数史实已证明了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恶果，所以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弗里德曼常常把通货膨胀比作酗酒问题，酗酒者开始饮酒时的初始效果是令人兴奋、兴致勃勃，喝醉酒的不快感是在第二天早晨才表现出来，如果继续以酒解酒，将加剧酒精中毒，再不悬崖勒马就会走向死亡的深渊。通货膨胀亦是如此，如果对通货膨胀的诱惑设有足够的抵御力，其后果正象酗酒者一样痛苦。　
根据现代货币数量理论，弗里德曼相信，制止通货膨胀的办法只有一个，出路只有一条，即减少货币增长。他认为，只有把货币供应增长率最终下降到接近经济增长率的水平，物价才可望大体稳定下来，而后，政府采用单一规则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就能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其它制止通货膨胀的办法诸如控制物价和工资都是行不通的，不仅因为药不对症而无效，反而会加剧病症。

弗里德曼认为，制止通货膨胀，是“知易而行难”。制止的方案虽然简单明了，但实施起来却因存在着许多障碍而困难重重。这些障碍主要来自于医治通货膨胀在短期内所产生的不良副作用。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最初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增加，而物价下降幅度却不大。　　

传导机制分析表明，货币供应量变动后，同适应这一变化而进行的产量和物价的充分调整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通货膨胀的发生有一个时间过程，通货膨胀的制止也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初始效果和最终效果是不同的。与发生通货膨胀的初始效果是暂时的繁荣相反，制止通货膨胀的初始效果是暂时的衰退。这种暂时衰退的副作用是治疗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传导反应，是人们的信息传播不灵敏，预期缓慢地变化、调整没有迅速跟上所致。
因此，这种初始效果是暂时的，当制止通货膨胀的传导继续进行下去，人们的预期适应了变化的形势，并根据修订的预期采取调整行动后，治疗的良好效果就出现了：生产恢复并稳定上升，就业增加，通货膨胀率下降，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经济进入稳定发展的正常轨道。这种结果才是长期的、真实的。
遗憾的是，许多人只看到这种时间上的延迟所引起的失真现象，把初始效果误以为是制止通货膨胀的结果，当局也因此而中断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又继续增发货币提高货币增长率，企图制止这种短期衰退的初始效果，结果却导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因此，弗里德曼认为：“制止通货膨胀最重要的政治障碍：第一，美国、英国及其它许多政府都对充分就业做出许诺；第二，一般公众不认识制止通货膨胀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或暂时的副作用；第三，政治领袖们不愿或不能说服公众接收这些副作用。” 　　

弗里德曼认为，面对通货膨胀，人们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使物价上涨继续下去，或者加速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受到打击。另一种选择是：你经历了一个困难时期，而这个困难时期是为了有效地治好物价上涨带来的副作用。对每个人来说，这意味着一年或更长时期的低经济增长，相对多的失业人数和收入的缓慢增长。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作后一种选择。因为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选择，在短期内，没有任何制止通货膨胀的办法，既能产生良好效果又不使每个人有所损失，长痛不如短熬。制止通货膨胀不仅需要决心和适当的政策，还要有耐心和远见。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如果采用减轻其副作用的措施，就能够使治理通货膨胀的不良初始效果降到最低限度，从而有利于对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治理。弗里德曼认为，减轻副作用的措施主要有两条：　　

第一，减轻副作用最重要的方法，是事先宣布一个逐步稳定地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并坚持执行，使政策得到公众的依赖。逐步进行和事先宣布，是让人们有时间调整其安排，并促使他们这样去做，只要坚持执行，人们就会从长期考虑来安排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调整资产组合，从而减少因通货膨胀而产生的生产滑坡、就业下降等临时副作用。
　　
第二，广泛地使工资合同及其他合同指数化，即长期合同应包括名义价格可以自动调节以抵销通货膨胀的条款。这一措施的实质是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使契约按实际量而不是名义量来缔结。存贷款利率也应采取这一措施，保证实际利率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其好处是，无论通货膨胀高低，契约双方（雇主与雇员，借者与贷者）都可以受到保护而免受损害，使他们在不受通货膨胀的干扰下，按照本行业的条件去谈判，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当然，以上两条措施都只能相对地减轻副作用而不能完全消除它。制止通货膨胀的最好办法是不要沿着通货膨胀的道路滑下去，坚决采取固定货币供应增长的货币政策，有效地进行预防，这才是上策。
持久收入消费理论
弗里德曼认为，居民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也不取决于现期收入和以前最高收入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居民的持久收入。弗里德曼将居民收入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持久收入是指在相当长时间内可以得到的收入，是一种长期平均的预期内得到的收入，一般用过去几年的平均收入来表示，暂时收入是指在短期内得到的收入，是一种暂时性偶然的收入，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弗里德曼认为只有持久收入才能影响人们的消费支出。
弗里德曼认为，如果影响收入的暂时性因素，不能转换为永久性因素，那么影响单位消费者收入中的暂时性因素，不会影响这个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对社会来说，持久性收入可以看作是当前及过去测得收入的加权平均数。在完全确定的情况下，即消费者知道所能获得的收入、消费品价格和利率的条件下，消费者行为只取决于利率和效用因子。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人们保持财富的动机，不仅要应付正常的开支，还要应付未预见到
的低收入和高消费水平等意外情况。在应付意外紧急情况时，构成财富的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具有不同的作用，一旦需要借钱时候，有形的物质资产担保比用人力资本担保要可靠的多。因此非人力资本占持久性收入的比例越高，消费者对追加的储备需求就越少。在确定情况下，一般消费函数为：消费是利率、效用、永久收入和财富的函数。
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他的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持久收入决定的，也就是说，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期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性收入水平来做出消费决策的，并认为消费支出是持久收入的函数。
弗里德曼认为持久收入大致可以根据所观察到的若干年收入的数值的加权平均数来计算，现期的永久收入等于前期收入和两个时期收入变动的一定比率，或者说等于现期收入和前期收入的加权平均数。加权数的大小取决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这种预期要根据过去的经验进行修改，称为适应性预期。如果人们认为，前期和后期收入变动的时间较长，就大，反之，前期和后期收入变动的时间较短，就小。弗里德曼还认为，永久收入不仅包括劳动收入，而且还包括财产收入，因此，持久收入假说理论认为，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收入，而且还取决于财产。
持久收入的消费理论，既解释了短期消费函数的波动，又解释了长期消费函数的稳定性，这一理论认为，在长期中，持久收入是稳定的，所以消费函数是稳定的，暂时收入变动通过对持久收入变动的影响而影响消费，所以短期内暂时收入的变动会引起消费的波动。
弗里德曼不同意凯恩斯的经济波动观点，凯恩斯认为，主要是不稳定的投资与相对稳定的消费和当期收入相互作用导致经济波动。弗里德曼则认为，当前的消费将按照长期收入状况的某些指标进行调整，在当期收入与长期收入相一致的情况下，当前消费中的较大部分与当期的收入无关，只有较小的部分与当前收入有关，较小的部分可以影响投资的乘数效应，因此，投资乘数实际比较低，投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是很大，经济有一个更为稳定的内在体系。
就业理论
对于就业理论，货币学派并没有提出一个整体性、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但是在经济学上却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以此为基础来反对凯恩斯刺激需求的扩张性政策。在1967年的美国经济协会年会的会长演说中，弗里德曼提出了“自然失业率”这一概念。所谓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干扰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自发供给力量发挥作用时、总供给和总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也就是指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失业率，有时也称为无加速通货膨胀下的失业率。
自然失业主要包括摩擦性失业和结构失业，货币学派认为这些失业现象是任何经济体中都必然存在的正常现象，是无法以货币政策来加以消除的，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工资具有伸缩性的，劳动力的灵活性也比较大，而且关于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的信息能较普遍、较容易地被获得，这样一切有就业技能而愿意工作的人迟早都会有就业机会，而一切缺乏就业技能又不被雇主需要的人，不管产量如何变动，他们也不会得到就业机会的。因此，货币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交替关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自然失业率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大小取决于社会的技术水平、经济结构、资源数量和文化传统等实际因素，因而是不可能被通货膨胀所消灭的。
弗里德曼认为，自然失业率的存在，使得任何试图将失业率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之下的扩张性措施，在长期中都将变成徒劳，而且还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菲利普曲线所反映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弗里德曼也认为，只有在短期内一定条件下存在，在长期中根本是不可能成立的，凯恩斯刺激需求的扩张性经济政策，不仅无法消除失业，反而会因增加货币供应量而引发通货膨胀。
货币学派的政策主张是建立在现代货币数量理论和自由市场理念基础上的，该学派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认为市场自发力量有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而然趋向均衡的作用，认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大的波动，大都是由于政府采取了旨在干预市场经济错误的经济政策，它强调货币供给量对经济的巨大作用，认为货币供给量是说明产出、就业和物价水平变化的主要因素，并认为货币需求函数也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货币流通速度基本上是十分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取决于货币当局的行为，那么货币当局就能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节整个经济。
但可惜的是后来的实践却否定了弗里德曼关于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这种观点，实际经济情况表明，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稳定，货币流通速度并不稳定而且往往波动幅度巨大，货币供给量和物价水平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成比例关系，因此货币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影响力也就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大，除了一部分理论内容被吸收进主流经济学之外，作为一个学派整体而言也就慢慢沉寂下去了。
2、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重视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弗、万尼斯基、蒙代尔、费尔德斯坦、罗伯茨和吉尔德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的“经济复兴计划”，就是以供给学派为理论依据来制定有关经济政策的，不过在美国的经济实践中取得了的效果只能说是差强人意、评价不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经济萧条和失业，政府要采取措施刺激需求，才能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从而推翻了新古典学派的“供给能够创造自身的需求，市场自行调节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的论点”。
西方各国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定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比较低，而经济增长速度却相应较快，这段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能不说有着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贡献。
但是20世纪70年代因为中东石油危机而爆发的西方经济滞胀现象，即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使得凯恩斯主义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这矛盾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没有办法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凯恩斯理论由此遭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供给学派的兴起
新的客观现实呼唤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和应对，于是西方经济学界风起云涌，各种新经济学派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研究替代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作为其中一员的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而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并把供给学派作为制定复兴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供给学派在美国的经济舞台很是红火了一阵。
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经济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公私债务负担沉重，虽经政府强烈的干预政策，但问题依然没有有效解决，“滞胀”一直在困扰着美国经济，在这种种困境之下，人们开始反思政府干预政策的得失，开始思考凯恩斯主义的不足之处。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供给学派直接以凯恩斯主义理论对立面的角色出现了，并强烈批判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决定论，给西方经济学界带来了一定的思想冲击。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特点是强调劳动、资本的供给对生产率、经济增长等所起的决定作用；该学派强调自由放任、让市场机制自行调节经济的观点，并主张减税，削减政府开支，以促进供给的增加，同时也强烈抨击政府刺激需求的经济政策，认为它是导致经济出现“滞胀”现象的罪魁祸首。
而按照供给学派的看法，正是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强化的凯恩斯式的干预政策，才是导致经济陷入“滞胀”的幕后黑手。正如费尔德斯坦所说的：“政府作用的扩大，无疑是战后美国经济结构最重要的变化，但是毫无疑问，就过去十年间（指20世纪70年代）经济逆转的经验而言，政府的各项政策，的却应当受到严厉指责。”
按照费尔德斯坦的看法，政府作用的不断扩大，是美国经济绩效减退的主要原因。比如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处置失当，造成了总产出的不稳定和通货膨胀；政府的过多规章制度造成了生产力的低增长；低储蓄率和投资增长缓慢，也是税收制度、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反映。
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干预，是因为认识到市场经济自身所固有的缺陷，认识到“市场失灵”，这本无可厚非，但它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以为国家干预能够最大限度地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促使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总资源达到最有效的利用。实际上，正如“市场失灵”是客观存在的，政府同样也不是万能的，政府对经济的长期干预也存在着种种缺陷。
费尔德斯坦认为，一切经济选择都是对成本和收益进行精确比较的结果。个人与企业进行经济选择的结果与预期总是比较相符合，但是政府不同于企业和个人，“这种经济上合理选择的情况是不存在的，更可信的是，政府决定之所以造成经济上不利的后果，主要是好心政策的一种非有意的、未料到的副产品，……过去15年，采取经济扩张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就是抱着降低失业率的希望，而没有料到会出现不断高涨的通货膨胀。同样，我们认为，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为了使失业者免于生活困难，把失业福利金的数量和期限提高到现在这样高的水平，会助长解雇，而不利于重新就业；为了帮助老人和穷人，实现免费医疗和医疗补助，可能导致医疗保健费用爆炸性增加。”
政府的政策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其基本原因在于政府没有注意到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凯恩斯主义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萧条之中，由此所提出的主要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扩张性政策，是有其现实意义的，但单纯重视刺激需求的政策是有着严重的片面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政策对经济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而供给的总量、结构以及效率开始成为了硬约束，从而使凯恩斯主义政策杂面对新的经济环境时，变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另一方面政府的短视行为使得其更加青睐需求管理政策，典型表现就是歧视储蓄和投资，“那些为扩大投资资本和提高未来收益而增加投资与储蓄的政策，很少得到实际有效的支持。相反，对当时政府和私人消费有利的征税和转让政策，却得到赞许，增加投资资本的长远利益，显然不在政治视野内。”
总而言之，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也由于政府行为本身的局限性，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的政府干预的不断扩大，不仅对问题解决无济于事，反而成为了使经济陷入“滞胀”的重要因素。
经济滞胀表现为经济增长乏力和通货膨胀的结合，但是这两个问题，供给学派都认为与供给面脱离不了关系，经济增长乏力是由劳动生产率低下造成的，通货膨胀则是由需求膨胀和成本推进两个因素综合导致的。
经济的供给面主要包括产品与劳务的供给数量、生产要素的供给以及供给效率等等。在供给学派看来，“滞胀”持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不前，“生产率下降的一个明显后果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剧”。
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生产率下降意味着投入产出比例下降，意味着要素需求旺盛而产品供给相对不足，这会倾向于促成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其二，生产率下降意味着单位产品成本的相对上升，这无疑会成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一个动源。

重新肯定供给面的重要性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了供给的重要性，并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无须政府来刺激需求，反而更应该关注的是供给面。经济学家吉尔德对供给创造需求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解释，认为在以商品交换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者要“给予”消费者以商品，从而实现其市场目的，这种给予，其源泉是经济的供给方面，相反，忽视供给，或者“在经济学中，当需求在优先次序上取得供给时，必然会造成经济的呆滞和缺乏创造力、通货膨胀以及生产力的下降。”
需求是什么？吉尔德认为需求并不是非常明确地可以认知和辨别的，它是欲望和情绪不断变化的产物，而欲望和情绪必须具有所附着的特定形态，此即“对供应的流量做出反应”。这样，吉尔德就等于主张需求其实是依附于供给而存在的，现实经济中的需求是有供给决定的，需求是依赖于供给的。因此，吉尔德认为，传统经济中将供求关系置于一起，通过供求曲线的交叉来确定均衡状态的分析方法，是可能潜伏着错误的推理方式。
吉尔德也批评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衰退的观点，认为造成经济衰退的非均衡缺口，事实上还是由供给面所引起的。即使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经济大危机时期，情况也并非是完全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还有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国际贸易体系的崩溃、银行大量倒闭导致的货币供给量严重紧缩、实际利率的剧烈上升以及一系列不健全税率的增加等等，这些因素可以归因于供给面缘故。吉尔德还抓住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的资本边际效率大做文章，认为这一概念所蕴含的意思从另一个角度看，实际上是对萨伊定理的肯定，即坚决主张供给应该居于首要地位。吉尔德还从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学术思想里汲取养分，认为生产者在引起、形成和创造需求方面起到主要的、关键性的作用，进一步论战了供给创造需求观点的正确性。
既然供给会创造自身的需求，那么供给学派又如何来解释经常出现的生产过剩危机呢？吉尔德认为，首先，这种过剩如果纯正的话，也只是“劣等货”过剩；其次，在资源稀缺的世界里，生产过剩只是表面现象，这种生产过剩的原因并非是需求不足，而是意味者缺乏创造性的生产，缺乏新的供给和由此引发的新的需求。
在凯恩斯主义看来，储蓄过多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及生产过剩的相当重要的原因，但在供给学派看来，自二战以来，恰恰是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如日本和东亚的一些新兴工业国家，才是发展最快的国家，表面上的生产过剩却恰恰出现于西方的一些储蓄率很低的国家，如美国。再次，表面生产过剩这一现象背后，还隐藏着对经济发展决定因素的认知和判断，经济发展究竟是供给主导还是需求主导。如果是需求为主导，则企业很少会创造新产品，因为对还不是很熟悉的东西的需求是无法加以衡量的。在此情况下，市场上不可避免地到处充塞着“旧的商品”，通过政府干预来刺激需求量的扩大，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矛盾累积，造成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
供给学派并不否认经济进步，但他们认为，这种进步，究其实质，当然不是取决于续期，而是“始终依赖于供给者的创造能力”，经济增长无疑必须要把新的产品有效地生产出来。萨伊定理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正是因为它正确地发现了需求依赖于供给的事实，从而把注意力集中于供给面，集中在刺激的能力和资本的形成方面，集中探讨经济发展的供给决定因素。
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经济的长期增长，就意味着在供给方面，既要有稳定的、有保障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同时也必须要存在一个高效率的、充满活力的社会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大众提供日益丰富的商品，也就是说，经济的长期增长关键要依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来实现。
对于上个世纪美国的经济滞胀问题，供给学派认为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是其中的关键原因，它直接反映在单位劳动产出增长率的下降以及资本劳动力比例的降低上。罗伯茨曾表示，“宏观经济政策一直是针对总需求管理的，税收和政府开支被用于刺激消费，国家的生产能力——经济的供给方面，被认为仅仅是依赖于充分的需求。”，因此罗伯茨认为储蓄的减少，使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源——资本供给严重不足，而边际税率的居高不下，又大大损害了工作的积极性以及推行生产新技术的兴趣，经济资源从而转向非生产目的和地下经济，技术创新机制严重受阻。
从罗伯茨的观点和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到供给学派在寻找拯救美国经济办法的过程中，对供给以及生产效率所给予的异乎寻常的重视，对各种造成生产率低下的政策给予了强烈的批判。但是供给学派并在此止步，在经济理论上，他们还反思了从古典经济学一直到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历程，并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方向提出质疑。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吉尔德认为，“一个引起麻烦的主要根源就是经济学界”，他认为，古典经济是重视供给面和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分析，也曾详细探讨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但是自从李嘉图起，经济学思考的重点就逐步转向了，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价值论和分配论的争论上，这种忽视供给、不注重生产率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到了凯恩斯主义那里，就被推演到了极致，需求分析占据了经济舞台的中心地位。
总之，供给学派认为供给和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来自于供给的真实扩张，来自于生产率的持续上升，来自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供给创造需求，需求依赖于供给，富有创新性的供给毫无疑问将会创造新的需求，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正是推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关键因素。

因此，从供给面来看现实经济运行，要素供给是前提，供给效率是关键，而产品和劳务供给是结果。三位一体的供给面内涵显然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所没有考虑到的，而供给学派则是给予了供给面以最大的重视和关注。
正因为凯恩斯主义无法对“滞胀”作为较好的解释和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造成美国社会不再普遍关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而是更加关心劳动、投资、储蓄和生产率，而供给学派适应这种时代潮流，在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争论中，提出了以“减税”为核心的供给管理政策，并成为里根总统时代的官方显学，尽管“与需求经济学不同，供给学派尚缺乏一个统一的体系……就某种意义而言，供给学派仍在寻找它的凯恩斯，但它还是变的时髦起来，并广泛流行。”
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内容
遗憾的是供给学派并没有建立起完整严密的理论和政策体系，只是该学派的倡导者对于美国经济产生的“滞胀”的原因及政策主张具有相同的观点和看法。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对西方经济大萧条的解释，认为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爆发的大萧条并不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而是当时西方各国政府实行一系列错误政策造成的，认为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萨伊定律是正确的，主要理论内容有以下几点：
1，重新肯定萨伊定律的正确性
供给学派认为，就全部经济来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来购买它的全面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普遍生产过剩，萨伊定律不仅概括了古典经济学的精髓，而且鲜明指出了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
因此在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之后，认为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应当刺激供给，因为资本积累决定着生产增长速度，政府应当鼓励储蓄和投资，该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谋取报酬或者利润，因此对报酬和利润的刺激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实际工资的刺激将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对储蓄和投资报酬的刺激会影响资本的供给和利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能够使生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政府应当消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因素。

供给学派提出了“回到萨伊那里去”的口号，用“供给决定需求的”的萨伊定律否定“需求决定供给”的凯恩斯定律，认为供给增加，自然会使需求增加，而不必人为地去刺激需求。供给学派经济学家吉尔德称，萨伊定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供给，集中在刺激的能力或资本的投资方面。它使经济学家首先关心各个生产者的动机和刺激，使他们从专心于分配和需求转过来，并再次集中于生产手段。就全部经济来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来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发生由于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从整体上看，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会创造出对他们产品的需求。
拉弗也极力强调萨伊定律的重大意义，指出萨伊定律不仅概括了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内核，而且确认了供给而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认为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应当刺激供给。
在萨伊定律被凯恩斯打倒三十年后，供给学派又一次将它举得高高的，完全肯定了它的正确性，这看似荒诞的事情却是真实发生的，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正确的复杂性。
凯恩斯虽然将萨伊定律驳斥的似乎一文不值，但是萨伊定律以它的简单明确却又重新唤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简单但极具解释力，这看起来很符合客观规律的表现形式，而且从长期经济来看，萨伊定律确实也有着足够的理论说服力。
因为如果凯恩斯的三大基本定律是正确的，那么岂不是说越富的国家，越会容易发生有效需求不足现象？岂不是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容易发生经济衰退现象？岂不是说除非政府一直在进行刺激需求的政策，否则经济滑向衰退，就向水往低处流一样正常而普遍？可见不论从经济历史来看，还是从理论逻辑出发，凯恩斯主义和萨伊定律之间的争论肯定还将会继续下去。

2，由需求分析转向供给分析，反对国家干预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之后，进而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
政府应该利用改变报酬的方式使企业和工人乐于投资、喜欢工作、善于发明，这样既能刺激人的积极性来增加供给，又能使收入增加，消费增加。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拉弗把供给经济学解释为：“提供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人们随着刺激而改变行为，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
因此供给学派认为，对报酬和利润的刺激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实际工资的刺激将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对储蓄和投资报酬的刺激会影响资本的供给和利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能够使生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应当消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要素。
对于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政策，供给学派认为是无效并且有害的，因为需求本身并不生产什么。在供给学派看来，由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需求受到过度刺激，而供给却窒息在不必要的管制、过高的税收和过多的规章制度之中，它们都成了阻碍生产发展的绊脚石。
3、反对国家干预，推崇自由市场体制
供给学派从萨伊定理出发，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供求总是均衡的，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恢复经济自由，让市场机制自我发作用，才能达到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政府的职能在于为企业家的自由创作提高一个良好的环境，而政府行为过度扩张，无疑会对私人经济活动造成排挤。

供给学派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促进生产、增加供给的关键因素，而自由竞争的市场则是企业家施展才能的最佳经济环境，让企业自由地生产经营，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政府进行过多的、不适当的干预，不仅会窒息企业创造性活动，阻碍生产增长，而且还破坏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对经济产生持久的破坏作用。
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制定的许多关于价格、工资、雇佣、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商品检验等法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供给学派认为，过多的规章条例，不仅加重企业负担，增加了产品成本，而且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创造性生产活动，造成生产率增长缓慢，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因此供给学派主张放宽或取消这些限制，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自行调节作用，恢复企业自由经营，以激发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奠定良好的微观基础。
4，着重分析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对供给的影响，极力主张减税
供给学派指出了政府经济政策对经营主体的刺激作用，在分析经济政策对企业和个人行为的影响时，反对凯恩斯主义只注意总供求分析，而忽视经济政策对生产活动、经济主体行为巨大的影响作用

供给学派指出，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刺激因素，其中财政政策最为重要，在分析经济政策对行为的影响时，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只注意政策对经济主体收入和支出的效果，而是强调政策对生产活动的作用。供给学派着重分析税制对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效果，指出经济主体从事经营活动所关心的，并不是获得的报酬或利润总额，而是减去各种纳税后的报酬或利润净额。在累进税制条件下，边际税率是关键因素，因为经济主体是否多做工作，或者增加储蓄和投资，要看按边际税率纳税后增加的净报酬是否合算。
供给学派认为税率影响经济主体行为，是通过相对价格变化来实现的，税率提高，纳税后净报酬减少，这意味着休闲对工作的价格下降，人们就会选择休闲而不去工作，劳动力的供给就会减少。就资本来看，这意味着消费对储蓄和投资的价格下降，人们更乐意把收入用作消费而不是用作储蓄和投资，资本供给就会减少。此外，经济主体为了逃避高税率，还会把经济活动从公开转入地下，这些都会使生产要素供给减少，利用效率降低，造成供给下降。
供给学派进而分析税率与税收的关系，因为税收是税率与税收基础的乘积，税率变动既然影响生产，就必然影响税收。拉弗首次把税率与税收的关系制成模型，画在直角坐标图上，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拉弗曲线理论”认为政府必须保持适当的税率，才能保证较好的财政收入，税率高并不等于实际税收就高，政府的税收随着税率的提高而提高，而一旦税率的增加越过转折点，政府税收将随税率的进一步提高而减少，因为过高的税率抑制了人们的工作热情，减少了经济活动，只有在税率达到一个最优值的时候，实际税收才是最高的。
在税收问题上，供给学派认为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刺激供给，增加总产出，并可抑制通货膨胀，而高税率严重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的储蓄和投资，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商业呆滞，物价上涨等不利现象。这时再加上认为扩大需求，通货膨胀势必加剧，使得经济形势更趋恶化。
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大幅度减税的政策，认为减税能刺激人们多工作，更能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同时他们还认为，减税后政府税收不致减少，甚至反而可能增多，而且即使出现财政赤字，对经济也无关紧要，经济增长后，赤字自然会缩小和消失。
供给学派还主张大幅度削减政府公共支出，认为政府支出中的大部分，有些是纯粹是浪费资源，助长了徇私舞弊现象，有些虽对经济有益，但效率很低，同时过大的政府福利支出，挤占了生产性投资，造成供给不足，另外政府的直接投资还为政府不恰当的干预经济提供了借口，因此他们主张大量削减社会支出，停办不必需的社会保险和福利计划，降低福利补贴和补助金额，严格限制享受条件。
在货币问题上，供给学派虽然同意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在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的目的和措施上，同货币主义大相径庭，供给学派认为，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的目的不应只是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而是为了稳定货币价值。只要货币价值保持稳定，人们的通货膨胀心理就会消失，才会乐意保存货币，选择生产投资，而不会去囤积物资，参与投机性活动，同时货币币值稳定，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供给学派的观点和主张，是对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直接挑战，它既获得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赞同，也受到不少人的责难。比如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认为，供给学派既没有经济史上的有力证据，又缺乏理论分析的合理推断。对于拉弗曲线，批评者认为，它只不过表明税率与生产、税收的函数关系存在着一个使生产、税收最大的税率，问题是如何计量测定函数关系的具体形式，税种不同，函数形式各异。拉弗曲线对此均未详细论及，而且只注重税率对生产、税收的作用，忽略了影响生产、税收的其他重要因素，片面夸大税率变动对于生产的促进作用。对于供给学派所称的减税不会导致出现财政赤字，即使发生财政赤字也对经济毫无妨碍，赤字会自行消失的观点，批评者则斥之为无稽之谈。
关于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的后果，批评者认为，降低边际税率是为了富人谋利，因为全面降低累进税率，高收入阶层获得减税的好处要比低收入阶层多，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则使得低收入阶层的利益直接受到损害，使得贫富差距更加严重。
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效果，凯恩斯主义者阿罗，卡恩等人指出，政府干预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保持经济稳定、收入再分配，促进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认为供给学派对政府干预的抨击是狭隘偏激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供给学派的理论内容大多只是一些经济观点的汇聚，虽然强调供给面、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作用，但更多的只是片面夸大减税的积极作用，并没有建立起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且实际减税的效果并不如人意，一方面政府税收减少、债台高筑，另一方面经济也未见多大起色，所以在其实践效果不佳之后，也就很快衰落下去。
3、真实经济周期学派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代表人物主要有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该理论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在长期或者短期中都可以自发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在经济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均衡的，因此经济学无需借助非均衡分析、市场失灵、价格粘性、货币和金融冲击来解释总体不稳定，同时认为经济周期主要来自于总供给冲击而不是总需求冲击，经济波动源于一些真实因素的实际冲击，比如技术冲击等，而不是市场机制的不完善。
在理论框架上，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理论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经济行为人的目的是在现行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个人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从微观个体的理性行为推导出集体总量的行为方程，因此这一理论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
第二，以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假设经济行为人掌握的信息是对称的，也是完全的，能够形成“理论预期”，或者说，他们接受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假说。
第三，价格可以灵活的调整，能够确保市场持续出清，因此，均衡是经济的常态，在经济中通常占据统治地位，经济波动是理性经济行为人面对外来冲击自我调节，是从一个均衡状态到达另一个均衡状态的过程。
第四，把实际冲击看作是经济波动的根源，强调技术冲击而非货币冲击、供给冲击而非需求冲击、实际因素而非名义因素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的作用。他们认为总产出、就业的波动是由生产技术较大的随机变化引起的，是经济行为人面对技术冲击理性选择的结果。
第五，假定工作和闲暇时间具有高度替代性，就业波动反映了人们自愿工作时间的变化。
第六，货币是中性的，认为货币政策的变动对经济没有实际意义。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其实是更偏向于新古典主义，而更多的是反对凯恩斯主义。自从凯恩斯主义诞生以来，对于经济波动的原因，经济学家一般都把目光放在总需求方面，但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相反，该学派的经济学家则把思考的重点转向了总供给因素，该理论可以说是向凯恩斯主义发起挑战，并且围绕三个主要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1、经济周期的性质
凯恩斯主义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他们认为，在长期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即长期中的生产能力，长期总供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资源和技术，长期经济增长是一个稳定的趋势，称为潜在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则取决于总需求，而经济周期就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或者说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背离的结果。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看法，他们认为，在长期和短期中决定经济的因素是相同的，同样都是既有总供给因素也有总需求因素。因此，人为地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是无意义的。
由此出发，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即不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潜在的或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或者潜在的或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并不存在与长期趋势不同的短期经济背离。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有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之分，前者研究长期问题，后者研究短期问题。但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所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理论，它本身就是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2、经济周期的原因
经济周期的原因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凯恩斯主义各学派尽管对经济周期原因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但都认为经济周期表明市场调节的失灵。这就是说，在短期中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调节，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就是必然的。因此，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本来所固有的，依靠市场机制不可能消除或减缓，或者说，经济周期源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
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在长期或短期中都可以自发地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中的一些实际因素的冲击，引起这种冲击的是一些实实在在的真实因素，因此这种理论称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市场经济无法预测这些因素的变动与出现，也无法自发地迅速做出反应，故而经济中发生周期性波动。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把引起经济周期的实际冲击分为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冲击”和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冲击”。这两种冲击又有引起有利作用、刺激经济繁荣的“正冲击”，也称为“有利冲击”，以及引起不利作用、导致经济衰退的“负冲击”，也可称为“不利冲击”。
总供给冲击和总需求冲击或两者的组合会导致产出和就业的不稳定，其中总供给冲击主要由五种因素引起，即一是自然环境中的一些不利变化包括地震、洪灾、旱灾等自然灾害给农业产出带来不利影响；二是能源价格的突然升降；三是战争、政治动荡等会扰乱现有经济的运行秩序，破坏经济结构；四是政府干预破坏了市场激励结构，改变了经济主体的行为约束，使企业家才能转向寻租活动；五是资本、劳动投入的质量改变，新的管理方法，新产品的开发及新的生产技术的引进所引起的冲击。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将第五种因素宽泛地定义为是“技术冲击”，并认为该冲击是实际冲击的主要部分。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繁荣大多得益于有利的冲击，而多数经济衰退则源于不利的冲击。有利的冲击比如技术进步，这种冲击刺激了投资需求；不利的冲击比如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对供给有不利影响。国内外发生的各种事件都可以成为对经济大大小小的实际冲击，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在引起经济波动的实际冲击中，技术进步占三分之二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把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也作为引起经济波动的实际冲击之一。

　实际冲击如何引发经济周期呢？我们以技术进步来说明。假定一个经济处于正常的运行之中，这时出现了重大的技术突破。这种技术突破引起对新技术的投资迅速增加，这就带动了整个经济迅速发展，引起经济繁荣，技术是决定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这种繁荣并不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背离，而经济能力本身的提高。但新技术突破不会一个接一个，当这次新技术突破引起的投资热过去之后，经济又趋于平静。这种平静也不是低于长期趋势，而是一种新的长期趋势。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与以后的衰退证明了这种理论。经济中这种大大小小作用不同的实际冲击无时不有，所以，经济的波动也是正常的，并非由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所引起。
3、稳定经济的政策
对经济周期原因的不同理论分析会得出了不同的稳定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各派在政府干预政策上也不无分歧，但都坚持短期宏观经济需要稳定总需求政策，也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所以，他们都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政府干预是他们的基本主张。

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既然经济周期并不是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所引起的，那么就无需用政府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只要依靠市场机制本身，经济就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它说明了由实际冲击引起的周期性波动不可能由政府政策来稳定，而要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来稳定。只有市场机制才会对经济波动做出自发而迅速的反应，使经济恢复均衡。比如，技术突破引起的投资热带动了整个经济繁荣，这时资源紧张会引起价格上升，价格上升就可以抑制过热的经济，使之恢复正常状态，市场机制的这种调节是及时反应迅速的，所以经济不会大起大落。

相反，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由于政府不可能做出正确的经济预测，政策本身的作用有滞后性，加之政府政策难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决定者信息不充分，对经济运行的了解有限，因此政策往往就不可能像决策者所预期的那样起到稳定作用。宏观政策的失误往往作为一种不利的实际冲击而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而且，政策限制了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用政府干预代替市场机制的结果，是破坏了经济稳定和经济本身自发调节的功能。
所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学派主张自由市场观点，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他们的这种主张对现实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政府都受到自由市场理论的巨大影响。根据他们的观点，市场机制是完善的，因此，政府的作用不是通过宏观政策去调节经济，而是为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比如稳定的物价、良好的法治环境等等。对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来说，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对经济稳定问题所给予的重视都是耗费巨大的错误，因为在一个动态的世界里，不稳定是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不但改变了经济周期理论，而也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它打破了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和短期，以及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分开的传统做法。它使得经济学家们对宏观经济的认识更加深了，但是由于该理论过于强调总供给方面的实际冲击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上，而对总需求事实上对经济的巨大影响重视不足，并且否认了市场失灵和不完善性，甚至合理化经济周期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是经济衰退，所以总体来说，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偏颇之处，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一致认可。

十、另辟蹊径的新制度经济学：主流经济理论的拓展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以科思、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日益兴起，成为主流经济学中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经济流派，在经济学的舞台上正越来越占据重要的位置。“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名称是该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的威廉姆森在1975年的一篇文章中最早正式提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科斯和诺斯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使得该学派的影响力日趋扩大，从而成为在众多经济学流派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新兴学派。

新制度经济学派不仅注意分析制度在宏观经济和长期经济绩效中的作用，而且也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的构成、运行以及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是该学派目前仍然处于快速发展期，新内容，新观点持续出现，尚没有形成统一、规范、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理论内容目前主要包括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等等。

新制度经济学派最早发端于科斯1937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企业的性质》。在这篇文章中，科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对传统经济理论中不考虑交易费用的假定和相关结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修正和阐述，并以一种新的角度说明企业产生的原因，企业和市场最佳规模的确定与界限的区分，从而为以后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1960年，科斯又在另外一篇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企业的外部性问题，科斯认为，一旦产权清晰，若交易费用为零，那么市场交易可以确保有效率的结果，产权分配方式不影响经济效率，仅影响收入分配，得出了后来被称作“科斯定理”的结论。科斯本人从未将该定理写成具体文字，但是其他人一直在试图给科斯定理下明确的定义。
现在一般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科斯定理由三个定理组成。科斯第一定理是指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不管产权初始如何安排，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那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即市场机制会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科斯第二定理是指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科斯第三定理是指，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因此产权制度的安排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科斯这两篇文章中所提出的交易费用、产权界定、企业和市场的最优规模与界限、外部性的解决思路以及这些因素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都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础。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沿着科斯所开创的理论道路披荆斩棘，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对制度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和分析，出版了数量繁多、见解新颖的学术著作，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洋洋大观的新制度经济学派。
一、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修正和拓展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不考虑社会经济制度的条件下，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建立在关于经济仁行为的两大基本假定的基础上。
第一个基本假定是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单个消费者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选择所应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品种数量，使自己所得到的效用满足程度最大化；厂商在一定的成本和市场需求的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利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总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保持一致。每一个经济仁都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他们完全了解在资源稀缺性河未来不确定性的约束下，相互进行竞争的自利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并严格按照这些规则展开竞争。在竞争过程中，经济仁总是保持着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相互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协调人们相互之间利益冲突功能的制度安排是不重要的。
第二个假定是经济人行为的完全理性。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人在决策或问题求解过程中，总是能够最充分地利用所得到关于所处环境的信息，并具备足够的认知能力，能够从各种备选方案中选择最佳的方案，或者寻求“最满意”的问题解值。在这一完全理性假定下，经济人成为了全知全能的人。
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的纯粹理念中的人，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范式正是导致其对现实经济生活缺乏解释力的重要原因，他们主张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本来面目，也即现实中的人性。正如科斯所说的那样，“当代制度经济学派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所以新制度经济学派对新古典经济的一些前提假定做了某些修正和拓展，使之能够满足分析现实经济现象的需求。这一点在威廉姆森的著作中表现的最为充分，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修正和拓展。
1，主张采用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假定。西蒙、阿罗等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
人德行为完全理性假定曾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个奥林匹克山神般的理性模型从来未曾、也根本不可能用于实际——无论是否用最大型的计算机。”
在现实生活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面临的往往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尽管人总是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的最好，但是由于人们决策或者问题求解所需信息是一种稀缺资源，且人的理解能力和计算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正如西蒙形容的那样，现实生活中人仅仅是“有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
新制度经济学派将人的有限理性假说引入自己的理论体系，认为正因为人的有限理性，人们要做到对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了如指掌是不可能的，甚至对这些不确定因素给定一个概率分布函数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在交易过程中，人们不可能在合约中对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给当事人所带来的收益或风险作出详细的规定，这样，交易当事人就必须承担未来不确定风险以及因不完全契约引起纠纷所可能带来的损失。
在这一情况下，通过设立制度或者进行制度创新来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风险，协调不完全契约引起的利益冲突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人的有限理性，人们不可能轻易判断一个人的自利行为是否损人利已，并对此做出迅速反应，这样一来，凭借说谎、欺骗、毁约等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的行为就可能得逞。因此，人类需要设立各种制度安排来规范人的行为，建立良好的秩序，减少不确定性。新制度经济学派正是以有限理性为人性假设前提，分析探讨制度的功能、构成以及运行等等。
2，主张采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假定。“机会主义”这一概念是威廉姆森在借鉴纳特分
析保险契约时所使用的“道德危机”一词的基础上形成的。威廉姆森认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用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手段，比如说谎、欺骗、偷盗、毁约等。”
虽然这不是意味着所有人在所有场合都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某些时候会采用机会主义的方式。当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以有限理性假定为前提的，因为如果人具有完全理性，能够洞察现在和未来，机会主义行为将无从得逞。正因为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人类的基本人性之一，这就需要设定各种制度安排来约束人的行为，从而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因此，“实际的人是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要研究现实中的人的活动，就必须研究现实中的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就是注重研究那些现实世界提出的问题，通过案例分析，阐述深奥而又精湛的新制度经济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派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对现实经济问题具有较大解释力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比新古典经济学采用了更为接近现实的行为假设，所以它的经济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和描述人的本性和人经济活动。正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行为假定做出修正的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派才会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应用范围给予了拓展。
3，主张引入制度因素的分析
对于经济体系中的制度因素，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把它当做经济活动的既定因素对待，在经济分析时从不考虑制度因素对人类行为和经济活动的作用与影响。但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存在很大缺陷的，这就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对现实经济活动的理解和解释缺失了很大的一块，而制度因素对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是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注重研究经济活动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的传统，把反映人与人关系的制度看作是既定，然后集中研究人的生产活动，即人与自然的关系。
因此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基本忽视了制度因素，人类经济活动被简化为供给、需求、投资、消费及价格等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并创造出了各种各样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在这些理论中，制度不见丝毫踪影。新制度经济学派试图改变这种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运用于研究包括法律、企业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文化等制度在内的“生产的制度结构”，从而把研究领域拓展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将制度因素的分析和研究，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这是新制度经济学派对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一大贡献。
4，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
在新制度经济学派将经济制度研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过程中，科斯所提出并加以应用的交易成本概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交易成本就是为了完成交易活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成本，它主要包括搜寻或者得到信息的成本，协商谈判的成本，签订契约的成本，检查和监督交易过程或者索赔的成本等。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交易成本构成了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部分，威廉姆森把交易成本比喻物理学中的摩擦力，阿罗则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
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概念以前，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是假定交易成本为零，在经济分析的时候都是自动忽略交易成本的。在这之后，新制度学派将交易成本和制度纳入了经济理论分析的对象，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这一努力，使得经济学的研究更加贴近现实，也使得经济学研究领域大为扩展。
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逻辑，广泛运用于各种制度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几个研究方向不同的理论内容。比如科斯运用交易成本分析产权制度问题，开创了产权经济学派；威廉姆森运用交易成本分析研究垂直一体化问题，开创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产业组织理论；诺斯把产权和交易成本概念引入经济史研究，开创了制度变迁学派。
总之，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已经在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内大展身手，新的理论成果层出不穷，交易成本也已经成为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出现频率和引用次数最多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派一时间风华鼎盛，在以下的篇幅里，我们将简单介绍其中最主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内容。
二、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1960年科斯发表了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开创了产权理论的先河。科斯主要研究产权制度安排对社会和人们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新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尔钦认为，“在本质上，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的产权，一个社会中稀缺资源的配置是对稀缺资源用途的权利安排。……经济学问题，或者说，关于价格如何决定的问题，是产权如何界定和交换，以及按怎样的条件界定和交换的问题。”
产权理论不仅成为新制度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也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热门研究方向。
一、产权的概念及其内容结构
所谓“产权”无非是就是“财产权利”。经济学所说的产权，主要是从经济活动的角度，而不是从法律角度去认识的。法律上的产权主要是指财产的所有权，以及所附带的占有、支配、使用和收益权。经济学上的产权，则是指在相应法律保护下的财产权利在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和实际的运用。由于产权的不同，同样的经济活动很可能会取得不一样的经济结果。一般来说，“产权”范畴远比“所有权”来的大，一个完整的产权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其中每一种权利又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但是新制度学派并不把产权看做是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简单加总，而是深入分析产权可转让条件下，产权的全部权利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状态，以及产权内部各种权利之间的边界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中，德姆塞茨把产权定义为“一个人或者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或者说是界定人们是否有权利用自己的财产获取收益或损害他人的权益，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德姆塞茨说，“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意义来自如下事实：它们帮助个人形成与他人交往时可以合理持有的预期，这些预期反映在法律习俗和社会道德中，产权的拥有者被其他社会同伴所认同，允许他一特定的方式行事。”
阿尔钦则把产权定义为，“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使用的权利”，或者说是人们使用资源时所必须遵守的规则。阿尔钦也注意到了某些资源的产权的可分割性，比如同一块土地在同一时间里，A也许有权在上面种植小麦，B可能有权步行穿越它们的权利，而C也许被允许在上面倒垃圾等等，这些权利是可以交换和转让的。总的来说
，产权经济学家都把产权看做是人们对物的使用权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产权是一组行为性权利，他们把物品所附着的权利数量及其强度看做是那些物品经济价值大小的决定性因素。
二、产权的起源及其功能
在关于产权的起源方面，美国经济学家德姆塞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以加拿大东部印第安人在18世纪初建立土地私有制的案例入手，因资源稀缺而发生相对价格变化，从而引起产权界定的收益和成本对比关系的变化角度，分析了私有产权的兴起原因。德姆塞茨认为，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如果不对人们获得资源的竞争条件和方式作出具体的规定，即产权安排，那么就会发生争斗资源的利益冲突，交易活动也会无法进行。所以，通过建立产权制度，可以让人们知道应该如何获得资源，以及在什么权利范围内可以选择、使用资源。
德姆塞茨在研究中发现，在进行皮毛贸易之前的早期阶段，印第安人狩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每个人的狩猎活动都是自由进行的，相互之间不存在对别人狩猎活动的控制，也不存在对增加或者维持野兽数量的特别兴趣。印第安人的这种狩猎制度长期延续的结果，导致出现过度的狩猎活动，使得野兽的数量日益减少。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引起土地所有权的产生，因为对于印第安人来说，由于野兽的价值很小，确立私有狩猎边界所得到的收益要比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小得多。
后来，随着皮毛贸易的出现，对皮毛需求的增大使得皮毛价值大大增加，另外，狩猎活动的进一步加剧则使得本已稀少的野兽数量更加稀缺。在野兽资源稀缺加剧和皮毛相对价格日益提高的情况下，通过建立私有狩猎区来保护动物或者养殖它们就有利可图了。这时，确立私有狩猎边界所得到的收益就要比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来得多了。于是，私有产权制度就在该地区出现了。
与此相反，北美西南部的印第安人却未能建立起类似的私有产权制度，其主要原因是该地区的野生动物商业价值较低，因而建立私有的狩猎保护区或者养殖区所花费的成本，要远远大于由此得到的收益。显然，德姆塞茨主要是从交易成本与收益的相互比较来说明私有产权的诞生。他的研究表明，在资源不稀缺的情况下，人们就没有动机来建立私有产权，私有产权安排也就因此不会产生，但在现实世界里，由于绝大多数资源的稀缺性，私有产权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由此，德姆塞茨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要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他说，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在于“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一种有效的产权制度，将能够抑制人们通过分配性努力去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倾向，而激励人们通过生产性努力来增加收益的倾向。所以，产权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的制度性安排对社会中的个人行为，所能够提高的激励作用的大小、积极抑或消极。
（三）、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科斯定理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派也像新古典经济学一样，注重研究经济社会中的资源配置问题，但其侧重点是放在交易成本为正的前提下，研究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而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抛开制度问题，完全在忽略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科斯曾经说过：“我的梦想就是建立一种能使我们对生产的制度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在他首先提出又被其他经济学家所推崇的“科斯定理”，就是从产权安排角度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制度结构的分析。
所谓“科斯定理”并不是科斯本人直接给予明确定义的，他只是提到有关的内容及作了相应的阐述。科斯定理包含的基本含义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状态下，不管产权起初是如何界定的，市场交易都将导致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最先将科斯的上述思想称作“科斯定理”，斯蒂格勒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将会达到相等。”
罗伯特.库特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则下了另外的定义，认为“科斯定理
”的关键是产权清晰确定、交易费用为零、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这三个要素，在这三个要素具备的条件下，外部效用就可以在市场机制内自行得到解决。而对科斯定理的一种较为通俗的表述是：“在交易成本为零和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因为在此场合，当事人，即外部性因素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将受一种市场动力的驱使去就互惠互利的交易进行谈判，也就是说，使外部性因素内部化。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通过对“走失的牛损坏附近土地的谷物增长”的案例分析，论述了他的观点。对于走失的牛吃掉附近土地的庄稼问题的解决，科斯设想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养牛者没有权利允许牛损害庄稼，那么对养牛者来说，只要赔偿费不高于修建隔离牛群的篱笆所需的费用，就愿意支付赔偿费用，否则他将选择修建篱笆，对农夫来说，只要从养牛者那里获得的赔偿费高于其不受损坏的耕地土地的纯收益，他就同意放弃耕种土地。第二种情况是养牛者有权利允许牛损害庄稼，那么农夫为了避免庄稼受损，就会要求养牛者支付赔偿费，所支付的赔偿费等于受损的庄稼的价值。如果两者之间交易成本是无代价的，那么，无论是养牛者是否有权让牛损害庄稼，养牛者和农夫之间的交易都能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通过这个简单事例，科斯得出以下结论：“有必要知道损害者方是否对引起的损失负责，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但是，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结果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
科斯所举的这个例子显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模型是合拍的，不过科斯真正要研究的是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所以他又提出了被称为“科斯第二定理”的观点，即一旦考虑市场的交易成本，合法权利的原先界定以及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都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在科斯第二定理中，隐含了产权理论的许多内容，其一，在交易成本为正的前提下，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能实现的，交易成本是决定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变量，第二，在交易成本为正的前提下，产权安排不仅影响产权转让和重组的市场交易，而且还将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科斯本人并没有对其有关思想加以系统地概括和进一步解释，经济学界对“科斯定理”出来了众多的表述和理解。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学派认为，只有产权界定清晰，交易成本为零，资源才有可能得到有效配置。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有了明晰的产权界定，还必须有自愿交易，产权可以自由转让，才有可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而以苏尔茨为代表的自由竞争学派进一步指出，垄断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递减，引起市场障碍。这些不同的观点充分表明，不同的经济学家对“科斯定理”有着他们自己的理解，也说明了“科斯定理”的复杂性和包容性。、

三、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最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研究交易成本理论已经成为了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理论分支，许多经济学家的思想都曾对交易成本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比如康蒙斯的制度经济学理、纳特的“道德伤害理论”、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等等，但是促成交易成本理论产生和发展最为直接的理论渊源仍然是科斯的经济思想。
1，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被简化为一个生产函数，企业的职能仅仅是根据这个生产函数，把投入品转换成产出品。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对企业为什么存在，由什么来决定企业的结构和规模边界等问题，都无法做出解释。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通过引入交易成本概念，正式提出并分析了这两个被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问题。
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不同但又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制度，市场的交易是由价格制度来协调的，而企业的存在将原本属于市场的交易“内化”了，在企业内部，行政命令取代了价格机制成为生产活动的协调机制。企业为什么会产生和存在呢？科斯认为，这是因为企业通过“内化”市场交易，可以节省交易成本。比如假如市场交易成本为零，雇主可以随时到劳动力市场购买劳动力，而不必长期雇佣一个工人，而事实上，雇主每天到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必须支付很高的成本，如时间、讨价还价的费用以及因雇不到合适工人而可能给生产活动带来的损失等等，通过把这一市场交易过程内化到企业中，建立起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就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因此，在科斯看来，交易成本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唯一动力。
如果企业“内化”市场交易活动就能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省，那么企业的规模就会无限扩大，直至完全取代市场，使整个经济成为一个大企业，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企业组织和协调生产活动也会产生管理费用，随着企业规模扩张，管理费用也会越来越膨胀。当企业规模扩张到某一个边际点，即企业再多“内化”一项市场交易所引起的管理成本等于由市场组织这项交易的成本时，静态的均衡就实现了。这时候，企业和市场之间的规模边界也就确定下来了，全部交易在企业和市场之间以及各企业之间的分布处于成本最小的状态。
由此可见，科斯将交易成本视为决定企业和市场边界的关键因素。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事实上奠基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预示着交易成本理论的开端，但是这一理论的成熟，却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威廉姆森手中形成的，他的《市场与科层制》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这两本著作，是系统全面阐述交易成本理论的代表作。
2，交易成本理论基本内容
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是，围绕交易成本节约这一中心，把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把交易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的贡献。他认为，交易不是简单的物品交换，而是人与人之间对物品所有权的让渡和取得，康芒斯还把交易划分成三种基本类型，即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这三种交易事实上也可以分别成为市场交易、企业内部交易和政府交易。
交易成本理论也秉承康芒斯的这一思想，也把交易视为经济活动的最小单位，并从契约角度，把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交易做了进一步的细化。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是指具有可分离性的物品在人们之间的让渡，当一项物品或劳务越过技术上可分的结合部而转移时，交易就发生了。之所以要把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是因为它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最为基本和最为一般的形式。因此，对协调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制度的研究，逻辑上必然要求把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威廉姆森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以对不同组织方式的交易费用进行具体的经济学分析，从而，研究了企业和市场之间相互替代的问题。
交易被认为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契约而进行的，这样，研究交易成本的经济学家就把组织制度问题视为是契约问题。他们还赋予参与交易的主体两大基本特征，即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和有限理性。为了区别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概念，威廉姆森把具有这两种基本行为特征的交易者称之为“契约人”，还把契约人的两大基本行为特征假定作为组织制度分析的逻辑起点。
在交易过程中，契约人在本性上具有采用损人利己的手段获取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在有限理性下，人们对这些行为可能发生的时间和方式做出正确的判断，并采取措施加以预防，需要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就需要建立一些组织性框架——规制结构，来有效防止机会主义行为。
企业和市场是两种最为典型的规制结构，此外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中间性的规制结构，如三边规制结构和双边规制结构等。每一种规制结构都具有不同的激励功能和保障功能，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交易。交易成本理论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分析在什么样的规制结构下交易成本是最小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描述交易的性质，以便把交易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威廉姆森提出三个分析交易性质的维度。
一是资产专用性，它是指为了某一特定的交易而做出的持久投资，一旦形成就很难转移到其他用途上去。如果交易过早终止，所投入的资产中包含了一部分“不可挽救的成本”，即沉没成本。所以，资产的专用性越强，为预防机会主义行为所付出的交易成本也就越高，交易双方越需要建立一种持久的、稳定的契约关系。
二是不确定性。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都不仅要面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还要面临来自交易本身的不确定性。交易过程的不确定性越大，交易各方就越需要建立保障机制。
三是交易频率，它是交易状况在时间上的连续表现，它对组织制度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设立某种规制结构的费用能否得到补偿，频率越高，组织制度的费用也就越能得到补偿。
产权理论认为，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产配置，也就是说，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市场不一定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威廉姆森的理论贡献就是具体分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市场交易成本会提高到使之失效的地步，他着重分析了以下四个方面因素。
1，机会主义行为
威廉姆森对经济人的行为特征做了新的基本假定，主张经济生活中的人总是尽可能地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经济生活中的人都是自私的，而且有时候，为了利己，还可能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威廉姆森把人一有机会就会不惜损人利己的本性，称之为机会主义行为。人的这种本性直接影响了以私人契约为基础的市场效率，市场上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得交易费用增加，交易越复杂，交易成本也就越大。
2，不确定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并不是简单的机械运动，不可能完全准确预测未来的局势，或者说充满着不确定性。在市场中，一项交易从发生到完成总要持续一段时间，在该时间内可能会发生很多影响交易双方权力和义务的事件，从而影响交易契约的执行，又由于合同执行者很可能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那么在市场条件对他不利时，他可以借口契约前提的改变而停止履行合同，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从而给交易伙伴造成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交易双方将尽可能把契约写的十分复杂，力图包括一切未来的可能性，以及每一种情况发生时双方的权力和义务，但是任何契约都是不可能是完美的，总难免会给机会主义行为留下可乘之机。结果是交易越复杂，交易谈判及所达成的契约越趋复杂，交易成本也就越高，市场作为一种交易的管理机制的效率也就越低，有时甚至不能完成交易。
3，小数目条件
如果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性就很小，那么，机会主义本身就会有较高的代价，机会主义行为会使失去交易货币。因此，竞争大压力会使交易方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出现机会主义行为。但是如果市场上的交易数目很小时，那么交易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就会增大，经济利益的考虑就会更多地诱发机会主义行为。
4，专用性资产
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分工的发展，出现了使用日益专一的生产要素。资产的专用性有三种，一种是资产本身的专用性，如特殊设计能够一次性加工成某个部件的设备；二是资产选址的专用性，如为了节省运输费用，一般以原料产地布局，一旦建成，移迁费用很高，甚至使移迁成为不可能；三是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如果一个具有专用性资产，他的经验和技术是特定于这个企业的，对于厂商而言，重新训练这样的雇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或很高费用，同时，他的这些经验和技术也并不适合其他厂商。维持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对于厂商和这类雇员都会有好处。专用性资产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厂商对交易伙伴的依赖性。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专用性资产价值越大，拥有专用性资产的厂商对交易伙伴的依赖性越大。因为他越有可能被其交易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所损害。只要他的交易伙伴不再保持交易关系，甚至中断交易关系，就可以使他的专用性资产蒙受重大损失。　　
以上四个因素是市场交易中会互相影响并有可能导致大幅度抬高交易成本。对于复杂的、市场交易成本很高的资源配置过程，就可能不应由市场机制来运行，而通过企业之间的合并，把原来的市场交易转变为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过程，即所谓“内在化”，从而能够实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因此，我们并不能一般地、笼统地评价市场交易成本的高低，而要依据具体的交易对象和交易过程特点，分析它交易成本的高低，从而得知这个过程是适合还是不适合采用市场机制。
对交易性质进行区分以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交易与不同规制结构之间的匹配问题。威廉姆森把交易与规制结构之间的匹配关系分成以下四种。
1，不涉及专用资产的交易，不管交易频率高低，都与市场组织体制相匹配。由于资产
专用性很弱，交易双方互不依赖，双方都不关心交易关系的持续性，因为各自都能轻易找到交易伙伴。
2，涉及专用性资产、但交易频率不高的交易，与三方规制结构相匹配。所谓三方规制
结构是由交易双方和受邀冲裁人共同组成的一种规制结构。由于交易涉及到专用性资产，所以交易双方都关注交易的持续性和安全性，希望能通过建立某种保障机制来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但是由于交易频率较低，双方设立专门规制机构的费用难以得到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双方倾向于采取三边规制结构，即只有在发生契约冲突时，共同邀请第三方来进行仲裁来解决争端。
3，涉及专用性资产，且交易频率较高的交易，与双方规制结构相匹配。双方规制结构
是指由交易双方共同组成的对交易进行组织管理的规制结构，在这种规制结构下，交易双方保持各自的独立地位。他们主要通过相互持股、相互投资等方式，来增加双方的共同利益，均衡双方的交易风险，使得双方的交易关系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4，涉及高度专用资产，且交易频率很高的交易，与一体化的规制结构相匹配。实际上
，一体化的规制结构，就是内部行政管理结构，也就是企业体制。在这类交易过程种，由于资产专用性很高，交易一旦终止，寻求和建立新的交易关系的成本是很高的，又因为交易频率很高，交易双方所产生的契约关系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很大，双方所承受的风险也就相当大。在这一情形下，交易双方对关系稳定性的要求会非常迫切，且设置专门机构来对交易进行组织和管理的费用容易得到补偿，通过一体化的方式使市场交易完全内部化，就显得很合算。

四、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是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博弈论的基础上的，非对称信息指的是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信息的非对称性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划分：
一、是非对称发生的时间
二、是非对称信息的内容
从非对称发生的时间看，非对称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后，分别称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研究事前非对称信息博弈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研究事后非对称信息模型的称为道德风险模型。
委托代理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所研究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显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权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力，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
委托代理关系起源于“专业化”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委托代理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
委托代理理论是过去40多年来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是20世纪6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发展起来的。委托代理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涉及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
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与机制设计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人不仅无法获得关于所处环境和各种经济变量的全部信息，而且彼此之间拥有的信息也是不相同的。某些信息往往由某个人独家拥有，这种信息被称为私人信息。在委托代理理论中，把信息在经济人之间的不均匀分布现象称之为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理论重点研究的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机制设计问题。
逆向选择是指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价格下降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而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现象。市场交易中“逆向选择“问题最早是有由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提出来的，它研究的是由于产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及其造成的劣品驱逐良品例现象。例如在产品市场上，特别是在旧货市场上，由于卖方比买方拥有更多的关于产品质量的信息，买方则因为无法识别产品质量的优劣，而只愿意根据产品的平均质量付价，这就使优质品价格被低估而退出市场交易，结果造成劣质品驱逐优质品现象。对如何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经济学家提出的办法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有两种：
1，通过设计某种机制或者契约，使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愿意公布其私人信息，或者愿
意提供真实的信息，也即所谓的“发送信号”。比如在劳动市场上，求职者可以通过学历证书或者文凭来显示自己工作能力。
2，如果价格由了解真相的当事者来制定，那么，用价格高低来显示某种商品或服务的
质量高低，是一种发送信号的方式。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的高低一般意味着产品质量的优劣，所以企业可以根据这一点，通过制定产品的价格来显示该产品的质量情况。
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与机制设计
所谓道德风险指的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与逆向选择问题不同，道德风险并不是由于签约前就给定的外生信息不均匀所引起的，而是由于签约或交易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引起的。
我们知道，经济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自利性是经济人的基本心理特征，但是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考虑到经济人的损人利已的道德风险问题，而是认为经济人能够合乎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这往往比他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比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写道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者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但是道德风险理论却认为，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并不总是利己利人的，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刺激下，反而有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在经济生活中，道德风险问题相当普遍，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在研究保险市场时，发现一个经典的道德风险例子。在美国一所大学自行车被盗比例约为10%，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发起了一个对自行车的保险活动，保费为保险对象的15%，按照常理，这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应该获得5%左右的利润，但是该保险活动运作一段时间后，这几个学生发现自行车被盗比例迅速提高到15%以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呢？原来是因为在自行车投保以后，学生们对自行车的安全防范措施明显减少了，这大大增加了自行车被盗的比例。在这例子中，由于学生完全不承担自行车被盗的风险后果，因而采取了对自行车安全防范措施的不作为态度，这种态度，就是道德风险的典型体现。
还有在医疗保险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也很常见，比如投保人一旦获得医疗保险，理性的投保人就将增加自己这方面的开支，常要求医生开一些不必要的贵重药品，实际上既增加了社会成本，又降低了医疗服务的效率。

五、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 所谓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过程，
它包括正式制度变迁和非正式制度变迁两大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是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关于经济史的研究中，重新发现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将制度变迁纳入到经济发展的解释之中。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始见于1968年发表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诺斯发现，在1600至1850年间，全球海洋运输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技术进步，但是运输的效率却大大提高了，原因就在于，船运制度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导致运输成本的降低，从而提高了海洋的运输生产率。
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标志着诺斯开始着手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
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诺斯提出了较为成熟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并对西方世界兴起的缘由，在制度变迁方面提出了颇具解释力的理论。
1981年出版《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90年出版的《制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1992年出版的《交易费用、制度和经济绩效》等著作，标志着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和进一步完善，最终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
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里，认为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种能够对个人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产权制度最为重要。“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斯如此评价道。
在此书中，诺斯重点描述不同的制度变革怎样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相对于英国有效的产权制度、专利法的颁布，而同期的法国和西班牙没有建立类似的能有效保护私人财产和限制皇权的制度结构，无法对个人经济活动提供适当的激励。诺斯同时也认为，当代拉丁美洲、非洲的相对落后都是经济组织无效率的结果。
总之，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离不开对制度创新和变迁的研究，在分工不断深化的经济生活中，交易链条不断加长，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日益严重，交易成本不断上升，而制度创新有助于降低成本，从而实现日益复杂的交易活动。在日益复杂的交易活动中，人们的经济交易极大地依赖可信赖的、相当规律的行为模式，而协调这些活动就需要制度。
值得强调的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是以经济史的经验性材料为依据的，在他研究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时，发现制度因素极为重要，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因素却仅被视为外生变量，这不符合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诺斯论证道：“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因素不是增长的原因，它们本身是增长。……除非现存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经济增长就决不会出现。”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斯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
1，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
2，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
3，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
诺斯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的构成因素主要是正式制约、非正式制约以及它们的实施，这三者共同界定了整个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激励结构，所谓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种制度框架的创新、变更和被打破的方式。
制度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品，它是由个人或者组织所生产出来的，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也是有限的。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者自身理性程度的变化，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的制度的要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者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实施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
诺斯认为正是制度变迁构成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即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组织制约下，产权的界定、裁决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于是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地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借以维护经济增长，而成功的意识形态则能更好地、更有效地克服“搭便车”问题，推动经济增长。
一、产权理论
将产权理论与制度变迁理论相结合是诺斯的一大理论贡献，诺斯认为，科斯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有助于解释人类历史上交易成本降低和经济组织形式更换的现象。根据产权理论，在现存技术、信息成本和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约束下，在充满稀缺和竞争的世界里，解决问题的交易成本最小的产权形式将是有效率的。
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主安排和确定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建立有效产权的目的就是使得创新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率相等。如果不想到，则意味着某个第三者不经他人同意可以不支付任何代价免费获得某些利益，即人们所说的“搭便车”行为。
更严重的是，如果私人成本超过私人收益，那么，虽然对社会来说这项活动有可能有利，但个人通常不愿意从事这项活动，因此这种“搭便车”行为无疑是导致产权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为此，诺斯认为，必须确定某种有效率的产权模式，使得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接近相等，就产权模式而言，最有效的产权是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权，其最好的形式就是私有产权。诺斯认为经济增长首先在西方世界里的尼德兰和英格兰地区出现，就是因为这两个地区进行了产权制度方面的改革，从制度上激励和保护了个人的经济活动。诺斯总结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
在产权结构推动制度变迁方面，诺斯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依靠产权结构创造有效率的市场。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市场的有效性只有靠充分竞争，而诺斯研究发现，市场的有效性意味着充分界定和行使产权，它意味着创造一套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约束变量。面对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产权结构的界定及其行使，能够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市场无效率的根本原因是产权结构无效率，因此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产权结构的创新。另一方面，技术的变化、更有效率的市场的拓展等最终又会引致与原有产权结构的矛盾，于是形成相对无效率的产权结构，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调整产权结构，进行产权结构的创新。
其次是依靠产权结构推动技术进步。诺斯认为，技术进步率的提高，既源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又来自于发明者能获取发明收益较大份额的可能性。要想促进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投资，就需要在知识和创新方面确立某种程度的产权，如果缺乏产权安排，新技术他人唾手可得，那么人们就会丧失发明创新的动力。一套鼓励技术创新、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的激励机制，就是明晰创新的产权。“商标、版权和专利法都旨在为发明创造者，提高某种程度的排他性权利。”
二、国家理论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得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诺斯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对产权理论虽然没有多大发展，但独到之处在于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结合起来。诺斯认为，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并且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衰退或者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在诺斯看来，关于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既要解释造成无效率的产权的政治或者经济组织的内在活动倾向，又要说明历史上国家本身的不稳定性，即国家的兴衰。因此，诺斯把自己的国家理论称之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
国家理论首先要说明国家的性质，关于国家的性质，政治学和历史学中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归纳起来主要两大类：掠夺论和契约论。掠夺论认为国家是某一个集团的代理者，它的作用是代表该集团的利益，向其他集团的成员榨取收入，即国家是掠夺的产物，是统治者掠夺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契约论则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国家在其中起着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作用。这两种关于国家的理论都有其源远流长的理论渊源，也都能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经验佐证，但诺斯认为它们均不能涵盖所有的国家形式，是不全面的，国家具有掠夺和契约的双重属性，他提出了国家的暴力潜能分配论。
诺斯指出：“若要了解一个社会产权结构的变革，需要弄清国家的功能。”诺斯在分析国家功能时，将其当作一种政治组织来看待。他把国家定义为：“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地理范围时，国家的界限要受其对选民征税权力的限制。”
诺斯认为，如果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型国家，如果暴力潜能分配是不平等的，则会产生掠夺型国家。

诺斯认为，一个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国家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或者“公正”的服务作为交换。
第二，为使国家收入最大化，它将选民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设计产权。
第三，国家面临着内部潜在竞争者和外部国家的竞争。
诺斯指出，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交易或博弈的基本规则，国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成本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最大化。诺斯研究发现，在历史上的许多阶段，“在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也就是说，正是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冲突导致相互矛盾乃至对抗行为的出现，是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诺斯强调指出国家在制度变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国家的介入，产权结构就无法得到有效的界定、保护和实施，从历史上看，一个好的国家往往能够促使制度变迁走入良好的轨道，从而引起经济增长，反之亦然。
三、意识形态理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一直都忽视或者排除意识形态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其他一些社会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诺斯在吸收两种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意识形态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指出，新古典理论不能解释两种行为：一种是包括“搭便车”在内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种是不计较自我利益的利他主义行为。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理论严格的个人主义的功利性假设。诺斯明确指出“制度变迁与稳定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理论，并以此来解释新古典理论的个人主义理性计算所产生的这些偏差。”
意识形态，根据诺斯的解释，是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包括道德和伦理法则。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人们能遵守一定的意识形态。在一般条件下，诺斯认为人都有一种获得某种好处而不付费的行为倾向，即“搭便车”的动机。若社会成员都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的活力。
因此诺斯指出：“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因素，更一般地说，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或知识社会学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我特别强调搭便车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解释历史上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和变迁时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例如，在界定和执行产权的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无法用产权来解决“搭便车”问题，这时就要靠意识形态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再如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确定的规制需要一个遵从的过程，遵从也有成本的，如果对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缺乏某种制约，产生过高的遵从规制成本，这将使政治或经济制度无法安排，那么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投资去使人们相信这些制度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或者经济制度的安排就需要和意识形态相结合，人们之所以能够不计较个人利益而采取服从社会规则的行为，正是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诺斯指出，“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制和侵犯产权，那么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
诺斯还用意识形态理论解释“搭便车”行为，认为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能够克服“搭便车”行为，这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一个中心问题。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如果集团的每个成员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具有共同的利益，就容易组织起来实现集团的目标，反之，如果存在分歧的意识形态，利益目标互不相同，且互不了解对付的行为信息，则在集团行为时，就有人会不承担任何代价而享受集体行动的利益，“搭便车”现象就不可避免，集团成员数目越多，“搭便车”行为就越严重。
因此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条件有两个：一是集团成员的数目要适度；二是对个人提供有选择性激励。对持不同意识形态的成员，集团应致力于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宣传教育以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对集团行动的“虔诚”，来节省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和信息费用，或者是直到精确的规则并加以实施，对成员的“搭便车”行为进行监督和惩罚。当然，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不同经历的人们往往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这样才能更好地有效解决“搭便车”问题。
通过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这三者构建的分析框架，诺斯解释了一个长期令人们困惑的问题，那就是，同样是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很快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而有的国家却长期陷于落后的困境中不能自拔？同样的制度变革，为什么有的国家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有的国家却导致了动乱和衰退？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过程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诺斯把这种制度变迁过程的自我强化现象，称之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诺斯解释路径依赖为“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响”，并指出“历史确实是起作用的，人们今天的各种决定、选择实际上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迁有可能进入良性的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错误的道路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导致停滞，一旦进入锁定状态，则要摆脱这种状态将会非常困难。
诺斯研究发现，决定制度变迁路径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不完全市场和报酬递增，就前者而言，由于市场的复杂性和信息的不完全，制度变迁不可能总是完全按照初始设计的方向演进，往往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可能改变方向。就后者而言，人的行为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报酬递增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制度变迁的自我强化机制有四种表现：
（1）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行，单位成本和追
加成本都会下降。
（2）学习效应。通过学习和掌握制度规则，如果有助于降低变迁成本或提高预期收益
，则会促进新制度的产生和被接受程度的提高。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速度的函数，但变迁的方向却取决于不同知识的预期回报率。
（3）协调效应。通过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的缔约，具有互利性组织的产
生以及对制度的进一步投资，实现协调效应。
（4）适应性预期。当制度给人们带来巨大好处时，人们对之产生了强烈而普遍的适应
预期或认同心理，从而使制度进一步处于支配地位。随着以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盛行，将减少这项制度持续下去的不确定性。
总之，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制约作用，并且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如果路径选择正确，制度变迁就会沿着预定的方向快速前进，并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从事收益最大化的活动，促进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制度进一步变迁的重要力量，双方呈现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
如果路径选择不正确，制度变迁不能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收益递增，而只是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那么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得不到支持，而且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经济衰退，这种“锁定”局面一旦出现，就很难扭转。因此，制度变迁的国家必须不断解决“路径依赖”问题。

十一、现代经济学的图景和反思

自从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一书以来，作为独立学科的经济学已经具有200多年的发
展历史了，经过了数次经济学大变革，当代的经济学可谓是呈现出一副五彩斑斓的理论图景，里面既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分，更有众多经济学流派的区别，凯恩斯主义促进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数理经济学也不断推动了经济学数学化的趋势，经济学各流派的裂变、创新与综合在时时刻刻进行之中，当代的经济学真可谓是精彩纷呈，呈现出一副繁荣景象。

纵观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史，我们不禁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思想在经济学历史上重要吗？有必要如此对经济学上各种重要思想做广泛的回顾、总结与反思吗？我们认为这是有必要的，因为思想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和原料，思想的发展是经济学理论发展进步的真正推动力量，在对经济思想发展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理解掌握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假如能够从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得出一些看法结论的话，以下几点就是我们的看法。

1、经济学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学科。我们对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运行方式的理解随着历史
的发展而不断进步，从古典学派的诞生、边际学派的兴起到马歇尔构建出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大厦，再到凯恩斯主义革命创立宏观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的产生，以及后来的货币主义、供给主义对凯恩斯主义发起的理论挑战，这样一部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无一不在昭示着经济学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学科。

2、重大历史事件和学科专业化共同构成了经济学发展的推动力。在一些情况下，重大
历史事件激发了当时经济学家的新思考，从而极大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经济大萧条和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等等。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经济学的发展则几乎独立于历史事件，而是依靠本身学科专业化努力的成果。

3、少数几个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对经济学理论发展历
程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理论的发展是众多经济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一点，少数几个经济学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比如亚当斯密、马歇尔、凯恩斯等等。

4、经济学已经变得日益专业化、数学化。随着经济学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的不断进
步，经济学本身作为一个学科也已经变得日益专业化、数学化，一方面经济学研究领域内部不断出现细分化趋势，各种以某些具体领域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类别发展迅速、层出不穷，如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等。另一方面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数学方法已经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有些质疑的声音，但是经济学数学化趋势依然日益加深。

回顾整个经济思想史，古典经济学思考和追求的是如何更好的实现国民财富的增加，新古典主义则相信自由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当然也就是最好的国民财富创造机制，但是西方大萧条暴露出了市场失灵的问题，凯恩斯也因此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论，认为应该通过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来摆脱生产过剩与经济衰退。不过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美国滞胀危机又让凯恩斯主义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困境之中，后来的各种反凯恩斯主义的新兴经济学派，虽然在理论方面有所创新、有所洞见，但基本上还是再一次回到了新古典主义自由市场论的路子上来，而当代经济学更多的是各种数理化的高深模型，在经济理论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我们觉得遗憾的一点是，好像古典经济学所一直追求的富国裕民的目标被现代经济学有意无意忽略了，在如何维持一个经济体实现长期的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经济繁荣问题上，经济学家们依然还没有取得令人信服、清晰一致的理论答案，凯恩斯主义考虑更多的是在于如何摆脱经济衰退和失业，而不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
在经过两百多年众多经济学家殚精竭虑的思考后，对这个关系到人类经济发展重大理论问题的答案却依然缺失，是我们在反思整个经济学理论感受特别深刻的一点。不过在新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的当代经济学中，有个新的理论颇为引人注目的，那就是现代货币理论（MMT）。

1、现代货币理论（MMT）

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有别于主流货币理论、给人以新启发的现代货币理论学派（MMT），该理论以国家货币理论为基础，认为货币是起源于债权债务关系，其
诞生与承担记账的职能有关。出于对货币的不同理解，现代货币理论对货币和财政政策也有一些和主流经济学不同的观点，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如下：
首先，现代货币理论所强调的“现代货币”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政府信用货币体系。该理论认为货币是一种政府债务凭证，即主权货币，不与任何商品和其他货币挂钩，只与未来税收债权相对应。政府用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财政支出先于收入，政府通过支出的方式让货币在市场中流通，并通过税收等方式收回货币，从而完成货币创造和回收的闭环，在这过程中，先由财政支持创造货币，再用税收回收货币。
因此主权政府在主权货币制度下不会破产。该理论认为经济活动中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是货币存量和流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宏观会计学原理来看，一个部门的资产，必然是另一个或几个部门的负债。因此，国内私人部门的净收入必然等于本国政府和国外部门的净支出。在国际收支平衡的前提下，私人部门所积累的盈余只能来自政府赤字。其次，现代货币理论认为主权货币具有无限法偿，没有名义预算约束，只存在通胀的实际约束。政府是主权货币的发行者，既没有违约的意愿，又可以通过央行创造货币来履约，主权政府没有破产危险，因此，不必过于关注财政平衡。政府债券发行的效果与货币政策类似，可以帮助维持市场利率，政府赤字增大会降低利率，而不是传统所理解的提高利率。
当政府增加支出时，央行在市场上买入债券，等同于投放基础货币，由于私营部门获得了大量货币供给，而货币需求却基本稳定，因此利率将趋于下降。通胀是政府债务的实质约束因素，但在实现充分就业之前，通胀并不会与货币数量增加挂钩，只要有足够的供给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就可以在不引发通胀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政府债务上限空间。
再次，现代货币理论主张功能性财政，即应由财政代替部分央行的承担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通胀职能。政府可以用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发行债券与货币政策操作类似，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等于非政府部门的盈余，财政政策的目标不是预算平衡，而是充分就业。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可以通过为货币创造来为财政开支提供资金来源，只要政府举债用的是自己的货币，只要通胀没有失控，那么就不用担心赤字问题。

2、现代货币理论与主流理论的差异

在分析讨论现代货币理论内容时，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货币理论的主要观点与主流货币理论显然存在着很大差异。
1、在现代货币理论中，财政支出先于财政收入，政府完全可以偿还任何以主权货币支
付的债务，不必担心破产；但在主流观点中，政府收入是政府支出的保障。
2、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支出可以由货币创造提供资金，而主流观点则认为央行应该
独立于财政。一般来说，中央银行独立制度能避免政府直接从央行获得融资，这样可以对政府施加财政约束，阻止政府通过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赤字支出，这也是当前各国采取的主流措施，然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货币创造的方式来为财政支出提供资金，也就说政府可以通过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从央行获取所需要的资金，从而在相当意义上，削弱了央行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3、现代货币理论否定预算平衡的必要性，认为财政赤字不可怕，财政政策的目标是保
证充分就业而非维持财政平衡，而主流观点认为政府财政赤字需要受到约束，肯定预算平衡的必要性，否则会损害主权信用和货币价值，并大幅推高通货膨胀率，政府大印钞的结果必然是恶性通货膨胀和信用崩溃。而按现代货币理论，政府却应该使用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创造货币来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帮助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只要不面临通胀风险，财政扩张和赤字增加就不可怕，而通货膨胀可以通过提高税收和发行债券从经济中去除多余货币的方式来控制。
现代货币理论对于货币角色的不同理解和观点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但也因为与主流理论存在着明显差异，从而引发了巨大争议，它的财产赤字无害论、政府债务无忧论更是受到诸多质疑批判，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它是荒谬的，是“巫术经济学”，认为在为合理化政府的大举借债行为而辩护，在为巨额财政赤字和无限制印钞大开绿灯，更是打开了通向恶性通货膨胀和金融崩溃的大门。

3、货币理论的新观点

不可否认，现代货币理论的很多方面确实很多值得进一步质疑讨论的地方，认为只要没有通胀约束，就可以无止境的通过货币创造的方式来为财政开支融资的观点，确实值得商榷，因为一旦政府大印钞成为一种现实和未来的持续情况，这可能会极大动摇人们对货币价值稳定的信心，严重影响人们的投资、消费、储蓄等正常经济行为，从而会给货币、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经济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和不稳定性，甚至可能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金融信用崩溃。
但是现代货币理论学派对于货币的不同理解，主权货币论的确给人以新的理论启发，而关于货币可以承担功能性财政职能以及财政支出可以通过政府发债由货币创造提供资金等观点确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不过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没有考虑货币发挥功能性财政职能时候的具体用途以及在什么样的国家更能适合发挥货币这种职能的问题，货币是能承担适当的功能性财政职能，但关键还要看资金使用的结果以及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程度国家能更有效的使用。
传统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一般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等职能。价值尺度是指货币用来衡量和表现商品价值的职能，这是货币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流通手段是指货币在商品流通中充当交换媒介的职能，贮藏手段是指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充当独立的价值形式和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而储存起来的一种职能。但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我们觉得传统货币理论关于货币职能的理解有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地方，货币除了以上三项基本职能外，还可以有充当发展手段的职能，所谓发展手段职能是指可以通过货币创造方式，通过增加投资，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产出，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职能。

4、主权货币发展论：寻找经济长期繁荣之路。

对于货币这种新职能的理解结合主权货币论，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新的货币理论，即主权货币发展论，它的理论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现代货币实际上是一种政府信用货币体系。我们认为货币是起源于债权债务关系，
主权货币是一种政府债务凭证，与政府资产、税收、债权等国家信用相对应。
2、主权货币具有无限法偿，主权政府在主权货币制度下不会破产。政府是主权货币的
发行者，又可以通过央行来创造货币，因此主权货币具有无限法偿，主权政府没有破产危险，
3、货币的功能性财政和发展职能。也就说货币应该承担相应的实现充分就业、稳定通
胀和发展经济的职能，政府可以用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发行债券与货币政策操作类似，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不是预算平衡，而是充分就业、稳定通胀和经济发展，为了更好的完成这一目标，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两者需要更有效的协同运作。

4、适当债务论。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可以通过适度规模的货币创
造方式来为财政开支提供资金来源，只要没有通胀风险，对于这种适度规模的货币创造债务行为又在政府可以承受的范围内，那么就不用过于担心财政扩张和政府赤字问题。5、发生通胀时，央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或政府发行债券偿还央行欠债等方式来回
收货币。

根据主权货币发展理论，我们还可以推理总结出了以下的三个观点，这些观点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现代经济的运行过程和规律，从而有利于我们寻找到一条通向经济长期繁荣之路。
1、无金融危机论。根据主权货币论，主权政府在主权货币制度下不会破产，那么从本
币内债角度出发，不管哪个地方出现局部金融风险，作为主权政府的代表央行具有无限法偿能力，就可以积极发挥最后贷款人角色，通过货币创造的方式来提供救济整顿，从而能够大幅缓解金融风险和稳定金融市场，有效避免了金融危机和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也就是说，从本币角度出发，只要积极发挥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主权货币经济体无金融危机和金融系统性风险。
2、无经济萧条论。根据主权货币发展论的功能性财政观点，假如出现经济下行、经济
衰退局面的话，那么政府就可以通过货币创造的方式来进行财政开支，而无需受到实际预算和财政赤字的束缚。针对市场的顺周期波动特征，在经济衰退、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摆脱实际预算收入的束缚，从而更有效的进行逆周期调节，政府通过创造货币的方式来增加财政开支，增加货币供给量，并且可以为政策性金融系统、商业银行、企业等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就会起到刺激总需求和维护经济总体稳定的效果，消费支出增加，投资支出回升，经济也将会逐步回暖，从而有效避免了由经济衰退滑向局面更恶化的经济萧条。也就是说，根据主权货币发展论的观点，只要政府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发挥好货币的功能性财政作用，主权货币经济体没有发生经济萧条的危险。
3、加快经济发展论。根据主权货币发展论观点，即时在经济正常情况下，只要国家债
务控制在适当范围内，在实际经济体还存在着大量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出增加的机会，那么就可以积极发挥货币的发展手段职能，通过适度规模的货币创造方式来进行政府投资支出或者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企业等非政府部门提供资金来源，一方面投资增加，负债增加，货币供给量增加，另一方面提高了生产能力，资产也增加，产出扩大了，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由于产出和货币存量、财政赤字和社会资产成比例增加，物价也能保持在大致稳定的范围内，从而有利于实现加快经济发展的目的。
通过政府发债获得货币到底用于什么地方，是用在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创办工厂、科技研发、发展生产力、亦或是用于居民福利开支，或者纯粹是胡乱折腾花掉，结果显然是有着极大的不同，在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国家，使用效果也会有所不同，显然工业发达的大国由于制造业发达、大多数产品都能自给自足、金融市场也相对发达，从而能够给这种货币创造方式更适合的发挥空间。如果政府发债形成了有积极意义的基础设施或者其他资产，也没有导致外债的扩大，货币创造为投资提供了资金，固然货币存量因此增长了，但也实现了资产的增加、生产力的提高和产出的增加，那么在政府财政赤字增加的同时，另外一端的政府资产或者产出也在相应增加，还增强了经济发展潜力，有利于经济趋于充分就业状态，经济产出和货币存量成比例增加，物价水平也能保持大致的稳定，对于这种适度规模的货币创造财政开支，债务行为又在政府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的话，就没有必要过于害怕了。

根据主权货币发展论的观点，只要能够妥善使用好货币这一工具，那么主权经济体既不会有金融危机、金融系统性风险和经济萧条，而且还能通过增加投资和提高生产能力，实现加快经济发展的目的，也就是说货币金融不仅可以服务实体经济，而且还可以有促进就业和发展实体经济的新功能。只要政府债务还在适度规模内，而经过审慎考虑后的政府支出又确实可以达到促进就业、增加产出和发展经济的效果时，那么就可以通过货币创造的方式来为这种政府支出提供资金，而无需过于担心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问题，当然根据谨慎性原则，通过二级市场，政府发行债券从央行间接融资的方式比起直接融资要来好，通胀效应也会弱得多。
说实话，主权货币发展理论是建立在主权货币论和货币新职能观点上的，但是根据主权货币论而推理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是颇让人震惊的，如果能够发挥好货币的角色和功能，人类就可以摆脱困扰已久的金融危机、金融系统性风险和经济萧条的威胁了，因为它的逻辑是如此简单但理论效果却是如此巨大，而且越是工业化的大国理论效果就越是突出，着实有让人惊讶疑惑、还需要继续思考的地方。

但是回顾经济思想史，我们发现著名美国经济学家费雪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费雪也不认为经济周期、经济萧条是经济所固有的，而是主要与货币弊病相关，认为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给量、债务问题和通货紧缩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周期问题。所以从费雪的经济思想来看，所谓主权货币发展论的观点也就不会那么不可思议了，也许只有真正理解货币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现代经济的运行机制，我们也才有可能寻找到一条可以让经济体长期维持高增长、低通胀和高就业的经济繁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