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流派

现代经济学流派

序言

现代经济学可谓是学派林立、众说纷纭，当然这是和它本身依然还不能称的上是一个完整科学的学说不无关系，但是通过研究各个学派的理论内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这不仅对于我们深刻了解现代经济学整体发展状况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有助于加深对经济学这个学科本身的思考和理解程度。

但是如何划分经济学流派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划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文里主要是以是否具有鲜明重大的经济理论内容，是否具有比较一致的经济理论观点等作为划分的基本依据，当然由于现代经济学的流派繁多，整体队伍异常庞大，难免总有挂漏之感。

经济学流派之一：新古典综合派

新古典综合派，又称后凯恩斯主流派，是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该学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理论基础上，结合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分析理论，来构造一个和谐统一的经济理论大厦。尽管从现在来看，这种努力并不十分成功，但是在二战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理论二者所做的综合，使西方经济学渡过了一段相对平静和意见较为一致的时期。

当时西方经济学界众多的经济学家都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信徒，他们对许多重大的经济问题也取得了相当一致的看法，该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不仅对当时的美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实际其他国家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新古典综合派的名声和被接受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学派，从而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由于实际经验与理论解释上的困境，新古典综合派正统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开始动摇，它的逐步衰微标志着经济学共识时代的结束。新古典综合派在综合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时候，未能注意到两者的不同点与缺陷之处，这就铸就了该学派理论本身的不足，为它的衰落埋下了内部的隐忧。新古典主义的最大弱点是在于把市场看得至善至美，认为市场是完全可以自我趋于均衡的，而凯恩斯主义则认为市场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需要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古典综合派在对两者进行综合的时候，并没有仔细地理顺这内在逻辑矛盾，而是简单地将宏观的凯恩斯主义嫁接到微观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身上，甚至弄出了两套逻辑不一致的经济理论，一套是宏观经济学，一套是微观经济学，各说各话，由此可见，新古典综合理论本身就存在极大的不完善之处，这也是它以后遭遇尴尬困境的主要原因。

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新古典综合派既无力诠释“经济滞胀”现象，又提不出有效的治理对策，从而使得该学派备受指责，跌落正统主流经济学的宝座。从此之后，西方经济学失去了共识，各个学派揭竿而起，派别林立，各领风骚。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诸多经济学派在“反凯恩斯主义”的大旗下聚集，它们破除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迷信和盲从，并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治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经济学的天下并未归于哪个学派的麾下，这些学派中也没有一个能像新古典综合派一样，取得大多数经济学的共识。就目前状况而言，一个能够完全取得新古典综合派，并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的经济学流派的出现，尚需时日。

一、凯恩斯革命

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都陷入经济的长
期萧条之中，史称“西方经济大萧条”。当时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急剧下降，工商企业大批破产，银行纷纷倒闭，失业激增，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4.9%，
英国的失业率也达到了21.3%。在经济危机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倒退到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末的水平；失业人数高达3000万以上，加上半失业者，总失业人数将近5000万人；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66%，倒退到了1913年的水平。
西方经济大危机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灾难，美国经济学家福克纳在《美国经济史》一书中写道：“萧条的年月所引起人们的消沉、不满和怀疑是广泛而深刻的。”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大量的失业人员和严重的生产过剩，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显得无能为力，这就是西方经济学所称的“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前，在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是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从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和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出发，把市场经济描绘成一部可自行调节的完美机器，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自身是趋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它能够保证全社会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在内的经济资源得以充分的利用和合理的配置，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得到最大的满足。

美国经济学家雷诺兹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归纳为以下几个命题：

1，“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的萨伊定律，也就是说产品生产的同时也提供了产品的购
买手段，社会总供给总是等于总需求，市场经济不会发生总需求不足或生产普遍过剩的经济危机。

2，市场经济有自然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倾向，当市场一旦处于不均衡状态时，市场的
各种内在力量会使它很快恢复均衡。

3，利息率是调节经济生活中储蓄等于投资的机制。

4，劳动工资是调节劳动力市场中劳动供求均衡的机制。

5，市场经济不要政府的干预，但是允许有一个例外，政府可以对货币供给进行管制。
但是，正如经济学家琼.罗伯逊所说的，新古典经济学“那种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
趋势的学说，未能经受住1930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在这样一种经济萧条和学术困境的情况下，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重大的修正。

凯恩斯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总需求并不是必定等于社会总供给的，总需求不足是经常存在的现象，因此，经济完全有可能出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凯恩斯认为总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量，失业就是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由于总需求不足，商品滞销，存货过多，投资下降，引起生产缩减，解雇工人，造成失业大量增加。而所谓有效需求，是指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从而处于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它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由于边际消费递减倾向造成消费需求不足，资本效率递减倾向造成投资需求不足，因此有效需求容易发生不足现象，从而导致社会总就业量的不足和经济萧条的产生。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由于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决定的。
1，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凯恩斯认为因为人们有天生喜好储蓄的习惯，在人们收入
增加的时候，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但是消费额增加的比例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从而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发生递减，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越来越大，这毫无疑问必然会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
凯恩斯写道：“无论从先验的人性看，或从经验中之具体事实看，有一个基本的心理法则，我们可以确信不移。一般而论，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消费，但消费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甚。”
2，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所谓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是指人们预期从投资中获得的利润
率（即预期利润率）将因增添的资产设备成本提高和生产出来的资本数量的扩大而趋于下降。

凯恩斯在用边际消费倾向规律说明消费不足之后，接着用资本边际效率崩溃去说明投资不足。凯恩斯认为随着资本的不断增加，资本边际收入同样会出现下降趋势，因此资本边际效率的递减会极大地抑制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会造成投资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详细描述了对资本边际效率，即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是如何引致了经济周期的。
凯恩斯写道：“繁荣期之特征，乃一般人对资本之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故即使资本品逐渐增多，其生产成本逐渐增大，或利率上涨，俱不足阻碍投资增加。但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上，大部分购买者都茫然不知所购为何物，投机者所注意的，亦不在对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作合理的估计，而在推测市场情绪在最近未来有什么变动，故在乐观过度，购买过多之市场，当失望来临时，来势骤而奇烈。不仅如此，资本之边际效率宣布崩溃时，人们对未来之看法，亦随之黯淡，不放心，于是灵活偏好大增，利率仍上涨，这一点可以使得投资量减退得非常厉害：但是事态之重心，仍在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前崩溃——尤其是以前被人非常垂青的资本品。至于灵活偏好，则除了由于业务增加或投机增加所引起的以外，须在资本之边际效率崩溃以后才增加”。
3，流动性偏好，又称灵活偏好，灵活偏好规律是指人们愿意保持更多的货币，而不愿意保持其他的资本形态的心理法规。凯恩斯认为，灵活偏好是对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的反映，具体而言是由以下的动机决定的：
①交易动机，指为了日常生活的方便所产生的持有货币的愿望；
②谨慎动机，指应付各种不测所产生的持有现金的愿望；
③投机动机，指由于利息率的前途不确定，人们愿意持有现金寻找更好的获利机会。这三种动机，尤其是谨慎动机，说明面对诸多不确定性时，人们通常不敢轻易使用自己的存款。

凯恩斯以他内在逻辑一致的三大心理规律，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萨伊定律”和“市场充分就业均衡论”，对于经济危机作了全新的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摆脱危机，走出萧条的全新思路。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不应该被视为自然的现象，也不应该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缺陷，而只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某些缺陷造成的。

既然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是在于有效需求不足，那么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提出自己的药方：扩大投资，增加消费，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凯恩斯得出的政策观点是：放弃自由放任原则，实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原则；政府应当负担其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责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保证社会有足够的有效需求来实现充分就业。

由于凯恩斯对20世纪西方经济大萧条给予了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分析，他的有效需求理论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他的经济政策观点也为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危机提供了一种现实合乎逻辑的途径。因此，凯恩斯被众多西方经济学家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布伦纳教授所说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期间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拯救了30年代的资本主义。”

二、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

二战以后，在西方世界享受长时期经济繁荣的环境下，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由对立逐渐转向了共存和相互融合，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新古典综合派”，该名词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首创的，在1961年出版的《经济学》第五版一书中，他把自己的力量体系命名为“新古典综合”，以说明该理论体系特色和理论渊源，因此“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理论也就以最完整、最严密的方式体现在萨缪尔森的那本异常畅销的《经济学》一书中。

虽然新古典综合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但是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实际上在战前就开始了。美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1937年发表的《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经济家》一文中，以三个方程式和IS-LM模型概括了凯恩斯的理论。希克斯撰写
此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通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他当时的结论是，凯恩斯的三个方程式不过是“向马歇尔的正统经济学跨回了一大步，以致他的理论很难与经过修订和限定范围内的马歇尔理论相区别。”所以，希克斯的这篇重要文献可谓是新古典综合派的开始，它把凯恩斯主义综合为宏观一般均衡理论，并将它开始与新古典经济学联系在一起。

汉森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IS曲线可以根据新古典学派的可贷资金学说推导出来。根据可贷资金学说，利息率决定于可贷资金需求表和供给表的交点，可贷资金表是由个人和企业储蓄、因货币增加而增加的可贷资金部分及退出窖藏状态的那部分货币余额组成。由于储蓄水平随收入水平而变，因而可贷资金的供应表也随收入水平而变。这样，就会得到不同收入水平的一系列可贷资金表，它们可以可贷资金需求表中投资需求表相结合，就形成了IS曲线。

经济学家帕廷金根据希克斯的一般均衡论，更深入地进行了结合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工作，他于1956年出版了《货币、利息和价格》一书，在书中，他在保留新古典货币数量学说的同时，运用了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法分析经济。
萨缪尔森可谓是新古典综合派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他首创“新古典综合派”一词，用以表示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结合的理论体系。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学》第一版，以教科书的形式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的综合，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综合派的正式形成。

所谓“新古典综合派”实质上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两者糅合在一起，把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的价值论、均衡论、分配论同凯恩斯宏观的国民收入决定论综合为一体，从而组成一个集这两者之大成的经济理论体系。其核心思想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市场经济活动，使得现代社会经济能够避免过度的繁荣或萧条的损害，趋于稳定的增长，并实现充分就业，则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将再度适用。在1964年出版的《经济学》第六版中，萨缪尔森认为，新古典综合就是总收入决定论与微观经济学经典理论的结合，因为“在管理完善的体系中，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得古典理论所提出的充分就业的假定得到实现时，经典理论就恢复了原有的地位。”

萨缪尔森提出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广泛地流行于二战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界，在20实际60年代中期以前，新古典综合派事实上成为了二战后西方的正统经济学，并成为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托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既是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的结合，又是两者在政策上的融合。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一般强调财政政策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缓和危机、减少失业的有力工具。而主张市场调节的新古典学派，则一贯强调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托宾强调指出，新古典综合派，就是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按照不同比例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

正当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自鸣得意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出现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现象，给了新古典综合派以沉重的打击。按照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当失业存在，货币数量增长的情况下，价格水平应当保持不变或小幅度上涨，只有在失业消除，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之后，价格才会真正大幅度的上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即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失业与通胀是不能并存的，是不可能在存在失业的情况下爆发通货膨胀的，但是这种观点无疑是直接违背“滞胀”事实的。
新古典综合派不仅在理论无法解释经济滞胀现象，同时也不能提出有效的治理对策，因为按照它的理论，在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况下，会产生自相矛盾的后果。如果扩大赤字，刺激消费和投资来解决失业，那么有效需求的增加将会抬高物价，从而恶化通货膨胀；反之，要是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和收紧货币政策，试图以此控制通货膨胀，那么有效需求的降低将会使得失业率上升，从而恶化失业问题。简而言之，新古典宗派的政策选择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之中。

理论上的无力和政策上的两难，这极大地动摇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统治地位，新剑桥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等新的经济流派对它争相展开批判，并发表自己独有的经济理论，力争推翻新古典综合派的统治地位。
在这种经济背景和理论环境下，新古典综合派无法再保持自己对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不得不对新的经济学派作出让步，部分地吸收新学派的理论观点。1972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8版中，悄悄收起了“新古典综合派”的旗帜，以“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
一词代替了“新古典综合派”，借以突出其理论的凯恩斯色彩，以及它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中的主流地位。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2版中，在原有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基础上，萨缪尔森对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三个学派的理论内容加以新的综合，形成了所谓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

三、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和主要著作

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汉森、希克斯、萨缪尔森、托宾、索洛、莫迪利安尼、奥肯等。

1，阿尔文.汉森（1887-1975年）
新古典综合派的先驱，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被誉为美国凯恩斯主义的建筑设计师。汉森1887年生于美国的南达科他州，1916年获美股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随后曾任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的教授。1937年起任哈佛大学教授，直到1956年退休。汉森教授在哈佛大学培养了不少优秀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即为其弟子之一。1938年，汉森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还担任过罗斯福政府的经济顾问、美国国务院经济专家、美国联邦储备局经济顾问等职。
汉森原来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奉者，对凯恩斯主义曾持有强烈的异议。但自1937年起，在他到哈佛大学任教后便转向信奉凯恩斯主义，并在美国积极鼓吹和传播凯恩斯主义理论，还写了一系列著作使得凯恩斯理论“通俗化”、“美国化”。汉森的代表作主要有《充分复苏，还是停滞》（1938年）、《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1941年），《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1947年），《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1953年），《凯恩斯学说指南》（1953年），《美国的经济》（1957年），《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1960年）等。

2，约翰.希克斯（1904年-1989年）
约翰.希克斯1904年生于英格兰的瓦尔维克郡，17岁获得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数学
，1923年，希克斯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数学学位的考试后，转入对“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习，192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1935年，希克斯到伦敦经济学院任助教，后来又任讲师，期间于1932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此后希克斯任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直到1946年。从1946起到1952年，希克斯任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高级研究员，直到1965年退休，并于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希克斯一生发表的论著甚多，所涉及的理论范围也较为广泛，他在价值、资本、工资、货币、利息、经济周期、福利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等理论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洞见，这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中是较为罕见的。希克斯引进一般均衡和序数效用分析构成其价值理论，从而使西方正统经济学大为完善。他在评论凯恩斯《通论》时所提出的IS-LM模型
，在现代经济学中广泛运用。希克斯的代表作有：《价值与资本》（1939年），《消费者剩余理论的重建》（1941年），《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1950年），《需求理论的修正》（1956年），《资本与成长》（1965年）等等。

3，保罗.萨缪尔森（1915——2009年）
萨缪尔森是当代新古典综合派的集大成者，他于1915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波兰裔犹太移民家庭，1923年，其家搬到芝加哥居住，1935年他获芝加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36年获芝加哥文学硕士学位，194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就读期间，师从熊彼特、列昂惕夫、哈勃勒和汉森研究经济学。1940年即受聘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以后提升为副教授，1947年起任教授。1960年，他被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为总统调查咨询顾问和美国国家计划局经济顾问。1970年，因发展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提高了经济科学的定量分析水平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美国人。

萨缪尔森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的诸多领域，几乎在西方经济学的各国方面均有自己的改正、补充、精练或发展，被誉为经济学界的最后一个通才，而且他还运用数学工具对各种经济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贡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不仅融合了宏观微观分析，而且理论内容涉及面之广泛也多为以往同类著作所不及，该书以四十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四百万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观念。萨缪尔森的主要著作有《经济分析的基础》（1947年）、《经济学》（1948），《线性规划和经济分析》（与索洛、多夫曼合著，1958年）。主要论文有：《乘数分析和加速原理的联合作用》（1939年）、《国际贸易和生产价格的均衡》（1948年）、《资本理论的寓言和现实性：代用的生产函数》（1962年），《处于困境的自由主义者》（1972年）等等。

4、詹姆士.托宾（1918-2002年）

詹姆士.托宾，1918年出生于美国的伊利诺斯州，1935年，托宾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四
年后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40年又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的六年时间里，托宾受到熊彼特、张伯伦、列昂惕夫等著名经济学家的指导。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托宾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政府任职，后应征入美国海军服役。1946年，托宾离开海军返回哈佛大学经济系，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47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任耶鲁大学副教授，1955年任教授。1961年托宾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1971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81年，因为在经济学方法、风险理论等方面均卓有建树，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托宾最为主要的贡献就是资产组合理论，它建立在以各个家庭和企业怎样确定他们的资产构成的基础上，主要讨论如何进行金融资产的组合以分散投资风险，并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托宾的代表作有：《国民经济政策》（1963年），《经济学论文集：宏观经济学》（1947年）、《十年来的新经济学》（1974年）、《计量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和经济计量学（1975年）等

5，罗伯特.索洛

罗伯特.索洛，美国经济学家，192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1947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学
士学位，1949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51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4-1958年
任麻省理工学院统计学副教授，1958-1973年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1973年起任
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1961年被美国经济学会授予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克拉克奖”，1980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87年因在研究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理论方面所作出的特殊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索洛的经济学贡献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他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该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理论内容。

索洛的代表作有：《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年）、《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1957年）、《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与多夫曼、萨缪尔森合著，1958年）、《增长理论：一个说明》（1969年）、《资本理论与收益率》（1963年）、《美国失业的性质与原因》（1964年）、《增长理论评注》（1969年）。

6，弗兰科.莫迪利安尼（1918-2003年）

莫迪利安尼出生于1918年意大利的罗马，1939年在罗马大学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39年，莫迪利安尼移居美国，194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巴德学院统计学讲师。1944年获纽约社会研究学院社会学博士学位。1949年任伊利诺斯大学副教授，而后任伊利诺斯大学、卡内基理工学院、西北大学教授。196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67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6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81年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198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莫迪利安尼在经济理论上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公司资本成本定理，即“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基础，提出
人的消费是为了一生的效用最大化，公司资本成本定理提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分析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新见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投资决策理论。
莫迪利安尼的代表作有：《国民收入和国际贸易》（1953年）《宏观经济学论》（1980年）、《储蓄的生命周期假定》（1980年）、《财政理论及其他论文集》（1980年）等。

7，阿瑟.奥肯（1928-1980年）

奥肯1928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194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56年获该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61年任耶鲁大学副教授，1963年起任耶鲁大学教授。1961年，奥肯被邀请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64年，他又被邀任为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68年被任命为该委员的主席，1969年任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奥肯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分析了平等与效率的替换关系，提出了估算潜在产出的“奥肯定理”，所谓潜在产出是指一国经济产出的最大值，即充分就业状态下的产出。奥肯发现了经济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约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1%。
奥肯的代表作有：《繁荣政治经济学》（1971年）、《平等与效率》（1975年）、《不公平的市场：如何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1983年）等

四、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理论内容

下面逐一介绍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理论内容

（一）、国民收入决定论

国民收入决定论是新古典综合派宏观理论的核心内容，该学派把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和新古典的均衡论综合为一体，建立了一个新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体系，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主张。

新古典综合派根据凯恩斯的总收入-总支出的理论，建立了相关的NI-AE的宏观经济模型。NI是指总收入，从供给角度看，它等于消费C与储蓄S之和；AE是指总支出，从需求角度看，它等于消费支出C与投资支出I之和。
如果社会经济中的总收入等于总支出，即：
NI=AE,C+S=C+I
也就是说，当S=I，储蓄等于投资时，则总需求与总供给将达到均衡。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国民收入的决定主要取决于总支出AE的水平，总支出水平AE，特别是投资支出I的数额如何，直接决定了国民收入的水平。
社会经济并非永远处于总供求均衡的状态，因为总支出水平不总是等于总收入水平的。当C+I>C+S时，这意味着社会有效需求增加，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产出和就业量都会趋
于上升，失业减少，国民收入增加，在总需求超过充分就业状态下的总供给时，过度需求将会引发通货膨胀；当C+I量都会趋于下降，失业增加，国民收入减少。
为了避免经济生活中的有效需求不足与过度需求问题，新古典综合派引入了政府干预因素。在NI-AE模型中，引入了政府支出G与政府税收T，这样总供求均衡的条件就改变为：
C+S+T=C+I+G
由于在NI-AE模型中引入了政府因素，因此就可以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来调节社会经济
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当总供求不一致时，政府就可以通过改变收支使得总供求趋于均衡状态。
当C+S+T>C+I+G时，出现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即有效需求不足局面，这时，政府应当通
过扩大开支，或减少税收，刺激需求，增加C、I和G，使总供求趋向于充分就业均衡状
态。
当C+S+T采取紧缩开支，或者增加税收，降低总需求，减少C、I和G，使总需求下降与总供给相
等的地步，抑制过度需求，使总供求趋于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均衡。
正如萨缪尔森所指出的：“在分析政府开支和财政政策时，C+I法具有极大的优点，它
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变为完全相似的C+I+G的方法。”

新古典综合派的国民收入决定论是对凯恩斯“有效需求原理”的进一步拓展，该理论表明，只要政府通过运用相关的经济政策，适当地扩大或减少政府的开支，就能通过需求管理政策，有效应对经济衰退或者经济过度繁荣问题，以熨平经济波动，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保持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二）、IS-LM模型

IS-LM模型又被称为希克斯-汉森模型，1937年，希克斯第一次提出了IS-LL模型，当时
他提出此一模型，并未考虑创立一个独立的理论，而只是借此模型说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的就业理论一样，仅是一种“特例”而不是说明“通论”。十几年后，汉森重新提出了这一分析工具，并将LL曲线改称为LM曲线，并于1953年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一书中予以宣扬，于是IS-LM模型开始成为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内容，并被用来作为产品市
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性分析工具，从而得到了普遍接受和广泛流传，尽管这个模型存在不少的缺点，但至今经济学家们仍然在使用它。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率是联系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纽带，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描述的是产品市场，而货币利息理论描述的是货币市场，实际上这两个市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产品市场中，总产量决定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由消费和投资组成，而投资作为利率的函数，当利率变动的时候，投资显然也会相应变动，从而对有效需求造成影响。当有效需求变动的时候，毫无疑问就会影响均衡的总产量，即实际国民收入，而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化又会影响交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货币市场的均衡状态造成新的影响。由此可见，利率与国民收入水平之间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IS-LM模型正是对这种
关系的一种具体描述。

然而，凯恩斯有关利息率的理论有两个缺陷：

一是利率的不确定性，汉森首先指出凯恩斯的利息论中的利率是不确定的，他认为凯恩斯所提及的与货币需求有关的三个因素中，只有满足投机动机所需要的货币量与收入水平无关。而满足交易和谨慎动机的货币需求，却与收入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应于每一个收入水平，都有一特定的货币总需求量，不同的收入水平对应着不同的货币需求曲线。当货币供给既定时，货币市场上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均衡利息率。不同的收入水平有不同的均衡利息率，但是除非知道收入水平，不然无法确定均衡利息率。所以，凯恩斯的利息率具有不确定性。
二是货币市场均衡无法保证产品市场也达到均衡，而两个市场相互作用，同时达到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实现均衡的必要条件。在货币供给既定的情况下，利息率决定于货币总需求，货币总需求有取决于收入水平。在消费已定的情况下，投资水平决定了收入水平，但是，如果不知道利息率的话，也就无法确定投资水平。所有这些变量都是相互联系的，必须按照一般均衡的概念，同时确定均衡收入与均衡利率，而凯恩斯未同时考虑两个市场，而是避开上述问题，在讨论产品市场均衡时，假定货币市场已经达到均衡，在分析货币市场均衡时，假定产品市场已经处于均衡状态。
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修补凯恩斯理论中这一缺陷，把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和货币
理论结合了起来，并建立起了一般的两市场均衡模型。
在产品市场中，投资I是利率r的函数，I随r的递增而减少；储蓄S是收入Y的函数，S随
收入Y的递增而递增。希克斯认为，将I=I(r)和S=S(Y)合在一起，就得到了收入与利息
率的另一种关系，形成了IS曲线，下列等式决定了均衡收入：
I（r）=S(Y)
在产品市场上，由投资与储蓄相等的点构成的轨迹形成了IS曲线，这条曲线描述了在产品市场上处于均衡状态时所对应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种组合，IS曲线的斜率为负，即高利息率和低收入水平相对应，低利息率和高收入水平相配对。因此，IS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位于IS曲线右方的收入和利率的组合都是投资小于储蓄的非均衡组合，位于IS曲线左方的收入和利息率组合，都是投资大于储蓄的非均衡组合。
在货币市场上，名义货币供给量为M，货币需求量为L=L(r,Y),货币供给由政府决定，是个既定的量，货币的需求量是利息率和收入的函数，当下式成立时，货币市场达到均衡：
M=L(r,Y)

货币供求相等点的轨迹形成了LM曲线。它表示在货币供给既定时，货币市场处于各种均衡时所对应的收入和利息率的组合，LM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高利息率和高收入水平相对应，低利息率和低收入水平相对应。这是因为货币需求量和收入水平呈同方向变动，和利息率成反方向变动。在低收入水平时，交易所需要货币量较小，而满足投机所需的货币量增加，利息率趋于下降。在高收入时，交易中所需的货币量增加，满足投机所需的货币量减少，利息率就会提高。
在利息率非常低的时候，LM曲线变为水平线，即当利息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货币的投机性需求就会变得无限大，此时，所有人都预期利息率不会再下降，从而都愿意抛出债券而持有货币，这种情况被称为“流动偏好陷阱”或“凯恩斯陷阱”。一般来说，在LM曲线右方的收入和利率组合，都是货币需求大于货币供给的非均衡组合，处于LM曲线左方的收入和利率组合，都是货币需求小于货币供给的非均衡组合。
将下列方程式联立：
I(r)=S(Y)
M=L(r,Y)
可求得未知数（r,Y）的解，这解就是IS曲线和LM曲线的交点E（见下图），这个交点就代表了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时的利息率和收入的组合，当利息率和收入水平处于此点位置时候，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达到供求相等的状态，经济体系也就因此达到一般的均衡稳定状态，因此我们就可得到一个关于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双重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IS-LM模型”。

现在我们来分析IS-LM模型的稳定性问题，即当利息率和收入水平的组合不在E点时，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双重均衡不能同时实现，经济体系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它会在产品市场的供求压力或货币市场的供求压力等内生变量的调整作用下，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运动，最后达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双重均衡状态。
比如以图中的A点为例，我们来看一下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过渡的调整过程。在A点，在产品市场上，由于投资大于储蓄，将使收入水平上升，在货币市场上，此时的货币需求大于货币供给，将会使利息率上升，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A点将会逐步右上方调
整，显然这个过程会趋于唯一的均衡点E，只有在这一点上，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才能
保持其稳定的均衡状态。
在IS-LM模型中，IS曲线表示可以使产品市场达到均衡的利息率和收入水平的组合点，
LM曲线则表示可以使得货币市场均衡的利息率和收入水平的组合点，而IS-LM曲线的交
点所确定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均衡组合，会随着两条曲线中的任一条曲线形的变动而变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某些外生变量来使得IS或LM曲线发生移动，从而得到一个新的双重市场均衡组合，即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经济政策来影响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状态，从而让经济可以趋向于更合乎人类愿望的状态。
IS曲线的移动源于总需求的变动，特别是投资需求的改变。当投资增加时，IS曲线会向右移动，在LM曲线不变的情况下，向右移动的IS曲线同它会相交于，一个较高的收入和较高的利息率的均衡点上，也就是投资需求的增加会导致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利息率的提高；反之当投资需求减少时候，IS曲线会左移动，情况正好会相反。
LM曲线的移动主要来源于货币供给的变动。当货币供给增加时，LM曲线向右移动，在IS曲线不变的情况下，向右移动的LM曲线会同它相交于，一个较高的收入和较低利率的均衡点上，也就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导致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利息率的降低；而当货币供给减少时，情况正好相反，在IS曲线不变的情况下，显然IS-LM曲线会相交于更低的
收入和更高的利息率的均衡点上。
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经济外生变量很少单独起作用，它们总是相互结合在一起共同对经济起作用，为了在IS-LM模型中考察这些外生变量相互影响、共同起作用的机制，所
以接下来我们分析，IS曲线和LM曲线同时移动对市场均衡的影响。
当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导致IS曲线的右移，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会导致LM曲线的右移，结果IS曲线和LM曲线会相交于一个新的均衡点，在这点上，收入有着较高的水平，利息率有较小的变动，也就是说当一个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时，结果会导致国民收入的提高和较小变动的利息率；当政府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候，情况正好相反，IS和LM曲线的同时左移，会导致出现收入水平的下降和较小变动的利息率。
当一个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导致IS曲线的右移，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让LM曲线向左移动，IS曲线的右移和LM曲线的左移，结果利息率会上升，但收入水平不确定。那么当政府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情况正好相反，会导致IS曲线的左移和LM曲线的右移，结果出现了利息率的下降，但收入水平不确定。
在LM曲线成为水平的部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显然既不能提高收入水平也不能降低利息率，因此在这称之为“凯恩斯陷阱”或“流动偏好陷阱”的区域内，货币政策是无效的。但是在这个区域内，扩张性的财政依然会起作用，使得IS曲线右移，结果会提高收入水平，而利息率却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在“凯恩斯陷阱”的这个区域 ，货币政策是失
效的，发生作用的只是财政政策。凯恩斯认为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经济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情况之中。
IS-LM模型反映了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条件下，国民收入和利息率之间的关系
，描述了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构成了一个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相互作用如何共同决定国民收入与利息率的理论框架，因此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工具。根据IS-LM模型，我们可以分析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改变，对
经济体国民收入和利息率所起的作用，也可以了解包括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内的一般均衡经济状态是如何变化的。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分析正是依据IS-LM模型而展开
的，因此，它毫无疑问地被普遍认为是新古典综合派宏观经济学中一个核心内容。

（三）、经济增长理论

这里我们介绍其中最有理论代表的两种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增长模型，即哈罗德-多马
模型和索洛的新古典模型。
1、 哈罗德-多马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在20世纪40年代分别由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
提出来的，因为他们分别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基本相似，故经济学界称之为哈罗德-多
马模型。
该模型假设生产中只用资本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而且这两种生产要素的配合比率是基本不变的，此外该模型还假设技术是不变的，即不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增长公式是：
G=S/C
在上式中，G代表的是国民所入增长率，S代表的储蓄率，即储蓄量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C代表的是资本-产出比率。根据该模型的假设条件，资本与劳动的配合比例是基本不变的，这样资本-产出比率也就保持不变，因此根据该增长方程式，经济增长率实
际上就是取决于储蓄率了。
例如，我们假定一国的资本-产出C比率为4，储蓄率S为12%，则根据哈罗德-多马增长公式，可得经济增长率G=12%4=3%，而要是该国的储蓄率为20%的话，那么该国的经济增长率则为G=20%/4=5%。因此，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一国的经济增
长率直接取决于储蓄率，储蓄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储蓄率越低，则经济增长率也就越低。
哈罗德-多马模型还用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这三个概念来分析经
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和增长波动的原因。所谓实际增长率是指实际上所发生的增长率，它由实际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所决定，即
G=S/C
而有保证的增长率G（w),又称之谓合意的增长率，是指长期中理想的增长率，它由合意的储蓄率S(d)和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C（r)决定，即
G（w）=S（d）/C（r ）
最后所谓的自然增长率（G（n））是指长期中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率，它由最适宜的储蓄率S（O）和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C（r)决定，即
G(n)=S(o)/C(r)
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在长期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
长率和自然增长率这三者相一致，即
G=G(w)=G(o)
如果这三种增长率不一致，则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具体来说，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增长率的背离，会引起经济中的短期波动，当实际增长率大于有保证的增长率时，就会引起累积性的经济扩张，这是因为实际的资本-产出比率小于合意的资本-产出所致，企业就会增加投资，使得这两者趋于一致，从而就刺激了经济的扩张。相反，在实际的增长率小于合意的增长率时， 会引起经济的收缩，因为这个时候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大于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企业就会减少投资，使得这两者趋于一致，从而就引发了经济的
收缩现象。

而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的背离也会引起经济波动，当有保证的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的时候，由于有保证的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能允许的增长率，因此经济将会出现长期收缩，反之当有保证的增长率小于自然增长率的时候，由于有保证的增长率没有超过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的程度，那么经济就会出现长期繁荣。所以因为减少经济波动，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应该使这三种增长率相一致。
哈罗德-多马模型是西方经济理论中最早的经济增长模型，它虽然比较简单，也有着很
多的缺陷，但是该模型的建立却大大刺激了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兴趣，以后的西方经济增长模型大多是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是对该经济增长模型的继承、发展和改进。

2、 新古典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来的，该模型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
所指出的经济增长途径是很难实现的，这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这三者很难达到一致，索洛把哈罗德-
多马模型所指出的经济增长途径称之为“刀锋”，意指该经济增长途径的非现实性。而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则通过假定可变的资本-劳动比率和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来使得增长模型更能符合实际经济的情况。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方程式是：
G=a(⊿K/K)+b(⊿L/L)+⊿A/A
在上式中，G代表的是产出的增长率，⊿K/K代表的是资本的增长率，⊿L/L代表的是劳
动的增长率，⊿A/A代表的是技术进步率，a代表的是经济增长中资本所作的贡献份额,b代表的经济增长中劳动所作的贡献份额， a与b的比率就是资本-劳动比率。
新古典模型从一个简化的假设开始，首先该模型假定没有技术进步，这意味经济最终会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产出水平和资本水平，这种状态被称之为稳态均衡，因此所谓的经济稳态均衡也就是指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达到静止状态之处，即⊿y=0且⊿k=0。新古典模型先从经济如何从当时的状态向稳定均衡状态的转变研究开始，然后作为最后一步再将技术进步加入模型中来。
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函数关系来表示
y=f(k)
其中y代表的是人均产出,k代表的人均资本，也即资本-劳动比率，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业也会逐渐增长，但是由于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每一单位资本增加所带来的产出的增加额将会越来越小，因此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最终将会趋于一个稳定数值，此时经济就处于了前面所说的稳定均衡状态了。我们分别用y*和k*来代表稳定均衡状态中的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的数值。
很明显，要保持给定的人均资本水平k所必需的投资，它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和资本折旧
率这两个因素。首先假定人口增长率n是恒定的，n=⊿N/N，因此经济体就需要为投资nk来为新工人提供资本，其次假定资本折旧率是资本存量的一个固定比率d，这就使得经
济每年对新资本的需求量增加了dk。因此，根据以上的假定条件，要想保持给定的人均资本水平所需要的投资则是（n+d）k。
接下来新古典模型又考察了储蓄和资本增长之间的关系。再假定没有政府部门、对外贸易、国际资本流动，也假定储蓄是国民所入的一个固定比率s，因此人均储蓄率便是sy
，即可得
sy=sf(k)
人均资本的净变化⊿k是储蓄超过必需的投资部分
即
⊿k=sy-(n+d)k
因为稳定均衡状态定义为⊿k=0,并且在y*,k*满足
sy*=sf(k*)=(n+d)k* 时才会出现。
新古典增长模型研究经济从某种初始的资本-劳动比率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转变到稳态
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储蓄率、投资、折旧率和人口增长率等。新古典模型认为，当储蓄sy超过必需的投资水平时，人均资本k就会出现增长，人
均产出也会出现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状态一直会持续到实际投资和必需的投资恰好一致的时候，此时 ⊿k=0，资本-产出比率处于即不会上升也不会下降的稳定状态之中。
因此新古典模型的一个重要含义在于，在有着相同的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的国家中，最终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会趋于一致，达到同样的稳定均衡状态。在该稳态中，k和y都是固定不变的，由于人均收入固定不变，那么总收入便以相同于人口增长率的速度而增长，即增值率为n,由此可见，稳态增长率不受储蓄率的影响，这是新古典模型的一个关键结论。
为什么长期经济增长率会独立于储蓄率呢？不是有很多人一直认为日本比美国经济增长更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的储蓄率大大高于美国吗？一个将收入的20%储蓄起来用
来增加资本投资的国家，其产出增长难道不会比一个只把收入的5%储蓄起来的国家要更快一些吗？但是根据新古典模型，这些结论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储蓄率并不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
前面新古典模型的分析，忽视了技术进步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现在在来考虑容纳了技术进步后的新古典模型，在考虑了技术进步之后，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显然等于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这二者之和，即⊿Y=n+⊿A/A。西方经济学家通常把技术进步的代表字
母放在函数的开头，即Y=AF(K,N),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所有的生产要素的，此时的A又被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索洛得出了g=(⊿y/y-Θ*⊿k/k)的关系式，
以这种方式表示的g则被称为索洛剩余，它意指全要素生产率实际度量的是，不能为投
入要素变化所解释的全部产出增长。
最后西方的新古典模型得出了几个关键性的结论
（1）、决定经济增长的是劳动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和技术进步
（2）、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是外生的，它独立于储蓄率s ，等于人口增长率n
（3）、虽然储蓄率并不影响长期增长率，但是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率可以提高稳态收入水平。
（4）、若允许技术进步，那么可得出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依然是外生的，长期的人均收
入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率决定，总经济增长率则是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二者之和。
（5）、资本-劳动比率是可变的，从而资本-产量比率也是可变的，这是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重要修正。
（6）、人口增长率，虽然增加了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但是却降低了人均资本和人均收
入的稳态水平，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对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降低人口的增长率。
（7）、人均收入趋同是新古典模型的最后判断。如果两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储蓄率
和生产函数相同，那么它们最终将会达到相同的收入水平。根据新古典模型的解释，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资本的缺少，但如果它们与富国的储蓄率一样，并有机会获得与富国一样的技术，那么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它们最终会赶上富国。而且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储蓄率不同的话，那么根据新古典模型，它们在稳态中将达到不同的收入水平，但如果它们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相同，它们的稳态经济增长率也就相同。
（四）经济周期理论——乘数-加速原理
乘数-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理论：是把投资水平和国民收入变化率联系起来解释国民收入
周期波动的一种理论，是最具影响的内生经济周期理论。乘数原理说明了投资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投资变动给国民收入带来的影响，要比投资变动更大，这种变动往往是投资的变动的倍数。由于经济各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某一个部门的一笔投资不仅会使本部门的产出增加，而且还会对其他部门产生连锁反应，引起这些部门投资与产出的增加。而加速原理要说明国民收入变动对投资变动的影响，国民收入的变动能够引起更大数额投资的变动。萨缪尔森便用这种乘数-加速原理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
动。

乘数理论

乘数理论原来是英国经济学家卡恩于1931年6月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国内投资
与失业的关系”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主要目的是阐述国家用于公共工程的支出和总就业量之间的关系，凯恩斯在《通论》一书中沿袭了卡恩的这一观点，并通过引入边际消费倾向这一概念，系统地阐述了乘数理论。
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论，则有下列等式：
Y=C+I
因而可得ΔY=ΔC+ΔI
经整理可得
ΔY=ΔI*1/[1-(ΔC/ΔY)]
其中ΔC/ΔY即是边际消费倾向，1-ΔC/ΔY即是边际储蓄倾向，其倒数1/[1-(ΔC/ΔY)]即是乘数，如果以K表示乘数，则可得下式
ΔY=K*ΔI
以上分析表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投资乘数也就越大，投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也就越剧烈，反之亦然。假如边际消费倾向为0.8，则乘数K=1/0.2=5，也就是说，政府增加一亿美元的投资额，国民总收入将会增加五亿美元。
加速理论
加速理论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阿夫塔里昂在1913年发表的《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一书中提出来的。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1917年发表的《商业的加速和需求规律》一文中叶提出同样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国民收入的变动或消费需求的变动，将会引起数倍的投资变动。例如假设生产某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消费品，需要投资价值三百万美元的机器设备，即资本产出比率为3:1,。在这样的情况下，若消费支出增加一百万美元，则需要相应增加三百万美元的投资支出。
经济学家阿夫坦利翁的经济周期观点也是建立此原理基础上的，他认为繁荣之所以会走向崩溃，并不是资本不足，而是由于在消费品产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需求不足所造成的。因为经济繁荣促进了对消费品的需求，由此带来了资本品生产的增长，但是现代资本品从投资到完成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并不能立即向社会提供相应的消费品。因此在消费品需求无法被充分满足的时间内，消费品价格会持续坚挺，利润率会长时间保持在一个丰厚的水平上，这就给相应的资本品生产部门不断发出刺激的信号，大量的资本蜂拥而入，投资额可能因此会远超正常的社会需求水平。
“正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是这种在消费品产量获得增长以前，必须经过一个漫长时期的情况，使得繁荣时期得以延长，也使得资本品的创建受到了过度刺激，终于打乱了经济平衡。”
当漫长的资本品生产程序终于完成，可以向社会提供消费品的时候，当该种消费品大量涌入市场，水漫金山一样淹没社会需求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该种产品已经供过于求，生产严重过剩，再也无法以原先的价格出清手中的产品了，大家争先恐后地低价出售产品，价格下跌，利润急剧减少，企业开始亏损，破产倒闭现象增多，经济崩溃局面由此产生了。
阿夫坦利翁对此过程做了非常形象的说明：“如果有人想把屋子烘得暖和些，他在壁炉里生起火，但是肯定得等上一会儿，他才能获得所需要的温度。当处于这一时间间隔内，屋里仍然觉得寒冷，温度计上的记录仍然没有动，如果他没有经验，就会再添加些煤，尽管炉子里的已经有了足够的燃料，等到全部烧着的时候，将会使他热得难以忍受，可是他还在不断地加煤。他以当时感觉到的寒冷和温度计上的记录为依据，结果就必然要使他获得超过他所需要的温度。”

经济周期中繁荣阶段的持续时间长短，取决于建立新的生产程度时期的长短。这一见解得到了不少经济学家的赞同，经济学家庇古和罗伯逊也认为资本创建时期在决定经济高涨时期的长短方面，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熊彼特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当新的生产程序完成，新的产品开始在市场上大量出现时，经济繁荣也就走到了尽头。

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所要说明的问题各不相同，乘数原理说明的是投资的变动何以会导致出现收入的巨大变动，而加速原理说明的是收入或消费的变动何以会导致投资发生巨大的变动。但这两者所说明的经济运动又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新古典综合派宏观经济学正是利用“乘数——加速数模型”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乘数——加速数模型

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只是说明了一定的投资变动如何引起收入和就业的变动，而没有说明收入的变动又如何反过来引起投资的变动。此外，凯恩斯的理论运用的是比较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没有考虑到从原先的均衡状态到新的均衡状态的动态调整过程。他认为只有将加速数原理和乘数原理结合起来，才能解释经济周期的累积性扩张或者收缩的过程。在1939年发表的《乘数分析与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一文中，萨缪尔森提出了“乘数——加速数模型”，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这一模型的表述为这样一个公式：
　　Yt = Ct + It + Gt　公式(1)
上式中Yt为现期收入，Ct为现期消费，It为现期投资，Gt为现期政府支出。这个公式说明了，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现期收入等于现期消费、现期投资与现期政府支出之和（不考虑开放经济中的净出口）。
　　现期消费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c和前期收入Yt − 1；
　　Ct = cYt − 1　公式(2)
　　现期投资取决于加速系数（a）和消费的变动（Ct − Ct − 1）；
　　It = a(Ct − Ct − 1) = a(cYt − 1 − cYt − 2) = ac(Yt − 1 − Yt − 2) 公式(3)
（3）式说明了在考虑消费时，投资最终仍取决于收入的变动，即加速原理说明的关系
。
设现期政府支出为即定的，即：Ct = Gt 公式(4)
　　把（2）、（3）、（4）式代入（1）式则得出：
　　Yt = cYt − 1 + ac(Yt − 1 − Yt − 2) + Gt 公式(5) 可以通过对c，a,Gt,进行设值计算 ，就可以得到一个周期性波动的动态经济模型。
据此可得到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模型的完整含义
（1）在经济中投资、国民收入、消费相互影响，相互调节。如果政府支出为既定，只
靠经济本身的力量自发调节，那么就会形成经济周期。周期中各阶段的出现，正是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这种自发调节中，投资是关键的，经济周期主要是投资引起的。
（2）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引起经济周期的具体过程是：投资增加引起产量的更大
增加，产量的更大增加又引起投资的更大增加，这样，经济就会出现繁荣。然而，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社会需求与资源的限制无法再增加，这时就会由于加速原理的作用使投资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由于乘数的作用使产量继续减少，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又会使经济进入萧条。萧条持续一定时期后由于产量回升又使投资增加、产量再增加，从而经济进入另一次繁荣。正是由于乘数与加速原理的共同作用，经济中就形成了由繁荣到萧条，又由萧条到繁荣的周期性运动过程。
（3） 乘数－加速原理表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会通过加速数对投资产生加速作用，而投资的变化又会通过投资乘数使国内生产总值成倍变化，加速数和投资乘数的这种交织作用，便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周而复始的上下波动。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干预经济的政策来影响经济周期的波动。即利用政府的干预（比如政府投资变动）就可以影响减轻经济周期的破坏性，甚至消除周期，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五）、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

凯恩斯主义认为，失业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通货膨胀则是过度需求产生的。如果一个社会中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存在着闲置的生产资源和劳动力，则为了刺激有效需求所采用的增加财政支出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其效果会使得价格保持不变或小幅上涨的情况下，失业减少，生产扩大，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只有有效需求增加到了使得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时候，生产资源和劳动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此时继续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造成需求过度才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大幅度的上涨，从而出现真正的通货膨胀问题。按照这一理论，凯恩斯主义者普遍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会同时发生的，只要调节好总需求就可以消除失业和通货膨胀，新古典综合派也是毫无疑义、全盘接受凯恩斯主义的这种看法。
但是20世纪60年后期，美国社会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经济滞胀”现象，这让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无力解释，于是新古典综合在反思传统凯恩斯主义对失业和通货膨胀解释的基础上，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论做出了一些修正，同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理论，在新古典综合派中出现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新解释，并把经济滞胀解释成菲利普斯曲线的右移。
菲利普斯曲线

1958年，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经济学报》上发表了《1861-1957年英国的失业和
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指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关系。最初菲利普斯曲线并不是反映通货膨胀与失业关系的曲线，但是新古典综合派很快将它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中，由于单位工资成本占单位生产成本的比例较大，所以工资的上升可以转化为价格的上升。因此，新古典综合派将菲利普斯曲线转化为反映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图形，认为这两者之间同样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想降低通货膨胀率，那么失业率就会提高；而要想降低失业率，那么通货膨胀率也会上升。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综合派对菲利普斯曲线所描绘的这种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都是深信不疑的。根据这一理论，新古典综合派建议政府可以采取相关经济政策，在一定范围内选择社会可以接受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组合。但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的滞胀现象，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局面，打破了菲利普斯曲线所描绘的这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美妙预言，也极大的动摇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原本对它所持有的坚定信念，连萨缪尔森也不得不改变腔调，对当时的总统福特建议：“不要听顾问说的那些话，说什么失业率提高到6%，并保持这样的失业率两年，就能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1970年代余下的年份中不超过3%或4%。”
但是新古典综合派并为完全抛弃菲利普斯曲线，而是开始另辟巧径，开始用菲利普斯曲线的右上移动来解释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以此来作为对经济滞胀的解释。新古典综合派认为不完全的市场结构和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导致菲利普斯曲线的右上移动，使得社会只能选择更高水平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组合。

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指物价的普遍上涨现象，萨缪尔森认为通货膨胀意味着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往往用物价指数来表示，即成千上万种产品的加权平均价格来计算通货膨胀率。萨缪尔森将通货膨胀区分为三种类型：　　
　　1， 温和的通货膨胀，价格上涨缓慢且可以预测，人们对货币比较信任　　
　　2， 急剧的通货膨胀，总价格水平每年以平均几十个百分点或上百个点上涨，货币币值贬值迅速，经济出现严重扭曲　　
　　3， 恶性通货膨胀，总价格水平每年以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上涨，货币急剧贬值，人们疯狂抛出，经济严重混乱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由需求拉动引起的，而萨缪尔森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并非只有一个，认为通货膨胀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有些通货膨胀是由于需求方面的原因引起的，而另一些则由供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是萨缪尔森也认为现代社会的通货膨胀，都有一个重要特征，它们都需要在内部积累能量，一旦爆发，便很难平息下去。萨缪尔森将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区分为两大类型，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萨缪尔森认为总需求是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之一，只要总需求的增长速度超出了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那么就会发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以使物价上升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总需求的增长通常是没有限制的，它可以年增长10%，或者20%，但是总产量的增长却是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因此只要总需求的增长超过了总产量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就会发生。这是由于需求方的过量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供给，从而将价格拉起，由于失业率降低，劳动力变得更加稀缺，工资也被相应抬高，所以通货膨胀会加速到来。这一点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传统凯恩斯主义认为只有在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下，而总需求却继续扩大，才会引发“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但在经济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之前，刺激有效需求，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新古典综合派显然对这个传统观点进行了一些修正和拓展。
同时新古典综合派也汲取了货币主义对通货膨胀的一些认识，比如萨缪尔森认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货币供给的快速增加，长期的总需求过度，主要原因就在于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了总产量的增长率。货币供给的快速增加使得名义需求快速增长，而后者又使得名义价格水平快速上涨。德国中央银行在1922-1923年曾
印刷数十亿的马克纸币，这些纸币疯狂涌入市场寻求面包和住房，从而造成德国当时的物价水平数万倍的上涨。

因此，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经济衰退时期需求增长过快，使得产量无法跟上造成的，他们指出美国在1965-1969，1971-1974年，1975-1979年期间，都曾经历了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固然可以解释经济从衰退状态转向繁荣状态过程中的某些通货膨胀现象，但是却无法解释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长期的经济滞胀问题。在经典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之中，通货膨胀必然发生在充分就业状态，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情况下，可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滞胀现象，却对这个理论给与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时的美国经济中，在有20%的生产能力闲置，10%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的情况下，物价水平还是处于继续上涨之中。对于这一点，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是无法解释的，后来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也包括萨缪尔森，创造性提出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来解释传统凯恩斯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经济滞胀”现象。

萨缪尔森认为通货膨胀除了需求拉动型之外还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他将之定义为，在失业率很高而资源利用不足时，由于成本上升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类型。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导致滞胀的最根本原因是总供给水平的下降，也就是总供给曲线的向左上移动，这会导致更低的总产量水平和更高的价格水平。而引起这种情况的的原因是生产成本的提高和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减少，在过快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的供给量会越来越少，这使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增大，从而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使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从而引发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只要生产要素的供给跟不上经济增长的要求，使得生产要素的稀缺水平大为提高，就会引发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的两次石油禁运和提价行为，就是这种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典型例子。石油的紧缺和油价的大幅度上涨，造成了总供给曲线往左上方向移动，导致总产量的减少和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从而引发了经济滞胀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全造成的，提出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概念。他们认为，经济滞胀在很大程度上市由于个别市场的结构不完全造成的，这种市场结构的不完全造成了工资刚性和产品价格刚性，它们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在经济衰退时期，适度的总需求提高本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但是局部市场的价格刚性使得市场机制遭到破坏，市场结构不再是完全的。当市场需求下降时候，工资和产品价格的刚性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左上移动，使得总产量减少，价格进一步上涨，从而出现了滞胀。　　　　　　　　

通货膨胀的危害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通货膨胀的危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通货膨胀对收入和财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人们所持有的资产和负债的种类差别造成的。假如你是个债务人，那么通货膨胀对你来说会比较有益些，因为你要偿还给别人债务的实际价值要比你原先借来的要少，但如果你是个债权人，那么情况会相反，通货膨胀使得你的债权相对贬值了。一般来说通货膨胀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而且也不利于那些依靠固定退休年金者，但更多的时候，新古典综合认为通货膨胀只是将众多的收入和财富搅合在一起，并随机地在全体居民中进行分配，而不会只单单冲击某些群体，从而让整个社会都变得怒气冲冲。
　　
　　（二）、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新古典综合派认为通货膨胀之所以损害经济效率，是因为它会扭曲价格信号，在一个高通货膨胀的社会里，人们很难区分相对的价格变化与整体的价格变化，以至于价格体系变得混乱无序，令人无所适从。通货膨胀还会扭曲货币的正常使用，人们为了避免手中的货币贬值，总是试图更愿意持有实际资源，而减少货币拥有量，使得整个货币体系关系混乱。
　　
　　（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综合派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并不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反而存在一些负相关的研究数据，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低通货膨胀率国家的经济增长最为强劲，而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的增长则较为缓慢。　　

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总是处于两难的困境之中，因为一个国家要想降低通货膨胀率，主要通过采取减少产出、控制需求、紧缩货币和信用的政策来实现。萨缪尔森曾严肃认真地考虑，降低通货膨胀政策要付出多大代价的问题，即降低一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会使GDP减少几个百分点及会使失业率上升几个百分点。萨缪尔森认
为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恰恰是造成二战后美国最大程度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20世纪90年代西欧经济大滑坡的主要原因。　　
因此萨缪尔森试图找到一种代价较低的反通货膨胀的政策，他认为用损失产出和提高失业率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国家和社会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往往会产生经济衰退、大量劳动者失业等等负面作用。萨缪尔森还认真考虑其他形式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其中包括收入和工资管制政策、物价直接控制政策、鼓励更加自由的市场政策和新的税收政策等等。最后萨缪尔森认为，如何找到一种可以避免以高失业率、产出损失为代价来遏制通货膨胀摆脱两难困境的办法，仍是现代宏观经济学最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之一。　　
失业理论与奥肯定理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就业水平是有总供求关系决定的，失业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总需求不足造成总供给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下的生产量，从而造成失业。
总供给基本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潜在产出，所谓潜在产出是指不会引发或增大通货膨胀压力条件下的一个经济体所能持续生产的最大产量，它取决于一个经济体中可利用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等投入的数量，以及使用这些生产因素的技术水平和效率水平。二是投入成本，比如工资水平、能源、原材料价格等等，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总供给曲线不仅受到潜在产出的影响，而且也受生产成本变动的影响。生产成本上升时，只有在较高的价格水平上，企业才愿意提供一定数量的产出。
新古典学派认为，价格和工资是有弹性的，任何偏离均衡的供给或需求都能很快得到纠正，并且在总供给或总需求受到冲击之后，能够重新回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但是新古典综合认为，短期内，由于存在像劳资协议这类刚性合同，因此价格和工资都是粘性的。在这种经济中，由于总供给曲线相对平坦，当总需求水平上升时，产出也会随着上升，特别是当产出处于较低的水平时更是如此。长期内，由于工资和价格有充分的时间来对市场的冲击做出充分的调整，总供给曲线被认为是垂直的，因此长期产出是由一国的潜在产出决定的，总需求水平变化更多影响的是价格而不是产量。
经验表明，在经济生活中，失业率通常会伴随着产出的变动而变动，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奥肯首先发现了产出变动与失业变动之间在数量上存在着显著的密切联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约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
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约下降1%，这就是著名的奥肯定理，也是新古典派失业理论
中的重要内容。

奥肯定理揭示了产出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之间极为重要的联系，描述了实际GDP变动与失
业率变动之间的经验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为防止失业率的上升，实际GDP增长必须保持与潜在GPD同样速度的增长率，而如果想要使失业率下降，那么就必须使实际GDP的增长率快于潜在GDP的增长率。

经济学派之二：新剑桥学派

新剑桥学派是现代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分支，因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等都在英国剑桥大学执教而得名。在理解和继承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该派提出了与新古典综合派相对立的观点，试图在否定新古典综合派的基础上，重新恢复李嘉图的传统，建立一个以客观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根据，探讨和制定新的社会制度，来调节资本主义社会失业与通货膨胀的矛盾。

一、新剑桥学派概述与代表人物

新剑桥学派是在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上所形成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派，也是在与新古典综合派，就增长理论、资本理论、分配理论等进行论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该学派认为自己才是凯恩斯主义的嫡传，而把新古典综合派称之为“冒牌的凯恩斯主义”。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罗伊哈罗德及卡莱茨基等。
琼.罗宾逊(1903-1983年)，她是新剑桥学派中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也是当代历史中最为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1903年，琼.罗宾逊出生于英国，于1922年入剑桥大学攻读
经济学专业，1925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士学位，1927年获得剑桥大学硕士学位。1929年开始在剑桥大学任教，最初是经济学的助理讲师，1937年升任副教授，1965年起任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直至退休。

琼.罗宾逊以其《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闻名于西方经济学界，她的主要经济著作有
：《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年），《就业理论文集》（1937年），《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42年），《资本积累论》（1956年），《经济增长论文集》（1962年），《经济学异端：经济理论中若干过时问题》（1971年），《现代经济学导论》（1973年，与伊特韦尔合著）

斯拉法（1898-1983年），原籍意大利，1898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都灵，毕业于都灵大学
，1924年在佩鲁贾大学法学院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926年转到撒丁岛的卡利亚里大学任教授，1927年接受凯恩斯的邀请，任剑桥大学讲师。斯拉法于1925年发表《成本与产量之间的关系》论文，1926年发表《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论文，在这两篇论文中，他认为，马歇尔的价值理论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其最基本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完全竞争概念和相交的供求曲线决定价格与产量，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并对要在单位成本与产量之间确立一种函数关系进行了批评，揭露了传统经济学所普遍使用的完全竞争模式的突出弱点，斯拉法从此开始在西方经济学界崭露头角。经过30多年的思想准备，斯拉法于
1960年出版了《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该书研究一个经济体系的各生产部门在生产方法不变的条件下，日复一日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生产的基本状态，试图解决李嘉图终生困惑而未能找出的“不变的价值尺度”问题，该书的出版标志新剑桥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成就的形成，也为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卡尔多（1908-1986年），匈牙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以提出与经济增长相适合的收入分配论和建议以消费税代替个人所得税而著称。卡尔多1908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27-1930年就读于伦敦的政治经济学院，1932年起，
任该学院的助理讲师、讲师、副教授，1947-1949年，去日内瓦任欧洲经济委员会研究
及计划组主任，1949年回英国担任剑桥大学经济系讲师，1952年升任副教授，1966年晋升教授。

卡尔多的主要著作有：《价值和分配论文集》（1960年），《经济稳定与增长论文集》（1960年），《经济政策论文集》（1964年），《经济理论论文续集》（1978年），《应用经济学论文续集》（1978年），《税收报告》（1979年）
帕西内蒂，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1930年出生在意大利的贝加莫，并在米兰读完大学，接着去英国和美国，先后在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接受教育，1962年在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剑桥大学讲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他是国际经济学协会成员和执委会委员，经济计量学会成员，并因为对经济学研究的贡献而多次获奖。帕西内蒂在卡尔多理论的基础上，对收入分配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提出了关于利润率决定和收入分配问题的帕西内蒂定理，丰富了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帕西内蒂的主要著作有：《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增长与收入分配》、《生产理论》、《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等。

二、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渊源

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1，凯恩斯主义是新剑桥学派的首要理论基础。该学派坚持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坚持有效需求理论，强调投资支出对经济活动水平的决定作用。正因为如此，他们自命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嫡传，新剑桥学派将凯恩斯《通论》第24章中关于社会哲学的思想更加系统化和深入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是不均等的，因而也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坐收利息的食利者阶层，只要消灭了这个阶层，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大为改观，从而走向“文明生活新阶段”。

2，斯拉法在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则为新剑桥学派提供了微观经济
理论基础。在本书中，斯拉法以精炼的文字、严谨的逻辑重新恢复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为新剑桥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批判武器。该学派对此书极为推崇，甚至宣称要通过斯拉法的理论体系重回到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传统，“重建政治经济学”，所以新剑桥学派有时候有被称为“新李嘉图学派”。

3，卡莱斯基的经济理论。追溯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渊源，除了凯恩斯主义之外，难免还
要提到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的理论，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前，卡莱斯
基在1935年就以波兰文发表了几乎和凯恩斯有效需求原理相同的理论。他把社会分为两大阶级，国民生产分为两大部类，把不完全竞争、垄断价格的作用结合到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强调投资对国民收入变动和分配的决定作用。卡莱斯基的理论对新剑桥学派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琼罗宾逊对卡莱斯基就非常推崇，认为卡莱斯基的理论更富于逻辑上的一贯性，她说：“卡莱斯基的论述在某些方面是比凯恩斯的《通论》更为真正的通论。”

三、方法论与两个剑桥之争

经济学方法论反映了该学派的经济学家对所处世界一种总的研究方法、分析范式和持有的态度倾向。新剑桥学派的方法论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坚持历史的时间观点，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概念；二是强调社会制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三是坚持客观价值论，反对边际效用论。
历史观与均衡观

从方法论角度来说，新剑桥学派主张彻底摒弃新古典学派的均衡概念，树立起“历史时间”概念，琼罗宾逊认为“凯恩斯”革命的实质在于从“均衡概念”向“历史概念”的转变，《通论》的基本观点是打破均衡论的束缚，考虑现实生活的特性：过去是不能逆转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琼罗宾逊认为“一旦人们承认经济是存在于时间中的，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卜的将来前进的，那么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比喻为基础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整个传统经济学都需要重新考虑。”

基于历史观，新剑桥学派认为未来实质上不确定的，所以非常强调“不确定性”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提出货币的存在是和不确定性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如果对生息资产的将来价值确信无疑，人们就总是愿意要生息资产，而不愿意要现金。”，同时该学派也认为，对生产、就业，收入水平起决定作用的投资之所以容易发生波动，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缘故。

琼.罗宾逊说：
“凯恩斯所论证的问题是不确定性。”
“在这油面问题上，有过许多令人厌倦的争论，冒牌凯恩斯主义试图证明，这全是关于测量资本的问题，但是它不管同测量还是同资本都没有关系，而是同废除时间有关。就一个始终处于均衡状态的世界而言，将来与过去二者之间是没有区别的，没有历史，也不需要凯恩斯。”

新剑桥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在综合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的过程中，继承了马歇尔和瓦尔拉的均衡理论，并把传统的均衡概念又恢复起来，并移植到凯恩斯理论中去。新剑桥学派强烈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这一做法，认为这是一种倒退，“旧的理论又悄悄溜回来了”。罗伯逊说：“就一个始终处于均衡状态的世界而言，将来与过去两者之间是没有区别的，没有历史，也不需要凯恩斯。”这实质上强烈指责新古典综合派完全阉割了凯恩斯理论的精神本质。
社会制度分析与抽象分析

由于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只要实行以凯恩斯理论为依据的需求管理政策，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状态，新古典的微观均衡理论仍然是适用的。所以新古典综合派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仍然把资源最优配置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体，经济分析仍然以经济人作为出发点，不考虑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或把这些因素当作外生变量处理。
新剑桥学派强烈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这种忽视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方法，该学派认为，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等因素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分析中都起到巨大的作用。琼. 罗宾逊指出：
“经济关系是人们之间的关系。人类同物质世界的技术关系规定了人们过去的经济生活的条件，虽然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水平对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有着重大影响，但技术条件并不能决定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
“人类关系和工艺关系的相互作用是经济分析的论题。”
这种强调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分析方法，尤其突出地体现在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中。

客观价值论与主观效用论

新剑桥学派坚持凯恩斯对新古典学派的一些批判，强烈否定萨伊定律和市场自我调节的观点，认为市场是无法自我维持均衡状态的，否定储蓄支配投资的观点，坚持凯恩斯的投资支配储蓄的观点，同时也彻底否定主观价值论、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认为它们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收入的不均状态辩护的，他们推崇以斯拉法的生产价格论来重建整个价值价格理论。新剑桥学派认为价值应当具有一个客观、物质的基础，即不变的价值尺度，价格应该由生产条件所决定，而不能把价值视为主观的感觉。
因此，在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价值论的基础上，新剑桥学派主张恢复李嘉图传统，建立一个以客观价值论为理论基础，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故又有“新李嘉图学派”之称。琼.罗伯逊认为，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通过建立一套由合
成商品组成的“标准体系”，解决李嘉图遗留下来的价值尺度难题，为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客观价值论基础。
具体理论差异
在具体的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综合派也存在巨大的分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问题上，即如何看待“萨伊定理”和如何认识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关系。
凯恩斯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完全信奉“萨伊定理”的，认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总供给是等于总需求的，经济总是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在西方经济大危机期间，凯恩斯则在《通论》一书中，批判了宣称“供给创造自身需求”的萨伊定理，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我均衡论。但是新古典综合派认为，通过经济政策使得市场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状态之后，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可以再度适用。而琼.
罗宾逊对此看法持断然否定的态度，认为这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庸俗化，完全偏离了凯恩斯主义的实质，她指出，新古典综合派在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综合起来的过程中，使得“萨伊定理被矫揉造作地恢复了，并在它的掩护下，所有旧学说都偷偷地恢复过来了。”

在投资与储蓄分析中，新剑桥学派认为，“正统观念是以萨伊定理为依据，认为是储蓄量决定投资率。”，新古典综合派正是持有这种观点，认为在任何时候，只要通过利息率的调节，储蓄总是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的，因而投资是由储蓄支配的。凯恩斯的观点则相反，他认为投资和储蓄是由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进行的，投资是由公司、企业家决定的，储蓄则是由居民行为决定的。居民储蓄的增加，意味着消费需求的减少，从而将减少有效需求，导致失业率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增加投资，提高有效需求，才能增加收入和就业，从而使得储蓄和投资在新的国民收入水平上达到相等。
新剑桥学派认为，根据凯恩斯的观点，不是储蓄支配投资，而是“储蓄不能不受投资量的支配，储蓄水平随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在工人失业和生产设备利用不足的时候，投资支出的增加会提高收入，从而既增加消费支出，又增加储蓄。”而新古典综合派则认为，根据居民的储蓄倾向，算出充分就业状态时国民收入中的储蓄量，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来安排足够的投资，吸收掉这笔储蓄，经济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
“在被庸俗化的凯恩斯理论中，所有这些都被忽视了。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每年随时都会产生一定数额的储蓄。只要政府能保证有足够的投资来吸收这些储蓄，就万事大吉了。”这种观点，新古典综合认为实际上是抛弃了凯恩斯“投资支配储蓄”的基本观点，“这样一来，我们就回到了古典学派所想象的积累决定于储蓄的那个世界，旧的理论又悄悄溜回了。”“回到了储蓄支配投资这种均衡世界，而微观理论也就可以再滑进老槽了。”

总之，在新剑桥学派看来，新古典综合派不论是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经济理论内容方面，都已经彻底背叛了凯恩斯主义，琼罗宾逊说，“在北美以及由北美向世界传播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我称之为冒牌的凯恩斯主义”，“曲解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冒牌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助长了与失业、通货膨胀交织在一起的无计划的增长局面。”从而产生了“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
两个剑桥之争

1953年琼.罗伯逊发表《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一文，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进行
了猛烈抨击，该文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强烈反响和争论，酿成了历史上相当有名的“两个剑桥之争”。发起理论挑战的一方是以琼.罗伯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应战的一方
则是以大名鼎鼎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萨缪尔森、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由于麻省理工学院也正好地处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故史称“两个剑桥之争”。
1953年，琼.罗伯逊提出了在总量生产函数中，异质的资本品如何加总计量的问题，也
就是质疑新古典综合派在总量生产函数中，对异质的资本品采取简单叠加的抽象方法。1960年，斯拉法在著名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采用两个部门模型证明，新古典生产函数只能用在单一产品模型中，而一旦用于两个部门模型，则由生产函数所推论出来的新古典理论所有基本定理就都不成立了。
这种逻辑一致性问题对新古典综合派的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来说，显然是相当重要的。为了维护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声誉，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为自己展开辩护和反驳。
在随后的1969年，经济学家索洛提出了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可以避开异质资本品加总问题而保持新古典理论的观点，即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可以把每一种资本品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于这一回答，新剑桥学派则做出回应，表明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显然只是回避了资本计量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将不能再使用总量生产函数。

新剑桥学派认为用单一数量测量的新古典资本概念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仅就只存在单一商品而言，采用形如y=f(k,l)的生产函数，给定资本-劳动系数（k/l）则断言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该函数的斜率等于或决定利润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存在着大量各种各样、但必须加总起来的异质资本品，那么“该曲线就不能建立，其斜率也无从测度，除非准备确定的价格在事前就已经知道。”

琼.罗伯逊曾强烈批判道：“不要紧！不要紧！冒牌凯恩斯主义者叫喊着，我们可以对
人说资本货物全是油面做的。这些油面不用费力或花费成本，任意捏合就能做出满足任何就业量所需要的资本货物。此外，也不需要担忧搞错投资或技术变革。不仅是今年新添加的油面，而且是全部油面，想捏什么样子就可以捏称什么样子，来满足任何变动后立即恢复均衡的需要。”
面对新剑桥学派咄咄逼人的抨击言论，新古典综合派给出了自己的回应。首先，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在谈论资本问题时，对于何谓资本不必过于扣字眼，只要大家心里明白即可；其次，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如果说总资本的概念是错误的，那么总劳动、总投资等等诸多概念也会如此，加总作为宏观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抽象，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理论上专门讨论资本计量问题；再次，总量资本在没有明确定义并不意味着在理论上不能使用这个概念，在把握不了丰富多彩的资本内容时，不必要追求完全的资本理论，而应该集中注意力在投资的报酬率问题。
在20世纪60-70年代，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批评，很快从资本测量扩展到经济
增长和收入分配方面等更广阔的领域，批评的有效性在争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澄清和证实，同时新剑桥学派在争论过程中不断成长，开始通过复兴古典学派，并吸收卡莱茨基的理论试图重建经济学体系。
新剑桥学派批评新古典综合派依然坚持新古典经济理论，生产函数和边际效用论的做法，指出新古典综合派的问题绝非仅仅是资本的定义、加总与计量等技术性问题，而是错误地把资本当做纯粹的物质现象，没有将资本与一定的时间、社会背景和社会制度相联系在一起。但是新古典综合派则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一种概念或理论的正确性是在于它能够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仅仅与某一个特殊的社会关系形式相联系。而且资本的概念虽然在逻辑上还不完备，但是实际上还没有其他概念可以取代它，因此，尽管社会制度有所不同，但对苏联、美国、印度和中国而言，抽象化的资本概念都有助于人们建立较为符合现实的模型。
虽然在这种资本争论中，新剑桥学派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处于一个理论进攻者的位置，但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异质资本品加总问题在新剑桥学派试图重建的理论体系中同样存在。因此萨缪尔森发表文章指出，新剑桥学派的增长模型依然不能脱离总量生产函数，也没有解决异质资本品的加总问题。萨缪尔森的这种“以其人之道还之彼身”做法，也算是为新古典综合派挽回了些面子。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剑桥学派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如琼.罗伯逊、斯拉法
和卡尔多的逝世，有关剑桥资本争论也基本停止了。就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而言，这场著名的“两个剑桥之争”虽然当时闹的轰轰烈烈，但基本没有导致任何理论上的重大改变，也没有产生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创新，争论过后，一切还是老样子。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蓬勃发展的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广泛应用着总量生产函数和边际生产力论，而对其中包含的资本逻辑性悖论根本未予考虑。

四、价值论与分配论

新剑桥学派主张客观价值论，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效用论，要求恢复李嘉图的理论传统，琼.罗宾逊认为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通过建立一套由合成商品组
成的“标准体系”，为新剑桥学派奠定了客观价值论基础。
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认为，确立社会产品在各阶级间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并以这一问题作为他理论体系的中心，进而考察作为分配学说基础的价值学说。但是李嘉图所建立的劳动价值论，却无法解释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这一经济现象的矛盾之处。按照劳动价值论，劳动决定价值，在等量资本中，由于其使用的劳动量的不同，它们所生产产品的价值也应该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们的利润率就不会相等，而这同经济生活中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规律明显相矛盾。正如托伦斯批评的：“只要两笔资本相等，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就是相等，不管它们所推动的，或者说它们的产品所需要的直接劳动量如何不同。如果两笔资本不等，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就不等，虽然花费在它们产品上的劳动量完全相同。”

在这样一种围绕劳动价值论的大论战中，由于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不能很好地回答批评者的质疑，其价值理论明显存在缺陷，不久之后曾经辉煌一时的李嘉图学派随之烟消云散了。
斯拉法认为在建立一种客观价值论体系中，关键是设法寻找一种计量标志，他提出了标准商品的概念，这种商品生产的比例和它们参加生产资料总量的比例是相同的，因而纯产品对生产资料数量的比率也是相同的，并且标准商品各层生产资料的生产都存在相同的比例。在这种规定下，标准商品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在工资变动时所受到上升或下降的影响，只会产生于正在和它比较的商品的生产特殊性，而不会产生于它自身。这样，标准商品就成为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它在工资变动时可以作为其他商品具有不同比例而产生价格变动的测量器。
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斯拉法首先建立了一个“简单社会经济模型”，该社会所生产的恰恰足以维持自己，商品由不同生产部门生产，并且在收获之后的市场上彼此交换。
假定起初只生产两种商品：小麦和铁，其中在小麦部门，投入两百八十夸特小麦和十二吨铁用于生产四百夸特小麦；而一百二十夸特小麦和八吨铁用于生产二十吨铁，则该经济模型的生产方程如下：

280夸特小麦＋12吨铁→400夸特小麦

120夸特小麦＋8吨铁→20吨铁
首先，生产方程式中的小麦和铁的产量正好等于耗费的投入量，因而可以满足进行简单再生产所需的物质补偿；其次，生产过程结束后，为了使生产过程能够反复进行，铁与小麦的交换价值应该是一吨铁等于十夸特小麦。
将上述经济模型推广到有三种商品的社会里，假定在小麦和铁的基础上，加上第三种商品——猪，该三种商品的经济模型如下：
240夸特小麦＋12吨铁＋18只猪→450夸特小麦

90夸特小麦＋6吨铁＋12只猪→21吨铁

120夸特小麦＋3吨铁＋30只猪→60只猪
根据以上生产方程式，可以得出要使生产过程反复进行，小麦，铁，猪的交换价值应该是：10夸特小麦=1吨铁=2只猪。
可以看出，在两个生产部门的体系中，种植小麦所用铁的数量和铸铁所用小麦的数量，在价值上必然相等，而在有三种或更多产品时，对于任何一对产品，这就不再是必然的了。
上述的经济模型可以从三个生产部门，进一步推广到具有K个生产部门的经济体系。
假定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有商品“a”，“b”……“k”；每种商品由不同生产部门进
行生产, A为每年生产的“a”的数量，B为“b”的年产量，以此类推等等；其中 A a，B a，..，K a为生产A的生产部门每年使用商品“a”， “b”..，“k”的数量；A b，B b，..，K b为生产B 的生产部门每年使用相应商品的数量，其他以此类推。
所有这些数量都是已知数，有待决定的未知数是P a，P b，..，P k，即各种商品“a”，“b”，..，“k”每单位的价值。由此可得该经济体系的经济模型如下：
AaPa+BaPb+......+KaPk=Apa
AbPa+BbPb+......+KbPk=BPb
...........
AkPa+BbPb+......+KkPk=KPk
在上述方程组中，共有K个线性方程和K个未知变量，若假定某一商品价格为1，则该方
程组便可解出其余（K-1）个商品的价格，这套价格能够保证该经济体系的生产过程可
以反复进行，即可以保证自我更新的运行。
如果经济体系生产出一种超过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物质数量的剩余，并假定这种剩余现在按照均等利润率r在各个生产部门中进行分配，但劳动者无权享受任何剩余，这
时，该经济体系的方程组将变成为：
(AaPa+BaPb+......+KaPk)(1+r)=Apa
(AbPa+BbPb+......+KbPk)(1+r)=Apb
..............
(AkPa+BkPb+......+KkPk)(1+r)=Bpk

这个方程组含有K个独立方程，设某一商品价格为1，则可以解出其余（K-1）个商品的
价格和利润率。
接下来斯拉夫又撤销了劳动者无权享受任何剩余的假定，假定劳动者以工资形式占有一部分剩余，假定w是每单位劳动的工资，L a，L b，.，L k是在生产部门中生产.. A，B，.，K产品分别使用的年劳动量，并且规定它们是社会全部年劳动量的各个部分，社会年劳动量等于一，所以 La+Lb+......+Lk=1
那该经济体系的生产方程组如下：
（AaPa+BaPb+......+KaPb)(1+r)+Law=APa
(AbPa+BbPb+......+KbPk)(1+r)+Lbw=APb
...............
(AkPa+BkPb+......+KkPk)(1+r)+Lkw=APk
斯拉法用总产品中扣除各生产部门消耗的生产资料后余下的产品构成国民收入，并使之等于1，这样又可以得出一个国民收入的方程式：
[A-(Aa+Ab+......+Ak)]Pa+[B-(Ba+Bb+......+Bk)]Pb+......+[K-(Ka+Kb+......+Kk)]Pk=1

在这个经济体系模型中，共有（K+1）个独立方程和（K+2）个未知数（K个价格加利润
和工资），由于国民收入可以分解为利润和工资两部分，故只要工资或者利率率已知，根据上述方程组即可解出K个商品的价格和利润率（或工资）。
斯拉法通过所建立的“标准体系”证明，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不会影响到商品价值本身的变化，在全部国民收入对全部生产投入量的比率R既定时，利率率和
工资率（w）的关系将如下：
r=R(1-w)
这一式子表明，在经济生活中，如果工资是有国民收入支付的，则工资和利润之间存在这一种线性关系，且两者呈反向变动。
斯拉法的分析说明剩余的生产和商品价值的形成是由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而剩余的分配则是与社会制度因素和生产关系有关的过程，涉及到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新剑桥学派正是以斯拉法的理论为基础，批判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价值论和分配论。
新剑桥学派认为，斯拉法的理论坚持了自重农学派创立者魁奈以来的，并为李嘉图和马克思所继承和发展的古典阶级学的分析方法，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再生产过程，摒弃了新古典综合派的把生产看作是一种从生产要素的使用开始到消费者偏好得到满足而结束的“单行道”观点。斯拉法写道：“这个论点，是从亚当.斯密到李
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论点，在边际方法出现以后，它被淹没和遗忘了。道理甚为明显，边际分析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在改变上，因为如果再一个生产部门规模或在生产要素比例上没有改变，就既不能有边际产品，也不能有边际成本。”
在价值论和分配论方面，新剑桥学派主张价值的形成、收入分配的决定均与物质生产条件和社会制度因素有关，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工资和利润存在着对立的反方向关系。新剑桥学派强烈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该理论认为工资和利息的大小取决于各自的边际产量，新剑桥学派则认为边际生产力理论完全忽视了社会制度因素，只从生产的技术条件方面来解释收入分配方式，因而不仅不能说明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实际状况，而且歪曲了真实的收入分配原理。

五、经济增长理论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在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
主要倡导者是琼罗宾逊、卡尔多和帕西内蒂。该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问题结合起来分析，一方面阐述如何通过收入分配的变化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说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变化的趋势。

新剑桥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卡尔多等人提出来的，这一模型分析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动如何影响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储蓄率，以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新剑桥模型的公式为：
G=S/C=（P/Y*S(p)+W/Y*S(w)）/C
在上式中，G是产出的增长率，C仍然是资本-产出比率，S依然代表的是储蓄率，P/Y代
表的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S(p)代表的是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W/Y代表
的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S（w）代表的是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由于国民收入分为利润和工资两部分，所以P/Y+W/Y=1。一般假设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大于工
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即S(p)>S(w),而且S(p)和S(w)这二者都是既定的。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在S(p)和S(w)这二者都是既定的时候，储蓄率的大小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状况，即利润和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情况。在S（p）>S(w)
的假设条件之下，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则储蓄率也就越高;相反，工资
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则储蓄率越低。而在资本-产出比率不变的情况下，经
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储蓄率越低，增长率也越低，反之储蓄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但要想提高经济增长率的话，就必须提高储蓄率，从而就要改变国民收入的
分配状况，使得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进一步增加。因此，新剑桥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经济增长是以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为前提的，经济增长的结果，也必然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具有以下特点：
1，新剑桥模型是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延伸，和后者一样，其基本观点是增长率决定于储蓄率或投资率，而资本-产出比例是固定不变的。
2，新剑桥模型把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
趋势以及收入分配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新剑桥模型认为，在社会分化为两个阶级“资本家和工人”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加
剧了收入分配的比例失调，收入分配比例失调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增长，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消除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失调状况。
4，新剑桥模型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结论，即持续稳定增长取决于投入要素比
例的变化和技术进步，而是认为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必须依靠国家对分配比例失调问题进行干预。
5，新剑桥模型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症结在于收入分配比例的失调，以此为
依据，新剑桥学派呼吁政府强力干预收入分配状况，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些改良主义的观点和主张，同时也为新剑桥学派赢得了“凯恩斯左派”的称号。

六、对“滞胀”的理论解释

20世纪70年代，当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时，新古典综合派既无法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又不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措施，从而陷入了尴尬的理论困境之中。对于“滞胀”问题，新剑桥学派认为，必须抛弃物价水平取决于货币数量的传统理论，回到凯恩斯之物价水平主要受货币工资率支配的观点上来。新剑桥学派从区分商品市场类型或不同的经济部门入手，来说明通货膨胀的原因，从而解释“经济滞胀”现象。
卡尔多将经济生产部门分为三类：初级部门，它为工业提供不可缺少的基本供应品，如食品、燃料和基本原料等；第二级部门，它将原料加工为各种成品以供投资或消费之用；第三级部门，它提供辅助其他部门的各种服务或欣赏性服务，如交通运输、销售、咨询、戏剧演出等等。
卡尔多认为第三级部门是决不可能发生重大问题的，但是，初级部门和第二级部门却都有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卡尔多指出，“持续和稳定的经济发展要求这两个部门的产量的增加应该符合必要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可出售的农矿产品产量的增加，应该和需求的增加相一致，这种需求的增加又是反映第二级以及第三级部门的增长的。”，但是，“从技术观点看，不能保证由节约土地的革新所推动的的初级生产的增长率，正好符合第二级和第三级部门的生产和收入的增加所要求的增长率。”也就是说，经济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客观上要求这些部门的发展必须保持良好的相互协调关系。而如果初级生产部门产量的增长和工业制造部门生产的增长之间出现比例失调，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经济生活中出现“滞胀”。
卡尔多认为，不同类型生产部门的产品价格是通过不同的经济机制进行的。
1，在初级生产部门，对个别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市场价格是既定的。产品价格由
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价格变动是调节生产者和需求者的机制。
2，在工业部门，至少是在大部分生产集中的大公司手里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工业制造
品的价格是被“管理”的，是由大公司自己确定的。生产者对需求变动的调节主要是通过库存调节机制进行的，与价格无关。商品挤压时，就减少生产，库存减少时，就增加生产。
工业制造品的这种“管理”价格，不是由市场而是由生产成本加成决定的，具体来说，企业在劳动成本和原料成本的基础上，加上管理费和折旧，最后再加上一定的利润水平，制定出产品价格。按照这种方式决定的价格，对市场需求反应不是很敏感，但对成本的变化却能作出迅速的反应。
根据以上分析，卡尔多得出一个基本命题，从世界经济范围来看，“农矿产品价格的任何巨大变动——不论它对初级生产者是有利还是不利——对工业活动往往起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
1，初级部门的农矿产品下降时，虽然有可能刺激工业部门吸收更多的初级产品，同时
由于食物价格的下降会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提高，从而有可能因此增加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但是由于贸易条件在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时，对初级部门生产者极为不利，所以就将减少初级部门生产者对工业制成品的有效需求，结果势必是抵消了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而有余，这将造成一种灾难性的后果——经济大萧条。卡尔多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经济大萧条，正是由此引发的。
2，当农矿产品价格上涨时，它在工业品成本方面具有强烈的通货膨胀影响。因为农产
品、基本原料和燃料价格的上涨，通过各个生产阶段，将依次进入制成品的成本中，使得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提高。这种价格上涨将有利于利润而不利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而在工会力量强大的国家中，它将引起工人要求上涨工资的压力，以保持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当工会要求提高工资以弥补物价上涨损失时，这将会导致出现工资——物价的轮番上涨，结果酿成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不仅不会扩大需求，反而会因成本增加缩小需求，这时政府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又会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来加以治理，使得需求进一步萎缩，企业投资也受到抑制，失业率上升，最终导致滞胀局面。
卡尔多认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的滞胀问题，就是起因于农矿产品的价格上涨，在这种情形下，美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抑制政策来紧缩经济以对付通货膨胀，从而造成了一次相当严重的经济滞胀。
另外琼.罗宾逊还从货币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方面来解释经济滞胀问题
。琼.罗宾逊认为，按照凯恩斯的看法，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而货币之所以
存在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不因为它仅仅只是一种交易媒介，货币本身还具有贮藏的职能，正是它的这种性质使得货币成为“现在”和“不确定的未来”之间的联系环节。同时货币和信用制度的存在，也为资本家的投资提供了便利，使他们的投资不受自有的收入和财富的限制，资本家可以通过投资来控制经济资源在投资品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分配。当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投资率较高时，势必造成比较多的经济资源用于投资品生产，比较少的经济资源用于消费品的生产，结果工人的实际工资份额将相对下降。
投资率的提高所引起的消费品产量的减少和实际工资的下降，将会产生一种“通货膨胀障碍”，即通过通货膨胀来制止利润的提高和实际工资的下降。琼.罗宾逊指出：“在
一个工会强大的现代经济社会中，厂商要提高利润率以压低综合工资份额（特别是它如果导致实际工资率下降的话）的企图受到坚决抵制。于是厂商提高货币工资率以避免工人罢工……这被认为是提高利润的通货膨胀障碍。”，也就是说，投资率的提高导致实际工资率下降时，就会促使工会提出增加货币工资率的要求，从而导致工资-物价螺旋
式上升的通货膨胀，最终造成经济衰退与大量失业，从而酿成经济滞胀局面。

七、经济政策主张

在经济政策主张方面，新剑桥学派强调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它既反对新古典综合派需求管理政策，也反对货币主义要求减少国家干预的观点。该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提出的调节社会总需求和实行工资——物价管制的经济政策主张，已经成为实际经济生活证明是无效的，这些政策不仅没有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反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的污染和收入分配失调的加剧。对货币主义提出的减少政府干预、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观点，，新剑桥学派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经济大萧条已经证明，市场机制是一个效率极差的调节工具，因此，货币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新剑桥学派通过对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滞胀等问题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得出了自己的看法。新剑桥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比例的失调。并且，在现行制度下，经济增长本身是在收入分配失调基础上进行的，因而经济增长丝毫不能改变这一分配格局，反而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程度。因此新剑桥学派经济政策主张的重点就在于收入分配政策，认为政府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政策，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局面。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有以下几点：
1，实行累进的税收制度来改变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累进的税收制度可以
对富人、高收入者课以重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收入分配失调状况。
2，实行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这样可以避免贫富差距的代际积累，消除私人财产的
大量集中，抑制社会食利阶层收入的增加；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这一税收方式将所得到的财产，用于社会公共目标和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生活状况。
3，通过政府财政拨款，实行针对低收入者和失业者的职业培训计划，提高他们的文化
程度和技术水平，以便使他们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水平；此外政府也可以通过财政预算给低收入家庭，以一定的生活补贴，增加他们的收入。
4，制定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平衡财政预算。
5根据经济增长率来制定实际工资增长率的政策，以改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份
额不利劳动工资的变化趋势，从而扭转经济增长过程的收入分配失调的状况。
6，实行进出口管制政策，利用国内资源的优势，发展出口产业，以便为国内提供较多
的工作岗位，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者收入。
7，政府使用财政预算中的盈余来购买私人公司的股票，把一部分私人公司股份的所有
权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从而抑制食利阶层的收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经济学派之三：货币学派

货币学派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派，其创始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该学派主张，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货币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哈伯格，布伦纳，安德森等，布伦纳于1968年使用“货币学派”一词来表达这一流派的基本特点，此后便被西方经济学家广泛引用，以此得名。

货币学派的兴起与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实践的形势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方面起到了很多的正面作用，但是也引发了持续的通货膨胀问题。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的通货膨胀急剧发展，如脱缰之马一样，到了70年代初期，更是出现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遭遇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质疑声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学派在美英等国异军突起，迅速扩大理论影响力，他们举起“现代货币数量论”的旗帜，积极鼓吹货币问题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经济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

货币学派强烈批判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以现代货币数量论来对抗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并自称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英国经济学家布莱恩.摩根对此进行了说明，
“财政政策的失败和便宜货币的灾难性后果，加重了某些经济学家关于货币理论说法的分量，结果出现了另一种替代的学派，他们对当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的基本概念比作为凯恩斯学派体系基础的货币概念更为广泛，它以货币数量的变化为中心，这一学派被称为货币学派或者现代货币数量学派。”

一、货币学派的理论渊源

货币学派的思想渊源是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货币数量论的核心论点是物价水平的高低和货币价值的大小，是由一国的货币数量所决定的，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成正比变化，货币价值与货币数量成反比变化。
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费雪教授是传统货币数量理论的代表人物，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他提出了以“交易方程式”为代表的著名现金交易数量说，自此，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开始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为：
P=MV/T 或者 MV=PT
其中，P为社会平均物价水平，M为货币供给数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T为社会总交易量。
费雪认为，货币和银行存款的流通速度是由社会的制度和习惯等因素决定的，在长期内相当稳定，同时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社会的产品和劳务的总产量乃至社会总产量也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因素。费雪由此断言，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社会产品和劳务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是随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变动而成正比变动的。因为费雪的理论所强调的是在产品和劳务的交易中，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作用，所以它又被称为“现金交易数量说”。费雪的货币理论是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理论的直接来源之一。

著名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则十分强调货币作为储藏手段的作用和职能，认为货币不但具有随时购买商品的能力，也可以储存起来延期使用。他从人们手中所愿意持有的货币数量的角度，来分析货币与物价水平的关系，提出了“现金余额数量说”。1917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庇古在马歇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剑桥方程式”
M=KPY

其中M表示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数量，K表示人们持有的现金量占名义收入的比率，P表
示价格水平，Y表示实际收入，PY表示名义收入，因而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和人们持有
的现金量占名义收入的比例的函数。

庇古提出这一货币需求函数，其理论根据马歇尔的货币数量论，该理论认为货币的流通速度决定于人们的持币时间和持币量，而人们的持币时间和持币量，又决定于人们的财产和收入中多大一部分以货币形态储蓄起来。因此，庇古的剑桥方程式，也就是马歇尔货币数量论的数学化。
在M=KPY的方程式中，Y是一个常数且假定它是不变的，因为经济已经充分就业，经济产量已经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时候，取决于K和P的变动，而K的变动取决于人们拥有的资财
的选择。若人们更愿意选择持有现金，那么在Y和M不变的条件下，K的增大必然会使得P减小，相反若人们更愿意持有其他资产而不是现金，那么K的减少必然导致P的增大。庇古的货币需求函数说明了人们对愿意持有多大程度现金余额的态度给物价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剑桥方程式所表达的经济意义被称为“现金余额说”。在货币学派的理论中，尤其是在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剑桥学派这一现金余额说的影响。
货币学派的另一个直接理论来源是20世纪30年代左右形成的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其主要成员有纳特、西蒙斯、明茨等人。弗里德曼曾经讲过，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之后，凯恩斯的《通论》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黯然无光的时候，芝加哥大学依然坚持讲授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西蒙斯和明茨等教授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其内容已经开始摆脱机械式的货币数量理论，形成了一种能够解释经济活动现象并提供政策建议的分析工具。这些理论散见于西蒙斯和明茨的各种论著中，形成了芝加哥大学的口述传统。
芝加哥学派的主要特点是：
1，继承货币数量说的传统，重视货币理论的研究。芝加哥学派虽然不像传统的货币数
量论那样，单纯地用货币数量解释物价的波动，但是都坚持“货币至关重要”这一理论研究方法，并承认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

2，主张经济自由主义，鼓吹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芝加哥学派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
主义，坚持自由放任的传统，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可以使得市场经济取向均衡。
20世纪6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学日益陷入困境，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在弗里德曼手里再一次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数量理论的重新崛起与凯恩斯主义的被抛弃，都是对这一时期经济滞胀现象的一种反映。
弗里德曼说：“从长期来看，现代货币主义几乎全盘接受早期货币数量论。它对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主要贡献，就是它对短期后果作了更详细、更深入的分析，并对这些后果作了更详细的整理概括。”
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现代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1，货币数量的增长率同名义收入的增长率保持着一致的关系，如果货币数量增长很快
，名义收入也会增长很快，反之亦然。
2，货币数量的变化对收入发生的影响和作用，需要一段时间，即有一个时间的滞后过
程。
3，货币数量变化只在短期内影响产量，在长期内，货币数量的增长率只影响价格，产
量则是又一系列实际因素决定的。
4，不论在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也就是说，如果货币数量的增长快
于产量的增加，就会发生通货膨胀。
5，货币数量的变化并不会直接影响收入，它最新影响的是人们的资产选择行为。
6，货币数量增长加速时，起初会降低利率，但是由于它使人们增加开支，刺激价格上
涨，引起借贷需求的增加，又会促使利率的上升。货币数量和利率之间这种步调不一致的变化关系表明，利率并非制定货币政策的好向导。
7，货币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重要的是控制货币数量，避免货币
数量的变化率大幅度地摇摆，明智的政策是让货币数量在一定时期内按某种规则稳定地增加。
二、现代货币理论
在《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一书中，弗里德曼初步形成了他比较完整的货币理论，该理论是以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为分析对象。
1，名义货币量和实际货币量
弗里德曼认为，价格是把名义价格与实际货币数量联系起来的桥梁，名义货币量M就是
货币单位所表示的货币数量，实际货币量m就是指以货币能够购买到的产品和劳务的数
量来表示的货币数量。
实际货币量等于名义货币量除以价格指数P
即m=M/P
弗里德曼认为，对货币持有者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他所持有的实际货币数量，而不是名义货币数量。在高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较多的名义货币只能购买很少的商品和劳务，显然人们更关心的是货币的购买力，因此，实际货币数量对持币者来说最为重要。
弗里德曼还指出，实际货币持有量的变化通常是缓慢进行的，或者是一系列货币供给变动的结果，而名义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可以经常地独立于需求的变化而发生。而且对名义收入和实际经济活动水平短期变化的影响而言，货币数量的变化则是主要的因素。
2、实际货币需求
弗里德曼于1956年发表的《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提出，现代货币数量论货币需求函数方程为：
M/P=f(Y,W,rm,rb,re,1/p•dp/dt,u)
其中M/P代表实际的货币需求量，Y代表恒久性收入，W代表非人力财富在总财富中所占
比重或来自财产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rm,rb,re代表各种资产的预期收益与机会成本，其中rm代表存款的预期收益率，rb代表固定收益的债券利率，re代表非固定收益的证券利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以外的资产收益越高，持币成本也就越高，货币需求量越少，1/p•dp/dt代表预期的物价变动率，物价的变动率越高，若其
他条件不变，则货币的需求量越小，u代表各种随即变量，包括社会富裕程度，取得信
贷的难易程度，社会支付体系的状况等。
同时弗里德曼也十分强调恒久性收入的主导作用，并将公式简化为：M/P=f（Y,r）
也就说人们对货币的实际需求量与恒久性收入成正方向变动，与各种资产的预期收入成反方向变动。
3、货币供给
弗里德曼把名义货币供给定义为通货C、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D，名义货币供给量决定于三个因素：一个是由国家货币当局决定的高能货币H；一个是银行存款D与存款准备金R的比率D/R；还有一个是公众存款与公众持有通货的比率D/C，即存款通货率。
弗里德曼和施瓦兹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推导出了著名
的货币供应决定模型：
M=H[D/R(1+D/C)]/(D/R+D/C)
此公式是弗里德曼——施瓦兹的货币供应量公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决定货币供应量的主要是三个因素，高能货币H，商业银行的存款与准备金之比D/R，商业银行存款与公众所持有的通货之比D/C，它们均与货币供应量呈同方向变动。
根据该方程式，弗里德曼认为中央银行完全可以通过控制高能货币来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是可以由货币当局控制的外生变量，弗里德曼-施瓦兹模型证明了货币供应
的“外生性”和“可控性”，为货币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由于货币供应量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因此，正确地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就成为中央银行能否成功控制好货币供应量最关键的问题。弗里德曼认为，正确确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需要解决好三个问题：
1、如何界定货币供应指标的范围
关于货币供应指标范围的界定问题，弗里德曼认为，选定为流通中的通货加上所有商业银行的存款，也即M2较为恰当。
2、如何确定货币供应的增长率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应增长率的确定，应与经济增长率大体相适应。
3、货币供应增长率在年内或季节内是否允许有所波动
关于货币供应增长率在年内或季节内是否允许波动的问题，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应的增长率，一经确定是不能任意变动的。若遇特殊情况必须更改时，应该事先宣布并尽量缩小变动的幅度。
4、货币传导机制
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是通过何种途径传导给经济体系的呢？或者说，货币供给量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是什么呢？
按照传统货币数量理论的观点，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只不过是一层面纱，货币与商品交换的本质还是商品与商品相互交换，新古典经济学家就认为，货币的变动除了对价格产生影响之外，并不会引起诸如储蓄、投资、消费、经济增长等实际经济活动的变化。
比如根据庇古的M=KPY的现金余额理论，假定货币供应量增加一倍，那么人们手中的货
币也将增加一倍，由于K是固定不变的，因而人们将减少手中的货币量，用以购买产品
，这就将导致物价上涨，直至物价上涨一倍，从而使M/P重新均衡于KY为止。
因此，传统货币理论的传导机制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化，通过人们的现金余额效应，导致物价和名义收入成同比例变化。

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传导机制则与传统货币理论不同，凯恩斯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导致利率的相应变化，最终影响到储蓄、投资、消费、国民收入等实际生产部门。
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供求关系决定利率，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利率将趋于下降，随着利率的下降，那么投资将增加，进而有效需求和国民收入也将增加；反之，当货币供应量减少是，利率将会上升，随着利率的上升，进而有效需求和国民收入也将相应减少。因此凯恩斯的货币传导机制是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通过利率的变化，引发投资的波动，最终影响有效需求和国民收入。

但是货币学派不同意凯恩斯的货币传导机制理论，弗里德曼本人就不重视利率在货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根据现代货币需求函数模型，货币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社会支出和资产价格，从而对国民收入和物价水平产生影响。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应量对实际经济的影响，其传导机制是通过较广泛范围内的资产选择，引发各种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债务和耐久性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变化而起作用的。当货币数量增加时，人们会发现手头的现金相对于其他资产增加了，他就会用货币去购买其他资产以优化调整资产结构，于是引起资产价格上涨，利息率下降。但在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时，伴随人们的购买资产行为，利率最初是下降的，但随着物价的上涨和企业贷款需求的提高，又会促使利率上升。根据弗里德曼的观察，巴西、智利等国曾因为货币数量增加过多，引起物价急剧上涨，从而造成利率也大幅度攀升。
货币学派认为，从长期看，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不会降低利率，反而会使利率上升，而为降低利率再次增加货币供应量，则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货币学派正是根据这一理论分析来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认为依据利率来制定货币政策，必然会导致货币政策的失误。

三、通货膨胀理论

通货膨胀理论是货币学派的核心内容之一，弗里德曼从现代货币数量说出发，在通货膨胀理论中，把货币推到极端重要的地位，认为当代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货币信用形式，一切经济政策和调节手段都要借助货币量的变动（扩张或收缩）来发挥作用。因此，一切经济变量的变动都与货币有关。货币推动力是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而货币推动力最可靠的测量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取决于货币当局的行为，因此，货币当局就能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节整个经济。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而且也只能是由于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快于产出的增长速度造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永远只是一种货币现象。
　弗里德曼将通货膨胀定义为：“通货膨胀是引起物价长期普遍上涨的一种货币现象。”弗里德曼的这个定义坚持了两点：（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而非一般的经济现
象，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发生总是与货币量的多少直接相关；（2）通货膨胀所表现
出来的物价上涨是长期的和普遍的。

因此，探讨通货膨胀问题，离不开对货币因素的分析；如果不是货币量出了问题，是不会出现物价长期普遍上涨情况的。基于这个定义，货币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判定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时，需要注意区分两个界限：
1、相对价格变动和平均物价水平变动的界限。相对价格变动是指由于某些原因造成某
些商品的价格上涨、某些商品价格下跌的状况。相对价格的变动属于物价体系内部的调整，只要货币量不发生变化，相对价格此涨彼跌的变动一般不会影响总体物价水平。而平均物价水平的变动是指所有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或下跌状况，这种状况的出现通常是由于货币量过多造成的，因为所有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或普遍下跌导致的是物价水平的变动，而根据货币数量说的原理，MV=PQ，即P=MV/Q，由于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周转率V保持相对稳定，那么物价水平的上下变动与货币量的增减变化之间存在同比例变动关系。因此，相对价格的变动，不能算作通货膨胀；只有平均物价水平的上升，才能看作是通货膨胀。　　
2、一次性物价上涨和持续性物价上涨的界限。一次性物价上涨通常由某种因素造成，
具有临时性和偶然性的特点；而持续性物价上涨是指物价持续不断地上涨，带有长期性和经常性的特点。根据货币学派的观点，一次性的物价上涨通常是由某种特殊原因造成的，与货币量无关，因此不能算作通货膨胀；而持续性的物价上涨只有在货币量发生变动后才可能出现，通常是由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长造成的，因此，只有持续性物价上才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从上述分析可见，货币学派的通货膨胀定义特别注重货币因素，他们认为，个别商品的价格变动和一次性的物价波动可以由多种原因造成，但只要货币量不增加，平均物价水平是不会发生长期、普遍上涨的，因此，通货膨胀首先是一个货币问题，出现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就是货币量过多。没有货币因素导致的价格变化就没有通货膨胀性，只有因货币量过多造成的物价水平普遍地和持续地上涨才是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认为，特定的物价和总的物价水平的短期变动，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是长期的、持续的通货膨胀却“不论何时何地都总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于货币数量的增长超过总产量的增长所引起的。他强调指出，承认并正视通货膨胀是货币量过多所引起的货币现象这个命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指导我们去寻找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和确定治疗方案，因此它是正确认识通货膨胀和有效防治通货膨胀的开端。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量过多的直接原因有三个：

　　第一，是政府开支增加。当政府的收入相对稳定，但同时因各种原因日益增加名目繁多的开支时，必然需要筹措新的资金来源用于应付日益扩大的开支。弥补支出扩大的资金来源有三种方式：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向公众借债；三是增加货币供应。前两种方式取得的资金来源，虽然因政府支出增加被私人消费和投资减少所抵消而不会产生通货膨胀，但却在政治上不得民心，因此被绝大多数政府舍弃而采用第三种方式，即增加货币数量。其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　　
第二，是政府推行充分就业的政策。30年代大危机以后，人们对失业比对通货膨胀怀有更大的戒心，因此，只要政府许诺执行充分就业政策就能拉拢民心，争取选票。为了讨好公众，政府一方面制定不恰当的过高的充分就业目标，另一方面采取增加货币数量，扩大政府支出的办法来提高就业水平。于是一旦出现经济衰退的迹象时，政府就立即实行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当制止通货膨胀的措施在短期内不能增加就业时，政府又立即放弃制止手段而采用更高的通货膨胀来换取就业的微量增加，以致形成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　　
第三，是中央银行实行错误的货币政策。其错误首先是货币政策的目标偏移。例如美国的中央银行把维持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在要求增加就业的压力下，联邦储备系统的货币政策也有着与政府财政政策同样的通货膨胀倾向。而中央银行扩大就业的唯一手段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使商业银行有能力进行更大规模的贷款；但这样做的结果无法保持长期真正的充分就业，却带来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另一错误是把中介指标定在它不能控制的利率上。弗里德曼认为，中央银行应该控制而且有能力控制的是货币供应量，而不是利率。　　
综上所述，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在于货币供应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而货币量过多的原因都是出自于政府的错误政策和行为。是他们一手造成了通货膨胀，却还要嫁祸于人。通货膨胀所表现出来的普遍、持续物价上涨，就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所致。垄断了货币发行权的政府无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对政府存在着强大的诱惑力，这种诱惑力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1、来自通货膨胀给政府带来的收入。弗里德曼认为，政府来自通货膨胀的收入途径有
三条：
　　
（1）扩大货币供应量直接增加政府的收入。无论采用什么方式增加货币供应量，都能
直接使政府增加货币购买力，政府可以用这部分增加的购买力作为收入去进行支付、弥补赤字或偿还债务。
　　
（2）增加税收收入。通货膨胀能够在现行税率下，自动提高政府的税收收入。这是因
为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在名义上将得到增加，尽管他们的实际收入不变甚至下降，但在普遍实行累进所得税的情况下，名义收入的增加，使他们进入更高等级的税率组，也就得按较高等级的税率纳税，从而增加了政府从个人和企业那里收取的所得税收入。　　

（3）减少尚未偿还的国家债务的实际数值。在通货膨胀过程中，由于货币购买力不断
下降，政府偿还债务时的货币购买力必然小于借入时的货币购买力，这种通货贬值的差额，等于减少了国家实际负债的偿还额。

2、来自其货币传导过程中的初始效果。货币学派对传导机制的分析表明，在货币供应
量增加的初期，即通货膨胀刚刚开始时，由于整个过程中的时滞效应，货币量增加不是直接表现为物价上涨，而是使利率下降，生产扩大，失业减少，收入增加，政府可以多花费而无需让公众少消费，大家都可以多花钱，成皆大欢喜之状。　　

通货膨胀这两方面诱惑力使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持续推行这一政策。但是从长期看，这一政策却是危险的。因为通货膨胀带来的繁荣是极为短暂的，它只是货币冲击传导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当传导继续进行下去后，人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手中的货币虽然数量多了一些，但可购买的东西却少了；工商业企业主发现销售收入虽然扩大了，但成本上升了，这就迫使他们把工资和物价抬得更高，否则，将遭受通货膨胀的损失。于是，恶果开始呈现：被抬高的物价、有效需求的衰退、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连在一起。如果不是采取强硬措施有效地制止通货膨胀，这种恶果将越演越烈，不仅破坏市场活动的正常进行，导致经济混乱和危机，而且将带来政治动荡。因此，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是一种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疾病。如果不及时医治，它可毁掉一个社会。　　
无数史实已证明了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恶果，所以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弗里德曼常常把通货膨胀比作酗酒问题，酗酒者开始饮酒时的初始效果是令人兴奋、兴致勃勃，喝醉酒的不快感是在第二天早晨才表现出来，如果继续以酒解酒，将加剧酒精中毒，再不悬崖勒马就会走向死亡的深渊。通货膨胀亦是如此，如果对通货膨胀的诱惑设有足够的抵御力，其后果正象酗酒者一样痛苦。　
根据现代货币数量理论，弗里德曼相信，制止通货膨胀的办法只有一个，出路只有一条，即减少货币增长。他认为，只有把货币供应增长率最终下降到接近经济增长率的水平，物价才可望大体稳定下来，而后，政府采用单一规则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就能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其它制止通货膨胀的办法诸如控制物价和工资都是行不通的，不仅因为药不对症而无效，反而会加剧病症。

弗里德曼认为，制止通货膨胀，是“知易而行难”。制止的方案虽然简单明了，但实施起来却因存在着许多障碍而困难重重。这些障碍主要来自于医治通货膨胀在短期内所产生的不良副作用。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最初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增加，而物价下降幅度却不大。　　

传导机制分析表明，货币供应量变动后，同适应这一变化而进行的产量和物价的充分调整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通货膨胀的发生有一个时间过程，通货膨胀的制止也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初始效果和最终效果是不同的。与发生通货膨胀的初始效果是暂时的繁荣相反，制止通货膨胀的初始效果是暂时的衰退。这种暂时衰退的副作用是治疗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传导反应，是人们的信息传播不灵敏，预期缓慢地变化、调整没有迅速跟上所致。
因此，这种初始效果是暂时的，当制止通货膨胀的传导继续进行下去，人们的预期适应了变化的形势，并根据修订的预期采取调整行动后，治疗的良好效果就出现了：生产恢复并稳定上升，就业增加，通货膨胀率下降，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经济进入稳定发展的正常轨道。这种结果才是长期的、真实的。
遗憾的是，许多人只看到这种时间上的延迟所引起的失真现象，把初始效果误以为是制止通货膨胀的结果，当局也因此而中断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又继续增发货币提高货币增长率，企图制止这种短期衰退的初始效果，结果却导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因此，弗里德曼认为：“制止通货膨胀最重要的政治障碍：第一，美国、英国及其它许多政府都对充分就业做出许诺；第二，一般公众不认识制止通货膨胀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或暂时的副作用；第三，政治领袖们不愿或不能说服公众接收这些副作用。” 　　

弗里德曼认为，面对通货膨胀，人们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使物价上涨继续下去，或者加速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受到打击。另一种选择是：你经历了一个困难时期，而这个困难时期是为了有效地治好物价上涨带来的副作用。对每个人来说，这意味着一年或更长时期的低经济增长，相对多的失业人数和收入的缓慢增长。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作后一种选择。因为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选择，在短期内，没有任何制止通货膨胀的办法，既能产生良好效果又不使每个人有所损失，长痛不如短熬。制止通货膨胀不仅需要决心和适当的政策，还要有耐心和远见。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如果采用减轻其副作用的措施，就能够使治理通货膨胀的不良初始效果降到最低限度，从而有利于对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治理。弗里德曼认为，减轻副作用的措施主要有两条：　　

第一，减轻副作用最重要的方法，是事先宣布一个逐步稳定地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并坚持执行，使政策得到公众的依赖。逐步进行和事先宣布，是让人们有时间调整其安排，并促使他们这样去做，只要坚持执行，人们就会从长期考虑来安排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调整资产组合，从而减少因通货膨胀而产生的生产滑坡、就业下降等临时副作用。
　　
第二，广泛地使工资合同及其他合同指数化，即长期合同应包括名义价格可以自动调节以抵销通货膨胀的条款。这一措施的实质是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使契约按实际量而不是名义量来缔结。存贷款利率也应采取这一措施，保证实际利率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其好处是，无论通货膨胀高低，契约双方（雇主与雇员，借者与贷者）都可以受到保护而免受损害，使他们在不受通货膨胀的干扰下，按照本行业的条件去谈判，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当然，以上两条措施都只能相对地减轻副作用而不能完全消除它。制止通货膨胀的最好办法是不要沿着通货膨胀的道路滑下去，坚决采取固定货币供应增长的货币政策，有效地进行预防，这才是上策。

四、持久收入的消费理论
弗里德曼认为，居民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也不取决于现期收入和以前最高收入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居民的持久收入。弗里德曼将居民收入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持久收入是指在相当长时间内可以得到的收入，是一种长期平均的预期内得到的收入，一般用过去几年的平均收入来表示，暂时收入是指在短期内得到的收入，是一种暂时性偶然的收入，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弗里德曼认为只有持久收入才能影响人们的消费支出。
弗里德曼认为，如果影响收入的暂时性因素，不能转换为永久性因素，那么影响单位消费者收入中的暂时性因素，不会影响这个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对社会来说，持久性收入可以看做是当前及过去测得收入的加权平均数。在完全确定的情况下，即消费者知道所能获得的收入、消费品价格和利率的条件下，消费者行为只取决于利率和效用因子。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人们保持财富的动机，不仅要应付正常的开支，还要应付未预见到
的低收入和高消费水平等意外情况。在应付意外紧急情况时，构成财富的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具有不同的作用，一旦需要借钱时候，有形的物质资产担保比用人力资本担保要可靠的多。因此非人力资本占持久性收入的比例越高，消费者对追加的储备需求就越少。在确定情况下，一般消费函数为：消费是利率、效用、永久收入和财富的函数。
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他的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持久收入决定的，也就是说，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期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性收入水平来做出消费决策的，并认为消费支出是持久收入的函数。
弗里德曼认为持久收入大致可以根据所观察到的若干年收入的数值的加权平均数来计算，现期的永久收入等于前期收入和两个时期收入变动的一定比率，或者说等于现期收入和前期收入的加权平均数。加权数的大小取决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这种预期要根据过去的经验进行修改，称为适应性预期。如果人们认为，前期和后期收入变动的时间较长，就大，反之，前期和后期收入变动的时间较短，就小。弗里德曼还认为，永久收入不仅包括劳动收入，而且还包括财产收入，因此，持久收入假说理论认为，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收入，而且还取决于财产。
持久收入的消费理论，既解释了短期消费函数的波动，又解释了长期消费函数的稳定性，这一理论认为，在长期中，持久收入是稳定的，所以消费函数是稳定的，暂时收入变动通过对持久收入变动的影响而影响消费，所以短期内暂时收入的变动会引起消费的波动。
弗里德曼不同意凯恩斯的经济波动观点，凯恩斯认为，主要是不稳定的投资与相对稳定的消费和当期收入相互作用导致经济波动。弗里德曼则认为，当前的消费将按照长期收入状况的某些指标进行调整，在当期收入与长期收入相一致的情况下，当前消费中的较大部分与当期的收入无关，只有较小的部分与当前收入有关，较小的部分可以影响投资的乘数效应，因此，投资乘数实际比较低，投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是很大，经济有一个更为稳定的内在体系。

五、失业理论

对于就业理论，货币学派并没有提出一个整体性、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但是在经济学上却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以此为基础来反对凯恩斯刺激需求的扩张性政策。在1967年的美国经济协会年会的会长演说中，弗里德曼提出了“自然失业率”这一概念。所谓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干扰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自发供给力量发挥作用时、总供给和总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也就是指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失业率，有时也称为无加速通货膨胀下的失业率。
自然失业主要包括摩擦性失业和结构失业，货币学派认为这些失业现象是任何经济体中都必然存在的正常现象，是无法以货币政策来加以消除的，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工资具有伸缩性的，劳动力的灵活性也比较大，而且关于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的信息能较普遍、较容易地被获得，这样一切有就业技能而愿意工作的人迟早都会有就业机会，而一切缺乏就业技能又不被雇主需要的人，不管产量如何变动，他们也不会得到就业机会的。因此，货币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交替关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自然失业率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大小取决于社会的技术水平、经济结构、资源数量和文化传统等实际因素，因而是不可能被通货膨胀所消灭的。
弗里德曼认为，自然失业率的存在，使得任何试图将失业率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之下的扩张性措施，在长期中都将变成徒劳，而且还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菲利普曲线所反映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弗里德曼也认为，只有在短期内一定条件下存在，在长期中根本是不可能成立的，凯恩斯刺激需求的扩张性经济政策，不仅无法消除失业，反而会因增加货币供应量而引发通货膨胀。

六、货币学派的政策主张

货币学派的政策主张主要是建立在现代货币数量理论和自由市场理念基础上的，该学派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认为市场自发力量有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而然趋向均衡的作用，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大的波动，大都是由于政府采取了旨在干预市场经济错误的经济政策。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同时，货币学派提出了自己的经济政策主张。
1，“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所谓“单一规则”，就是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弗里德曼认为，这不仅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最佳选择，也应该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基本规则。　“单一规则”在内涵上强调以下三点：
(1)、公开宣布
其目的是告示于众，减轻人们心理上的不安定感，避免人们因不同预期引起的紊乱和矛盾，同时也将货币当局的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2)、长期采用
其意图在于消除频繁的相机抉择变动而引起的经济波动，避免因人为因素导致的错误决策给经济造成的扰乱，并且可以消除时滞效应中不同时期的不同反映，促使初始效果和最终效果趋于一致。
(3)、固定货币供应增长率
以利于加强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以其自身的稳定性抵御来自其他方面的干
扰。这三个要点相互呼应，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弗里德曼认为，只有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才能确保稳定货币，稳定币值，实现物价、经济长期稳定的目标。
弗里德曼坚持认为，货币政策必须保持其单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货币政策的首要
目标是稳定货币、稳定经济、而不是维持某一失业率或其他什么目标；货币政策只能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控制指标，而不能盯住利率汇率、物价或其他经济变量；货币增长率一经正确订定，就应该长期固定，而不能因长期经济波动或其他因素作随便调整。只有切实坚决地实施单一规则，才能有效地稳定货币，克服货币政策的摇摆性和失误，赢得公众对货币政策的信任，真正为经济社会提供稳定的货币环境。对此，弗里德曼是坚信不移的。
2，“收入指数化”方案。为了应对1970年代的滞胀局面，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推行
了对工资、物价实行冻结或管制的收入政策。由于收入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上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这引起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反对，尤其是弗里德曼，他提出了“收入指数化”方案以代替原先的收入政策。
根据这一方案，政府应该将各种名义收入，如工资、利息和其他收入等，同物价指数紧密联系起来，使它们可以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化而自动调整。弗里德曼认为，实现收入指数化方案，可以消除通货膨胀过程中带来的不公平，减少通货膨胀造成的痛苦，剥夺政府从通货膨胀中所得到的非法收益和一些债券所有者占有的便宜，这样也就消除了政府在社会经济中搞通货膨胀的动机。不过，弗里德曼也承认，由于不可能使社会经济中所有的合同契约都随着物价变动而自动调整，所以收入指数化方案并不是稳定物价的最后办法。要想彻底根治通货膨胀，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当然对于货币学派的“收入指数化”方案，西方经济学家对之争议颇多，认为其固然可以缓解物价波动对个人收入水平的负面影响以及减少通货膨胀带来的不公平问题，但是指数化方案强化了工资和物价交替上涨的机制，容易导致工资和物价的螺旋式上升，从而使得通货膨胀更加难以控制。因此，收入指数化方案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只是一种消极应对通货膨胀的政策。
3，实行“浮动汇率制”。所谓浮动汇率制，是指一国货币的汇率并非固定，而是由自
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制度。浮动汇率制的正是采用和普遍实行，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元危机进一步恶化才逐渐开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金融体系实行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定的固定汇率制度，即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直接与美元挂钩，以美元为基础来确定各国货币的汇率。弗里德曼在1950年写的《浮动汇率问题》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国际收支变化的调节问题，反对实行固定汇率制，主张实现浮动汇率制。弗里德曼认为，浮动汇率制是一种可以自动调节的机制，它有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均衡的自动维持，减轻国际收支失衡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这对于实现国内经济稳定增长，发展不受限制的多边贸易都是极为有利的。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时，弗里德曼就认为，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固定汇率制引起的通货膨胀国际传导链造成的，即借助于固定汇率制，通货膨胀可以从美国轻易地向世界其他国家传递出去，结果造成全球性通货膨胀。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浮动汇率制，货币学派一直主张的浮动汇率制终于在经济生活得到实现，这无疑证明了弗里德曼的远见卓识，也是他获得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学派之四：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重视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而得名。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的“经济复兴计划”，就是以供给学派为理论依据来制定有关经济政策的，并且在美国的经济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供给学派产生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经济萧条和失业，政府要采取措施刺激需求，才能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从而推翻了新古典学派的“供给能够创造自身的需求，市场自行调节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的论点”。西方各国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定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比较低，而经济增长速度却相应较快，这段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能不说有着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贡献。

但是20世纪70年代因为中东石油危机而爆发的西方经济滞胀现象，即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使得凯恩斯主义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这矛盾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没有办法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凯恩斯理论由此遭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新的客观现实呼唤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和应对，于是西方经济学界风起云涌，各种新经济学派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研究替代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而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并把供给学派作为制定复兴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供给学派在美国的经济舞台很是红火了一阵。在美国经济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面临着种种困境，其一是经济增长乏力，1974-
1975年，经济更是连续两年呈负增长状态，遭受了二战之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其二是通货膨胀持续高涨，1970-1979年，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90.2%，其中1974年和1979年，物价涨幅更是高达两位数，分别为10.9%和13.3%；其三公私债务负担沉重，财政赤字激增。在20世纪70年代，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企业和个人，都积累了巨额的债务，据统计，1978年美国的公私债务已经达到39000亿美元之巨，这比1970年增加了107%，其中公债数额为7804亿美元，比1970年增加了104%。1970年-1979年的十个财政年度内，政府财政赤字总额高达3044亿美元，且呈连年上升趋势，1976年的财政赤字竟高达664亿美元，它相当于当年美联邦政府预算支出的18.1%，相对于当年美国民生产总值的3.9%。
总之，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经济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公私债务负担沉重，虽经政府强烈的干预政策，但问题依然没有有效解决，“滞胀”一直在困扰着美国经济，在这种种困境之下，人们开始反思政府干预政策的得失，开始思考凯恩斯主义的不足之处。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供给学派直接以凯恩斯主义理论对立面的角色出现了，并强烈批判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决定论，给西方经济学界带来了一定的思想冲击。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特点是强调劳动、资本的供给对生产率、经济增长等所起的决定作用；该学派强调自由放任，持让市场机制自行调节经济的观点，并主张减税，削减政府开支，以促进供给的增加，同时也强烈抨击政府刺激需求的经济政策，认为它是导致经济出现“滞胀”现象的罪魁祸首。
二、失灵的凯恩斯主义
在经济滞胀面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显然失灵了。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原来是针对经济生活中的“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萧条问题，在凯恩斯看来，经济萧条与通货膨胀是不会同时发生的，通过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刺激消费需求，降低利率以扩大投资需求，是应对经济萧条的基本政策原理。后来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新古典综合派，提出了作为扩张性政策的后果，过度需求有可能导致出现通货膨胀，但这个时候经济必定是处于过度繁荣的状态，政府可以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来平抑过度需求，使经济运行回到均衡状态上来。
不料，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却遭遇到了凯恩斯主义认为不可能的“滞胀”问题，这无疑让凯恩斯主义者摸不着头脑，进退维谷。按照凯恩斯主义观点，经济低增长是经济衰退的标志，而通货膨胀则是经济过度繁荣的标志，应对经济衰退应该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但要想解决通货膨胀则应该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可现在却是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就左右为难了，要想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刺激需求，而这无疑又会加剧通货膨胀，反之亦然。
由于理论上的左右为难，结果造成了实践中美国政府政策的摇摆不定，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政府就不断地交替使用反衰退与反通胀的政策。比如1974年，福特政府就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政策的重点，但到了年底，转为反衰退刺激需求的扩张政策，到了1976年，又转变为强调应该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再如后来的卡特政府，1977年初采取的刺激经济的政策，但到了4月份以后，有开始提出了反通货膨胀的计划。
虽然美国政府频繁交替使用反衰退与反通胀的政策，但是衰退与通胀依然相伴相生，滞胀的阴影始终徘徊在美国经济内，尽管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找到了菲利普斯曲线上移及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等理由，来作为对滞胀问题的解释，但终究找不到解决“滞胀”的有效药方，凯恩斯主义在“滞胀”面前失灵了，显得是如此无能为力。
而按照供给学派的看法，正是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强化的凯恩斯式的干预政策，才是导致经济陷入“滞胀”的幕后黑手。正如费尔德斯坦所说的：“政府作用的扩大，无疑是战后美国经济结构最重要的变化，但是毫无疑问，就过去十年间（指20世纪70年代）经济逆转的经验而言，政府的各项政策，的却应当受到严厉指责。”
按照费尔德斯坦的看法，政府作用的不断扩大，是美国经济绩效减退的主要原因。比如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处置失当，造成了总产出的不稳定和通货膨胀；政府的过多规章制度造成了生产力的低增长；低储蓄率和投资增长缓慢，也是税收制度、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反映。
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干预，是因为认识到市场经济自身所固有的缺陷，认识到“市场失灵”，这本无可厚非，但它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以为国家干预能够最大限度地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促使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总资源达到最有效的利用。实际上，正如“市场失灵”是客观存在的，政府同样也不是万能的，政府对经济的长期干预也存在着种种缺陷。
费尔德斯坦认为，一切经济选择都是对成本和收益进行精确比较的结果。个人与企业进行经济选择的结果与预期总是比较相符合，但是政府不同于企业和个人，“这种经济上合理选择的情况是不存在的，更可信的是，政府决定之所以造成经济上不利的后果，主要是好心政策的一种非有意的、未料到的副产品，……过去15年，采取经济扩张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就是抱着降低失业率的希望，而没有料到会出现不断高涨的通货膨胀。同样，我们认为，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为了使失业者免于生活困难，把失业福利金的数量和期限提高到现在这样高的水平，会助长解雇，而不利于重新就业；为了帮助老人和穷人，实现免费医疗和医疗补助，可能导致医疗保健费用爆炸性增加。”
政府的政策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其基本原因在于政府没有注意到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凯恩斯主义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萧条之中，由此所提出的主要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扩张性政策，是有其现实意义的，但单纯重视刺激需求的政策是有着严重的片面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政策对经济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而供给的总量、结构以及效率开始成为了硬约束，从而使凯恩斯主义政策杂面对新的经济环境时，变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费尔德斯坦举例说，比如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偿等制度，是在30年代开始实行的，当时并没有多少副作用，但是到了70年代，“劳动市场的紧张、资本的短缺和个人所得税的高税率，说明了这些项目阻碍了就业和资本形成。”
另一方面政府的短视行为使得其更加青睐需求管理政策，典型表现就是歧视储蓄和投资，“那些为扩大投资资本和提高未来收益而增加投资与储蓄的政策，很少得到实际有效的支持。相反，对当时政府和私人消费有利的征税和转让政策，却得到赞许，增加投资资本的长远利益，显然不在政治视野内。”
总而言之，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也由于政府行为本身的局限性，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的政府干预的不断扩大，不仅对问题解决无济于事，反而成为了使经济陷入“滞胀”的重要因素。
经济滞胀表现为经济增长乏力和通货膨胀的结合，但是这两个问题，供给学派都认为与供给面脱离不了关系，经济增长乏力是由劳动生产率低下造成的，通货膨胀则是由需求膨胀和成本推进两个因素综合导致的。经济的供给面主要包括产品与劳务的供给数量、生产要素的供给以及供给效率等等。
在供给学派看来，“滞胀”持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不前，“生产率下降的一个明显后果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剧”。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生产率下降意味着投入产出比例下降，意味着要素需求旺盛而产品供给相对不足，这会倾向于促成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其二，生产率下降意味着单位产品成本的相对上升，这无疑会成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一个动源。
因此，从供给面来看现实经济运行，要素供给是前提，供给效率是关键，而产品和劳务供给是结果。三位一体的供给面内涵显然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所没有考虑到的，而供给学派则是给予了供给面以最大的重视和关注。
正因为凯恩斯主义无法对“滞胀“作为较好的解释和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造成美国社会不再普遍关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而是更加关心劳动、投资、储蓄和生产率，而供给学派适应这种时代潮流，在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争论中，提出了以“减税”为核心的供给管理政策，并成为里根总统时代的官方显学，尽管“与需求经济学不同，供给学派尚缺乏一个统一的体系……就某种意义而言，供给学派仍在寻找它的凯恩斯，但它还是变的时髦起来，并广泛流行。”

三、供给学派的理论渊源

供给学派在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上直接否定凯恩斯主义，但是它并非是一个完全崭新的经济学流派，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正如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供给学派经济学不过是穿上现代服装的古典经济学”，凯莱赫也曾说过：“供给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既不新颖也不时髦，它是来源于古典的宏观经济分析。实际上供给学派的观点是重弹占统治地位的宏观公共财政分析的正统老调，此种宏观财政分析首先是重农主义者休谟、亚当.斯密和其他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着手研究的。”
所谓古典经济学，主要是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穆勒，以供给为理论分析出发点，以
生产、成本、生产率为研究重点，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政策主张的经济理论体系。经济学家吉尔德认为，“自从亚当.斯密为供给派经济学赢得首次胜利以后的两个世纪里
，需求派经济学接二连三地获得胜利。”，吉尔德等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竭力呼吁应该抛弃凯恩斯主义，重新返回到“古典经济学”中去。
“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充分就业和其他资源充分利用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经济的正常情形是保持充分就业的稳定均衡状态。如果这种均衡发生了经常性的偏差，则归咎于政府的无端干预或者私人垄断妨碍了市场机制的自由运作。
古典经济学开创者亚当.斯密就极为强调劳动和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地位，他坚决
主张，“要想增加财富，就必须强调促进生产、总供给和增长”。重视供给，重视劳动和资本的作用，使得亚当.斯密反对不合理的税收制度，提出了赋税的公平、确定、便
利、经济的四项准则，认为过高的税赋会给劳动、储蓄和投资带来消极影响，“有时高税率会使课税商品的消费减少，会刺激走私，因此政府在高税率条件下所获得的税收额，往往会比低税率条件下的税收额还少”。显然，亚当.斯密对税收政策的讨论实质上
就是“拉弗曲线”思想的最初体现。
“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把充分就业状态看成是经济生活中的正常情形，原因就在于萨伊定理被作为其理论内容不言自明的前提条件，该定理认为“供给创造自身需求”，因此经济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生产过剩危机。这一条著名的经济定理是由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萨伊认为，商品的买卖，其本质只不过是商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货币只是在交换的一瞬间起媒介作用，一个商品的卖主同时也是另一个商品的买主，一种产品的生产必然会给其他产品的生产开辟销售市场，因此，只有生产才创造了对其他产品的需求。李嘉图也坚信萨伊定理的正确性，他认为“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
萨伊概括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性质和结构特点，认为生产是起点，分配是生产的结果，交换是分配的继续，消费是经济活动的终点，生产者的最大利润化行为必然会带来全社会的最大利益，消费者的利益寓于生产者的利益之内，是生产决定了消费，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生产和供应上。“所以一个好的政府以刺激生产为目的，而一个坏的政府则鼓励消费。”
萨伊还认为，当一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就生产出一定量的产品，参加该生产的人们也就获得了一定的收入，而他们就可以凭借这些收入去购买其他产品，只要把生产安排好，不论生产什么都能销售出去，发生过剩的不过是一种劣等品或不对路的暂时过剩，只要供给会创造自身的需求，就不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总供给和总需求一定会相等。“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得无厌，否则一种产品供给不足而另一种产品生产过剩的现象，决不会长期存在。”
在政策主张方面，供给学派直接吸收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强调供给、生产，提出要刺激储蓄与投资，并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在基本理论方面，供给学派则根据“供给创造自身需求的萨伊定理”来直接否定凯恩斯主义，认为凯恩斯“需求创造自身供给”的观点是荒谬的。吉尔德曾说：“萨伊定理，它的各种变化，是供给学派理论的基础……萨伊定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供给、集中在刺激的能力或资本的投资方面。它使经济学家首先关心各个生产者的动机和刺激，使他们从专心于分配和需求转过来，并再次集中于生产手段。”
四、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
在20世纪70年代末，供给学派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独树一帜的经济流派，但是在学派形成的过程中，有些倡导者如费尔德斯坦等同拉弗、万尼斯基在一些观点和政策上的意见差异很大，因此供给学派存在着所谓“正统供给学派”与“温和供给学派”之分。“正统供给学派”，又称之为“激进供给学派”，其理论观点更为鲜明，更为激进，被认为供给学派的代表；“温和供给学派”，又称之为“中间供给学派”，主要包括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其一般持折衷论，观点也比较温和，不似正统派那般激进。
1,正统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
正统供给学派是供给学派的主流和代表，最早提出供给学派理论基本思想的，是经济学家蒙代尔，早在1971年，他就批评美国政府通过增税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而主张应该实施减税，刺激经济增长，减税之后，政府的税收未必减少，不一定会增加政府财政赤字，因而蒙代尔被认为是供给学派的先驱者。但是由于蒙代尔的经济思想中仍然有倾向于凯恩斯的因素，比如他并不否认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因此他没有成为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拉弗可谓是供给学派中光彩夺目的代表人物，他生于1941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商学研究院教授，里根政府时期，拉弗是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拉弗之所以在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中名声显赫，最主要是因为他提出了描述税收与税率关系的拉弗曲线，尽管这一曲线最初是画在华盛顿饭店的餐巾纸上，但由于其对税收政策影响经济的解释更现象、更直观、更形式化，从而确立“拉弗曲线”在供给学派经济思想精髓的地位。万尼斯基是拉弗的好友，也是供给学派思想的经济倡导者，他生于1936年，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副主编，著有《世界运转方式》一书。由于掌握着一定的舆论阵地，万尼斯基在宣传和推广供给学派经济思想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如巴利特认为的，“如果没有《华尔街日报》的支持，供给经济学本来是不会引起公众如此大的关注。”万尼斯基也曾撰文写道，“和很多简单的观点一样，拉弗的观点尽管也非常简单，但其含义却很深刻。拉弗曲线是简单但却是非常有力的分析工具，很多事务都是以某种方式沿着这条曲线运行的，甚至懂得拉弗曲线的政治家将会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们甚至能够击败不懂这条曲线的政治家。”
罗伯茨也是供给学派中的一位著名人物，他长期在美国乔治敦大学的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工作，长期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并曾担任《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撰稿人。罗伯茨在供给学派兴起阶段所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为提出“肯普-罗思法案”所做出的努力
。在1981-1982年的里根政府时期，罗伯茨担任财政部中主管经济政策的助理部长，在
此期间，他深入考察了供给学派在美国的发轫、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尤其是掌握了大量的美国政府高层决策的第一手资料，并最终出版了《供给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一书。在此书中，罗伯茨不仅披露了国内外鲜未所知的美国最高经济决策内幕，而且也凝结了他对于供给学派革命的多年研究成果，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和实践，在美国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吉尔德，著名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生于1939年，其著作《财富与贫困》是供给学派的代表作之一，也正好给里根竞选时提出的经济复兴纲领作了理论宣传，该书问世之后，受到了美国供给学派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美国新右派的资本资本主义宣言书”。吉尔德本身是一位社会学家，但他自认为其经济思想深受拉弗、万尼斯基等供给学派代表人物的启发，而《财富与贫困》一书阐述的则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明供给学派的经济思想。当时美国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斯托克曼曾鼓吹这是五十年来最为优秀的著作之一，并购书30本，分送给里根总统的助手们，作为他们必读的供给学派的“经典之作”。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一书，无疑为供给学派的兴起以及向华盛顿经济政策的渗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温和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
温和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首推费尔德斯坦，其他还有埃文斯等。费尔德斯坦，他出生于1939年的纽约市，曾担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1977年获得美国经济学会的克拉克奖，同年，他开始担任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主席，1982年，任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费尔德斯坦原先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但从1967年起，他通过研究罗斯福的“新政”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等政策之后，看到了政府干预“往往以好的意愿开始，以坏的结果告终”，从而转为“市场的新信徒”，强调要靠资本积累和市场刺激而不是利用市场干预来减轻社会弊病，并建议应该让失业津贴也成为征税对象，以便使领取者更加积极地寻找工作。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费尔德斯坦更是与正统供给学派遥相呼应，着重研究储蓄与投资理论，研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其理论的最闪光之处当属“费尔德斯坦曲线”的提出。该曲线是一个说明财政赤字对资本形成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及相互关系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体现了供给学派的思想和观点，其政策含义与拉弗曲线虽有不同，但它依然是属于供给学派范式的理论观点。
费尔德斯坦之所以不同于拉弗等正统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而被称之为“温和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主要是由于其理论和政策观点上持有折衷论，与正统供给学派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他不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但他依然不完全排斥凯恩斯理论；虽然他不是一个货币主义者，但在货币与通货膨胀问题上，他的观点与货币主义极为相近。费尔德斯坦也根本没有拉弗等人“天下惟我独尊”的激进自狂的态度，其政策主观也相对委婉和保守，因而曾被讽喻为“悲观博士”。

五、供给学派的兴起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蒙代尔是供给学派的先驱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他就多次批评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了同凯恩斯主义相反的论点和主张，1974年蒙代尔发文反对福特政府的征收附加所得税控制物价的计划，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同时恢复金本位、稳定美元价值来抑制通货膨胀。
蒙代尔关于美国经济新颖的观点引起了拉弗和万尼斯基的注意和欣赏，拉弗进一步研究了并发展了蒙代尔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理论。当时的美国国会众议员肯普也很重视蒙代尔的主张，他任用罗伯茨拟定减税提案，聘请图尔进行减税效果的计量研究。
70年代后半期，拉弗、万尼斯基、罗伯茨等利用《华尔街日报》广泛宣扬他们的论点，肯普也在国会内竭力鼓吹减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1977年，肯普与参议员罗斯联名提出三年内降低个人所得税30%的提案，虽然这个提案并没有获得国会通过，但在美国社会
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万尼斯基所著《世界运转方式》被认为是供给学派的第一部理论著作，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阐述了供给学派的资本和分配理论，被誉为供给学派经济学的第一流分析。在70年代末，供给学派在美国经济学界已经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在供给学派形成过程中，有些倡导者比如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在一些论点和政策上同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人的意见差异很大。因为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的观点比较温和，持折衷论，西方经济学界称他们为温和派，称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为激进派，但后者则自称是供给学派的正统派，西方学家通常也把后者作为供给学派的代表。

六、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

众所周知，供给学派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学流派，在与统治西方经济学界长达三十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抗衡的保守主义经济思潮中，供给学派也是一个后起者。论历史，当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早已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时候，供给学派还处于襁褓之中；论影响，当弗里德曼、哈耶克等早已蜚声全球的时候，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和费尔德斯坦才初露头角。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在美国经济面临着西方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经济困难的关键时刻，这样一个缺乏完整体系、尚在发展之中的新学派，却异乎寻常地受到美国统治精英的青睐，而成为了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主要理论依据，这不能不让我们对供给学派深感兴趣。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对供给学派的基本经济理论作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弄清它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差异，以求深入准确地理解供给学派的经济思想。
（一）拉弗曲线：供给学派的思想精髓
为了说明税率和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减税在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拉弗提出了著名“拉弗曲线”模型，并成为了供给学派减税政策的理论依据。“拉弗曲线”并不是经济学家严肃、认真的研究结果，而是拉弗在1974年为了说服当时福特总统的白宫助理切尼，想要其明白只有通过减税，才能让美国经济摆脱“滞胀”困境，于是即兴在华盛顿的一家餐厅的餐巾纸上画了一条抛物线，以阐释减税的意义，这条随手画出的抛物线，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的原理并不复杂，所提出命题是：“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拉弗主张政府必须保持适当的税率，才能保证较好的税收收入。万尼斯基对此也作出了扼要解释：“当税率为100%时，货币经济中的全部生产都停止了，如果人们的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所征收，他们就不愿意工作，因此由于生产中断，没有什么可供征100%的税，因此，政府的收益就等于零。”
税率从0-100%时，税收总额也从零回归到零，因此“拉弗曲线”必然有一个转折点，在此点之下，即在一定的税率之下，政府的税收随着税率的提高而提高，一旦税率高过了这个转折点，那么政府的税收将随税率的进一步提高而减少。“拉弗曲线”认为，税率高并不等于实际税收收入高，税率太高，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严重损害，经济活动大幅衰退，政府的税收反而可能减少，只有税率达到一个最优值时，实际税收才是最高的。
拉弗曲线的形状如下图所示，该图表明，在原点0处税率为零的时候，将没有任何税收
收入，随着税率的增加，税收收入也将逐渐增加到最高点N处，此时税率为E，一旦税率继续增加，越过E点之后，由于税率过高，政府税收收入反而会减少，当税率达到100%
的时候，将没有人愿意从事生产劳动，因此此时的税收收入也将为零。拉弗曲线说明，当税率高于图中的E点时，由于高税率的负面影响，尽管税率继续提高，但税收收入却
开始下降。税率高于E点的图中的阴影部分因此被称之为税率禁区，当税率进入禁区之
后，税率与税收收入开始呈反比关系，要想恢复经济增长势头，扩大税收收入，就必须降低税率，才能实现目标。


“拉弗曲线”一经提出，并成为了供给学派宣扬减税政策的关键理论依据，他们把它看成是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秘密的一把钥匙。供给学派认为，美国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都是成功地停留在“拉弗曲线”禁区之外，但是，从此以后，美国的税率大多数都处于“禁区”之内。因此供给学派认为当时美国政府所要采取的经济政策，就是减税，降低边际税率，从而刺激劳动、储蓄和投资，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美国经济才能真正摆脱滞胀的困扰。而且因为减税刺激了供给，促进了经济发展，从而税基也得到扩大，因此减税并不会带来政府税收的减少。
（二）供给与生产率：供给学派的理论核心
经济理论史反映着人类经济发展的脚步，从配第的《赋税论》、托马斯.孟的《英国得
自对外贸易的财富》、魁奈的《经济表》，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
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直至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些著作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上升期的历史轨迹，所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去获得和积累财富，在于探讨经济增长的源泉、性质与方式。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危机仅仅被看成是短暂和局部范围的存在，无须过度关注，更值得研究和分析的是生产供给面的因素，因为生产创造财富这一观点，基本是他们的共同信念。到萨伊为止，这种重视供给，忽视需求的倾向演化到了极致，生产创造自身需求，市场存在自我趋向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经济大萧条毁灭了这些信念，普遍的生产过剩和大量的失业人员，这让萨伊定理无法解释，生产过剩、需求不足，这些问题是古典经济学先驱们所未曾遇到过的，传统经济学由此遭遇到极大的困境。
在批判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他的“有效需求不足论”来解释西方经济大萧条，认为经济衰退的原因就是总需求不足，并提出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来刺激消费、增加公共支出等主张，以促使经济摆脱衰退状态，重新步入增长轨道。二战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纷纷采用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的经济政策，由此经历了一段难得的三十来年经济高增长的黄金岁月，大大减轻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和危害程度，这无疑是凯恩斯主义的极大成功，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综合派，也因此成为了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主流经济学派。
但是历史走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经济的滞胀局面，使得凯恩斯主义失灵了，既无法解释，又不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严峻的经济现实再一次引起经济学家的思考，各种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保守经济思潮纷纷崭露头角。很自然舆论方向再一次发生重大转向，由重视政府干预转向提倡经济自由，有需求管理转向侧重供给刺激。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了萨伊定理的正确性，并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无须政府来刺激需求，反而更应该关注的是供给面。吉尔德对供给创造需求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解释，认为在以商品交换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者要“给予”消费者以商品，从而实现其市场目的，这种给予，其源泉是经济的供给方面，相反，忽视供给，或者“在经济学中，当需求在优先次序上取得供给时，必然会造成经济的呆滞和缺乏创造力、通货膨胀以及生产力的下降。”
需求是什么？吉尔德认为需求并不是非常明确地可以认知和辨别的，它是欲望和情绪不断变化的产物，而欲望和情绪必须具有所附着的特定形态，此即“对供应的流量作出反应”。这样，吉尔德就等于主张需求其实是依附于供给而存在的，现实经济中的需求是有供给决定的，需求是依赖于供给的。因此，吉尔德认为，传统经济中将供求关系置于一起，通过供求曲线的交叉来确定均衡状态的分析方法，是可能潜伏着错误的推理方式。
吉尔德也批评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衰退的观点，认为造成经济衰退的非均衡缺口，事实上还是由供给面所引起的。即使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经济大危机时期，情况也并非是完全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还有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国际贸易体系的崩溃、银行大量倒闭导致的货币供给量严重紧缩、实际利率的剧烈上升以及一系列不健全税率的增加等等，这些因素可以归因于供给面缘故。吉尔德还抓住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的资本边际效率大做文章，认为这一概念所蕴含的意思从另一个角度看，实际上是对萨伊定理的肯定，即坚决主张供给应该居于首要地位。吉尔德还从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学术思想里汲取养分，认为生产者在引起、形成和创造需求方面起到主要的、关键性的作用，进一步论战了供给创造需求观点的正确性。
既然供给会创造自身的需求，那么供给学派又如何来解释经常出现的生产过剩危机呢？吉尔德认为，首先，这种过剩如果纯正的话，也只是“劣等货”过剩；其次，在资源稀缺的世界里，生产过剩只是表面现象，这种生产过剩的原因并非是需求不足，而是意味者缺乏创造性的生产，缺乏新的供给和由此引发的新的需求。
在凯恩斯主义看来，储蓄过多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及生产过剩的相当重要的原因，但在供给学派看来，自二战以来，恰恰是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如日本和东亚的一些新兴工业国家，才是发展最快的国家，表面上的生产过剩却恰恰出现于西方的一些储蓄率很低的国家，如美国。再次，表面生产过剩这一现象背后，还隐藏着对经济发展决定因素的认知和判断，经济发展究竟是供给主导还是需求主导。如果是需求为主导，则企业很少会创造新产品，因为对还不是很熟悉的东西的需求是无法加以衡量的。在此情况下，市场上不可避免地到处充塞着“旧的商品”，通过政府干预来刺激需求量的扩大，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矛盾累积，造成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
供给学派并不否认经济进步，但他们认为，这种进步，究其实质，当然不是取决于续期，而是“始终依赖于供给者的创造能力”，经济增长无疑必须要把新的产品有效地生产出来。萨伊定理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正是因为它正确地发现了需求依赖于供给的事实，从而把注意力集中于供给面，集中在刺激的能力和资本的形成方面，集中探讨经济发展的供给决定因素。
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经济的长期增长，就意味着在供给方面，既要有稳定的、有保障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同时也必须要存在一个高效率的、充满活力的社会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大众提供日益丰富的商品，也就是说，经济的长期增长关键要依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来实现。
对于上个世纪美国的经济滞胀问题，供给学派认为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是其中的关键原因，它直接反映在单位劳动产出增长率的下降以及资本劳动力比例的降低上。罗伯茨曾表示，“宏观经济政策一直是针对总需求管理的，税收和政府开支被用于刺激消费，国家的生产能力——经济的供给方面，被认为仅仅是依赖于充分的需求。”，因此罗伯茨认为储蓄的减少，使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源——资本供给严重不足，而边际税率的居高不下，又大大损害了工作的积极性以及推行生产新技术的兴趣，经济资源从而转向非生产目的和地下经济，技术创新机制严重受阻。
从罗伯茨的观点和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到供给学派在寻找拯救美国经济办法的过程中，对供给以及生产效率所给予的异乎寻常的重视，对各种造成生产率低下的政策给予了强烈的批判。但是供给学派并在此止步，在经济理论上，他们还反思了从古典经济学一直到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历程，并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方向提出质疑。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吉尔德认为，“一个引起麻烦的主要根源就是经济学界”，他认为，古典经济是重视供给面和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分析，也曾详细探讨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但是自从李嘉图起，经济学思考的重点就逐步转向了，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价值论和分配论的争论上，这种忽视供给、不注重生产率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到了凯恩斯主义那里，就被推演到了极致，需求分析占据了经济舞台的中心地位。
总之，供给学派认为供给和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来自于供给的真实扩张，来自于生产率的持续上升，来自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供给创造需求，需求依赖于供给，富有创新性的供给毫无疑问将会创造新的需求，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正是推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关键因素。
（三）“费尔德斯坦曲线”：温和供给学派的代表理论
费尔德斯坦是温和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与拉弗等正统供给学派不同，面临这同一的滞胀困境，拉弗等正统供给学派，以“拉弗曲线为”理论依据，极力鼓吹减税的政策，而费尔德斯坦则持较为温和的态度，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模型，此即“费尔德斯坦曲线”。
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费尔德斯坦就通过一系列著作来阐述自己的基本经济思想，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经济政策是导致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上升以及资本形成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政府不断扩大的社会福利计划使得个人储蓄减少，也阻碍了资本的形成和经济增长。费尔德斯坦认为美国经济滞胀问题主要表现在供给方面，应当尽力提高供给能力，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生产效率。
费尔德斯坦也批评拉弗等人为解决美国经济而提高的方法过于简单，而且对减税所带来的好处过于乐观和美化，在他看来，美国经济的病症不仅在于很高的边际税率方面，也在于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税收结构、社会保险制度等其他方面。因此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仅要考虑减税，还要注意平衡预算、稳定并降低财政赤字和降低通货膨胀率，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刺激储蓄和投资的环境。
为能够更具体、更形象地说明他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费尔德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费尔德斯坦曲线”，以此来说明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资本形成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该模型假定在经济中存在三种资产：货币、政府债券和私人有价证券，在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条件下，财政赤字的增加表现为货币供给或政府债券的增加，而货币供给的增加将会造成通货膨胀压力；政府债券的增加会引起产生对私人有价证券的替代效应，导致私人有价证券需求的缩小，降低资产形成比率。
那么该如何避免财政赤字增加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呢？费尔德斯坦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首先，假定财政赤字的增加不影响通货膨胀，要使通货膨胀率不变，那么就不能采用扩大货币供给量的作法，而是要采用增发政府债券来平衡财政赤字。但是，这样一来会导致政府债券和货币相对利率的提高，加强了政府债券向私人有价证券的替代效应，从而会降低资本形成水平和实际国民收入。由此可见，避免通货膨胀率提高的代价是资本形成水平和国民收入增长率的降低。
其次假定财政赤字的增加不影响资本形成水平，要使资本形成率不变，那么就不能采用增加政府债券的作法，而是要通过增加货币供给的方法来平衡财政赤字，这无疑会加大通货膨胀压力。通货膨胀引起名义利率上升，进而使资本实际净收益趋于下降，于是有必要降低边际税率，从而使新增货币供给量中的一部分为私人有价证券的投资所吸收，使得资本形成水平不至于下降，但财政赤字的压力将使通货膨胀水平进一步上升。
根据以上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资本形成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费尔德斯坦用一条曲线来加以形象表达，这就是著名的“费尔德斯坦曲线”，如下图所示。



“费尔德斯坦曲线”表明，在一定的财政赤字水平（Ⅰ）下，要使资本形成率从R1提高R2，那么通货膨胀率就会从π1上升到π2，反之亦然；当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时，曲线Ⅰ从上升到Ⅱ时，为了保持原有的资本形成率不变，其代价是通货膨胀率从π1提高到π4；相反当财政赤字减少时，曲线从Ⅰ下移到Ⅲ，这时在维持原先的资本形成率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可以降低了；而当预算达到平衡，财政赤字为零时，费尔德斯坦认为，在经济中仍然存在着一个通货膨胀水平，这就是一个“自然通货膨胀率（π0）”，但这
种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变量的影响是中性的，资本形成率没有影响，此时曲线变成一条和自然通货膨胀率重回的水平线。
由“费尔德斯坦曲线”可以看出，费尔德斯坦通过分析财政赤字与资本形成率、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互关系，试图寻找最佳的通货膨胀率和资本形成率的组合。它是温和的，并没有极力鼓吹减税的美妙前景，反而提出了一些令正统供给学派相当不快的观点。比如费尔德斯坦认为，在一定的财政赤字水平下，为了平衡预算，降低通货膨胀率，是可以牺牲一定的资本形成率与经济增长率的，也可以增加税收，因为这既可以减轻财政压力，抑制需求过度增长，又可以减轻利率上升压力，进而维持一定的资本形成能力。
另外一方面，费尔德斯坦也认为，美国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在于供给方面，特别是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的低下，政府政策应该从刺激需求转向刺激供给，但是和拉弗不同，费尔德斯坦不同意减税会自动快速增加政府收入、抑制通货膨胀和导致经济增长的过于乐观看法。

当然，虽然与正统供给学派存在着一些观点上的差异，“费尔德斯坦曲线”仍然不失为供给学派的理论模型代表之一，它对宏观经济的总体解释和独到见解，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以及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

七、供给学派的观点和主张

供给学派并没有建立起完整严密的理论和政策体系，只是该学派的倡导者对于美国经济产生的“滞胀”的原因及政策主张具有类似的观点和看法。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对西方经济大萧条的解释，认为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爆发的大萧条并不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而是当时西方各国政府实行一系列错误政策造成的，认为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萨伊定律是正确的。
1，重新肯定萨伊定律的正确性
供给学派提出了“回到萨伊那里去”的口号，用“供给决定需求的”的萨伊定律否定“需求决定供给”的凯恩斯定律，认为供给增加，自然会使需求增加，而不必人为地去刺激需求。供给学派经济学家吉尔德称，萨伊定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供给，集中在刺激的能力或资本的投资方面。它使经济学家首先关心各个生产者的动机和刺激，使他们从专心于分配和需求转过来，并再次集中于生产手段。就全部经济来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来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发生由于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从整体上看，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会创造出对他们产品的需求。
拉弗也极力强调萨伊定律的重大意义，指出萨伊定律不仅概括了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内核，而且确认了供给而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认为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应当刺激供给。
2，由需求分析转向供给分析，反对国家干预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之后，进而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
政府应该利用改变报酬的方式使企业和工人乐于投资、喜欢工作、善于发明，这样既能刺激人的积极性来增加供给，又能使收入增加，消费增加。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拉弗把供给经济学解释为：“提供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人们随着刺激而改变行为，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
因此供给学派认为，对报酬和利润的刺激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实际工资的刺激将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对储蓄和投资报酬的刺激会影响资本的供给和利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能够使生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应当消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要素。
对于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政策，供给学派认为是无效并且有害的，因为需求本身并不生产什么。在供给学派看来，由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需求受到过度刺激，而供给却窒息在不必要的管制、过高的税收和过多的规章制度之中，它们都成了阻碍生产发展的绊脚石。
3、反对国家干预，推崇自由市场体制
供给学派从萨伊定理出发，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供求总是均衡的，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恢复经济自由，让市场机制自我发作用，才能达到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政府的职能在于为企业家的自由创作提高一个良好的环境，而政府行为过度扩张，无疑会对私人经济活动造成排挤。
供给学派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促进生产、增加供给的关键因素，而自由竞争的市场则是企业家施展才能的最佳经济环境，让企业自由地生产经营，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政府进行过多的、不适当的干预，不仅会窒息企业创造性活动，阻碍生产增长，而且还破坏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对经济产生持久的破坏作用。
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制定的许多关于价格、工资、雇佣、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商品检验等法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供给学派认为，过多的规章条例，不仅加重企业负担，增加了产品成本，而且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创造性生产活动，造成生产率增长缓慢，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因此供给学派主张放宽或取消这些限制，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自行调节作用，恢复企业自由经营，以激发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奠定良好的微观基础。
4，着重分析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对供给的影响，极力主张减税
供给学派指出，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刺激因素，其中财政政策最为重要，在分析经济政策对行为的影响时，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只注意政策对经济主体收入和支出的效果，而是强调政策对生产活动的作用。供给学派着重分析税制对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效果，指出经济主体从事经营活动所关心的，并不是获得的报酬或利润总额，而是减去各种纳税后的报酬或利润净额。在累进税制条件下，边际税率是关键因素，因为经济主体是否多做工作，或者增加储蓄和投资，要看按边际税率纳税后增加的净报酬是否合算。
供给学派认为税率影响经济主体行为，是通过相对价格变化来实现的，税率提高，纳税后净报酬减少，这意味着休闲对工作的价格下降，人们就会选择休闲而不去工作，劳动力的供给就会减少。就资本来看，这意味着消费对储蓄和投资的价格下降，人们更乐意把收入用作消费而不是用作储蓄和投资，资本供给就会减少。此外，经济主体为了逃避高税率，还会把经济活动从公开转入地下，这些都会使生产要素供给减少，利用效率降低，造成供给下降。
供给学派进而分析税率与税收的关系，因为税收是税率与税收基础的乘积，税率变动既然影响生产，就必然影响税收。拉弗首次把税率与税收的关系制成模型，画在直角坐标图上，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拉弗曲线理论”认为政府必须保持适当的税率，才能保证较好的财政收入，税率高并不等于实际税收就高，政府的税收随着税率的提高而提高，而一旦税率的增加越过转折点，政府税收将随税率的进一步提高而减少，因为过高的税率抑制了人们的工作热情，减少了经济活动，只有在税率达到一个最优值的时候，实际税收才是最高的。
在税收问题上，供给学派认为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刺激供给，增加总产出，并可抑制通货膨胀，而高税率严重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的储蓄和投资，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商业呆滞，物价上涨等不利现象。这时再加上认为扩大需求，通货膨胀势必加剧，使得经济形势更趋恶化。
因此，供给学派竭力主张大幅度减税的政策，认为减税能刺激人们多工作，更能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同时他们还认为，减税后政府税收不致减少，甚至反而可能增多，而且即使出现财政赤字，对经济也无关紧要，经济增长后，赤字自然会缩小和消失。
供给学派还主张大幅度削减政府公共支出，认为政府支出中的大部分，有些是纯粹是浪费资源，助长了徇私舞弊现象，有些虽对经济有益，但效率很低，同时过大的政府福利支出，挤占了生产性投资，造成供给不足，另外政府的直接投资还为政府不恰当的干预经济提供了借口，因此他们主张大量削减社会支出，停办不必需的社会保险和福利计划，降低福利补贴和补助金额，严格限制享受条件。
在货币问题上，供给学派虽然同意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在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的目的和措施上，同货币主义大相径庭，供给学派认为，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的目的不应只是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而是为了稳定货币价值。只要货币价值保持稳定，人们的通货膨胀心理就会消失，才会乐意保存货币，选择生产投资，而不会去囤积物资，参与投机性活动，同时货币币值稳定，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八、供给学派的影响

供给学派虽然遭到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的强烈批评，但是也给予西方经济学以新的冲击，同时对美国的经济政策也有很大的影响。
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
1，从过于强调需求转向供需相结合分析。供给学派兴起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在研究宏
观经济、制定经济模型，从原先普遍只考虑需求因素，转向供需相结合分析，开始强调供给、储蓄和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承认过去完全忽视经济的供给方面是不恰当的。
2，从提倡政府干预转向注意市场机制。货币主义虽然早已提出反对政府干预，宣扬市
场自我调节的观点，但是只是在供给学派分析政府政策阻碍经济增长，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条例给企业造成巨大的负担以后，西方经济学界才开始真正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缩小政府的经济职能，调整政府干预的内容和方向，更多地发挥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
供给学派虽然尚是一个不成熟的经济流派，但对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影响却相当的大。1981年里根总统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开头就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管理为指导思想的传统政策的彻底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政策依据。复兴计划主要包括：
1，大量削减联邦政府社会支出
2，降低个人所得税率，资本收益税率，实行企业固定资本加速折旧和投资纳税优惠。
3，放宽对经济的管理
4，协调美联储实施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政策。
但是里根总统的“经济复兴计划”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大部分目标也没有实现，经济表现一直比较疲软，1983年经济复苏后增长较快，但是1984年经济却又趋于呆滞，失业率曾高达10.7%，虽然通货膨胀率下降较多，但是联邦政府的财政却是连年出现巨额
赤字，1983年和1984年均高达近2000亿美元，同时对外贸易也是出现创记录的赤字，
1984年达到了1000多亿美元。
因此与供给学派所描绘的美妙前景不同，它的政策实践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经济高增长的预期没有得到兑现，美国经济形势虽一度曾有好转，但财政赤字却是连创新高的，使得里根总统在其第二届任期内，不得不对政策做出调整，取消了一些税收优惠。这一切使得供给学派的信仰者有点沮丧，在当代经济学界，信仰和赞赏供给学派的经济家已经为数不多了。

九、对供给学派的评论

供给学派的观点和主张，是对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直接挑战，它既获得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赞同，也受到不少人的责难。比如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认为，供给学派既没有经济史上的有力证据，又缺乏理论分析的合理推断。对于拉弗曲线，批评者认为，它只不过表明税率与生产、税收的函数关系存在着一个使生产、税收最大的税率，问题是如何计量测定函数关系的具体形式，税种不同，函数形式各异。拉弗曲线对此均未详细论及，而且只注重税率对生产、税收的作用，忽略了影响生产、税收的其他重要因素，片面夸大税率变动对于生产的促进作用。对于供给学派所称的减税不会导致出现财政赤字，即使发生财政赤字也对经济毫无妨碍，赤字会自行消失的观点，批评者则斥之为无稽之谈。
关于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的后果，批评者认为，降低边际税率是为了富人谋利，因为全面降低累进税率，高收入阶层获得减税的好处要比低收入阶层多，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则使得低收入阶层的利益直接受到损害，使得贫富差距更加严重。
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效果，凯恩斯主义者K.J.阿罗， A.E.卡恩等指出，政府
干预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保持经济稳定、收入再分配，促进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供给学派的理论内容大多只是一些经济观点的汇聚，并没有建立起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所以在其实践效果不佳之后，就很快衰弱下去，至今未见有振兴迹象。

经济学派之五：熊彼特的经济思想

熊彼特是当代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创新论被认为是开创性地解释经济周期与经济发展独树一帜的经济理论。

一、生平经历与代表著作

熊彼特1883年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特利希镇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1901-1906年间
，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学习，当时的法律系要求学生学习政治和经济学，经过六年学习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熊彼特是奥地利经济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学生，深受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的熏陶。在大学期间，他又结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和鲍威尔，并由此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对熊彼特以后的经济思想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1909年，由庞巴维克推荐，熊彼特任奥匈帝国布科文纳省捷尔诺维茨大学教授，1911年改任葛拉兹大学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奥地利成立了由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组成的联合内阁，经当时的外交部长鲍威尔的推荐，熊彼特以经济学家身份出任财政部长，1920年，熊彼特由于反对与德国结盟以及工业国有化政策而被迫离职。1925年，熊彼特应德国政府教育部的邀请赴波恩大学任教，任教期间，他两次赴美到哈佛大学讲学。1932年，熊彼特移居美国任哈佛大学教授，直至1950年去世。
对于熊彼特在哈佛大学的任教经历，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回忆道：“不是通过讲笑话，也不让学生们掉进事先挖好的陷阱，但他总有办法把上课弄得趣味十足，而且丝毫不影响其思想深度。他带来学生从呆板且平铺直叙的课本中跳出来，进入真实的经济世界，认识活生生的经济学家们，讲需求替代弹性这些概念的时候，他所散发出的热情是真挚的，这种真挚的热情能传递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熊彼特一生著作有15本书200多篇文章，其主要经济理论著作有：《理论经济学的本质
与主要内容》，《经济发展理论》，《经济理论与方法史上的阶段》、《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经济分析史》等。除了著书立说之外，熊彼特还参与了众多的学术活动，1930年，他与其他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共同倡导成立计量经济学会，，并于1937-1941年间担任协
会主席。1948-1949年，熊彼特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虽然熊彼特直接师承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庞巴维克，但由于他在经济学术上涉猎之广泛、贡献之独特，使之无法划入“奥地利学派”的范围，事实上，熊彼特是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重要经济学分支的奠基人，他的创新理论、经济周期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等，在西方学术界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被人们视为可与凯恩斯相媲美的伟大经济学家。
二、熊彼特经济理论体系的主要特征
熊彼特经济理论体系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一般均衡为出发点，将经济体系内在因素的发展作为推动体系本身发展变化的动源，以“创新”概念为中心，把历史的、统计的和理论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
1、 熊彼特虽然直接师承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但他最为推崇的经济学家还是洛桑学派的创始人瓦尔拉，认为瓦尔拉的经济均衡体系，把革命的创造性和古典学派的传统优点统一起来，这是唯一可与理论物理学成就相媲美的经济学理论，但同时熊彼特又认为瓦尔拉的经济均衡理论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
熊彼特谈道：“然而，当我着手研究瓦尔拉的理论以及他的分析技术时，我发现这个理论以及分析技术，不仅在性质上纯系静态性质，而且只适用于一个不变的过程。……所谓静态理论，不外乎阐明均衡的条件以及在均衡受到任何微小的扰乱之后如何再趋于均衡的道理，此外无他。……所谓不变的过程，是指实际上不以它自己的起动力而变化的过程，也就是指是与时间相伴随的循环流中再生产出实质收入的过程。纵使这个过程有变化，那也是在诸如自然灾害、战争等与过程本身无关的外在事物的现象影响下发生变化的。……我痛感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深信在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一种动源，正是这个东西本身使得将要达到的均衡遭到破坏。假如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一种理论，一种能够阐明并非由于经济体系以外的因素而使经济体系发生从一个均衡向另一个均衡的变化的经济理论，我打算创立的就是这样的理论。”
2、熊彼特虽然极为推崇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但是从以上的言论可知，他发现了其
中的不足之处，并决心跨越静态的一般均衡理论，建立一套从经济体系内部因素来说明经济动态现象的新经济理论，因为熊彼特深信在经济体系内部必然存在着一种打破自我均衡的动源，而一般均衡理论不足以阐明这一点。
熊彼特重视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他的创新理论，便是从经济体系内部寻找发展动力源的结果。熊彼特认为经济体系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的发展，其根源在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他不仅用创新活动来说明经济的周期性活动和经济发展，而且还用来论证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和社会主义的自动实现。
“创新”，按照熊彼特的理解，就是指“企业家实现对生产要素新的结合。”，而进行创新活动的企业家并不等同于一般的经理，他们必须具有创新的思想、冒险的精神以及有先见之明。熊彼特认为，研究静态经济需要假设经济人作为经济主体，而研究动态经济则需要假设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作为经济主体。
3、把历史分析、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紧密结合是熊彼特经济理论的又一重要特征。熊
彼特的两大卷关于经济周期著作的副标题，就是“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这无疑正是熊彼特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鲜明体现。
熊彼特的理论分析，大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创造和使用概念与原理、并且用它们去理解事实的艺术。”；二、是强调在经济研究中采用数学方法。1946年，熊彼特与他人合写了《经济学者和统计学者需用的数学初步》一书，以期在经济学界推广使用数学。熊彼特之所以推崇数学方法，是因为他认为经济科学中存在大量分歧意见的原因，就是由于它的精密程度还不够，而数学化正是提高精密程度的可靠途径。
在经济理论中采用历史分析方法，这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一贯传统，与一般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不同，熊彼特对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施穆勒，“所采用的方法的程序及成果，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熊彼特认为，单纯运用理论分析，必然要排除掉许多对经济现象起着重要作用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因素，这就不免使经济学在反映现实时受到损害，补救的方法就是德国历史学派所采用的历史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不忘记忽略社会、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因素。
熊彼特还十分注重统计分析，注意用统计资料来验证或者矫正理论分析的结果，这与他推崇数学方法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三、 创新与经济周期理论
在20世纪初期，熊彼特就已经注意到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影响，并开始着手研究这一问题，在《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一书中，形成了关于经济危机比较完成的论述。在该书序言中，熊彼特强调，这本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从理论分析、历史过程和统计资料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进行分析；第二，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经济周期的起因和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第三，不给出任何有关对策的建议。
对于经济周期，熊彼特写到：“从统计上来说，周期这个术语包含两个意思：第一，历史时间上的（与理论时间相区别）经济数量价值的连续并不表现为单调的增或减，而是表现为这些价值本身或者其一阶或二阶导数重复出现（不规则）；第二，在每一个这种时间序列中，这些波动都不是独立发生的，而相互间总是表现出有着短暂的或较长的联系。”
现实世界里，引起经济数据变化的因素是众多的，有的引起波动，有的则单纯地引起单调的变化，熊彼特把引起经济数据变动的因素分为三类，：外部因素，增长因素和创新因素。其中增长因素是指人口增加这类变化，其特点是不会引起经济生活的波动或周期。因此熊彼特强调在分析周期问题时，应当把这类非周期的增长因素排除掉。
外部因素是指战争、革命、自然灾害、制度变化、经济政策变化及银行货币管理等等诸如此类的因素，熊彼特认为外部因素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一个明显的重要根源，但他强调，仅仅从外部因素去探索经济周期的原因是远远不够的，问题是“是否从根本上存在着任何产生与商业社会行为本身，并在制度的和自然的社会结构保持绝对不变的情况下，也能观察得到的波动。”，熊彼特认为即使把外部因素排除掉，资本主义经济仍将呈现出周期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着创新活动。
同时熊彼特也对用货币信用因素，用信贷的扩张或收缩来说明经济周期现象的观点，表示了强烈的不同意见。首先，熊彼特认为银行和货币管理是导致经济变化的外部因素，用来解释经济周期现象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其次熊彼特认为信贷论无法解释经济周期的本质，反而会导致错误的认识，“如果我们停在对投资过程的分析，并假设投资本身有自己的机制之上，我们不仅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而且还会发现在做结论上难以避免做出如下极端的推理，即由于投资的增长和信贷扩张与繁荣阶段相联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扩大信贷来造成繁荣。”
熊彼特用创新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把创新作为社会前进的动力，由此出发，他也用创新来解释经济周期，认为经济中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在于创新。熊彼特把创新当作研究和解释经济危机波动的基石，在创新的基础上把各种经济周期波动有机统一起来，以创新活动去加以阐释，开创了研究经济周期的一大流派。
熊彼特把创新一词定义为“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它包括以下五种情况：
（1）引入一种新产品或提供一种新产品之新的质量；
（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或新的技术；
（3）开辟一个新市场；
（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
（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所以，创新与技术上的新发明不是一回事，一般的企业经理不是企业家，因为他们只是遵循常规按习惯和传统的方式方法来管理企业，只有那些富有冒险精神，勇于率先把创新活动付诸实践的创新者，才是在竞争市场中赚得利润的企业家。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创新是经济体系内生的。熊彼特指出：“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尽管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能够导致经济生活的变化，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经济变化，还有另一种经济变化，它是不能用从外部加于数据的影响来说明的，它是从体系内部发生的。这种变化是那么多重要经济现象的原因，所以，为它建立一种理论似乎是值得的，这种经济变化就是创新。”
第二，创新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而不是投入的简单增加。熊彼特曾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不管你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者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可能得到一条铁路。“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的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非常狭窄和正式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问题。”
第三，创新的同时意味着毁灭。熊彼特认为，就如铁路的修建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否定，新产品、新技术的诞生就意味着对旧产品、旧技术的否定，每一个大规模的创新活动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的同时，都会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创新就是不断在体系内部破坏旧的结构，构建新的结构，这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现象。
第四，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熊彼特把实现生产函数新组合的人称之为企业家，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并不是经营或管理，而是看其是否能够执行这种生产函数新组合的创新过程。这个核心职能将企业家与一般的企业管理者区别开来，这就使得“充当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来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所以企业家并不形成一个专门意义上的社会阶级。”熊彼特对企业家概念的独特界定，其目的在于突出创新活动的关键性，说明创新才是企业家的本质所在。
在用创新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现象时，熊彼特提出了一个包括经济上升期和下降期的周期模型。在一个沿着固定轨道循环流动的均衡体系里，企业家为了追求利润，引入创新。
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首先借助银行扩大信用贷款的帮助，增雇工人，新建厂房增添设备，建立新工厂，推动国民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促进消费品生产的增加。企业家的创新利润，刺激其他企业经理也在银行信贷的帮助下群起模仿，由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引发的一系列反应，打破了经济均衡状态，将经济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这就是经济周期的复苏和高涨。
在经济高涨阶段，厂商在乐观情绪的支配下，投资盛行，借助银行贷款扩大的投资高估了社会对产品的需求。此外，消费者的乐观情绪高估了可能的收入，常以抵押贷款的方式购买耐用消费品，消费者负债购买反过来刺激企业的过度投资，新产品的供给越来越多，使得利润率下降，经济也就由繁荣转向衰退。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活动使得企业家获得利润，并为其他投资者开辟了道路，创新引起模仿，创新浪潮的出现引起经济繁荣，而当创新扩展至更多企业的时候，赢利机会就会趋于消失，经济由此面临衰退乃至萧条的局面。
熊彼特认为经济周期的衰退与萧条，意味着新产品、新技术对旧的厂商和部门的冲击，那些在经济高涨期间过度扩大了的投资在萧条阶段的毁灭，是社会经济从失衡走向新的均衡之必然的和有益的过程，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看，一旦萧条到达谷底，新的创新引致的复苏和高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在更高的水平上向前发展，均衡-失衡-在更高的水平上均衡，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熊彼特认为繁荣和衰退是经济周期两个主要阶段，但是由于存在创新所诱发的各种从属现象，如创新者的投资活动所引发的各种连锁反应，以及随着繁荣逐渐到来而造成的投机心理和投机活动，熊彼特将这种被诱发出来的各种从属现象称之为“从属波”，无疑这种从属波现象会大大加强经济周期的振幅。
考虑到从属波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熊彼特建立关于经济周期的四阶段模型，该模型将经济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熊彼特认为，由于从属波的作用，由创新活动所引发的经济扩张，会导致经济在繁荣阶段出现大量的投机活动，这会造成经济超越正常繁荣的均衡点，以致形成虚假繁荣或者过度繁荣，而一旦推动经济扩张的创新活动消退时，虚假繁荣的破灭对经济会造成严重打击，经济的下降过程也会越过单纯因为创新活动消退而产生的衰退均衡点，经济将会进入更严重的萧条阶段。
在这个萧条阶段，不仅投机活动消失了，而且许多正常的经济活动也受到破坏，生产过剩，企业利润急剧减少，一些企业倒闭破产，失业增加，人民收入减少，但是经验证明这个阶段决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新的创新活动将会又一次将经济引向复苏阶段。
熊彼特还指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循环往复上下波动的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而且不同的创新活动所需要的时间是不同的，有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引进经济之中。同时创新活动的进行也不是连续平稳推进的，而是有时密集，有时稀疏的，对经济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不同，它们有的带来较短的波动，有的则导致较长的波动，因此这就导致经济周期，显然不会以一种非常有规律的面目出现。总之，创新的大小、所需时间及其重要性不同，决定了经济周期时间的不同。
对于熊彼特的四阶段周期模型，西方经济学家斯托尔曾有一个相当精炼的评价，“熊彼特相信每一个周期包括四个阶段，他把复苏阶段和衰退阶段看出是适应的过程，而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则表现为离开均衡位置的一种运动。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分别由创新和诸如投机、恐慌、经济政策不当之类的外生的、非实质性的现象所引起。繁荣阶段和衰退阶段对于资本主义过程来说是本质的，而萧条和复苏阶段则不是本质的。由于尖锐的社会和个人障碍发生于非本质阶段内，所以政策能够消除它们。”
对于用货币信用因素，或者信贷的扩张收缩来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熊彼特表示了不同的意见。首先，熊彼特认为银行和货币因素是导致经济变化的外部因素，并不足以用来解释经济周期现象。其次，熊彼特认为单纯用投资和信贷的变动来解释经济周期，无疑是相当牵强、非本质的理论，将会导致对经济周期现象的错误认识。“如果我们停在对投资过程的分析，并假设投资本身有自己的机制之上，我们不仅不能抓住事情的本质，而且还会发现在做结论上难以避免做出如下极端的推理，即由于投资的增长和信贷扩张与繁荣阶段相联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扩大信贷来造成繁荣。”第三，熊彼特并不否认投资和信贷在经济周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倾向于把它们放到“从属波”的地位，强调起关键、本质作用的还是创新活动。
熊彼特希望最终能够建立一种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兼顾货币因素的能够充分阐明经济周期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周期理论的目标是：“确立创新图式的有效性和说明创新，是如何与货币的补充作用一起导致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内部产生一种特殊形式的波，而且这种波是与人类活动其他领域的类似现象并行发生的。”
为了更具体地阐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周期现象，熊彼特指出：“把三个周期图式提出来作为一个很有用的解决问题的假设。”，熊彼特认为这三种经济周期假设有助于人们分析复杂的周期现象，也是对四阶段经济周期模型的一个理论补充。
第一种经济周期是长达50多年的经济长周期，或称长波，因它首先由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故又称为“康德拉捷夫周期”。熊彼特沿袭康德拉捷夫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长波大约是从1783年到1842年，即第一次产业革命。第二个长波大约从1842年到1897年，即蒸汽机和钢铁时代，或者可称之为世界铁路化时代。第三个长波大约从1897年到1920年末，被称为电气、化学和汽车的时代。
第二种经济周期是平均九到十年的中周期，又称为中波，因它由法国经济学家尤格拉于1860年首先提出来，故又称为“尤格拉周期”。该周期主要是厂房和生产设备的投资更新造成的。由于厂商希望扩张更新自己的固定资产，扩张将持续4-5年，但是当厂商完
成以后，在接下来的4-5年，在厂房与设备方面的支出将减少，从而形成了这种经济波
动。
第三种周期是平均40个月（三到四年）的短周期，又称为短波，因它由美国经济学家基钦于1932年首先提出，故又称为“基钦周期”。该周期是由于商业存货的变化而造成的，厂商为使存货的增长超前于销售的增长，将扩张存货1-2年，但是当销售增长缓慢时
，存货将在仓库中积压，厂商将在一年左右的时候内削减产量以减少存货积压，当存货最终恢复到更适当的水平时，销售额回升，厂商将再次寻求扩张存货。
上述三种周期并存且相互交织的情况，在熊彼特看来，正好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熊彼特认为，三种经济周期中的任何一种都与一定的创新活动相互联系，尤其是长周期，与重大创新集群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创新活动所起的作用。这样，经济周期现象，就不像他以前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罪恶的表现，而是经济进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然表现。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强调创新活动关键作用的同时，熊彼特并没有否认其他外部因素对经济周期现象的重要影响作用，实际上他指出了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振动的两个振源，一个是内生振源——创新活动，以主体波的形式影响着经济周期，一个是外生振源——各种外部因素，包括信贷等因素，以从属波的形式影响着经济周期，这两个振源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复杂多变的经济周期现象。
虽然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周期论极具独特性和深刻性，但是创新周期理论也蕴含着某些理论缺陷，因为创新理论固然可以比较容易解释经济繁荣现象，但是很难解释经济大规模衰退现象，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经济大萧条显然是创新周期理论所不能满意解释的，就算是创新动力衰退了，那最多会使得经济陷入熊彼特所说的增长停滞的稳态状态之中，根本不会让经济陷入国民生产减少一半的地步，况且那时候的西方世界丝毫没有创新活动大规模衰退的迹象。
四、创新与经济发展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发展的变化过程，他写道：“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它继续工作的基本推动力，来自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者运输方法、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产业组织的新形式。”。他反对把技术发明看作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秩序以外的外生因素，而认为它是“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一种功能，而这种功能才是产生发明的精神习惯的原因。”，他强调创新活动所导致的“这种产业上的突变过程……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这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
由此可知，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看作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是不断毁灭老的产业结构，又不断创造新的产业结构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基本动源就是创新活动。
为了更好地说明创新活动发生的原因及其具体机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提出了“循环流转”的概念，所谓循环流转就是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的现象。这样的经济循环流转状态其实是笔者所称之的经济稳态现象，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创新”的观点分析了“经济发展现象”。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创造性破坏的理论。

在此书中，熊彼特非常直观地描绘了循环流转的经济稳态现象
“
……屠户出售的肉是多少，这要由他的顾客，比如裁缝，将要购买多少肉并按什么价格购买来决定。可是这又依存于后者的营业收入，这种收入又依存于后者的顾客比如制鞋匠的需要和购买力，而制鞋匠的购买力又依存于他所为之生产的人们的需要和购买力；如此等等，直到最后我们遇到那些收入来自将自己的货物售与屠夫的人。这一经济天地所由组成的数量上的相互连锁和相互依存关系是随处可以见到的，不论人们选择什么方向去走动。不论你从什么地方进入这一点，不论你从什么地方离开这一点，你或许走了许许多多然而又是一定数量的步子以后，到头来还是必须回到这个起点。这种分析既不会自然而然地完全停止，也不会由于一种原因——即能更多地决定其他的因素而不是由其他的因素所决定的那一种因素——而走入歧途。
如果我们不用习惯的方式来表示消费的行为，那么我们的图画就会更加全面。例如，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面包的消费者，而不是土地、服务、铁等等的消费者。可是如果我们把人们看作也是这些其他东西的消费者，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各种货物在循环流转中所采取的途径。现在很明显，每一种商品的每一个单位并不总是像它的先行者在前一个经济时期内所经历的生产进程那样，经过同一的道路走向同一个消费者。但是我们可以认为，这种事情确实会发生，而不致改变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想象，年复一年地，生产力的永久泉源的每一次重新使用，目的均在于达到同一个消费者。过程的结果不论怎样总归相同，就像这种事情发生了一样。因此，可以说，在经济制度的某一处，一项需求可以说是正在等待每一项供给，在这个制度中没有一个地方是有商品而没有它的补充物，即为人们所持有的其他商品，这些人会根据从经验上确定的条件，用它来交换上面所说的货物。再根据所有商品都能找到市场这一事实，可以说：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就结束了；换言之，所有商品的卖主又以买主的身份出现，足够地去购买这些货物，用来在下一个经济时期按照已经达到的水平维持他们的消费和他们的生产设备，反之亦然。
可见，各个家庭或厂商的行为，都是按照经验给定的数据和同样由经验确定的方式来做出的。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不可能发生变化。数据可能改变，每一个人一旦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之后，就会立即按照它来行动。但是每一个人都会尽可能地紧紧墨守习惯的经济方法，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屈从于环境的压力。这样，经济制度就不会自行随意地发生变化，而是在所有的时候都和以前存在的状态联系着。这可以称为“威泽尔的继续性原则”。
倘若经济制度实际上并不“自行”改变，那么，如果我们只是假定它保持原状，我们并没有忽视任何对于我们现在的目的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这样作，也只是用理想的精确性来表达一个事实而已。如果我们描述一个彻底没有变化的制度，我们确实是在做出一种抽象，然而其目的只是为了表达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本质。暂时我们将要这样作。这同正统的理论并不相悖，至多也只是同习惯的说法有些不符，而后者却不能清楚地表述我们的论点。
通过另一个途径，可以得出相同的结果。一个社会在一个经济时期内生产和销售的一切商品的总和，可以称为社会产品。为了我们的目的，不必更加深入地去钻研这个概念的意义。社会产品本身并不是作为社会产品而存在的。它并不是系统活动的自觉向往的结果，就像经济制度本身也不是一种按照统一计划运行的“经济”一样。然而这是一种有用的抽象。我们可以想象：在经济时期的终了时，所有个人的产品在某个地方凑成了一大堆，然后根据某种原则将其分配。因为这个假设不包含对事实的重大改变，它至今为止是完全可以容许的。然后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对这个巨大的社会库藏作了一种贡献，后来又从它得到一些东西。对每一种贡献，在制度的某一处有着与之相应的另一个人的请求权；每一个人的份额都在某个地方随时准备着。由于所有的人均从经验得知，为了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就必须贡献多少（考虑到每一份额包含一定贡献这个条件）；这个制度的循环流转就结束了，所有的贡献和份额必须互相抵消，不论根据什么原则去进行分配。至此为止所作的假设是：所有的相关数量都是由经验给定的……”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活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看到，通过创新活动打破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能够给他带来额外的盈利机会，熊彼特认为除了利润动机之外，企业家精神在推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创新活动引发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可以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的毁灭过程”这一概念来阐述。带来额外利润的创新活动，将导致为分享这种利润而开始的“模仿”，并进一步引起那些采用旧方式的企业为保卫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适应”。
这是一个激烈竞争的过程，这种因为创新而引发的竞争，“所打击的不是现存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是在打击这些企业的基础，危机它们的生命。这种竞争和其他竞争在效率上的差别，犹如炮击和徒手进攻的差别，因此按其通常意义来考虑竞争能否更敏捷地发挥作用，就变得比较不重要了；长时期内扩大产量降低价格的强有力杠杆，无论如何总是用通常竞争以外的其他材料制成的。”
在这种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大量新的资本得到投入，那些“适应”能力差的企业被淘汰了、毁灭了，创新所掀起的风暴，通过创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推进了经济增长，促成了新资本、新产业的发展壮大，同时造成了对旧资本、旧产业的毁灭，这就是创造性毁灭过程的具体表现。
熊彼特认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波动是密切相关的，经济增长是通过经济周期来实现的，可以是周期性的波动正好体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那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创新和模仿促成了经济繁荣，但由于创新活动的不连续性，繁荣终将结束，随之而来的衰退和萧条将会毁灭那些适应性差的企业，这样，一个经济周期就构成了一次创造性毁灭的过程。
五、对完全竞争和垄断关系的新认识
以创新理论为依据，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现象出发，熊彼特对完全竞争和垄断做出了与前人迥然不同的评价。
熊彼特认为，首先完全竞争的假设是一个不现实的假设；其次，只有在生产方法既定，产品既定，产业结构既定，除了新增的人力、新增的储蓄联合起来以便设立现存类型的新企业以外，什么也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也就是在静态均衡的条件下，完全竞争才能被视为一种最有效的配置资源的机制，才有其理论和实践上的合理性。
但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完全竞争不利于刺激创新活动，因为任何由创新所引起的新企业将立即被过多的企业所模仿，新行业立即被过多的企业所涌入，以至于创新者得不到应有的利益，严重挫伤创新的动力；再次，一般来讲，由于规模效应，完全竞争状态下企业的内部生产效率要低于垄断状态下的企业；最后，完全竞争状态下的行业比垄断状态下的行业，更容易受到经济萧条的打击。因此完全竞争状态并不是创造性毁灭过程所依存的理想环境，熊彼特认为，从某个时期来看，完全竞争可能比其他市场组织更有效率，但是长期来看，它在效率上明显不如垄断，因为它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
熊彼特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垄断不如完全竞争有效率，是以“既定的需求状态和成本状态，在竞争条件下和垄断条件下是一致的”这一不现实的假设为前提的，“可是现代大实业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它产出数量的巨大，它的需求状态和成本状态，比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同一产业部门的需求状态和成本状态远为有利，并且这是不可避免的。”熊彼特认为，人们之所以对垄断深恶痛绝，是由历史所形成的一种习惯，“即他们实际上把自己不喜欢的商业上的任何东西都归于垄断这种恶势力。”
熊彼特一方面否认个别企业可以不依靠政府而长期保持垄断地位以致影响社会总产量，另一方面也承认个别企业会在短期内处于垄断地位。而这种短期的垄断地位，在他看来，不仅不是社会的祸害，反而是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熊彼特指出，统计资料表明，现代生产的发展，群众性消费的出现，是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垄断即大规模生产和大企业的出现是并行的，因此，武断认为垄断不利于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没有根据的。熊彼特认为，各种垄断行为，诸如专利权、长期合同、限制产量、刚性价格等等，在静态经济条件下，确实会造成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但在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中，它们都是经济进步的推进剂。
熊彼特认为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设立的一种保险机制，没有这种保险机制，创新活动是会大受阻碍的。他特别分析了人们经常所指责的刚性价格和技术垄断，从创造性毁灭过程看，刚性价格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坏。因为首先新产品的出现、新质量的提升，是无法从衡量价格刚性的指标上反映出来；其次刚性价格通常是短期的，旧产品终究要为新产品所代替；最后刚性价格措施，有助于保护企业免受季节性、不规则的价格波动之伤害，而且需求的价格弹性往往是小于1的，因此刚性的价
格其实更有助于扩张总产量。
至于技术垄断，熊彼特认为，人们对大企业阻碍技术进步的认识忽视了一点，就是大企业通常有能力，也极其愿意建立研究机构，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而这一点是很多小企业无法做到的。而且，熊彼特还指出，新产品的独家生产者是不能称之为垄断者的，因为它面临着旧产品生产者的激烈竞争，没有自己既定的市场需求，需要创造自己的市场需求。它们垄断的性质，是为创新活动争取到发展所需的时间和空间，这些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实际上资本主义颁发给创新者的奖金，是对创新活动的一种激励。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垄断带来的经济激励，那么创新行为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创新活动也就无法形成。也就是说，垄断利润并不是通常人们所想象的是一种压榨消费者得来的利润，而是一种保护创新的激励报酬。
熊彼特指出，就短期而言，寡头垄断的限制产量和维持刚性价格等做法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但以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为背景来看，却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熊彼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汽车工业和人造丝工业中的寡头实例来说明这一点，这两个行业如果不是出现寡头而是存在完全竞争的话，那么就不会给消费者带来那么多的利益。
在熊彼特眼里，垄断与创新的关系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除非借助政府的帮助，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将使任何厂商都无法长期保持垄断地位，寡头垄断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突破了传统教科书所说的单一价格竞争，出现了产品质量竞争、功能竞争等更高形式的竞争方式。这些非价格竞争方式比单纯的价格竞争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短期的垄断行为，虽然看来是不利于消费者利益，但却是创新活动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是以创新者的短期垄断地位为基础的，而这个过程又使任何人无法使自己的垄断地位长期保持下去。
在熊彼特看来，单纯的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并不能打破循环流转的“静态均衡”，不能造成经济发展，唯有创新活动，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才是打破静态均衡、促成生产要素重新优化组合、形成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而这种创新性毁灭的过程形成了经济波动现象。凭借着创新理论，熊彼特被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认为他阐释了经济增长的真正根源——创新，西方管理学大师德鲁克也称熊彼特具备“永垂不朽的大智慧”。
以创新活动为理论核心，强调它与经济发展、经济周期的密切关系，并指出垄断有利于创新活动的一面，这些可以说构成了熊彼特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对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做出了重大的、独树一帜的贡献。时至今日，创造性毁灭、企业家精神等概念仍然脍炙人口，不断被人们引用，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熊彼特经济思想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正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所评价道：“在熊彼特生命
的最后旅程中，伴随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的始终是一种悲情与孤寂，他的理论在其去世之后才为世人所接受与推崇，其“经济财富守护神”的盛名与匆忙的一生相比，也显得姗姗来迟、步履蹒跚。”，这番评价对熊彼特而言，可谓是非常恰当，诚哉斯言。

经济学派之六：李斯特的经济思想

李斯特是19世纪德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之一，对于亚当斯密、萨伊等人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怀疑者和批判者，他的经济思想在西方经济学界里基本属于非主流学派，不过其中的国家经济理论、生产力理论以及生产力划分联合理论都是非常独树一帜、具有洞见的观点。

一、生平经历和代表著作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出生于南德符腾堡州一个普通的鞋匠家庭，高中毕业后参加文官考试被录取，任职下级官员，后被提升为州会计监察官，曾任蒂宾根大学行政学教授。

1819年，由于组织鼓吹统一德国经济的全德工商联盟而受到迫害，被迫辞去大学教授职务，并同时被解除政府公职。
1820年，担任州议会议员，期间由于提出激进的民主改革主张，被以“煽动闹事，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10个月监禁。

1825年，李斯特移居美国，他开始经营农场，还担任过报社编辑，并开办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煤矿。

1832年，李斯特重新回到德国参加铁路建设，他希望建立全国性铁路系统推动德国经济的统一，但终究由于国内的封建割据地方势力强大而失败。

1837年，李斯特在美国的矿山在美国的银行危机中破产了，李斯特陷入生活困境中。其间，李斯特一直受到政府的监视，并受到再次被监禁的威胁。尽管他不断努力，仍然不能在他的德国找到一份固定职业。李斯特被迫流亡法国，法国梯也尔政府曾邀请他担任铁路建设和贸易政策方面的要职，但由于法国对德国的侵略性态度，李斯特拒绝了，主要靠给报社撰稿牟取微薄的收入。俄国财政部长曾经聘请他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以推行他的“国民体系”，李斯特因为俄国实行专制的沙皇制度而拒绝了。

1841年，李斯特出版了他的最主要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全面系统阐述了他独特深刻的经济学思想。

李斯特的经济著作主要有《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其中《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他最主要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他的学说在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上一般被归为历史学派，属于被西方忽视的非主流学派，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李斯特的经济理论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思想魅力，很多观点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深刻体现出他关于现实经济的真知灼见，在经济学史上，可以说是一位不容忽视的重要经济学家。

二、李斯特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李斯特反对西方传统经济学，对之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他反对世界主义经济学，主张国家经济学；反对传统价值理论，主张生产力理论；反对重农主义，主张工业的重要性。

（一）、国家经济学理论

李斯特认为西方古典经济学是一种世界经济学，“是从事研究如何使全人类获得发展的那种科学，它与政治经济学，即以研究如何某一指定国家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是对立的。”

这种经济学的缺点是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它们的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没有研究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更没有把这些方面同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观点统一起来，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因而，它对于德国的经济发展没有指导意义。

国家经济学的对象和研究目的，李斯特认为必须把国家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学划分开来，国家经济学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研究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特有的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是研究如何使得国家经济繁荣富强的经济学科。

李斯特这样写道：“我要说明一点，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

因此从国家经济学理论出发，李斯特提倡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观点，认为自由贸易固然可取，但那是在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在政治上大联合的前提下，才能有自由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否则只是把因果关系混淆了，“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

（二）、生产力理论

李斯特旗帜鲜明的主张生产力理论，并用它作为批判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武器。对生产力的研究构成了李斯特经济思想的中心内容，他的生产力概念不仅包括物质资本形成的生产力，也包括精神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即人类知识积累所创造的生产力，他认为，不仅体力劳动是生产力，而且脑力劳动、管理、组织都应该包括在生产力之内。李斯特认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生产力的重要性要远高过财富本身，他认为古典经济学是狭隘的，因为它只讨论价值，而不注意生产力，一个人可以拥有很大的财富，但是如果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其消费的价值，那么他将越过越穷。

“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李斯特这样写道。

李斯特因此认为：“要解释经济现象，除了价值理论之外，还必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

由于生产力具有如此大的重要性，因此李斯特深入分析研究生产力的性质以及如何发展生产力等理论问题，他严厉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唯交换财富论和唯体力劳动论的狭隘观念，认为工人农民当然属于生产者，而教师、音乐家、医生、科学家、法官和行政官员也同样是生产者，不过前者生产的是交换价值，而后者生产的是生产力。推而广之，李斯特还认为包括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国家与社会制度的完善、教育制度、生产效能的发展，这些都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同样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斯特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由它所积累的物质财富多少决定的，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因此作为一名学科的经济学就必须重点研究生产力理论，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力问题，研究生产力是如何兴起和发展的，又是如何被压迫摧残的，“要解释经济现象，除了价值理论之外，还必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

（三）、工业主义

从生产力理论出发，李斯特敏锐认识到了工业的重要性，异常重视工业，与重农主义相对立，工业主义可谓是李斯特经济思想的重要特色，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李斯特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分析工业的重要性，其中更是有9章的内容专门对此问
题加以阐释。

李斯特对重农主义可谓是大加讨伐，认为它用别有居心的诡辩推理方法故意忽视了工业的本质和重要性，完全不晓得工业从一个农业国发展起来之后，会给国家经济带来多么大的促进作用。

“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只经营农业，就等于一个人在物质生产中少了一只膀子。”
李斯特认为工业在推动生产力进步方面不知道比农业大多少倍，它更是民富国强的关键因素，所以一个国家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促进工业的发展。

“假如我们把工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就立即可以看出，这种工作能够唤起并发展多种多样、高度的智力和能力，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比农业不知要大多少倍。”

“由此可见，国家建立起工业以后，一切精神力量、政府收入、国防事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以及国家独立自主的保证这些方面，都会做等比例的增长。”

李斯特认为工业国比起农业国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因为工业国依靠机器的力量和现代运输设备能够拥有比农业国高的多的生产力，而且在国防实力上，工业的力量更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比起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值得重视。

他这样写道：“现在这个时代，在战争中工艺与机械科学占了极大势力，战事的进行与国家收入情况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国防力量的强弱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内民众的是贫还是富，是智还是愚，是充满活力还是意志消沉，。。。。。。当处于这样的时代，从政治观点来衡量，工业就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加值得重视了。”

（四）、批判劳动分工论，提出生产力联合理论

李斯特对亚当斯密鼎鼎大名的劳动分工理论持批判态度，认为它是对现实经济的误读，并相应提出了自己的生产力联合理论。李斯特认为亚当斯密所谓劳动分工提高生产效率的观点，是一种对事物本质的错误理解，因为它的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分工，而恰恰是在于生产力的联合，在于各种活动力、智力和力量为了共同生产而进行的联合或结合，这类活动之所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主要不是由于“劳动分工”，而是在于“生产联合”，没有看到向着一个共同目的生产联合，在制针业上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李斯特写道：“制针业要靠各个人生产力的联合才能发展，同样的道理，无论哪一种工业，都只有依靠了其他一切工业生产力的联合，才能获得发展。”

因此由于古典经济学过度重视劳动分工的作用，反而忽视作为事务本质的生产力联合因素，因此它对于整个国家实际经济也产生了极大误判，李斯特认为古典经济学极大忽视工业各个部门之间生产联合的作用，同样忽视了工农业之间生产联合作用，看不到工业农业之间的相互促进发展关系，更看不到国家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生产联合协作原则，这一点无疑是古典经济学重大理论漏洞。

“如果这样的演变能及时实现，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力就能相互增长，这种增长实际上是无止境的。…… 工业和农业彼此靠的越近，则工农业之间交流的量越大，在各种产品
交流过程中受到种种事故的阻碍也越少。”

“一个国家的整个社会状态，主要决定于工作种类与工作划分以及国家生产力协作的原则。”

（五）、反对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量的变化对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都有重要影响。

主流经济学认为货币只是交易媒介，是方便交易的一种手段，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与价格总水平呈同方向变化的关系，货币数量增加，物价水平上涨，货币数量减少，物价水平下降，但是它影响的只是名义变量如价格总水平，而不会影响到实际变量利息率、实际工资率和产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等。因此货币是中性的，对于实际经济来说，货币更像是一层面纱而已。
李斯特这样写道：“流行学派的理论认为，我们对于贵金属的准备如果与任何别的物品的情形一样，那么贵金属的流通量是大还是小，大体上是没有什么出入的，因为流通量的大小只决定于在交换中任何物品的价格比率，决定于是贵还是贱。”

但是李斯特反对这样货币中性论的观点，他认为货币量的改变不仅直接影响物价水平，而且对金融信用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他这样写道：“但是价格的是高是低，只有当这个价格长期地、无间断地处于同一水准时，才能说是一个无甚出入的问题。如果价格发生频繁的、剧烈的变动，就会发生危害，使每个人的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陷入混乱状态。任何人按高价购入原料，经过加工，以制成品按低价出售，就不再能收回他在原料上所支出的那个贵金属的量。任何人按高价购入一块地产，购入时将地产作了抵押，将押款作为买价的一部分，在价格低落以后，他就要丧失偿债能力，甚至失去他的地产。因为这个时候全部的地产价值或者还不能与押款的数额相抵。任何人在高价时租入地产，价格低落后就会使它陷于破产地位，或者至少使他无力履行租约。价格涨落的幅度越大，变动越频繁，对于国家的经济状态，尤其是对于信用关系所发生的破坏影响就越大。”

三、李斯特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与批判

西方经济学滥觞于亚当斯密所开创的古典经济学，而李斯特对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全盘反思批判行为，无疑代表了他对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强烈质疑态度。
李斯特之所以会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抱有这样不信任的态度看法，主要还是和他的实际境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李斯特看到了英国的强大发达，是个发达的工业国家，也看到了德国的贫穷落后，依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政策，使得德国能够迅速的发展经济、实行民富国强呢？
“要提高德国文化、生活和权力应当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能实现，我希望能把这个教给他们。”

对这个实际的大问题，李斯特一直苦苦思索着，但是他却根本无法在古典经济学中找到所需要的答案，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不用多管，古典经济学的回答虽很响亮，但却空洞抽象、不堪实用，这无疑慢慢使得李斯特开始对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极大的怀疑。

“我对一般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真实性会有所怀疑，对于在我看来的错误以及发生这类错误的根本原因拟加探讨；自从怀有这一企图以来，直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十三年以上的时间。”

既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里找不到答案，李斯特只能自己思考摸索，在经过数十年的认真思考研究之后，李斯特发现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认识到了价值理论和生产力理论的根本区别，并提出了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

李斯特这样写道：“在势难避免的日常辩难的进行中，使我认识到价值理论与生产力理论之间的区别，认识到了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之间的差异。”

在美国漫长的居住生活岁月里，在亲身实际的投入企业经营活动中，更让李斯特对现实经济了解的更加具体、更加深刻，最终李斯特得以提出了一个建立在国家和生产力概念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体系，该理论重点研究如何通过发展生产力、发展工业，从而使得一个国家能够繁荣富强起来。

“我认真地、勤勤恳恳地学习了那个现实生活的书本，同我以前研究、经验和思考的结果做了比较。结果是提出了一个学说体系，这个学说体系，不管它可是还显得怎么地不够完整，却并不是建立在空洞的世界主义之上的，而是以事物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的。它提供了使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手段，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所理解。”

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李斯特认为古典经济学不过是店老板商人的经济理论，它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学说，理论视野狭隘，因为它所涉及的只是一国中的个人，这里面没有各自界限分明的国家，没有彼此分得清清楚楚的政治组织或者文化阶段，也没有战争或国家之间的仇恨，它也没有充分说明，为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福利、权力、存续与独立自主，怎么样使得该国的生产力能够得以产生、发展和维持，李斯特同样也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理论，认为它们不符合实际情况，太过简单空洞，是从一个极端冲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李斯特发出这样的质疑：“许多有学问的人和政府官员都成了斯密和萨伊的崇拜者，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一切不管，任其自由的原则的遵行，对于任何人并不需要大才大智，……假使把双手拱在胸前就可以治理国家，谁还不愿意、谁还不会感到有能力做一个大政治家呢？……这种理论冒冒失失地从一个极端，即政府样样都能管并应当管，冲向另一个极端，即政府什么也不能管并应当管，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政府是无足轻重的。”

当然李斯特这种注重现实情况和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为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所继承，德国历史学派著名经济学家施莫勒就强调了历史归纳分析方法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它要优于抽象演绎分析。

在《政治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中他这样写道：“历史科学提供了经验资料和数据，就知识或现实而言，它们将学者从一个纯粹的乞丐变成了一个富人。像所有有益的观察与描述一样，这种历史经验资料有助于解释和检验推理结论，有助于论证某些真理的有效性所受的局限，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通过归纳得到新的真理。这尤其可以运用到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学领域。”

不过对经济学来说，显然不论是历史归纳分析还是抽象演绎分析无疑都是重要的，两者都是需要的，另一个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罗雪尔则没有贬低抽象演绎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通过历史分析方法所获得知识可以消除理论自负感，而且认为对当代事实与各种观点的研究也是抽象演绎分析方法的一个重要补充。

当然固然李斯特构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其中确实也充满了真知灼见，但是由于他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态度，加上他对于国家作用的积极肯定，鼓吹在经济发展过程充分发挥国家的重要作用，这些理念客观上都不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观，加上后来德国历史学派的衰微，因此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受到排挤忽视也就不足为怪了，但这丝毫不能漠视抹杀李斯特作为19世纪最为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的角色。

经济学派之七：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经济学派，自门格尔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算起，奥地利学派已经持续一百多年了，而且其学术生命力仍然相当巨大。该学派是20世纪影响较大的非主流经济学派之一，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因其创始人门格尔和继承者维塞尔、庞巴维克都是奥地利人，故而得名奥地利学派。

从发展阶段看，奥地利学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代表人物有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此时奥地利学派的影响主要限于奥地利及德国等地。第二阶段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代表人物有米塞斯，哈耶克，这一时期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力扩展至美国。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奥地利学派才真正为经济学界所熟知，并成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学流派之一，其影响力也超出经济学范畴，对于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法学等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罗斯巴德、柯兹纳、拉赫曼等。
一、奥地利学派的形成和理论渊源
门格尔是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1871年，其《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出版一般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形成的开端。在这部著作中，门格尔详细分析财货、价值、交换、价格以及货币的一般规律，在此书中，门格尔采用了完全和德国历史学派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不是从历史和经验的角度来归纳出某些规律，而是从基本的逻辑假设出发，逐步推演出整个经济理论体系，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释了奥地利学派的财货价值论。

门格尔认为经济个人是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这种经济人是最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单位，与任何的制度因素无关，其行为动机是在财货约束条件既定的情形下，追求欲望满足的最大化。门格尔用著名的欲望分类分级表来说明，经济人的欲望在每一个时点上都具有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也就是说，各种欲望必须相互协调才能实现最大化，而且每一种欲望都满足递减规律，同一种欲望得到满足的程度越高，进一步满足的重要性就会降低。根据财货对人类欲望的满足程度的不同，门格尔区分出财货的级别，他认为，能够直接满足人的欲望是低级财货，即第一级财货，其他财货则为高级财货。能够直接生产第一级财货的，门格尔称之为第二级财货，能够生产第二级财货的称之为第三级财货，以此类推，门格尔根据财货与人类欲望满足之间或近或远的因果关系，建立起财货理论体系。

高级财货的财货性质，门格尔认为它们为相应的低级财货的财货性质所制约，而不是相反，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语言，也就是说资本品的价值受到相应消费品价值的制约。高级财货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所生产的低级财货能够满足人类的欲望，人们对低级财货的需求是直接的，而对高级财货的需求则是派生的。

“如我们所知，一物的财货性质，为它是否与人类的欲望满足保持着因果关系所制约。但我们也知道，财货与欲望满足间的直接的因果关系，绝不是一物的财货性质之必需的前提。相反，大多数物的财货性质，都只从它与人类欲望满足保持着或远或近的间接的因果关系得来。

应予满足的人类欲望的存在，既确为一切财货性质的前提，则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就可以同时得到证明：即财货不管其是否与人类欲望的满足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亦不管其财货性质是否从它与人类欲望的满足保持着或远或近的间接因果关系得来，一旦它所能满足的各种欲望全部归于消失，则它的财货性质必将随之而立即消失。”

对于亚当斯密非常看重的劳动分工，门格尔则给予非常一般的评价，认为人类福利的增进，与分工关系不是很大。

“正确地来说，分工不过是引导人类从野蛮和贫困走到文明和福利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而已。”

这就是门格尔对待分工的态度，但是他认为人类福利的增进与一直向高级财货的进展密切相关，高级财货的存在虽使得人类不能立即享受这些享乐资料，但是人们所能支配的享乐资料却能不断增加，这就是奥地利学派极为重视的迂回生产方式。

“我们看见以棍棒追赶野兽的猎人，进展到使用弓矢罗网来狩猎，又进展到畜牧经营，最后更进展到畜牧经营的更加集约的形态。我们也看见依靠野生果实生活的人，进展到农业经营，更进展到农业经营的更加集约的形态。我们看见工业产生，又看见工具和机器的发明使得工业趋于完善。这一切进展与各民族福利的增进，才真正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
人类愈能不断增加对高级财货的利用，人类对于支配享乐资料的能力就会变得愈大。”

门格尔对于财货性质的洞见，对于低级财货和高级财货的区分，以及对于迂回生产方式的重视，在西方经济学中是极富有创见的，并且后来得到庞巴维克的进一步阐释。

在门格尔之后，维塞尔与庞巴维克继续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发展之路。

维塞尔的主要著作有《自然价值》、《经济价值的来源及其基本法则》等。在价值论方面，维塞尔几乎全盘接受了门格尔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并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边际效用”这一术语。维塞尔还把主观价值论的分析扩展至货币，认为货币的边际效用也遵循递减规律，而且指出同等数量的货币对穷人和富人的边际效用不同，这中观点后来成为了收入再分配的理论依据。
在价值论方面，维塞尔对门格尔的理论有所发展，深化了门格尔的归与思想。维塞尔以联立方程组来确定高级财货对最终消费品的贡献，详细阐述了生产要素对最终产品价值的各种影响方式，可以说是后世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先驱。
维塞尔最为独到的贡献是其对价格制度功能的论述，门格尔的价值论主要说明价值价格是如何决定的，而维塞尔的价值理论主要说明价格对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作用。维塞尔认为
“价值作为边际价值，在边际计算中表明现有供求数量所产生的效果，即使这些数量迄今还未被计算出来。”
“虽然谁也不能算出供求的数量，甚至谁也不能试图算出供求数量，价值却以数字上的精确性直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常做的最精细分级，在这些分级交换中趋于使自己为人们所熟悉的范围内，表现出供求之间的关系。价值表现了那些隐藏起来的关系的效果，通过我们适应于这种效果即这种价值的事实，最后我们也能够适应于原因，即供求数量，并从而用有关经济定律来调节经济。”
维塞尔对价格在经济计算中作用的强调，为后来的米赛尔和哈耶克所继承，成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能作出理性计划观点的理论基石。
维塞尔第二个独体的贡献是对创造性个人活动在经济过程中作用的强调，并且开始运用“先驱”，“领导者”，“创新”等概念，这对后来的企业家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熊彼特接受了维塞尔的这种观点，并加以深化和阐发，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的创新理论。
庞巴维克的代表作为《资本和利息理论》，他以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系统而通俗的阐发著称，又以其独特的“时差利息论”闻名，并俨然还是一位权威的“马克思的批判家”。庞巴维克的理论主要包括价值论、资本论和分配论。
庞巴维克认为人的欲望及其满足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财货能满足人的欲望，财货的这种性质就是它的效用，而财货的价值又来源于效用，价值是人对于财货效用的主观估价，显然财货价值的性质是主观的。
“价值的正式定义是一件财货对人的福利所具有重要性。”
“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现有的同样的一些物品所能满足的一切需要中，最不迫切的那一具体需要的重要性来衡量的。……因此，决定价值量的规律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达：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来决定的。”
边际效用决定价值，某种物品供给越多，则边际效用降低；反之，需求越大，则边际效用上升。庞巴维克认为边际效用学说终于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惑学术界的“水钻悖论”问题。水的总效用很大，但是边际效用很小，而钻石的总效用很小，但是边际效用却相当大，这就是水虽然非常有用，其价格却远低于钻石的原因所在。
庞巴维克的资本论是对生产的性质、条件和作用的一般描述，他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从物与人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资本的性质。他认为，欲望及其满足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质。
“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制造满足我们需要的物品，亦即制造用于直接消费的财货或者消费品。”
庞巴维克把生产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赤手空拳的生产”或称为“不用资本的生产”，另一种是事先制造或使用工具等生产资料，然后再制造消费品的“迂回的生产”。
“用迂回方法进行的那种生产，不过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而资本只是在迂回的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里出现的中间产物的集合罢了。”
关于资本的来源，庞巴维克反复强调资本来源于储蓄和生产，两者中他又特别强调储蓄。他说：“认为资本的产生是由于人的单纯的勤勉，那是不正确的。……我必须同样着重地指出下面的事实，如果没有从当前的使用中抽取收入的一部分，并把它积蓄起来，那么，即使是最大的收入，也不能导致资本的形成。生产和积蓄是资本形成的两个同样必要的条件，如果否认任何一个，那都是一种片面的说法。”
在主观价值论和资本论的基础上，庞巴维克提出了著名“时差利息论”，认为同种等量的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价值之间存在差别，这种价值差别是一切资本利息的来源，而这种价值差别又是二者在时间上的差别所造成的。
庞巴维克认为利率的高低，取决于同种等量的物品，在现在和将来的两个不同时间内主观评价的不同，他把利息的来源证明为人类心理的自然产物，试图以此说明利息收入的合理性。
庞巴维克说：“现在的物品通常比同一种类和同一数量的未来物品更有价值。这个命题是我要提出的利息理论的要点和中心。”为此，他把物品分为两种，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然后庞巴维克认为现在物品通常比同一种类、同一数量的未来物品具有较高的主观价值，二者之间的差额就叫价值时差，因为我们人类更重视现在的享乐甚于未来同等程度的享乐。
当物品所有者延缓对物品的现在消费而转借给他人消费时，就会要求对付支付相当于价值时差的贴水，以货币形态表示，这种贴水就是利息，所以利息是对价值时差的一种补偿。
一切利息都来源于同种等量物品在不同时间上的价值差别，是人类在不同时间内对物品效应的主观评价差异的结果，这就是庞巴维克利息论的精髓所在，也是他将门格尔的主观主义扩展到利息领域，所产生的自然结果。
庞巴维克还强烈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认为不仅马克思的论证存在直接的逻辑错误，而且与经验事实也明显不相符合。
“经验告诉我们，财货所费的劳动量与财货的交换价值成比例，仅仅在某种的商品方面可以适用，而且还只能是大概，不能精确……不过一般都认为实际事实与劳动学说相符是通常情况，而与之相反则是较不重要的例外情况，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为一劳永逸计，我要把那些可以证明劳动价值论在经济生活中的局限性的例外加以归类，我们可以看到例外真是太多，以致使一般原则很难成立。”

二、奥地利学派在一战后的新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米塞斯成为了奥地利学派新的思想领袖，他的主要代表作有《货币和信用理论》及《人的行为》等，他认为对于货币的需求纯粹是来自于它能用来购买其他货物的功能，而非为了货币本身，因此任何在没有黄金支撑下，对货币供给的扩张都会导致商业周期。他认为经济周期是银行信用扩张的产物，这种扩张人为压低利率，不仅导致消费品的需求不足，而且也引起在高级资本品上不恰当的过度投资，造成了生产结构的严重扭曲。而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经济现象是无法长期持续下去的，一旦银行信用扩张停止，那么经济将由此陷入衰退之中。
在1949年出版的巨著《人的行为》一书，是一本综合性的经济学著作，米塞斯认为经济没有所谓微观和宏观的差别，而是将经济学视为一个整体，人的行为则是经济理论的逻辑出发点，在此书中，他提出了人的行为科学的一般理论，界定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范式，特别是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框架，该书可以说是奥地利学派的集大成者。

但是让米塞斯为国际学术界所开始关注的，赢得声誉的，并不是他在于货币信用和经济周期理论上的见解，反而是在20世纪初爆发的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大争论中，他所表达的独特简练的观点。
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计算》一文里，米塞斯向当时非常流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发起挑战。认为这种经济体系无法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一般认为，通过对所有生产手段实行国有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统一的计划，可以解决资源配置，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必然面临的基本问题。
米塞斯指出，问题在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者极难在不同的用途之间理性地配置各种稀缺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那些希望把稀缺资源使用在不同生产部门的人，他们所提出的竞争性的价格，可以获得稀缺资源的可计算的定价。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缺乏产权制度，市场交易也不再以货币为媒介，社会主义计划者，就没有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在竞争性的用途件确定稀缺资源的相对价值。
米塞斯简略透彻地概括了这一问题：“没有市场，就没有价格体制；没有价格体制，就没有经济计算。”，也就是说，米塞斯通过对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假定出发，认为人们从事任何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改善，这种欲望会转化为趋向效应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德行为，而这种行为会把稀缺资源引向效率最高的用途中。米塞斯断言，这种个人对欲望满足的追求是可能集体化和社会化德，即如果资源由国家所有，则利润就将归于国家而不是个人，这样就丧失了以最有效的方法来利用可获得稀缺资源的动因。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家对米塞斯的质疑提出了自己的回答。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不一定完全否认市场和价格，中央计划当局可以在积极设计一套参数价格，模拟市场体系，国有企业管理者可通过这种集中确定的价格体系来计划其生产行为。如果生产过剩或者短缺，就会发给中央计划者一个显示资源相对于价格的信号，通过一系列的试错，中央计划者就可以把价格移向供求相等的均衡价格上，这样也就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
米塞斯关于经济计算的不可行导致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低效率的观点，以后的被哈耶克所继承和发扬。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现代经济体系的运作，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信息，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失灵、低效乃至最终的解体。米塞斯这也极具逻辑直观性的观点，使得当时许多对中央计划经济体抱有好感的人，从天真的美梦中清醒过来。
正如哈耶克所言：“米塞斯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计算》一书在当时震惊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而且我们只是渐渐地痛苦地相信了这部论著核心命题的正确性。”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东欧各国的改制以及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运动，这些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雄辩的证明米塞斯在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体系观点上的正确性和洞见，以至于在21世纪初期，几乎已经没有经济学家相信中央计划经济的可行性了。
在20世纪40年大，米塞斯移居美国之后，由于此时美国学术界“凯恩斯主义”盛行，他的极端自由主义显然不符合学术主流，没有任何正式教职，而只担任虚有其名的纽约大学的客座教授，但是米塞斯依然持之以恒开设研讨班，传一缕奥地利学派的香火。今天，米塞斯的思想在哈耶克和其他继承者的努力下，具有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力，米塞斯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的地位开始得到世人的认可，正如后来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深情回忆米塞斯及其研讨班，称之为“捍卫自由，传承奥地利经济学的灯塔。”，这样的评价正可谓是恰如其分。
哈耶克是继米塞斯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其代表作有《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通向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等，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米塞斯的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货币投资过度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信贷的扩张引发的投资变动，银行信用的扩张刺激了投资，使得生产结构不合理的深化了，一旦银行停止信用扩张，经济就会由于缺乏资本而爆发危机。同时哈耶克也极力倡导自由主义，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有自我趋于稳定的倾向，强烈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的经济滞胀是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造成的。哈耶克继承奥地利学派的一贯传统，强调维护人的自由，包括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经济自由，其中经济自由，哈耶克认为是其他自由的基础，实现经济自由的途径就是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让人们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因此，市场经济就是一种由个人主义出发而形成的，能保证人的自由的“自然秩序”，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
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哈耶克强烈批判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反对任何极权体制和集体主义，他认为经济效率来自利己的动机，有效的决策来自充分的市场信息，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利己的动机受到限制，计划经济的集中决策不能像市场经济中的分散决策灵活，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有高效率，而且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将会导致政府极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哈耶克还提出了著名“自生自发秩序”概念，也就说人类生活中某些规则既不是人类有意识设计创造的产物，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而只是人类无意识活动的结果。哈耶克认为，如果希望通过理性设计出一个完美的秩序来，是不可能的，“人的理性既不能预见未来，亦不可能经由审慎思考而构思出理性自身的未来，诸多乌托邦的建构方案之所以毫无价值，乃是因为它们都出自那些预设了我们拥有知识的理论家之手”。正是因为由于人的理性有限，才推动人类在探索未知世界中不断适应，从而形成自生自发秩序。在这样的形成过程中，自由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没有一个能够全知全能的人存在，而只能依靠每个人所掌握的特定知识的自由行动来获得相互补充，“自生自发秩序”概念成为了哈耶克捍卫自由主义理念的核心。
在当代，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依然在不断发展，其中比如引人瞩目有罗斯巴德、柯兹纳、拉赫曼等。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利用奥地利学派的基本经济思想，重新解释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现象，并且他还主张无政府主义，认为自由市场能够提高所有的服务，包括警察、法院、公共服务和保安防卫。
柯兹纳是哈耶克之后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在《经济观点》一书中，他探讨了经济思想的发展，详细阐述了从韦伯到米塞斯之间的人类行为学思想发展的历程，柯兹纳认为，经济学作为人类行为学的一个理论分支，必须要从反思人类行为的本质开始。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边际效应、机会成本及供需法则，都来自于对人类行为目的性的思考，经济学理论并不仅是一套可以验证的假说，更是一套有助于我们解读经验世界的概念工具。
我们了解某些人，是因为我们天天和他面对面地打交道，比如朋友、家人、同事等。有些人我们则是通过他们履行的职责或我们所持有的信仰而了解的，比如邮递员、警察、自由主义者等，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人”的有目的的行为，就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人，这种知识，即“从内部所获得的知识”乃是人类科学所独具的，如果企图清除这种独特性，而通过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输入到社会科学中去，创造什么“社会物理学”，柯兹纳认为那绝对是一场灾难。
柯兹纳继承米塞斯的认识论传统，坚决抵制机械论的市场观，他指出，经济学家的眼光应该超越均衡状态，转向阐述市场过程的法则。在《市场原理和价格体系》一书中，柯兹纳就试图从一种市场过程的角度提供一本价格理论教科书，他揭示了经济过程理论如果不考虑个体经济主体的计划和目的，而只注意静态均衡概念所可能面临的问题。这些个人计划如何实现彼此协调的问题，自然引导柯兹纳详尽地研究资本主义交换和生产过程中企业家行为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柯兹纳认为价格理论的任务并应该是“主要考虑价格的构成和满足均衡条件的数量。……我们研究价格理论，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中的个体参与者的决策，如何从互动到生成市场力量，正是这一力量推动价格、生产方法及资源配置发生变动。”
同时柯兹纳也极为看重企业家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正是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活动，才能生成市场参与者协调其计划所必须的知识。柯兹纳在一系列著作中都持续细致地阐述自己对市场过程的理解，继续发展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性质的主观主义观点，坚持认为市场过程是有目的个人行为之结果，由此成为了当代奥地利学派最坚定的捍卫者。

三、经济方法论与分析范式

奥地利学派反对德国历史学派否定抽象演绎方法的错误态度，强调演绎推理方法在构建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社会是个人的集合，通过对个人经济活动的演绎、推理才能说明错综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
经济学方法论：提倡抽象演绎法
在门格尔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是通过抽象的个人行为假设出发，通过演绎推理的方法一步步地构造出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大厦。但是门格尔的经济理论和研究方式，遭到了以施穆勒为首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漠视和拒绝，他们坚持认为不可能有科学的经济理论，否定普遍经济规律的存在，认为不可能存在适用所有民族的经济规律，坚持把经济看成一个同政治、法律和惯例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更是排斥门格尔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主张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认为只有通过对各国发展历史的具体研究，才能归纳出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
门格尔则为他的抽象演绎的经济理论研究方式辩护，在1883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方法的调查研究》，在此文中门格尔认为经济理论具有科学性，尽管它的规律也许不像某些其他科学那样严格。“具有绝对严格自然法则的自然科学的数目也是很少的，尽管如此，只显示经验规律的科学，其价值也是不容置疑的。”经济理论阐释准确的规律，但是在现实中对这些规律的观察，受到反映这些规律的事件的复杂性的妨碍，也受到正进行的人类行为的非经济行为目标的冲击。因而，人们决不能以指出相反的经验例证来否定经济学的准确规律。
这场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在当时并没有明显的胜者，谁也无法说服对付，但是显然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在以后的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占据了明显的上风。

分析范式
（一）、主观价值论，奥地利学派从起诞生之日起，就以主观价值论作为研究经济理论的出发点。门格尔在其《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里，就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详细探讨财货、价值、交换、价格以及货币的一般规律。门格尔认为研究经济学也即研究人的行为，这需要采取一种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方法和立场，研究者不但要分析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客观后果，而且必须要理解这种行为背后所潜藏的人类心理动机。要对人类行为这一复杂的体系进行理论的合理重建，就必须以主观主义的方式来进行。因此在门格尔的经济理论体系里，决定产品价格绝对不会是花费的一般劳动量，而是该产品带给人欲望的满足程度。门格尔认为，价值就是“经济人对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而支配的财货之重要性所作出的判断。”

门格尔所创立的主观价值主义传统被一代又一代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继承并发扬光大。米塞斯指出：“在人类行为中除了各种为获取目标而产生的个人欲望之外，别无他物。对于这些目标的选择，不存在真理的问题，只有价值。而价值判断必然总是主观的。”在米塞斯看来，经济学必然要以人类行为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行为意味着选择，选择的结果依赖于决策者对各种不同方法的主观评价，这些主观评价构成了社会科学所依据的事实。

奥地利学派认为，价值是主观的，是物对人的欲望满足的重要性，价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价值量的大小也只取决与边际效用的大小，与社会必要劳动无关，价值产生于产品对人类的欲望满足，是产品价值赋予了生产资料以价值，而不是相反。
门格尔就认为一物价值起源于人类欲望满足存在的因果关系。“与人类欲望满足有因果关系的物，我们叫做有用物，我们认识了这个因果关系，并在事实上具有获得此物以满足我们欲望的力量时，我们就称此物为财货。”
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是其各自提供效用的报酬，与剥削毫不相干。珍珠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人类对审美的需求，而不是因为人们潜入海中辛苦劳动获取的结果，显然作为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核心的主观价值论，根本是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争锋相对的。

（二）、个人主义，奥地利学派在构建经济理论时坚持彻底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对任何集体行为的描述都必须从对个人行为的描述开始，个人构成集体，而不是相反。
个人主义的理论传统在西方世界由来已久，在17世纪，哲学家霍布斯就宣传社会不过是一堆不断运动着的相互碰撞的原子，19世纪著名经济学家边沁，也是大力宣扬个人主义理论。
奥地利学派继承了西方悠久的个人主义传统，该学派认为，研究经济现象最恰当的方法应当在个人的角度开始，经济现象必须由单个人的行为来解释，这样才能解释经济发展的内在本质。米塞斯在其《人类行为》中对这一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指出：“所有行为都是个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以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存在的现实性。”因此，米塞斯认为，经济学研究必须从个人行为的有目的性这一抽象概念出发，来研究和分析社会经济现象。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详细探讨了个人主义方法论，他特别强调区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重要性，认为对任何集体行为的描述都必须从对个人行为的描述开始，个人构成集体，并使这些集体相互影响。而集体主义则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并认为它具有非个人的力量，具有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哈耶克对此给予强烈批判，警告人们这种集体主义理论所具有的政治危险性。
综上所述，奥地利学派个人主义方法论的重要含义就在于，对任何经济现象的分析，都应当从个体行为的角度出发予以解释，才能揭示其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在该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货币理论、资本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理论中，都体现这种彻底的个人主义内涵。

（三）、自由主义，奥地利学派鼓吹自由主义最为彻底，竭力维护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强烈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该学派甚至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存在的原因就是政府错误干预造成的，同时，由于政府货币垄断权的存在，私人部门自由活动受到限制，从而妨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使得市场信号不能及时传导到消费者那里，从而形成失业，哈耶克更是呼吁要政府放弃垄断的货币发行权力，恢复自由货币制度。
哈耶克写道：“市场秩序之所以优越，这个秩序之所以照例要取代其他类型的秩序，原因就在于它在资源配置方面，运用着许多特定事实的知识，这些知识分散地存在于无数的人们中间，而任何一个人是掌握不了的。”，因此哈耶克认为自由市场机制是一种整理分散信息的机制，它比人们精心设计的任何机制都更为有效。
基于极端自由主义的立场，奥地利学派根本否定社会主义体系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可能性，并认为计划经济是对人性的奴役，该学派认为合理的资源配置必须建立在合理的经济行为之上，而合理的经济行为又以合理的价格和成本的计算为依据，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要素都由国家控制，没有要素市场，也没有价格，合理经济行为无法从价格和成本方面体现出来，因此一个没有价格机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另外由于社会主义的企业没有赚取利润的动机，有的只是官僚控制，结果必然是资源浪费。总之，社会主义经济体无法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一个相当低效率的经济社会。

四、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
奥地利学派以其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强调生产过程中的时间因素，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生产迂回论与资本理论。
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
早期奥地利学派就以资本理论著称于世，门格尔、维塞尔与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可谓是一脉相传，源远流长。门格尔的归与理论按照物品与人的欲望满足间的因果关系，将物品分为高级财货与低级财货，其中高级财货有可以分若干级别，他所说的低级财货可以理解为消费品，高级财货可以理解为资本品。门格尔认为高级财货之所以具有财货的性质，是由于其生产的低级财货能够直接满足人类的欲望，如果低级财货失去满足人类欲望的性质，那么高级财货也就不具有财货性质。因而人类对低级财货的需求是根本的，而对高级财货的需求是派生的。
门格尔进一步指出，高级财货转变为低级财货，是在时间之中进行的，而且这个时间随高级财货级别的提高而延长。因此占有高级财货，一方面使人们有可能支配更多的消费资料，另一方面又使人不能立即支配这些消费资料，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实现欲望的满足。这样，在消费品的生产中，由于高级财货的使用，就产生了生产的迂回性质，生产迂回程度的增加，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提高。
门格尔认为，由于高级财货转化为低级财货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而与未来的满足相比，人们更重视当前欲望的满足，这样，在门格尔看来，资本品的产生实际上是当前欲望满足与未来欲望满足间的均衡关系。
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的资本理论虽然并不系统，但却为该学派后来的理论发展奠定了方向，他的主观资本概念，几乎被后世经济学家完全接受，他通过时间因素来解释资本与生产的经济思想，为后来的庞巴维克为阐发，是其迂回生产方式理论的渊源。
维塞尔作为第二代奥地利经济学者，对门格尔归于学说的资本理论进行了重新表述，并对门格尔没有妥善解决的问题进行了阐述。维塞尔认为资本也具有生产力，利息就是对这种生产力的归属，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维塞尔指出，要确定资本的价值，就需要计算归于资本的净收益并从总收益中进去这个数字，或把总收益加以贴现。经验事实说明资本的确具有生产力，即资本可以生产自身并有一个物质的剩余，即净收益。
一切资本，最终都将转变为总收益，那么资本的价值就不能够超过总收益的价值。对资本的使用来说，它只是在总收益中再生产自己，并且会产生一个剩余，因此资本在再生产中只代表总收益的一部分，只能吸收总收益的一部分价值。“由此推定，不能把整个总收益的价值都归到资本价值身上，资本在再生产中只代表它本身的一部分总收益。”换句话说，维塞尔的论证是，资本价值是其总收益减去净收益，减收益是资本创造的价值，但它本身不是资本，而是资本的利息。“利息是归给资本的收益……利率是归给市场中所有的资本的一般增值百分率。”
庞巴维克对资本进行了极为深刻、精彩的分析，其著作《资本实证论》系统阐述了其独特的资本理论。庞巴维克继承了门格尔高级财货转化为低级财货需要耗费时间，因而转哈是资本本质因素的观点，提出了迂回生产方式理论，把生产的迂回性与资本的本质相联系，并且由此将利息归因于时差，提出了时差利息论。这一理论观点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发展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也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庞巴维克将资本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狭义资本是指生产资本或社会资本，是中间产品的集合，包括除消费品以外的一切产品；广义资本是指获利资本和私人资本，除了中间产品外，还包括用于交换的再分配，如资本家预付给工人的生活资料等。这种划分把中间产品即作为物的资本与反映社会关系的资本在概念上相区别，使庞巴维克可以从中间产品的角度来分析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庞巴维克继承了门格尔利用高级财货进行生产能够取得更高的生产率，但需要耗费更多时间的观点，提出了迂回生产方式观点。
庞巴维克认为，资本不是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资本品是原始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产品，它们在生产消费品的过程中被用作中间投入，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种迂回的生产，之所以会采用这种生产方式，是因为随着生产过程的延长，“不仅最初几级的生产量更大些，而且生产过程越是延长，技术效果就越大；但当生产过程延长时，产量往往以较小的比率增长。”这说明庞巴维克认识到生产过程的延长反映了技术的进步，它会带来生产率的增长，虽然再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增长是以递减的比率来进行的。
因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有三个方面：
1，资本是有利的迂回生产的表现形式，从奥地利经济学派所强调的因果关系来看，资
本是迂回生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2，资本是完成这种迂回生产的有效的中间原因。庞巴维克特别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
是“中间原因”而不是“原因”，因为资本不是独立的推动力，其最确切的特征是“生产的工具”。
3，资本也是采用其他各种迂回生产方式的间接原因。
迂回的生产方式说明资本品势必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间隔才能获得消费品，庞巴维克特别强调这个时间间隔的存在，他认为利息的来源的秘密正是存在于此。后来他在资本理论和主观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时差利息论，认为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的价值之间存在着差别，这种价值上的差别是一切资本利息的来源。
由于资本与生产过程的迂回性质密切相关，庞巴维克认为，生产过程的迂回程度可以由生产的时间长度来度量，那么资本同样也可以由生产的时间长度来衡量。因此，庞巴维克提出了平均生产时期的概念，他认为，生产时期不能以原始生产要素投入到产出消费品的绝对时期来衡量，而应当以生产要素在各个生产阶段的不断使用直到消费品最终完成的平均生产时期来衡量，“生产的资本主义程度是大是小，要看原始生产力在各工序中发挥作用的平均时期是长是短。”只有当生产阶段的时期较小，并且生产要素投入均匀分布时，才能以生产过程的绝对长度来衡量其迂回长度，否则，必须以平均生产时期来衡量。
庞巴维克以下图中的同心圆来说明资本的形成。图中最外一圈的是下一年度成为消费品的物品，第二圈则是后年成为消费品的物品，第三圈为再下一年度成为消费品的物品，依此类推。庞巴维克指出，同心圆代表迂回、耗费时间的生产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


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明显源自门格尔的经济思想，但也有其独特的方面。庞巴维克并没有特别强调门格尔所重视的主观现象，如企业家行为、知识等，而是特别强调生产过程的自然的、技术的性质。现代奥地利经济学者加里森指出，庞巴维克在其资本理论中并不总是特别关注主观因素，虽然他确实按照门格尔的思路考察了在具有时间耗费性质的生产过程，分析了高级财货向低级财货的转化，但庞巴维克用同心圆来明确表达生产过程的时际利息，暗含着生产的客观性质。因而在这一点来讲，一些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家认为庞巴维克并没有彻底坚持主观主义传统
现代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
个人选择某种物品来满足未来需要而不是当前需要的事实，意味着为满足这些需要所必需的财货是用于生产的，而不是用于消费的。现代奥地利学派相信，正是这种选择改变了这些财货的经济意义，把它们从消费品变成了资本品，所以这两类物品的区别并不具有客观属性，完全是由于个人的时间偏好决定的。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现代奥地利学派否定正统新古典经济学在19世纪30年代提出的资本的生产力理论，米塞斯认为这种资本理论看待资本就像看待树一样，即使人们不对它施肥浇水，它也会米塞斯遵循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观点，认为占有资本所获得的好处并不在于能够得到收入，而是在于其获得的时间优势，资本的拥有者比那些没有资本的人能更快地满足自己的需要。
这种从个人的时间偏好所得出的资本品的范畴，意味着当前存在的资本是人们过去决策的结果，个人目前可以利用的财货虽是历史的积累，但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理论认为是个人当前的决策决定了这些物品中哪些用于当前的消费，哪些在未来发挥资本品的功能，所以现存的各类财货可以看作是个人决策的基础，按照米塞斯的说法，个人的意愿是资本范畴的唯一决定因素。
现代奥地利经济理论中的个人跨时间配置经济物品的观点，来自于门格尔的财货理论。遵循门格尔的经济思想，米塞斯在《人类行为》中指出，决定资本品性质的不是其物理属性，而是人们的选择，即时间偏好。在《人类行为》一书中，米塞斯把资本理论与市场过程理论直接相联系，重新回到门格尔的基本思想框架内。在米塞斯看来，生产是一种竞争性过程，这种过程最终实现了对消费者需要的满足，但这种满足导致资本品的产生，其形成条件的特殊性产生了企业家行为。
虽然费雪、奈特等人的竞争理论将资本归结为一种基金或是一种同质商品，但对米塞斯等人来说，资本总是具有异质性的，是由市场过程中的一系列不同种类的商品组成。进而，米塞斯指出，资本是企业家为承担未来潜在的利润风险而做出的当前计划所产生的结果，是为了实现某个明确的目标而采取的中间步骤。
米塞斯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目标都会实现，企业家也经常会犯错误，他们理性的计划常常被未预期到的事件所打断，但在运行良好的市场中，为某种目的而生产的资本是可以转而为其他目的服务的，这种可转换性是有可能存在的，因为在市场中资本是可以买卖的，但从逻辑上来说，必然会得出一结论，即未来的生产路径由现存资本品的结构所决定。由于物质财富总是以具体资本商品的形式出现，而这些资本品一般来说又是不可完全替代的，因而人们的行为就被限定于某种特殊的路径。米塞斯认为，对目的与手段的选择受人们过去行为的影响，所以资本品限制了未来可选择的范围，并且成为经济环境变动趋于稳定的因素。
在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家看来，资本理论必须建立在资本品的概念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资本的概念上面，这种观点意味着资本理论分析的起点不是这些物品的相似性，而是其差异性。经济学家加里森指出，“资本品的交换与生产过程的重建，不能以所有资本的相似性来解释，满意的解释是按照资本品之间的差异来作出的。”，事实上，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被认为是资本品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由于人们的需求本身是差异的，那么资本品的物理属性也一定是异质的。
资本品的使用目的在于获得未来的某种结果，这样，行为人就有必要预先作出明确的计划，这种结果能否实现就有赖于行为人对未来行为的预期。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可以利用的生产手段的预期是否符合计划中的结果；其次是行为者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是否是正确的，因为他的计划必然要受到未来时间进程中一系列行为的影响。
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品的主观性质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互补性和替代性。互补性反映了个人计划必须赋予每一种资本品不同的功能，这样就产生了资本结构；而替代性说明初始的资本结构必须按照预期的实现程度进行相应的调整，正是资本品的这两种特性构成了经济动态运行的基础。由于最终产品乃至生产手段的选择都是主观的，生产过程也就完全具有主观性，按照奥地利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这些都是个人意愿的结果。
经济学家拉赫曼把个人资本结构的调整过程描述为一种“重组过程”，实际情况与预期的偏差导致企业家改变其资本品的组合，也就是改变了资本的互补性条件。最终，这种调整会改变其他市场参与者可利用的信息，他们因而也必须改变其计划。这样，从个人的资本问题出发，可以推导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资本结构，因为任何调整都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的。
五、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最初是由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等著作中阐述建立的，提出了货币信用周期论，之后哈耶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在《价格与生产》一书中，对经济周期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奥地利学派独树一帜的经济周期理论。
哈耶克认为货币金融当局的信用膨胀，是破坏经济体系均衡的，引起经济扩张和收缩的根本原因。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的出现，也许是由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两者之间的差异或者银行的扩张性信用政策引发的。如果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就会产生信用扩张。信用的扩张会引起投资增加，这种投资的增加，首先表现在对资本品需求增加以及资本品价格的上涨上。这时的价格具有加速作用，一旦资本品价格开始上涨，由于利息率与价格水平两者之间存在着双重因果关系，因此上涨过程就会变成了累积性的。较高的价格以及预期将继续上涨的价格，促使企业更热切地去借款，对信用的需求更为强烈。
这时，难以避免的情况是，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并不能跟信用创造与资本品需求的提高保持同样的速度。资本品生产的扩张，资本品价格的上涨，必然使一部分用于生产消费品的资源转而用于资本品的生产，于是消费将萎缩，消费品生产相对下降，消费品短缺不断增长。
消费品的缺乏必然引起消费者的强迫储蓄，这就出现了“强制储蓄”的现象。强制储蓄与自愿储蓄具有不同的性质，它对于经济周期孕育着更大的危险性，对于经济扩张的崩溃具有重要意义。经济扩张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利息率的下降使得原本不可行的投资就成为有利可图了，新增资金将被投入到远离消费点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结构由此深化了，到此时生产结构可以说已处于头重脚轻的状态，消费品生产部门和资本品生产部门之间比例严重不协调，后者的扩张显然远超正常水平，经济的均衡已经被严重干扰。
于是银行、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等各方面的力量，都要求事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特别是消费者被迫抑制了消费，他们会时时不忘要求恢复到原有的消费水平，这就引起消费品价格上升，消费品生产又成为有利可图的，生产资源产生了回流转向到消费品生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处于资本品生产部门的生产者具有重要意义，他们要保住必要的生产资源不至于回流到消费品生产部门，必须支付更高的价格。
要做到这一点，银行信用具有关键作用。如果银行能够进一步提供追加的信用，那么生产结构的反向运动过程就会得以避免，因为银行可以为资本品的生产提供资金，防止生产资源的回流，但这种方法不可能持续使用，因为无论在全本位制还是纸币本位下，银行信用的扩张都是有一定限制的。一旦银行方面无力或不愿意继续扩张信用，它就会通过提高利率等方法停止信用扩张或实行紧缩政策。于是，生产资源回流转回到消费品部门的可能性成为现实。在生产结构回复到原有状态即适合自愿储蓄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困难形成了危机和萧条。
信用扩张的突然停止标志着危机的来临，信用停止扩张导致利息率上升，因此，原来在较低利率情况下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现在将变得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结果大量资本将被浪费、闲置，这样在迂回程度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失业率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失业率的上升和资本品的闲置会导致消费和投资支出的减少，从而将经济不景气的负面影响扩展到经济中的所有部门。在这样一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银行部门往往不只是仅仅停止信用扩张而已，一般为了资产安全性考虑，还会实现信用紧缩政策，结果造成经济衰退程度的加深，乃至酿成经济萧条。
向下转折（危机）过后是漫长的萧条时期。萧条是对生产结构的一种调整过程，以使资本品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保持平衡。这个调整过程中，处于生产较高阶段的工人失去了工作，要在生产较低阶段获得工作，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在现代，由于政府的种种干预和其它障碍，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料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在时间上会拖得很久。萧条时期，价格下跌，收入下降，工人失业，普遍存在悲观与失望情绪，货币利率高于自然利率。当价格停止下跌，悲观失望情绪被驱散时，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再次趋于相等，并且不久就会低于自然利率。这样，信用需求又恢复了，投资活动再次升温，萧条走到了尽头，新的高涨就这样在前度繁荣的余烬中重新抬头。
经济学家米塞斯认为，“所以会发生经济周期，是由于银行方面的行动。如果银行不扩张信用，从而把货币利率压低到自然利率以下，平衡就不至于打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论点是，经济周期性波动源于银行信用的扩张与收缩，信用扩张造就的经济繁荣必将导致萧条，而且人造繁荣持续的时间越长，随后出现的萧条持续时间也就越长，对经济的破坏作用也就越大。
但是与一般的货币经济周期论不同，奥地利经济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分析了经济循环期间所出现的生产结构不平衡，尤其是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之间的不平衡。正如哈伯勒所说：“货币投资过度理论最有价值、最有创造性的贡献是这几点：（１）对于繁荣状态下由信用扩张引起的生产结构失调的分析；（２）对于由失调所引起的崩溃现象的解释。”

经济学派之八：新制度经济学派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以科思、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日益兴起，成为主流经济学中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经济流派，在经济学的舞台上正越来越占据重要的位置。“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名称是该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的威廉姆森在1975年的一篇文章中最早正式提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科斯和诺斯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使得该学派的影响力日趋扩大，从而成为在众多经济学流派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新兴学派。
新制度经济学派不仅注意分析制度在宏观经济和长期经济绩效中的作用，而且也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的构成、运行以及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是该学派目前仍然处于快速发展期，新内容，新观点持续出现，尚没有形成统一、规范、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理论内容目前主要包括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等等。新制度经济学派最早发端于科斯1937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企业的性质》。在这篇文章中，科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对传统经济理论中不考虑交易费用的假定和相关结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修正和阐述，并以一种新的角度说明企业产生的原因，企业和市场最佳规模的确定与界限的区分，从而为以后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1960年，科斯又在另外一篇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企业的外部性问题，科斯认为，一旦产权清晰，若交易费用为零，那么市场交易可以确保有效率的结果，产权分配方式不影响经济效率，仅影响收入分配，得出了后来被称作“科斯定理”的结论。科斯本人从未将该定理写成具体文字，但是其他人一直在试图给科斯定理下明确的定义。
现在一般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科斯定理由三个定理组成。科斯第一定理是指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不管产权初始如何安排，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那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即市场机制会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科斯第二定理是指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科斯第三定理是指，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因此产权制度的安排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科斯这两篇文章中所提出的交易费用、产权界定、企业和市场的最优规模与界限、外部性的解决思路以及这些因素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都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础。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沿着科斯所开创的理论道路披荆斩棘，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对制度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和分析，出版了数量繁多、见解新颖的学术著作，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洋洋大观的新制度经济学派。
一、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修正和拓展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不考虑社会经济制度的条件下，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建立在关于经济仁行为的两大基本假定的基础上。
第一个基本假定是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单个消费者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选择所应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品种数量，使自己所得到的效用满足程度最大化；厂商在一定的成本和市场需求的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利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总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保持一致。每一个经济仁都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他们完全了解在资源稀缺性河未来不确定性的约束下，相互进行竞争的自利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并严格按照这些规则展开竞争。在竞争过程中，经济仁总是保持着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相互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协调人们相互之间利益冲突功能的制度安排是不重要的。
第二个假定是经济人行为的完全理性。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人在决策或问题求解过程中，总是能够最充分地利用所得到关于所处环境的信息，并具备足够的认知能力，能够从各种备选方案中选择最佳的方案，或者寻求“最满意”的问题解值。在这一完全理性假定下，经济人成为了全知全能的人。
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的纯粹理念中的人，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范式正是导致其对现实经济生活缺乏解释力的重要原因，他们主张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本来面目，也即现实中的人性。正如科斯所说的那样，“当代制度经济学派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所以新制度经济学派对新古典经济的一些前提假定做了某些修正和拓展，使之能够满足分析现实经济现象的需求。这一点在威廉姆森的著作中表现的最为充分，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修正和拓展。
1，主张采用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假定。西蒙、阿罗等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
人德行为完全理性假定曾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个奥林匹克山神般的理性模型从来未曾、也根本不可能用于实际——无论是否用最大型的计算机。”
在现实生活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面临的往往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尽管人总是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的最好，但是由于人们决策或者问题求解所需信息是一种稀缺资源，且人的理解能力和计算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正如西蒙形容的那样，现实生活中人仅仅是“有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
新制度经济学派将人的有限理性假说引入自己的理论体系，认为正因为人的有限理性，人们要做到对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了如指掌是不可能的，甚至对这些不确定因素给定一个概率分布函数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在交易过程中，人们不可能在合约中对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给当事人所带来的收益或风险作出详细的规定，这样，交易当事人就必须承担未来不确定风险以及因不完全契约引起纠纷所可能带来的损失。
在这一情况下，通过设立制度或者进行制度创新来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风险，协调不完全契约引起的利益冲突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人的有限理性，人们不可能轻易判断一个人的自利行为是否损人利已，并对此作出迅速反应，这样一来，凭借说谎、欺骗、毁约等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的行为就可能得逞。因此，人类需要设立各种制度安排来规范人的行为，建立良好的秩序，减少不确定性。新制度经济学派正是以有限理性为人性假设前提，分析探讨制度的功能、构成以及运行等等。
2，主张采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假定。“机会主义”这一概念是威廉姆森在借鉴纳特分
析保险契约时所使用的“道德危机”一词的基础上形成的。威廉姆森认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用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手段，比如说谎、欺骗、偷盗、毁约等。”
虽然这不是意味着所有人在所有场合都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某些时候会采用机会主义的方式。当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以有限理性假定为前提的，因为如果人具有完全理性，能够洞察现在和未来，机会主义行为将无从得逞。正因为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人类的基本人性之一，这就需要设定各种制度安排来约束人的行为，从而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因此，“实际的人是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要研究现实中的人的活动，就必须研究现实中的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就是注重研究那些现实世界提出的问题，通过案例分析，阐述深奥而又精湛的新制度经济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派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对现实经济问题具有较大解释力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比新古典经济学采用了更为接近现实的行为假设，所以它的经济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和描述人的本性和人经济活动。正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行为假定做出修正的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派才会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应用范围给予了拓展。
3，主张引入制度因素的分析
对于经济体系中的制度因素，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把它当做经济活动的既定因素对待，在经济分析时从不考虑制度因素对人类行为和经济活动的作用与影响。但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存在很大缺陷的，这就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对现实经济活动的理解和解释缺失了很大的一块，而制度因素对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是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注重研究经济活动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的传统，把反映人与人关系的制度看做是既定，然后集中研究人的生产活动，即人与自然的关系。
因此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基本忽视了制度因素，人类经济活动被简化为供给、需求、投资、消费及价格等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并创造出了各种各样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在这些理论中，制度不见丝毫踪影。新制度经济学派试图改变这种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运用于研究包括法律、企业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文化等制度在内的“生产的制度结构”，从而把研究领域拓展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将制度因素的分析和研究，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这是新制度经济学派对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一大贡献。
4，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
在新制度经济学派将经济制度研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过程中，科斯所提出并加以应用的交易成本概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交易成本就是为了完成交易活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成本，它主要包括搜寻或者得到信息的成本，协商谈判的成本，签订契约的成本，检查和监督交易过程或者索赔的成本等。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交易成本构成了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部分，威廉姆森把交易成本比喻物理学中的摩擦力，阿罗则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
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概念以前，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是假定交易成本为零，在经济分析的时候都是自动忽略交易成本的。在这之后，新制度学派将交易成本和制度纳入了经济理论分析的对象，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这一努力，使得经济学的研究更加贴近现实，也使得经济学研究领域大为扩展。
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逻辑，广泛运用于各种制度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几个研究方向不同的理论内容。比如科斯运用交易成本分析产权制度问题，开创了产权经济学派；威廉姆森运用交易成本分析研究垂直一体化问题，开创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产业组织理论；诺斯把产权和交易成本概念引入经济史研究，开创了制度变迁学派。
总之，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已经在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内大展身手，新的理论成果层出不穷，交易成本也已经成为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出现频率和引用次数最多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派一时间风华鼎盛，在以下的篇幅里，我们将简单介绍其中最主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内容。
二、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1960年科斯发表了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开创了产权理论的先河。科斯主要研究产权制度安排对社会和人们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新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尔钦认为，“在本质上，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的产权，一个社会中稀缺资源的配置是对稀缺资源用途的权利安排。……经济学问题，或者说，关于价格如何决定的问题，是产权如何界定和交换，以及按怎样的条件界定和交换的问题。”
产权理论不仅成为新制度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也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热门研究方向。
一、产权的概念及其内容结构
所谓“产权”无非是就是“财产权利”。经济学所说的产权，主要是从经济活动的角度，而不是从法律角度去认识的。法律上的产权主要是指财产的所有权，以及所附带的占有、支配、使用和收益权。经济学上的产权，则是指在相应法律保护下的财产权利在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和实际的运用。由于产权的不同，同样的经济活动很可能会取得不一样的经济结果。一般来说，“产权”范畴远比“所有权”来的大，一个完整的产权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其中每一种权利又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但是新制度学派并不把产权看做是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简单加总，而是深入分析产权可转让条件下，产权的全部权利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状态，以及产权内部各种权利之间的边界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中，德姆塞茨把产权定义为“一个人或者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或者说是界定人们是否有权利用自己的财产获取收益或损害他人的权益，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德姆塞茨说，“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意义来自如下事实：它们帮助个人形成与他人交往时可以合理持有的预期，这些预期反映在法律习俗和社会道德中，产权的拥有者被其他社会同伴所认同，允许他一特定的方式行事。”
阿尔钦则把产权定义为，“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使用的权利”，或者说是人们使用资源时所必须遵守的规则。阿尔钦也注意到了某些资源的产权的可分割性，比如同一块土地在同一时间里，A也许有权在上面种植小麦，B可能有权步行穿越它们的权利，而C也许被允许在上面倒垃圾等等，这些权利是可以交换和转让的。总的来说
，产权经济学家都把产权看做是人们对物的使用权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产权是一组行为性权利，他们把物品所附着的权利数量及其强度看做是那些物品经济价值大小的决定性因素。
二、产权的起源及其功能
在关于产权的起源方面，美国经济学家德姆塞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以加拿大东部印第安人在18世纪初建立土地私有制的案例入手，因资源稀缺而发生相对价格变化，从而引起产权界定的收益和成本对比关系的变化角度，分析了私有产权的兴起原因。德姆塞茨认为，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如果不对人们获得资源的竞争条件和方式作出具体的规定，即产权安排，那么就会发生争斗资源的利益冲突，交易活动也会无法进行。所以，通过建立产权制度，可以让人们知道应该如何获得资源，以及在什么权利范围内可以选择、使用资源。
德姆塞茨在研究中发现，在进行皮毛贸易之前的早期阶段，印第安人狩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每个人的狩猎活动都是自由进行的，相互之间不存在对别人狩猎活动的控制，也不存在对增加或者维持野兽数量的特别兴趣。印第安人的这种狩猎制度长期延续的结果，导致出现过度的狩猎活动，使得野兽的数量日益减少。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引起土地所有权的产生，因为对于印第安人来说，由于野兽的价值很小，确立私有狩猎边界所得到的收益要比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小得多。
后来，随着皮毛贸易的出现，对皮毛需求的增大使得皮毛价值大大增加，另外，狩猎活动的进一步加剧则使得本已稀少的野兽数量更加稀缺。在野兽资源稀缺加剧和皮毛相对价格日益提高的情况下，通过建立私有狩猎区来保护动物或者养殖它们就有利可图了。这时，确立私有狩猎边界所得到的收益就要比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来得多了。于是，私有产权制度就在该地区出现了。
与此相反，北美西南部的印第安人却未能建立起类似的私有产权制度，其主要原因是该地区的野生动物商业价值较低，因而建立私有的狩猎保护区或者养殖区所花费的成本，要远远大于由此得到的收益。显然，德姆塞茨主要是从交易成本与收益的相互比较来说明私有产权的诞生。他的研究表明，在资源不稀缺的情况下，人们就没有动机来建立私有产权，私有产权安排也就因此不会产生，但在现实世界里，由于绝大多数资源的稀缺性，私有产权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由此，德姆塞茨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要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他说，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在于“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一种有效的产权制度，将能够抑制人们通过分配性努力去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倾向，而激励人们通过生产性努力来增加收益的倾向。所以，产权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的制度性安排对社会中的个人行为，所能够提高的激励作用的大小、积极抑或消极。
（三）、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科斯定理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派也像新古典经济学一样，注重研究经济社会中的资源配置问题，但其侧重点是放在交易成本为正的前提下，研究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而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抛开制度问题，完全在忽略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科斯曾经说过：“我的梦想就是建立一种能使我们对生产的制度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在他首先提出又被其他经济学家所推崇的“科斯定理”，就是从产权安排角度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制度结构的分析。
所谓“科斯定理”并不是科斯本人直接给予明确定义的，他只是提到有关的内容及作了相应的阐述。科斯定理包含的基本含义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状态下，不管产权起初是如何界定的，市场交易都将导致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最先将科斯的上述思想称作“科斯定理”，斯蒂格勒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将会达到相等。”
罗伯特.库特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则下了另外的定义，认为“科斯定理
”的关键是产权清晰确定、交易费用为零、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这三个要素，在这三个要素具备的条件下，外部效用就可以在市场机制内自行得到解决。而对科斯定理的一种较为通俗的表述是：“在交易成本为零和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因为在此场合，当事人，即外部性因素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将受一种市场动力的驱使去就互惠互利的交易进行谈判，也就是说，使外部性因素内部化。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通过对“走失的牛损坏附近土地的谷物增长”的案例分析，论述了他的观点。对于走失的牛吃掉附近土地的庄稼问题的解决，科斯设想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养牛者没有权利允许牛损害庄稼，那么对养牛者来说，只要赔偿费不高于修建隔离牛群的篱笆所需的费用，就愿意支付赔偿费用，否则他将选择修建篱笆，对农夫来说，只要从养牛者那里获得的赔偿费高于其不受损坏的耕地土地的纯收益，他就同意放弃耕种土地。第二种情况是养牛者有权利允许牛损害庄稼，那么农夫为了避免庄稼受损，就会要求养牛者支付赔偿费，所支付的赔偿费等于受损的庄稼的价值。如果两者之间交易成本是无代价的，那么，无论是养牛者是否有权让牛损害庄稼，养牛者和农夫之间的交易都能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通过这个简单事例，科斯得出以下结论：“有必要知道损害者方是否对引起的损失负责，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但是，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结果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
科斯所举的这个例子显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模型是合拍的，不过科斯真正要研究的是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所以他又提出了被称为“科斯第二定理”的观点，即一旦考虑市场的交易成本，合法权利的原先界定以及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都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在科斯第二定理中，隐含了产权理论的许多内容，其一，在交易成本为正的前提下，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能实现的，交易成本是决定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变量，第二，在交易成本为正的前提下，产权安排不仅影响产权转让和重组的市场交易，而且还将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科斯本人并没有对其有关思想加以系统地概括和进一步解释，经济学界对“科斯定理”出来了众多的表述和理解。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学派认为，只有产权界定清晰，交易成本为零，资源才有可能得到有效配置。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有了明晰的产权界定，还必须有自愿交易，产权可以自由转让，才有可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而以苏尔茨为代表的自由竞争学派进一步指出，垄断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递减，引起市场障碍。这些不同的观点充分表明，不同的经济学家对“科斯定理”有着他们自己的理解，也说明了“科斯定理”的复杂性和包容性。、

三、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最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研究交易成本理论已经成为了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理论分支，许多经济学家的思想都曾对交易成本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比如康蒙斯的制度经济学理、纳特的“道德伤害理论”、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等等，但是促成交易成本理论产生和发展最为直接的理论渊源仍然是科斯的经济思想。
1，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被简化为一个生产函数，企业的职能仅仅是根据这个生产函数，把投入品转换成产出品。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对企业为什么存在，由什么来决定企业的结构和规模边界等问题，都无法做出解释。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通过引入交易成本概念，正式提出并分析了这两个被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问题。
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不同但又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制度，市场的交易是由价格制度来协调的，而企业的存在将原本属于市场的交易“内化”了，在企业内部，行政命令取代了价格机制成为生产活动的协调机制。企业为什么会产生和存在呢？科斯认为，这是因为企业通过“内化”市场交易，可以节省交易成本。比如假如市场交易成本为零，雇主可以随时到劳动力市场购买劳动力，而不必长期雇佣一个工人，而事实上，雇主每天到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必须支付很高的成本，如时间、讨价还价的费用以及因雇不到合适工人而可能给生产活动带来的损失等等，通过把这一市场交易过程内化到企业中，建立起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就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因此，在科斯看来，交易成本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唯一动力。
如果企业“内化”市场交易活动就能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省，那么企业的规模就会无限扩大，直至完全取代市场，使整个经济成为一个大企业，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企业组织和协调生产活动也会产生管理费用，随着企业规模扩张，管理费用也会越来越膨胀。当企业规模扩张到某一个边际点，即企业再多“内化”一项市场交易所引起的管理成本等于由市场组织这项交易的成本时，静态的均衡就实现了。这时候，企业和市场之间的规模边界也就确定下来了，全部交易在企业和市场之间以及各企业之间的分布处于成本最小的状态。
由此可见，科斯将交易成本视为决定企业和市场边界的关键因素。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事实上奠基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预示着交易成本理论的开端，但是这一理论的成熟，却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威廉姆森手中形成的，他的《市场与科层制》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这两本著作，是系统全面阐述交易成本理论的代表作。
2，交易成本理论基本内容
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是，围绕交易成本节约这一中心，把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把交易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的贡献。他认为，交易不是简单的物品交换，而是人与人之间对物品所有权的让渡和取得，康芒斯还把交易划分成三种基本类型，即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这三种交易事实上也可以分别成为市场交易、企业内部交易和政府交易。
交易成本理论也秉承康芒斯的这一思想，也把交易视为经济活动的最小单位，并从契约角度，把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交易做了进一步的细化。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是指具有可分离性的物品在人们之间的让渡，当一项物品或劳务越过技术上可分的结合部而转移时，交易就发生了。之所以要把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是因为它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最为基本和最为一般的形式。因此，对协调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制度的研究，逻辑上必然要求把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威廉姆森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以对不同组织方式的交易费用进行具体的经济学分析，从而，研究了企业和市场之间相互替代的问题。
交易被认为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契约而进行的，这样，研究交易成本的经济学家就把组织制度问题视为是契约问题。他们还赋予参与交易的主体两大基本特征，即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和有限理性。为了区别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概念，威廉姆森把具有这两种基本行为特征的交易者称之为“契约人”，还把契约人的两大基本行为特征假定作为组织制度分析的逻辑起点。
在交易过程中，契约人在本性上具有采用损人利己的手段获取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在有限理性下，人们对这些行为可能发生的时间和方式做出正确的判断，并采取措施加以预防，需要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就需要建立一些组织性框架——规制结构，来有效防止机会主义行为。
企业和市场是两种最为典型的规制结构，此外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中间性的规制结构，如三边规制结构和双边规制结构等。每一种规制结构都具有不同的激励功能和保障功能，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交易。交易成本理论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分析在什么样的规制结构下交易成本是最小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描述交易的性质，以便把交易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威廉姆森提出三个分析交易性质的维度，一是资产专用性，它是指为了某一特定的交易而作出的持久投资，一旦形成就很难转移到其他用途上去。如果交易过早终止，所投入的资产中包含了一部分“不可挽救的成本”，即沉没成本。所以，资产的专用性越强，为预防机会主义行为所付出的交易成本也就越高，交易双方越需要建立一种持久的、稳定的契约关系。
二是不确定性。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都不仅要面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还要面临来自交易本身的不确定性。交易过程的不确定性越大，交易各方就越需要建立保障机制。三是交易频率，它是交易状况在时间上的连续表现，它对组织制度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设立某种规制结构的费用能否得到补偿，频率越高，组织制度的费用也就越能得到补偿。
产权理论认为，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产配置，也就是说，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市场不一定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威廉姆森的理论贡献就是具体分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市场交易成本会提高到使之失效的地步，他着重分析了以下四个方面因素。
1，机会主义行为
威廉姆森对经济人的行为特征做了新的基本假定，主张经济生活中的人总是尽可能地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经济生活中的人都是自私的，而且有时候，为了利己，还可能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威廉姆森把人一有机会就会不惜损人利己的本性，称之为机会主义行为。人的这种本性直接影响了以私人契约为基础的市场效率，市场上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得交易费用增加，交易越复杂，交易成本也就越大。
2，不确定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并不是简单的机械运动，不可能完全准确预测未来的局势，或者说充满着不确定性。在市场中，一项交易从发生到完成总要持续一段时间，在该时间内可能会发生很多影响交易双方权力和义务的事件，从而影响交易契约的执行，又由于合同执行者很可能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那么在市场条件对他不利时，他可以借口契约前提的改变而停止履行合同，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从而给交易伙伴造成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交易双方将尽可能把契约写的十分复杂，力图包括一切未来的可能性，以及每一种情况发生时双方的权力和义务，但是任何契约都是不可能是完美的，总难免会给机会主义行为留下可乘之机。结果是交易越复杂，交易谈判及所达成的契约越趋复杂，交易成本也就越高，市场作为一种交易的管理机制的效率也就越低，有时甚至不能完成交易。
3，小数目条件
如果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性就很小，那么，机会主义本身就会有较高的代价，机会主义行为会使失去交易货币。因此，竞争大压力会使交易方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出现机会主义行为。但是如果市场上的交易数目很小时，那么交易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就会增大，经济利益的考虑就会更多地诱发机会主义行为。
4，专用性资产
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分工的发展，出现了使用日益专一的生产要素。资产的专用性有三种，一种是资产本身的专用性，如特殊设计能够一次性加工成某个部件的设备；二是资产选址的专用性，如为了节省运输费用，一般以原料产地布局，一旦建成，移迁费用很高，甚至使移迁成为不可能；三是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如果一个具有专用性资产，他的经验和技术是特定于这个企业的，对于厂商而言，重新训练这样的雇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或很高费用，同时，他的这些经验和技术也并不适合其他厂商。维持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对于厂商和这类雇员都会有好处。专用性资产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厂商对交易伙伴的依赖性。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专用性资产价值越大，拥有专用性资产的厂商对交易伙伴的依赖性越大。因为他越有可能被其交易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所损害。只要他的交易伙伴不再保持交易关系，甚至中断交易关系，就可以使他的专用性资产蒙受重大损失。　　
以上四个因素是市场交易中会互相影响并有可能导致大幅度抬高交易成本。对于复杂的、市场交易成本很高的资源配置过程，就可能不应由市场机制来运行，而通过企业之间的合并，把原来的市场交易转变为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过程，即所谓“内在化”，从而能够实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因此，我们并不能一般地、笼统地评价市场交易成本的高低，而要依据具体的交易对象和交易过程特点，分析它交易成本的高低，从而得知这个过程是适合还是不适合采用市场机制。
对交易性质进行区分以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交易与不同规制结构之间的匹配问题。威廉姆森把交易与规制结构之间的匹配关系分成以下四种。
1，不涉及专用资产的交易，不管交易频率高低，都与市场组织体制相匹配。由于资产
专用性很弱，交易双方互不依赖，双方都不关心交易关系的持续性，因为各自都能轻易找到交易伙伴。
2，涉及专用性资产、但交易频率不高的交易，与三方规制结构相匹配。所谓三方规制
结构是由交易双方和受邀冲裁人共同组成的一种规制结构。由于交易涉及到专用性资产，所以交易双方都关注交易的持续性和安全性，希望能通过建立某种保障机制来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但是由于交易频率较低，双方设立专门规制机构的费用难以得到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双方倾向于采取三边规制结构，即只有在发生契约冲突时，共同邀请第三方来进行仲裁来解决争端。
3，涉及专用性资产，且交易频率较高的交易，与双方规制结构相匹配。双方规制结构
是指由交易双方共同组成的对交易进行组织管理的规制结构，在这种规制结构下，交易双方保持各自的独立地位。他们主要通过相互相互持股、相互投资等方式，来增加双方的共同利益，均衡双方的交易风险，使得双方的交易关系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和持续性。4，涉及高度专用资产，且交易频率很高的交易，与一体化的规制结构相匹配。实际上
，一体化的规制结构，就是内部行政管理结构，也就是企业体制。在这类交易过程种，由于资产专用性很高，交易一旦终止，寻求和建立新的交易关系的成本是很高的，又因为交易频率很高，交易双方所产生的契约关系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很大，双方所承受的风险也就相当大。在这一情形下，交易双方对关系稳定性的要求会非常迫切，且设置专门机构来对交易进行组织和管理的费用容易得到补偿，通过一体化的方式使市场交易完全内部化，就显得很合算。

四、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是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博弈论的基础上的，非对称信息指的是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信息的非对称性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划分：
一是非对称发生的时间
二是非对称信息的内容
从非对称发生的时间看，非对称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后，分别称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研究事前非对称信息博弈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研究事后非对称信息模型的称为道德风险模型。
委托代理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所研究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显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权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力，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
委托代理关系起源于“专业化”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委托代理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

委托代理理论是过去40多年来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是20世纪6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发展起来的。委托代理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涉及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

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与机制设计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人不仅无法获得关于所处环境和各种经济变量的全部信息，而且彼此之间拥有的信息也是不相同的。某些信息往往由某个人独家拥有，这种信息被称为私人信息。在委托代理理论中，把信息在经济人之间的不均匀分布现象称之为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理论重点研究的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机制设计问题。
逆向选择是指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价格下降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而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现象。市场交易中“逆向选择“问题最早是有由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提出来的，它研究的是由于产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及其造成的劣品驱逐良品例现象。例如在产品市场上，特别是在旧货市场上，由于卖方比买方拥有更多的关于产品质量的信息，买方则因为无法识别产品质量的优劣，而只愿意根据产品的平均质量付价，这就使优质品价格被低估而退出市场交易，结果造成劣质品驱逐优质品现象。对如何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经济学家提出的办法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有两种：
1，通过设计某种机制或者契约，使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愿意公布其私人信息，或者愿
意提供真实的信息，也即所谓的“发送信号”。比如在劳动市场上，求职者可以通过学历证书或者文凭来显示自己工作能力。
2，如果价格由了解真相的当事者来制定，那么，用价格高低来显示某种商品或服务的
质量高低，是一种发送信号的方式。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的高低一般意味着产品质量的优劣，所以企业可以根据这一点，通过制定产品的价格来显示该产品的质量情况。
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与机制设计
所谓道德风险指的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与逆向选择问题不同，道德风险并不是由于签约钱就给定的外生信息不均匀所引起的，而是由于签约或交易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引起的。
我们知道，经济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自利性是经济人的基本心理特征，但是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考虑到经济人的损人利已的道德风险问题，而是认为经济人能够合乎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这往往比他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比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写道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者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但是道德风险理论却认为，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并不总是利己利人的，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刺激下，反而有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在经济生活中，道德风险问题相当普遍，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在研究保险市场时，发现一个经典的道德风险例子。在美国一所大学自行车被盗比例约为10%，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发起了一个对自行车的保险活动，保费为保险对象的15%，按照常理，这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应该获得5%左右的利润，但是该保险活动运作一段时间后，这几个学生发现自行车被盗比例迅速提高到15%以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呢？原来是因为在自行车投保以后，学生们对自行车的安全防范措施明显减少了，这大大增加了自行车被盗的比例。在这例子中，由于学生完全不承担自行车被盗的风险后果，因而采取了对自行车安全防范措施的不作为态度，这种态度，就是道德风险的典型体现。
还有在医疗保险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也很常见，比如投保人一旦获得医疗保险，理性的投保人就将增加自己这方面的开支，常要求医生开一些不必要的贵重药品，实际上既增加了社会成本，又降低了医疗服务的效率。

五、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 所谓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过程，
它包括正式制度变迁和非正式制度变迁两大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是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关于经济史的研究中，重新发现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将制度变迁纳入到经济发展的解释之中。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始见于1968年发表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诺斯发现，在1600至1850年间，全球海洋运输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技术进步，但是运输的效率却大大提高了，原因就在于，船运制度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导致运输成本的降低，从而提高了海洋的运输生产率。
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标志着诺斯开始着手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
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诺斯提出了较为成熟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并对西方世界兴起的缘由，在制度变迁方面提出了颇具解释力的理论。
1981年出版《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90年出版的《制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1992年出版的《交易费用、制度和经济绩效》等著作，标志着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和进一步完善，最终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
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里，认为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种能够对个人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产权制度最为重要。“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斯如此评价道。
在此书中，诺斯重点描述不同的制度变革怎样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相对于英国有效的产权制度、专利法的颁布，而同期的法国和西班牙没有建立类似的能有效保护私人财产和限制皇权的制度结构，无法对个人经济活动提供适当的激励。诺斯同时也认为，当代拉丁美洲、非洲的相对落后都是经济组织无效率的结果。
总之，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离不开对制度创新和变迁的研究，在分工不断深化的经济生活中，交易链条不断加长，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日益严重，交易成本不断上升，而制度创新有助于降低成本，从而实现日益复杂的交易活动。在日益复杂的交易活动中，人们的经济交易极大地依赖可信赖的、相当规律的行为模式，而协调这些活动就需要制度。
值得强调的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是以经济史的经验性材料为依据的，在他研究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时，发现制度因素极为重要，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因素却仅被视为外生变量，这不符合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诺斯论证道：“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因素不是增长的原因，它们本身是增长。……除非现存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经济增长就决不会出现。”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斯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
1，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
2，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
3，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
诺斯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的构成因素主要是正式制约、非正式制约以及它们的实施，这三者共同界定了整个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激励结构，所谓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种制度框架的创新、变更和被打破的方式。
制度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品，它是由个人或者组织所生产出来的，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也是有限的。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者自身理性程度的变化，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的制度的要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者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实施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
诺斯认为正是制度变迁构成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即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组织制约下，产权的界定、裁决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于是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地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借以维护经济增长，而成功的意识形态则能更好地、更有效地克服“搭便车”问题，推动经济增长。
一、产权理论
将产权理论与制度变迁理论相结合是诺斯的一大理论贡献，诺斯认为，科斯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有助于解释人类历史上交易成本降低和经济组织形式更换的现象。根据产权理论，在现存技术、信息成本和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约束下，在充满稀缺和竞争的世界里，解决问题的交易成本最小的产权形式将是有效率的。
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主安排和确定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建立有效产权的目的就是使得创新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率相等。如果不想到，则意味着某个第三者不经他人同意可以不支付任何代价免费获得某些利益，即人们所说的“搭便车”行为。
更严重的是，如果私人成本超过私人收益，那么，虽然对社会来说这项活动有可能有利，但个人通常不愿意从事这项活动，因此这种“搭便车”行为无疑是导致产权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为此，诺斯认为，必须确定某种有效率的产权模式，使得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接近相等，就产权模式而言，最有效的产权是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权，其最好的形式就是私有产权。诺斯认为经济增长首先在西方世界里的尼德兰和英格兰地区出现，就是因为这两个地区进行了产权制度方面的改革，从制度上激励和保护了个人的经济活动。诺斯总结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
在产权结构推动制度变迁方面，诺斯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依靠产权结构创造有效率的市场。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市场的有效性只有靠充分竞争，而诺斯研究发现，市场的有效性意味着充分界定和行使产权，它意味着创造一套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约束变量。面对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产权结构的界定及其行使，能够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市场无效率的根本原因是产权结构无效率，因此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产权结构的创新。另一方面，技术的变化、更有效率的市场的拓展等最终又会引致与原有产权结构的矛盾，于是形成相对无效率的产权结构，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调整产权结构，进行产权结构的创新。
其次是依靠产权结构推动技术进步。诺斯认为，技术进步率的提高，既源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又来自于发明者能获取发明收益较大份额的可能性。要想促进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投资，就需要在知识和创新方面确立某种程度的产权，如果缺乏产权安排，新技术他人唾手可得，那么人们就会丧失发明创新的动力。一套鼓励技术创新、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的激励机制，就是明晰创新的产权。“商标、版权和专利法都旨在为发明创造者，提高某种程度的排他性权利。”
二、国家理论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得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诺斯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对产权理论虽然没有多大发展，但独到之处在于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结合起来。诺斯认为，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并且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衰退或者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在诺斯看来，关于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既要解释造成无效率的产权的政治或者经济组织的内在活动倾向，又要说明历史上国家本身的不稳定性，即国家的兴衰。因此，诺斯把自己的国家理论称之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
国家理论首先要说明国家的性质，关于国家的性质，政治学和历史学中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归纳起来主要两大类：掠夺论和契约论。掠夺论认为国家是某一个集团的代理者，它的作用是代表该集团的利益，向其他集团的成员榨取收入，即国家是掠夺的产物，是统治者掠夺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契约论则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国家在其中起着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作用。这两种关于国家的理论都有其源远流长的理论渊源，也都能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经验佐证，但诺斯认为它们均不能涵盖所有的国家形式，是不全面的，国家具有掠夺和契约的双重属性，他提出了国家的暴力潜能分配论。
诺斯指出：“若要了解一个社会产权结构的变革，需要弄清国家的功能。”诺斯在分析国家功能时，将其当作一种政治组织来看待。他把国家定义为：“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地理范围时，国家的界限要受其对选民征税权力的限制。”
诺斯认为，如果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型国家，如果暴力潜能分配是不平等的，则会产生掠夺型国家。

诺斯认为，一个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国家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或者“公正”的服务作为交换。
第二，为使国家收入最大化，它将选民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设计产权。
第三，国家面临着内部潜在竞争者和外部国家的竞争。
诺斯指出，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交易或博弈的基本规则，国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成本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最大化。诺斯研究发现，在历史上的许多阶段，“在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也就是说，正是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冲突导致相互矛盾乃至对抗行为的出现，是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诺斯强调指出国家在制度变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国家的介入，产权结构就无法得到有效的界定、保护和实施，从历史上看，一个好的国家往往能够促使制度变迁走入良好的轨道，从而引起经济增长，反之亦然。
三、意识形态理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一直都忽视或者排除意识形态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其他一些社会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诺斯在吸收两种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意识形态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指出，新古典理论不能解释两种行为：一种是包括“搭便车”在内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种是不计较自我利益的利他主义行为。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理论严格的个人主义的功利性假设。诺斯明确指出“制度变迁与稳定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理论，并以此来解释新古典理论的个人主义理性计算所产生的这些偏差。”
意识形态，根据诺斯的解释，是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包括道德和伦理法则。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人们能遵守一定的意识形态。在一般条件下，诺斯认为人都有一种获得某种好处而不付费的行为倾向，即“搭便车”的动机。若社会成员都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的活力。
因此诺斯指出：“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因素，更一般地说，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或知识社会学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我特别强调搭便车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解释历史上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和变迁时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例如，在界定和执行产权的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无法用产权来解决“搭便车”问题，这时就要靠意识形态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再如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确定的规制需要一个遵从的过程，遵从也有成本的，如果对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缺乏某种制约，产生过高的遵从规制成本，这将使政治或经济制度无法安排，那么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投资去使人们相信这些制度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或者经济制度的安排就需要和意识形态相结合，人们之所以能够不计较个人利益而采取服从社会规则的行为，正是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诺斯指出，“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制和侵犯产权，那么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
诺斯还用意识形态理论解释“搭便车”行为，认为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能够克服“搭便车”行为，这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一个中心问题。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如果集团的每个成员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具有共同的利益，就容易组织起来实现集团的目标，反之，如果存在分歧的意识形态，利益目标互不相同，且互不了解对付的行为信息，则在集团行为时，就有人会不承担任何代价而享受集体行动的利益，“搭便车”现象就不可避免，集团成员数目越多，“搭便车”行为就越严重。
因此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条件有两个：一是集团成员的数目要适度；二是对个人提供有选择性激励。对持不同意识形态的成员，集团应致力于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宣传教育以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对集团行动的“虔诚”，来节省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和信息费用，或者是直到精确的规则并加以实施，对成员的“搭便车”行为进行监督和惩罚。当然，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不同经历的人们往往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这样才能更好地有效解决“搭便车”问题。
通过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这三者构建的分析框架，诺斯解释了一个长期令人们困惑的问题，那就是，同样是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很快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而有的国家却长期陷于落后的困境中不能自拔？同样的制度变革，为什么有的国家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有的国家却导致了动乱和衰退？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过程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诺斯把这种制度变迁过程的自我强化现象，称之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诺斯解释路径依赖为“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响”，并指出“历史确实是起作用的，人们今天的各种决定、选择实际上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迁有可能进入良性的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错误的道路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导致停滞，一旦进入锁定状态，则要摆脱这种状态将会非常困难。
诺斯研究发现，决定制度变迁路径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不完全市场和报酬递增，就前者而言，由于市场的复杂性和信息的不完全，制度变迁不可能总是完全按照初始设计的方向演进，往往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可能改变方向。就后者而言，人的行为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报酬递增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制度变迁的自我强化机制有四种表现：
（1）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行，单位成本和追
加成本都会下降。
（2）学习效应。通过学习和掌握制度规则，如果有助于降低变迁成本或提高预期收益
，则会促进新制度的产生和被接受程度的提高。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速度的函数，但变迁的方向却取决于不同知识的预期回报率。
（3）协调效应。通过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的缔约，具有互利性组织的产
生以及对制度的进一步投资，实现协调效应。
（4）适应性预期。当制度给人们带来巨大好处时，人们对之产生了强烈而普遍的适应
预期或认同心理，从而使制度进一步处于支配地位。随着以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盛行，将减少这项制度持续下去的不确定性。

总之，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制约作用，并且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如果路径选择正确，制度变迁就会沿着预定的方向快速前进，并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从事收益最大化的活动，促进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制度进一步变迁的重要力量，双方呈现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

如果路径选择不正确，制度变迁不能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收益递增，而只是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那么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得不到支持，而且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经济衰退，这种“锁定”局面一旦出现，就很难扭转。因此，制度变迁的国家必须不断解决“路径依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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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章 都是九十年代末的一批鼓吹国企砸烂卖光的傻逼文人写的。

三脚猫，半瓶子醋都没，当访学都不知学啥的一帮傻逼。自称经济学家。

楼主在这个破论坛是屈才了。 我觉得你应该在微博上发。 那里受众比较多。 军版里
会经济的不多（反正我没发现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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