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拜登的炸酱面”谈起

拜登即将登上美国总统宝座。

　　2011年，他作为美国副总统访华时的一件陈年往事，也被人翻了出来。

　　那次访华期间，拜登在驻华大使骆家辉陪同下，带着孙女到位于北京鼓楼的姚记炒肝店用餐，点了炸酱面、拍黄瓜和可乐，并和店主一家合影。拜登拒绝了店主为他准备的包厢，坚持与其它食客一同坐在大厅，还热情地和邻桌顾客打招呼。

　　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还发了一条微博，总结那次吃饭的消费情况——

　　“今天拜登副总统等5人点了5碗炸酱面、10个包子、拌黄瓜、凉拌山药、凉拌土豆丝以及可乐等。总费用79元。拜登副总统在结账时对店主说，给你们带来了许多不方便。他掏出100元结账，剩下的按照美国习惯作为小费。”

　　2011年的时候，互联网上公知和公知粉的势力还很大，这条消息一时获得大量转发和评论，节奏也被带得相当整齐划一。

　　拜登的行为，从西方的选举政治、选举文化的角度来看，的确是小case，他们太善于这种作秀了。

　　毫无疑问，公知在带节奏的时候，只会强调西方政客的“朴素”、“亲民”，却不会告诉你他们和幕后金主的权钱交易、访华时一家人乘坐“空军二号”专机公款旅游的特权，以及偶然的平民餐馆用餐和平时锦衣玉食的巨大反差，等等。

　　最有意思的是，南方系就此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拜登的炸酱面尴尬了谁?》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煞有介事地写道：

　　“拜登的吃饭行为，无所谓姓资还是姓社，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个道理谁都懂，包括从善如流的道理也应当谁都懂，以笔者见，至少在拜登吃炸酱面这个小小问题上，官员一族也应当虚心学习向其取经。”

　　这段话，乍一看似乎很有道理，仔细一琢磨，就不对了。

　　因为他虽然说的吞吞吐吐、藏头露尾，但骨子里流露出来的，还是“西方文明优越论”。

　　如果拜登或者其他美国官员成了中国“官员一族”“应当虚心学习向其取经”的对象，那么他们理所当然地也就拥有了对中国指手画脚、甚至“指引方向”的资格，不是吗？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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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看到西方官员“朴素”、“亲民”的作风，如果感到自愧不如的话，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回归我们自己的传统。

　　毛主席从井冈山建军开始，就提倡“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强调“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那个时候，共产党、人民军队的干部，并不是居高临下的“亲民”，他们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即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艰苦朴素、不脱离的群众的作风，很好地保留了下来。在毛主席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影响下，干部参加劳动，将军下连当兵，蔚然成风。

　　七十年代，作为新生事物的一部分，很多劳动者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上，他们的特点是担负了很重要的领导工作，但仍然按照普通劳动者的标准拿工资，每年还要回到原单位去参加生产劳动，以确保他们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在那个年代，中国“官员一族”这种长时间的、普遍的、制度化的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做法，又岂是资产阶级政客扭扭捏捏地在镜头前吃几次“炸酱面”所能够望其项背？

　　中国的问题在于，这种足以傲视全球的先进文明，在八十年代之后，却渐渐失传了，“官员一族”开始像《潜伏》中吴站长感慨的那样，“要过几天人的日子”，于是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乐不思蜀了，这种形象是如此丑陋，以至于他们面对西方政客时都自惭形秽了。

　　由此我们看到，精英是如何在中国建立起对西方的膜拜的：先把中国好的东西、好的传统都贴上“极左”的标签扔掉，同时以“思想再解放一点”的名义唆使“官员一族”学坏，然后再对他们说：“你看你们这么差劲，还不赶紧向拜登学习？”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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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特朗普执政时不同，拜登上台，意味着价值观领域将再次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战场，“拜登的炸酱面”忽然成为一个炒作热点就是一个信号。

　　中国要在这个领域里取得胜利，只有把“两个务必”传统重新发扬光大，舍此别无他途。

　　如果反认他乡是故乡，把拜登作为学习的榜样，那就只能更深地陷入到文化殖民地泥沼里——须知跪拜别人的神龛，就必然在精神上被别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