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找死谁也救不活。

12月19日，严先生要我去北京，到他家接受训话。这有一点奇怪，严先生在北京东单后椅子胡同的家，我去过多次。似乎不是个正式训话的地方。这次一去，果然不同，除了严先生，还有科学院的一个秘书在场作记录。严先生一脸怒气。连续训话47分钟，因为非同寻常，所有的话我是极仔细地听了。其要点是：
1. 你为什么要对学生讲那些话? 不合时宜，谁要你去多管那些事。
2. 你以为就你聪明，能看到赵紫阳和《人民日报》分不清地动说和地圆说的错误，谁
不知道那是错的，还要等你去说那是笑话。
3. 好好作你的物理研究，少去逞强，废话。

这是我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看到和听到严先生如此的厉色正言。

训话停止之后，秘书走了。

对严先生的批评，当然不觉舒服，不过，我也不想解释和分辨。我也准备告辞回家吃午饭。然而，不等我告辞，严先生却向我说：
“陪我去喝酒！”
这才是那天真正让我感到的突然袭击。第一，我从来不在严先生家用餐：第二，我根本不会喝酒。但来不及分说，我就被严先生拉到饭厅。原来，酒菜已经摆下了。只有两个座位，严先生和我。席间的气氛和话题，似乎一个小时前的事完全不存在。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顿午餐之一，尽管我仍然是没有喝酒。这我才明白，为什么严老不在科学院的办公室训话。

两天以后，12月21日，中央No.5领导人胡启立在中南海召见我。大意是说，对我的警报解除了。还提到严老和我的谈话（当然是根据那秘书的记录，不包括秘书走了以后）。

这种警报当然也不是严先生解除的了的。严先生当了人大副委员长后，有一次在他家里半认真地问我：“你看这副委员长怎么当 ？”我没有答，也不会答。严先生多半并不
真正要我答，而是自问。也许他又想起了那次警报和训话。然而，有一点我清楚，警报从来不是严先生看重的事，真正看重的只是“好好做你的研究”。所以，如今在宇宙的另一端的严先生，绝不会怪罪我所缺的一束鲜花，而是会厉色问我：“这几年有多少抽印本了，拿来看看！”我会告诉严先生，现在物理界已经不用抽印本了。而是贴在Web page 上。我想，当他看了我的Web page后，也许会再说一遍“汝子尚可教”，再加一
句：“陪我去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