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授勋琐记

姚天成

从1955年开始的授衔、授勋，是解放后我军正规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若干年后回忆起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琐事，觉得有点意思。

一、兴奋和伤感

1955年12月10日，我们在武汉市的第33速成中学高干班的同学们，都收到了一份信封，里面装了两份请柬：一份是邀请我们参加12月15日的授衔、授勋仪式大会的，邀请者的名义是武汉军区；一份是邀请我们参加当晚在胜利饭店为这个仪式举行的宴会，邀请者的名义，是代表国务院和国防部到武汉地区授衔的李先念副总理。

当时，这事多少给同学们带来了一点兴奋。因为我们都知道，从1954年每个军官书写个人《自传》开始，就准备实行军衔制了。说实话，开始我们对于什么是“军衔制”完全是稀里糊涂的，我们这批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呆过的同志还好一点，总算看见过苏联红军的军装和军衔，那些从未见过军衔、又习惯了穿我们的“土军装”的同志，对这种“花里胡哨”的着装到底怎么样，甚至有点“看法”。

不过，看法归看法，当时我们都起码明白这样两点：第一，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的大事，所以每个革命军人都要服从。第二，这是学习苏联老大哥，搞部队正规化建设，比如当时就不断地宣传“军衔制有利于战场指挥”等等。这样，大家都逐步地接受了这个新事物。于是就转过头来盼着等着授衔那一天，等了近两年，今天终于算是看到了结果。

那天授衔仪式和宴会都搞得很隆重。当我们这批土头土脑的“土包子”，一个个都扛上明晃晃的肩章后，一下子就感到“威风”了起来。对比长期穿过的那种“土气”十足的军服，确实感到增添了军人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这种很“仪式化”的军装一穿，还有一种比过去“正规”得多了的感觉，出门、上街时，都有意无意感到这身很“体面”的军装，会约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好像它也是一种让我们摆脱长期游击战争中形成的那种“游击习气”的象征。所以，授衔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家确实都感到很兴奋。

仪式结束后回到宿舍里，兴奋之余，大家又随便聊起来。但聊着聊着，慢慢又聊出来了一点伤感。第33速成中学的同学，绝大部分都是内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许多人都与我一样，先后换过红军、八路军或新四军、解放军等几次军装，所以，一聊到这次换装，都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过去。而这批人，又大多是经过十几年枪林弹雨的，几乎个个都有九死一生的经历，所以一想到过去，就自然地想到了那些没有能看到今天的战友，也就不由得要为他们叹息和感慨，更感到我们是一批幸存者……

从那时候起，部队的老同志中就经常流行着一句话：XXX要是不死，可以授个什么军衔
啊？

二、多了点“麻烦”

最初的兴奋延续了一段时间，慢慢地，大家又开始对军衔制有了些看法，除了不习惯之外，多少也还感到它有点什么问题。

最不习惯的、也是问题最多的，就是大沿帽和硬肩章。虽然人民解放军一直是以“土”著称的，但从来就有着良好的军容风纪，你看我的那些老照片，有哪一张是风纪扣没系上的？但是过去军装的鲜明特点就是简单实用，无论是红军时期的“八角帽装”，还是八路军新四军时期的“瓦楞帽装”，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帽装”，都干净利落，丝毫不影响行军作战和其它活动。

而大沿帽就不一样了，不仅戴在头上嫌重，而且它还戴不稳，稍微运动剧烈一点就要掉，于是还得弄个防风带系在下巴上，很麻烦。硬肩章则更是烦人了：本来解放军干部都有一个传统，就是行军中要替有病伤的战士抗枪，现在弄个“硬牌牌”梗在那里，抗起来比战士还受罪。再有，出操时干部示范“枪上肩”时，要防止肩章“打滑”，钻树林时，要防止肩章被挂掉，如此等等。于是大家说，搞“正规化”固然好，但把穿着搞得这么复杂，平时活动都有困难，打起仗怎么办？还有的说，我们的部队还经常要帮助老乡干活，弄那么复杂的穿着打扮，是不是我们就别再干活了？

革命军队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官兵平等上下平等。记得在红军时期，只要不是打仗，无论是官是兵，大家都在一起游戏玩耍，乐呵呵的挺高兴。这个传统一直继承了下来，比如说在第33速成中学时，我这个班有个同学，年纪比我们大近十岁，他又是一个挺和蔼可亲的老头，特别喜欢争论问题，但文化却低，大伙有时侯跟他争得面红耳赤，有时侯又逗他，谁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合适。

但授衔后问题就来了，因为在当时的内务条例中，规定了要按照军衔高低实施相互的礼仪，这个可爱的小老头是少将军衔（他是1927年的老资格），我们这些校级军官再同他开玩笑，有意无意就要看看他肩上抗的“牌牌”，啊，“他官比我大”，一想到这儿就有点不自在了。

解放军倒是一直有一套礼仪，但很简练，所以在军衔制以前“距离感”没有那么明显，而现在首先看军衔高低再行敬军礼之类的，隔阂就明显起来了。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学校里那些教员多数是尉级军官，但他们是教员，所以我们要先敬礼，没有军衔时这样做没觉得有什么，而有军衔后我们与他们都觉得挺别扭的。

伴随着军衔制而来的，是等级制度不断的加强。可能后来的人都不大记得了，当时的将军的军装就比校级军官麻烦，他们要多出一套“米色细呢军服”；而将校级又比尉级麻烦得多，除了军礼服外，还有呢军装与布军装区别；甚至后来又专门为将、校级军官搞过一种柞蚕丝军装，可以说是繁琐到了极点。

而当时军衔制带来的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它对干部思想意识的强烈影响。不妨想想看：过去，革命战友之间虽然有职务高低不同，但是除了战场指挥外，平时谁也没有去多想这种高低有什么，究其原因，除了大家还保持着战争年代的同志情谊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强化这种“等级”观念的客观条件。

而军衔制，恰恰就制造了这样一个条件：老战友一见面，自然不自然地先会看肩上的“牌牌”，于是就开始想了，都是一起枪林弹雨过来的，谁还不知道谁吃几碗饭啊？他凭什么比我军衔高啊？于是，当面不满的，背后议论的，找领导反映意见的，都逐渐多了起来。

有意思的是，当时还引进了一些怪名词，比如说明一个军官的履历，有时要这样写：“XXX，贫农出身，中共正式党员，上尉阶级……”这本是从旧军队沿用过来的一个说法
，但我们这些从打土豪过来的老家伙听到这儿就愣了：怎么人民军队内部还有个“阶级”啊？这些影响人们思想意识的东西，当时确实导致了不少问题。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54年在武汉自杀身亡的一位高级首长，本来他的问题是其它一些原因导致的，但在我们高干班里传的小道消息却说：XX是对军衔不满自杀的。

因此，看起来当时实行军衔制确实有点匆忙，没有更多地考虑我军的一些特点。于是后来不得不进行了多次改进：先是实行简易化的“军常服制度”，包括恢复“解放帽”和“肩章改领章”；后来，笨重的“武装带”也逐渐不用了；再后来，不同等级军官军装的区别也逐步减少了；等等，都是很受欢迎的，因为，这些措施多少解决了最初实行的军衔制与我军传统的矛盾问题。所以，当这种“改进”最后发展到取消军衔制时，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三、“比资格”与“比勇气”

比起主要体现当时职、级的军衔来说，勋章和奖章主要代表的是干部的资历，因为基本上是以一个干部在什么时期担任哪一级的职务为颁发标准的。比如说，被授予“二级解放勋章”，就说明你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师一级的职务，而当时的团、营级就授予的是三级解放勋章，军以上就是一级了。于是当时就有人开玩笑说，勋章其实是“资格章”。

而一说到“资格”，问题就来了。人们可能知道，“摆老资格”是老同志的特点，所以，“资格章”也就引起了一点“比资格”的争论。当时有的同志说：“红军时期，同样是团长，有的要带上千人，打的是大仗，有的只带一、两百人，打的是小仗，但授的却都是二级八一勋章，这合适吗？”别的同志就反对说：“部队小经常是因为打仗损失的啊，人数多少并不说明问题。”

这种争论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刚走时那段最艰苦的时刻，在赤城（今商城）苏区，高敬亭同志把红二十五军留下的苦工队和掩护红二十五军转移而未跟上主力的部队，加上自己带的82师一部，合编为“218团”，总人数不过700多，按照当时情况也只能算个“中等团”。但是，却引来了国民党2个师一个5旅所部的上万兵力前来围剿，原因很简单：因为“218团”这个编号，是红二十五军73师的第二团，属
于“共军主力”，蒋介石命令必须“痛剿”。以700余只有轻火器的“中等团”，与轻
重装备齐全的国民党上万部队作战，无异于“以兔搏狮”。然而，218团与强敌激战三
日后，在高敬亭指挥下，由石裕田同志（当时是赤城县委书记）带路，居然突出了重围。更值得深思的是，按理说，在此次遭围剿之后，我们本该学学其他一些游击区，不要再用主力部队的“大番号”了，但一个多月后，高敬亭奉原鄂豫皖省委之命，正式编成了红二十八军，并使用了82师、244团、手枪团等“大番号”，从此开始了3年艰苦卓绝的鄂豫皖敌后游击战争。

这种作法，现在看起来好象有点“虚张声势”的味道，但在当时就绝不是闹着玩的了，它使本来要去追剿红二十五军的国民党部队大量地被滞留于鄂豫皖，不仅减轻了主力的压力，也从全局上牵制了蒋介石的剿共方略（经常保持着50个团的兵力对付红二十八军）。而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种“虚张声势”，也使鄂豫皖红军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导致了国民党军对红二十八军的“无一日不剿，无一日不战”，使我军承受了重大牺牲。

1935年2月3日成立红二十八军，2月16日师长罗成云同志就牺牲了，紧接着，3月2日政
治部主任熊大海同志又阵亡，4月19日，244团团长徐贤才同志战死，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主要师团领导干部就牺牲了近半。所以，在困难情况下敢于“虚张声势”，把重大压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不能说不是一种勇气。甚至是一种战略胆识。

解放战争中期，我带了一个3000人左右的团，轻重火器都有，比内战时期那该算是“超级大团”了，但整个解放战争中我感到压力最大的一仗，也只是以一个团阻击新一军两个美械团而已，尽管这个“王牌军”当时对我形成了强大的火力压制，但毕竟只打了一天，心中是有数的，这比起当年高敬亭同志带着不足2000多人的部队，就敢不断与敌人的营、团、甚至旅级单位作战，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了。我在《自传》中为什么说“佩服高敬亭同志”，这就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

当然，红军时期部队人数的多少有很多原因，大部队的作战规模也确实比小部队大，所以我这里也不是想说个谁是谁非。不过我感到，在和平年代回忆起过去的历史时，一些同志总是容易想那些到些证明自己“行”的，而不容易想到别人的“行”，比如一说到自己带的队伍，就容易拿作战规模比，而没有想到：当别人在那里“虚张声势”时，可不是要与谁比队伍带得大，而是向《英雄儿女》中的王成那样，在喊“向我开炮”啊！这一点，你又想到了吗？上面说到的罗成云、熊大海、徐贤才等这些当了个把月的“官”就牺牲了的同志，他们如果活着，本来也是可能授予一级、二级八一勋章的，但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就永远地埋在大别山上。

想想这些，我们这种只“比资格”不“比勇气”，是不是没意思了点？

四、不合格的“标准相”

授衔、授勋带来一个附加的“麻烦”，就是需要照多种多样的“标准相”。50年代我军实行的是一次“全面正规化”，对许多地方进行了规范，这有利于统以管理，便于战场指挥，改变游击习气等不良风气，这当然都是好的。但这中间，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繁文缛节”的，一直有点让我莫名其妙的那么多的“标准相”，就是其一。我记得和不记得的这类照片很多，比如说：有免冠的和不免冠的（这种当然是必要的）；有要求穿礼服的，有不穿的（这也说得过去）；有要求带武装带的，有不要求带的（这就多余了，因为很快就取消了武装带）；甚至还有一种全身穿大衣站姿的，我都忘记了是用来干什么的了。用这么麻烦的办法搞“正规化”，好象就有点不大合乎国情了。

由于授勋推迟，我们在第33速成中学未照成的一些照片，例如佩戴勋章的礼服照，在调到广东工作后，上级又要求我们补照。正好，那时我有照相的爱好，就自己用相机（解放战争中缴获的一部德国“蔡斯”）拍了一张佩带勋章的照片。可惜由于我技术很不行，不仅光线等效果很差，眼睛都看不清，而且照了个“大半身相”，不能算“半身相”，于是属于“不合格标准相”而不能用，最后还是只好去相馆照了。不过，这倒成了一个特别留念：因为我这种“大半身礼服相”，当时多数人还没有呢。

顺便说到，记得当时好象对军人有一个要求：一般不能着军装与家属照相。但实际上也不那么严格。比如我在第33速成中学的同学钟池同志，就拍了一张着军礼服与爱人一起的照片送给我，而且他挺还有意思：不戴军帽，使人觉得他照得挺“潇洒”。不过即令如此，我还是坚持从不与家属一起照军装像，授衔后10年里都是如此。我觉得这样有一个好处：不使他们对自己是“军官家属”而有什么“特殊”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