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精英传统和中国的特点

我参加的一个脸书群组里，有一次一个美国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有多少欧洲哲学家是独身的？列举下来，太多了，绝大多都是独身，而且过得不错的。他们说，这和中世纪僧侣传统有关。

如果我们跳出那个简单的传记式回顾，康德，独身终身，仆人如何如何，伏尔泰对仆人说了这个那个，而采取一种批判的视角，那么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独身终身却有仆人伺候的“哲学家”。

当然，所谓哲学家也是后来的概念，就简单定义成是一些进行过超越现实的，带有超验性的，终极性思考，而且自觉地就此进行对话，或者写下来的人吧。在中国，绝大多数这类人不仅结婚生子，承担家庭责任，还常常穷愁潦倒，或者很不得志。这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他们的思维很难超越世俗，因为他们的生活本身太世俗了。朱熹很长时间很穷，王阳明打过仗还被贬谪，李贽过得很不顺后来还自杀了，戴震在现实中摸爬滚打，做过生意。中国哲人和粗粝的生活本身，和他所生长的社区，亲友群关系太密切了，所以他们作为社会人必须关注很多形而下的东西。

在西方文化的内核中，超验的精神性很强。从苏格拉底开始，就确定灵魂必须摆脱肉体的羁绊和欲望的牵扯才能达到永恒的共相。

即使在当代的美国，大学里的人文社会教授基本上都出身于中上阶层。只有这样的阶层才能有条件保障自己的孩子——或者孩子中有学术兴趣的苗子——心无旁骛地去一路追寻“没有用的东西”，最终也就是在大学里做一份薪资在美国看来根本不高的教职，还要冒着连这样一份教职都找不到的风险。高水平的学术训练，要求大多数的教授在本科阶段就已经在学费不菲的私立大学学习，才能更顺利地进入最优质的私立大学或州立大学中的旗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本科阶段高昂的学费，对其他很多学生来说，则是需要一毕业就马上找份工作来偿还的。

因此，有的人文社科博士和教授的研究和“发现”不免令人哭笑不得。比如，一个女性人类学家在经过长期蹲点卧底后发现，底层的生活非常难过，钱很难挣。是的，就纯学术来说，这样的研究可以扎实，可以带来新的角度，反正这类评价在圈内随时可以送出，但是在这个技术上中规中矩的研究之外，批判地看，可以说研究结论纯属废话。如果用我的这种分析来看，一个白人女性人类学家，在美国社会里几乎可以确定是出自精英家庭，读着精英学校，啃着各种理论一路下来的。真实的底层是什么样，真实的人生是什么样，真实的人性是什么样，在这类豌豆公主眼里很少看到，所以她们才会对底层的艰难感到如此吃惊。学者也是社会人，可以说她们在学术以外的经历实在太少了，少到把一个常识性的东西当成一个重大的发现。

中国的特点相反。在我看来，中国的知识精英仍然继承了和西方不同的，中国古代的传统，就是大多数来源于底层，在中国，这个底层主要就是农村里的农民。一方面，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把通过教育和考试改变命运的思维定势灌注在中国文化心理的深层，另一方面，来自底层的孩子有比中上层家庭的孩子更多的，对学术的专注，更强烈的意志，也对很多现实问题有切身体会，想要追索答案和意义——这和美国学术精英先有了物质条件再来玩精神游戏是不同的。

当然，客观地看，条件好对于学术研究未尝不好，甚至可以说更好，因为人文社科研究先天是奢侈的。中国式的寒门贵子即使成功也会面临问题所以实在不必过度美化，一是周围亲人的误解和难以沟通，造成孤独感和一般难以发现的内在精神压力，二是可能因为曾经的贫穷带来的对金钱的迷恋和对权力的渴慕。

很难说这两种传统哪种更好，只是说这种区别真的存在，认识到这个区别是有必要的。（只是需要注意：中国也会慢慢走上人文社科精英化的路子，但底层可以用文学和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比如深圳的打工诗人，脑瘫诗人余秀华，他们的文字就是有灵魂，有震撼力的。也有可能，小说家用虚构的方式建构了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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