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半孩子上不了高中,是中国腾飞的重要秘诀

XieHuang1
楼主 (未名空间)

昨天和几个老同事聚会,我拎出的一个事实让他们目瞪口呆。这个事实是:广州的学生,只有一半能考上高中,另一半得去读职高。

这些老同事都是名校毕业,在他们眼里,考高中、上大学就像小时候要吃奶、长大了要拍拖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听说自己的娃有50%的概率连高中都考不上,他们满腹狐
疑地对我说:“你搞错了吧?”

我只好给他们普及国家“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招生政策,每年读普高和读职高的学生大约各占一半一半,这并非广州的特例,而是国家的要求和各地的常态。比如深圳更惨:

当我把上图亮出来后,他们用疑惑代替了怀疑。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让半数学生去读职高?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又不差钱,干嘛不多建几所普高,满足学生上高中、考大学的愿望?

在我看来,“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招生政策既务实又明智。中国能有今天,它功不可没。中国有没有明天,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靠它。



我大姑的儿子没考上高中,上了我老家的一所机电学校,还没毕业就被浙江台州一家模具厂录用了。工作几年后,成为一名成熟的高级技工,现在每月工资一万多块。而我就读的是一所985名校的文科院系,我的一些同学的收入赶不上我那职校毕业的表哥。

这并非个案。各地的统计数据显示,每年都有不少高考考生“回炉”读中职。其中,有很多考生达到“三本线”,却选择放弃三本院校改读中职。原因很简单,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具有工程资质的职校毕业生,往往比一个具有会计师资质的大学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

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受教育年限会对一个人的收入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从能公开获取的信息表明,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不显著。

二战结束时,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教育水平远低于东亚的平均水平, 55%的台湾人是文盲,到1960年才降到45%。1950年韩国的文盲率甚至比当代的埃塞俄比亚还要高。但畸
高的文盲率,并没有影响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济起飞。

菲律宾曾被美国殖民统治,美国的殖民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即使到今天,菲律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仍然高于亚洲大部分国家,但菲律宾却是个失败国家。

类似现象不只是出现在亚洲。古巴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位居世界第二,入学率在世界排名第六。从1960年以来,教育一直是古巴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但该国的人均GDP在
世界仅排第95位。古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庞大,但工作机会不多,这也是为什么有25000名古巴医生被派到国外从事政府资助的工作的原因。

古巴医疗队到意大利

前苏联也是如此,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受教育人口增长的速度。为什么受教育年限与一个人的收入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构成显著的正相关性?



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工业化的早期和中期,很多关键的知识并不是在大学里学到的,而是在企业里学到的,“企业内学习”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个人和国家的发展水平。

一个初三的孩子如果选择读大学,将至少在学校里呆7年(高中3年,大学4年),如果去
读中职,那么读个两三年以后,就可以进入企业里边干边学。职业教育与企业内学习天然结合得更紧密。

工业发展的主要环境是企业,而不是大学和科研院所。尤其是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起关键作用的不是科学政策,而是技术政策。如果一个国家不是让企业充当技术学习的平台,那么在正规大学教育方面做出的所有努力可能都是徒劳无功的。

“企业内学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苏联为什么放卫星成功,经济发展却一败涂地的原因,它的教育和科研投资主要集中在精英式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而不是集中在企业。

古巴、俄罗斯培养了大量大学生,但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积极效果。相反,在中国等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大学生比例不高,却依靠务实的职业教育支撑起经济腾飞。

最近我在比较研究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发展路径时发现,东北亚与东南亚的教育体系有一个显著差异:东北亚重视工程学科与职业教育,而东南亚更加重视人文学科和精英教育。东南亚之所以干不过东北亚,与这种教育倾向有很大关系。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等东北亚经济体,都建立了涵盖中学和大学阶段的完整职业教育体系。以台湾地区为例,到1980年代末期,55%的学生接受的是都是职业
教育,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攻读人文学科的学生占比不到10%。就工程人员在人口总
量中所占比重而言,台湾地区比美国高出70%。

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之所以形成以工程为主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受日本影响,日本的师父则是德国。东北亚经济体的教育体系非常类似于德国、意大利这些欧洲工业国的教育体系。

而东南亚很多国家曾经是英美的殖民地,受“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精英教育传统影响,
东南亚更加重视人文学科等“纯科学”,而不那么重视职业教育。比如印尼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技术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学历通货膨胀比货币的通货膨胀还要坏,它浪费了年轻一代的时间和精力,这要比物质资源更宝贵。



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靠近技术前沿时,对创造性杰出人才的需求将显著扩大。此时,最佳的教育组合将发生调整,企业内学习和大学精英教育之间的比例将此消彼长。中国现在已经就走到了这个阶段。

但这并非意味着“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过时了。越是要培养创造性杰出人才,越是需要“普职比大体相当”护体。

钱学森有一个著名的提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既要从大学教育找原因,更要从基础教育找原因:

孩子们早在进入大学之前,想象力创造力就被摧毁殆尽。面对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抢跑,经年累月复习刷题,都刷成了考试机器。拉过一年磨,就无缘千里马。这种沉闷的学习,摧毁了潜在的诺奖获得者。

要培养杰出人才,必须呵护孩子们对学习发自心底的兴趣和热爱,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缓解高考的竞争烈度。

缓解高考竞争有两个办法:扩招和分流。扩招是假招,只是将竞争推迟。分流才是釜底抽薪,即引导一部分人走职业教育的道路,不要让那么多人陪绑“科举”。

分流以后,参加高考的人数减少,升大学的压力下降,孩子们可以在相对从容的环境中探究自己的学术兴趣,想象力创造力得到更好地呵护和滋养,将来更有可能成长为引领前沿的创造性杰出人才。

这对那些去读职校的孩子来说也是好事,与其浪费光阴读一个注了水的野鸡大学,将来不好找工作,不如去职校学一门实实在在的谋生技术。

问题在于,虽然职校毕业生比野鸡大学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收入甚至也更高,但蓝领在社会地位上不如白领。这是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去读职校的原因。

这方面要向德国学习。德国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初中毕业后就对学生进行分流,相当比例的学生不必去读高中、参加高考,但德国父母对此非常坦然。国民对从事技术工种的坦然与释然成就了德国强悍的工业实力。而不是像我的老同事那样,一听说孩子可能考不上高中就急得要扑街。
none

你说的是深圳,
北上广这种教育资源重镇,是不可能只有一般人能上高中的,
目前都基本上是2/3-70%这个比例。

【 在 XieHuang1 (pangxie) 的大作中提到: 】
: 昨天和几个老同事聚会,我拎出的一个事实让他们目瞪口呆。这个事实是:广州的学生
: ,只有一半能考上高中,另一半得去读职高。
: 这些老同事都是名校毕业,在他们眼里,考高中、上大学就像小时候要吃奶、长大了要
: 拍拖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听说自己的娃有50%的概率连高中都考不上,他们满
腹狐
: 疑地对我说:“你搞错了吧?”
: 我只好给他们普及国家“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招生政策,每年读普高和读职高的学生大
: 约各占一半一半,这并非广州的特例,而是国家的要求和各地的常态。比如深圳更惨:
: 当我把上图亮出来后,他们用疑惑代替了怀疑。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让半数学生
: 去读职高?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又不差钱,干嘛不多建几所普高,满足学生上高中、考
: 大学的愿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