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天凯: 将那些思想狭隘的人同中美人民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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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20-04-22/101545708.html

“但我真正担心的缺乏透明度,不是在科学方面,不是在医疗方面,而是在一些政治发展方面,尤其是在美国。”崔天凯说,疫情当前,却几乎没有人关心科学家的观点,一些政客只专注于推进污名化和无端指责,一些媒体则热衷于臆测和散布谣言。“为什么在我们急于拯救生命的时候,他们要这样做?为什么在我们最需要科学的时候,谣言却甚嚣尘上?我认为,恰恰是对这些人的政治图谋,我们需要更多的公开透明。”崔天凯说,在这场舆论战中,必须将那些思想狭隘、受自身政治目的驱动的人,同中美两国人民区别开来。


“回顾中美40多年交往历史,两国都从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和不断发展中受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再清楚不过”,“如果能对这些根本性问题有更清晰的理解,或达成共识,那么我们会更容易或者更有希望构建互信。”

  北京时间4月21日晚间,在一场以视频形式举行的彭博新经济论坛研讨会上,中国
驻美大使崔天凯做出了上述表示。

  崔天凯说,“我们确实要认真思考:什么才是世界各国和人类社会面临的真正威胁?包括中美两国在内,我们所有人的脆弱之处在哪里?我们的共同利益是什么?基于上述认知,我们又该如何定义一种双边关系?”崔天凯呼吁,中美两国应从此次新冠疫情中充分吸取教训,在务实和前瞻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

  对于澳大利亚前任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同场研讨会上称,“疫情期间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是,中美关系在战略层面持续被拆散(unravel)之际,双方的对立状态
出现一种技术性暂停(tactical pause)”,崔天凯也提出不同意见。

  崔天凯对陆克文的“技术性暂停论”回应道,“我认为,应对中美关系有更高的期待——不仅仅是寻求对紧张关系的暂停,而是要对这组重要双边关系的根基所在,进行严肃的再思考。”

  中国防疫形势逐步向好之际,美国和欧洲却成为新的全球疫情“震中”。中美元首已在3月27日通电话时商定,两国将集中精力开展抗疫合作,加强医疗卫生领域交流。
但围绕新冠病毒起源、中国疫情处理透明度等问题,中美之间的舆论交锋并未完全消止。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在上述研讨会上提出,作为中美抗疫合作、构建互信的一步,
美国副总统、被指定为美国防疫工作负责人的彭斯,或可与中国国务总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开辟日常交流的沟通渠道,从而向世界展示中美团结抗疫的姿态。

  谢淑丽称,待到中美高层疫情交流机制建立后,应立即在三项紧要事务上着手行动:清除医疗物资运输过程中的官僚程序和关税等阻碍;携手帮助医疗系统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冲击,以及在疫苗的开发和全球分配上展开合作。

  对于中美应恢复和建立对话机制的建议,崔天凯则在研讨会上回应道,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始终致力于对话,对沟通机制持支持和开放态度。”

  崔天凯还回顾,在中美交往进程中,“几乎所有(机制)变化都是美方发起的”,但每当美国政府换届,甚至只是某位国务卿易人时,就会要求改建一个新的机制,中方也总是尽量做出调整和予以满足。

  崔天凯说,所幸的是,两国元首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无论他们何时见面、何时在电话里交谈,谈话总是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

  他还说,中美经贸团队在过去几年间,一直非常努力地密切合作,建立起了工作关系,并谈判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此外,中美之间还需要开展更多各层级、包括政治在内更广泛领域的对话。

  谈及新冠疫情期间的中美交流,崔天凯则介绍说,“实际上,中国驻美使馆、我本人,及北京的同事们几乎每天都在同美方的政府官员、商界领袖、甚至州长进行联系,为向美国运输医疗物资等提供便利。”

  截至 4月17日,中方已向美方提供了超过14亿个口罩,“这意味着平均每个中国人都为美国人拿出了一个口罩,使得每个美国人差不多能拥有5个来自中国的口罩。很多
人没有意识到这些数字,但我们还应该做得更多。”

  崔天凯还提到,当中方最初向美国和欧洲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时,有人说中方借此谋求地缘政治利益;而当中方在几周前,为确保出口医疗物资质量和符合国际标准出台了一些举措后,又有人开始指责中方阻碍物资出口。

  他将这种舆论现象,称作美国一些人“逢中必反”的思维模式(ABC Mindset,
Anything but China),并坦言“这真的让我深感忧虑”。

  对于美方有人抨击中方早期的处理疫情“不够公开透明”的说法,崔天凯则反驳道,此次出现的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全新病毒。因此疫情的应对也是一个发现和学习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也远未结束”。他强调,中方已尽力做到透明,“我们在发现、学习的同时,也在分享”。

  崔天凯介绍,1月3日,中方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出现不明原因造成的发烧病例。1
月4日,中美疾控中心首次就此通话。几天后,中方就与世界各国和世卫组织分享了病
毒全基因组序列。他还说,过去两个多月以来,中美元首已两次通话,中国卫健委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也多次沟通,两国疾控中心及专家、医务人员通过视频会议等保持着密切接触,“这些全是公开透明的。”此外,一些美国企业也正同中方合作开发药物,探讨防护手段及诊断方法等。

  “但我真正担心的缺乏透明度,不是在科学方面,不是在医疗方面,而是在一些政治发展方面,尤其是在美国。”崔天凯说,疫情当前,却几乎没有人关心科学家的观点,一些政客只专注于推进污名化和无端指责,一些媒体则热衷于臆测和散布谣言。“为什么在我们急于拯救生命的时候,他们要这样做?为什么在我们最需要科学的时候,谣言却甚嚣尘上?我认为,恰恰是对这些人的政治图谋,我们需要更多的公开透明。”

  崔天凯说,在这场舆论战中,必须将那些思想狭隘、受自身政治目的驱动的人,同中美两国人民区别开来。他强调,进行污蔑和指责游戏的人只是一些少数政客,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更早时间以来,中美两国民间就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尤其是此次疫情中,当中国遭受疫情冲击时,中方得到了许多美国人民、企业、机构的理解和支持,一些美国专业人士还亲往中国共同应对疫情,对此中方非常感激。如今中方防控形势好转,美国则遭到疫情严重冲击,中国各省市和企业也向美国捐赠和提供了大量物资。

  崔天凯说,中美两国人民仍在互帮互助,展示出对彼此根深蒂固的友好情感。“我对这一点坚信不疑,并希望人民的愿望能够最终胜出(prevail)。”

  当被问及中美之间是否有过真正的互信时,崔天凯则表示,中美互信有起有伏,即便在美国及其传统盟友之间也不存在完全、彻底的信任,他们之间的信任也许还在下滑,但全力构建和提升互信,应始终是中美共同努力的目标。

  他提出,为此美国乃至欧洲都应认真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首先,中国有实现自身发展和现代化的权利,这一权利不可剥夺;其次,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发展和现代化道路,这一“中国道路”将基于中国自身国情,根植于中国文化,并致力于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第三,中国发展不是为了在国际上挑战或取代美国,“这从来不是我们的意图”,中国对自身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与美国存在的差距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崔天凯说,中国发展从不以损害美国利益为代价,“那种所谓中国占了美国便宜的说法,在我看来就是一种迷思(myth)。”

  陆克文则认为,此次新冠大流行期间,中美两国都因自身疫情应对存在的不足,全球地位和影响力受到了打击。

  在他看来,要想战胜眼前的疫情,并为应对下一场全球性危机做好准备,各国必须重拾多边主义,支持、强化、改革、维系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全球治理的核心机构”,如此才能超越中美大国竞争的框架约制,在更广泛的全球秩序中建立起战略平衡和实现有效的国际协作。

  面对中美加剧竞争的趋势,欧洲又该如何调整自身定位,对冲潜在的地缘风险?

  位于柏林的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执行理事胡谧空(Mikko Huotari
)在4月21日的同场研讨会上称,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对于美国的对华立场抱有相当程度
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认同和分享了美国的处事方法和具体措施”。对于中美对抗引发的全球经贸不确定性,多边机制遭到的破坏,以及欧洲利益的因此受损,欧洲决策者都具有“清晰的认识”。

  胡谧空介绍,目前欧洲内部正就“欧洲是否需要更大的战略自主权”、“欧洲的工业政策是否需要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欧洲的对华政策制定是否应该更加统一”等议题,展开一场严肃的辩论。

  他指出,在中国经济实力崛起、中美紧张关系加剧的背景下,欧洲的确面临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图景:欧洲既认识到,必须解决近年来美欧关系遇到的问题,以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同时,欧洲也希望进一步提升自身竞争力和战略自主性,避免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而在具体实践中,许多欧洲企业仍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但他们也会依据形势变化调整风险评估和管理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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