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约束了智慧

在美国的这些年，最深的体会不光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还有思想自由。在国内学习和工作的时候，时不时就有党委书记来做形势报告。说我们形势大好，如日中天。说美、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单位里有党支部、政工组、辅导员，天天关注着群众活思想。回到家，又有带着红袖章的老大娘们瞪着大眼，盯着周围的人群，想认出几个反革命。以至于，我的思想就是人民日报的思想，就是支部书记的思想。没有了他们，我就会觉得头脑空空，因为我几乎丧失了独立思想的能力。
来到美国后，一两年了，不要说形势报告，连党委书记是谁都不知道。系里没有政工组、宣传科，居住区也没有办事处。一个班20多个学生，没有团支部也就罢了，居然连个班委会都没有，谁来管我呀？一个个都像侦察员肖飞那样，成了单打一。我开始成了一个没娘的孩子，心里凉了半截，没人关心我了。在中国养成的聆听别人教诲宣传的习惯，让我不知所措，好不自在。慢慢地，我意识到，或许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你只要不触犯刑法，就没人找你谈话，没人把你立案审查，没人把你送进秦城大狱。也就是说，在这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人们可以自由地想，可以自由地表达，可以自由地判断，可以自由地选择你认为正确的党派。于是乎，我忽然知道了大脑的用途--独立考与判断。人就像天上的鸟，可以任意去飞；人就像地上的鹿，可以随处取跑。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你可以批评总统，你可以讥讽时事，你可以更换党派，没人因为你想了点问题就来找你的麻烦。久而久之，我的大脑又恢复了想的功能，里边存储的信息大部分都变成我自己想出来的，不是被别人灌进去的。这毕竟是一种幸福，因为我距离正常的人性又接近了一步。
我开始想了，为什么香港出了那么多富翁和大亨？而且，里边不乏有从大陆移居过去的国人？为什么大陆却不分彼此，一起过着穷困窘迫的日子？如果在百万个移民香港的大陆人里，能出10个富翁，其几率就是10万分之之一，按这个比例，大陆应当有至少有1
万个富翁。我知道了，那是因为大陆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资产阶级，消灭私有，使每个人都成为没产阶级的一分子。邓副主席重出江湖后，让他喜欢的那一部分人率先富了起来，解除了私有的禁锢。一下子，中国涌现出成千上万的亿万大户。而且他们有政府为后盾，从无到有的发家过程比香港人快了好几十倍。有的甚至在几天几夜之间就脱颖而出，鹤立鸡群。邓副主席的举措和结果证明了我原来的想法是对的。我虽然跟富没沾上边，但心里还有点自鸣得意，我会想了，还想对了。
蒙上了一回，我又接着想了。在自明末以来的几百年的世界历史中，从蒸汽机、汽车、通讯以及各种家用电器，都是西方发明的，我们中国人几乎没份。把原因归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委屈了他老人家，人家那时还没出生哪。后来我逐渐明白了，那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势力造成的，传统约束了智慧。
按中国的方式说，人之出，性本善。进一步说，人经过教育就会聪明；按美国人的提法，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独立，天赋权利与生俱来。既然有天赋的权利，自然也就有天赋的智慧。也就是说，中国人原本不傻不笨。岂止如此，我们的祖先还聪慧得很哪。三大发明就是明证。公元前400多年，墨子就在宇宙论、力学、光学，数学等方面有了独
到的见解。他的那个一尺之棰，日取其半的预言至今仍然在指导粒子物理学家去探测比质子和中子还要微小的层次。公元100年左右，张衡在数学、天文、历法都有杰出的贡
献。他制作的地震仪可以察觉千里之外的震动，在世界科学史中也出类拔萃，占有一席之地。遗憾的是后人不珍惜他的成就，张衡浑天仪中的动力和传动装置的具体设计在史书中没有记载。他写的文章也只留存片断。
由于传统观念的约束，自然科学在中国逐渐遭到冷漠甚至荒废。自汉以来，儒学思想占了统治地位。知识分子都把读书做官当成了唯一的途径与出路，把帮助封建帝王牧放百姓当成了神圣的历史任务，当然他们自己也捞了不少好处。中国在学术和思想界从先秦诸子百家的百花齐放一下子退落到一花独秀，其效果相当于政治领域的一党专政。最后演变成一花独朽，并且朽了一国。其实墨家在自然科学上的建树，法家在安邦治国上的手段， 以及道家在哲学思想上的深度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可惜
，因为封建体统治者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把这些文化遗产搁置不用。为了维护他的封建统治，拿孔圣人的礼法和道德来束缚人们的手脚以致头脑和智慧，眼巴巴地让生产力的革命和文艺复兴成了西方的专利。到了满清，人强我弱，彼兴我衰，中国堕落为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后来，还让后起之秀，东瀛的小日本强占了八年。一个智慧被束缚的民族，多窝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