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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火车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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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reamer
3 年多
楼主 (未名空间)
我从小喜欢火车,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今天的和谐号,我觉得,1980年代的那种绿皮火车,其实有一种很独特的魅力,让人畏惧,又向往,非常有权威,站在站台上送人,或者和送你的人聊天,电铃一响,就觉得心慌,要赶紧上车,因为火车一旦开动,那可是不会等你的,追着喊师傅也没用,人家看都看不见你。
送行,火车比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感人。飞机,一进了闸口就看不见了,长途客车,缺少霸气。火车的站台上送人,从拿行李,到进卧铺车厢一起坐,到被赶出来,一直到又在站台聊,到火车缓缓启动,挥手,整个过程,非常复杂和纠结。我想自己的记忆是清楚的:每当火车轻轻一动,站台上送行的人就会不约而同地长出一口气“呵——”
旧式火车在最后出站前,要拉响汽笛,这汽笛声,也很让人断肠。拉汽笛前,总要排气。有一次,一个特别爱读书,有点多愁善感的同学,听了长长的排气声,苦笑说,“连火车也在叹气。” 这句话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后来,这胖乎乎的家伙自杀了。我和另
一个朋友,几年后专门去看了他的父亲,他父亲说,有一次找巫师和他的灵魂沟通,他的在天之灵说,想要一辆自行车,他父亲就用树枝折了一个自行车,烧给他。
最早对火车的印象,是三四岁时坐过短途闷罐车。闷罐车只在上方开个小小的方口,记忆中那是冬天,好像好在下雪,我仰着头,看雪花从方窗口里飘进来。不对,闷罐车是存在的,但雪花的事,更像是从什么电影里看来的。还坐过蒸汽机车头拉的车,我把头伸出窗外,回来满脸的灰。
6岁从四川搬家到贵州,火车要从成都经过重庆到贵阳。经过重庆的时候一定是晚上,
因为好像车厢里的人都知道一定要留意看“重庆的夜景”。那是1980年,中国并没有多少美丽的夜景,重庆是山城,灯光一定错落有致,值得一看。
据说,我太喜欢火车,所以,一进卧铺车厢就大跳大叫,火车一启动,脑袋就撞在隔板上,从而受到雪上加霜的重创。
对坐火车有更多细节的记忆,是1983年去杭州。火车大概是两天一夜。长途旅行,在过去总是像过节,一定要买很多简直吃不完的东西带上,否则就不叫坐火车。我记得我父亲准备了饭盒,里面炒好了饭,饭里混着细细的小鱼,其实平时我们并不常这样吃,可见坐火车是件很好玩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事情。不仅有细鱼炒饭,还带了面包和苹果酱,这也不是日常的饮食。在卧铺车厢里,有一个很和蔼的胖阿姨,那时我读小学,觉得她是阿姨,现在看,可能就是个20多岁的女青年。她和我们很谈得来,可能我当时在看什么书,就问她,“不伦不类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她想了一下说,“就是不三不
四的意思。”
从北京回来的卧铺里,车厢里的大人要我朗读我看的一本书给他们听。我就读起来:草原上住着两个小朋友,是两兄弟,一个叫多尔吉,一个叫乌力吉。我一直深深地记着这两个名字,因为太另类了。
大学的四年,每年要坐三四次火车。一般是坐卧铺去北京,坐硬座回家,因为硬座票是学校帮订,且价格是正常硬座的一半,所以虽然不怎么舒服,也可接受。从北京回贵阳,最初的直快是大约44个小时,夏天又热又闷,在硬座上憋着,“硬坐”上两天两夜,到站已经觉得头重脚轻。但是好玩的事情也很多。那时的车站热闹非凡,有卖开水的,卖各地特色食品的,临时停车时也有涌上来卖的,据说有的人还没来得及付钱,车就开走了。有一次,一个同学说,在某个站,居然有人卖一块钱一只的烧鸡。我们大笑,一块钱能买到的烧鸡是什么货色?有的地方,砂锅饭是随砂锅一起送,感觉很别致。毕业的时候,我终于觉得不想忍受夏天的硬座,跑到西单民航售票处,咬牙买了一张有学生折扣的机票。
其实坐火车最有意思是聊天。有一次遇到一个其实是被拐卖的女人,从贵州被卖到河北。不过她似乎过得很好,因为她又把自己的妹妹还是什么亲戚也介绍去了,言谈之间,对自己的生活好像很满意。还有一次遇到一个当兵的。这个小兵有一个很大的爱好是读《红楼梦》,他说自己每年都要重读,还要买不同的版本。后来我想,一个很普通的人,能在某种状态下获得绝对的自由,这就是当他偏执地痴迷于某件事情的时候。他常年坚定不移地要穿一件黑色外套,或者他反反复复地阅读《红楼梦》,没有人能够阻止他,没有理由能阻止他。这个时候,他是自由的。
每次经过列车广播室的门,我总会想,列车广播员一定是世界上最清闲的工作,因为大多数的时候,她的工作都可以由录音代替。除了说“各位旅客,现在是临时停车”以外,她应该只需要按键,放音乐,或者放提前录好的各类信息:“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各位旅客,经过一夜的旅行,您一定十分疲惫”,又或者“犯罪份子,最怕组织起来的群众。”那时我想,群众,难道不是更怕组织起来的犯罪份子吗?
小时候的印象中,最早的列车饮食,是盛在铝质饭盒里,吃完后要收回,后来就被很不环保的白色餐盒取代了。餐车似乎也去过几次,但后来越来越少,因为火车很挤,要去餐车吃饭,不知要跨过多少坐在地上的身体,虽然说起来,“餐车位于本次列车中部”。菜的质量,自然也不可能期待太高。有一次,我和同伴开玩笑说,他们供应的辣子鸡特色是 “油而不腻,辣而不鸡。”
对老式列车的厕所的排放方式,我也有过好奇。研究的结果,自然是吃惊和失望。有一次,坐火车去广州出差,在卧铺里遇到高中一个校友,她和她妈妈一起旅行。那时的人出门,总是喜欢把钱缝在内裤或什么隐秘的地方,好像她妈妈不小心,钱被厕所罪恶的黑洞卷走了。她说这件事的时候,她的妈妈已经无比痛苦地蜷缩在中铺,我倒是暗想,事发地点铁路沿线的群众今天一定欢快得沸腾了。
在火车出站经过很多宿舍,民居的时候,我会幻想,在每一个一晃而过的,亮着灯的窗户里,一定都演绎着无数不为人知的人生活剧,而对我们来说,却毫无意义,正如我们的人生,对他人,或许终究也毫无意义。有时我又想,在两列车因为临时停车而尴尬地并列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有两个人,发现原来是多年的好友,或失散的亲人---“是你! ”然后两列火车各奔东西了。然而我责备自己,一定是三流肥皂剧看多了。不过,我
那时的确曾经发表过一篇小小的随笔,关于火车,里面有一句: “火车穿行在黑暗的大地上,像一个光亮透明的梦。”
有一次假期结束回校,找了个”师傅“ 带我上火车,不用买票。他的工作就是常见的
,用榔头到处煞有介事的敲敲车轮的那种。我没有票,白天和他在休息室坐,他还给我带饭吃。晚上,他让我自己去货车车厢睡觉。货运车厢的好处就是一个人也没有,坏处是没有真正睡觉的地方。我打量四周,发现有几个好像打巷战用的沙袋似的货物比较低,决定在这里安营扎寨,走近一看,是几大袋猪饲料。我欣然躺下,和猪饲料度过了两个还算愉快的夜晚。到了北京,自然不能从正常出口出去,因为没票。不过没什么,师傅熟门熟路,指点我从一个诡异的边门出去了。
其实还有一次假期结束回学校,或许是1992年夏天,我坐在卧铺靠窗的座位上,无聊地看着站台,突然看见一张很熟悉的脸。她依然笑魇如花,谈笑风生,好像是在送人,又好像是在和送她的人聊天。她完全不知道我会看着她,而从我的角度,就像是在看一幅画一样。她是我高中放学路上常遇到的同学,同一年纪但不同班,比我大一岁,有一天,她建议我们去附近大学的草地上坐着聊天,后来每次去那里聊。后来,她有一次说,她觉得她想给我写信,我觉得这个念头很独特,有点吃惊,因为我们不是每天都见面吗。我说,那干脆我来先写吧。这些信后来倒积攒了十封左右,慢慢几乎已经到了1989年那个最躁狂的春天和最迷茫的夏天。记得她在一封信里说,她的全家人,整天地都非常担心她的哥哥,因为她的哥哥正在北京体院读书。然而在1992年的夏天,这一切都过去了,就像年少时候的很多不知如何开始,又不知如何结束的事一样。我没有招呼她。
直到2011 年,还坐了一次传统的特快火车,站台已经彻底清净了,再也没有送别,没
有人声鼎沸,再也不会有泪眼婆娑追着车跑的桥段了,但车厢里仍然有推着食品车的列车员过来,和若干年前一样面无表情:”啤酒瓜子矿泉水,来,把腿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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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喜欢火车,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今天的和谐号,我觉得,1980年代的那种绿皮火车,其实有一种很独特的魅力,让人畏惧,又向往,非常有权威,站在站台上送人,或者和送你的人聊天,电铃一响,就觉得心慌,要赶紧上车,因为火车一旦开动,那可是不会等你的,追着喊师傅也没用,人家看都看不见你。
送行,火车比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感人。飞机,一进了闸口就看不见了,长途客车,缺少霸气。火车的站台上送人,从拿行李,到进卧铺车厢一起坐,到被赶出来,一直到又在站台聊,到火车缓缓启动,挥手,整个过程,非常复杂和纠结。我想自己的记忆是清楚的:每当火车轻轻一动,站台上送行的人就会不约而同地长出一口气“呵——”
旧式火车在最后出站前,要拉响汽笛,这汽笛声,也很让人断肠。拉汽笛前,总要排气。有一次,一个特别爱读书,有点多愁善感的同学,听了长长的排气声,苦笑说,“连火车也在叹气。” 这句话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后来,这胖乎乎的家伙自杀了。我和另
一个朋友,几年后专门去看了他的父亲,他父亲说,有一次找巫师和他的灵魂沟通,他的在天之灵说,想要一辆自行车,他父亲就用树枝折了一个自行车,烧给他。
最早对火车的印象,是三四岁时坐过短途闷罐车。闷罐车只在上方开个小小的方口,记忆中那是冬天,好像好在下雪,我仰着头,看雪花从方窗口里飘进来。不对,闷罐车是存在的,但雪花的事,更像是从什么电影里看来的。还坐过蒸汽机车头拉的车,我把头伸出窗外,回来满脸的灰。
6岁从四川搬家到贵州,火车要从成都经过重庆到贵阳。经过重庆的时候一定是晚上,
因为好像车厢里的人都知道一定要留意看“重庆的夜景”。那是1980年,中国并没有多少美丽的夜景,重庆是山城,灯光一定错落有致,值得一看。
据说,我太喜欢火车,所以,一进卧铺车厢就大跳大叫,火车一启动,脑袋就撞在隔板上,从而受到雪上加霜的重创。
对坐火车有更多细节的记忆,是1983年去杭州。火车大概是两天一夜。长途旅行,在过去总是像过节,一定要买很多简直吃不完的东西带上,否则就不叫坐火车。我记得我父亲准备了饭盒,里面炒好了饭,饭里混着细细的小鱼,其实平时我们并不常这样吃,可见坐火车是件很好玩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事情。不仅有细鱼炒饭,还带了面包和苹果酱,这也不是日常的饮食。在卧铺车厢里,有一个很和蔼的胖阿姨,那时我读小学,觉得她是阿姨,现在看,可能就是个20多岁的女青年。她和我们很谈得来,可能我当时在看什么书,就问她,“不伦不类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她想了一下说,“就是不三不
四的意思。”
从北京回来的卧铺里,车厢里的大人要我朗读我看的一本书给他们听。我就读起来:草原上住着两个小朋友,是两兄弟,一个叫多尔吉,一个叫乌力吉。我一直深深地记着这两个名字,因为太另类了。
大学的四年,每年要坐三四次火车。一般是坐卧铺去北京,坐硬座回家,因为硬座票是学校帮订,且价格是正常硬座的一半,所以虽然不怎么舒服,也可接受。从北京回贵阳,最初的直快是大约44个小时,夏天又热又闷,在硬座上憋着,“硬坐”上两天两夜,到站已经觉得头重脚轻。但是好玩的事情也很多。那时的车站热闹非凡,有卖开水的,卖各地特色食品的,临时停车时也有涌上来卖的,据说有的人还没来得及付钱,车就开走了。有一次,一个同学说,在某个站,居然有人卖一块钱一只的烧鸡。我们大笑,一块钱能买到的烧鸡是什么货色?有的地方,砂锅饭是随砂锅一起送,感觉很别致。毕业的时候,我终于觉得不想忍受夏天的硬座,跑到西单民航售票处,咬牙买了一张有学生折扣的机票。
其实坐火车最有意思是聊天。有一次遇到一个其实是被拐卖的女人,从贵州被卖到河北。不过她似乎过得很好,因为她又把自己的妹妹还是什么亲戚也介绍去了,言谈之间,对自己的生活好像很满意。还有一次遇到一个当兵的。这个小兵有一个很大的爱好是读《红楼梦》,他说自己每年都要重读,还要买不同的版本。后来我想,一个很普通的人,能在某种状态下获得绝对的自由,这就是当他偏执地痴迷于某件事情的时候。他常年坚定不移地要穿一件黑色外套,或者他反反复复地阅读《红楼梦》,没有人能够阻止他,没有理由能阻止他。这个时候,他是自由的。
每次经过列车广播室的门,我总会想,列车广播员一定是世界上最清闲的工作,因为大多数的时候,她的工作都可以由录音代替。除了说“各位旅客,现在是临时停车”以外,她应该只需要按键,放音乐,或者放提前录好的各类信息:“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各位旅客,经过一夜的旅行,您一定十分疲惫”,又或者“犯罪份子,最怕组织起来的群众。”那时我想,群众,难道不是更怕组织起来的犯罪份子吗?
小时候的印象中,最早的列车饮食,是盛在铝质饭盒里,吃完后要收回,后来就被很不环保的白色餐盒取代了。餐车似乎也去过几次,但后来越来越少,因为火车很挤,要去餐车吃饭,不知要跨过多少坐在地上的身体,虽然说起来,“餐车位于本次列车中部”。菜的质量,自然也不可能期待太高。有一次,我和同伴开玩笑说,他们供应的辣子鸡特色是 “油而不腻,辣而不鸡。”
对老式列车的厕所的排放方式,我也有过好奇。研究的结果,自然是吃惊和失望。有一次,坐火车去广州出差,在卧铺里遇到高中一个校友,她和她妈妈一起旅行。那时的人出门,总是喜欢把钱缝在内裤或什么隐秘的地方,好像她妈妈不小心,钱被厕所罪恶的黑洞卷走了。她说这件事的时候,她的妈妈已经无比痛苦地蜷缩在中铺,我倒是暗想,事发地点铁路沿线的群众今天一定欢快得沸腾了。
在火车出站经过很多宿舍,民居的时候,我会幻想,在每一个一晃而过的,亮着灯的窗户里,一定都演绎着无数不为人知的人生活剧,而对我们来说,却毫无意义,正如我们的人生,对他人,或许终究也毫无意义。有时我又想,在两列车因为临时停车而尴尬地并列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有两个人,发现原来是多年的好友,或失散的亲人---“是你! ”然后两列火车各奔东西了。然而我责备自己,一定是三流肥皂剧看多了。不过,我
那时的确曾经发表过一篇小小的随笔,关于火车,里面有一句: “火车穿行在黑暗的大地上,像一个光亮透明的梦。”
有一次假期结束回校,找了个”师傅“ 带我上火车,不用买票。他的工作就是常见的
,用榔头到处煞有介事的敲敲车轮的那种。我没有票,白天和他在休息室坐,他还给我带饭吃。晚上,他让我自己去货车车厢睡觉。货运车厢的好处就是一个人也没有,坏处是没有真正睡觉的地方。我打量四周,发现有几个好像打巷战用的沙袋似的货物比较低,决定在这里安营扎寨,走近一看,是几大袋猪饲料。我欣然躺下,和猪饲料度过了两个还算愉快的夜晚。到了北京,自然不能从正常出口出去,因为没票。不过没什么,师傅熟门熟路,指点我从一个诡异的边门出去了。
其实还有一次假期结束回学校,或许是1992年夏天,我坐在卧铺靠窗的座位上,无聊地看着站台,突然看见一张很熟悉的脸。她依然笑魇如花,谈笑风生,好像是在送人,又好像是在和送她的人聊天。她完全不知道我会看着她,而从我的角度,就像是在看一幅画一样。她是我高中放学路上常遇到的同学,同一年纪但不同班,比我大一岁,有一天,她建议我们去附近大学的草地上坐着聊天,后来每次去那里聊。后来,她有一次说,她觉得她想给我写信,我觉得这个念头很独特,有点吃惊,因为我们不是每天都见面吗。我说,那干脆我来先写吧。这些信后来倒积攒了十封左右,慢慢几乎已经到了1989年那个最躁狂的春天和最迷茫的夏天。记得她在一封信里说,她的全家人,整天地都非常担心她的哥哥,因为她的哥哥正在北京体院读书。然而在1992年的夏天,这一切都过去了,就像年少时候的很多不知如何开始,又不知如何结束的事一样。我没有招呼她。
直到2011 年,还坐了一次传统的特快火车,站台已经彻底清净了,再也没有送别,没
有人声鼎沸,再也不会有泪眼婆娑追着车跑的桥段了,但车厢里仍然有推着食品车的列车员过来,和若干年前一样面无表情:”啤酒瓜子矿泉水,来,把腿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