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石孙回忆曾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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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四年五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告诉我曾肯成已去世。我和曾肯成在清华是同班同学,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我得到消息后,感到很悲伤。他生病已经近十年了,想到他十多年来的痛苦,这对他也是一种解脱。我与他是同龄人,按照现在的人的寿命,他还是较早地离开了人世。

回想曾肯成的一生,我感到他一生极其坎坷。他一九四六年考进清华数学系,我一九四八年转学到清华数学系三年级,从那以后,我们就维系了近六十年的友谊。同学几年来,我感觉到他的智力超群。他不但有很快的理解能力,而且有很强的记忆力,我认为这两者同时都强的人并不太多。在同学期间,曾肯成并不是非常用功,他看了许多闲书,花在数学上的时间并不是太多,但在全班同学当中是学得最好的,至少比我要好。在我们毕业前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华罗庚先生从美国回来,在数学系任教,开的课是他当时正在进行工作的典型群方面的,课程的名称叫矩阵几何。当时我们的系主任段学复先生与华罗庚有较好的关系,从我们毕业班他向华罗庚先生推荐了几个人,让他挑选。因此曾肯成毕业后就到科学院,在华罗庚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留在清华数学系当助教。不久我就听说他跟华先生相处的不是太好。也许是曾肯成自己的想法太多,很难严格在华罗庚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大概在五四年前后,曾肯成到了科学院院部工作,后来又调到科学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我记得有一天他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翻译一本俄文书。这本书是苏联新出的一部经典丛书中的一本,是鲁金的,书名叫《解析几何论及其应用》。当时我完全不懂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东西。但是,知道这是一本经典著作。曾肯成告诉我,鲁金就是用这本书培养了一批苏联的数学家。我就答应了下来,利用空余时间一边念一边翻,翻译完就出版了。而这个时候曾肯成又从科学出版社调出来学俄文,因为五六年我们国家要定十二年科学规划,苏联派了一个专家组帮助中国政府定这个规划。曾肯成因为俄文学得比较好,他就成了专家组组长的翻译。当时我们的工作都比较忙,所以他的工作细节我并不太清楚。他的工作完成以后,就是十二年科学规划制定完以后,他就被派到莫斯科大学留学。

五七年反右派开始,曾肯成就被打成右派遣送回国。据说他的罪名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他在国内订了文汇报,留学生大都从他这里借文汇报看。第二条,他经常和苏联的学生在一起辩论,批评苏联的政治制度。在当时批评政治制度是很大的罪名,那就是反对苏联。在毛泽东提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之后,同学们从他这里借文汇报看就变成他在宣传资产阶级方向。其实,据我了解,曾肯成并不太懂政治。反右前一段时间,文汇报是受到毛泽东表扬的。后来有其他留苏的同学告诉我,曾肯成俄文学得太好了,因为一般的留学生俄文还没有达到那种水平与苏联学生来辩论政治问题。就在这种罪名下,他就中断了学习,回到国内,戴上了右派帽子。一九五八年,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有相当一批右派被分配到新成立的科技大学教书,而曾肯成是其中的一个。

到六二年,曾肯成终于结婚了。我记得那一天我和万哲先去参加了他的婚礼。他的爱人是个大夫,姓龚。“文革”当中,他就随科技大学迁到了合肥。他的孩子叫曾红,这个孩子小时候身体不好,很快就发现生了红斑狼疮,这是一种致命的病。这就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到科技大学以后,他的生活情况还可以,因为他教书的才能逐渐被大学发现,所以他在科技大学受到较好的待遇。

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向学校提出要求,到北京来给女儿治病。那时候在北京成立了计算机学院,曾肯成就一边到计算机学院来兼课,一边给他女儿治病。他到北京以后,跟我接触就多了起来了。“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后,解放军发现数学对密码有用,在北大办了短期训练班以后,又相继在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举办了一年到两年的训练班,而主要内容是代数。所以曾肯成从这时候就接触了密码。那个时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培养学生破密码,而曾肯成就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来建立密码。后来有很长时间他的研究就转移到密码,而且要造密码机。八十年代中期,曾肯成关于造密码机的想法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就成立了信息安全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建立是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对曾肯成工作的肯定。这个实验室一面做研究,一面培养学生,而且培养了好几位有杰出贡献的人才。正是在他的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他却病倒了,最后以至于生活不能自理。

我对于曾肯成的一生细节并不是很清楚,我刚才说的只不过是大体的轮廓。从这个轮廓可以看出,曾肯成确实是极有才能的一个数学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机会,发展他的才能。他有很好的记忆力,表现为中国的诗词他可以背诵很多,英文诗甚至俄文诗他也能背一些。曾肯成不但有很高的才能,而且为人正直,不说假话。对于一些不公平的事件,极其气愤,这就使他得罪了很多人,在政治上也受到了不少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他的死,我不但感到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个很有才能、应该给国家做出很重要的贡献的天才。我愿借这个机会对他的一生做扼要的描述,希望大家能记住曾肯成这样一个人。他本来应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在曾肯成去世以后,他的女儿小红从美国赶回来,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求我担任曾肯成治丧委员会的主任。我很清楚她的目的是要想让科学院比较重视,我就答应了。由于我当了治丧委员会的主任,科学院的副院长白春礼就当了副主任。我想这也算我为老朋友最后做的一件事。他像一颗流星,穿过宇宙,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之中。我衷心地希望今后为了后人的发展,我们要抓住闪亮的星星,为社会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6 年 5 月 23 日
rbs

分析课上。那是那学期的最后一次课,当时课已讲完,史老师特意拖了堂,史老师说他有必要和大家讲一个人——曾肯成。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曾肯成这个人,当时听着,只觉着大概又是科大的一个奇人,是科大数学史上的一段轶闻。那时的我对曾肯成这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不过是史老师口中,上课拿袜子当手绢擦脸的囧事。

后来随着我学习密码学,接触密码学的圈子,我才真正的开始了解曾肯成老师,我深深的被他所震撼,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形容他,如果说他学术成就斐然,他同时期的同学,包括他后来的学生都早是院士了,他什么都不是,他甚至都没什么头衔;如果说他爱国,伟大,像华罗庚,钱学森那般毅然回国,投身祖国事业,他算不上,他是个右派;如果说他桃李天下,可如今他耕耘半生的科大,以及他一手创办的信安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生们大都已不知道他。他不是主流媒体中宣传的知识分子形象,但他的身上却展现着中国知识分子最崇高的气节与尊严。我觉着他应该被人们知道,记住,至少被科大的学生记住。

想起写这篇文章(本文写于2015年初)是源于前段时间人人网上的师弟的一条状态:史济怀老师又给大一的学生讲曾肯成老师的故事了。我想史老师也是想用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让大家记住这样一个人,于是我决定将史老师的口述纪录下来,斗胆写下这篇文章。

曾肯成生于1927年,1946年入读清华大学数学系,丁石孙(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48年转入清华后与曾老师是同学,丁石孙形容曾肯成是:智力超群,上学期间看了很多闲书,花在数学上的时间不多,按现在的理解应该是属于大神级别的人物,不是学霸。而且曾老师文学素养很高,经常写诗。李尚志老师(中国大陆首批十八名博士之一,导师为曾肯成)也颇爱写诗,大概多少也是受曾老师影响吧。后来,49年华罗庚回国,就从清华那些毕业生里面抽了几个学生去上华罗庚的代数讨论班,曾老师是其中之一。后来,曾老师毕业被分配到了科学院,他便就跟着华罗庚做研究了,不过据传两人相处并不好,没多久曾老师就不和华先生读了,大概是因为曾老师自己的想法太多了,所以曾老师也没能算作华罗庚的学生。

大约在五四年左右的时候,曾老师被调到科学出版社做编译工作,有一天曾老师就找到丁石孙问他想不想翻译一本俄文书,是鲁金的《解析几何论及其应用》,按丁石孙的说法,他当时完全不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当时曾老师的俄文是学的很好的,给苏联的专家组组长当过翻译,在五六年底的时候,曾老师就去了莫斯科大学留学。五七年开始反右,曾老师人还在莫斯科就被打成了右派,要求立即回国。而打成右派的原因有两条:第一条是他在国内订了文汇报,留学生大都从他这里借文汇报看,在毛泽东提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之后,同学们从他这里借文汇报看就变成他在宣传资产阶级;第二条是他经常和苏联的学生在一起辩论,批评苏联的政治制度,在当时批评政治制度是很大的罪名,那就是反对苏联。其实,曾老师并不太懂政治,反右前一段时间,文汇报是受到毛泽东表扬的,而且后来有其他留苏的同学说,曾肯成俄文学得太好了,因为一般的留学生俄文还没有达到那种能与苏联学生辩论政治问题的水平,只有他能讨论。

就这样,曾老师就给打成了右派,当时曾老师所面临的抉择有两个:做火车往西去是波兰-东德-欧洲,去了罪名就是叛国;做火车往东走是回国,回来就是右派挨批斗。后来,曾老师曾对史老师说当时他在火车站犹豫了一天,最后选择了回国。主流媒体如果报道这段肯定会用“毅然决然踏上回国的路”,就像形容华罗庚,钱学森一般,但我想当时的曾老师肯定是带着极大的无奈踏上了回国的火车。

好在曾老师被打成右派之后来到了新建的科大,免受了更多的政治迫害,当时科大差不多成为了科学院里很多右派们的庇护所。曾老师来到科大后恰和史济怀老师分到了一个宿舍,史老师当时刚刚大学毕业,还是有很高的“政治觉悟”的,他就特别不满意为啥把他和一个右派分到了一个宿舍。他也不敢和曾老师说话,怕再给戴个“勾结右派的帽子”,曾老师一开始也不搭理他,就自己看自己的书,史老师说当时曾老师什么书都看,而且看的特别快。后来史老师就觉着这个人怪是有点怪,可也没看出来哪里“右”了啊,他就开始试着问曾老师为啥给打成了右派,两个人就这么聊起来了。关键当时科大的氛围还是很好的,大家都没太拿右派当回事,也给了曾老师很好的待遇,而且曾老师也实在是厉害,后来国家评定第一批的教授,博导的时候,系里一致通过曾老师的评选,当时他的右派帽子都还没摘掉。

曾老师在科大的时候主要承担的是教学任务,并没有太多的科研机会,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科研环境太恶劣。当时学校的图书馆被军宣队管着,里面的外文书籍一律不准借,外文的东西嘛,都是西方价值观,坚决不能进校园!曾老师就和史老师两个人配合,趁中午曾老师偷偷遛到图书馆里,拿了书就从窗户里往外面扔,史老师就在下面捡。史老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笑地特别厉害,读书人的事情,怎么能叫“偷”呢,这叫“雅事”。不过我听着总还是觉着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曾老师在教学上还是很得心应手的,其中最让史老师佩服的是曾老师写讲义。别的老师写讲义,都得先打稿,在课上讲,根据学生反馈,来来回回修改,弄很长时间。曾老师写讲义,直接下笔,一气呵成,他写讲义的时候,烟一直抽,毫不间断,手也是一直写,也不间断,过上一星期,一本讲义骤然而成!科大数学系最开始的一些讲义大都出自曾老师之手。不过估计这也是曾老师晚年健康恶化的原因吧,吸烟有害身体啊。

就是这样一个极具天赋与才华的人,可以说在他50年毕业后,直到78年,二十八年间,曾老师并没有什么机会投入到科研中。如果当时他能跟着华老一直做研究,又如果他没有被划成右派,他都应该早已在学术上做出突破性的成就,可是命运无常。如果说第一次离开华老还只是个人选择,而被打成右派,无奈回国,则真的是无力反抗,国家走上一段弯路,对个人的影响或许是一生。然而命运还是不肯放过曾老师,曾老师的女儿患有先天性的红斑狼疮,这是危及生命的病。在为孩子看病那些年间,曾老师经常穿着一件破夹克,夹克的口袋里总是乱七八糟塞着五颜六色的钞票,有时还露出半张在口袋外,其生活之潦倒可见一斑。

后来78年,科大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如今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前身。为了孩子看病方便,曾老师调到了北京,在这里曾老师的学术才华终得展现!自八十年代开始,曾老师开始了密码学的研究,一手创办了dcs计算中心与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
室。培养了国内最早的一批从事现代密码学研究的学生,其实很多是科大人。仅仅从87年到90年,曾老师便在密码学最顶尖的会议crypto上发表了四篇论文,是迄今为止(至2015年写下本文时)在上面发表论文最多的大陆学者。这个会议81年才开始举办,当时每年录用文章在20篇左右,在上面发文章的有,Rivest, Shamir (RSA提出者,图灵奖), Goldwasser, Micali, Goldreich, Naor 等等众多图灵奖,高德纳奖,哥德尔奖。
05年王小云关于md5的攻击也是发表在crypto上面的,目前在crypto/eurocrypt 这两
大密码学会议上发文较多的大陆学者也只有王小云和上交的来学嘉。

关于曾老师和这个会议还有一点很有趣的要说,当时曾老师去美国开会的时候,提出了标准化的线性攻击(LCT),开着会就有美国的官员直接找到了曾老师,利诱曾老师不
要回国了。那时候出国啊还是有些敏感的事情,何况曾老师研究的还是密码这种涉及信息安全的学科,当时曾老师直接就被吓到了,立马联系了大使馆回国,会都没开完。不知道这是不是之后曾老师就再也没有投过crypto的原因,不过这也能看出曾老师的学术水平和影响了。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国内密码学真正的第一人,大牛,竟然没多少人知道,不仅科大的学生不知道其在密码学上的影响,甚至连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的学生们都有很多人不知道曾老师这个人。我真的觉着很多科大人有一种天生的技能,明明做的很牛逼就是不让人知道。而相反,一些如今已评为院士,很有名望,号称中国密码学界开拓者的人却在
crypto/eurocrypt这种顶级国际会议上一片文章没有(我不是说这些人不行,我只是觉着曾老师要比他们好的多)。我觉着曾老师一生都没有得到与他实力所相当的声誉。

最后用丁石孙写给曾肯成悼词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我愿借这个机会对他的一生做扼要的描述,希望大家能记住曾肯成这样一个人。他本来应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曾老师逝世于2004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