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清华博导:SCI纵有千般不好,但这是青年人的唯一机会

wmren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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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给你发消息呢,你就到了,快请坐”。

“办公室有点热,你可以摘口罩,我戴着口罩是对花粉严重过敏”。

初见王程韡(wěi),如沐春风,亲和幽默,更像亲切的学长。

这也就不难想象,为什么王程韡能够在清华大学开设“舌尖上的社会学”、“二次元医学社会史”等有料有趣的创新课程,写出《正是河豚欲上时:一场饮食社会学的冒险》这样一本有故事有深度的社会学通识著作。

那是在2016年,王程韡从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访问归国后,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一门通识课“舌尖上的社会学”,这门看似“网红”实则硬核的课程曾入选“学在清华本科教育主题展”、年度教学优秀奖,并获得了清华大学精品课荣誉称号。而从选课和选上10:1
的比例来看,确实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

现在,这门“舌尖上的社会学”现已结课,问及缘由,他表示“我对自己有要求,一门课最多开五年,不然讲课的那个时代都已经变了,这肯定不对”。
2021年,是王程韡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第九年。
正如他在书中所写:我们似乎已经喜欢通过一种简单的有用性法则来衡量一切事物。比如我所在的学校,很长一段时间的培养目标就是“听话,出活”。我本科的所有课程训练,都旨在把我培养成一个“又红又专”的精英学生。知道后来弃工从文,甚至博士毕业当了老师都不曾改变。
但是,令王程韡发生改变的是2014年,他在一次体检时被查出一种嗜铬细胞瘤的凶险疾病,却不顾医生威胁坚持要上完课才去做手术,结果躺在了ICU病床上。
经历过了生死时刻,出生于1982年的王程韡开始思考此后余生,才开始深刻地认识和关心自己:我是谁?我为什么会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以“五年生存率”为重要节点的将来要怎样度过?
“我最希望的是包括小菘在内的读者,不需要经历病痛,就能够明白认识和关心自己的重要。”——《正是河豚欲上时:一场饮食社会学的冒险》,王程韡

送给儿子和故乡的记忆

学术志:王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学术志的采访。《正是河豚欲上时:一场饮食社会学的冒险》(以下简称《河豚》)的写法采用了正文和注释对半“五五开”的写法,在中国学术界,很少有人这么写,自然是也一场“冒险”。能简要讲讲这只“河豚”的诞生和其中的坎坷吗?

王程韡:其实这就是这本书写作的初衷,一个是我儿子小菘出生,我就想给他写一点儿能够代表我记忆的东西;另外一个是我真的是作为东北人,虽然离开了,大概率不会回去,但还是想为它做点什么,正是这个初衷,承载了很多的东西,想把它表达出来。

我出生在东北,东北其实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在日本人侵占做殖民地时,它的GDP就
已经超过日本本土,所以它大概是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块儿区域,建国以后我们把它称为共和国长子,但很可惜,如今整个东北地区日渐衰弱,能看到各种新闻就是人员不断外流,出生率都已经降到了负值,虽然国家各种政策一直在振兴老工业基地。我也想要为东北写一点东西,记录下儿时片段化的记忆、我所观察到的东北,这个其实是最核心的初衷。

至于为什么这么写,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模式,不会轻易改变,所以也不可能像你一样思考。你能做的,是像每个普通人一样思考,然后用普通人能理解的方式讲出来。而写作是个个人隐私,每部作品多多少少含有自传性。

写完后,在找出版社的时候就很困难。最初,某出版社了解我这门课程,希望能以教材的方式进行推广,但是发现我这种写作形式,不是他们想要的样子,就开始找别的出版社,几经波折,最终,人民文学出版社欣然接收,做成系列丛书。

小书蕴藏大能量

王程韡曾在组会上和学生坦言,《河豚》注定不会是一本畅销书,也许首印的8000册就是极限。

但正如《河豚》所试图表达的,小人物依然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认识和改变自己周遭的小世界。

目前,他已经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达成协议,定点捐赠某贫困地区的小学,用作1年
的营养开餐费用。这样,一本书就可以给一所学校一年的好时光: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营养上的。

虽然王程韡未提及,但是从他言语之间可以知晓,“一本书,一所学校,一段好时光”——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也已经成为他科研著书的动力之一。

学术志:您在清华开的“舌尖上的社会学”这门课程,获了奖也很受同学们欢迎,还写出了《河豚》,现在已经结课不再上了吗?

王程韡:对,这个课上了快了四年了,我自己也觉得开的挺成功的,原因在于的确能引起大家的兴趣。现在就有种说法叫“内卷”,其实用法是错的,但无论如何,学生可能会对成绩比较在意,希望投入少,收获大,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这门课其实投入大,收获少,每次课都有巨大的文献阅读量,但是他们还会去读,去讨论,我觉得这个课就是赢了。

这个课选课比大概是1:10,那是因为我的课容量很小,大概就只要三四十个人,最后一次因为加了难度,但到最后剩下来就只有17个人,但就像刚才说的,你做一个菜你不可能拒绝所有人,我们改变世界也不可能是一下子,谁也不是上帝,需要一点一点的改变。我需要给大家更多的能够去掌握这种“见微知著”的学术洞察力。

说起见微知著的方法,之前也采取了很多切入点,比如信息技术,讲新兴互联网讲了五年,然后还有跟信息相关的,同样是移动技术的还讲过汽车社会。目前效果最好的就是这门课。在这门课在上的过程中,我会酝酿下一门课。下一门课是二次元。

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

学术志:嗯,了解到您接档的新课是“二次元医学社会史”,课程大纲已出了一版,涉及动画《鬼灭之刃》《火影忍者》《哪吒闹海》《邋遢大王》等,文献目录也是很长,中二难掩学术之魂啊。

王程韡:其实就是我们80后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儿,还有《七龙珠》,《圣斗士星矢》什么的。在课程大纲里选择的,肯定还是受众面比较广的动画,像《火影》,因为他连载时间特别长,好多人都有共同的记忆,《鬼灭之刃》也是。我希望同学们能够通过这些经典动画稍微学一点医学史。

《哪吒闹海》主要是讲生育的问题,像以前那种怀三年才生下来算是鬼胎。对于怎么处理这种生育上的课题、怎么去看待生育和传宗接代,其实会发现这大概是东方医学跟西方最不一样的地方。

而《邋遢大王》其实讲的是卫生。我们看到的就比如说是老鼠,而不是更小的微生物。其实从整个医学史来看,微生物的发现算是现代公共卫生学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巴斯德和科赫做的工作。此前普遍认为致病的原因是很随机的,可能环境差或者道德不好就致病了,那后来找到一个微观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致病原,就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学术志:听起来很有趣也不乏深度,这样的课程是怎么创意或者说是萌发出来的?开课过程中有没有遇到阻力呢?

王程韡:舌尖上的社会学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做菜,当然社会学的理论著作,读的更多一点儿。

医学史是我最近的研究方向,刚才说的二次元医学史课程,就主要跟同学聊,看他们对什么感兴趣,然后不断地磨合,找切入点,就来做一做试试看。毕竟快40岁的我和十几、20岁的同学们,肯定会有代沟,你如果找不到他感兴趣的东西,他就不会坐在课堂里认真听。比如现在同学们就喜欢二次元,那好,你按照这种方式开课给人家,让人家心甘情愿地每次课都读几百页的文献再来跟你讨论,那就比单纯的听一下,为了拿学分儿强多了。

那就跟现在很多学术通俗书的框架一样,需要读者放弃原来的思维模式,学着像作者一样思考,人家干嘛像你一样思考?!你还是得放弃这种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架子,是一种平视的关系,尊重他们的想法。

其实开课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困难,首先开课需要通过教学委员会的审批,很多老师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二次元。

而且很多时候这种沟通机会不是对等的,你提交一个课程计划,他们是通过书面意见反馈给你,你不知道是谁,然后你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你要书面解释给人家,很困难,对,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跟学生之间有代沟,负责课程审批的老师或领导和我们之间有代沟。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是你待在自己的舒适区域里,反正我的课堂就是我的天下,你们就听我的;或者是你看看同学们真正需要什么,所以我选择后者。这其实是个人不同的选择。

一流大学的开放包容心态

学术志:我看您之前有到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做访问学者,能讲讲和国内相比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王程韡:首先的感受是哈佛学生为什么可以一门课学那么精?主要是因为一学期他们只有四门课,我们是十门课。而且哈佛同学的四门课里还可以有一个课程叫independent study,意思是我感兴趣的东西,我去设计一个计划,找一名指导老师,如果他也同意
和我共同完成这个计划,只要是按照这个计划来,就给我学分。这目前在中国是不可能的,首先要考虑这样安排划算吗?一个学生配一个老师?但其实很多学生上过
independent study,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因为可能每个学生基础不一
样吧,有的读书读的特别多,现在这种课堂教学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了,他需要读更深入的书,跟教授有更深入的讨论,这个其实是很好的,特别是当一个本科生可能面临一个抉择是将来要不要走学术的路,从来没尝试过呀,通过这种课程就可以尝试,然后大三大四你给他一个independent study的机会,那就很好。现在国内更多的是老师觉
得我这个课程就是好的,你们上我这个课程就好了。

我开的那个课其实不能跟哈佛这个课程相比,它那个走的更远了。但是我在很多场合也建议过,这个碰壁就更多了,毕竟要打破现有的框架,会有一种不信任的感觉。

另外一个感受是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度来去研习自己的东西。真正的一流大学,应该给同学们很多的多元性的发展机会。

如果说还有第三个感受,当时在哈佛就觉得他们有一个特别庞大的课程库,这个理念跟我是一样的,他们的课程是定期淘汰,大概是五年,强制换课,我们的课……反正,我对我自己有要求,一门课最多开五年,四年是一个本科的基本周期,那下一波来的新生还是听还在上,以前上的那门课的那个时代都变了,这肯定不对。

哈佛老师们开新课,特别有意思,会满教学楼、宿舍楼贴海报宣传,我这个老师以前开过什么课,这是一门新课,为什么特别有意思等等,然后名字也很奇怪,比我的课名字奇怪多了。但这就是一流大学,他们开放包容的心态,我们从这点上来说还远远不够。

SCI——青年人的出路

学术志:作为博导,您怎么看咱们现在国内博士培养机制呢?因为咱们现在有些高校还是要求发论文和毕业是挂钩的,而两会有政协委员建议取消博士生申请学位必须发表论文的规定。

王程韡:虽然现在以清华为首的一些学校已经做出了表态,不挂钩,但问题是在中国现行条件下不挂钩意味着青年人没机会。

其实在今天看起来不那么好的SCI评价机制引入国内,当时也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

“有些科研工作者有点急功近利,在国内期刊发表了几篇文章就喊:国际水平,国内领先”。对此,时任南大物理系主任的龚昌德院士认为:基础性的研究成果是否达到国际水平,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领导说了更不算,国际同行说了算。基础研究一定要到国际舞台上去竞争,要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要有SCI论文。

SCI原本是为了解决个别领导一言堂,个别人吹牛皮的问题。但如今被玩坏,也不是一
朝一夕能够解决。

纵有千般不好,SCI仍是制度留给青年人唯一的上升机会。所以挂钩其实是好的,不挂
钩反而让年轻人都没有出路。从一个客观标准又回到一个主观标准,真那样的话,对整个中国学术生态的伤害将会是巨大的。

套路≠八股文

学术志:您提到过对学术界“八股文风”的深恶痛绝,而“自古真情多寂寞,唯有套路得人心”,可以具体讲讲学术论文写作中的八股文和套路吗?

王程韡:学术界怎么说呢?八股文有八股文的必要。现在我们指的八股文是指有些社会科学的期刊论文,有一种倾向,特别强调就是为理论而理论。不管是做历史也好,做人类学也好,是一个偏经验的研究,这就需要先把故事讲清楚。

故事都没讲清楚,就急于得到一个结论,这是我们所谓的“八股文”。

之所以反感八股文的一点是,故事都还没讲清楚,就急于上升到理论,从而导致这个理论和经验之间“两张皮”,就脱节特别严重。仿佛那个经验材料全部都去掉,那个结论都可以独立存在一样,这文章写的有什么价值,是在回顾西方理论吗?是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吗?表面上包装的像这样,但是问题一直都是那样的,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这才是最麻烦的。

套路不一样,它是一种学术界说话的方式,一种已经约定俗成的存在,作为一种沟通语言,能够很大程度减少认知成本。

我自己教研究方法的课,对于青年人,如果你还没做过学术研究,那你要先学好了套路,才可能知道套路在哪儿,从而超越套路。

Credibility+内心的拷问

学术志:对我们学术志的粉丝们,王老师能不能简单分享下写论文、发论文的经验?

王程韡:我其实不算发论文多的,一般就是满足学校考核最低标准。因为我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当然也是对自己说,怎么衡量一个文章好或者不好,其实30年是一个周期,如果30年后大家还是会看你的文章才是好文章。

但当然我在学术界还没工作那么长时间,有一个更容易操作的标准,就是你还敢不敢拿你10年前的文章拿过来看一遍?好多人是不敢看一遍的。他发那儿就发那儿了,大家碰都不想碰。

这就意味着做学术,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学术黑话”叫credibility——你的可信度
,就是你说的东西,如果你什么东西都上去说一说,你的credibility就会降得特别特
别低,这其实是给所有年轻人的忠告,不要盲目去发文章,真的做出点贡献来再发文章。

既然把目光放在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随大流就是错的。我现在的建议,包括我自己也在这么做,就是向自己的内心去拷问,自己真的对什么方向感兴趣。

我做舌尖上的社会学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开始做饭,做了几十年了很喜欢;做医学史,也是因为我之前做过手术,这些其实也是关注自己,对,我觉得这种东西才能给你一个持久的动机和热情,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其他的都是策略性的东西,比如说中文文章和外文文章有着不同的问题意识,西方更关心理论上的贡献,中国更强调对现实的贡献,就是要有不同的表述形式,中间的内核还可以是同样的内容。持久的动机和热情是更重要的,以及反思自己对学界究竟做了什么样的贡献,是不是每一步都在严格地遵守学界的规范,做这个研究是否还是很多地方就得过且过凑合过去了?甚至在做语言标注时,有没有严格看过原来的文献,再引用在上面?

所以,这些都才是更根本的,我自己的做法以及我的建议,都是永远把你自己的可信性摆在第一位,产出并不是,因为可信度是个一票否决的事。

持久的动机和热情

学术志:最后,希望您以一位博士过来人的身份谈谈自己的求学历程,也给现在在读的同学们,或是想考研考博的同学们分享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王程韡:我不觉得我有这样的资格,主要是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在我那个年代,我做社会工作,花了那么多时间,我依然可以把博士读下来,但他们现在就不行了,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卷的厉害,回过头来看,最中肯的建议还是动机和热情。
 
这也是得益于我之前读博期间的一位老师,她是顾淑林老师,我以前不是研究人类学或医学史的,而是更偏科技政策方向,我也是面临选题等问题,然后请教她。顾老师和我说,一定要找那些让你睡不着、躺在床上就一定要想着怎么样把它解出来的这种问题,后来我就找到了,现在那篇论文已经过去十年了,今天看起来还都挺不错,但很可惜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办法成书。
 
但这种思路是一贯的,还是要找那些真的能让你内心产生共鸣的东西,我现在的做法就更直接就叩问自己,现在我关心我是谁,我怎么去成长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想做这类的选题,对,所以动机中的热情最重要,因为做学术永远是苦的,想一个能够给你持续动力的东西,最好是你自己的东西,然后找一找能不能有跟它相关的选题再去做。
 
举些例子吧。推荐一本书给大家,是历史学家王晴佳写的《筷子:饮食与文化》,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因为他说正好在那个时候,他的小孩儿在美国,要学习使用筷子,他想给孩子写一个说明书,顺便就找找筷子的历史,最后形成了一本算是很不错的物的全球史的著作。
 
另外一个例子是李建民,台湾的一位历史学家,他写了一本叫做《华佗隐藏的手术——外科的中国医学史》,相当于中医外科史。中医怎么会有外科呢?这其实也是他一直纳闷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一个孩子,患有心脏病,得就去做手术,他就得想出自己以前都在印证,是不是这病在中医手上就救治不了了,就永远再也见不到孩子了,他才写了这样一本书。
 
这种研究是能够给我们持久的动力和热情,我们就特别想把它搞清楚,因为是为了我们爱的人,然后就有怎么样一个输出。
 
所以选题就选这种题目,我们就肯定能做的下去。
 
当你做不下去的时候,就想想你爱的那个人。就是这是最中肯的建议,别的都是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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