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师发论文：为什么被“枪毙”的总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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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青年教师的焦虑从来都是多元的，但归根结底离不开“科研”二字。
 
如今，论文发表对于青椒来说愈发“不友好”，核心期刊僧多粥少，奇货可居；而普通期刊又如同鸡肋，食之无味。一次次投稿，又一次次“被毙”，生活在科研夹缝中的青椒们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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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农历牛年春节到来前的最后十几天里，曹伟终于迎来了一个好消息——他投给某C扩期刊的文章通过了终审，已经被列上了刊发日程表。而这一时刻的到来，距离他最
初将稿件投给这份学科内知名刊物，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青椒们的父母、亲属、朋友们常常疑惑：“你怎么一篇文章写了一年还没写完？”而他们的同事或同学则会心生羡慕：“你怎么投了一篇文章就中了？究竟是怎么办到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这两种看似南辕北辙的反应经常出现在高校青椒的周围。 像曹伟这样，能收到期刊编辑部定稿通知的作者是非常幸运的，如果回复他的恰巧是一份北大核心或南大核心期刊，甚至“学科级期刊”，那简直就像在北京摇中了小客车增量指标一样幸运。 但幸运毕竟只属于少数人，更多的青椒则会把自己论文投稿的心路历程总结为“灵光一现——冥思苦想——夜以继日——充满希望——忐忑不安——梦想幻灭”。

科研和教学是衡量一名高校青椒成绩的两项重要指标，在很多一本二本高校中，科研的分量显然要比教学高出很多，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不言自明的规则。 在考核评测和晋升的量化指挥棒下，青椒们如若想以最快速度实现自己在工作中的“阶层跃迁”，写论文申项目无疑是唯一一条可行路径。 很多人认为，较之诸如国家社科、教育部社科等对普通高校青椒极不友好的科研项目来说，写论文发论文则相对容易实现。毕竟大多数高校青椒都有少则6年、多则10年乃至更长的科研历练。 但现实往往不遂
人所愿。很多青椒发现，一些曾经能够发文的刊物似乎也开始对他们关上了大门。在成功获得了一份C扩的用稿通知以前，曹伟曾有过连续数次投稿不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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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伟在博士期间曾就读于国内一所知名文科类高校，而他所在的专业更是全国top2的顶尖院系。读博期间，他曾通过与导师合作或独立撰写等方式在国内知名期刊上发表了近10篇文章。

也是因此，毕业求职时，他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功入职一所地方高校。 原本曹伟的计划是入职后用一两年的时间发表3-4篇C刊论文，同时再争取拿到一个省部级甚至国家级项目，以便用最快速度实现职称晋升。 但当他信心满满地将自认为充满问题意识的论文提交给某家知名综合类期刊后，稿件却石沉大海一般杳无音信。 第一个月没有回复，曹伟觉得这是正常现象，编辑部人少稿件多，一般半个月、一个月回复是再平常不过的了； 第二个月没有回复，曹伟心里有点打鼓，按照读博时期的经验，这个时候论文应该已经进入了第二次修改的阶段，可现在却一点消息也没有。但出于尊重，曹伟还是没有再次发邮件联系期刊编辑部； 第三个月到了，文章依旧没有收到一点消息。这下曹伟慌了——自己的论文时效性比较强，如果这么一直耗下去，再过几个月论文的价值就被稀释光了。 无奈之下，曹伟给编辑部发了一封邮件，咨询稿件事宜。过了半个月，这封邮件依旧安静地躺在发件箱里，没有半点涟漪。 鼓足勇气，他拨通了编辑部的电话。一位老师接起了电话，在询问了曹伟论文题目以及投稿时间后，电话那边的老师表示，这篇稿件没有通过编辑部的初审，已经被“枪毙”掉了。曹伟听到这里，心里已经凉了大半，但仍然战战兢兢的询问对方为何没有发邮件告知他。电话那边传来了编辑老师的笑声：“我们这里只有几位编辑，每天要处理几十篇甚至上百篇稿件，其中绝大部分是水准很一般的稿子，此外我们还要开各种编审会、评稿会、专题会，如果每位作者都逐一回复的话，那工作量实在太大了，也请你理解。”听到编辑老师平静且客气的回复，曹伟也不好再作分辩，表示感谢后便挂断了电话。至此，一篇在他看来原本充满时效性且有问题意识的文章就硬生生被熬成了废纸。

在随后的一年中，曹伟又试图将自己博士毕业论文里的一些章节重新整理成小论文进行发表，除了其中一两篇成功发表在了“北核”期刊上之外，其余几篇被他给予厚望而投到“南核”的论文都杳无音信。 去年疫情期间，曹伟看到很多综合类期刊发布了针对疫情的征稿启事，于是他又在家中苦熬了两个月，准备再次试试运气。无奈结果还是一样，编辑部老师在咨询了他工作的院校和职称后告诉他，虽然期刊发布了征稿启事，但实际上他们还是以约请国内“大咖”们的稿件为主，每期留给投稿作者的空间很少，即便有，也会优先考虑教授或副教授的来稿。 连续遭遇滑铁卢的曹伟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曾经刊发多篇论文并因此拿到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他是否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学术垃圾生产者”。 他也曾将自己的疑惑与正在博士后流动站内工作的同学分享，结果发现这种现象并非个案。在与同病相怜的很多同学交流后，曹伟意识到了自己身份的变化：原先，他是一位来自知名高校的博士生，背后站着的是他的导师，因此无论与导师合作还是独立投稿，都有很高的中标几率；而如今，他只是一所普通地方高校里的普通青年教师，平台、职称、基金项目、人脉资源等一无所有。

在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身份和定位后，曹伟把自己毕业论文中最为精华的一个章节进行了整理压缩，反复打磨后投给了所在学科中一份C扩刊物。经过了月余的等待后，他终于
收到了期刊编辑部的回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走出了作为曹老师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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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伟在最为困惑的时候联系了他读博时期的同寝室同学韩成，韩成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曹伟：他不是一个人在困惑。 博士毕业后，韩成作为当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但是，作为国内一线高校，母校自然有相当高的用人标准，新入职的青椒要么需要有海外留学经历，要么就需要是博士后出站。 为了能留在学校，韩成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名师资博士后。看着身边一起学习了三、四年的同学们纷纷走向祖国各地，只有自己留在了母校，韩成一开始真有些志得意满，他仿佛看到N年后，自己也成为了与学院中那些大咖们一样的“长江”“千人”。 按照学校
的统一安排，师资博士后需要在2-3年时间内完成科研、教学、行政等一系列工作。作
为今后学院教师的后备人选，韩成需要首先担任本科新生班的班主任，同时承担2-3门
本科课程，在此之外他还面临着“沉重”的科研压力：在站期间，他需要完成至少5篇C刊论文的发表，且需要独立完成一项委局级以上的课题。 起初，韩成觉得凭借自己博士在读期间积累的发刊经验，2-3年内发表5篇C刊咬咬牙还是能够实现的，但现实
同样给了他当头一棒。 当他将自己撰写的论文投给先前已有成功合作先例的那些期刊后，却无一例外得到了编辑类似的回复：“鉴于您的博士后身份，如若想要发表论文，还是需要有一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专家作为合作作者，第一作者更佳。” 

自己辛辛苦苦撰写的文章却要挂上别人的名字，韩成起初自然是一百个不愿意。可看看那些延期出站或因无法完成任务指标而不得不离开学校的前辈，再想想不发表就出局的现实情况，韩成还是选择了妥协。 不仅如此，随着韩成所在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进一步细化，期刊版面费不能作为他的科研经费得到补助。这就意味着，每次发表论文时如果涉及到版面费，韩成只能拿出自己本就不高的博士后津贴来支付。但即便如此，韩成也觉得这个钱花得很值，毕竟他当前最需要考虑的成本不是金钱，而是时间。&#
160;如今，在站时间已经过了一年半，韩成借助学院的高水平平台和博士导师的课题项目顺利完成了两篇C刊论文和其他几篇“北核”论文的发表。 但同时，他还要兼
顾下个学期即将开始的两门新课程的备课以及疫情期间各种繁重的班主任工作，当然，还各种评估考核表格填写工作…… 原本信心满满甚至设想提前出站的韩成现在觉得，如果能够延期一年出站，自己也是能够接受的。毕竟即使到了那个时候，自己仍不到35岁，还有机会以一名正式讲师的身份去争取国家社科的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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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校博后到高校青椒，曹伟和韩成的论文发表经历无疑会让很多高校青椒感同身受。但他们还是非常幸运的，毕竟他们最终获得了论文发表的机会，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们一样。 与二人相比，张园的“失败”则来得更加彻底。 作为一名身处“三本高校”的青年教师，她肩头的科研压力虽然不及其他一本二本高校中的同龄人那样巨大，但年近不惑仍是讲师的她，看到身边一个接一个拥有博士学历的年轻同事，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论文的重要性。 于是，她尝试着从每周20节课的日常教学任务中分身，利用周末时间撰写论文，争取发表。可对于他们这些长期投身教学而并不擅长科研的教师来说，发论文，特别是发核心期刊论文谈何容易：她能做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教学改革和实践创新，而核心期刊往往偏重于理论，这让张园的文章数次被打回，有的期刊则明确告诉她，文章水平与期刊要求相距甚远，建议她不要再投稿。

青年教师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 在高校中生存，弱肉强食非升即走是不变的规则。面对人到中年仍是中级职称的压力，张园显然无法通过论文发表实现突破，一方面是因为这却非自己所长，另一方面她所在的平台本身也没有丝毫竞争优势。 幸好她所在的高校在去年出台了“院聘副教授”这一政策，供职已有10年的张园凭借自己过硬的教学能力和指导学生参赛的丰富经验通过了评选，算是为自己赢得了几年的缓冲期。 可她却并不能因此松一口气，因为据这所高校规定，具有院聘副教授职务的教师必须要在2-3年内获得正式副教授职称，逾期岗位待遇等将自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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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伟经常羡慕那些毕业后能够有机会留校任教的同学。他们从名校博士变成了名校教师，同时还能在导师的课题组里搞科研，借助学校的平台和导师的项目，他们有写不完的论文和各种约稿机会。 韩成经常羡慕那些毕业后选择去普通高校任教的同学。他们所在的平台虽然比不上自己所在的母校光鲜，但他们却一入职便拿到了中级职称，说不定等到他能出站的时候，已经有同学成为了副教授。 张园经常羡慕那些拥有博士学位毕业后能够有机会进入一二本高校的同学。他们没有这么大的教学压力，能够较为合理地给授课和科研分配时间，甚至还有时间离校做做调研。同时也能有机会去争取当地的社科基金项目，说不定运气好还能拿下一个教育部项目。 作为青椒的曹伟、韩成和张园无疑是幸运的，他们或走出了独立科研道路上坚实的第一步；或通过其他方式暂时实现了职称的跃迁。但在由无数个他们所组成的高校青椒金字塔中，有着相似命运的青年人还有很多，而他们却不一定拥有这种幸运。 高校青椒们一方面承受着科研压力，另一方面也承受着职称晋升的压力。而这两者之间还呈现出相互传导的关系——在很多高校中，科研能力高低决定着是否有机会晋升职称；而职称越高则意味着获得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的机会越多。这两条相互交织的轨迹完美地形成了一组将部分青椒隔离在外的学术闭环。 

青椒们，特别是普通高校的青椒们因为没有高级职称，论文投递和发表通道较为狭窄，无法触及很多期刊，特别是含金量高的期刊；而因为没有过硬的论文发表，他们在进行职称评定的时候又会失去一个重要砝码。两相叠加，一种类似于马太效应的现象便逐渐出现了。
当青椒们习惯于将这种效应的产生归结于自己能力的欠缺时，我们不妨也反思一下产生这种效应的客观因素：虽然教育部已明确提出改革高校职称评定标准，要实现以破除唯学历、唯资历、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在内的“五唯传统”，但量化指标的设定却仍掌握在高校手中，论文、项目和著作依旧是最被看重的标杆。 在这种导向的影响下，少数顶尖学术期刊被追捧、被热炒、被奉上神坛。这些原本就稀缺的顶尖学术期刊，要么在近年来由每期几十篇缩减到不到十篇，要么大量约请知名学者的稿件，真正留给青年学者发表观点的空间少之又少…… 每到岁尾，都是青椒们焦虑烦躁的时刻，完不成的科研任务，达不到的晋升标准，惹不起的期刊编辑……当青椒们一次次感叹“为什么被枪毙的总是我的稿件”之时，或许我们也该冷静想一想这些稿件之中是否会有很多“冤死鬼”。 
（文中曹伟、韩成、张园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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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论文为指标的科研系统的确有一些弱点，但科研成果最终还是要以论文的形式表达出来。最好减少数量要求，增加质量要求，增加期刊容量，每期多录用一些论文，一个期刊一年几千篇也不是不行吧，就是要编辑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