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恩图报，假仁假义 ——报恩道德的批判

如果“恩”涉及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施恩是正常意义的行善，要不要报恩呢？

我先问一个问题，人为什麽会施恩，行善，愿意无偿付出自己劳动或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他人？这似乎是一个逻辑原点的问题。

孟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恻隐之心”。他举的一个例子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憷惕恻隐之心”。据说，林肯先生一次与人在林间散步。一头小猪掉进路边陷阱里，嗷嗷叫唤。走出半里路后，他折回来救起了小猪。同伴问他为什麽，林肯先生说，如果不这样做，他的心不会安宁。这则轶事，也可以是一个说明“恻隐之心”的事例。

从心理学上说，恻隐之心就是一种同情心、同理心。即他人的感情投射入个体内心，激发个体产生同样情感记忆和体验的心理活动过程。对他人面临的苦难，感同身受，于心不忍，因而做出帮助。帮助他人，即是解脱自己。

所以， 孟子也认为“恻隐之心”是没有缘由，不带功利的，它是人的一种本能。所谓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需要指出的是，“恻隐之心”,当然是行善最普遍的缘由，但它只关注了人们同情、同
理的心理需求。除此以外，行善还能满足人们另外两种心理需求。

一是自我救赎心理，如果一个人自觉对人社会有亏欠，灵魂有罪，施恩行善就是他自我救赎的途径和手段；另一种则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从帮助他人脱离困难，成就他人走向成功的结果中获得满足，实现自我价值。

无论出于怎样的缘由，发自怎样的心理，施恩行善，都只是一种自发、自觉、自愿的行为，如鸟儿从天空飞过，它理应不留下一点痕迹。

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施恩行善的结果是什么？社会学的描述和解释是，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一定关係的人们组成的利益共同体，行善自身不会增加社会财富，它只是财富的转移。比如灾荒年，施粥救济飢民。这碗粥谁吃不会影响社会财富总量的变化。如果没有这次施粥，飢民饿死了，生命的非正常消失，是社会财富总量的损失；如果饥民得救了，则社会财富总量维持不变；而饥民度过灾荒后，从事劳动生产的财富，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量。这就是行善的意义。社会中普遍的行善，利他心的相互感染和扩散，使每个社会成员在可能遭遇困难时，都有机会受到他人的帮助，社会财富总量得以一步步增长，然后水涨船高，使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受益。 所以，施恩行善不只是有助于帮助对象改善、提高生活质量，也有助于社会稳定
和持续发展，它是一种双赢和多赢的行为。

既然行善会对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和意义，它必然受到社会公共意识的肯定和鼓励，并成为社会道德，在社会成员间鼓励和倡导这种行为。只是，天道见远，人道看近，社会对行善机制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程度和水平不一样，倡导行善的方式和手段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要求也会不同。

所以，第三个问题是，社会应该如何提倡行善？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能立足于行善的原因和动机，从整体，连续、发展的角度看待行善，对待善行的正确态度就是提倡“博爱”、“忘恩”。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马太福音六章第三节》)《
圣经》的这一教义，不仅尊重了行善的动机和原因，影响、造就了基督教文化的“公益”、“慈善”、“利他”、“博爱”精神，是西方社会重视公民“义工”服务的道德基础。施恩人忘记自己的善行，则受惠人不会汲汲于回报所受的恩，而是受行善人的利他心影响，去帮助他人，传递、延续利他精神。当社会中人人在困难时有机会得到帮助，受到善待，其同情同理心更容易被激发和强化，主动、积极地去帮助他人。这样，行善就成为一种社会思维、行为的模式与准则，由此形成一个博爱、互利的社会。

打个比方，就像自然界的水循环一样，水从溪流入江河，从江河入海洋，从海洋蒸发进入天空，从天空凝结再落入溪流江河一样。一个社会的行善过程，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循环的过程，这样，施恩、行善才有辐射、增长，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在这种机制中，个体施恩也会受益，只是从时间来说，受益不在当下，而在未知的将来；从空间来说，受益不是来自正面的回报，而是来自环境的回馈；从行为主体来说，不是眼前的此人，而是社会任何可能的成员。

如果一个社会将“行善”作为一个个孤立事件看待，将它与社会发展过程割裂，从社会环境中分离出来认识，行善的原因和结果就是一个“施恩–报恩”，一一对应的简单的封闭过程。建立在这种认识上的道德就会强调“报恩”，并通过故事、历史等话语形式从社会生活中不断选择、截取这样的片段来重复、强化这一认识。中国许多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中，如《牛郎织女》、《天仙配》、《白蛇传》等，报恩说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史记》中对荆轲、聂政等刺客侠士的颂扬也都是建立在报恩的情节基础之上，由此建立起社会的报恩道德观、形成了报恩文化。

同样以水循环为例，报恩道德的要求，就像像汉水流入长江后，要立刻在长江立刻筑起一个水坝，以使江水回流补偿汉水河床。这样的认识，是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水往前流，没看到雨往下落。

基于这样一种肤浅、短视认识的报恩道德，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危害是忽视、弱化了施恩行善的自觉、自愿的心理动机，对行善形成一种利诱，激发、强化了施恩者获取回报的心理预期，它让行善者对收益的期望就在当下，在对面，在此人身上。

当施恩者在行善时指望收益回报， 施恩就成为一种投资和交易 。尤其是当社会对报恩的要求提高到一个极高的层次， 以至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成为社会的普遍信
念，要求人们对接受恩惠 “必须无条件的回报，无限期的回报，无限的回报”的时候
，施恩，就不只是一种等价的交易，一种获取平均利润的投资，它成了社会中利息最高，收益回报最大的高利贷。在报恩道德要求下，“恩”成为 一座道德大山，是进行人
格控制，要求人身依附的手段和工具。当受恩人无力偿还“恩”的本息时，“斗米结恩，担米结仇”就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善行，不但没有改善对象的困境，而将其置于更艰难的处境。

所以，一个社会倡导、鼓励报恩的结果，就是污染了人的心灵，使行善变成有条件，功利化的道德伪善。一方面，出于利益追逐的目的，会出现行善泛化的形象，将社会各个行业职位正常的工作内容、职责据为个人的施舍的恩惠，医生治病有救命之恩；教师教学有培育之恩，提拔人才有知遇之恩……人人可以恩惠向他人期望、要求回报。另一方面，在无利可图的情形下，人们又见义不为，见死不救，加剧了人际关系的冷漠。

契诃夫说，“专制是冷漠的根源。” 除了制度因素，报恩道德的话语强势是造成中国
社会冷漠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