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政德，经德，顺便看台湾现政府有没有德

我理解的武德，就是在经济政治等非战争手段都失效的前提下，以最充足的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用对双方来说都是最小的牺牲和代价结束战争（若能在大兵压境兵临城下之时，签订“城下之盟”休战撤兵，也不失为武德的一种）。这需要发展压倒性的军事科技和军事实力，也包括科学指挥，情报确凿及时，军纪严明等。相反，不讲武德，就是在明知能有机会快速取胜的情况下，还故意拖延，将敌方政府和社会民众都拖入持久战的泥潭，搞无差别轰炸破坏，不管军用民用设施一率损毁，严重损坏敌方的经济民生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如摧毁敌方的优势产业，工矿企业，能源水利等），造成严重的人道灾难和环境灾难，导致弱势一方的“有生力量”，特别是精英人才的大量死亡和流失。

武德的前提是政治道德（仁政，德政，大道之行），或者说相得益彰。若无充分理由，和平相处也并非无望时即实施压倒性的战争，就算武德昭彰，可违背政德，仍不免深刻而全面持久的损失。但一个反例是，一个实力不强的小部落，比如设想北方某游牧民族小部落，倔强的骚扰挑战主体民族，不愿意接受与主体民族的经济（乃至文化）融合，不愿意通过和平贸易的手段解决经济自缺、互缺、互补性问题，将主体民族屡次示好当成软弱可欺，在屡次遭受主体民族的打击后，仍在强烈的复仇情绪与彪悍好斗的群体性格的驱使下，稍稍积累一些力量，或者“趁你病要你命”，屡犯不改的烧杀抢掠，那么，主体民族将其彻底打垮，打散，驱逐，吞噬（分散融合），极端情况下甚至施以屠杀，这对于主体民族的边境安全边民性命，对于小刺头部落民众长期遭受的无尽战乱之苦来说，仍可算得上是政德加武德。或许中国古代一些北方南方民族部落的消失，即遵循了类似的逻辑。

引申一下，如果台湾政府继续鼓吹煽动分离主义情绪，搞去中国化，去中华化，销毁民族认同，伙同岛独极端思潮/域外反华势力将台湾社会绑上反华战车，对岛内中华派施
以反华台独恐怖，那么，这部分人就成为了中华主体民族的刺头儿。对于这种不惜破坏岛内团结和平稳定，迫害岛内中华派，破坏两岸关系，严重违背其“政德”基础的政府（更别提将台湾社会驱入不自量力战火的缺武德行为），大陆政府对其讲“武德”，就有点可笑了。反而应该对这样的政府，对任何有岛独排华倾向的个人，企业，都掐断其经济命脉，扼住其政治生命，从实体到其精神理论文化基础，皆予驱逐，消灭，封禁，斩草除根，从而永远结束这片土地上的岛独排华倾向，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才能够缔造永久的和平，才是武德，政德，经德的完整体现。

说到经德，赢利是经济的内生动力，对于一个公司来说，赚钱就是对员工最大的道德（还得有适当的分配）。对于金融资本来说，保值增值就是最大的道德。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人类财富，这就是经德。但要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经德还需要与政德相辅相成。经德之行，不免走向社会达尔文主义，金融资本与大企业垄断市场，垄断高额利润，影响公平和谐。政德则努力平衡各阶层利益和各族群、各国利益。政德的基础是从辖区内的民生幸福着想，从纯利己（对内迎合煽动保守民粹，对外无原则不要脸的“xx优先”），到利己不害人，再到利己利人。

顺便也说下当年国民政府率众抗战，在极其艰苦，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坚持抗战，付出巨大牺牲，是不是有违弱者政府应有的武德呢？就像汪伪政府说的，他们主张的“和平”是为了保守民族实力，缔造“日中共荣”，既有武德也有政德？考虑到同源于中华文化圈的日本，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如果当年的日本务实一些，能够了解中华主体民族纷乱羸弱表象之下的民族韧性，充分尊重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从一个绩优学生的角度协助中华民族走出战乱，协助振兴近代中国落后的工业/科技/经济，协助改造当时中国陈旧腐败的思想和人事/政治，补足中国务实精神的欠缺，而不是以“老师/教官”的身份试图压制和领导中国（还推广皇民化，日文及日式礼仪教育），那么中日战争的结局或许会截然不同。我这说辞里有点汉奸的意思，若在当年或许也成为“中日和平”的吹鼓手，甚至被侵略者奉为上宾（实为幌子/迷魂药），但历史不容假设，日本
人的岛民意识，战略短视也从来没有进步（从向中华学习，到明治维新时期向西方学习，不可谓不谦虚不努力不实干，只可惜小成之际，民粹翻身做了主人；当今中华崛起，日人不得不吃力的重新调整心态）；作为日本人的小学生，一度还成为日人家奴的一些台湾精英们，其短视精神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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