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三年了 为何香港人心仍未回归

刚刚过去的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二十三周年纪念日。过去二十三年，北京对香港成功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制度总体有效运行，但陆港之间仍有不少嫌隙，许多港人不熟悉国情，缺乏国族认同。尤其是近些年香港激进本土主义兴起，许多年轻人被港独思潮俘获，十分抗拒“中国人”的身份，离心化趋势愈来愈严重。无论是占中运动、旺角骚乱，还是2016年立法会宣誓风波、2019年反修例风波，都能看到相当数量的港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存在“反中”倾向，北京并未完全实现香港人心回归。


6月8日，港府举办了香港《基本法》颁布三十周年网上研讨会，曾任中联办主任的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发表了题为《国家安全底线愈牢“一国两制”空间愈大》的演讲，其中谈到“一国两制”时表示：“以五十年为一个时段来计算的话，‘一国两制’实践已进入中期。作为前无古人的创举，它所取得的成功已载入史册。特别是交接顺利、过渡平稳、制度不变、高度自治、自由开放以及两次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快速复苏等等，都超出了许多人的预言，但是正如任何新生事物一样，‘一国两制’实践在探索前进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路障，碰到了一些挑战，显露出一些问题……有不少值得我们反思和改进的地方。特别在治权和人心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以至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等国际知名学者提出了一个新命题，就是香港需要‘二次回归’。”

为何香港人心尚未回归

不得不追问的是，为何在香港已经回归二十三年，北京推出那么多惠港措施的背景下，香港人心仍未回归？细细想来，至少包括四个层面的原因。

第一，在近代漫长的殖民历史中，许多港人对身份认同产生迷惘。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割占香港算起，香港与内地分隔一个多世纪，虽然彼此联系紧密，但毕竟政治身份不同，久而久之，难免会产生政治隔阂。这个道理很简单，任何政治实体一旦脱离政治母体的时间过长，都有可能产生一种疏离感，对于政治母体的认同就会有所下降。

香港的情况尚不止如此。在长时间脱离政治母体的过程中，香港还深受英国殖民者的影响和型塑，接受“去中国化”教育，被英国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耳濡目染。而多数港人又都是内地逃港者的后代，他们父辈、祖辈在内地遭遇巨大政治动荡和灾难，带着对内地的负面记忆逃到香港，将负面记忆渗入到港人的文化基因中。尤其是中共建政后的一些重大错误，如大跃进、文革、“六四”，既导致一些内地人逃到香港，又加深了香港社会的“恐共”心理。种种因素相互作用下，港人渐渐形成独特的集体心理意识，对于内地始终有一种心理抗拒。

第二，香港回归二十三年来，北京未能有效推进国情和历史教育，建构港人的国族认同。人是社会性动物，其意识、观念、价值观的产生，一个最主要途径是教育。正因如此，任何国家，不论东西方，也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将国情和历史教育当作型塑国民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而香港现行教育体系由于深受港英殖民时期的影响，例如，香港教材带有明显“去中国化”、本土倾向，在建构港人的国族认同上存在明显不足。香港回归后，港府曾尝试改革教育政策，但效果不彰。就以香港现行的通识教育为例，其内容充满本土化思维，对内地认知过于意识形态化，以至于去年反修例风波期间，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公开检讨，指自己任内开始推行的通识教育失败，令年轻一代变得“有问题”。曾荫权和梁振英时期计划推进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也曾在社会反对声浪下，以失败告终。

第三，回归后的治港政策，未能有效赢得人心。港英时期的管治模式是典型的官商共治，来自英国的港英当局牢牢掌控香港政治权力，但为了统治需要，缓和矛盾，港英当局吸纳了在港商人，起初是英商，后来是新崛起的华商。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社会学家金耀基曾将港英管治模式归纳为“行政吸纳政治”，即港英政府是外来政权，先天缺乏当地人民的认受，为了稳定政权，吸纳在地社会和经济精英加入统治阶层。港英当局实行有利于商界利益的“自由竞争不干预”政策，至多强调“积极不干预”，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贫富分化不断扩大，滋生高房价、高租金、阶层固化等一系列深层次经济民生问题。

香港回归后，北京治港团队为了安抚人心，不加批判地沿袭了港英官商共治模式，这固然拉拢了商界，却难以赢得中下阶层的人心。香港天大研究院副院长伍俊飞曾对多维新闻表示：“出于关爱和统战的目的，北京一直向香港输送利益，出台了《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自由行、内地企业在港上市、沪港通等诸多惠港政策，但受益的主要是资本阶层，基层和中下阶层的利益无人理睬，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状态，这实际上把基层和中产推向了反对派阵营。”

第四，中国国家治理存在短板，难以对港人产生道德感召力和人文吸引力。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度有多高，在许多时候都与国家治理状况密不可分。当国家治理越发现代、人道，越能接近善政良治，自然越能让天下归心；反之，倘若国家治理存在严重短板，与人民期望相差甚远，势必难以令人心悦诚服。今天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虽然相对于改革开放前，进步显著，但在践行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保护等被社会公认合理的核心价值上，还存在相当明显的短板和不足，动辄“一刀切”的基层治理模式，时常发生的侵犯人权案件，在内地都经常引发民众不满，何况是本就对内地存在疑虑、带有意识形态认知的香港。港人每每看到内地治理的问题，如问题疫苗、毒奶粉、贪腐，或刘晓波案、李旺阳案、铜锣湾书商案等，怎么可能不感到恐惧和抗拒？港人又如何对国家产生向心力？尤其是原本在港人眼里现代化治理严重缺失的内地不断崛起，更容易对港人造成一种强烈的挤压感。去年反修例风波的爆发，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港人对内地治理的不信任。 精准施策赢得香港人心

既然香港人心尚未回归与上述四个层面的因素密不可分，那么北京治港团队只能精准施策，从上述四个层面着力。对于港人在漫长殖民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身份迷惘，北京治港团队不妨多一些耐心，秉持一定的同情理解态度，懂得春风化雨的政治智慧，给港人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正如香港大学副教授阎小骏所言，“香港是疏离于‘政治母体’超过一个世纪的城市”，“在当今这样的世界环境下，要在保持自身稳定和特色的前提下，整合进疏离了那么久的政治母体，还要保持不发生剧烈的变化，这在全世界都是从来没有先例的，是非常独特，也可以想见是非常困难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看待香港就会多一点历史的耐心”。

对于回归后的教育问题，就像香港中联办发言人所说“支持特区政府履行对香港教育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港府应该在北京的支持下，兼顾“两制”之别，以香港社会容易接受的方式，有序推进教育改革。

对于回归后的治港政策，治港团队尤其应该反思，要看到香港长年奉行的近乎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不能让“港人治港”沦为官商共治。坦率说，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Marxism）政党，一直信奉社会主义，始终主张群众路线，本应
对香港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有深刻的认识，但遗憾的是，过去多年治港工作都忽略了这点，导致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日积月累。今天的治港团队再也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在这一点上，治港团队应该考虑借监港督麦理浩（CrawfordMacLehose）的经验。
当年麦理浩为了缓和六七暴动所暴露出的社会矛盾，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有效解决房屋、教育、公共交通和反腐倡廉等市民关心的四大热点问题，收获了大量人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麦理浩的施政经验足以给今天治港提供启发。

对于国家治理短板问题，北京不妨反躬自省，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抓手。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只有整个国家不断通过深化改革来补齐治理短板，拿出更加现代化和文明的治理范例，展现政治母体的人文吸引力和道德感召力，才能让港人心悦诚服地心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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