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时站起来了？

秦晖是著名历史学者，他的著作《走出帝制》是研究中国清末社会转型历史的文集。书中有很多发人深思的灼见。

中国在民国就站起来了：中国是否站起来了，主要的评价要看: 第一，独立的程度，是像伪满、汪伪那样完全的“儿皇帝”，或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样基本是外国代理人，还是像国民政府那样基本上独立自主，只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才有对外妥协之举？第二，对外依赖的代价，尤其是在一些明显有损于中国、却有利于自己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持何种态度？第三，正确的世界站队尤其重要。民国的两次世界大战站队，都站对了，确定了中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四强的地位。国民政府废除了列强的不平等条约, 关税自主并收回了除香港澳门之外的租界，从苏俄手里收复了新疆。

中世纪莫斯科大公投靠蒙古金帐汗，靠蒙古人撑腰，狐假虎威地统一了罗斯诸国——包括击败了不肯屈服于蒙古人的同胞诺夫哥罗德，最终把衰落的金帐汗国也打败了，莫斯科公国就是靠这种不光彩的办法，成功崛起，变成了沙俄帝国。其实这只是见风使舵的投机。只是因为后来主子衰落了，他就趁机踹了一脚，反客为主。如果主子不倒，他就甘心当奴才。就像如果斯大林不死，毛也不会与苏联翻脸。

从这个角度评价，和苏联闹翻前的中共还是跪的。否则不至于为消除主子的疑心，就主动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抗美援朝。毛泽东宣布全面倒向苏联并反美的政策，在世界格局中错误站队，造成中国至今与世界为敌的地位。

雅尔塔的后果：1950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最后答应了毛的要求，以新中国接受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为条件，换得苏联承诺归还旅顺和大连与中长铁路。 但是斯大林非常恼
火。改变了他此前一直反对金日成对南朝鲜用兵的立场，告诉金日成可以发动战争。而中国卷入朝鲜战争的重要原因就是要消斯大林的火，“挽救中苏同盟”。

民国时期的主要外患来自于日、俄。而其他西方列强则向中国归还了以前侵占的权益。日本的二十一条，五卅惨案，五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件、七七事变和日本全面侵华。苏俄的中东路事件、煽动蒙古独立、侵吞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日本战败后抢占东北资产、扶持盛世才作为代理人侵占新疆，雅尔塔会议苏联继承日本的侵华遗产（以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以及承认蒙古独立，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美、英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比苏联大得多，但都没有如此要求）。美国主持的华盛顿会议纠正了凡尔赛会议的错误。美国带头在旧约未到期时主动改订新约，废除与清国签的不平等条约。美国力挺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五大国。英国在美国的说服下，勉强接受中国，而苏联则坚决反对。但是1949年后中国却全面倒向苏联，反而与友好的西方国家为敌。

英国和其他封建制为什么绝少改朝换代？英国历史上有政治变革、制度转轨、社会动乱, 发生过黑死病、大宪章、百年战争、玫瑰战争、光荣革命、英国内战，但都没有改朝换代。自１０２８年威廉一世诺曼征服至今，一共出现四十一位国王，都有威廉一世的血统。“封建”制下的王朝几乎都是如此。如波兰，只有皮亚斯特和雅盖洛两个王朝。无论在血缘上还是政治宗教上，雅盖洛王朝都是皮亚斯特王朝的延续，立陶宛王雅盖洛入赘继承了皮亚斯特王朝成为波兰国王。而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二十六次改朝换代，平均每个朝代的统治不足百年。

悖论是皇权越大，越容易改朝换代。封建制下，君权受限，逐鹿者鲜，王位争夺只是王室内部家事。“封建”时代的“虚君”不靠垄断权力来维持，人们对之有脱离权力的敬畏乃至敬爱。而在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时，走向和平立宪的道路也比较容易。

其他

国民党政府在越南受降时，支持越共，反对法国，后果是北越南共产化。事实上，后来法国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西方各国中最糟的。大陆易手时，国民党败军退入越南，受尽法国虐待，后来法国在西方列强中首先抛弃台湾，与新中国互派大使，都与这一段历史有关。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短视影响了东南亚局势。

谭嗣同认为，专制的国家强大了反而是祸害，还不如不强大。幸亏中国不强大，如果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不但君主为祸，而其他人种将无活路了。他说西方军队打败中国防止中国祸害民主国家。主张“先民主，后强国”。这是“人权高于主权”在中国最早的表述。

秦晖用一句入木三分的话形容当今中国：“小富即狂”。

理想主义只能要求自己，一旦用来要求别人，就很危险。个人贡献是高尚行为，哪怕是乌托邦的理想。但是如果要求别人，这个性质就完全变了。每个人都有平庸的权利，别人不能强迫他人高尚，底线是他不去害人。 “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
无害。低调再低，若能持守，不逾底线，低又何妨。”杨朱主张“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骂他的人说他很自私。但杨朱是个人自由主义：我的一毛我做主，是我的自由。为天下拔自己的一毛是崇高的，值得敬仰，但敬仰不能成为侵犯个人权利的借口。不能以利天下为理由来拔别人的一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