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时代的“大义灭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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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德州青年杰克森·雷菲特(Jackson Reffitt)向联邦调查局检举了父亲参加国会
暴动事件。杰克森还接受CNN的采访,他毫无悔意,说下次还会这么做。不仅冷血无知
,而且借此谋利,杰克森以此名义筹集大学学费,在GoFundMe网站集资,开始目标只是学费预算的12.5万美元,三天内,有4千3百人捐款,总额达到13,6700元。于是目标提
高到20万。杰克森在推特上被十几万人点赞。

与以前对待BLM骚乱的低调相反,FBI公开呼吁对国会事件的举报。几天期间收到了超过14万份举报材料,至少有200人被逮捕。大部分举报者是参加者的家人和朋友。社交媒
体Reddit和Twitter上还出现很多帖子,敦促用户举报自己的亲人,并赞扬那些已经做
出举报的发帖者。麻州的18岁女孩杜克(Helena Duke)在推特上对自己母亲在6日华府集会上被人打得口鼻流血幸灾乐祸。有一位支持川普的女士被儿子举报参加叛乱,导致她被工作的医院开除。很多被举报的人只是参加了一月六日的游行,并没有犯罪行为。

此前密西西比州的21岁的凯蕾·施密特在脸书上指责自己的父母种族歧视,将父母的地址、电话和照片发到了反法西斯政治组织和黑命贵的脸书主页。导致其父母收到数千条死亡威胁。

此类告密和大义灭亲事例近期频出,拜登政府、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鼓励告密让人想起中国文革。杰克森·雷菲特是个里程碑事件。传统上西方文化普遍以告密行为为耻,出卖者和告密者类同犹大,为人鄙视。学校和社会不鼓励告密行为(除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外)。美国电影《Scent of a Woman》中赞扬了学生查理宁可被开除也不愿向校长告密他无意间目睹的恶作剧作案学生。在影片结尾,影片借助史莱德上校之口谴责告密行为和以威逼利诱高压诱导高密的行为:“你正在这里营造一艘小人船,一艘告密者的大船。你们正在消灭这所学院宣扬的最重要精神。这男孩有着纯净的灵魂,是不妥协的精神。他不肯出卖。他并没有出卖任何人换取自己的未来,而这样叫做正直,这叫作勇气。这是个真正的领袖所该俱备的条件。”同样感人的电影《Dead Poets Society》中告密者也受到了谴责。学生陶德在校方逼迫下在控告老师基廷的信上签字。但在片尾毅然反抗,跳上桌子,用"O Captain! My Captain!"向基廷致敬告别。

告密行为最大的恶果不是帮助当权者加强社会控制,而是社会的普遍道德堕落,人性丧失。人与人之间出现信任危机。告密就是出卖别人的隐私,来换取自己的利益。不论这利益是钱财,还是荣誉。说到底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从告密开始,卖友,诬陷造谣,落井下石等其他卑鄙小人之行就会很快紧随其后。整个社会道德沦落,成为小人和奴才充斥的社会。

传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大义灭亲都持否定态度。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亲亲得相隐匿”。孔子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唐律中规定亲属之间,有罪可以相为隐。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都反对子告父罪。古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规定,亲属之间不得互相告发,对于未经特别许可而控告父亲或保护人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亲属间相互告发将丧失继承权;也不得令亲属作证。美国司法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配偶享有拒绝对配偶作不利证言的特免权。欧洲大陆法系将拒绝作证权扩大到近亲属。

西方文化崇尚个人自由,注重保障个人生活的安宁和婚姻家庭的安定,宁可牺牲个案的正义,来维护公民的个人权利,认为对于人类自由来说,存在着比所谓“义”更重要的东西。西方的拒绝作证权是基于个人平等、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及个人利益,目的是保证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保证公民个人生活的安宁和个性的解放。

大义灭亲的义往往是时代的政治正确,是雍正皇帝《大义觉迷录》中的那种大义。随着时代的变迁,今天的大义,常常会变为明日的小义或不义。所谓义,经常是某一政党观念的偷换概念。为此等“大义”,牺牲亲情,实是不义。即使有时这义真有意义,但很多大义灭亲的人表面上追求的是“义”,而实际上是在谋私利。追求“义”所带来的政治荣誉和随之而来的利益地位。所谓大义灭亲,常常是大利灭亲。这种行为,更是伤天害理,禽兽不如。

无意去评判大义灭亲的个案,但鼓励大义灭亲的社会一定不是正常的社会。任何社会都有告密行为,但是鼓励告密的社会一定出了问题。

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与英文社交媒体中的评论相反,这些告密和举报亲人的事例在中文社交媒体评论得到的谴责多于称赞,说明有过文革教训的人更加清醒。正如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左派们常常貌似热爱抽象的人类,却对自己的亲人冷漠无情。中国文革事例在美国出现,说明世界上的左倾都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