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建立解决了什么问题，平民得到了什么好处

一、土地问题，平民派与贵族派的核心冲突的收场
　　尽管罗马帝国是由平民派政客建立起来的，但作为罗马公民，如果他是票蛆，那他的利益反而可能受损。凯撒砍掉了大约一半的首都免费小麦领取名额。
　　这也不奇怪。
　　此前的罗马既是共和国，也是民主国家，元老院终究需要养一批票蛆来为自己投票。当然，那个时候投票集中在首都进行，元老院不需要像当今的建制派那样，在全国各地养那么多票蛆。
　　平民派上台，难免要对这些人下手。

　　尽管平民派政客成了皇帝，但平民希望分得土地的愿望，只是在较低程度上得到了满足。我的意思是说，除了那些宁可在首都当票蛆或“北漂”的人以外，那些仍然希望分地的平民，也不可能都得到满足。
　　注：“北漂”指当代“漂”在中国首都北京的人，他们处于半无业的状态，希望通过拼搏努力而有所收获。

　　因为平民派政府积极组建殖民地，而殖民地一开始就需要有一定的人员规模，部分平民会因为政府需要凑数的缘故，而直接在殖民地获得土地。
　　但帝国政府的主要意图显然是酬劳退伍士兵，而不是像林肯的《宅地法》那样，任何公民都可以获得土地。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平民派和贵族派的冲突，源于马略改制之前。马略改制之前，还是普遍义务兵役制。当初平民派的要求，相当于初唐的“均田制”。即政府首先确保平民获得土地，而平民也要在此基础上通过服役作为回报。
　　马略改制以后，平民脱了服役义务，再希望无条件获得土地，就比较离谱了。

　　在古罗马早期帝国，无地贫民想获得土地，最直观的方案就是：服役25年。一般是，从不到20岁服役，至40岁出头退伍。
　　总的来说，帝国军队的服役条件还可。其中看似很刻薄的一条：不许结婚，影响也不大。实际上，没人会干预士兵在事实上结婚。这一条的真正目的大概是：不必考虑给遗孀抚恤金的问题......

二、腐败问题
　　即便是共和派人士，也承认，帝国初年的官场比共和国末年要清廉得多。原因再简单不过：在共和国里，建制派官僚必然互相袒护。
　　多问一句就是：为什么共和国早期，罗马不那么腐败？
　　因为在共和国早期，精英必须顾忌过分欺压平民的后果。在罗马较为弱小的年代，别说平民拒服兵役，哪怕平民士气低落，都足以导致亡国。
　　而在共和国末年，已经是国际化的时代了，精英已经没了顾忌。（国际化这个词用在当下，比用在当时更合适，但用在当时也不是完全不合适。）

三、民主问题
　　当代的共和主义者常会指责民主被帝制所毁灭。但如果谁觉得到了共和国末年，民主还在实际上存在，那他不是傻就是坏（赞同建制派）。

　　当然，在帝制条件下，皇帝这一最重要的职位，即便在理论上，也只是一开始由元老院和人民推举产生，而无须年年选举。民主在形式上重要性，肯定大打折扣。如果民主在形式上都趋于消灭，那它距离彻底消灭，也就非常靠近了。
　　反过来说，现代民主源于《大宪章》之类的早期文件。此类文件并没有赋予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权利，但它确实为民主搭起了框架。

　　然而，这只是站在进步主义、乐观主义的角度去看问题。如果事态必然会趋于好转，那帝制确实不利于好转。但谁能保证事态一定会好转呢？
　　请当今的进步主义、乐观主义者去对抗建制派吧。

　　我赌他们会被粉碎。

　　在他们被粉碎之余，凯撒挺身而出。

四、早期帝国之下的共和、民主
　　早期帝国指的是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实施封建化以前的帝国。封建化以后的帝国类似于中国历代王朝，而且统治效能还如果中国历代王朝。

　　早期帝国之下的共和，就是：元老院给皇帝上任当橡皮图章，统治一部分地区并以微弱的力度制衡皇帝，等皇帝倒台或去世以后，以尽可能大的力度抹黑皇帝。
　　注：中国史官的原则是“春秋笔法”，例如，皇帝出逃不叫出逃，叫巡狩，等等。这对于稍通其笔法的人而言，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元老院对他们不喜欢的皇帝，采取“记录抹杀刑”，直接抹杀其记录。这大概是源于埃及传统，埃及的历史记载能把某个法老直接搞没了，直到他被考古发掘发掘出来才重被世人所知。

　　早期帝国之下的民主，争议恐怕更大。
　　军团推举皇帝这种制度，算民主吗？这不是“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怎么说呢？还是略有区别。
　　一则早期皇帝理论上都是由元老院和人民授权的。尽管这种授权是橡皮图章。但如果在建制派垄断下的民主也算民主的话，这种民主为什么不算民主呢？
　　二则军团士兵的自主性与封建时代士兵的自主性终究有很大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戴克里先、君士坦丁要封建化，要搞“君权神授”的原因。
　　
五、早期帝国的实质、成就
　　早期帝国的实质就是最高度的兵民分离，甚至连行省都分为“元老院行省”和“皇帝行省”。前者一般处于内地，后者一般处于边境地区。
　　虽然皇帝统治全国，但他主要代表军队。帝国以尽可能优厚的待遇，养尽可能少的军队，来保卫边境，以确保全国的安全稳定。

　　很多现代人鄙视农耕文明所能创造的成就，他们会很自然的认为：农耕文明的上限也就是那样了，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文明是人和锄头上的寄生虫”一语，可以形象的概括这种观点。

　　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明的上限有多高，而在于文明被破坏以后的下限有多低。农耕本身，更不用说与之配套的水利设施，是以法律和秩序为基础的。法律和秩序一旦被破坏，一个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就会急剧下降。
　　北非曾经是帝国的粮仓，但帝国时期的一些人类设施，如今已经淹没在了黄沙之下。迦南地区（巴勒斯坦地区）也是富庶之地，它的恢复要在犹太人开始回归以后。
　　那些更早恢复的地区（帝国的核心地区当然不在地中海的南岸和东岸，而是在北岸），在文明毁灭的时候所经历的灾难也不比这些地区更轻微。

　　帝国是文明的保卫者，曾经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