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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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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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采取了依靠强大的军事优势,对共产党采取军事“围剿”,以此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的。张学良在1936年就明确地、不止一次地提醒国民党战略的制定者蒋介石:“共产党您‘剿’不完!”

张学良何以作出如此明确并在此后被历史证明了的判断?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任何战略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暗中操纵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这就是“中心思想”。国民党虽然一度是执政党,也控制过国家政权,但一直没有形成中心思想。张学良直言: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他分析说,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张学良说: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党首蒋介石也一样。“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国民党军队 “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
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盘)散沙。”

南京政府政策不公,杂牌军不满;共产党看得明白,和杂牌军也不真打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除了缺乏信仰,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之外,政府政策不公瘫痪了前线指挥系统,也是重要原因。张学良以自己为例分析说:“当年我开始时,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他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第一,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不一视同仁。1935年末,东北军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明知东北沦亡,还给东北军阵亡将士开空头支票?张学良说:“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的目的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

第三,几乎所有“非中央军”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所以,前线军队有令不从。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是“剿共”前线总指挥、副总司令,指挥东北军、西北军。他说:“比如说杨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挥的。杨说,让我们去打,钱呢?”“那马家军问我,副司令我打不打?我打了,你给我补充不补充?枪支弹药我打完了我上哪儿领去?我花的钱,谁给我?兵打没了,不许我再招,那我怎么办?”一个前线总指挥,国民党的一级上将,“儿媳妇一样,我怎么做?没法做了。你没法回答。我怎么回答?那么我只能说你看着办吧。” “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
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 “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
要国民党啦”

1935年,张学良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在那儿做打油诗。”什么“大委员委小委员,中委,执委,监委,委实无聊”,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

更令张学良失望的是,汪精卫遇刺时,“枪一响,大家都吓跑了,连警察、警卫,都跑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的年代,岂有不败之理?!

张学良说:“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国民党内战前途的预判基于对这一铁律的认知,后来国民党失败的事实又一次验证了这一铁律的千真万确。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国之王,一军之帅,如果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如果国王和军队统帅走邪道、玩权术,那自然是“国将不国”、军不成军。

张学良晚年口述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奴才最大特点就是你要他怎么的,他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是他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张学良说:“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就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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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张学良失望的是,汪精卫遇刺时,“枪一响,大家都吓跑了,连警察、警卫,都跑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