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为什么中国没能在漠北建立稳固统治?

t
tranquila
楼主 (未名空间)
萧武|为什么中国没能在漠北建立稳固统治?

萧武|2017-10-11


为什么中国没能在漠北建立稳固统治?

萧武

1.jpg

对于农耕时代的中原王朝来说,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威胁始终是非常严重的。

虽然游牧民族茹毛饮血,逐水草而居,但实际上并不是他们不吃粮食,也是要吃的。否则只靠牛羊肉,是很难维持一个部落联盟国家的长期繁衍和人口不断增加的。而要从中原获取粮食,最为简便的办法便是通过劫掠汉族地区,直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生活和生产物资。

所以,从拉铁摩尔开始,近现代的中国边疆和中亚少数民族研究中就差不多形成了一个共识,游牧民族侵略汉族地区,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征服这些地区,建立直接统治,因为这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而是通过持续的侵略战争,迫使中原王朝与他们达成稳定的朝贡贸易,以他们的马牛羊等物资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交换,来获得粮食等物资。

也是因此,长城实际上也是农耕时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边界线,长城以南种地,长城以北放牧。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汉族的农耕技术还不足以在长城以北发展农业,而长城以北地区相对蒙古高原来说,气候更为适宜,传统上就是游牧民族重要的草场。

2.jpg

而对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漠南更接近中原王朝,游牧条件更好,沙漠戈壁自然无法生存,在漠南受到中原王朝的进攻,无力组织有效抵抗的时候,只能放弃漠南,越过沙漠戈壁,进入漠北,实际上也就是今天的西伯利亚地区。

蒙古高原上的沙漠戈壁对习惯了茹毛饮血、迁徙无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来说,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天险,强盛的时候穿越沙漠南下,进入漠南,衰弱的时候退回漠北,休养生息,种落繁衍,积蓄力量,伺机反攻回到漠南。

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中原王朝既然能在漠南草原上击败游牧民族,为什么不越过沙漠戈壁,追击游牧民族呢?

因为中原王朝的军队都是农民组成的,他们的饮食习惯是必须以粮食为主要口粮的,不可能像游牧民族那样茹毛饮血。所以,中原王朝军队大规模出征,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准备,就是要储备粮食,而军队的作战半径往往也受到后勤补给能力的限制。

而且,中原王朝即使远征草原,也不可能是纯骑兵组成的军队,而是以步兵占绝大多数的,行军速度和纯骑兵组成的草原游牧民族不能同日而语。所以,要进行长距离的远程行军,追击进入漠北,这超过了中原王朝的后勤补给能力。

3.jpg

即便是在东汉时期出现过窦宪这样抽调骑兵组成的军队穷追,进入漠北的情况,在找不到匈奴主力军队决战的时候,也只能勒石记功,振旅而还,而不能在当地设立屯戍,留兵戍守。

在这方面,河西走廊和新疆的条件就要比漠北强很多。中原王朝一旦征服某个地区,就可以在当地设立军事据点,从中原组织移民来进行屯垦,逐步进行农业开发。所以,中原王朝在河西走廊和西域更容易建立稳固有效的统治,而在漠北则做不到。

到俄国进入漠北地区和西伯利亚的时候,俄国的农业技术水平远非此前中国中原王朝可比。而且,当时的俄国已经有了部分工业能力,还在不断提高之中,因此,他们更容易在当地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

而且,从人种和生活习性上来说,俄国人也比中原汉人更容易适应当地的严寒气候。

当然,随着苏联解体,俄国工业衰退,苏联时期在西伯利亚建设的大量工业城市,如今都在持续衰败,人口严重外流,大量的工业区被废弃,成为死城。
molen
窃以为楼主的分析毫无意义,单纯的军事角度是得不到答案的。

即使军事上胜利了,也没有稳固统治。 甚至气候也不是关键问题。

关键是人。

天朝的传统政治,其实是基层自治。基层的统治阶层从秦汉的家族到明清的士绅,后来两者又有小重叠。换句话说,老百姓其实是自己管理自己。朝廷的组织一直很弱,人员很少,其公务员(官吏)和警察(衙役等)数量和执行力,相比今天的现代政权,几乎是零。

那样,在不存在这种汉族基层的地区,就不可能有长久的稳固统治。

对“少民”地区(那些地区一般都是奴隶制,奴隶主掌握一切),无论是安抚拉拢那些奴隶主(比如明朝对待东北的女真酋长、西藏活佛和西南土司,唐朝对待移民内附的突厥酋长和党项酋长),和亲那些奴隶主(比如清朝皇室联姻内蒙古),还是短期内的恩威并施(比如唐朝对待突厥酋长,清朝对待西南土司和外蒙古部落,打败几个“首恶”,杀几个鸡给猴子看,别的就老实了,当然肯定是暂时老实)。
molen
另外还有一点,那就是中国主流自古以来,从来不是殖民政治,不会进行殖民。

突厥为什么能在小亚细亚建立稳固统治?? 把答案反过来,就是中国没能在漠北建立
稳固统治的原因。
hairi
文科生瞎扯淡

土豆,地瓜,玉米

【 在 tranquila (diamante) 的大作中提到: 】
: 萧武|为什么中国没能在漠北建立稳固统治?
: 萧武|2017-10-11
: 为什么中国没能在漠北建立稳固统治?
: 萧武
: 1.jpg
: 对于农耕时代的中原王朝来说,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威胁始终是非常严重的。
: 虽然游牧民族茹毛饮血,逐水草而居,但实际上并不是他们不吃粮食,也是要吃的。否
: 则只靠牛羊肉,是很难维持一个部落联盟国家的长期繁衍和人口不断增加的。而要从中
: 原获取粮食,最为简便的办法便是通过劫掠汉族地区,直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生活和生
: 产物资。
: ...................
PBSNPR
关东军是怎样来到东北的

日军进占奉天市

我国的青年朋友,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当年日本关东军是怎么样出现在中国东北的,他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关东军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突然从日本登陆到中国东北。可是,事实的真相呢?

不知道关东军的来历,看中日交恶史,始终是糊涂的。要讲清楚这件事,要从1900年闹义和团运动说起。

1900年,中国北方闹起了一股暴力排外的运动,史称“义和团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中,驻黑龙江清军对俄军态度强硬,俄军则声称义和团破坏了中东铁路,于是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从1900年至1905年,俄军持续占领了东北地区五年之久。

沙俄对中国东北的吞并,对日本势力范围内的朝鲜半岛,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日本帝国认为:如果对此坐视不理,那么一旦沙俄在远东地区的实力增长充分,那么朝鲜半岛被沙俄揽入怀中,就是迟早的事。

日本举国上下,经过反复思量之后,最终决定对沙俄开战。

1904年,日本在知照大清帝国政府之后,出兵东北,发动“日俄战争”,在此次整个战争的过程中,清政府表面上对外宣称“严守中立”,然而实际上,清政府暗中派兵支援日军,共同抗击俄军。

经过一年半的战斗,在战死十万名日本兵之后,日本打胜了。日本军队将俄国军队从南满地区(东北南部)驱赶出去,然后将收复土地归还给了大清国。

说到这里,读者也许会问: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它为何要将自己收复的南满土地还给大清?日本是活雷锋吗?

日本当然不是活雷锋,日本之所以没有趁机吞并南满,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日本仍然希望遵守当时的国际秩序,它知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会坐视日本吞并南满,所以当时日本的胃口仅仅局限于“继承”沙俄此前在南满的殖民利益,例如中东铁路南段、旅大(旅顺、大连)租借地等。

俄军败退之后,1905年,日本约了清政府,在北京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清、日两国签订了一份《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在这个附约里面,清政府割让给了日本以下几项主要的主权,以作为日本从东北撤军的条件,在日本方面,则视为此次出兵抗俄的政治报酬:

1、日本从沙俄手中“继承”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

2、日本从沙俄手中“继承”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以及沿线的林矿产;

3、大清帝国允许日本在南满铁路两侧驻军及移民。

依据这个条约,日本开始派人接管南满铁路、移民旅顺、大连,并且派了一支部队、进驻南满铁路两侧,这支部队,就是后来在历史上闹出大事的“关东军”,其驻扎的依据是《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理由是“保护日侨”。

换言之,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已经在中国东北驻扎了二十六年,而且在这二十六年当中,关东军无论与张家父子,还是与东北的中国居民,基本上都保持了相安无事,这就是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林矿产主权流失的简要经过,以及“关东军”的来历。

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责备清政府“卖国”。但是事实上,当年在东北全境被俄国侵占的情况下,清政府只有以下的几项选择:

选项一、任由俄国侵占,奋发图强,期望有朝一日,与俄国决战,收复东北。(评:这个选项并非不可行,但是遥遥无期)

选项二、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不给日本报酬。(评:日本打仗死了十万条人命,花费20亿日元的战费,奢望它不要报酬,是不现实的)

选项三、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事后不与日本交涉,任由日本替代俄国、侵占东北全境。(评:这个选项没有意义,只是换了一个侵略者)

选项四、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事后收复东北全境,然后割让小部分土地和主权,作为给日本的报酬。(评:这就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冷静思考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已经发生的历史,是清政府在当年所能选择的最佳方案,也是在木已成舟、米已成炊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当时大清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其他三个选择,都比这个选择更坏。

这就是为什么清政府甘愿签署《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向日本割让小部分主权的原因。因为,当时只能这样办,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中、日两国在20世纪的30年代大打出手,归根结底,就是根源于这个条约,根源于日本依据这个条约向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两侧移民、并“经营满洲”的事实。而日本这个“经营满洲”的殖民行为,与中国后来突然兴起的民族主义,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如烟海的史料显示:国民政府从发动北伐开始,就喊出了“收回东北一切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激进口号,尤其是强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成功,使国民政府斗志变得更加昂扬,在冒进的路上一路狂奔,他们认为强大的英国都屈服了,你日本又怎样?

然而,此时的日本,正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泥潭中延口残喘,它不甘心吐出已经吃进肚子的既得利益,于是在东北,国民政府终究是碰了日本这只硬钉子。

那时的国民政府认为:那些都是不平等条约,必须要废除。而日本则拿二十六年前的日俄战争说事,它指责中方忘恩负义、不守信用,日本人的说法是:“如果不是因为有
1904年日本十万烈士的鲜血,满洲早已经是俄国人的天下”,所以日本人认为自己“有权在满洲获得生存空间”,而国民政府则认为所谓日俄战争不过是狗咬狗的战争,满洲的主权属于中华民国,1905年也好,1915年也罢,那些年被迫签署的,都是“不平等条约”,是无效的,必须要废除。

1920-1930年代中、日两国交恶的历史,就从这场“鸡同鸭讲”的争辩中,步步激化的。

国民政府“铁腕救国”,在民族道义上,对不对?当然对。但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样做,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则未必。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我们今天回首历史,很容易能看出来,从1937年开打、并持续了八年之久的中日战争,其根源正在于1904年的日俄战争以及1905年的《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日本帝国当年正是霸道的时候,固然不好打交道,然而国民政府自从北伐开始以来,在东北问题上的处理分寸,也留给了后人许多讨论的空间,其中民国时期的著名毒舌蒋廷黻,就在他《九一八的责任问题》一文中,对国民政府的激进国策,发出了严厉的批评。

在本文的最后,让我们重温一下蒋廷黻的这篇惊世好文《九一八的责任问题》:

九一八的责任问题(文|蒋廷黻)

假若九一八事件发生在别的国家——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想想这事件大概会怎样发展。无疑的,一方面的发展是军事的抵抗。又假若该国也像中国一样不但无抵抗的能力,且也无抵抗的坚强意志——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那又怎样呢?最低限度,民众团体,舆论机关,及国会代表要群起追究事件的责任和经过。政府呢,将不待国民的催迫,就会在国会里发表负责的,附有证据的说明,同时又将不待国联的调查,就会发表白皮书或红皮书或蓝皮书使全世界都能明了该事件的真相。这些口头的或书面的说明,虽然不能完全是客观的,科学的,纵使大部分是当局者为自己粉饰而委过于人的,总而言之,不待周年的国耻纪念,该国政府对于事件的官方观,早已为世人所知了。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丧失东北的周年忌日了,而我国政府至今没有这样的说明。直到现在,关于九一八事件的远因近因我们还有许多问题存在。我们没有国会,当然没有国会记录可寻找。但是我们的政府是对党负责的;政府对当总应该有一个系统的报告。若是有的话,我是没有看过,也没听人说过。至于各国外交部所惯有的色皮书,我至今没有听说我们的外交部关于九一八事件发表过。这是个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国家?

九一八的责任问题没有多少人提出过,最大的原因是一般人都想这责任无疑是在日本身上,用不着追究。除非我们把整个东北送给日本,无论我们人民即政府怎样对付日本,九一八事件是要发生的,日本是要用武力占领东北的。这几乎是我们全国一致的观察。我对此观察大致是同意的,但不能全无疑问;并且就是中日彼此间的责任明白了,我方事前预防的努力的方法及程度都是有问题的。

九一八的事件说是日本预谋的,因此是万不能避免的,未免太笼统了。若指日本的军人言——恐怕也还有例外——这话大概是对的。若指彼时的日本政府言,这话显然是不对的。我们的证据是:第一,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前,日本显然没有外交的预备。国联关于此事最初两次的开会绝不利于日本。就是日本所反对的议案,理事会公然提出,毅然付表决,置日本的反对于不顾。倘九一八事件是民政党内阁的政策,那么,日本外务省事前必有一番的努力。纵使我们承认日本外交的笨拙,也不至于全理事会无一国家的代表对日本表同情。现在我们知道理事会间接限期撤兵的议案之通告(日本除外)最要原因是欧西各国不明事件性质的严重;不然,他们也不会骑上不可下的老虎。这更足证明日本事先没有外交的预备,间接证明九一八事件不是日本民政党内阁的政策。第二,民政党内阁的丧失政权及其最要阁员井上的被刺,皆足证明日本军阀之不满于民政党及民政党不与军阀同道。第三,为防止事件之更加扩大,币原曾同意于我方锦州设立中立区的提议,并对美国有不侵犯锦州的声明。

不但此也。去年夏季日本政府曾要求我方与之交涉东北悬案。我方除推诿外别无所为。据我所问,币原曾向我国驻日公使表示中国应趁他在朝的时候与日本协议两国关系根本的改造;他说他固不能做人情而不顾日本的利益,但他的后任者要的价恐怕更加高而且必至闹到不可收拾的田地。币原这种劝告,听说我方置之不答。我不说我国当局不接受币原的要求就是错了,因为就是民政党也可提出我方绝不能承认的条件,但我们应该知道到底在九一八以前日本对我们提出了没有一种妥协的方案;倘若提出了,其内容怎样:我方的应付是简直不与谈判呢,还是虽起始谈判,因双方相差的过远就中途停止了。这一段管家的经过,是公仆的政府应该向主人翁的国民报告的。

原来中日的外交,双方均是感困难的。在我们这面,日本在九一八以前已实施了高压的手段,强夺了不少的权利,不能不叫我们仇视日本。但是我们的国家尚在统一建设之中。倘若这建设的中国式仇视日本的,必于建设未完成之先遭日本莫大的打击。这是显而易见的。为新中国计,无论治本是亲日或仇日,在过渡的时期不能不万分努力以图避免中日的决裂。就是不为国家打算,单为军政界的领袖打算,也不能不如此,因为我可断定,仇日的领袖或党派,日本人决不让他统一中国。至于说在近几年欧美或有国家愿以实力帮助一个仇日的领袖或党派完成统一,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尚情感者比说:甲午以后,或二十一条以后,中国对日本就只有报仇的政策。现在姑不讨论这政策的根本是;我们要记得,普法之战以后,法人仇视德国的情感当不在国人对日仇视之下,然而直到法国元气恢复了,俄国联盟成立了,法国在朝的当局无不尽其力之所能以免法德的决裂。我现在要提出的责任是九一八以前的我国外交当局,尽了还是没有尽了他们力之所能以免中日的大决裂。照我所知,他们不但没有尽,简直不知道大祸将至。甚至在野人士有以日本舆情之激烈相劝告者,当局亦置之不理。除非别有证据拿出来,九一八以前外交当局的误国之罪是不能逃的。

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日本的宣传集矢于东北地方当局。这自然有其作用。我们不可完全根据这种宣传来批判我们的疆吏。并且我们还要记得:东北悬挂青天白日旗及积极修路筑落,无论其原动力如何,总是走的路对。张学良氏近日有句话,大致说:“如张氏父子不爱国,那能有今天之祸变?”其实所谓爱国在今日英国是人人公有的道德。尤其在负国家大任者不能以“爱国”二字搪塞一切。据欧美新闻记者及外交官的调查,近几年来东北人民所受政府及官吏的压迫和剥夺简直不堪言状。这般中立国的人士都说九一八以前的政权,就是为东北人民计,是不应该恢复的。凭良心说,东北我也曾实地去考察过,东北的地方行政,若拿关内来比较,只有比平均成绩好,不会比平均成绩坏。但这是因为东北经济较为发达,一切行政的设施比较容易见功效。有了那种经济的基础,当局的人不能励精图治,只知穷兵黩武,闹到财政破产,民不聊生;这责任除东北当局外是丝毫不能移到别人身上的。一国内政的好坏固然不能充作外国侵略理论的根据。但国际政治事实上论理的少,论势的多。就现在国际大势论,东北以往行政的成绩可说是东北问题的致命之伤。

九一八以前的外交,东北当局亦不能完全脱离责任。名义上虽为中央主政,事实上地方实左右之。据我所闻,推诿的政策与其说是中央所决定,不若说是地方所酿成。此外中村案件及高丽人租地问题,地方当局亦未处置得当。三年以前中俄的冲突,表面上与九一八事件无关系,事实上确不少。从法理的立场看,中俄的冲突不能说是俄方负责的;从政治的立场上说,简直不必多此一举。当时军事的经过,因为我们只读受过检查的报纸,还是不明真相。日本及欧美的报纸则无所忌讳。他们说苏俄军队实际入中国境者不满三千人;中国军队除一旅外,毫无抵抗能力。在满洲里及海拉尔,中国军队不但没有抵抗,且于奔逃之前,大事抢掠。冲突的结果是屈服于俄国的条件。最近英国舆论界领袖库得斯氏发表一部大问题的中国。其论中俄冲突与九一八事件的关系颇值得我们的注意。他说:“日本从此事件得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军队,若以迅速的强有力的行动驱之,无不崩溃。中央及地方的关系是如此疏远,外国可以以武力对付满洲地方政府而不必对中国宣战。……以时候之明论之,苏俄的胜利,毫无疑问的,给了日本武人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满洲的日本军官。”

三年以前的中俄冲突的责任,虽在公文上中央已负担起来,但照中国政治的实情看来,地方当局至少要负责一半。

然而中央及地方的当局者究竟均是人,还均是中国人。他们也免不了受环境和时潮的支配。我们近几年来朝野所共造的空气,一句话,就是虚骄自负。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不问自己的能力是否与欲望同时长进,不权衡事件的轻重缓急;好像我们的敌人愈多愈好;自己让自己的口号标语麻醉了,而美其名曰,这是“革命的外交”。等到这九一八事件一发生,前日我们口号标语中所要打倒的,我们厚起面皮来,求他们同情和帮助。当局所作的就是仰承他们的主人翁——民众——的意旨所作的。有这样的民众然后有这样的当局。全国都变为开空头支票的。好在还有一班明眼的外人,知道中国民众尚是中古的民众,所谓口号标语不过是中古人的符咒,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不要白过九一八的忌日而不去追究我们的当局和我们自己的责任。若是白过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九一八事件还要发生。至于日本的前途,我是不替她抱乐观的。自从去年的九一八到今年的九一八,日本的军阀,除为日本民族预挖坟墓外,别无所事。所可忧虑的,日本的失败未见得就是中国的胜利。
F250
看你们中国人只善于观察现象,不善于总结理论。

气候,农作物, 地形, 这叫 地理决定论

居夏则夏, 居夷则夷。 就算中原朝廷到漠北搞殖民, 没法保持中原的生活方式, 几代之后,就彻底成胡虏了。
F250
按地理决定论

中国/中原统一是必然的, 主流都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就是种地,按宗族聚居的武装自治村。 族长/地主管理村子,给朝廷/县官交粮食。

漠北游牧区,气候,地形,农作物, 没法聚居/定居。 中国/中原的制度根本没法管理。

反而南方的树林子,能改造成中国/中原的制度, 所以中国/中原一直向南扩张。
t
tranquila
本人的看法是,这里有一个关键不同,可以解释中西对外扩张之不同

那就是,中国缺乏一个宗教信仰,一个凌驾于朝廷之上的权威

古人当然不傻,知道扩土的道理,担心的是拥兵自重,最后与中央分庭抗礼

所以,古代中国,一般总是打败消灭蛮夷,然后赶人去内附,不敢留兵屯田

这是有无数经验教训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点,即使是派出亲儿子也不靠谱

西方则不同,首先以上帝的名义,然后是朝廷指派,和朝廷签了合约再出发

西班牙征服美洲,靠两个人,科德斯(墨西哥)和皮耶罗(秘鲁),都是有委任状,

而且两人信受了合同,最后回到马德里交差,认了考妣的

英,法,俄,荷,都大同小异,自立为王的基本没有,巴西独立完全是被逼无赖

当然,后来殖民地又都独立了,那是后话,因为独立总是伴随革命,宗教特权旁落

没有了上帝,大家就自由了,逼可取而代之
F250
西班牙人和土著科技文化有代差,西班牙能保持欧洲人的生活方式。

如果没有这种代差,西班牙人后代很快就变成土著了。

【 在 tranquila (diamante) 的大作中提到: 】
: 本人的看法是,这里有一个关键不同,可以解释中西对外扩张之不同
: 那就是,中国缺乏一个宗教信仰,一个凌驾于朝廷之上的权威
: 古人当然不傻,知道扩土的道理,担心的是拥兵自重,最后与中央分庭抗礼
: 所以,古代中国,一般总是打败消灭蛮夷,然后赶人去内附,不敢留兵屯田
: 这是有无数经验教训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点,即使是派出亲儿子也不靠谱
: 西方则不同,首先以上帝的名义,然后是朝廷指派,和朝廷签了合约再出发
: 西班牙征服美洲,靠两个人,科德斯(墨西哥)和皮耶罗(秘鲁),都是有委任状,: 而且两人信受了合同,最后回到马德里交差,认了考妣的
: 英,法,俄,荷,都大同小异,自立为王的基本没有,巴西独立完全是被逼无赖
: 当然,后来殖民地又都独立了,那是后话,因为独立总是伴随革命,宗教特权旁落
: ...................
t
tranquila
不是那个意思

关键是忠成度

西班牙人打下美洲,没有任何自立为王的意思,把枪来的金银,全运回西班牙

自己按合同得三成不到,而且要回Madrid去拿爵位

按中国古代政治,当然要自立为王,天高皇帝远么

这个没有发生,如果你仔细比较,就会发现,差的就是宗教

中国对南边有扩张,南边更弱,可以以夷制夷再改土归流

但是到了印尼,菲律宾一类远一点的地方,中国皇帝就怕了

不是怕打不过,而是怕打下来的人拥兵自重
acectl
现在西班牙人的后裔不就是土著了吗?这种事是没有办法阻止的。
【 在 F250 (帝城春欲暮,能饮一杯无) 的大作中提到: 】
: 西班牙人和土著科技文化有代差,西班牙能保持欧洲人的生活方式。
: 如果没有这种代差,西班牙人后代很快就变成土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