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调查:美国大学教师群体中,教育世袭现象严重(ZZ)

miny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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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来自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计算机系、BioFrontiers Institute与圣菲研
究所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项社会研究,“Socioeconomics Roots of Academic Faculty”(学术教职的社会经济根源),对美国高校教职队伍的成长条件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在美国终身教职群体中,黑人与西班牙裔的任职学者数量明显少于主流白人群体。同比,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教职人员在不断增加,但黑人与西班牙裔在众多学术领域仍是少数派。
为此,研究者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调查了这些教职人员的幼年成长环境,试图探讨成长环境是否是制约教职群体在种族、性别与地理上多元化的因素。
通过对来自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社科与人文等8个学科、有博士授予资
格院系的7218位教授进行调查后,研究者发现:
接收调查的教职人员童年家庭收入中位数比普通大众要高出 23.7%;此外,教职人员拥有获得博士学位的父母的概率也比普通大众高达 25 倍,且大学的排名越高,父母拥有博士学位的该校教职人员数量比例也越高,几乎番了一倍。该数据在过去的50年内一直保持稳定。
同时,在调查样本中,女性教职员更有可能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
他们认为,教授群体一直处于社会上层,而教授队伍的社会经济单一状态,在未来很可能会影响学者成果与培训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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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简介

与富人家庭相比,工薪阶级与贫穷家庭的父母不太可能让他们的小孩参加组织良好的活动,或允许他们的小孩质疑现有的社会体系。这不利于小孩的成长,许多人在成年后也可能因此无法进入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

根据以往调查,富人家庭的小孩大学毕业率更高,在美国精英院校的数量占比也更高。进入精英院校的低收入学生,大部分是来自优秀高中的预科班。
同时,出身底层的教授能更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经济背景对职业生涯的影响,甚至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学术界的“局外人”。
研究者的视角聚焦于两点:1)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对学术界的教职分配产生结构化影响
;2)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其子女成为教师并在教职队伍中“存活”的概率。
在这项调查中,研究者对计算机科学、商科、历史、心理学、物理与天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等1360个博士学位授予部门中的 46,692 名现任终身教职人员进行了线上调查。其中,7218位教职员工提供了父母的最高学历信息(占回应者的90.1%),
4807位教职员工提供了成长地的邮政编码(占回应者的60.0%)。
研究者强调:调查对象局限于2017年至2020年间研究密集型学术机构的现任终身教职人员。这或许会影响调查结果的客观性。
他们所收集的信息包括教职人员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成长地邮政编码(因为受访者可能难以追溯父母当时的收入水平)。同时,他们通过美国人口普查、NSF的博士学位获得
者调查(SED)、内部审查服务(IRS)、《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USNWR)与国家研
究委员会(NRC)获取种族评估、受教育程度、收入、城乡邮政编码等数据,并将目标
教职人员的家庭地位特征与美国普通大众的特征进行对比。
这项调查的发布经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
研究者指出,在招聘教师时,招聘委员会对应聘者的“优点”与“合适”定义很模糊,这可能不利于边缘学者,尤其是来自少数种族、工薪家庭或贫穷家庭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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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1、大学教授多来自高知家庭
根据调查结果,在所有8个学科的经评估教职中,超过一半(51.8%)的教职人员至少
有一位父母拥有硕士学位或更高学历(表格1),近四分之一(22.2%)的教职人员至
少有一位父母拥有博士学位,3.7%的教职人员是两位父母均拥有博士学位。
相比之下,与目标教职人员出生时间一致的美国成年人中,平均只有6.5%的人的父母
拥有硕士学位,不到1%的人的父母拥有博士学位。

表格1:按父母最高学历划分的教职人员数量百分比
他们总结:一位父母拥有博士学位的概率中,教职人员是普通人群的25倍(如图1)。
图1:教职人员父母的最高学历除以美国成年人口(实线)和父母拥有博士学位的人(
虚线)

在所调查的学科中,父母最高学历的分布情况相似,这表明:尽管在学术、资金和文化方面存在学科差异,但父母拥有博士学位是小孩成为教授的普遍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职员工的父母拥有大学学历或更高学历的比率也略有上升,这反映了美国人口中更广泛的社会趋势(如图2)。
同时,女性教职人员很可能拥有一位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母亲学历为硕士的男教职为28.0%,女教职则为33.1%。从历史上看,女教师的父母大学毕业率要高于男教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差距在逐渐缩小,1985年出生的教师甚至达到同等水平(图2
)。
图2:父母最高学历至少为大学本科的教师比例(绿线)vs. 给定年份中,父母最高学
历为大学或更高学位的美国成年人的比例(黑线)
他们还发现,父母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更有可能从父母那里获得对其职业生涯的支持和鼓励,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根据受访者的告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从父母那里获得对其职业生涯的支持也会越高(如图3)。

图3:按父母的最高学历划分其对小孩职业的支持程度
父母教育十分重要,甚至会影响下一代教授在学术体系中的地位。他们发现,在八个学术领域里排名最高的大学中,近1/3教师是一位父母拥有博士学位,而精英学院的教师
父母拥有博士学位的可能性要比排名较差的院校的教师高出53.6%。
研究者还发现,在父母拥有博士学位的不同学科教职人员中,商科与社科的比例最低(17.3%),计算机科学和历史系最高(26.0%)
2、大学教多成长于富裕片区
根据他们所提供的邮政编码,大学教职人员的童年生活多居住在富裕片区(如图4)。 研究发现,经调查教师家庭在童年时的收入中位数(7.3万美元)要比普通大众(5.9万美元)高 23.7%。他们的家庭收入与父母的最高学历相关:至少一名父母拥有本科学
历的教师的平均家庭收入(7.4万美元)高于父母没有本科学历的教师(7.1万美元)。
而且,75.7%的教师披露,他们父母在他们出生后的前18年内拥有一套房屋(13.4%表示是租房,10.9%是既自有又租赁),高于同期的美国大众预期水平(1960年,62.%的房子居住者是该房产主人),这表明在大部分大学教师的童年时期,家庭财务状况相对稳定。
图4:根据教师的童年邮编估算的其家庭平均收入分配(绿色)vs. 1998 年美国人口的收入分配(黑色)

他们还发现,大学教师多来自大都市地区。与普通大众相比(73.6),大学教师在城市长大的可能性更高(89.6%)。
3、黑人与西班牙裔教职人员比例较低
以往,父母学历与子女学历的影响是通过下面的方式进行建模:


但是,研究者在调查中:在父母拥有博士学位的前提下,子女成为大学教师的可能性为9.5%,这表明高知父母的子女具有良好的教育遗传力和显着的职业优势。
而基于美国普遍存在的社会与教育不平等现象,与白人相比,黑人和西班牙裔成年人获得硕士学位的可能性会更小(如图6)。因此,这种评估成为教师可能性的简单概率模
型高估了黑人或西班牙裔教师的数量产出,因为它无法说明黑人和西班牙裔儿童中父母有博士学位的可能性更低。
也就是说,它没有考虑到种族和族裔的社会经济条件对教育水平的影响。
图5:拥有博士学位的白人、黑人、西班牙裔和亚裔成年人(至少25岁)在美国人口中
的百分比
在调查中,他们也进一步发现了种族差异的证据:与黑人或西班牙裔教职员工(分别为17.2%和16.9%)相比,白人教授的父母拥有博士学位的概率更高(占23.4%)。
同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教职员工性别的关系也很复杂。在该项研究的调查样本中,女教职的父母拥有博士学位的概率比男性更高(24.8%比20.8%)。
他们注意到,性别与代际财富之间的关系没有种族与代际财富的关系长久,部分原因是:根据统计,任何财富水平的父母对生育男女的欲望都一样。因此,社会经济因素并不一定以与种族多样性相同的方式或程度阻碍学术界的性别多样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种族和性别之间的交集对任职的可能性没有影响。比如,黑人女性教师父母拥有博士学位的可能性比黑人男性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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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关于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成为大学教师概率的影响,调查者也指出其他行业的“知识世袭”情况:比如,之前的调查发现,约12%的律师的父母也是律师;在瑞典的医生队伍中,20.2%的医生的父母也是医生。
然而,黑人与西班牙裔族裔在美国高校教师队伍中的比例值得深思:尽管目前没有证据直接表明教师队伍中种族比例对下一代学生培养、学术研究方向偏颇等是否有影响,但研究者认为,教师队伍的种族单一性,不利于学术多元化的发展。
更魔幻的一点是:几乎在所有关于美国社会发展的弊病研究中,“黑人在美历史”总是能以百分百的政治正确动摇美国资本文明发展的繁荣假象。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还体现在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