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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硅谷“最后一个右派” 把硅谷鞭笞的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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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多
楼主 (未名空间)
2009年,彼得·蒂尔做了个投资决定,在接下来的10年里做空“地位”——“在一个混乱的社会中,它们不可能是正确的、真实的东西。几乎所有地位高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值得投资的好东西”。
彼得·蒂尔就是个有地位的人。他创建了PayPal,是Facebook的天使投资人。成为富豪后,他买豪宅,雇保镖,用资金的流向来展示自己看好哪个行业,想要什么样的未来。他出书有人看,讲话有人听。他本可以像大多数硅谷富豪一样。
2016年,蒂尔在他长大的地方,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发表支持特朗普的演讲。他略激动地说:“我不会假装同意我们共和党的所有纲领,但虚假文化的战争,只会分散我们对经济下滑的注意力——除了特朗普,这场选举中没人对这点诚实过。 ”
蒂尔是个共和党员,也是个同性恋者,他豪宅最狂欢的派对上,男服务生只穿一条围裙。因其保守派倾向,蒂尔称自己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也可称古典自由主义。
作为当年7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唯一受邀上台的科技界代表,蒂尔显然是逆“反特朗普”风潮而行的人。
“精神错乱”,是彼得·蒂尔对硅谷的评价,他认为美国民众不应该认同硅谷在政治上的判断,因为这个地方跟美国其他地方是脱节的:“硅谷的逻辑是,我们硅谷做得很好,所以我们的整个文明都很棒,每个人都很棒,整个国家已经上升到另一个层级了。但真相是,这件事是硅谷的成功,大众的失败。”
蒂尔没有否认硅谷在这些年间的成就。《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红皇后对爱丽丝说:“在这个国度中,你必须不停奔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蒂尔觉得美国就像在参加红皇后的赛跑,“我们及我们的计算机被迫跑得越来越快,这样我们才能留在现在的位置”。也就是说,硅谷的进步与美国在其它方面的退步,相互抵消了。
蒂尔不止一次发表过类似观点,他对能源、生命医疗等高科技领域的进步速度非常不满。人们对环保高度关注、不停空喊,却对核反应堆望而生畏;蒂尔小时候读的科幻小说是没事去月球散个步,而如今的科幻作品是《黑镜》,是人类在无数个液晶屏间的患得患失。
蒂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做空地位这件事是正确的。因为他的地位,他的观点成了靶子。
公开支持特朗普后,他曾经发表的文章《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教育》被摘出两句段来鞭笞:
一个人的智商越高,他对自由市场政治就越悲观——资本主义根本不受大众欢迎。
1920年以来,福利受益人大量增加,女性获得了公民权——对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从这两个群体获得选票是臭名昭著地困难。
写那篇文章时的蒂尔比较悲观,他认为政治太激烈、局限性太大了,“政治就是不经别人同意干涉别人的生活”。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彼得·蒂尔觉得美国能出一个政治领导人,他会为了腾出资金用于生物研究而削减医保支出,这件事没什么戏。更直白点,能有个总统削减福利国家开支,支持重大科研项目这件事蒂尔不抱希望。人们乘坐的汽车、火车、飞机,已是多年前的创新,现在只不过跑得更快了点,座位更舒服了点。这样的事情让蒂尔失望,就像他认为苹果手机不算科技创新,只算设计创新一样。
他希望这样一篇文章能引起反响,但没想到最激烈的反响,出现于他对女性投票权轻飘飘的态度上。事后他解释,这只是常见的关于投票模式统计观察的其中一种,只是这种观察通常被称为性别差距。
但一切解释都没什么用,几年后在他好不容易放下一些悲观情绪,站上拉票台为政治演讲时,他让硅谷愤怒。
苹果的库克、谷歌的拉里·佩奇和特斯拉的马斯克等人,聚在一起讨论如何阻止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硅谷科技公司的高管们将特朗普称为“创新的灾难”;向来同时为两党捐钱的苹果,掐断了对共和党的资金、技术支持。
只有扎克伯格为他曾经的伯乐说了一句话:“我们不能一边说要创造多元化的文化,一边却因为一些人支持了某位候选人而排挤他们。”这封公司内部信一经发出,扎克伯格不够鲜明的态度也遭到了批判。
美国 LGBT 杂志 The Adovcate,单方面把彼得·蒂尔“开除 gay 籍”了,那时候他还没跟相处多年的男友结婚。
“我想知道,围绕身份政治无休止的虚假文化战争,是否是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忽视科技减速的主要原因。”这个蒂尔多年前问出的问题,他可能有了答案。
2018年,彼得·蒂尔举家从硅谷搬到洛杉矶。蒂尔不用Facebook和Twitter,但他大数据公司Palantir的合伙人乔·朗斯代尔,将名下投资公司从旧金山迁到奥斯汀时发了条推特说:“奥斯汀对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容忍度要比旧金山高得多。”
蒂尔每次创业,都要将与他志同道合的人聚拢。80年代他在斯坦福做学生的时候,学了哲学和法学,与朋友一起创刊了《斯坦福评论》。作为传播保守派思想的刊物,《斯坦福评论》在多元文化流行的美国高校里也是异类,它批评政治正确与多元文化论的虚伪。
毕业前,蒂尔发表在《斯坦福评论》上的最后一篇评论中写道:“政治正确为贪婪找到的替代方案并不是个人的满足或幸福,而是对他人的愤怒或嫉妒,而那些人正在做更有价值的事。”他最后总结道:“贪婪远比嫉妒更可取,它的破坏性较小(我宁愿生活在一个人们不肯分享的社会中,也不愿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想拿走属于他人的东西的社会里),而且更诚实。”
搬离硅谷的同一年,彼得•蒂尔拿到了新西兰的公民资格。
新西兰开始被称为超级富豪迎接世界末日的理想地。蒂尔在瓦纳卡湖畔买下了一个193公顷的庄园,特朗普连任与否已显得没那么重要,他继续等待着自己投资的硅谷抗衰公司研究出长生不老药,他一直都想活得足够长,长到可以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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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彼得·蒂尔做了个投资决定,在接下来的10年里做空“地位”——“在一个混乱的社会中,它们不可能是正确的、真实的东西。几乎所有地位高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值得投资的好东西”。
彼得·蒂尔就是个有地位的人。他创建了PayPal,是Facebook的天使投资人。成为富豪后,他买豪宅,雇保镖,用资金的流向来展示自己看好哪个行业,想要什么样的未来。他出书有人看,讲话有人听。他本可以像大多数硅谷富豪一样。
2016年,蒂尔在他长大的地方,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发表支持特朗普的演讲。他略激动地说:“我不会假装同意我们共和党的所有纲领,但虚假文化的战争,只会分散我们对经济下滑的注意力——除了特朗普,这场选举中没人对这点诚实过。 ”
蒂尔是个共和党员,也是个同性恋者,他豪宅最狂欢的派对上,男服务生只穿一条围裙。因其保守派倾向,蒂尔称自己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也可称古典自由主义。
作为当年7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唯一受邀上台的科技界代表,蒂尔显然是逆“反特朗普”风潮而行的人。
“精神错乱”,是彼得·蒂尔对硅谷的评价,他认为美国民众不应该认同硅谷在政治上的判断,因为这个地方跟美国其他地方是脱节的:“硅谷的逻辑是,我们硅谷做得很好,所以我们的整个文明都很棒,每个人都很棒,整个国家已经上升到另一个层级了。但真相是,这件事是硅谷的成功,大众的失败。”
蒂尔没有否认硅谷在这些年间的成就。《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红皇后对爱丽丝说:“在这个国度中,你必须不停奔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蒂尔觉得美国就像在参加红皇后的赛跑,“我们及我们的计算机被迫跑得越来越快,这样我们才能留在现在的位置”。也就是说,硅谷的进步与美国在其它方面的退步,相互抵消了。
蒂尔不止一次发表过类似观点,他对能源、生命医疗等高科技领域的进步速度非常不满。人们对环保高度关注、不停空喊,却对核反应堆望而生畏;蒂尔小时候读的科幻小说是没事去月球散个步,而如今的科幻作品是《黑镜》,是人类在无数个液晶屏间的患得患失。
蒂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做空地位这件事是正确的。因为他的地位,他的观点成了靶子。
公开支持特朗普后,他曾经发表的文章《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教育》被摘出两句段来鞭笞:
一个人的智商越高,他对自由市场政治就越悲观——资本主义根本不受大众欢迎。
1920年以来,福利受益人大量增加,女性获得了公民权——对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从这两个群体获得选票是臭名昭著地困难。
写那篇文章时的蒂尔比较悲观,他认为政治太激烈、局限性太大了,“政治就是不经别人同意干涉别人的生活”。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彼得·蒂尔觉得美国能出一个政治领导人,他会为了腾出资金用于生物研究而削减医保支出,这件事没什么戏。更直白点,能有个总统削减福利国家开支,支持重大科研项目这件事蒂尔不抱希望。人们乘坐的汽车、火车、飞机,已是多年前的创新,现在只不过跑得更快了点,座位更舒服了点。这样的事情让蒂尔失望,就像他认为苹果手机不算科技创新,只算设计创新一样。
他希望这样一篇文章能引起反响,但没想到最激烈的反响,出现于他对女性投票权轻飘飘的态度上。事后他解释,这只是常见的关于投票模式统计观察的其中一种,只是这种观察通常被称为性别差距。
但一切解释都没什么用,几年后在他好不容易放下一些悲观情绪,站上拉票台为政治演讲时,他让硅谷愤怒。
苹果的库克、谷歌的拉里·佩奇和特斯拉的马斯克等人,聚在一起讨论如何阻止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硅谷科技公司的高管们将特朗普称为“创新的灾难”;向来同时为两党捐钱的苹果,掐断了对共和党的资金、技术支持。
只有扎克伯格为他曾经的伯乐说了一句话:“我们不能一边说要创造多元化的文化,一边却因为一些人支持了某位候选人而排挤他们。”这封公司内部信一经发出,扎克伯格不够鲜明的态度也遭到了批判。
美国 LGBT 杂志 The Adovcate,单方面把彼得·蒂尔“开除 gay 籍”了,那时候他还没跟相处多年的男友结婚。
“我想知道,围绕身份政治无休止的虚假文化战争,是否是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忽视科技减速的主要原因。”这个蒂尔多年前问出的问题,他可能有了答案。
2018年,彼得·蒂尔举家从硅谷搬到洛杉矶。蒂尔不用Facebook和Twitter,但他大数据公司Palantir的合伙人乔·朗斯代尔,将名下投资公司从旧金山迁到奥斯汀时发了条推特说:“奥斯汀对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容忍度要比旧金山高得多。”
蒂尔每次创业,都要将与他志同道合的人聚拢。80年代他在斯坦福做学生的时候,学了哲学和法学,与朋友一起创刊了《斯坦福评论》。作为传播保守派思想的刊物,《斯坦福评论》在多元文化流行的美国高校里也是异类,它批评政治正确与多元文化论的虚伪。
毕业前,蒂尔发表在《斯坦福评论》上的最后一篇评论中写道:“政治正确为贪婪找到的替代方案并不是个人的满足或幸福,而是对他人的愤怒或嫉妒,而那些人正在做更有价值的事。”他最后总结道:“贪婪远比嫉妒更可取,它的破坏性较小(我宁愿生活在一个人们不肯分享的社会中,也不愿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想拿走属于他人的东西的社会里),而且更诚实。”
搬离硅谷的同一年,彼得•蒂尔拿到了新西兰的公民资格。
新西兰开始被称为超级富豪迎接世界末日的理想地。蒂尔在瓦纳卡湖畔买下了一个193公顷的庄园,特朗普连任与否已显得没那么重要,他继续等待着自己投资的硅谷抗衰公司研究出长生不老药,他一直都想活得足够长,长到可以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