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在日本：灰色地带折射人性百态

据日本《东方新报》报道，中国当红女星郑爽的代孕弃养事件在中国引发吃瓜群众的热议浪潮，使得“代孕”这个敏感话题再次闯入公众视线。其实早在2003年，女艺人向井亚纪和丈夫高田延彦就曾宣布二人通过赴美代孕得到一对双胞胎儿子，使得明星代孕话题成为日本社会的关注焦点。18年后的今天，“代孕”在日本依然是一个不违法也不被允许的暧昧话题。亲情、奉献、贪婪、冷酷等人性百态在这个灰色地带淋漓呈现。

“我是姥姥生的”

“我是姥姥生的！”2009年出生的小男孩海斗有一次在英语补习班里很自豪地向老师和同学们说道。

海斗的妈妈夏美1岁时因病不得不接受子宫摘除手术，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这事一直成为夏美母亲、海斗姥姥阳子的心头病，“如果可以我愿意替夏美怀孕生孩子，就像孩子生病的时候（所有母亲）都会想我要是能替孩子生病的话就好了，一样的心情”。

起初，夏美并不觉得自己不能生育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步入生育年龄眼看着周围的朋友纷纷生儿育女之后，她还是开始感到了痛苦。加上母亲反复在耳边“唠叨”，夏美和丈夫达也开始认真思考这件事。但是，海外代孕高昂的费用难住了这对年轻夫妇。直到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日本唯一一位承接代孕业务的医生根津八纮的记者会，他们才知道原来不必出国，在日本就可以进行代孕手术。

于是，他们尝试给根津医生写信。最终，在位于诹访湖畔的根津医生的私人诊所，夏美的母亲阳子作为代孕妈妈为夏美夫妇生下了健康活泼的儿子海斗。接受根津医生的劝告，他们从未向周围的人及海斗本人隐瞒代孕这件事。他们会给孩子看当年决定进行代孕手术时的录像，也一直努力让孩子明白：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不必隐瞒，你只是和别人不同而已。每个人都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小小的海斗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下健康成长。夏美和达也的婚姻也因为海斗的到来而变得更为幸福美满。

“以前一直觉得，代孕是名人、有钱人去海外才能做到的事情，其实不然。真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事情可以变成更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海斗的父亲达也感叹道。但是他的这一美好愿望实现起来并不容易。今年已经79岁高龄的根津医生迄今为止依然是日本唯一敢于公开承接代孕业务的医师。他也因此成为日本医学界最负争议的人物之一。

“插手神的事务的医师”

根津八纮在日本医学界开创了“三个第一”：1986年的日本首例减胎手术（为了保障母婴安全而减少胎儿数量的手术）、1998年日本第一例非配偶间的体外受精和2001年日本第一个代孕案例。无论哪一个都曾是日本医学界默认为应该“自肃”的行为。但是本着对病人负责的信念，根津八纮大胆地开创了风气之先。其中，减胎手术和非配偶间的体外受精在他的推动下已经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很多医疗机构纷纷效仿实施。唯独代孕一事，至今仍是日本医学界的“禁区”。根津八纮也因此招来“谋取暴利”、“沽名钓誉”等的猜忌，甚至有人指责他“插手神的事务”。

其实，根津八纮是“代孕商业化”的强烈反对者。他在为病人实施代孕手术时自己有着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委托代孕的夫妻必须是因为妻子子宫摘除或者先天子宫缺失而无法独自怀孕的人士；代孕母亲必须是愿意无偿提供帮助的人士；代孕母亲必须接受精密的医学检查确保其健康状态适宜怀孕分娩；委托代孕的夫妻必须事先接受“如出现生命危险优先抢救孕妇”的条件，等等。

截止到2018年，他一共为21对夫妇提供了代孕生育的医疗援助，其中14位代孕母亲顺利地诞下16个孩子。面对世间对自己“推动代孕”的指责，根津八纮辩解道：我并不是要推动代孕这件事。我也非常支持领养孩子的行为。我只是希望在民主国家可以在法律明令禁止代孕商业化的基础上为那些生育有障碍的人士提供更多的选择。

子宫被明码标价，婴儿沦为“医疗废弃物”

2007年至2011年曾出任日本妇产科学会理事长的吉村泰典虽然也认为根津八纮医生不是为了自己出名或赚钱，而是出于竭尽全力帮助病人的信念而开展代孕业务的，但他仍然毫不掩饰地反对根津医生的行为：代孕和从第三者那里接受精子或卵子捐献而自己受孕分娩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作为医生应该明白怀孕分娩所具有的高风险。为了留下自己的遗传基因而让他人承受额外的身体负担和生命风险的行为真的应该提倡吗？

日本妇产科学会作为在日本医学界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专业机构，2003年曾以“公告”的形式明令禁止医疗机构开展“代孕”业务。这也正是代孕并没有被法律禁止却在日本无法广泛开展的原因所在。该学会曾多次向根津八纮发出严重警告。

由于日本妇产科学会的反对，对于大多数存在生育障碍而无法自己受孕又想得到拥有自身遗传基因的孩子的日本夫妻来说，通过海外代孕来实现心愿的唯一选择。只是，目前允许为外国人提供代孕服务的国家只有美国的部分州和俄罗斯、乌克兰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费用十分高昂。如俄罗斯委托代孕的中介费约690万日元，美国则是俄罗斯的两倍。因此海外代孕在日本被视为有钱人独享的特权。

但是即便有钱，也无法保证所有事情都如人所愿。曾经有一对日本夫妻前往印度代孕，但在孩子出生时二人已经离婚。遵照各自国家的法律，日本和印度都拒绝承认孩子的国籍。在委托母亲和代孕母亲都拒绝接受婴儿的情况下，委托父亲愿意认领孩子。印度的法律却不允许单身男士认领女婴……

为了满足委托人需求、提高受孕率，一般代孕妈妈都会被要求植入两颗以上的受精卵。这就造成了代孕婴儿更高的早产率和身体缺陷的可能性。面对一个不够健全的婴儿，并不是所有委托人都能坦然接受。将婴儿视为商品，选择“退货”的父母也大有人在。那些选择“出租子宫”的代孕妈妈大多出于贫困才会从事这一高风险的行业，根本无力独自抚养被委托人遗弃的婴儿。这就导致大量被遗弃的代孕婴儿夭折，最终作为“医疗废弃物”被处理。

日本更为耸人听闻的代孕事件无疑是年仅24岁的“富二代”重田光时在泰国通过代孕先后产下21子的爆炸性新闻。据称，重田曾计划每年生5到10个孩子，最终目标是生育1000个儿女，以便日后帮助其管理家族企业。为他提供卵子的女性则来自中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美国等多个国家。尽管经过长达4年的审判后，泰国家庭裁判所最终裁定重田获得所有孩子的监护权，但以此事为契机，泰国制定新法向外国人永久地关闭了代孕的大门。

日本立法呼之欲出

埼玉大学医学部妇产科教授石原理认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家庭的构成形式正在日益地多样化。与此相对，日本的法制建设无疑是严重滞后的。原本什么问题都不存在的夫妻别姓，在日本都行不通就可见一斑。从家庭形态的多样化来说，代孕很难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行为，只是必须加以严谨规范和在医学上进行严格管理。

代孕和由第三者提供精子或卵子的体外受精在医学上被称为“生殖辅助医疗”。其实，作为执政党的日本自民党早就开始着手这一领域的法案起草。毕业于庆应大学医学部的自民党参议院议员古川俊治是这一法案起草的具体负责人。他表示，该法案之所以迟迟得不到成立是因为涉及生命伦理的法律在原则上必须经过议员立法得到执政党和在野党全会的一致认可。目前，全会还没有就该法案达成一致。虽然这一法案是主要针对比代孕需求量更大的体外受精行为的法律，但古川指出，该发案一旦获得通过可以部分实现代孕行为在日本的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