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分化：不敢直面民意，大选民调再度翻车

距离11月3日的美国大选投票日已经过去一周了，尽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出现反转、最终票数领先特朗普，但是，各大主流媒体和民调机构预测的“拜登大比分获胜”却并未出现。相反，拜登在多个摇摆州的最终票数优势微乎其微。

对于民调机构的再次误判，美国舆论普遍发问：你们怎么又说错了？民调还“靠谱”吗？民调为什么越来越远离民意？民调将把美国未来的路带向何方？
无法释怀的2016大选民调预测

希拉里2016年败选后，皮尤、《纽约时报》等涉足大选民调的机构迅速发文，解释民调失去准星的原因。不过在深入分析问题的成因前，他们还是不忘首先把自家的民调结果了肯定一番，称从全国情况来看，他们的预测还是准确的，希拉里的支持率超过特朗普1到7个百分点，结果也是总选票数希拉里占优云云。但是，美国的选举人制度决定了，大选从来不会看重全国总票数，而都是由几个关键州的民意决定，而这恰恰是民调机构在2016年搞砸了的主要原因：一如今年的选举，2016年民调显示希拉里在“锈带”的支持率远高于特朗普，可以躺赢，希拉里自己也这么认为，以至于对“锈带”的拉票工作非常不上心，结果正是“锈带”的选民将特朗普抬进了白宫。
那么为什么2016年地方民调会大失水准呢？按照民调机构的说法，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有大批的投票者，在大选最后一刻才决定自己属意的候选人，而这时民调工作已经收尾了；二是民调选取的各样本群体权重有偏差，特别是忽略了低学历者，比如只有高中或以下文凭的人，而这些人普遍青睐特朗普。

第三个原因争议性很大，即所谓“害羞的特朗普支持者”假说。该假说认为，因为特朗普离经叛道的言行，不符社会主流的政治道德，所以他的支持者不愿当着民调机构的面说自己支持特朗普。这种假说并不是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1982年洛杉矶黑人市长，民主党人汤姆·布拉德利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一职时，民调一路领先，但最终被共和党对手击败。当时就有人提出，布拉德利民调的虚高，是因为很多反对黑人当州长的人不愿公开说出“政治不正确”的话。这种假说时至今日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证明，甚至不少民调研究机构在过去数年中不断试图证明，“害羞的特朗普支持者”人数非常有限，不构成统计学意义。

民调的失准，除了上面几种媒体讨论的理由，还与民调机构的背景有很大关系。像《纽约时报》同锡耶纳学院搞的民调，其结果就倾向民主党；拉斯穆森的民调则被认为偏向共和党。当然，民调机构的党派倾向，并不一定意味着其有意扭曲民调结果。以《纽约时报》/锡耶纳的民调为例，共和党支持者接到该民调打来的电话时，不去回应的倾向非常明显，这就造成民主党人群的声音存在被过度表达的可能。《纽约时报》辩称他们已经考虑到这种情况，并根据各地两党党员登记情况对民调数据进行了权重调整，但这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即并非所有的特朗普支持者都是登记党员，有可能令《纽约时报》/锡耶纳学院的加权民调进一步偏离真实情况。

相差甚远的2020大选民调预测

对于靠公共民调生存的机构而言，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是展现其价值的最佳宣推时机，但倘若预测不准，也会砸了自家的饭碗。2016年大选的预测失误令各机构如履薄冰，过去四年它们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调研，优化民调模型，声称着重考虑了2016年预测失准的主要因素，如受访者教育水平、民调截止时间等。新模型在2018年中期选举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基本预测到参众两院的势力变化。于是在今年大选前，各民调机构又放出大话，说本次大选的民调，已经修正了2016年的错误，能够真实反映选民的实际情况。
现实却很骨感，截止到11月7日，拜登虽然在各“锈带”州及全国范围内的票数都领先于特朗普，但两者差距并不大。众多“锈带”战场州的差距都在一到两个百分点上下，而且都是特朗普早期大幅度领先，到最后统计邮寄选票阶段，拜登才全力赶上并涉险超过，这与众民调先前预测拜登具有的压倒性优势（宾夕法尼亚两者支持率的差距长期浮动在5%上下，威斯康星、密歇根等州的差距更大）很不相符；大选前民调纷纷预测，拜登能赢的佛罗里达州反被特朗普拿下。虽然近两天各主流媒体不断渲染，拜登得到的总票数创了历史之最（截止到8日，拜登已经拿下超过7500万张选票，超过奥巴马2008年时6950万的纪录)。但我们要看到，特朗普8日时的票数7083万张也已经超过了奥巴马。

与其说是拜登的支持率创了历史纪录，不如说是本次大选两党选民都被充分动员起来。美国的民意被分裂成两个势均力敌的阵营，互相排斥。特朗普也拿各战场州计票时的戏剧性变化说事，质疑计票流程，并启动了法律诉讼程序。可以想见，无论目前还没有完成计票的各州最终结果如何，本年度的大选，因为双方在关键州的细微差距，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危机，正处于加速酝酿期。大选前的民调，拜登获胜是字面意义上的“十拿九稳”（民调综合网站FiveThirtyEight选举前一天预测拜登获胜的几率是89%），但结果却是人们最担心的情况：两党相持不下，拜登邮寄票带来的优势被特朗普的支持者质疑。大选前，拜登希望通过一场干净漂亮的大胜来避免政治扯皮，目前这种期望已经化为乌有。

为什么民调再次跳水呢（虽然我们能预计到，民调机构会再度声称全国普选票方面，合乎他们的预测）？虽然现在计票尚未结束，出口民调的数据还不够全面，但我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现在公共民调存在的弊病。

被傲慢与偏见裹挟的民调模型

首先，微观上来讲，民调机构对很多变量的解释和权重分配可能不够准确。以教育程度为例，《经济学人》杂志2019年时曾比较了高学历人群（本科或以上）与低学历人群（高中或以下）从1972年到2016年对两党总统候选人支持率的变化，全国范围内，两类人群早期的差异并不大，甚至在70年代一段时间内，低学历人群对民主党的认同感还高一些。两类人群政见的大分流，出现在1996年克林顿第二个任期之后。低学历人群对民主党的支持度一路下滑，2016年大选达到最低点。1996年正值美国企业，借助互联网革命和制造业全球化重新获得活力，但代价是中低端制造业打着成本优化的口号，不断流失到海外。低学历人群从事制造业的比重很高，有不少人因为受到工会的庇护，能拿到较其他行业更高的工资。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剥夺了大批低学历人群的工作机会，而名义上工会的盟友——民主党，对此则无动于衷。甚至是民主党人的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还提出了TPP和TTIP，为拉盟友一起孤立中国，扩张美国大企业在海外的影响力，不惜放弃更多的本国制造业机会。民主党的这些举措激怒了低学历工人，致使2016年大选民主党在“锈带”丧失了大量的选票。其中最典型的是密歇根、宾夕法尼亚两州，这两州的低学历人群在90年代以前是坚定的民主党票仓，对该党的支持率甚至高于高学历人群，但进入21世纪后支持率迅速滑坡。特朗普上任后，由于一系列的减税和贸易战政策，制造业岗位曾有所回流，但今年因为新冠疫情再度遭到重挫，部分党派属性不够鲜明的低学历人群，将怒火又发泄到特朗普头上。根据CNN选举日，在各投票点做的小范围出口民调，低学历和高学历男性，支持拜登的比率都有所提升。“锈带”州部分低学历工人转投拜登，或是拜登在这些地区涉险过关的重要原因。

从不同学历人群的政见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学历这个变量并非自变量，而是受到社会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更准确地说，是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导致了低学历人群的政见变化。部分民主党媒体将低学历人群同“无知”“愚蠢”画上等号，暗示他们因为自身理解和分析能力不够才会对特朗普言听计从。民调综合网站FiveThirtyEight也曾发文指出，低学历人群无关收入水平，一律倾向特朗普，但该网站列举的“高收入”低学历人群，多从事工会化程度高的制造业岗位，对全球化带来的制造业外流非常敏感，所以说，低学历人群，特别是“锈带”工人2016年抛弃民主党，本质上是个经济问题，而非个人智商原因。将“低学历”同“无知”“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画等号，是一种典型的美式精英傲慢心态。
与民意渐行渐远的民调逻辑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另两个重要的民主党“票仓”——黑人和拉美裔。

皮尤2019年、2020年发布的民调均显示，黑人压倒性地（超过80%）支持民主党，拉美裔也有60%到70%的支持率。但根据CNN的不完整出口民调，今年黑人投给民主党的比例可能还少于2016年，拉美裔也出现类似的情况。美联社在提前投票时统计的数据也显示，黑人的投票率少于2016年，而黑人的低投票率也是希拉里输掉上届大选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BLM和移民矛盾愈演愈烈的今天，民主党在黑人和拉美裔中的支持率不升反降呢？其实从BLM运动中，黑人群体的微妙态度就可以窥见端倪。虽然皮尤的民调显示，黑人对BLM运动的支持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上的高位，但不少黑人知识分子，对这次由今年BLM的操盘手——民主党的真实动机疑虑重重。在BLM示威如火如荼展开的六、七月份，就有不少黑人团体召开会议，质疑民主党故意鼓励示威者的违法暴力行为，黑人左派更是对民主党政客支持BLM的表态嗤之以鼻，认为民主党人不过是将黑人，当做推翻特朗普的一张牌而已。

拜登选择哈里斯当竞选伙伴时，本意也是想聚集黑人的选票。但不少黑人对哈里斯的态度非常消极。一半南亚血统的哈里斯虽然自称非裔，但她在担任加州总检察长期间，为自己打造了一个铁面包公的人设，严苛执法（这恐怕是拜登挑选她的另一个原因，高犯罪率是民主党执政地区受人诟病的地方之一），大量抓捕黑人，引起黑人群体的严重不满。

从BLM和哈里斯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民主党中的精英其实对黑人的态度非常傲慢，他们大概认为把BLM规模搞大，挑个黑人当副总统人选，无论真实目的如何，身为（民主党眼中）“铁票仓”的黑人就应该对此感恩戴德，没人去关心黑人的真实需求。反倒是特朗普察觉到民主党人对黑人口惠不实的情况，竞选中多次试图讨好黑人选民。比如，宣称自己为传统黑人大学争取到了大批经费，他感染新冠病毒后第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就是为了参加黑人大学在白宫召开的答谢活动。

拉美裔对特朗普的支持是一个更微妙的话题。聚集在佛罗里达的古巴裔美国人，因为历史原因坚定地支持共和党。除了这个特殊群体，按照惯性思维，人们恐怕会认为特朗普的反移民倾向会招致拉美裔的敌视。但皮尤近几年发布的趋势显示，拉美裔中认同共和党移民政策的人也不在少数。这其中或存在某种先到先得的心态，已经获得合法居留身份的拉美裔，不希望身为非法移民的同胞与自己抢夺工作岗位，或拉低工资水平。

民调更需要与时俱进的思维

从学历、族裔的分析可以看出，民调中选取的各个变量，受到外界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甚至每个变量内部的个体，因为个人成长与工作环境的不同，都可能大幅度偏离社会对该变量代表人群的刻板印象。仅靠“性别” “族裔” “年龄” “教育背景”几个笼统的标签，就想建立一个能最大程度体现真实民情、民意的模型，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相对于公共民调机构，在预测民意方面上多次的马失前蹄，共和党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心理测绘学，推出的“智能选举”却能准确把握选民个人的喜好。特朗普在2016年选举时，能够向战场州选民精准投放政治广告，令很多选民放弃支持希拉里或是转投特朗普，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分析和广告推送功不可没。虽然这家企业现在已经解散，但是其骨干成员开设的新公司，仍然在为共和党的选战服务。在大数据分析这一领域，民主党的进步远远落后于共和党（遗憾的是，民主党时至今日还认为2016年选举失利的原因，不是他们的群众工作没做好，而是俄罗斯干预选举），这或许也是今年大选，特朗普能够在不少战场州同拜登打成五五开的原因之一。

民调要敢于直面美国求变的民意

微观上，公共民调很难准确把握各个变量内部的变化趋势，宏观上，今年的民调恐怕对民众的求变心理估计不足。本届大选是在一个极度不正常的大环境——新冠疫情下展开的。疫情的暴发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应对不力，直接把美国带入了一场突发的经济衰退（虽然从去年开始不少金融观察家就预计美国将有一次接近2002年互联网泡沫规模的经济衰退）。

经济不振导致失业率高企、选民的怒火自然都烧向了当政者。1932年的胡佛，1992年的老布什，都因为遇上棘手的经济衰退问题而连任失败。老布什在1991年时因为冷战结束以及海湾战争的迅速胜利，还曾经得到了极为广泛的民众支持，但仅过了一年他就败给了克林顿。应该说，参照美国大选史上的经验，特朗普拿到了地狱难度的大选剧本。何况本次经济困难，从表面上看还是一场政府无力应对的大瘟疫造成的，只要拜登团队不捅出大篓子，击败特朗普本是件轻松的事情。

但是，奔涌在美国社会中的一股明流，阻止了拜登阵营获得一场干净漂亮的大胜。正如同1932年深处大萧条中的美国民心思变，贫富差距异常悬殊的今日美国也一样。12年前，奥巴马说他能带来改变，结果上台后就跟建制派穿到一条裤子里去，这才有了2016年没人看好的特朗普入主白宫。人们讨论改革、维新，往往想的都是朝“进步”方面改变，以至于“进步”和“改革”成了一对孪生兄弟。但人类历史中的改革乃至革命，不乏保守派，甚至宗教势力主导的运动。

今日的美国，“左派”不成气候，连桑德斯这种顶多算得上“中左派”的人物，都成了特朗普口中的“极左分子”，民主党初选都过不了。因此，美国“政改”的话语权，被保守派和宗教势力牢牢控制，无论是削减政府开支还是反对堕胎以及同性恋婚姻，都体现了保守力量对现实的不满。这些作为改革者出现的保守派，成为特朗普狂热的支持者，哪怕疫情导致大批选民站队拜登，求变的渴望令特朗普仍然拥有稳定而庞大的基本盘，这也说明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新总统别无选择：在民调中体恤民意

民调无法准确把握民众期待变革的渴望，媒体嘲笑特朗普支持者的愚忠，这都说明掌握美国政治话语权的精英们，与普通民众间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代沟。

民主党的建制派还在做着我喂你什么东西吃、你都要感恩涕零的美梦。可惜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当盘中的蛋糕不够分时，再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众，都会凭直觉和本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何况，即便特朗普最终宣布认输，拜登接手的美国也将是一个烂摊子。愈演愈烈的疫情现在没有特朗普充当挡箭牌了，而美联储靠透支美元的国际信誉，死撑起来的股市泡沫终会有爆破的一天，拜登需要妥善处理好这些迫在眉睫的危机，否则那些凭激情将特朗普赶出白宫的选民们，也会同样将中指指向拜登。而不服输的特朗普支持者，也绝不会安静地吃瓜看戏，无论那个被保守派控制的最高法院。现在拜登需要祈祷民主党在佐治亚州的参议员改选中一举击败共和党，从而把控参议院，否则未来四年的美国，将会深陷高度不确定性的混沌之中。

历害过怎么这么不要碧莲？连选举都不敢，跳出来找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