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就死吧”，这一年穷人在纽约是怎么死的？

在纽约的大街小巷，每一个地铁站几乎每走两步就能碰到一个流浪汉，在冬天的雪地里瑟瑟发抖，睡在用纸盒拼出来“家”里，不知不觉就成为纽约街头文化的“一个标志”。


去年疫情期间，纽约交通运输管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地铁站里发现一名死去的男子。这名57岁的流浪汉被判断为自然死亡，生前的精神面貌很是憔悴。

据此相隔11个小时后，又有另一名死去的流浪男子被发现。据诊断，这名61岁的流浪汉也属于自然死亡，他在地铁的长椅上溘然长逝。没有谋杀的迹象，两名流浪汉就这样离开了人世间。


几年前，美国纽约唐人街发生过发生一起恶性随机伤人案件：4名流浪汉在街头睡觉时
被人用金属棍打死，其中1人受重伤，生命安全令人堪忧。

纽约有7万无家可归的人，每125个纽约人就有一个流浪街头，冬天寒冷，他们大多居住在市里几百家庇护所里，空间十分窄小，人与人的距离非常紧凑。疫情蔓延，一人感染，就能全军覆没。

很多纽约客说，新冠在纽约，只是穷人的瘟疫。不仅仅是在纽约，在美国，交通发达的大城市为大量穷人和流浪汉提供了容身之处，疫情袭来后，他们成了最容易受伤的人。

纽约感染者最集中的地区就是皇后区，这里居住着大量低收入工作者——有环卫工人、货车司机、杂货铺店员、地铁与公交车司机等，近八成都是非洲裔或拉丁裔。

24小时运转的纽约地铁，因为人手短缺，出现大量晚点和取消班次。负责运营地铁的纽约大都会运输署（MTA），72000名员工，曾经超过6000人感染或隔离，至少41名乘务员死亡。

除了公共交通的工作人员“遭殃”，严重的新冠疫情已经让纽约市陷入停摆，纽约的地铁客流量整体也下降了87%。但是，在纽约穷人较多的街区，地铁站却依旧挤满了赶去
工作的人，就好像“无事发生”一样。

《纽约时报》一篇题为“隔离措施他们承担不起，因而选择直面地铁”的报道，记述了纽约市的这一看似违背常理的现状。疫情期间，与曼哈顿地区地铁客流量下降75%相比
，170街地铁站的客流量基本照旧，每天早晨依旧有上千名的乘客涌入。

伊坎斯昂是一名家庭健康护理，她在布朗克斯（Bronx）地区的170街地铁站等待早班地铁。“我知道这个病毒非常危险。我不想得病，我更不想我的家人得病，但我还是必须得去工作。”


附近很多居民表示，除了与陌生人一同挤地铁并让自己可能暴露于病毒之下，他们别无选择。而由于地铁车次又被削减，他们在搭乘地铁时不得不面对更加拥挤的环境，卫生专家和官员们所建议的“保持社交距离”，根本无法实现。可是在全城隔离期间，对于依旧必须搭乘地铁赶工的人来说，接触新冠病毒“恐怕是他们最不在乎的事情”。


43岁的塞内加尔移民道达·巴，住在地铁站附近的一处庇护所中。他透露称，他的庇护所里50个人共用3间浴室。对他而言，连用洗手液洗手这种事都显得很可笑，因为“有
时间靠近洗手池就不错了”。

他告诉记者：“我都已经住进Bronx的庇护所了，还关心什么卫生。我唯一考虑的就是
挣钱。”道达·巴去年12月份被一家观光客车公司辞退，当时他的老板承诺3月底会重
新再雇佣他，现在看来已经是遥遥无期。前几天，他的一个朋友帮他找了份临时工：有人要搬出公寓，需要找人帮忙。为此他准备搭乘地铁，前往布鲁克林。记者问到期间不怕感染新冠危及生命吗？而他一脸平静的回答道：“如果我要死了，那就死好了。”

在纽约，贫穷似乎比病毒更致命。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教授斯科特·弗兰克（
Scott Frank）指出，一个人的死亡原因有三种：

第一种：死因是医学上的，如具体的疾病或外伤；

第二种：死因是个人的行为习惯，如长期吸烟与不运动；

第三种：死因是更广泛、更深层的社会问题，它们决定了人们的生活现状和行为习惯，以及他们的遭遇。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它似乎正在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最严峻问题——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平等程度偏高时，生活成本往往会上升，迫使更多的低收入家庭成为月光族。与此同时，工会的衰落和兼职工作的兴起意味着，低收入工人得到的保障减少。


纽约这个八街九陌的大苹果，有人吃着不尽，可以在第五大道尽情购物，坐拥百万天际线的夜景；但对于无法负担起高额成本生活的人来说，只能流落在街头，看着城市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数着密密麻麻的万家灯火，却没有一盏属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