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流感》——高级结构性暴力

放到2020这个多事之年，《流感》是令人震撼的电影，在道路间开展开的塑胶病房、体育场改造的火葬场、用停车场改造的等死场、人群仓皇的奔窜、警察军队化管理，而政府高层在辩论权力与人道，从前景故事到背景故事，《流感》一气呵成了全球化的当代警示预言，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与普世价值，竟如此的不堪一击。

《流感》的前景铺陈在盆唐地区发生的三条故事线：一个是女医生的包包随着车掉在洞里，一个是负责搜救女医生的一个盆唐救援队员，还有从香港仲介进来韩国的非法外劳，在以货柜为包装的现代奴隶船因病毒扩散而死去，使得协助运送与接待非法外劳的韩国兄弟的弟弟也因此得病，并护送到女医生所工作的医院。在进医院前，他便沿途感染了不少人。这便是盆唐疫情的开端，其后便开始了2020的我们看起来十分眼熟的“封城”。


这是很常见的韩国电影的思考方式，一切问题从不道德的起源开始，非法的劳工与非法的人口贩子造成了灾难，而最后灾难的解方在于代表人性道德面的女医生的女儿身上。她因为一时的怜悯所以拿食物给带有抗体的非法外劳男孩之上，使得之后非法外劳男孩愿意为了女医生的女儿提供血液。

一般自然生长的病毒为了要增加传染力，会降低致死性，让宿主能够活久一点传播更多疾病。否则就是在致死性高的情况下，宿主死亡前最大化其传播能力，例如让其精神失常让其做出不顾他人而莽撞行动，并让其产生咳嗽以及吐血的症状，使尸体也产生感染能力。

很明显《流感》的病毒就是后者的方式，极快速的飞沫、体液、血液溅射遍布本片，伴随着悲痛欲绝的惨叫与吼叫，还有身体不由自主的乱颤与晃动，秩序以飞快的速度瓦解，病毒将人间变成了炼狱。那么我们会问是什么让病毒传播的更快？而不是让病毒在小地区把人杀光后便自行灭绝？

全球化带来的巨大贫富差距与M型化社会，让原先在故乡工作的人不愿意待在这里，宁
愿出国赚取外汇，于是本地产业便无法自主发展起来，而只能指望外资进入。全球化前村与村的竞争，现在成了一个国家的村与另一个国家的村的竞争，彻底的斩断了原先当地的联系。

这也是为什么在《流感》里要在前景安排身为地方救援队的男主去替女主找寻包包时，女主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因为在她看来，男主不过是像警察那样属于公部门的人员，是所谓的仆人，一切服务成本早就在领薪给付给他，因此身为纳税人的她怎么不礼貌的对待男主都是理所当然，甚至也可以在男主下班后要求他进洞给自己找东西。

作为一部商业电影，《流感》没有办法将主要角色构造得太复杂，这样观众有可能会否定他们，所以张赫饰演的男主必须是个人格无瑕疵的圣战士，为了一面之缘的女孩好好看顾她的孩子；至于秀爱饰演的医生性格上的瑕疵也很快的被揭露，她是被家暴过的单亲妈妈，从而冲淡了她那种势利性格的负面观感。

《流感》中关于疫情的对立，基本上还是地方对上中央，因此中央既然以强力镇压，比如把人关在有患者的超市，或者以枪弹禁止人员进出，地方也要有人强力回击，以激进的行动回击激进的控制。

为了让这样的必要之恶被分割出去顺利留存，本片便需要由另一个角色承接地方反抗的势力，在这里是马东石饰演的前军人兼地方派系份子，而不能让男主角承担更多的黑暗面，以至于男主角成为了一个过于全面的好人。甚至你可以看到连马东石这个一呼百应、引导盆唐居民走上街头的关键角色退场的机制，也不是被男主角蓄意杀死，而是其自己跌在Ｘ型铁架上被插死。

如果再进一步检视马东石想要的东西，其实也无非是抽一些已有抗体的小女孩的血给自己用，而他先前也算是有间接拯救了主角的生命，结果却落到这样的下场可以说是窝囊极了。

《流感》以紧凑的情节让观众观赏的过程心情起伏不断，那种丧尸围城的压迫与军政府的复辟召唤着观众心理的恐惧，藉由一层层空间的打开，观众一步步所逼近的是作为法西斯比喻的病患掩埋场。在这过程中，人们想起的是国家以处理病毒为由的结构性暴力，这种能高效处理“人”的结构性暴力被完美的视觉化、甚至听觉化了。

电影里男女被分开而被要求各自脱光衣服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具体的比喻，那就是“剥光人身上的符号”，去除差异以纳入国家牲口式的高效管理。片中一个小兵见到母亲被放在原为停车场的等死区时，直接崩溃的脱掉了作为士兵的面罩，不顾会感染的危险去抱住他母亲。而母亲也透过他露出的脸孔辨识出了他。


如何在疫情蔓延时拿捏国家权力的尺度而不致使其成为一种比疫情更有害的暴力，已经是当下各国被迫面临的实际问题。因为绝对的权力在谁手上都只会带来绝对的腐败，而这比病毒更致命。

在人的生命与人的意义间，这部韩国商业灾难片给我们上了意外惊喜的一课，病毒夺去人的生命，但极权夺去人的符号，而后者的夺取比前者更有害，因为那让人成了牲口…